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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迪:启蒙·知交·楷模——我与小鲁的挚友生涯
2019-03-05 10:04:22
来源:网络 作者: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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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打倒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事实,捕风捉影,网罗罪名……老干部们曾深受其害,怎么就不接受一点教训呢?他说,我个人是个小萝卜头,怎么处置随他们便,我坚决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今天是小鲁周年忌日,亲友们聚集在上海福寿园新四军陵园旁,为小鲁纪念像揭幕并安放小鲁的骨灰,让他回到父母的身边。去年编辑的小鲁纪念文集,暂时无法出版,只能由李菁根据亲友回忆撰写了文章,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我在追思会上作了发言,并将去年撰写回忆小鲁的文章放在网上,以寄托对小鲁深深的怀念。


  着手编辑纪念文集,撰写回忆文章,原本想清洗泼在他身上的脏水,用他的话说是人生遭受三次,即文革、八九风波和安邦诬名,特别是安邦事件在他临终时都未有一个清晰的说法。但是在编辑、撰写的进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清污正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留下准确而正确的历史,因为小鲁的思想与作为、品行与人格、朋友圈与影响力使他成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他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先觉先行者。小鲁一定会像他的父辈缔造共和国的陈毅元帅、粟裕大将一样被载入共和国历史的史册。对我个人,小鲁是我政治的启蒙者,志同道合的同志,办公司的伙伴,游世界的旅友,是我人生的楷模,有这样一位朋友是我人生的幸运,他人虽走了,但他的精神和友情将伴随我的一生。

  2018年3月1日在晨睡朦胧中接万峰来电,问小鲁昨晚在三亚去世消息是否准确,我一下子蒙了。查看微信有小惠5点50分的通告,即与小惠直接通话。但仍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小鲁真的就这么走了!

  我与王苗当即订了最快由香港飞三亚的机票。随后而来接连不断的都是朋友们向我核实的电话,直到10点多钟登机前,接到了王岐山的电话。几年都未联系了,他说:得知小鲁猝逝的消息非常难过,想尽早转达对小惠及小鲁家人的致哀及问候,于是想到了你。在朋友圈中,我被视为与小鲁关系最密切的人。是呀,我与小鲁同岁,自1966年夏天相识,52年了,71岁的生命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一起度过的。尽管时代与国家经历了巨大变化,生活与工作也几经变迁,在变化与变迁之中,许多曾经的同学、同事,以至同伴都中断了联系,但是我与小鲁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我们的友谊愈老弥坚,小鲁早已成为我生活、以至生命的一部分。

  一、初识

  在认识小鲁之前,就认识了他的爸爸陈毅——陈老总。说认识,其实只是1963年政协的一次晚会,爷爷带着我去参加,正好碰见了陈老总,他非常高兴地问道:“何叙老,你还是那么大脾气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最为敬仰的陈毅元帅。在五、六十年代,我最喜欢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类革命回忆录,其中陈老总的警卫员宋生发撰写的《艰苦的三年》(1959年版)是我的最爱,特别是其中引述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受伤落难、生死未卜之际,抒写出这样的诗句,须具有何等的理想、气魄与胸怀。爷爷曾任华东政法委副主任暨司法部长,爸爸曾任华东农林部副部长,父子同朝,我为他们皆为陈老总的部下感到自豪;也为爷爷是老总的诗友感到亲切。老总亲笔抄写给爷爷的《莫干好》七首诗及讨论诗词的信件成为家中的珍藏,不时拿出来翻阅。更有爷爷、叔伯们讲陈老总有救命之恩的故事,使我感到何家老小与陈老总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五十年代初,作为民主人士的司法部长,爷爷并无实权;加上好友吴石因他而结识并为中共工作,在台湾由于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叛变出卖,惨遭蒋介石杀害;我的外公亦因爷爷及子女动员,由香港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不慎“泄密”而获罪,要遭受牢狱之灾。诸多诱因使爷爷情绪激愤,爆发心肌梗死,自认活不长久,于是向前来探望的华东局统战部长陈同生大发雷霆,责怪中共不念旧情,过河拆桥。事后又担心中共秋后算账,不想活了,不配合治疗。是陈老总亲临医院探望,向爷爷说:“叙老,尽管你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我们把你当老同志老干部一样看待。共产党刚刚坐上台,工作难免有毛病,有意见只管提,不要那么大火气。新中国未来光明得很,你也为此作了贡献,还是要把身体搞好,多看上几年嘛。”陈老总坦率诚恳的劝说打开了爷爷的心结,从此积极配合治疗,陈老总救了爷爷一命。

  1966年6月“文化革命”爆发,学生间的串联打破了校际界限,经我校曾是八中学生的梁其望、张海生搭线,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小鲁。与我想象中太不一样了,他穿的一身旧衣裤,脚踏懒汉鞋,有时还穿自称为井冈山的布带作的“草鞋”,骑辆破旧自行车,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一位外表平常的再不能平常的人,没有半点干部子弟不觉显露的优越感。这就是我景仰的陈毅元帅的儿子呀,他的平易、质朴、诚恳、率真马上赢得了我的好感与信任。

  随着交往的深入,他逐渐告诉我一些不曾知晓的红墙内的故事,对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并不像我们最初有的一种盲目尊敬。他说江青并不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陈伯达历史上有问题,林彪身体有病,怕风怕光又怕雨。

  他也不回避谈自己的父亲,一再强调陈老总与毛主席的感情是经过反复斗争的过程建立的。在井冈山红四军七大时,陈毅反对过毛泽东,把毛赶下了台,后经总理批评,又去把毛请了回来。在长期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逐步树立了权威,赢得陈老总从口服到心服的信任与追随。小鲁以此来反衬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这些文革干将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缺乏考验的。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他有独到的见解。他给我们讲过,在高饶事件处理时,毛曾问陈对饶的看法,因为有1942年新四军黄花堂事件,饶漱石整陈毅,陈被调回延安,着实坐了两年的冷板凳。陈毅不知毛泽东就里,当时说了饶漱石的好话。刚离开毛出门碰上了杨尚昆,告之毛的真实意图后,陈转身又去见毛,谈了对饶的真实看法,于是被毛派回华东区肃清饶的影响。小鲁以此为例说明党内斗争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陈老总1965年曾想过退休。他猜想父亲对无休无止的党内斗争感到厌烦,也可能怕主席记井冈山上陈反毛之仇,想早点退休。小鲁的这些故事和看法对我这样一个见识不广、涉世不深、不到20岁的青年来讲,如打开了一扇天窗。使我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纯而又纯的世界里,由此激起我探索党史真相的兴趣。当时想法简单,以为了解了党史的真相就不会或不容易上当受骗,不要像文革各派在对错之间翻烧饼,可以永远跟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为此,我们组织了党史学习小组,小鲁自然成了最好的讲解员。我还追随人大党史系学生、我的小叔叔参加历史案件的调查,特别是高饶事件。在调查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闻天、张鼎丞。在计委大楼里的张闻天温文尔雅地陈述事实,张鼎丞则带有火气地驳斥不实之词。记得还拿到一份胡华文革前作的内部报告,讲述了建党以来的历次斗争(他曾因此获过而遭处分),使我的眼界大开。随着批刘邓,历数了党内路线斗争,大字报、小报、各种印刷品披露内幕,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小鲁也并非专家,但愿听取分析各方面的信息,我更愿相信他凭自身体会作出的判断。

  未曾想到,十年后,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成为人民大学复校后党史系的首届大学生。关注政治、有兴趣于历史研究是由与小鲁交往始。在我心里,小鲁于我,是政治启蒙第一人。

  二、文革遭遇

  近两年,小鲁几次向我说,他的人生有过三次被诬名的遭遇:第一次是1968年文革中被讹传为打砸抢、无恶不作的“陈小虎”,作为“反中央文革分子”被周总理送往39军隔离劳动审查;第二次是在1989年“六四”后被诬为赵紫阳的“小舰队”、红二代的“叛徒”;第三次则是被说成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中国的“首富”。对于前两次,在《回忆与反思》刊载的小鲁口述史中已有很详细的说明,这里讲讲小鲁在文革中的遭遇。

  从反对对联而未参加红卫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会失序而组织西纠,尽管无法置身于文革狂热之外,也作过些荒唐事,但小鲁在我们这批朋友中是最早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陈老总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敢仗义执言且言之有物,他的讲话痛快、解气,最受广大群众欢迎,成为反对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小鲁自然成为“文革小组”欲打倒陈老总的一个突破口。他告诉我们,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要求子女谨言慎行,凡事不要牵涉及父母。除了私下给我讲些红墙内的故事外,小鲁还一再告诫我,就像《红楼梦》里的荣国府一样,贾雨村曾嘱咐林黛玉,进园后“话不可多说一句,路不可多走一步”。

  1967年王力发表了著名的“八·七讲话”后,记得有一个周末小鲁来找我。我自1962年由海南岛转回北京上高中,一直与爷爷同住在帅府胡同21号的四合院内,这里成为同学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告诉我:“王八·七”讲话后,外交部造反的姚登山一派夺了权,父亲作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避免互相牵连,让小鲁先切断与家里的联系,母亲给了一百块钱,让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联想到他常引用的贾雨村对林黛玉的叮嘱,我第一次感到什么叫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

  那天,我们聊至深夜,他就住在了我家。我知道小鲁和我一样,是肝炎患者,特别爱吃甜食,于是拿出平时爷爷吃的散装巧克力招待他,没想到他一颗接一颗,一瓶巧克力全让他下肚了。那夜聊的什么,除了知道他一时回不了家之外,其他的都记不清楚了,但是那晚他吃当时颇为金贵的巧克力的本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二三十年,出国碰到有好的巧克力,我总想到他,买盒给他。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12月30日,他由上海配合安邦调查后回京,我邀朋友一起给他接风,带了盒英国哈罗斯的巧克力给他。餐后怕他漏带回家,发微信提醒小惠,小惠回信讲“鲁连说三遍:拿了,拿了,拿了”,并发了张照片为证。50年了,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吃我送的巧克力。

  话说回来。1967年8月还未过,王力就倒台了,成了“王、关、戚集团”案犯。小鲁周末又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回家后把剩下的90多块钱又交还给了母亲。但好景不长,1968年初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中学,师大女附中的一位初中女生因其对文革不满的言论被工、军宣队隔离审查,收缴了她的日记本。她与女附中的几位低年级的同学有时来走动,听小鲁和我们这些高年级同学议论时政,并且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句话是听陈某某说的,那句话又是听何某某说的,加上社会上对小鲁的种种传言,使得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小鲁当时十分镇静,他告诫我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对文革中极左的做法不满是他个人的看法,没什么可隐瞒的,敢说就敢当,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他说,我不信谣言可以杀人。

  我爷爷1968年1月心脏病复发,乱世之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故。政协所属的四合院要交回,我不得不在3月告别小鲁,返回海南,投奔正挨批斗的父母。自此一别,再次相见是三年后的1971年。在这之前,李勇告诉我们,小鲁在1968年4月就被总理送到东北当兵去了,走前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写了“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再见面时,小鲁详细叙述了当年总理送他走时的谈话和约定,相当于现在的隔离审查。他说:“尽管牢记了贾雨村对林黛玉进大观园时的嘱咐,但仍难逃一难;尽管我不信谣言可以杀人,但我终被谣言所杀。”听他这番话,使见面的喜悦蒙上了一层阴影。

  1972年1月陈老总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会后,我们见面,小鲁详细讲述了陈毅追悼会曲折的安排,由于毛的突然出席,周总理应变调整,使得对陈老总的评价大大提高。小鲁讲到他的观察,主席大衣里面穿的是睡衣,胡子留得老长,显得憔悴,身体似乎出了问题。小鲁有感而发:“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后来又将“何须万岁泪”,改成了“万人泪”。再后来,经赵朴老提议,改成了“难得万人泪”。40年后,再读这首诗,我问为何他后来的诗作都不抵这首精彩?答说:诗由心生,以后再难有那时的情感和精神。小鲁过世,又再次品读,感触更深。此诗写父亲,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呢?!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对陈老总有了的正面评价,解除了小鲁背负的“家庭包袱”,加上在部队的优异表现,在二十八九岁时就被提升为团政治部主任,前途似乎一路光明。其实,不然。1976年中国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小鲁突然离开了野战部队,调到总参二部,在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文,上武官班。除了他在部队“道不同不相与谋”,不愿参与1976年春“四人帮”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他告我,“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在抓幕后黑手的内部报告中又点了他的名,说他参与了天安门的活动。其实当时他一直在部队,根本没在北京。岳父粟裕看到这份内部报告,感到“四人帮”并没有放过小鲁,从陈毅到小鲁均成了对文革不满、反对文革的符号,只要人在国内,总要找茬儿做文章。所以,粟裕找了伍修权,将培训小鲁后送驻国外,省得“四人帮”找他的麻烦。在此期间,小鲁回到北京,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与“四人帮”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记不清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李勇、王小民和我等几人相约在颐和园,也记不清小鲁是否也参加了,为了保密起见,我们租了条船划到昆明湖中央,才由李勇、小民讲述抓捕“四人帮”的消息。李勇绘声绘色地描述6日晚他还听到了紫光阁抓人的动静。十年的压抑气氛一扫而光,尽管消息尚未公布,但喜悦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纷纷在亲朋好友间奔走相告。记得我还问过小鲁,“四人帮”抓起来了,后顾之忧解除了,能不能不出国了,留在国内干可能可以更有作为。

  好像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小鲁走上一条与他父亲相似的路,由军界跨入外交界。

  三、弃武修文

  1985年,小鲁结束了近4年驻英国武官处的工作,回国担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年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和美方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何汉理(HarryHarding)一起筹备“中美关系史1945~1955年中青年学者研讨会”,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中美学者间进行的学术会议,双方的组织者都很重视。袁明邀请了刚卸任的驻美大使章文晋、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副所长资中筠、北大教授罗荣渠为顾问,邀请了北大的王缉思、饶戈平,近代史所的章百家、陶文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刚拿到国际政治博士学位,也是中方参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贾庆国;作为美国所的助理研究员,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在人大党史系学习时,发表过两三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论文,所以就让我写《1945~1949年中共对美政策》的论文。而从1949到1955年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于是我向袁明推荐了陈小鲁。尽管小鲁没有学术研究的经历和背景,但我认为他成长于外交部部长之家,又有驻外武官的经验,加上对党史的熟悉,特别是他的军人身份,正在战略学会当值,加入到中方纯学者的队伍中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亮点。袁明表示十二万分的欢迎。在1985年底和1986年初,先后在北大和章文晋大使家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组织了队伍,确定了选题。尽管自称为青年学者,我们都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与美方学者相比,我们的学术经历确实年轻,学业被文革打断,学术研究在文革后刚刚恢复,更何况要挖掘新史料用新史观来撰写,水平要与美方学者旗鼓相当,这的确是个大挑战。我们认识到差距。为了缩小差距,不仅每个人竭尽全力,更要依赖团队的力量,互相支持、帮助与激励。作为我们这批“青年”学者中的长者,袁明以她的组织能力与亲和力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

  由小鲁撰写的《1949~1955年的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的论文,涉及的重大事件和决策最为集中,从“一边倒”到中苏同盟,从朝鲜战争到第一次台海危机、印支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等等,从中理出政策演变的大脉络和背后考量并非易事。当时,除了散见的回忆录外,没有有份量的文献可参考,这是个具有开创性的题目。为此,小鲁以最快的速度、极大的热情投入论文的准备工作。我则将过去几年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文献与他分享。在档案仍未解密,极难查阅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更直观的感受,我们一起对决策的当事人进行了采访。

  当时,我正在办理1986年2月赴美的手续,社科院派我去作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口述历史。在百忙之中,我们先后采访了曾任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及俄文翻译的师哲,周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外事秘书浦寿昌,中办主任杨尚昆等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们心里有了底,对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的真实想法与实际决策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在论文的撰写中,顾问班子特别强调了学术交流中的立场和使用文献档案时的保密问题,小鲁的论文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尽管与会美方学者没能从他的论文中读取更多的机密文电、讲话,但却读懂了当年新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思路和对美政策的演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鲁对于朝鲜战争的论断,尽管从访谈、特别是杨尚昆的口述中,我们了解到中国既非朝鲜发动战争的支持者,又非主动参与这场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杨当时回忆毛主席说:中、苏、朝像三驾的马车,两驾往一边跑,另一驾怎么拉得过来?

  所以,小鲁将与苏联同盟、抗美援朝、援越、攻占一江山的炮击金门看成是中国为了保障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防御性措施,打是迫不得已,打是为了和,最终以1954年到1955年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与美方自朝鲜战争始将中国看成苏联对美政策的附属,视为一体不同,小鲁强调了中国外交中的独立性,并非完全服从于苏联对美的外交,甚至以美苏关系为自己外交的基点。在他的论文结尾一句总结道:“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始于对中苏关系的错误判断上。”由此使我想到,到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恰恰是建立在美国对中苏关系有了正确判断基础之上的。随着档案解密,中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朝鲜战争有了许多著作,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不再是个谜,但小鲁的论文是开创性的,尽管后来的研究在史料上极大丰富了,但并没有推翻小鲁当年作出的判断,而是更加映证了他的基本判断和结论的正确。今年重读他当年的论文仍富有价值。

  1986年10月,“中美关系史1945~1955”会议在京召开,美方由何汉理(Harry Harding)领衔,由老一辈资深的学者为顾问,有孔华润(Warren Cohen)、入江昭(AkiraIriye)、惠廷(Allen Whiting)、韩德(Michael Hunt)和拉菲伯(Water Lafeber),他们在美国都是鼎鼎大名的东亚史、冷战史的专家,年轻学者中有后来成为美国冷战史的权威盖迪斯(John Gaddis)、中美关系专家唐耐心(Nancy Tucker)、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波洛克(Jonathan Pollack)、莱文(Steven Levine)。会议开得很成功,不仅在学术上进行了充分讨论,看到了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信任和友谊,中方学者的团队精神给美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汉理在会后说,这是多么好的一群学者和朋友呀,我会时时想念你们的。事实也如此,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这些朋友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与处境,特别是对在中共政改办工作的小鲁。

  1990年苏东解体,档案公开,冷战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孔华润、盖迪斯、唐耐心等学者的推动下,在美国人文学术研究最为知名的威尔逊中心设立了冷战史研究项目,请前苏东及中国的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交流与研究。我于1990~1992年再次去美国做研究和学习,与美方的老朋友们谈到中方学者的处境,特别是小鲁在政改办解散后重回总参二部,对他的工作安排颇费周折,也成为领导的困扰。孔华润和唐耐心(当时已结为夫妇)知道这一情况,就与我商量,可否由冷战史项目资助,请小鲁到威尔逊中心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1992年初我们开始运作申请立项,落实经费,发邀请函,其间丛军与王光亚在联合国代表处工作,成了我与小鲁沟通的渠道。后来小鲁告我,他向二部领导提出申请,令领导为难:批准吧,怕他在政改办工作的经历上级怪罪下来不好办;不批准吧,小鲁在政改办工作的鉴定没有任何错误,要求正当,没有理由。小鲁看出了领导的为难,他主动提出了转业。经过多方努力,小鲁以副师级干部成为转到地方自主择业的第一人。接收单位找到王波明主持的“联办”,并由“联办”出函报国家体改委批准申请出国。

  1992年夏天,小鲁终于成行。我陪他在西海岸访问了伯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朋友戈定瑜招呼我们住在她家,并陪同我们游览旧金山湾区及校园。在东海岸,孔华润、唐耐心夫妇、何汉理等老朋友热情招待,在斯密苏尼亚古堡内的威尔逊中心给小鲁安排了办公室,请他作报告。我们还一起观看了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大游行。这是小鲁第一次到美国,在89风波后过了几个月非常舒心的日子,美国朋友们的真挚友谊也成为他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小鲁去世,孔华润马上给我发了Email,表达了对小鲁的怀念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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