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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家史中的百年史
2019-03-21 09:38:41
来源:合传媒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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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新”、“旧”的标准,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乌托邦?
  一、每部家史都是活的近现代史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自己家庭的历史,但千头万绪,找不到下笔的感觉。前些日子与毕业研究生聚餐,席间我又谈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一位研究生说,萧老师从家族史来看近现代史肯定会很有感觉。他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捕捉到写家史的着眼点了。随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增加,近现代史料与知识的渐渐积累,常常能把自己家史中的一些片断,先辈谈的一些感觉与人生体验,与近现代史研究心得联系起来,近现代史在我头脑中也变得更加鲜活。欧洲有一位诗人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滴水珠中可以看到整个太阳,从一颗沙粒里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我想,从每个家族的历史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大历史的缩影。

  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许来自家族的传承。我祖父是衡阳的开明士绅,生前藏书万卷。据说,在抗战前家中还有王船山的手写遗稿,抗战逃难中散失殆尽。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可以感觉到历史的厚重感。小时候每次从上海回衡阳常胜路老家过年,就可以听到大人围着火盆讲家史,讲历史,听他们叙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小学时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会在一旁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常常发现大人们还在火盆边不停地谈着,用很低沉的衡阳家乡话。他们回忆着抗战时全家逃难到桂林时船翻时的险境,谈论着现在还在台湾的某个萧姓亲戚。火盆边的大人们总有着谈不完的话题,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我也在似懂非懂之中,潜移默化地承继着家庭中那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我总是在想,我成年后保持下来的许多人文爱好,价值取向,例如对历史的热爱,对政治的兴趣,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很可能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有关。这些家庭文化因子,往往是无心插柳地播种在我的心里,只不过后来要到一定时候才会被激活而已。

  一百多年来,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加上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张之洞这类近代精英的惨淡经营或思想影响,近代以来就是保守士绅文化与激进的农民文化势力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社会阶层变动最剧烈的地区。其实,我们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共互动的历史。这百年里,我们家有过太平天国反叛者,有老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将军,有浪漫气息的文学青年。所有这些人的活动与经历,既构成我们自己家族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画卷的一部分。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与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的家庭。过去只能从长辈那里知道一些家史,现在自己在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就会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家史拼接起来。以家史来证百年史,用百年史的眼光来理解家史,把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与对历史的感悟结合,来解读自己从小从先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家史的信息,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二、从参加太平天国的高祖说起

  我们家世代务农,萧族在衡阳是大姓,从家谱记载上可知,萧族是几百年前从江西移居到衡阳来的。话就先从我高祖谈起,他的情况我知道很少,我只知道,高祖是咸丰年间发了点小财的前太平天国小军官,后来激流勇退,回家务农。我的伯父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写过一首纪事诗,其中有一句讲我们家高祖的诗句是“洪杨时代叙蓝翎”。我曾问过伯伯,诗里的“叙蓝翎”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是高祖在太平军里当过“营排级干部”吧。

  不过到了后来他就很破落了。我一直很想知道,当太平天国运动在湖南被镇压以后,他是如何逃脱清政府的清查与追究的,据我所知,当时清查得很严,可惜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些故事了。

  我的曾祖是个瘸子,出生时家庭已经破落,在农村又缺乏劳动能力,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他在衡阳乡下无法谋生,据说被一个讨饭的流浪汉背到三十里外的衡阳城里,以做鞋匠为生。后来他开了家小书铺,在衡阳城里站住了脚跟。

  到了我祖父时,家业开始兴盛起来。祖父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曾在广东文昌县与广西某地当过县知事。回家乡后从事慈善公益,一直担任衡阳的图书馆馆长。他还集资办萧族学堂,凡是萧族子弟都免费入学,据说深得乡民尊敬。他是个思想左倾的开明士绅。年青时与徐特立、谢觉哉还是至交。有《忆秋文存》、《艺兰馆联话》、《湘影诗草》等诗文集传世。

  关于他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传说是,在1940年代后期,他因受诬告被国民党党痞关入牢中,当地农民数百人集会到衡阳县政府请愿。他们还编成歌谣来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我公萧企云,儿子当将军(指我父亲)”。后来县政府迫于农民请愿的压力,才把祖父放了出来。建国后他应邀作为湖南省代表,参加了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写的诗中有一句“他年相思忘不得,怀仁堂里过生日”,表达的就是自己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的心情。他生前一直担任衡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小时候,我在衡阳跟着祖父去参加衡阳抗美援朝动员大会,我亲见爷爷在千人大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地号召市民捐钱捐力,这一情景我至今仍然还有印象。

  不过,他只是思想左倾的同情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他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填写为“儒教”,这件事被我二哥私下里当作笑谈。二哥萧功汉(萧默)说,儒家怎么变成了宗教?

  一个以儒家为信仰的士绅,处于这样的激进革命时代,他内心肯定是充满矛盾的。据家人说,1950年代初期,衡阳肃反运动时,死刑判决都要经由他这个人民法院院长之手来批。明知有些是冤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别无选择,他这个法院院长也没有不用朱笔打红勾的理由。据说,那时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借着发酒疯,到死刑犯家门口,流着泪,长跪不起。当然,后来组织上也知道这些,不过当时好像也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原则性,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只是对他作了批评而己。直到1959年去世前,他一直还是衡阳市的人民法院院长。

  三、伯伯是湘字七十七号党员

  我祖父有三个子女:伯伯、我父亲与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年中共党员,他告诉我,他在大革命时的党证号是湘字77号。也就是说,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党的党员。在1920年代中期,他办的开明书局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也是中共地下的党支部与秘密联络站,他本人当时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支部,这个支部是专门与党的重要人物联系的,来家的共产党人中还有毛泽东的兄弟。衡阳的开明书局就是我们家办的,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到过家中。

  伯伯还告诉我,他还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夏是当年衡阳第五中学的进步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学课本中就对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诗耳熟能详。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过伯父在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当地中共党组织派往长沙去的交通员,找中共负责人腾代远时被捕,关进死牢。后来被乡亲邻舍联名担保,才得免死,还写了脱党声明。出狱以后一生再也不问政治,做点小生意,默默无闻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与伯母曾来上海避难,我与他有过长谈,得知家史中许多事情,后来他回到衡阳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阳县的松山农村老家。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从大西北转到桂林,再转车到衡阳,再赶到乡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与他第二次长谈家史。再次从他那里知道父亲许多往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冬日的阳光下,他半躺在乡间屋前的竹椅上说过的那段话。大意是,现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文革初期,来找他外调的解放军一批又一批。他说:“现在想起来,当年大革命时的人物,无论是参加革命的人,还是参加反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活到今天的……我现在这样能躺在这里晒太阳,就很不错了。”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人生失败的自我解嘲,还是对一生一事无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达观”两字来概括,他一辈子与世无争,几十年来,一直甘于做衡阳一家文具店默默无闻的营业员。他的性格无论如何无法与大革命时代共产党支部书记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记得那一次我离开松山老家回上海时,他一直从乡间家门口出发,默默送我到开往市里的汽车站,我在汽车上望着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袄,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黄色的田埂边一动也不动,特别醒目。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两年后,伯伯由于在乡下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而去世。

  1973年那次回乡,我只住了三天。那时我也只有二十来岁,在上海郊区机械厂里当工人,文革初我是一个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厂造反派,那时私下里刚刚开始对文革有所反思,而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家史也没有多问。其实他是很愿意讲讲家庭的历史的。只要我愿意问,他可以不停地讲,直到现在,我对大革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再想听到这位大革命时代的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问他,他与大革命时代的重要领导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对毛泽民的印象如何?当时乡下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当年对农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现在看法有什么改变?我还想问他,像他这样的活跃人物,被捕后为什么能逃离死刑的命运,难道一张退党声明书加上邻居集体作保就可以了吗?当时反革命的镇压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经作古多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回答了。

  我们家的左翼政治倾向还直接影响到我的姑母与母亲。她们在大革命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居然都参加了衡阳的共青团。1952年母亲在我五岁时过世。我与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对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却从来闭口不谈。我怎么知道她们曾经是小革命党这件事的呢?那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偶然好奇地翻到过姑姑的一本旧笔记本上写的交给组织的自传摘要。其中有一段记述令我印象很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阳市菜场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参加了共青团,从此以后,保证以后要好好读书,不再参加共党组织……可能是由于她们两个小姑娘年纪太小,当地政府没有怎么追究。后来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年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后的事。

  四、我的父亲:走向国民党军人之路

  下面就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就在石家庄,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去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

  其实父亲走上国军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34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去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带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凡萧姓家族中的读工科的青年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在衡阳家中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伯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

  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入学后,他才知道那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去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嫡系精英中的一员。1930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周恩来在延安时,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去,周恩来认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要左一点(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神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周恩来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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