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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朝鲜战争美军“细菌战”
2019-12-27 11:26:13
来源:财新网 作者: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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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曾发表文章《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整个事件述之甚详,证明美国进行细菌战之说实属“虚惊”,1952年苏方就已发现并正式通知中方。
  (编者注:本文摘自财新网刊载的资中筠先生《九十自述 | 翻译往事》一文。)
 

  1952年10月,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是我命运的转机。

  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由刚成立一年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办,包括东道主中国在内有30个亚太地区国家与会。中国代表团以宋庆龄为首,共29人,外国代表500人。在经验很少的情况下,作为一场必胜的“战斗”,不惜一切代价,举全国之力,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北京的高级宾馆只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为了此会,专门建了和平宾馆,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第一所高级宾馆,而且在短期内建成,也是向外国人展示的新中国成就之一。

  当时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外文人才。从当年6月筹备会议开始,全国调集了大批懂外文的干部,从资深教授到应届外文系毕业生、归国留学生、其他单位懂外文的人,都在征用之列。还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其中有的人历史尚未审查清楚,也被调来“控制使用”,在后台做文字工作。会议主要语言是中文、英文、法文、俄文,接待代表团还需要日文和西班牙文。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主办单位要调人,谁也不能阻挠。

  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被借调到和大。但我调去时,会议已经结束,并没有直接参加会议工作,而是先分到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简称“细菌战”)调查组。

  1952年初,朝鲜战场正进行马拉松式的停战谈判。中朝政府先后宣称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发现美国投掷了细菌弹。中国立即成立了一个七十多人的调查委员会,由红十字总会牵头,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调查,并采集作为证据的标本。

  经中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推动,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在奥斯陆举行执行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组建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委员会由世和主席、法国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发出号召,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为联络员,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等国科学家陆续响应报名参加,团长是著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同年6月,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大主席郭沫若发出邀请,该委员会到达北京,前往我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工作。最后,调查组的报告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美国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8月31日,《报告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随后,以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简称“黑皮书”。书中详细记录了调查团的工作日程、工作方法、取证程序、带有多种毒菌的昆虫和其他实物标本,包括病理切片、显微镜下的照影、目击证人及美国战俘的供词、有关地图及美国飞机路线图、“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参考资料等。文字500多页,图片100多张,还有各种图表,小16开本厚厚一大本。

  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吸收到细菌战资料汇编的工作组中,分在法文组,起初为黑皮书法文版工作,后又为展览会工作。调查细菌战国际委员会人员的母语有七种之多,那时国际通用语言是法语,成员基本上都懂法语,遂协议以法文为工作语言,以法文版定稿,然后再译成其他文字。赴现场调查过程中,中国配备了法、英、俄、朝等语种的翻译,其中有几位医生和专家兼翻译,例如严仁英、杨士达、吴桓兴、陈述等都是高级医生,中方联络员钱三强当然精通法语。

  我加入编辑黑皮书时,是在《报告书》签字之后,各种文本资料已有初稿,需要最后校对定稿。工作地点就直接放在外文印刷厂。我们法文组的领导是当时和大的联络部副部长孟雨,他是老革命、旅法老华侨,法语流利,但带有浓重山东口音。他只负责组织领导,具体负责文字校对的是几位懂法文的名医和生物细菌学家。还有一位丁骥千,他是随团赴现场调查的法文翻译,比我早一两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所以法文是科班出身,我只能给他打下手。我是秘书、联络兼跑腿打杂,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专家和印刷工人之间传递文本。

  那时还是铅字排版,工人坐在一架大机器前,旁边放着各种大小字型字母的字盘,从中拣出需要的字母,按文稿排成铅条,用机器打在模子上,然后印在纸上。这些都是熟练的老工人,拣字动作飞快,还有识别各种手写草字的本领,连我都看不太清的字都能猜出来。他们基本上没上过几年学,谈不上会外文,全是学徒出身,靠经验的积累,练就一身硬功夫,而且态度认真敬业。每改一个字母,就要重打一整条铅字,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而是那些专家们不断推敲修改,他们一遍遍重打,毫无怨言。

  由于时间紧迫,需要昼夜赶工。工人是三班倒,我们则不分昼夜,就在印刷厂的一间大房间中工作,插空休息。印刷厂在西城区,附近有不少各种风味的餐馆,都是物美价廉。也许沾了专家的光,“误餐费”补助比较充裕,足够这样吃。那些专家其实并不太老,大约四五十岁,在我心目中就相当老了,他们都轮流在沙发上睡觉。我精力充沛,工作热情很高,似乎不大需要休息,困了在硬板长凳上躺下眯一会儿就行了。有位医生开玩笑说,发现这个小姑娘有特殊功能,早晨8点到半夜2点精神似乎总是一样饱满。

  “黑皮书”的工作结束后,中国方面决定举行一次展览会,于1952年9月下旬开幕,正好赶上10月亚太和会期间邀请各国人士参观,以“扩大揭露美国罪行的影响”。展馆设在故宫文华殿。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布展方式:从黑皮书的材料中选取图片、说明以及有关文件,照片放大好几倍,然后制版装帧挂在墙上。我的工作就是用打字机按照格式要求打出法文版文字,以供照相用。我那时的法文程度够不上正式翻译,但那些法文专家都不会打字,懂法文而会打字竟成为“稀缺人才”,非始料所及。

  为展览模板打字是项要求极精确的工作。老式打字机可不像现在的电脑,能随便删改。直接打在纸上,错了是无法修改的。由于要照相,也不能用涂改液,因为看得出来。所以,只要打错一个字母,就满盘皆输,必须换纸,全文重打。所幸大多数是图片说明,比较短,重打一遍也不太费事。有些长文本就麻烦了,可能每重打一遍都出一个小错,实在是对人耐心和毅力的极大考验。最后图片制成后挂在墙上,再由专家审查校对,还发现错误,就在图片上标出,重打。

  于是,我有两三天时间,每天除了午餐,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闭馆,就抱着一台手提打字机,在展厅里需要修改的图片下席地而坐,把打字机放在腿上,望着文本小心翼翼地打,以备重新照相之用。好在这样的图片不算太多,而且没有再需要修改第二次,否则没有人会同情我的辛苦,而我却会因为浪费纸张胶卷而挨批评。

  生在当今高科技、数字化时代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半个世纪之前手工操作的“笨”办法。经此艰苦锻炼,我的打字技术臻于一流。若干年后,在维也纳世和书记处工作时,一位秘书处的奥地利负责人看见我飞快地打字,说完全够得上国际比赛标准。

  原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曾发表文章《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述之甚详,证明美国进行细菌战之说实属“虚惊”,1952年苏方就已发现并正式通知中方,为此,一些与此事有关的苏联专家受到了处分。吴之理的文章对众多中外国际水平的专家参与的经过以及如何得出证明的内情都有叙述,内容翔实可信,可以认作是对这个问题权威的史料。

  而我这枚小小的螺丝钉参加工作伊始,夙夜匪懈投入的第一项任务竟是为一场“虚惊”服务,岂不冤哉。实际上,我为之贡献大好光阴的、劳而无功的“事业”,远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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