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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中国必须告别专制走民主道路,逃不过的
2019-01-21 15:45:53
来源:合传媒 作者: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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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有光强调全球化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并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而“正道就是民主之道。

  二

  周有光经历三朝。108岁那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说他1946年已前往纽约为新华银行工作,而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前不久,他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的理由,就是“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共产党”,而他支持共产党的理由是:“毕竟他们答应我们,要建立民主。”

  然而,事实证明周有光先生当年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一点,后来全世界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对采访他的媒体所言:“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虽然言者似乎“轻描淡写”,可我们这些听者却感到钻心地疼痛!

  当采访者问道:“按照您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周有光是这么回答的:“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民主,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五千年,你们只有两百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安慰自己嘛。”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三十年,最慢是一百五十年。为什么是一百五十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一百五十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三十年也行。”

  中国社科院有位研究美国史的老知识分子看望周有光,跟他聊天,说她很悲观,因为问题很多很严重,她看不到前途。周有光于是跟她说,理解她的悲观,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还说,满清政府搞了三百年,大不了像我们现在这样也再搞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顺应世界潮流,不尊重规律,即使繁荣一时,还是有衰败的危险”。也就是说,中共即使再搞三百年专制,最终也还是要走向民主!而走向民主,就是走向多党竞争,走向全民投票选举政府。

  周有光“出名”后,海内外采访他的媒体很多,其中多次谈到民主。2012年3月BBC记者在采访后发表的报道中说:“在经历了中国百年沧桑后,周老认为共产党无法永远统治中国,‘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当记者问他曾因为当初回来的决定后悔过吗,周有光只是说:“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一句“最最坏的专制”,表明即使专制,也还是有所不同,有开明专制,有独裁专制,当年国民党蒋介石也专制,但跟毛泽东“最最坏的专制”相比,那就真个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周有光及很多当年民主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欺骗。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又说,“为什么我们倾向共产党?因为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赞成共产党的民主,没有去想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实行民主。”

  可见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多么单纯。

  尽管周有光接受采访时每次都说自己从美国回到大陆“没有后悔过”,但有理由相信,说这话时其内心一定“五味杂陈”。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此外,只要读一读周有光写他妻子张允和的文章,“没有后悔过”就更说不通。张允和不仅是“五四”新女性,同样是当年大学毕业的知识精英,周有光在《张允和的乐观人生》一文中说道,1949年后,“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

  可以想像,周有光在电脑上敲这几句文字,尤其是敲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时,内心是多么痛恨那个时代以及那个“大救星”,此时此刻怎么会“没有后悔过”呢?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使一高小毕业生,都有可能被称作“知识分子”,而像周有光妻子张允和这样一位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以说是比例少得可怜的大学毕业的女性,居然为了躲避中共政治运动,宁肯回家做家庭妇女,试问:这在当时中国大陆有几人?

  从现在所读到的有关周有光的文字来看,谈民主最放得开的是他在2013年3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那一次。接受采访时周有光已经一百零七岁了。他面对香港记者“疾呼中国必须告别专制”,“中国的前途必须走民主道路,今天的专制制度不可能长的”。说“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苹果日报记者在报道中形容:“周有光一开口就是民主,他认为民主是社会必然的道路,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垮台?因为违背了民主道路,你看本来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只剩三个!”“现在中国名义上没有皇帝了,实际上还有。”“我讲老实话呢,最好的是国民党时代,不是共产党时代。”“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可以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周有光十分清楚,在中国大陆说真话要承担风险,但同时,“周有光对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保持清醒批判的态度——而他也有足够的资历不去在乎他的言论可能带来危险”。他曾对内地的采访者直言不讳地说:“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而在接受BBC记者专访时又说:“他们能怎么样?把我带走?”一年后,在接受《苹果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得更悲壮:“我发表这些话当然是冒风险的,不过我都一百零八(虚岁)了,就算他把我抓去了、把我枪毙了,我不枪毙也要死了嘛!”

  周有光去世后自己在香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不少中国人,大都只能等到老得快要死了才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由此可见,这种政治生态环境恶劣到何等地步!

  三

  对于伊朗,周有光在2010年6月接受采访时就将其定义为“神权国家”,还说“神权与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

  像这种国家与独裁专制国家一样最怕“乱”,因此,一有群众“上街”,就诬蔑为受国外“敌对势力”煽动,这次伊朗也不例外。据报道,伊朗街头,已有“警察在袭击一家商店。他们砸东西,好嫁祸给示威的民众”。而同时,有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多家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内伊也终于露面,谴责是伊朗的所谓“敌对势力”一手导演了近期骚乱。于是有网友忍不住评论道:通过视频消息和新闻,“嗅到了熟悉的配方酿制的熟悉的味道,相信不少读友也嗅到了。乱象丛生,民不聊生,要自由没自由,要平等没平等,平常拿高压锅盖镇住一切,等镇不住了,人民起来了,不检讨自己太专制腐败无能,却手法娴熟地将SHI盆子扣向莫须有的‘敌对势力’。这熟悉的专制独裁統治耍流氓手法是否令人既好气又好笑呢?难怪示威民众喊出了‘哈梅内伊去死’的口号。我想,若干年后,若有人问起哈梅内伊们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标准答案应该是:‘死得及时。’”

  用周有光的话说:“专制才怕乱,一乱就垮掉了。民主不怕乱,怕乱就不是民主了。……逃不过的,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周有光是乐观者,他认为既然人类文明一直都在进步,那么中国也一定会进步,无非是迟早快慢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包括中国人的祖先,因此,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叫人,一类叫中国人。不可能。人类就是一体的,最终九九归一,一定都会走上共同道路。

  112岁高龄的文化老人周有光转眼去世一年了!像李慎之一样,他们所希望的有很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还没能实现。纪念周有光先生,就是要纪念他的那些进步思想,宣传乃至弘扬他那些进步观点,包括他的说真话,为中华民族真正赶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而努力发出一点哪怕十分微弱但是真实的声音。

  周有光告诉我们:“在古代,野蛮民族往往征服文明民族,但是失败民族的先进文化开化了胜利的落后民族。……朝代更替,文化并不跟着更替,文化的生命比朝代更长。”

  人类进化发展到今天,所谓专制,就是野蛮的代名词。因此,但愿生活在专制下的民族,通过学习借鉴实践文明社会的市场经济包括政治制度和经验,改变一些人的专制思维,让我们这种国家最终也能走向民主,走向更高文明。

  周有光强调全球化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并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还说,“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创造,也不是什么人的发明,不是的。它是从古代到现代慢慢地发展的。”(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我们应该像周有光先生一样乐观,因为除了周老所讲的那些道理之外,还有一位专门研究民主的美国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近四年前以98岁高龄去世的罗伯特·达尔,曾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一本《论民主》的书中就说:“市场资本主义是专制政体的有力的溶解剂。”又说,“当非现代化国家的专制政府致力于发展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的时候,它们也可能播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向文明社会学习,实行完全市场经济,那么也就等于宣告了代表野蛮的专制制度的结束。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结论哦,我们有理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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