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历史>国史 字号:
卸甲一书生:1949-1976年的中国,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败
2019-03-14 10:52:23
来源:合传媒 作者:卸甲一书生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近30年中,道德准则与社会制度安排严重背离,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残忍的斗争手段与人的善良本性严重背离,从而带来社会上普遍性的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

  二、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

  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最终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其主要特征是:

  其一,搞阴谋,说假话,干坏事,违背公序良俗的种种丑行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后大行其道。

  “文革”是一个为了“革命利益”撒谎造假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逆淘汰”之后,公平正义、坦诚守信的言行在革命利益面前不再有任何存身的余地。“九·一三”事件后,曾经批判过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观点。但在当时的中国,它确是自上而下的惯常行为方式,只不过林彪把它说穿了而已。举个例子,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了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这家人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选他家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的。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因为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民众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刘先生父亲的单位为让他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他的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也同样为反映所谓市场繁荣演戏给外国人看。当年执行外事接待任务的华东师大外语系教授说,记得最能说明所谓“内外有别”的是巨鹿路菜场那份简介。鸡肉禽蛋,名目繁富,供应丰赡,自然不在话下。最有意思的是上头那些甄奇录异的笔杆子越改越来劲儿,最后菜场不但鲍翅俱全,还供应熊掌!(《尼克松访华奇闻:菜市场简介里竟有鱼翅熊掌》)

  “文革”是一个人们不得不说假话的时代。当时盛行的“讲用”形式为讲假话提供了最为方便的载体。“讲用”是讲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讲自己如何克服私心,提高觉悟,去做好事的演讲。由于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每个都要在不同级别的会议上讲,而学雷锋、做好事的机会又不哪么多,编故事就成了常事,每个人都竭力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自己进行无耻吹捧,“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至此达到了顶峰。

  “文革”又是一个人们不敢不说假话的时代。茅于轼说,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读者》2008年第14期)。茅先生对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警惕戒备心理的描述是准确的。因为一两句不与当权者保持“高度一致”的话,被家人、恋人、亲戚朋友、单位同事或邻居检举揭发而引来杀身之祸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李九莲因为给正在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587部队服役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被准备入党提干而表现积极的曾昭银上交团政治处,李九莲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7年被处死。世风日下,良心泯灭,即使是善良正直的人也不能不以假面对人,来保护自己。

  其二,严酷无情、极端暴力成为阶级斗争的根本准则,“恶”成为革命者的最佳护身符。

  在“文革”中,人的攻击性与恶意被充分释放出来。红卫兵用大字报谩骂、人格污辱、批斗、游行示众、“喷气式”、戴高帽子等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斗争形式老师,对社会上所谓“有问题的”人抄家、群殴甚至打死,从残酷暴力行为中获得欢愉。身陷疯狂气氛而极度亢奋的青少年甚至把作恶当成加入革命者群体的投名状。一位解放军报记者回忆说:“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记者经历的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活动》)革命者在实施严酷无情的极端暴力时,很少有一丝道德上的自省和行动上的犹豫。用铜头皮带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疯狂屠杀“黑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北京大兴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大队书记李恩元,吃了六付人肝的广西武宣县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在当时都是春风得意的人。涉世不深的中学生最容易受到社会气氛的感染,扮演魔鬼的角色,他们往往比大学红卫兵和成年人组成的造反派们更冲动,干出更多的坏事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文革”中被贴了大字报,她的儿子小波(即老鬼)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要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带领一些同学抄了自己的家,“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作儿子的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杨沫必须低头认罪!”“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杨沫!”“红卫兵万岁!”……“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的家砸个稀巴烂。”(老鬼《血色黄昏》)

  最典型的是1967年正在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支左的8110部队某部三连副班长刘学保“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事迹”。它足以说明人性之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按照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发表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说法,1967年12月17日,永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林场职工前去参加庆祝大会,刘学保发现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的“反革命分子”李世白偷偷闪出了大门,便立即叫上另一同志一起追出去。快到大桥的时候,断定“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大桥,就叫同来的同志回去叫人,自己一人去制止“反革命破坏活 动”。“反革命分子”发现刘学保追来了,反扑过来攻击刘学保,刘学保与他搏斗,并将他打死。刘学保发现“反革命分子”用来破坏大桥的炸药包已经拉燃导火索,便“以惊人的勇敢”冲上桥墩,抱起炸药包,往远离大桥的河滩跑,边跑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最后将炸药包扔出去,大桥保住了,刘学保却“失去了左手”……。“文革”结束后,对该案重新调查,结果表明:李世白是被刘学保为制造假案而骗去现场残忍杀害的。有关部门决定为李世白彻底平反昭雪,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文革中的刘学保“舍生护桥”事件》)。

  其三,政治斗争法则浸入社会的家庭细胞,夫妻反目,父母子女决裂,兄弟姐妹对立受到鼓励。

  “文革”中有个常见的口号,叫做“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个“旧世界”就包括家庭和亲情。在此期间,家庭亲情被鞭挞带来的人性扭曲达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而这种扭曲竟然在当权者的鼓励下竟成为时代潮流。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来自江苏扬州的13岁(初中一年级)红卫兵郭苏扬被安排上台发言,对她父母作了控诉、批判。她父亲是扬州市委监察委员,由于她站在反对地委“走资派”的立场上,父亲就对她进行“审讯”,说她是“右派”、“反革命”,“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她与父亲辩论,坚决不承认是反党,父亲气得打了她两巴掌,但她一直昂着头,父亲又用杈棍打她,她就跑了出来。第二天,她母亲又把她从学校拉回家里,“他们用脱离父女关系威胁我,用没吃没穿吓唬我,用人情母爱软化我,并强行把我关在家里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脱离关系’,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什么爹娘,什么人情,都拦不住我!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有劳动人民的今天!”(扬州东方红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6日第94期)据说郭苏扬讲话后,周恩来与她握手说:“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战斗!”江青问郭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问是干什么的,郭答是打游击的,江青说:“不要怕,游击队员怕什么!”(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红卫兵报》第九号,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于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返回北京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同学时的讲话中,也特地讲到郭苏扬那次大会发言的事,康生说:“她讲得好,她跟她父亲母亲斗争。我就问她:‘你兄弟姐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你父亲是不是只喜欢老大、老四,不喜欢你?’她说:‘不是。我们观点不同。’”康生说到这里,和听众一起笑了。康生又说:“她父亲是扬州市的监委。她反对地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父亲压制她革命,她对她父亲说:‘你过去革命我就赞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对。’13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她说:‘我们观点不同。’我说:‘好!’她把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了。我就戴着去阿尔巴尼亚串连。”(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宣传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传单)周恩来、江青和康生都是借着对郭苏扬行为的支持来肯定这种新的家庭关系,毛泽东则以赞赏口气谈到政治法则浸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导致许多家庭分裂的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发出)

  事实上大多数决裂的家庭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有分歧,而是为了减少来自组织上、社会上的压力,不得不与亲人划清界线。“文革”中,丈夫被揪出打倒后,妻子通常都会被加上个“臭婆娘”、“臭妖婆”之类罪名,子女也要背上特有的家庭出身包袱,在入党、招工、入学、参军、提干时遇到麻烦,甚至连参加造反派组织也被拒绝。为了改善处境,他们不得不宣布与亲人“一刀两断”。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刘少奇的子女学习后向中央作出表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向毛泽东写了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的信,表示要进一步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张绛《刘少奇一家》第27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许多丈夫、妻子或子女为了成为“可以教育好”的队伍中的一员,摆脱“狗崽子”、“反动家庭孝子贤孙”之类恶名,不得不给丈夫、父母们贴大字报,揭发、检举亲人。作家陈白尘的文革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北京听说南京家中的女儿陈虹批判母亲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儿对她批判,压力极大,她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们这儿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牛棚日记》,1966年10月13日,三联书店1995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文革”前夕自杀后,妻子董边也被打成妇联机关的走资派。两个女儿多年后回忆说:“‘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1972年,两姐妹在与母亲划清界限并下放到农村劳动五六年之后,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亲,“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12期)。董边母女是幸运的,毕竟她们较早地找回了痛失已久的亲情。在其他一些家庭里,“文革”这个飞出“潘朵拉”盒子的恶魔导致了亲人间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文革初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后,想要打倒李范五的省委领导干部伙同造反派,多次找李范五的大女儿谈话,并将事先写好的李范五“乱伦”材料给她,让她签字,她不肯签,则说签字后立即可以参军,不签就按“黑帮”子女待遇下放农村劳改。女儿违心地签了字。此事让李范五与大女儿关系彻底破裂,李范五后来还立下遗嘱,不认这个女儿,自己死后也不让这个女儿来参加葬礼(参见何蜀《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对于1975年被处死的张志新,有关部门在执行枪决后,又专门找上门去,给她年龄不到18岁的女儿曾林林和不到10岁的儿子曾彤彤办“死囚家属学习班”,并作了询问笔录,从笔录中不难看出当时摧毁家庭亲情的残忍程度:“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 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如此让天伦沦丧!》)。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道德重塑所赞赏的“不重亲情重阶级情”。

  毛泽东的晚年是孤独的,谈不上儿孙绕膝。孙辈的几个孩子中,只与李敏的孩子在“文革”前见过面。生于1970年的孙子毛新宇甚至更晚些时候的李讷之子均无缘相见。毛泽东在1975年之前身体健康情况并不太差,李讷生小孩之后长期住菊香书屋,与毛的住处游泳池近在咫尺。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见?用“不重亲情重阶级情”可以解释吗?

  父母有意安排子女揭发检举自己,以改善子女处境,可谓是对人伦尽丧的现实的另类反抗。据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同处一系的童教英被逼着揭发父亲。童教英说:“当时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了解,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反动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学马列主义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是蒙混过关。……为此,我承受了许多大字报,连我身体虚弱也成了污骂对象。同寝室人甚至将墨汁泼到我的被褥、蚊帐上……。” 童教英回家后,童书业为了替女儿解围,竟提出要代女儿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页)

  多年以后,当时坚决与经济学家的父亲顾准划清界线,直到其病死都没有前去探望的大女儿反思道:“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383页)

  其四,“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从毛泽东到商店售货员无不乐于此道,公平、公正的原则被彻底抛弃,社会道德日益虚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核心内容是“一心为革命”)。毛泽东在“文革”时从改造人性的目的出发,号召“斗私批修”。于是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都在大肆宣讲自己是如何摒弃私心,维护集体利益的,极力解脱道德上的欠缺感和罪恶感。问题在于这些高尚的、革命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语言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说的和做的严重背离,社会道德虚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被“解放”的老干部重新掌握权力之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去参军、上学、提干,摆脱在农村劳动的艰苦环境;在工厂,消极怠工,偷工厂产品,用公家原料为个人做私活之举司空见惯,以致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多吃多占,还利用可以掌管知识青年回城的权力,吃请收礼,有的女知青竟要以肉体换取回城的机会。社会的全面道德溃败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掌握哪怕是最微小权力的人一定要把它效应最大化。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人事干部、营业员由于掌握着最紧俏的资源,而被看成是中国最好的职业。“公开的道貌岸然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宣传,和实际的社会运行规则,差距越来越大”(参见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就连喊的最响的“为人民服务”口号也被民间赋予新的解读。每当顾客对售货员有所不满,指责其不为人民服务时,售货员往往会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偷换概念的回答倒是继承了老人家的衣钵。

  “文革”是道德教化最全面、最彻底的时期,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费时费力最多的时期,也是道德沦丧无以复加的时期,自上而下的腐败化、愚昧化、无耻化、欺骗化等丑陋现象积重难返。

  “文革”10年间,渐入老态的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耗费十分可观,专门为他本人组建的服务队伍阵容庞大。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各地已经为毛泽东修建了数十幢专用住所,有的他从来没有去住过,“文革”期间又修建了一批新的专用住所。除了因战备原因而修建的湖北咸宁“131”工程外,还有北京官园别墅,中南海“二O二”住所,浙江金华“512工程”,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磨刀坑住所,江西“八二八”招待所等,占用的有长沙九所六号楼、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为毛一人专门成立的服务班子有医疗小组(一次是在1971年~1972年,一次1974年的6月中旬至毛泽东逝世);“大字本”组(1972年秋成立,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文本,先是每次印15本,后只印5本);吟唱小组(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戏曲小组(在毛泽东所到之地组织演出《生死牌》、《讨学钱》等“文革”中被禁“封资修”旧剧,用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专供毛一人观看的电影摄制组;专供毛一人观看的港台、外国影片租片渠道(部分香港影片由有关公司免费提供);雪茄特制小组(毛泽东喜欢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1972年的3月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在北京生产专供)。专门为毛泽东的需要交办的任务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毛瓷”的烧制。1975年中办主任汪东兴亲自把毛泽东餐具的烧制任务交办给江西省委书记,安排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研制生产。餐具在图案设计上采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红梅,而且餐具的内外都有图案,又是釉下彩,工艺非常精湛,红梅均为手绘,没有哪两盏餐具是相同的,瓷器声音悦耳,像玉器相击的声音,迎光而视,呈半透明状。瓷器烧成后,挑出20套,10套归毛泽东名下,其中有两套进了中南海,他在各地的住处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以及挑下来的成品,奉命全部销毁,经请求由所里保存了一部分。就连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痛恨的“走后门”行为,毛本人也未能做到洁身自好。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否定了“四人帮”提出的批“走后门”一事,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参见《彭劲秀:毛泽东坦承自己“走后门”》,《南京晨报》2011年5月18日)

  江青自1967年与毛泽东分居,一个人搬到钓鱼台去住。在钓鱼台,她住过10号楼和11号楼,其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她不仅在北京有住房,在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参见杨银禄《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江青有四怕》)。江青的饮食说不上有多么豪华,但难侍候是出了名的,能长期为她做饭而不被赶走的只有从毛泽东身边来的程汝明厨师,江青就连从钓鱼台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开会都要带着他。江青在吃上非常讲究。当过她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杨银禄《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江青请美国副教授维特克吃饭时,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颖还记得她对饮食的看法:“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点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的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起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去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那些从基层提拔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是不是全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呢?也未必,因人而异。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未变,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后来知道了,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陈永贵在大寨挣工分,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到中央后除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王洪文就不同了。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爱打猎,爱钓鱼,爱请客,讲究享受。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以后,搜查者从他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马振龙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送到北京(参见丁东《选拔工农干部能否防止腐败》)。

  至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作家张贤亮曾记叙他有一次被押到银川市里为枪毙10多名犯人陪绑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在开完公审公判大会返回的路上,那些押解他的农场战士看中了一块公社瓜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张贤亮《我的文革艳遇与小说创作》)。

  纵观1949到1976年道德重塑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是一段被阶级斗争理论严重扭曲,充斥着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恶观念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而非付诸实施的历史。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近30年中,道德准则与社会制度安排严重背离,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残忍的斗争手段与人的善良本性严重背离,从而带来社会上普遍性的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尤其在“文革”期间,社会道德已到了全面溃败的程度。

  这场道德危机影响深远。至今仍大肆泛滥的唱高调,说假话,崇拜暴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卑鄙之举,不讲求诚信友善、谦和礼让的不道德行为皆能从当时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中找到渊源。有人根据近几年出现的“老人倒地不敢扶”现象,反思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当然过于偏激。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年推翻一切道德传统(不管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行为准则,确实在几代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有人靠臆想美化当时的道德风尚,称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物质生活,公正的社会风气,还有强大的爱国主义自信心”(孔庆东语),真该睁开眼睛正视一下历史和现实了。

  民众对那个时代的道德堕落是不满意的,尽管在政治高压下反抗极为微弱,毕竟还是反抗了。“文革”末期,“四人帮”因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之事以“小道消息”的方式传到社会上,层层追查“政治谣言”。而此时民众的政治狂热已消耗殆尽,不再热衷于揭发、检举他人,大都采取种种办法应付“追谣”。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追查人: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谣言的?

  被追查人:澡堂。

  追查人:谁说的?

  被追查人:不认识。

  追查人:长的什么样?

  被追查人:背对着我,没看清。

  追查人:长的多高?

  被追查人:不知道,蹲着哩。

  追查人:穿什么衣服?

  被追查人:不知道,光着(身子)。

  这是时代的悲哀。良心尚存的百姓不得不以一个不道德行为——说谎,去抵制另外一个不道德行为——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