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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岩:中共顶级间谍中的清华‘学霸’群
2019-03-04 16:01:20
来源:品山文史 作者: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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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戴中溶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最高等级的机密。
  若论20世纪的情报大师,恐怕无人能出周公之右。


  周公麾下,许多顶级间谍出身顶级名校。上一篇写了一些北大精英的事迹。清华大学同样有一批‘学霸’,成为了中共杰出的情报员或地下工作者,如冯仲云、戴中孚戴中扆兄妹、刘毓珩、熊向晖等等。

  他们的才智、师承、已达到的专业水准,如果不走抗日救国道路,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一些科学学科的奠基者。

  冯仲云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熊庆来1926年创办清华大学数学系时,招的第一个、也是当年唯一一个学生,是陈省身(熊庆来1930年招为研究生)和华罗庚(熊庆来1931年特招入校)的师兄。

  戴中孚与钱学森是1930年一同入读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同学。1934年清华创设“航空工程组”,戴中孚与钱学森又一同来到清华。钱学森改学航空并考取清华第7届庚款留美,已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戴中孚被聘为航空组的助理教授,称“一时人才之选”。

  戴中扆是戴中孚的妹妹,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学有钱三强、于光远、王大珩、何泽慧……有一张30年代清华物理系师生的合影,几乎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和教授们同站前排的唯一女生是戴中扆。

  刘毓珩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金岳霖、冯友兰的门生,入校不久就被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又当选北平学生联合会代主席,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

  ……

  这些清华‘学霸’们在国族危亡之际,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的救国道路,成为中共的杰出间谍或地工,如熊向晖是中共情报战线的“后三杰”之首;刘毓珩打入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卫立煌身边;冯仲云从一个数学天才,成为中共在伪满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又成为东北抗联的传奇将领,和协助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的情报负责人。

  本篇先讲述戴氏兄妹的传奇。戴氏兄妹又都与上海交大有渊源,或许这篇文章应改题“清华-上海交大群”。

  图、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1排:戴中扆、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萨本栋、 任之恭、傅承义、王遵明;2排:杨龙生、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李鼎初、池钟瀛、秦馨 菱、王大珩;3排:于光远、杨镇邦、谢毓章、孙珍宝、刘庆龄;4排:赫崇本、戴振铎。

  一、戴中孚:钱学森向他保证学成归国

  1985年3月9日,钱学森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

  钱学森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他1955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是出于爱国还是被美国驱逐,中国和西方媒体一直各执一词。如《南京大屠杀》一书的美籍女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认为最初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因受朝鲜战争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

  钱学森信中所说的戴中孚,就是杰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清华出类拔萃的‘学霸’。

  1931年戴中孚在上海交大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是当时交大7名党员之一并担任宣传干事,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学运工作。

  与此同时,戴中孚的学业仍然出类拔萃,一毕业就被聘请到清华大学航空组任教,成为中国航空事业的拓荒者之一。

  1934年戴中孚到任清华教职,同时把党员关系转到中共清华党支部。

  当时中共北平市委及地下组织连续15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了党组织。就在戴中孚来到清华的1934年,中共北方局派人到北平重建组织,只陆续找到7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

  但蒋南翔、戴中孚等组成的中共清华支部却保存下来,七七事变时在校党员发展到42人。

  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共青团改造为进步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由中共清华支部倡导,1936年2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带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相继成立了民先队组织。

  当时清华在校学生总数是708人,发展有183位民先队队员。熊向晖、戴中扆、钱伟长等都是清华民先分队的创始成员,是抗战初期,中共在北平宣传和组织民众抗战的最主要外围组织。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撤到湖南,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戴中孚和熊向晖都是长沙临大党支部成员。这期间他们参与组织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是周恩来将大批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主要途径,如“龙潭后三杰”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陈忠经(北京大学经济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参见:周恩来的顶级卧底是怎样炼成的)

  虽然没有查找到戴中孚这一时期地下工作的具体记载,但从上述情况,可以想见他出众的秘密工作能力。

  戴中孚证明钱学森赴美前夕曾向他表明学成归国的心迹,他当时还鼓励钱学森说:“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可见钱学森赴美留学时就有学成归国服务的志愿,而戴中孚对此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图、1934年清华大学航空组成员,前排中为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后排左三为戴中孚,前排右三为 外聘教授著名航空专家华敦德博士

  二、戴中扆:放弃走上物理学殿堂的才女

  戴中扆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学毕业,周培源、叶企孙等让这位难得的才女留校做助教。

  戴中扆绝对有条件成为同班同学何泽慧、钱三强、王大珩、谢毓章一样的杰出物理学家,但她选择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七七事变后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选择了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戴中扆的同学何泽慧也曾申请到国民政府军工署参加抗战,因为是女生遭到拒绝,才出国深造,后来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戴中扆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统管南方各省工作,1938年10月后为南方局)的秘密电台工作。1939年1月又调到陕甘宁根据地,先后任职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领导社会部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

  戴中扆对中共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展了中共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戴中溶——戴中孚和戴中扆的哥哥。

  1939年初,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戴中扆从延安到凤翔看望兄长戴中溶。她应该是带着任务去的,因为戴中溶具有特殊身份:胡宗南集团军的机要室副主任。

  戴中溶是电讯领域的奇才,1930年入读上海交大电讯专业,1934年被魏大铭选为他的替代者。

  魏大铭是什么人呢?民国时人们说“中国有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两个专家一个就是魏大铭,一手创建了军统的通讯系统,被称为“戴笠的灵魂”;另一个是魏大铭的老师李范一。

  李范一是13岁考取秀才(1903)的神童,参加武昌首义,1912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最前沿的无线电。1924年应孙中山召唤,回国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北伐胜利后,先后任上海交大校长 、国民政府军委会交通处处长等职,是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创始人。

  1932年淞沪抗战,率“天下第一师”驻防江苏的胡宗南急需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李范一向他推荐了得意门生、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持电台事务的魏大铭。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就帮助胡宗南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后来胡宗南部调往陕甘,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胡宗南就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魏大铭则选中戴中溶推荐给胡宗南,替代自己随胡宗南去陕甘。

  戴中溶能被“中国两个无线电专家”之一“走马荐诸葛”,可见其已在无线电领域显露出卓越才能。

  26岁的戴中溶到胡宗南部队后,建立起从指挥中枢到达部队团、营级的实战无线电通信网,培训了一大批无线电报务员,深得胡宗南的信任。

  戴中扆1939年初到凤翔见戴中溶。戴中溶向妹妹诉说了因蒋介石、胡宗南消极抗日、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戴中扆向他讲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为。戴中溶便提出想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戴中溶回忆录》)。

  戴中扆随即回延安,向省委书记欧阳钦报告了戴中溶的情况和意愿。

  欧阳钦曾和周恩来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又到苏联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他请示周恩来后,派戴中扆再次来到西安。

  戴中扆向戴中溶传达中共方面的意见说:延安知道他也了解他,但不同意他去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围困陕甘根据地,一举一动对延安的影响甚大,而中共方面想在胡宗南的机要室打进人几乎不可能。戴中溶绝不能放弃在胡宗南部队的特殊地位,他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戴中溶同意这一安排后,中共中央社会部特别选派罗青长来西安,担任与戴中溶的专线联络。

  罗青长当年20岁,却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周恩来主要的情报工作助手之一,建国后曾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戴中扆随后在一次公共场合,假装‘偶然相遇’,安排戴中溶与化名“小张”的罗青长接上了关系。

  之后便由罗青长与戴中溶单线联系。1941年罗青长调回延安,把戴中溶的关系转给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

  戴中溶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最高等级的机密。

  这样中共在胡宗南身边,就建立起比“龙潭后三杰”隐藏更深的一条情报线,连“三杰”也不知道戴中溶的身份。这两条线提供的情报三次挽救了中共中央。戴中扆功不可没。


  图、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王大珩、戴中扆、许孝慰、何泽慧、于光 远;后排左起:钱三强、杨镇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

  三、戴中溶:深潜龙潭,助毛泽东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戴中溶成为中共深潜间谍两年后,戴中扆因临产来到西安,戴中溶为她安排住处和就医。军统特务可能怀疑或察觉了戴中扆就是中共调查研究局资料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黄葳”,对她进行监视和盯梢。戴中溶发觉后,将她转送到一家教会医院。

  两天后戴中扆生了一个男孩,戴中溶每天上午去医院看望一次。几天后教会医院的院长通知戴中溶:有人来医院要抓戴中扆。

  戴中溶情急之下,顾不得暴露的危险,直接跑到被特务紧密监视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求援。

  当时国共合作,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正取道西安回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声东击西”,避开军统特务的监视,将戴中扆接出来送上朱德的车队,安全返回了延安。

  但戴中溶因此遭遇了极大险情。

  后来戴中溶得知:他直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军统特务要逮捕他,只是顾及他是胡宗南的机要人员,去报告请示胡宗南。

  戴笠时期的军统特务向来横行无忌,抓人往往先斩后奏,但在西北为什么一定要报告请示胡宗南呢?

  这是因为戴笠与胡宗南是结义兄弟,胡宗南对戴笠成立特务组织又有莫大帮助,因此戴笠特别规定军统西北区有重要事情,都要报告和请示胡宗南。

  军统西北区头子刘大军去请示胡宗南。胡宗南不愿相信他的机要室负责人通共,要特务先搜查拿到证据再说。

  特务乘戴中溶不在时,把他的办公室、宿舍彻底翻了一遍。

  但戴中溶传递情报的方式非常巧妙隐秘:他从来没写过一个字的情报,而是将胡宗南集团的电台密码和电讯系统接口告诉了中共中央,只需在军事行动前将行动时间口头告知联络员罗青长或王石坚,延安方面到时间监听胡宗南部队的通讯,就能准确掌握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因此特务们没有搜查到任何疑迹。

  当初戴中溶由魏大铭推荐到胡宗南部队时,他就向胡宗南申明:一不加入国民党;二不参加“总理纪念周”等政治活动;三不穿军装,不问政治,专攻技术。

  因此胡宗南认为戴中溶是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对特务说戴中溶不问政治只看重亲情,不会搞政治活动,所以会毫无顾虑地去八路军办事处。

  戴中溶由此逃过一劫,中共也保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深潜间谍。

  1947年9月24日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保密局(军统)特务破获,台长李政宣夫妇被捕叛变。

  国民党保密局为了挖出更多中共地下人员,让李政宣夫妇仍用原电台与西安王石坚方面保持联系,陆续在北平、保定、沈阳、承德等地秘密抓捕了多名中共北方情报系统人员,并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于9月29日在西安秘密逮捕了王石坚。

  为给延安方面解决急需的电讯器材,抗战胜利前戴中溶曾冒着极大风险,把罗青长介绍来的中共情报员王金平安排进他负责的电信器材修造所,为中共搞到不少国民党控制很严的电讯器材。

  这次王石坚被捕的同时,王金平也被逮捕。第二天,戴中溶遭到逮捕。

  戴中溶回忆说,当时西安、兰州、北平、热河、长春、沈阳等地被捕的中共北方情报网100多人,都被集中到南京,关押在一所大花园洋房(宁海路三号)里。因为军统特务认为案情已经完全查清楚了,只等上面审批定案,不怕他们串联,所以都关在了一起。

  戴中溶在南京见到王金平,问他为何将自己供出来。王金平辩称军统特务对他的审问中根本没有提到戴中溶。另一位被抓的姓赵的情报员(注: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则称,北平电台被破获,电台上一切联络表、情报稿都被搜走,一网打尽,他没办法,不得不承认(由于当时多人涉嫌叛变,因此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对王石坚是否叛变做出结论,当另文详述)。所以戴中溶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是谁供出了他。

  按当时的情况,戴中溶等人很可能会被秘密处决。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共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并安排在美国的冯玉祥召开记者会,责问蒋介石政府最近抓了一大批人,其中有他部队中的一个牧师,为什么不经过公开审判就处死人。

  国内外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设立特种刑讯厅审理此案。但这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掩人耳目。北平被捕的五位情报员因为亲笔写的情报电稿被军统特务缴获,被抓到确凿证据,仍未经审判就执行了枪决。

  戴中溶在审讯时只承认有个妹妹在延安,因想知道妹妹的情况,因而与共产党有来往。最后军事法庭就以“因有妹妹在延安,故而和共产党人有来往”的罪名,判了他十年徒刑。

  戴中溶先被关押南京新建的水西门陆军监狱,1948年底又转到杭州的浙江省陆军监狱。大概因为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也没人顾得上理会他们,直到有一天整个监狱看不到一名管教,而进来一队解放军。他们获救了。

  图、戴中溶与周恩来合影

  戴中溶获救后被召到北平,接受的任务是研发开国大典升旗的电控装置。

  戴中溶设计了两套方案:一套为自动升降,国旗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导线从天安门广场通过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和金水河,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控制开关连接;同时设计了手动升旗的方案以防万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戴中溶研发的红色控制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