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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苏联地名变迁史
2019-07-09 17:36:46
来源:秦川雁塔(微信公号)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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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联的地名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而且一城历数名、数城共一名的现象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份简要的地名沿革表,可能墨迹未干,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已经是过时的了”。

  【写在前面】

  在家中翻找别的资料, 无意中找到了这篇经年旧文。 此文写于1990年代, 那时电子文本还不流行, 以至很长时间我们都找不到这篇文章的完整电子版, 如今时移世易, 再拿出来看看, 也是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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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风云几度名

——苏联地名变迁史之一

  19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各种苏联地图迅速报废,各种标识更换。苏联一大批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城市纷纷改弦易辙。仅1991年6月就有15个以人命名的城市变更名称。

  安德罗波夫改名为雷宾斯克、勃列日涅夫改为卡马河畔切尔内、契尔年科改为萨雷波沃,接下来还有, 乔治乌德治——利斯基、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哥特瓦尔德——兹米耶夫、伏龙芝——皮什彼克、加里宁——特维尔、古比雪夫——萨马拉、基洛瓦巴德——甘贾、列宁纳巴德——苦盏、马雅可夫斯基——巴格达季、奥尔忠尼启则——弗拉基高加索、伏罗希洛夫格勒——卢甘斯克、日丹诺夫——马里乌波尔。

  俄国人喜欢用政治人物命名城市,政治风云变幻使一大批城市又纷纷改回旧名。人们感慨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地名要是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内容都不长命,除了给人们生活中造成混乱和麻烦,当初命名的所谓荣誉早已是过眼烟云或沦为笑柄。

  当时苏联境内以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发生变更。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易名卡缅斯科耶;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捷尔任斯克易名切尔诺列切;顿巴斯的捷尔任斯克易名谢尔比诺夫卡。

  苏联解体前后,愈演愈烈的改名之风更一发不可收拾,把列宁格勒(复称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复称叶卡捷琳堡)等中心城市也卷了进去。不但涉及政治人物命名者,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如以本地民族地名替换俄语地名,不但涉及城市名,还涉及了国名。如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就通过决议,把以俄语拼读的摩尔达维亚改成以罗马尼亚语拼读的摩尔多瓦。

位于叶卡捷琳堡的欧亚分界线纪念碑

  至于国名中的非地名部分如“社会主义”、“苏维埃”、“加盟”乃至“苏联”本身,更是一扫无余统统改掉。当时独联体内外的地图出版商都在这股改名风潮面前观望、踌躇,惟恐自己新出版的地图刚问世就成了过时货。

  然而,因政治原因而改变地名,在俄国是有传统的。早在沙俄时期就经常对地名作政治性改动。这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以沙皇或皇室成员(主要是皇后)之名给城市命名,从而造成地名变迁。俄国不少沙皇都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或在身后由继位者以他的名字命名城市的癖好。其中尤以伊丽莎维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解放者”亚历山大一世、“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突出。于是俄国地图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名称雷同的城市。

  其中以女皇伊丽莎维塔得名的有:乌克兰的要塞城市伊丽莎维特格(1775年得名)和阿塞拜疆的古城伊丽莎维特波尔(1813年由被征服的甘贾汗国都城甘贾易名)等。

  以叶卡捷琳娜二世得名的则有:北高加索名城叶卡捷琳诺达尔(1794年得名)和乌克兰南部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783年得名),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叶卡捷琳娜时期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南俄土地上。此外乌拉尔的工业中心叶卡捷琳堡,则是彼得大帝于1723年为其皇后(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而命名的。以亚历山大一世得名的城市有6座,其中最著名的是1834年把亚美尼亚的古城古姆里改名亚历山大罗波尔,它长期是俄属亚美尼亚的第二大城。

  此外尚有今俄罗斯联邦弗拉基米尔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萨拉托夫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盖、乌克兰顿涅茨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卢甘斯克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卡与新亚历山大罗夫卡。今西伯利亚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在1894年曾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那是以亚历山大二世来命名的。

  俄国城市中以尼古拉得名的前后有20余座,其中有的是纪念东正教史上的圣徒尼古拉的,但以沙皇名字命名者仍居多数。如萨拉托夫州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835年得名)、远东的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原为中国的庙衔,沙俄侵占后于1850年改此名)以及罗斯托夫州的城镇尼古拉耶夫卡、伏尔加格勒州城镇尼古拉耶夫斯基等都以尼古拉一世得名。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后次年便迫不及待地把为纪念他爷爷而刚命名一年多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再次改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三年后又把远东另一个前中国城镇双城子改名尼古拉斯克-乌苏里斯基,很过了一番“钦赐御名”的瘾,同时也给帝俄时代以沙皇之名命名城市的风气打了个句号。

  总的来看,沙俄后期以沙皇御名名城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因而俄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的伊丽莎维塔、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与尼古拉之名一个多于前一个。同时,政治风云使地名变幻无常。如保罗一世即位后,出于他对那篡夺了父皇权位并企图废除自己皇位继承权的母亲的憎恨,立即把以她命名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改名为诺沃罗西斯克(也可译为新俄罗斯斯克)。

  而保罗一世在1801年3月的宫廷政变中被杀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却反其父之道而行,对生前即有意传位于孙子的老祖母极表尊崇,于是“新俄罗斯之城”便恢复旧称,又变成了叶卡捷琳娜之城。末代沙皇之把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改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也是类似的例子。

  第二种情况是以皇室之外的名人命名城市。在十月革命前这种情况主要用于那些为沙皇帝国开疆拓地建立了功勋的冒险家与征服者。例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1883年改中国地名伯力而得名)、波雅尔科沃(1885年得名)和涅维耳斯科耶,就是以三个在俄国看来是英雄、在中国人看来是侵略者与强盗的人物哈巴罗夫、波雅尔科夫与涅维耳斯科依得名的。

  除此而外,在中亚还有斯科别列夫(1907年由乌兹别克城市马尔格兰附近的据点新马尔格兰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1889年由吉尔吉斯城市卡拉科尔改名)等地名。斯科别列夫为征服中亚的俄军将领,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曾多次进入中国新疆、青海等地的俄国探险家与地理学者,在西伯利亚与高加索地区也有不少这类地名。

  最后一种情况是原来非俄国属地而被俄国人征服后,以俄语地名取代原有非俄语地名。这种情况有时与以上两种情况相重合,如上述的甘贾——伊丽莎维特波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等。但也有一些不属于以人名城的事例。如中国的海兰泡在被俄国占领后,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之城”,以表达殖民者侵略得手后的兴奋心情。原属中国的哈萨克人居住地阿里玛图于1854年被俄国侵占后改名维尔尼,俄语意为“忠诚的”,表示殖民者效忠于沙皇。

  在这类地名中最典型的是一些以“弗拉基”为前缀的名称,如1860年得名的弗拉基高加索和1862年以原中国的海参崴改名的远东大港弗拉基沃斯托克(现一般译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弗拉基”为俄语“占有”、“控制”之意,以上二城之之城名即分别意为“控制高加索”与“控制东方”(“沃斯托克”是东方之意)。

  这种地名结构与我国地名“安东”“镇远”之类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也有不少地名仅仅是从其他语言改为俄语,而地名本身并无明显政治色彩。如爱沙尼亚地区原属日耳曼骑士团治下的德语地名多尔巴特,在俄国据有之后于1893年改为俄语的尤里耶夫,另一个骑士团时代命名的德语城名季纳堡则改称德文斯克,即俄语“德维纳河之城”。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城市都在这一年进行了类似的改名。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十月革命价值观与政治变革在俄国地名的变迁上打下了时代烙印。苏联共经历了五次更改地名的风潮,每次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适应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次更名之风发生于革命后至列宁去世前。这一次改地名之风规模较小,一般仅涉及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像彼得格勒这样的重要城市当时还未被涉及。而改名的内容较多的是以下两种性质的改名。

  一种是以具有革命性或人民性的名词取代旧称。如彼得格勒附近著名的沙皇行宫所在地沙皇村于1918年被开辟为儿童度假胜地,并改名儿童村。顿巴斯的一座矿工城镇沙赫京斯克(意为“煤矿城”)于1920年被改名为“第三国际城”(1929年又改名为“共产国际城”)。

  奥卡河畔的一处风景优美的林地在革命前是富人避暑的别墅区,名叫切尔诺列切,意为“黑森林”,革命后这里于1918年辟为工人住宅区,改名曰拉斯加皮诺,其词根拉斯加帕意为“大老粗”,拉斯加皮诺即“大老粗之城”,这一名称既不无幽默感,又反映了当时人们以大老粗为荣的时尚。

  以著名老布尔什维克邵武勉为首的26名巴库公社委员于1918年被枪杀后,20年代初在外里海地区土库曼境内的烈士殉难地与阿塞拜疆境内的烈士囚禁与转运地被分别改名为两个同名城镇——“26名巴库委员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好几个“红色”城市。如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克拉斯诺达尔(即原来的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改名)和哈萨克锡尔河畔的古城克孜尔-奥尔达(原名阿克-麦切特,1924年改名)。俄语的“克拉斯诺”与哈萨克语的“克孜尔”均为“红色的”之意,而“达尔”与“奥尔达”则是这两种语言中表示城市名的后缀。

  前者由俄罗斯女皇之城变成了俄罗斯的红色城市”,后者则由穆斯林的“白色清真寺”变成了哈萨克的“红色城市”。以后,苏联还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克拉斯诺”为前缀的城名,以及城市中类似的地区名(如著名的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区,或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

  另一种情况是为弘扬民族平等、摈弃帝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于是反沙俄之道而行,以土著民族语地名取代帝俄强加的俄语地名。这种情况以复其旧称为多,也有少量是以土著语另起新名的。

  前者如乌克兰城市亚历山大罗夫斯克1921年改为乌克兰传统地名扎波罗热(意为“急流”,历史上指第聂伯河中游急流险滩所在的地区,16-18世纪乌克兰人曾在此建立过具有特殊文化-社会结构的哥萨克自治组织,即著名的“扎波罗热营地”);伊丽莎维特波尔于1918年恢复阿塞拜疆人的旧称甘贾;维尔尼于1921年恢复哈萨克人的旧称阿拉木图,即清朝属地时期的“阿里玛图”的异读。

  另一个哈萨克城市佩罗夫斯克于1920年恢复旧称阿克-麦切特,哈语意为“白色清真寺”。(1924年再次改名,已如前述。)吉尔吉斯城市普尔热瓦尔斯克则于1921年恢复旧称卡拉科尔。后者如乌兹别克的城市斯科别列夫于1924年以其所在的盆地重新命名为费尔干纳,等等。

  这种改名意在显示民族平等,并包含着对沙俄征服者的“英雄”如斯科别列夫等的否定。而像佩罗夫斯克之改阿克-麦切特再改克孜尔-奥尔达等例,则反映了一种把民族性改名与政治性改名结合起来的意图。

  另外,还有些地区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而独立,这些地区的俄语地名也被当地新政权改为本地民族语地名。这虽非苏联政府所为,但后来这些地区重归苏联版图时仍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认可而一直保留下来。

  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十月革命后,俄语地名科夫诺变成了立陶宛语地名考纳斯(当时是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首都);俄语地名列韦里变成了爱沙尼亚语地名塔林;俄语地名尤里耶夫变成了爱沙尼亚语地名塔尔图;俄语地名德文斯克(“德维纳河之城”)变成了拉脱维亚地名道加夫匹尔斯(“道加瓦河之城”,拉脱维亚语的道加瓦河即俄语的西德维纳河),如此等等。

  除以上两种情况外,这一时期“以人名城”之例虽少见,但并非完全没有。然而这时用以命名的主要是历史人物与烈士,而不是当代领袖。如伏尔加河中游那座以尼古拉一世得名的城市尼古拉耶夫斯克便在1920年改名为普加乔夫,以纪念叶梅连·普加乔夫这位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

  达吉斯坦的首府、里海之滨的彼得罗夫斯克港,于1922年改名为马哈奇卡拉,即阿拉伯语“马哈奇之城”。马哈奇是达吉斯坦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马哈茂德·达哈达耶夫的化名,他于1918年9月内战中被白卫分子杀害。

  还有一个例子是顿巴斯工业区的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克,该城原名巴赫穆特,1923年为纪念著名的顿巴斯矿工领袖费·安·阿尔季奥姆而改名。阿尔季奥姆内战时在顿巴斯担任为抵抗乌克兰白卫势力而建立的顿涅茨-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矿工工会主席,1921年在铁路上试验螺旋桨式机车时以身殉职。

  为纪念这位以革命成名、为科技献身的传奇式先烈,苏联先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五个城镇。在上面提到的那个顿巴斯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克之后,还有西伯利亚萨彦岭地区的另一同名城市,以及远东城市阿尔季奥姆、乌拉尔工业区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基和顿巴斯的另一矿工镇阿尔季奥莫夫卡,它们基本上都是以矿业为主的城市。

  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当代领袖中享有以其名字命名城市之殊荣者只有一人,既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

  早在1919年,即列宁格勒与斯大林格勒都还不存在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就颁布法令,为表彰托洛茨基在革命与内战中的贡献,把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伊瓦申科沃(托洛茨基的指挥列车曾在那里停驻)改名为托洛茨克,即“托洛茨基之城”。而现在听说过这个地名的人大概没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