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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学林常青不老松——记林蕴晖教授
2019-07-22 17:38:02
来源:合传媒 作者:王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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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够开启山门,让后代学者继续研究下去,这应是前辈学者最大的学术欣慰了。
  林蕴晖先生是中共党史界造诣深厚的前辈老师,一生笔耕不辍,更是老而弥坚,近年来频频推出佳作。现在已出版了15本书了。别人夸他老当益壮,他自谦是学术养生。学问做到这个份上,自然是比较洒脱了。
 


  我在1980年代初刚入行中共党史时,就拜读了林蕴晖教授写的书和文章,说来已有40多年了。林蕴晖教授的著作,向以资料丰富,论述平实,立论客观,文字简明见长。当年我们读研究生在学习党史时,林蕴晖教授的著作是打基础的必读书。到现在,他新出的这些著作仍然还是我们的案头书。

  林蕴晖教授的研究,从1980年至今,可谓“术道三变”。1980年代是传统党史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期。否定了过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宣教套路,在《历史决议》下重新建立中共党史的历史叙述。当时林老师任职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镇。他们所编写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丛刊,从建党编到文革,一直为学界所沿用。林蕴晖老师在这个学术团队中,主攻方向是1950年代前期的历史。当时他所进行的研究,著作的《凯歌行进的时期》等著述,都是学科重建的奠基作品。这是术道一变。

  在19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林蕴晖教授的研究面更宽,时段跨度更大。他长期从事资料工作,对传统党史的问题非常熟悉,很快就有了新的突破。一是由点及面,扩展到对整个1950年代的研究。如对大跃进、大饥荒的研究等等;二是从中共党史的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的宏观研究。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战略的研究等等。这是术道二变。

  在退休以后的研究中,林蕴晖教授的研究更进入到一种自由状态。其特点是从对历史事件的是非评价研究,转入到对历史事件的史实真实性研究。他这时的研究,已经脱离了为《历史决议》规范的党史著史传统,转而对史实细节进行详尽的梳理,尽显了史家追根寻底的考证功夫。这可见之于他的《国史札记》等著作。尤其在“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研究上,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国内资料与国外资料参照,考证之详之细之微之实,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实证研究的一个范例。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党内斗争重大事件,斗争的实质是党内高层在治国方略的政见分歧和权力分配的利益冲突,其关键点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因为事发突然,变化反复,头绪复杂,牵涉高层诸多人事关系,又是邓小平拍板定性,《历史决议》已做出了结论,加之许多核心材料缺乏,所以坊间关于高饶事件的历史,长期众说纷纭,疑点重重,坊间流传了许多不实之词。林蕴晖教授利用国防大学长期积累的内部资料,又做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采访,发掘了许多海外的新史料,重新建构了这段历史,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成说,使这个事件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楚起来了。

  在高饶事件中,最有爆点的新材料是高岗让东北局分管组织的第二副书记张秀山暗查刘少奇1929年奉天纱厂被捕案的事情。关于此事真伪,林蕴晖教授与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戴茂林教授有过一场争论,很能表现他的研究问题的细致风格。

  戴茂林教授长期从事高岗研究,查阅了大量东北局的档案,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他断然否定有暗查刘少奇奉天被捕的事情,也是有据之论。戴茂林的主要依据是当年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的口述采访和文革中的交代材料。郭峰是在1952年查敌伪档案的经办人,他说不知道查刘少奇档案的事情。戴茂林认为,“查档事件”是具体办事人李纯六的工作失误,把前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猷与后任刘少奇搞混了。著文说:毛泽东当时没有动机也无理由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这件事进行炒作,攻击毛泽东“分裂党”。

  戴茂林教授是从“政治正确”上进行的论辩,林蕴晖教授则是从“学术准确”上进行的讨论。林蕴晖著文批评戴茂林观点的论据失当。在大量文本依据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口述史料的证据,如:高岗夫人的三次谈话,原高岗秘书1999年向中央的报告,原东北局干部处长李正亭对1953年张秀山布置查档事情的回顾,郭峰被下放后受到的查问等等,证明了张秀山所说的1953年毛泽东嘱高岗调查刘少奇奉天被捕的事情,“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查档事件”是非常隐秘的高层小动作,知情者极少,线索细微,重新查证,考辩清楚是很有难度的工作,可以看到林蕴晖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入细致。

  治学的长短,学术积累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还是能够放下固有成见。在戴茂林列举的种种论据中,特别是具体办事人李存六在批高岗中和文革中的前后说法,其实只要能够放下成见,也是可以为支持林蕴晖的观点所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满,毛对刘“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分庭抗礼”,以及毛对白区干部的成见,加之对高岗的信任和倚重,让高去暗查刘少奇1929年奉天被捕的事情,完全是符合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最重要的一击,也是这个奉天被捕事件。

  持平而论,毛泽东未必当时就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也不具备这个条件,但要敲打刘听命于他却是事实俱在的不刊之论。如果能在刘的历史上找到问题,无疑为毛在政治上提供了最厉害的杀手锏。高岗在毛刘矛盾中误判形势,跳得过高,私下传播最高机密,造成党内团结危机,最后不得不作为“路线斗争”的“替罪羊”抛出。这个逻辑下的“查档事件”,并没有什么“悖理”的地方。但是,逻辑上的符合道理,与史实上的存在与否,毕竟还是两回儿事情。对1953年的“查档事件”,显然林蕴晖教授的论证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逻辑,但是还需要有更扎实的一手材料来坐实这件事。这在高层档案中可能是没有直接证据的,但肯定会留下许多没有抹掉的蛛丝马迹,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会从林蕴晖教授的研究中,得到下一步研究下去的路径。

  能够开启山门,让后代学者继续研究下去,这应是前辈学者最大的学术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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