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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一书生:1949-1976年的中国,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败
2019-03-14 10:52:23
来源:合传媒 作者:卸甲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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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近30年中,道德准则与社会制度安排严重背离,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残忍的斗争手段与人的善良本性严重背离,从而带来社会上普遍性的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

  三、对地主富农的道德丑化与批判“道德继承论”

  1962年至1965年间,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一方面开始从道德上丑化地主富农群体,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排除道德继承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有关方面以文学艺术形式开路,集中对地主富农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借助电影、戏剧的形式“塑造”出著名的4大地主“形象”——刘文彩、周剥皮、南霸天、黄世仁。他们无不被指斥为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的人。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几位师生奔赴大邑,在刘文彩庄园里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该组泥塑共114个,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其中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场景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水牢的出现是因为农妇冷月英说她欠了刘文彩侄子刘伯华5斗租子,而被关进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其后有关方面把这个情结嫁接到刘文彩身上。1980年代,地主庄园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没有找到相关的人证、物证,遂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称,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诉苦当上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也说,有关于刘文彩水牢及刑讯室的事儿“都是别人让她说的”。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参见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

  周扒皮是著名的“文盲作家”高玉宝笔下的人物。在高玉宝撰写的(其实是别人帮助成稿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有一个著名故事“半夜鸡叫”,说的是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的故事。该书虽然出版于1950年代,其产生广泛影响却借助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半夜鸡叫》木偶片。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辽宁瓦房店黄店屯人,一家20多口人,拥有240亩地及4个作坊、1个杂货铺。周年轻时下地干活,生活上对自己很抠,家里除4个儿子及媳妇干活还雇了几个长工,高玉宝就曾给他家放过猪。东北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打死了。至于“半夜鸡叫”之事,村里老人表示没听说过。同村的孔庆祥说:“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杜兴《周扒皮原来是个厚道人》)

  南霸天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地主形象。海南陵水县一个名叫张鸿猷的地主与他扯上关系,是因为摄制组1961年拍摄时看到张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的宅子,在那儿采景的缘故。但当地人说,张鸿猷是教师世家,没有血债,也没有家丁、枪支、碉堡,只是请了几个小姑娘帮四姨太带小孩。红色娘子军连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说,娘子军第一任连长庞琼花是贫农,并没有给人家当过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参见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后,于1962年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

  与前3个地主不同,黄世仁本无其人,就连创作原型的影子也找不到。他是抗战时期根据晋察冀地区流传的一个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创造的文艺形象。有关黄世仁强奸白毛女,并把她逼进深山过非人生活的戏剧虽然在1949年之前就在各解放区演出,但真正令全国人民家喻户晓还是解放后。1950年东北制片厂根据歌剧《白毛女》拍摄了电影,1960年代又开始排演同名舞剧。

  上述4个地主形象中,黄世仁出现于1949年以前,周扒皮出现于1950年代,但都于1960年代借助舞剧、木偶电影的形式达到举国人人皆知的效应;刘文彩、南霸天完全是1960年代的产物。为什么要在1960年代对地主富农展开道德批判?一方面是因为土改时对这一群体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清算,指出其剥削的实质,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分土地,分浮财。由于乡村中真正欺男霸女、恶行累累的地主富农毕竟只是极少数,而干这类勾当的多为家道并不殷实的游手好闲者,在土改运动中多数成了积极分子,按照农民们固有的善恶标准,这些人才是道德品行丑恶之人。所以当时指认所有的地主富农都道德败坏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农民们也想不通。利用文艺形式从道德上批判地主富农的好处是可以虚构,把奴役农民、霸占民女,大斗进小斗出,打人,关黑牢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集中到一个艺术形象身上,却能给不了解土改具体情况的观众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以为所有地主富农在品行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全国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更加严密,从道德上批判比仅仅从政治上批判更能调动每一个人,尤其是要使对本地地主、富农分子真正经历一无所知的青少年们心生憎恶感,积极加入到监视、管制阶级敌人的队伍中来。此外,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甚至大批饿死的民众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也急需有发泄的出口。

  四、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理论清算

  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理论上的彻底清算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1960年代初,姚文元曾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对道德的阶级性做了分析。姚文影响主要在文艺界,且没有全面清算所谓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罪恶”,刊登于1966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作者关锋、吴传启。以下简称《道德论》)则系统、全面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该文发表于“五一六”通知之前——这才是文革的开端,所以本文仍把它归入1962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道德论》的批判对象是历史学家吴晗多年来提倡的“道德继承论”,按照该文的归纳,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应当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道德论》批判的思想武器是阶级分析法,即“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具体来说,关于忠,吴晗认为“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德论》说“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关于孝,吴晗认为“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道德论》说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如果自己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照顾父母、赡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革命同志之间早已习惯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关于节,吴晗认为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道德论》说吴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所说的骨气就是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关于礼义廉耻,吴晗认为:“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道德论》说吴晗是在骂劳动人民都“臭烘烘的”;共产主义者不能讲封建道德的“义”,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的品德是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从革命利益引伸出来的,吴晗说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是在诽谤无产阶级;好与坏,耻辱与光荣,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地主阶级认为是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认为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第一重要原则。《道德论》说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吴晗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并且实质上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

  《道德论》实际上对1949年至“文革”前夕的道德重塑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它极力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判“人性”论,否定亲情、人情、同情之心。隐藏在这些理论高调背后的社会现实是,讲假话空话,施阴谋,论等级,搞歧视等行为大肆泛滥,咒骂污辱,刑讯逼供,用暴力,乱杀戮等农村流氓无产者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卑鄙行径得到纵容,完全颠倒了人类社会早已取得共识的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的评判标准。

  像那个年代所有的批判性文章一样,《道德论》在结尾时写了一段宣示性的文字,描绘当时的道德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远景:“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不幸的是,接下来的10年,中华民族迎来的是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无论是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群体还是1949年以来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工人阶级都由此坠入刻骨铭心的道德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