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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文革魔方中的周恩来
2019-07-10 16:14:4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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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周恩来而言,有没有比政治良知更重要的理由?有。这就是自保。
  这篇文章从一位网友(文贝)的博文《周恩来与蒯大富谈话对刘少奇问题处理上的影响》说起。这篇博文陈述了这样一件事实:“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带着秘书孙岳亲临清华大学找蒯大富单独谈了三个小时的话, 当晚又派车接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起,听了蒯大富三个小时的汇报。汇报完后周恩来起身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当晚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日约邓小平,康生、陶铸谈话),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握了下手就走了。”

  为了了解其中的细节,笔者又看了田炳信先生采访蒯大富的实录,其中有如下对话:蒯大富:再过几天,8月1号,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田炳信:到什么地方?蒯大富:甲所,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蒯大富: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田炳信:你一个人在那呆着?蒯大富: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十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田炳信:谁来了?蒯大富:周恩来来了。田炳信:你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蒯大富:对对对。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蒯大富: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田炳信:你就半个屁股坐在那?蒯大富:不不不不,这时已经比较安静了。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又说:“谢谢你了。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尽管文贝先生对此作了诸多分析,但笔者仍看得心惊肉跳。一个大国总理竟在深夜秘密探访一个被“打倒”的学生领袖,而且是一天两次数个小时,令人匪夷所思。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显然,周恩来此举是毛泽东的授意,而周恩来这个既不符合程式也不符合礼数的神秘急促之举,显然负有重大政治使命。

  时至今日,这个重大政治使命已经不必要猜测了,历史已经将它明白无误地摆在人们面前。那么,这个政治使命是什么呢?其一,临阵磨刀,紧急制造第二天召开的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上射向刘少奇的炮弹;其二,以解放被工作组打倒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为突破口和号角,掀起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以冲垮刘少奇体系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都说毛泽东只搞阳谋不搞阴谋,不对,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阴谋。因为按照中共党的合法程序,任何重大的政治分歧,都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摆到桌面上公开调查、辩论、表决。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应该通过公开、合法程序和渠道光明正大地采集、印证。而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班子的工作,是否真的形成了一条“祸国殃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领导班子是否蜕变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这条路线和这个司令部为攻击目标的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让全国人民免遭“资本主义复辟”的“二遍苦”、“二茬罪”,还是为了重树毛泽东的最高领袖权威?

  如今,对于那些仍有理性、良知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文革十年浩劫,为这个拥有四千年文明史和十多亿人口的民族留下的灾难、痛苦及文化断层,恐怕一个世纪也难复元。然而,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却似乎无解:一向以慈悲谦和、宽容大度且以文革中受迫害干部保护神形象出现的周恩来,为什么肩负并积极完好地完成了这个不光彩的“政治使命”?这不是为他人亲手制造了一杆射向“一线”同僚的暗箭?这种行为不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又是什么?难道周恩来和刘少奇有私仇?有一种说法,认为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因吹捧毛泽东而青云直上,周恩来却被当作“经验主义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宗派的帮凶”而被批得灰头土脸;1956年“反冒进”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而1958年毛泽东痛批“反冒进”时周恩来却做了替罪羊;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唱一和掀起来的,闯祸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成了“纠正错误”的代表。刘少奇惯于投机滑头的政治品质,周恩来非常反感,两人的私交并不怎样。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周恩来暗中帮助毛泽东捅向刘少奇致命一刀的充分理由。作为政治家,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政治良知并未全部泯灭,至少对几年前大跃进造成的数千万人饿死的恶果,他们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国务院总理,难道没有一点负罪感,没有一点忏悔?在毛泽东的高压下,他们难道没有一点“同疚相怜”、“同罪相怜”之感?说刘少奇把三年大跃进的责任一推了之,这并不符合事实,对刘少奇也并不公平。我们不妨来看看1961年4 月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研究的一些细节。4月 1 日行前同中共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4 月 2 日到湖南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住在原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的空房里。 4 月 14 日上午,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下午,召集天华大队所属生产队 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在听取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后说: 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 种菜、砍柴,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 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 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再有,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 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作 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4 月 22 日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研究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在谈到 要了解真实情况时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 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的怎么怎么好,肥料搞的怎么好,整田搞的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谈到解散食堂问题时说: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六十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 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说刘少奇此行“睡门板、铺禾草”是在政治作秀?我不认同;说刘少奇所行所言是在推诿自己的责任,把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我也不赞成。试问,如今有哪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或市委、县委书记能像当年刘少奇那样进行如此深入、如此扎实、如此长时间的农村调查?而刘少奇调查分析中尖锐的言辞、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包括一些反思、想法,已经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大有触犯“龙颜”之险。要知道,刘少奇这次长达月余的农村调查,是在当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后进行的,也是在当年三月中共中央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风之后的率身垂范。而刘少奇通过这次振衣濯足、穷根究底的调查而表露出来的对大跃进恶果的痛心疾首,和他作为一线领导纠正三面红旗错误的决心及强烈的责任感,在半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不那么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他之后的种种努力和三年经济调整取得的成果,周恩来是有目共睹,感同身受的。平心而论,正是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恶果的“出言不逊”和他纠正三面红旗错误的努力及成果,让毛泽东感到刘“自成一体”,功高震主,从而种下了毛泽东决心倒刘的种子。刘少奇正是为此惹翻了毛泽东,毁掉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因此,当文革初期毛泽东流露出倒刘的意图及刘少奇为此蒙受的冤屈,周恩来理应心知肚明。从政治良知来说,周恩来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帮助毛泽东向刘少奇射出这一暗箭。除非有着比“政治良知”更重要的理由。


周恩来与刘少奇

  对于周恩来而言,有没有比政治良知更重要的理由?有。这就是自保。毛泽东是有着自主之见的骄横之君、霸道之君,有人总把周恩来比着绍兴师爷,意思是专给“主帅”出主意的军师和幕僚,我不敢苟同。大主意,都是毛泽东自己拿,一般不受“僚臣”干扰,相反,毛泽东身边的“同僚”常常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主意”和思路。因此,在毛泽东身边,根本没有“谏臣”、“史官”的生存环境,自延安整风以来,通过高饶事件、肃反、反右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倒彭,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高压: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只要毛一来事,毛身边的同僚高官,几乎无不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以求自保。试举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朱德批判时的发言纪要。而这个会议,恰恰就是刘少奇主持的:林彪:“……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批判朱德,无疑是毛泽东的旨意,意欲在文革发动前搬掉朱德这一顽石。而对于八十高龄、德高望重、与世无争的朱老总,哪一个人的“批判”发言不是诛心之论,落井下石?其中哪一位、包括陈毅、乌兰夫、薄一波、周恩来,是从“政治良知”出发“批判”朱德的?而真正良知未泯、敢于在公开场合仗义直言的“大臣”,早被毛泽东“枪打出头鸟”给打掉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四位就是。党内当时的政治空气是,只要谁成为毛泽东枪下的靶子,谁的同僚们就对他落井下石,墙倒众推,哪个敢站出来为他喊冤叫屈,伸张正义,那么就连同一起打倒。因此,在骄君羽下,只有驯臣没有谏臣,而驯臣们因主子的旨意和求得自保而相互践踏,是根本不讲什么同情怜悯良知正义的。这已成政治生活常态,大家心照不宣,约定俗成。

  再来说说“自保”问题。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团体,它要求全体党员具有统一的政治信仰,并要求每一个党员为这个政治信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必要时,连生命也在所不惜。话虽这么说,但对每个具体党员而言,牺牲个人利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个人的底线都是不同的。而对党的高层或核心层领导成员而言,这种为政治信仰作出的个人牺牲,达到怎样的程度,底线是什么,和普通党员又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比一般党员更重要。比如,确有一小部分党的核心层成员,能够无条件地为政治信仰牺牲自己的所有,尤其是战争年代。比如方志敏、夏明翰、瞿秋白等人。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的牺牲底线就是保命。如被捕背叛的向忠发、顾顺章等。在对敌斗争方面,能否为信仰牺牲生命,这是衡量一名党的高层人员能否为信仰牺牲个人一切的分水岭,其“献身边际”一目了然。但在党内斗争方面,党的核心层人员牺牲个人利益的底线,却显得千差万别,奥妙无穷。党内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或受挫被贬,众叛亲离,或罢官夺印、打入冷宫,或戴罪蒙羞、身败名裂,这类剥夺其政治生命的打击,对于党内高层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极难承受,极其痛苦,但他们各自承受的极限和底线,是极不相同的。比如陈独秀,怨屈消沉,分庭抗礼,愤而不归;比如张国焘,心中不服,忌恨绝望,怒而投敌;比如王明,软抗硬磨,逃避怠工,隐而不服;比如毛泽东,坚持已见,负气挂印,待机翻盘;比如林彪,厄运将临,夺路而逃,鱼死网破。而像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这类面对党内打击逆来顺受、安然认命的人则属于另一类。

  那么,对于周恩来而言,有没有这一条底线呢?当然有!这条底线,就是上述党内斗争失败者的任何一种结局,他周恩来都无法承受,为了逃避这些结局,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战争年代,周恩来出生入死,数次闯过鬼门关,笔者毫不怀疑他有为政治信仰牺牲生命的勇气和精神。然而,对于少数政治人物来说,牺牲自己的生命不在话下,但剥夺他的政治生命,让他视生前的荣辱为儿戏,是绝对做不到的。像刘少奇、邓小平生前不屈服于“上头”的压力、自甘认栽、但自信身后总有还其清白时,这样的政治素质,周恩来是不具备的。上面说过,周恩来性格中就有一条追求完美的主线,在政治上尤其如此。他极其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极其注重自己在党内的政治形象和道德形象,因而也极其忌讳在生前就在党内成为众矢之的,弄得一头罪名,身败名裂。为此,对毛泽东的敲打甚至戏弄他不得不逆来顺受,低首下心,哪怕到了卑躬屈膝、唾面自干的程度,他也能够忍受。因为对周恩来来说,维持自己的权位,也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自己在党内数十年的政治形象的惟一筹码。

  这就是周恩来内心深处的私心所在,虚荣所在,也就是高文谦在书中所说的周恩来晚年一再念叨“保持晚节”的潜台词。当然,对于这片深藏的私心和虚荣,周恩来是一向严加掩饰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周恩来弹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调以证明他为“大局”忍辱负重、力挽狂澜时,这个高调是否在完全掩饰这片甚至可以出卖良知和人格、深藏不露的私心和懦弱呢?有这样的因素,但不完全是。对周恩来而言,当他说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一石破天惊之语时,如果其中一半是出于对私心和懦弱的掩饰,那么另一半则确实出于“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担当。周恩来是有担当的,而且是那种于狂涛巨澜中的大担当,而他在这种大担当中展示出来的政治品质、政治才华和政治胸襟,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望其项背。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谈。

  现在回到原来的题目。毛泽东派周恩来深夜探访蒯大富,而周恩来心领神会,竭其所能,为毛泽东炮制“正中下怀”的射刘炮弹,这件事于毛于周,都有极其微妙的政治奥秘。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深知周恩来性格上弱点,料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会站在他这一边。而他毛泽东既然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就离不开周恩来的全力辅佐。因为对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机构进行一次大洗牌,还不仅会造成国民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还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各种政治冲突、社会动乱和人际纠纷。而党内既能够应付、扭转国民经济混乱局面、又能够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高手,惟有周恩来。尤其是后者,周恩来在各类政治冲突、社会矛盾和人际纠结纷中所具有的调解、缓冲、弹压、谈判、斡旋以及“和稀泥”的能力,是党内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周恩来和他毛泽东并非一条心,对于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内心深处是不赞成的,至少不赞成他毛泽东这样搞,而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很难和他形成共识。对于这一点,基本无碍大局。在政治上,周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当然,是否产生“异心”,谁也难以料,故让周参与对刘放箭,一是考验一下周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立场,二是把周拉下水,三是给周一个机会,让周给他毛泽东送上一个“支毛倒刘”的“投名状”。

  对于周恩而言,则心态更为复杂。其一,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些冠冕堂皇的政治意义,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铲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云云,也许周恩来至死也没闹明白,但毛借用文革倒刘的政治意图,刘少奇遭遇的无妄之灾,刘少奇所受的冤屈,周恩来肯定是看出来了。其实,从1958年毛泽东针对他周恩来展开“反反冒进”之后,周恩来就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为一已权欲而置国家社稷民众利益而不顾,这是中国皇权时代皇帝们的通病。大跃进中饿死了那么多人,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难道没有一点感触?那么,文革是不是又一次变本加厉的祸国殃民?周恩来至少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站出来保刘?为刘仗义直言?或为政治良知计,不支持甚或反对毛搞文化大革命?那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迅速退出政治舞台。这从来不是他周恩来的作派,他也从来不愿付出这种代价和牺牲。他一步也不离开政治舞台,这是他的政治底线。其三,支持毛,与毛合作,但出工不出力,虚与委蛇,敷衍一通,凡事一推二六五,像林彪那样当甩手掌柜?此路不通!林彪可以,他周恩来却不可以。以他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及以一国之相的身份,毛泽东拉他上船正是以他全力办事为筹码。稍有消极怠工便会淘汰出局。对毛,只能全力辅佐,不能消极怠工,这是毛保他的交换条件,对此,周恩来别无选择。其四,以毛的作派和性格,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因而,对毛只能“顺守”,不能“逆取”。何为顺守之道?即全力辅佐,言听计从,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然而,如果“君主”是一位昏君或暴君,岂非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辅君之臣岂非成了帮凶、恶相?对周恩来而言,并非如此,或虽难避免,但并非完全如此。在“全力辅佐、言听计从”后面,有“固守国本、统揽大局”之策,在“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后面,有“相机行事、力挽狂澜”之举。毛泽东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内不可一日无君,尤其在动乱时期,在无人能取代毛泽东一国之君的情况下,无论“君主”的意志举动如何,其一举一动都牵连着国本、国体、国运。因此,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辅佐毛泽东的政治方略是:之一,举凡毛泽东为权力清障而意欲坚决打倒的人,他周恩来一律不保,因为保则无用,只会节外生枝,并尽力让毛泽东满意。这样做虽有违良知,但却无可奈何。另外,周恩来也许早就看出,文革初期打倒一大批犯“路线错误”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就像延安整风一样,将数万干部统统放进锅内煮一遍,待其驯服再甄别平反,出来工作。比如在对刘少奇正式立案之前,周恩来一直认定刘犯的是路线错误,只会在党内处理,像这样犯路线错误的人有一大批,其中绝大多数是今天打倒,明天平反,后天解放。刘少奇还有重新出山的机会。这种想法也许能减轻周恩来良知上的压力。因此,当刘少奇定案为“叛徒、内奸、工贼”、他周恩来必须对此表态时,周恩来彻夜不眠,坐卧不宁,足见他受着良知的折磨。而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陈毅、贺龙、杨成武等人挨整的负疚之心,说明他良知未泯。当然,如果毛泽东意欲保护某些人,则可顺水推舟,举一反三。;之二,竭尽全力,重点保护国务院这一摊子的领导干部和机构的运转。这固然有周恩来的私心,但并非全是私心。何为“国本”?乃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也。国务院这个机构的职能和运转,就是维系“国本”所在;之三,为毛泽东揩屁股。文革中,毛泽东当然在纵火,纵起群众运动之大火,而这场大火如果不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则可能酿成灭顶之灾,连“国本”、“国体”也化为灰烬。因此,他周恩来必须不断“灭火”;之四,文革中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必然引起党内反对力量的反弹,也必然产生各种派系之间的斗争。而他周恩来坚守的原则是:保持中立,不和党内任何政治派别结盟;当党内出现反毛政治力量时,不管是非如何,坚决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因为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他就不可能被其他任何人所取代,他就是党和国家政治统一的象征。在毛还活着的时侯参与任何“倒毛”的派别活动,都可能导致党和国家的分裂、战乱和社会动荡引发的灾难。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首都八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多万人。而这千万从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的食宿及毛泽东八次接见的浩大繁复的组织工作,都是周恩来亲自抓的。不仅如此,在短短半年内,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中央领导人和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北京和来京人员的并不少见,但真正起压轴和决定作用的人,惟有周恩来。我们不妨试举几例当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的接见活动。

  1966年10月29日:接见江西、新疆两地的红卫兵代表,强调: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不能停止生产业务。不可能全国人民都去搞串连。1966年12月3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十二个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针对有代表指责陈毅“和稀泥”并一再纠缠时,说,你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他一肚好心肠,我们相处多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你们不要去冲外交部。你们要去,我势出面劝阻。不只是外交部,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1966年12月14日,两次同成都“工人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不要只想到个人,要想到全体。大工业生产有联系,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整个生产。你们二千多人离开生产岗位来北京,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不听……要区分两类矛盾,不能把所有犯错误的省、市委和西南局领导统统一棍子打死。1966年12月21日,接见复员转业军人代表。就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组织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现在不合适,也没必要。大家还是回到本单位去。针对有人怀疑毛泽东批准的三条指示(即复转军人不准成立单独造反组织、不准冲击军事单位等)的真实性,指出,确实有三条,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并当场念了这三条指示。

  可见,当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如狂潮般几乎冲破一切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法规后,各类千奇百怪、极为难缠的“麻烦”就会像失控狂奔的野马,接踵而来。而能在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握紧缰绳、从而力保国家日常生活生产不致全面崩盘的人,惟有周恩来。奇怪的是,文革之初,无论红卫兵运动还是后来的各类群众组织,其派别纠纷狼烟四起,花样百出,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哪个派别,都不会把周恩来当“外人”,都不会怀疑周恩来偏袒对立的那一派,都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主心骨”。因为几乎所有“造反派”都形成这样的“共识”:崇拜毛泽东、敬仰林彪固然不会错,但真正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只有周恩来。实质上,文革十年,毛泽东只是全国民众心目中一个高不可攀的偶象。而越是到文革后期,人们越怕这位“尊神”来事,弄出一些匪夷所思、令人哭笑不得的新东东。而全国民众心目中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周恩来,特别是民众去乱求稳的心态越益急迫时更是如此。周恩来的资历、政治威望、务实精神、非凡缜密的组织才能、机敏、果断、神速的决断尤其是他恪守“中庸之道”形成的人格魅力,在中国民众心中构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形象。

  1967年1月“夺权风暴”的掀起,使全国陷入更加剧烈的动荡和混乱。一方面,各地造反派因“夺权”而和各级党政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冲突全面升级,另一方面,造反派内部以及党政军机关干部队伍中的造反派因“夺权”而产生的“派性”冲突,也全面升级。仅这两种冲突弄出来的事端,就更加棘手和难缠。加上由此引发的全国性的生产停顿、秩序大乱,周恩来像被加速抽打的陀螺,“旋转”得更快了。我们且来看看1967年1月31日周恩来处理了哪些事情,他的工作量如何:接见中共中央华北机关造反派,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李雪峰在处理天津问题,暂不回机关检查。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军委八条”,指出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批评北京造反派不打招呼,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委负责人的做法,强调,一定要事先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出意外的乱子。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指挥部”电报稿。指出,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新缰军区领导机关及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就以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接来北京事批: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一天三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焦唇敝舌做说服动员工作,穿插着处理全国各地难缠棘手、莫名其妙的事情,周恩来就是全身是铁,也打不了那么多钉子。周恩来一天工作的时间一般是十多个小时,有时只睡三五个小时,通宵不眠是家常便饭,以致累出了心脏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给他写大字报,要求他增加休息时间。

  平心而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国家动乱时代一天十多个小时地连轴转,疲于奔命,四处灭火,而没有任何个人得失可言(他这样做并不能讨好毛泽东,恰恰相反,许多事情还会招惹毛泽东),即便今天我们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对专制体制内的政治人物进行臧否评判,也应该对周恩来为国家为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肃然起敬,至少怀有一份恻隐之心。有人说,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同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他不是同样对一批无辜的人落井下石吗?他亲自签发的《公安六条》,不是导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严厉镇压吗?他为毛泽东揩屁股,不是为毛泽东解除后顾之忧,从而让毛泽东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搞他的文革吗?是的,这是周恩来的另一面,用现代文明的政治道德标准评判,这显然是周恩来不可否认的政治污点。当然,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立场上对专制政体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无法奠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然而,在对专制政体及其政治人物从历史角度进行客观地评判时,又不能完全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因为专制时代的政治人物怎么可能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和尺度要求自己呢?而之所以要用历史的尺度进行衡量,是因为即便在专制时代,国家也需要安定,社会也需要秩序,道德也需要规范,经济也需要发展,民生也需要保障,而这些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具有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因此,衡量专制政体中的政治人物时,他们对这种价值取向是贡献多还是破坏多,这是一个核心尺度。其实,在中国民众数千年的皇权主义意识深处,这种历史尺度也在自发地、无时无刻地衡量着皇权体制中的政治人物。张良、萧何、诸葛亮、魏征、范仲淹、于谦等良相的功绩和形象,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永难磨灭的。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毛泽东、江青并非完全逆来顺受,俯首贴耳,举凡关系到国本、国体、国格、国运大事的关键时刻,他同样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样的关键时刻在文革中我认为至少有三次。一次是1967年武汉720事件毛泽东亲临处理失败仓皇退走上海后,王力等人“凯旋”回京时甚嚣尘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和支持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从而导致8月下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周恩来忍无可能,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告状,一举拿下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二次是1971年九一三当夜对林彪出逃事件的果断处理。其实,文革中周恩来哪有什么和林彪集团作斗争,相反,周恩来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力荐林彪当了接班人。文革初期面对乱局,周林之间也相互支持互通声气。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等人陷入困局后,周恩来为解其困,煞费苦心。“九一三”之后,面对林彪“折戟沉沙”,周恩来曾大放悲声。其中有对林彪的同情,也有由林推已的忧伤。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去了林彪这个屏障,他自然成了事实上的“二把手”,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而他周恩来之所以数十年在政坛上“不倒”,关键是他始终坐在第三把交椅上,虽然五十年代那一次在“反冒进”中他差点被革职,成了“二把手”的替罪羊,但总体来说,在他和毛泽东之间,“二把手”们能够为他“挡风遮雨”,转移压力,或吸引毛泽东的注意力。而毛泽东的注意力,当然会主要放在他的“接班人”身上。因而,二把手们没有一个好下场,对于林彪的结局,推及自己的结局,周恩来岂能不肝胆俱裂,大放悲声?而所谓“坚决斗争”是有的,所有的“坚决斗争”,是在林彪出逃之后。在处理林彪事件的善后及清除林彪势力的过程中,周恩来干净利落、毫不留情甚至心狠手辣,丝毫不为自己的情绪所动。因为他十分清楚,类似林彪的政治事件在党内绝对不容许再次发生,至少在毛泽东活着的时侯,算计毛泽东就意味着国家分裂内战纷起,事关国体国运,兹事甚大。第三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抱病赴长沙和毛泽东会面,商讨四届人大的“组阁”和人选问题。面对当时剑拔弩张的政治局面,怎样组阁,何人组阁,同样事关国体国运。为此,周恩来再次挺身而出,不避七三年底被批判的“前嫌”,不顾可能为江青等人留下把柄,面对毛泽东直陈已见。总之,周恩来的数次“挺身而出”,所维护的国本、国体、国格、国运,说到底,仍然是全力辅佐他毛泽东,仍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不致出轨,不致翻车。然而,周恩来忠心耿耿、拼死拼活做的这一切,在毛泽东眼中又如何呢?

  平心而论,毛泽东是骄君,但绝不是昏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能够应付文革乱局的人选除了周恩来,还有一个人,就是邓小平。但邓小平和刘少奇走得太近,且性格执拗,行事果决,雷厉风行。如果他内心不赞成文革,他毛泽东点起多大火,他就能灭掉多大火;因此,文革之初,坐镇乱局的首选人物是周恩来,他的性格弱点,他的政治软肋,他的“中庸之道”,他的逆来顺受,他的机敏玲珑,全部在他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因此,其一,周恩来不会公然反对或暗中对抗他毛泽东点火、放火;其二,周恩来具有极强的灭火能力。但让火烧到什么范围和程度,他毛泽东只要稍微示意,周恩来便会心领神会,不敢违逆,他只会扑灭超出范围和程度的那些出格之火,毁灭之火;其三,尽管表面支持,但周恩来内心深处是不会赞成他毛泽东点的这把文革之火的,这是由周恩来的理性务实、执两用中的性格决定的。但周恩来的好处在于,一旦在“灭火”中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或有所动作,只要狠狠地敲打他一下,他就会乖乖就范。

  因此,文革之初,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放心大胆、有恃无恐地“放火”,即便全国生产社会秩序大乱,毛泽东也无所顾忌,正是因为有周恩来坐镇“灭火”。而正是周恩来能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让大火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燃烧,他随时掌握火侯,只扑出格出轨之火,所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能基本实现,文革也能搞到那么长时间。这就是邓小平那句名言所指:“如果没有总理的话,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但“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许不会拖那么长。”其实,如果周恩来在文革之初撂挑子,或者不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他固然会被打入冷宫,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动作,走得那么远,为避免翻车,毛泽东会适可而止,草率收兵的。至于起用邓小平来取代周恩来,如果在文革初期,邓不可能会像周那样对各路造反派苦口婆心耐心说服,他会快刀斩乱麻强硬处理,结果毛泽东放多少火,他就会灭多少火,邓很快就会和毛反目下台。七十年代文革之乱基本平息,复出的邓小平尚且以“全面整顿”的凌厉攻势直捣“文革后遗症”,文革之初面对乱局邓会怎样做,可想而知。邓复出后两年左右便被毛赶下台,如在文革之初,邓出局的时间会更短,陶铸的倒台就是一面镜子。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周恩来帮了大忙,这点不假。但毛泽东也不会对周“感恩戴德”。说周恩来在文革中“挽狂澜于既倒”,是周保证了国家没出分裂战乱的大乱子,毛泽东是绝对不认同的。实质上,真正掌握文革火侯的是他毛泽东。文革之火烧到什么地步就会导致国家社稷出轨翻车,他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而且一直在胸有成竹地时时把关。这一点,我同意。然而,毛泽东是借周恩来之手“力挽狂澜”。力挽狂澜的具体策划者、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离开周恩来,毛泽东就会“抓瞎”,就像文革之初他毛泽东接见千万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来京后的生活安排问题,接见活动中的具体组织问题,没有周恩来,单靠他毛泽东就会抓瞎。因此,毛泽东只是一个总策划,或者是一位总工程师。

  在《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高文谦始终坚持一个判断:即邓的复出是毛有意用邓来牵制乃至取代周的政治上的重要一招棋,恰恰不是周的力荐。邓的复出是毛泽东的主意,而不是周恩来的力荐,这一点我同意,但说邓的复出是毛意图让邓牵制周甚至夺周的权,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其一,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关于谁做他的接班人,心目中的人选既没有周恩来,也没有邓小平,而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力量”王洪文。因此,毛让邓复出,确有接替、取代邓小平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主要出自于周恩来已患重病,而这个位置除了邓小平胜任,江青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否则,他为什么不用张春桥?其二,对于周恩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周甘居第三把交椅,没有争夺第二把交椅的权欲,更没有觊觎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只要毛泽东在世,周恩来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惟一的威胁,就是他毛泽东先于周恩来死去,届时,能够掌控大局的惟有周恩来。而周恩来其时即使不亲自翻文革的案,也会举荐“右派”掌权翻案。这一点,从林彪之后周恩来自作主张批“极左”就可看出。而这种威胁,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同样消除不了,甚至会变本加厉。因为邓小平其人毛泽东岂有不识之理,虽然历史上邓是毛的人,但后来他跟刘很紧,又是被文革打倒,胸中一口恶气难免要出,这样的人在毛死后更危险,这一点,毛不会不清楚。无奈,能够坐镇主持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人选太少,而除周恩来之外,邓小平又是首选之人,毛泽东是不得不为之。可见,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正常运转这个大局,毛泽东是极为重视的,也极为清醒,毕竟,这个国家是他亲手缔造的,把它搞乱,他一百个不愿意。其三,倒邓,也是毛泽东的无奈之举。其时,只要邓小平认错,口头上承诺一下拥护文革,永不翻文革的案,邓就可过关。可邓远非周恩来,他决不低这个头,为此,毛泽东对邓几乎到了哀求的地步。而倒邓之后,毛泽东临终也没有把班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忠诚稳重务实的华国锋,说明毛泽东深知江表集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主持国家生活正常运转的大局,把权交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倒台得更快,就是弄得社会大乱,国家分裂。怎样既能团结右派主持国家运转,又让左派坚持他的文革路线,这是毛泽东寄于华国锋的厚望。其实这仅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梦想。怎么可能呢?连他毛泽东都无法造成这种局面,何谈资历很浅、威望不足的华国锋?

  在结束本文时,笔者对周恩来病危被推进手术室时那悲怆的一幕,刻骨铭心,深感悲悯。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高文谦描述了这样一个令人肝胆俱裂的场景:“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心中最后的抗争,居然在这个时刻、以这种微弱无奈的方式表达出来,太可怜了。而周恩来的人生悲剧,恰恰就在于他的政治品质中,有极为懦弱的一面。对于历史中他和毛泽东的那些过节,他总是对自己上纲上线,大泼污水,自贬、自谤、自虐到常人都难以理解的地步。1943年为在延安整风中过关,他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整整五天的检讨。他说:“……我身上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共产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危险人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障碍。……我在中央苏区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其中心关键问题是反对毛主席。……我在中央苏区反对毛主席的过程主要分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王稼祥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会议上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阶段,五中全会上篡党、篡政、篡军完成为最高峰。……我在抗战初期又第二次犯了教条、经验宗派结合的罪过,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主席所说的为王明、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没有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我为教条宗派打了天下,为其开辟了天下。……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给我的是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头脑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的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了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了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我身上的动摇性是很明显的,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我在宁都会议上表现。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愿意戳破自己和别人的痛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了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在西安给主席的电报。软弱性表现在我对党外人士中的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李德时期。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并未失去……。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和缺乏原则性……。”

  更让人想不明白的事,关于“伍豪事件”党内早已调查清楚,记录在案,毛泽东也算当事人之一,对事件的真相心知肚明。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让他做好了,我成竹在胸,岿然不动。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竟为此旧账反复查证,反复澄清,反复辩诬,反复乞望毛泽东还其清白,这倒显得周恩来心虚胆怯,欲盖弥彰了。

  对毛泽东过分卑谦,过分顺从,过分自损,过分低首下心、卑躬屈节,几成人格缺陷。也许周恩来认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逃过毛泽东的算计。然而事情并不尽然。坚信自己的清白,坦然面对以往的过失,既不隐瞒也不夸张,有人借此泼污水回他几个软钉子,像邓小平那样,恐怕并不致于弄得罢官丢印,身败名裂,还可能嬴得对手的几分尊敬。其实,毛泽东对周恩来政治上懦弱的一面,是很看不起的,甚至有几分鄙夷和轻蔑。而毛泽东也正是利用周恩来的懦弱作为杀手锏,来控制周恩来,将其玩于股掌之中。其中数次翻出延安整风的文件做出一番算旧账的架势,就是吓唬、敲打周恩来的。相比而言,历史上陈毅也夺过毛泽东的权,和毛泽东也有过节,陈毅也多次向毛泽东认错过,检讨过,但陈毅不会像周恩来那样自损自虐自泼污水。因此,毛泽东也并没有拿历史问题要挟陈毅,他知道陈毅不吃那一套。比如1966年8月31日晚,毛泽东在天 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陈毅也到场。在休息室,毛泽东询问陈毅近况,陈毅沉重地说:“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您两次。”“哎!”毛泽东不等陈毅说完,摆摆手说:“你就是第三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我保你!”而陈毅引发毛泽东拍案大怒的,是陈毅1967年2月在怀仁堂放的那一炮,那一炮是陈毅倒过来算毛泽东的旧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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