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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利出一孔:管仲的思想,商鞅的实践
2019-03-06 14:37:37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11期 作者:梁发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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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国家控制了一切财政和资源,控制了一切获利的途径和渠道,堵死了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谋生机会,民众完全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实现了如管仲所期待的“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利出一孔”意义如此巨大,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由王军(现任国税总局局长)主编的《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第一卷·上)对此解释说:“如何轻赋税?一要实行单一税率,……二要减少税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利出一孔”的意思是减少税种?这个观点并不是该书主编王军局长的思想,该书的这部分是由东北财经大学的孙文学教授任副主编的,这一段完全是抄自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中的原话。

  在《管子》中,管子说出“利出四孔,其国必亡”之后,紧跟着的是这样的话:“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意思是,先王知道利出一孔的重要性,因此杜塞老百姓取得余财的渠道,限制老百姓获利的途径。所以,一切利益的给予和剥夺,都取决于君主,君主可以让老百姓富裕,也可以让他贫穷。因为君主完全控制了老百姓获利的渠道和机会,所以老百姓对君主,就像对日月一样爱戴,对父母一样亲近。如果读了这几句话,你还能得出管仲是建议君主减少税种吗?减少税种,实行单一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管仲“利出一孔”的要义,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老百姓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除了君主格外开恩允准的以外,百姓没有其他的获利求生之道。

  从历史上看,后世最彻底最系统地学习贯彻管仲此思想的,是商鞅。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将“利出一孔”发挥到了极致。

  在《商君书》中,商鞅建议说:“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其中所谓“利之从壹空出”,就是管仲所说的“利出一孔”。商鞅还说:“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意即老百姓有千千万万的欲望,但老百姓获取利益,满足欲望的途径,却只有华山一条路。因此要“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即国家应该堵死老百姓私下获取利益的一切孔道,只开启一个门洞,让老百姓经由这个门洞去实现自己的欲望。可见,商鞅是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

  管仲虽然提出“利出一孔”的主张,但是这只是一个原则,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而商鞅变法时,对利出一孔提出非常具体的操作办法。

  在商鞅的思想中,国家不但掌控一切获利机会和渠道,还可以根据需要,强制老百姓只能按照国家恩准的唯一渠道求生,其他的渠道都被完全堵死。商鞅规定的老百姓唯一的求生之道,就是耕战,即开荒地,种庄稼,积极参军打仗。商鞅时期的秦国是很落后的。要争霸,就需要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粮食。要获得粮食,需要老百姓认真种地,仅仅耕种目前的土地还不够,还必须鼓励他们大量开垦荒地。在商鞅的设想中,国家对于耕种和垦荒的老百姓,要给予各种奖赏,包括给予爵位,而对从事与此无关工作的人,则给予严厉打击和羞辱。

  打击和惩罚的目的,就是堵死从其他途径获取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商君书》中,他赤裸裸地强调,要让不从事耕战的老百姓“无所于食”,即没有地方吃饭,等于是剥夺了生存权,迫使老百姓从商鞅规定的唯一孔道中谋生。

  商鞅通过一系列的禁令和惩戒,堵死百姓获得利益的渠道和途径。

  首先,要从根本上让老百姓变得愚昧无知。愚昧无知的老百姓既失去从其他职业中获利的想法,也失去从其他渠道谋利的能力。要让老百姓变得愚昧,没有想法,没有欲望,安心被驱使,商鞅大致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禁止给游说之士授予官爵与权力。春秋时期,一些游说之士凭其知识学问,奔走各国,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谋取官爵、富贵和社会地位。商鞅正是这样游说且谋取到高位的成功人士。但像商鞅这类靠知识、学问而谋取高官厚禄的读书人,会在社会上形成典型示范作用,会引起很多人群起效尤,钻研学问,拒绝农事。于是商鞅规定说,不要给这些游说之士授予任何官职和权力。这样,知识便没有任何意义和用场,老百姓便不会热衷于学习知识。如此,老百姓就会变得无比愚蠢,就会乖乖地在土地上给国家开荒种地。商鞅原话是这样的:“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

  商鞅还禁止老百姓游学、交往,禁止人们旅游,禁止传授学问,禁止开设馆舍。交游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人们就会有对比、思考和怀疑。人们有了想法,便不会安心务农。所以必须禁止这些行为。商鞅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

  商鞅还禁止让老百姓接触文化娱乐。因为文化娱乐会激发老百姓的享受之心,摇动奉献之心,不再安心从事为国务农的工作,所以,一定要让老百姓远离动听的音乐和华美的服装这些东西。如果老百姓对于所有文化娱乐从来没有过听闻感受,那么,他们就会一心一意地安分守己地从事农业生产。商鞅说:“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所谓声服,就是能够移动人心的音乐和服饰。

  商鞅尤其禁止老百姓迁徙。老百姓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呆着,没有什么见识,长久就会成为呆子,国家希望他做什么,他就能作什么。对于随便迁徙的乱民,要剥夺他们的谋生机会,迫使他们定居下来开荒种地。商鞅说:“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诛愚,就是朱愚,老实愚钝的意思。

  为了让老百姓愚钝,商鞅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研究古代典籍,提高自己的知识见解,禁止他们互相辩论,外出周游,寄居他乡。如果国家的公职人员钻研学问,研究典籍,辩论政策,那一定会影响到老百姓。商鞅要求,大臣们不能到老百姓聚居的地方去旅游,以免他们的见识议论感染了老百姓。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只要从精神上泯灭人们的欲望,想法和能力,那么,人们就一定会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从事农耕,不会再想着从其他渠道获利了。

  第二,商鞅也明确禁止老百姓从其他渠道获益。

  农民生产粮食,粮食多了,自然也想出售一些,赚点钱花。但商鞅既禁止农民出售余粮,也禁止商人收购余粮。农民卖不掉余粮,当然只能交给国家。商人无法收购余粮,就无法通过在丰歉年份之间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利 差,商人赚不到利润,也就只好放弃经商,转行当农民。“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商鞅禁止富人雇佣他人劳作,也禁止穷人从被人雇佣中获得利益。这样,有力气的穷人,自然只有去从事农耕,不再想法设法通过给人打工谋生。商鞅说:“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

  管仲曾经要求“官山海”,就是把森林海洋都作为官家的私产垄断起来,禁止百姓获利谋生。国家对专营物品售以高价,据以赚取巨额利润。和管仲差不多,商鞅也要求把森林湖泊草地沼泽等可能带来收益的所有自然资源垄断起来,由君主统一管理经营,禁止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那些懒惰成性、欲望多端又厌恶务农的老百姓不能从山林河泽这些自然资源中获利求生的时候,他们就只有按照国家给定的途径,乖乖地给国家耕作开荒。他说:“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第三,对于一直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商业经营中取利的商人,商鞅的办法是通过增加交易的赋役,予以打压,使他们从经商中无利可图,不得不回归农业。

  对交易中的酒肉征收重税。商鞅要求对市场交易的酒肉,征收很高的赋税,使酒肉的售价达到成本的十倍以上,这样,农民买不起,自然就不会消费,商人的酒肉卖不出去,也就没有什么利益,他们就会回归农业。

  对于关卡和集市征收各种重税。赋税重了,农民憎恶商业,不去经商;商人赚不到钱,也就丧失了对商业的信心,会改业务农。他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为了打击商人,商鞅还规定,要加重商人的劳役。商人家里的奴仆们,也要进行户口登记,一律从事服役。商人被强加沉重的劳役,也就没有时间精力从事贩运之事了。商鞅认为:“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

  商鞅设计的利出一孔之“一孔”,就是耕战。除了这个孔,其他的可以谋生获利的孔道都被堵死。商鞅将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完全落实到社会现实中。由于国家控制了一切财政和资源,控制了一切获利的途径和渠道,堵死了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谋生机会,老百姓完全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实现了如管仲所期待的“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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