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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栋:毛泽东的“曹操情结”
2019-04-23 16:29:00
来源:合传媒 作者:柳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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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等升级版的“秦始皇主义+斯大林主义”性质的“大伪辞”,必然造成全民性的大伪、价值观的大伪、灵魂性的大伪,及历史性的大伪。
  引 子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古今帝王中,毛泽东最为激赏的是曹操。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或是一介武夫,“只识弯弓射大雕”。唯有曹操,这个尚未一统天下登基称帝的“魏王”,不仅具备开国君王的雄才大略(早已实权在握),而且具有豪迈雄浑的非凡诗才。

  故而,令毛泽东神向往之,心共鸣之。

  换言之,历代君王,唯独曹操能够跨越千古时空,与毛泽东诗魂相契、胸襟相荡、灵犀相通、互作酬唱之古代君王。


曹操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曹操有三大过人之处:“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以上三点,已多有史载与史论,不再详述。

  笔者所感兴趣的是,在毛泽东公而言之的大加赞赏之下,是否还有其他的缘故,令他在内心深处与曹孟德共鸣之、默契之?

  ——这也正是本文重点探讨处。

  不过,论此“根本话题”之前,必须先探讨一桩“历史公案”——即曹操到底是“大奸雄”还是“大英雄”?

  上篇:曹操是“大英雄”还是“大奸雄”?

  须从几个层面探讨:

  第一层面:“三雄论”。

  何谓“三雄”?乃英雄、枭雄、奸雄三类。

  衡量标准:仍以《论语》的“仁智勇”之论,判别之。

  先略说“仁智勇”三义:

  “仁”——仁者爱人也;仁之者,心必诚之。所谓“不诚无物”。以诚正仁爱之心待天下之人,待功名利禄,待权利(力)得失。可谓正人君子,仁人志士。

  “智“——睿智过人之谋略也。战场上运筹帷幄,制胜千里;政坛上治国有方,强国富民;

  “勇”——沉毅无畏之勇气也(枭雄多具匹夫之勇,凶悍残暴)。不仅面对强敌如林时,心无畏惧;且在国家、政局处于巨大危难之际,亦能镇定自若,调度有方(此种能耐,奸雄也多具之);而最高境界的“勇”,当在天下归我之际,勇于为公众利益而割舍小我(此等境界,唯“仁智勇”全备者具之);

  再略说“三雄”之别:

  枭雄者——无仁、无智;唯具勇悍。此辈多具逞强斗狠之脾性,嗜血残酷之暴行,鼠目寸光之眼界。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董卓吕布是也);

  奸雄者——有智、有勇;而无仁,或曰乏仁。奸雄奸雄,既奸又雄。此等政治人格最为复杂。说其“雄”,乃在政治上军事上治国上御臣驭民上,具雄才大略(也有在文采上才华过人者);说其“奸”,在政治人格上奸诈阴狠,政治哲学上唯权是谋,政治作略上不择手段。简而言之:“奸诈阴狠”+“雄才大略”,是为奸雄。

  英雄者——“仁智勇”三者全备者。此等以“天下为公”者,甘心为苍生之福祉,为公德之久长,为天道人理之公正公平,而牺牲小我私利者,可称为“真英雄、大英雄”。

  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真英雄、大英雄”,难得一见。所有攫取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无不以私心而独霸天下。

  似乎只有周公、诸葛亮等托孤大臣,具备这样的品行——他们的行为,可说既效忠于“先王”,也顾念于苍生。尽可能避免在最高权力的嬗替中,引发王朝的纷争内乱、天下板荡。

  从最高权力者的层面看,能够达到“仁智勇”完全者——在东方,有“公天下”的尧舜先皇;在西方,非华盛顿莫属。

  第二层面:五个“小论题”。

  那么曹操,到底是一个大红脸(大英雄)、还是一个大白脸(大奸雄)呢?

  前面,笔者已将“奸雄”二字做了简单定义:即“奸诈阴狠”+“雄才大略”。

  有关曹操的“雄”才大略,无需笔者多言。古今文史,前后名人,已多有论之。此文只着力勘问这个“奸”字,是否可以安在曹孟德的头上?

  ——在此先要阐明一条原则:论史者,绝不能以“钦定史观”或“官家史观”做为评判标准。因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是决不能干涉、主宰任何学术探索(包括史学之论)的。

  作为严肃的论史者,所依靠的只能是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与尽可能理性的分析。

  接下来,笔者将从五个小话题一一切入,以作探讨。

  论题一:“负天下”

  “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三国演义》中,描绘曹操在误杀吕伯奢全家后,道出了这句阴森狠毒的惊世名言。

  但,此言是否真的出于曹孟德之口?不同史书,有不同记载,或全无记载。

  1,先看《三国志》,写到这一相关时段时,没有任何有关吕伯奢一家惨遭灭门的记载。《武帝纪》中只载有:“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 ”

  ——正由于所谓的“正史”中没有记录,许多史学家便否定这一说法。认为这是出于那些不喜欢曹操为人处世者的刻意丑化(个人观点:陈寿著《三国志》,有为曹操讳之嫌。略去吕伯奢一案,就是一例)。

  2,首先出现在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是王沈所著的《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由于王沈的政治品行有所不端(本为魏朝之臣,后又投靠晋朝。有卖主求荣之嫌),故而对他的史笔的可信度,被后人打上了问号。

  笔者则认为,在曹魏正元年间,王沈奉旨编撰的《魏书》,虽有“多为当权者隐讳”之嫌。但此段文墨记载,至少没有隐瞒曾经发生过这场灭门惨案!况且此文出于魏朝史臣之手,可见当时朝廷上下,人多知晓这一惨案。不然,王沈怎么会有所记载?

  区别只在于曹操到底是因为何由,而手刃吕氏全家——是多疑?还是被迫无奈?

  3,再下来便是《世说新语》的相关记载:“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注意文中的这个“疑”字!生性多疑,是曹操的秉性(所有专制主都摆脱不了这种疑心。权位越高,这样的疑心也就越深。这也是一种政治性的宿命吧)。

  当然,在那个兵荒马乱、人性之恶滋彰无忌的大乱时代中,人人命如朝露,何况曹操又身处危机四伏的逃亡过程中,他的心态肯定如惊弓之鸟。因此疑心一起,便动杀机。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必竟是因为疑心而滥杀了一家无辜。那就与王沈所记载的,是为了“正当防卫”而杀人,性质大为不同了。

  由此,至少可见两点,一是曹操的多疑多忌,下手狠绝;二是皇权专制政治下、或曰“血腥政治定律”下的残酷无情。

  由于《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学性高于史学性的美文杰作。故而其历史记载,只能做一参考。

  4·到了孙盛《杂记》中,不仅记载了这一灭门惨案,更是出现了那句震荡天下后世的曹操名言:“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东晋人孙盛,异于王沈,时人誉为“作史有董狐遗风,极重史德”。他所作的《晋阳秋》被史家称为“词直理正,咸称良史”。由此可见,他的史墨可信度甚高。

  也正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曹操的奸雄本色(“奸”:奸诈狠毒也)。

  到此,又引申出两种说辞:

  一种说辞是,到了《三国演义》中,此一名言,被改为“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确,按某些学者的话说:“宁我负人”与“宁我负天下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负天下人”比“负人”之说,要歹毒无情得多,其恶心恶行是没有边际的。

  笔者不以为然:在本质上,两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

  非也,两者在骨子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若说有所区别,就在于奉行这种政治哲学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能量有多大。而这种政治能量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后文将论之。

  另一种说辞是:在描绘曹操说此一言时,孙盛用了“悽怆”二字——这一神态,表现出曹操有懊悔之心,哀伤之情;而《三国演义》中,曹孟德说“负天下人”时,没有用任何的形容词,而是在之前有了一个小小的情节铺垫:“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陈)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作者的高明处,是以曹操掉马杀吕伯奢的“行为艺术”,鲜明地传神出人物的奸雄心态,也就是其政治哲学中“奸诈狠毒(绝)”的一面。

  有的学者想借“悽怆”二字,为曹操的滥杀无辜洗白,其实没啥意义。因为在孙盛的“悽怆”说之后,紧接着爆出的就是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足以表明曹孟德的政治心态与政治人格。(下面会继续论证,这是不是他奉行一生的政治哲学)。

  孙盛的这段史记,传神地表现出曹操的政治人格的多重性,或说多彩性。

  ——参考以上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确实发生了曹操灭绝吕氏一家之事。至于是误杀?还是正当防卫?难以确定。

  更加难以确定的是,曹孟德究竟有没有说过“宁我负人”一言?

  千年已逝,难以再做出史料上的确切考证。

  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去探究或是或非——即从曹操之后的政治作为来分析、求证。

  接着,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论题二:“挟天子”

  “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句典型的东方式的权谋老辣的政治格言。足以表明龙人政治(也是人类政治)所含有的游戏性质。

  任何一个政治文明体,都需要有一种绝对神圣的价值观念存在,以纲维人心(必不可少的向心力)。而这种价值观念的核心,便是要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或绝对权力的人物与家族血脉,作为神圣的象征。供天下臣民顶礼膜拜,或曰团结一心。

  然而,因为人性的复杂诡诈,这种“庄严神话”常常会在历史的波谲云诡中,演变成荒诞不经的滑稽剧、阴谋剧、假面舞剧。

  东汉末期汉献帝的处境,便是一个典型。

  读史者皆知:董卓在残杀了少帝与何太后,立刘协为汉献帝。在他和郭氾眼里,所谓的汉天子只是一个废物,一座虚假的牌坊。可以任意地戏弄、虐待、支使。需要时,也可以任意杀戮。

  而在袁绍眼里,汉献帝只是个弃物。因是董卓所立,不必尊之。自己完全有能力另立汉天子,以争雄雌。

  此两者之见地,一个属于枭雄之辈,压根不懂“王道正统”在国人心中的尊位。以为单凭自己的嗜血残暴,就可以有恃无恐,蹂躏天下。

  另一个属于智谋不足,貌似英豪的平庸之辈。同样没有领略“王道正统”的重要意义。以为自己重新立个皇帝,就可以树起“汉家王脉”的义旗,诏令天下了。

  唯独到了曹操的眼里,汉献帝却成为了一样宝物——非大汉王室之宝,乃曹阿瞒手中之宝也 。

  虽然汉献帝是董卓所立,但他仍是汉家血脉、“王道正统”。何况,此君非我所立,故吾曹孟德没有私心存之。自己遵奉汉献帝,可谓秉持汉臣之耿耿忠义,高风亮节,公而无私。他便俨然成为王家血脉的捍卫者,君臣大义的传承者(周公之化身也)。

  而在现实政治的大角斗场上,还有比“挟天子以令天下”更为猛利、更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国之利器”了吗?因为任何敌对者,不仅是我曹孟德之私敌,更是“王道正统”与天下臣民之公敌!

  这就是曹操政治眼光与权谋心机的过人处。是不是深具奸雄本色?

  假如他真心的尊奉汉室,真心地光复汉朝,真诚地做当代周公。那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大英雄,大贤圣,大忠臣”的传世美名。

  但,历史从无“假如”。

  当然,很多后世学者,笔者称之为“识事务者”之辈,皆曰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当有新的王朝取而代之。据说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定律的(嗯,“唯物史观”掌握的不错);而最有资格取而代之者,非曹操莫属。

  笔者的回答是:就算各位说的在理,那么曹操有两种方式可取而代之——

  一种,就像各位认定的那样公开宣称:大汉王气已尽,我曹孟德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登基称帝。此乃天经地义(“历史定律”)之为也;

  还有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史书所载的曹孟德式的手段:“挟天子以令诸侯”。

  若前一种选择可谓“大诚之为”;后一种选择该称作什么呢?是不是“大伪之为”呢?是不是“奸雄本色”呢?

  再追问一句:政治运作的游戏性,政治心态的欺诈性,政治人格的虚伪性,是不是在“曹孟德式的手段”中,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

  论题三:“借刀(杀人)术”

  祢衡击鼓骂曹,孟德借刀杀人一案,是曹操的波澜壮阔政治生涯中的“精彩绝伦”的一笔。

  于此一案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三国人物的人性张扬,义薄情天;又可以看到东方政客的老谋深算,阴险老辣,杀人不见血;同时更可看到龙人政治的凶险酷烈,草菅人命。

  有关祢衡的张狂,先有《后汉书》的记载,故而真实可信(细节肯定有异);后有《三国演义》和《击鼓骂曹》的艺术渲染,更加精彩夺目。由此,早已深深刻入龙人的民族记忆。

  此处不再重复。笔者只将关注点锁定在“狂士”二字之上。

  人类政治史中向来不乏“狂士”之辈。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出现,文明史而显得缤纷多彩。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叔本华说:“好像是人的智力一超出通常的限度,作为一种反常现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而在俄罗斯文化中,就有“疯僧与沙皇”的古老传奇。

  但是,儒家文化体中的“狂士”有异于西方人的“疯僧”。

  东方乃“狂狷之士”也。何为“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笔者的定义是:狂,乃狂放无畏(非狂放无忌);狷,乃狷介独立。

  狂狷之士,必内有所恃(恃于某种信念);方能外无所畏(尤其是不畏权势)。

  在东方,“狂”是一种性格,一种品行的出格状态;在西方,“狂”则近于一种神经质,一种精神性的异样状态。两者相通处——心底都有一种坚定的、甚至是偏执型的信念(信仰)。

  孔子将“士之品行”分为三境:中庸之道——狂狷之士——乡党之流。

  唯有狂狷者,可升华入更高境界:中庸(中行)之道。(所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

  总之,若无狂狷,何谈中庸,何谈君子,乃至何谈圣贤?

  回顾千年龙史,每一个朝代,或多或少都会涌现出一波波的“狂狷之士”。而“狂士”的存在与否、命运吉凶,又是衡量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否具有宽容性、包容性、多元性的标尺。

  纵观龙人的历史——在最为极权专制的时代(秦王朝),与枭雄当道的时代(石勒石虎王朝),狂士之辈皆销声匿迹(“焚书坑儒”灭尽矣);在“大一统”的比较宽容的时代,狂士乃出。但似乎多在艺文方面彰显其性情(如大唐之李白,大宋之柳永);唯有到了群雄割据的“天下裂”的大动荡时代,“狂士”之辈蜂拥而起,各展风采。这样的时段,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创造最为活跃、精神世界最为绚丽的大时代,所谓的“百家争鸣”:“先秦之诸子,魏晋之人物,南北朝之佛道龙兴。

  这样的狂士现象,到了明清,大为削落。究其原因:是大明王朝的“厂卫”特务政治,无孔不入,且刑法残酷;另一就是大清王朝的文字狱祸,天网密布;及两朝的奴化策略,深刻压折了读书人的脊梁。

  直到民国时代,由于外来全新文明的强势冲击,及域内缺乏绝对性的最高权威与宰控能力。脱出种种藩篱的精神狂士们再度死灰复燃,且牛气冲天。

  至于民国之后嘛?嘿嘿......,只剩下深慕前朝狂士的份儿了。

  (刘文典是一个典型。民国时代,铁骨铮铮;民国之后,哑然无声。当然,要说也有几个:如梁漱溟,如林昭。两人坎坷一生,后者命运更为惨烈至极——两者皆为绝唱矣!)

  到此,可回首再谈祢衡(及孔融)一案了:

  世俗印象中,祢衡是一个狂放不羁、胆大妄为之徒。其实不然。真实的祢衡(及孔融),乃是心底有着一种坚定信念的狷介独立之士。

  他俩的心底的固守信念就是——大汉王室才是王道正统;而曹操的所作所为分明是想篡汉(故称“汉贼”),却又冠以忠贞大汉的虚名。而那些投靠到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也都是些丧失了“君臣大义”的投机者。由此,才出现了“击鼓骂曹”的精彩场面(虽为文学的夸张,但入情入理)。

  凭孔融、祢衡的智商,难道不知道得罪曹操等手握权把子与刀把子的群雄之主,会横遭什么样的凶局吗?这正是他们的迷人处、不凡处。明知有杀身之祸待之,依然无畏地面对之,戏谑之,挑战之。这就是“狂狷之士”的风范。他等的胆气何来?就来自于心底的一种认定,一种坚守。即:内有信念,外无所惧!

  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挑战,他们的狂狷,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恃才傲物;更是为了一种价值观,一种信念(是其时代所公认的,也是他们心底所认定的)。

  但是,龙的政治文化中,还有着一种精明,一种狡黠,即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盛产此类“精明者”。他们会嘲笑祢衡、孔融之辈为“不识时务者”,为自招横祸者。

  其实说白了,此等“识时务者”皆“乡愿”之辈耳!

  何谓“乡愿”?孔子斥为“德之贼”。孟子释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孟子·梁惠王下》)。他们的行为特征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阉然媚于世也者。”(《孟子·尽心下》)

  亚圣之评甚为精当:乡愿者的所作所为分明是“合乎污世”。可他们偏偏以“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的贤人面目标榜于世。骨子里,皆是与恶俗浊世、专横暴政同流合污者。

  孔孟对这种精神性的“阉人”、媚俗谄权的投机者(“阉然媚于世也者”),深恶痛绝。

  任何一种文明体(文化体),若是没有一种神圣的价值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且有人甘愿为之殉道。那么,这样的文明体所培养出来的只会是善于钻营、唯利是图的乡愿之流(按照当下说法:“精明的功利主义者”)。只会世风日下,人格日猥。

  ——让我们看看《后汉书》中的祢衡是何等风采?。

  《后汉书·祢衡传》:“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曰: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

  ——后四句,为点睛之笔。点明祢衡之秉性卓然;也伏下灾因。

  之后发生的曹操与祢衡之间的两雄相斗,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绘大致相同。其中最为出彩的莫过于朝堂之上,“裸身挝鼓”。《三国志》的描写是:“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这一异常之举,令曹操大为尴尬。“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面对祢衡的几度忤逆,曹操早起杀心:“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但曹操就是曹操,“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他便玩起了“借刀杀人”计:“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果然,祢衡最终死于黄祖之手。

  如果说,祢衡是死于曹操的“借刀杀人”术;那么,孔融就是直接死于曹操的构陷致罪。

  至于两者之间是如何一步步加深敌意的,略去。只说两点:

  其一,孔融不仅坚决反对曹操的篡汉野心,而且不留情面地一再深讥之。《后汉书》的评语是:“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平仲立朝,有纾盗齐之望。”作为孔圣之后,天下名士,孔融的“严气正性”,“动义概而忤雄心”。使曹操的“移鼎”之望,难以顺利实现。故而不杀之不足以泄心头之怨恨,除篡汉之障缘。

  ——曹操所为,可称“大英雄”乎?

  其二,再看孔融子女,《后汉书》:“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

  ——看到了吗?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明理重情的好儿女!

  再看曹操如何所为:“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好个曹大将军、曹魏公、曹魏王、曹“大英雄”,竟然感到两个稚子也会对他构成危险,也能让他心神不宁。

  而两童子面对灭门之祸,毫无惧色,从容就戮。到底谁是道德的、人格的、品行的、气节的胜利者?强大者?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孔融虽然被诛,但是他培养出的一双麒麟儿,足以令他俯仰无愧。环顾四宇,满目猥琐;侧听朝野,盈耳谄谀。一对稚儿,浩大气节!真正地愧杀多少当朝朱紫,后世文士!

  今人多以为儒家只为奴性的哲学。谬矣!真正的儒家正脉,培养出的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堂堂君子。其浩然之气,逼塞天地,令神鬼敬之!

  (至于那些完全被奴化的“识事务”之书生们,另当别论)

  ——可否这样说:从人格境界言,胜者败之,败者胜之?强者实弱,弱者实强?人之肉躯,百年而亡;人之气节,则千古不磨!在这一对童男玉女面前,还可称曹操为“大英雄”乎?

  以《后汉书》之评语,总论祢衡、孔融及孔家子女,甚为贴切:“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

  不错,曹操确实爱才。但纵观他的一生,他的爱才有一大法则——天下俊杰须为吾所用!这也是历代“大英雄”或“大奸雄”的同一路数。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那些不归顺自家的雄杰英豪?

  曹操时而非常地宽容大度,如对待关羽、毕谌,以及私通袁绍书信者;他的如此所为,无非是为了收取人心。因为大业未成,必须广揽人才,方能如虎添翼;可他又时而绝情绝义,如对待祢衡孔融及子女。

  他的生杀取舍的底线就是:要看那人对自己的霸主大业、篡权野心,是有助,还是有碍?凡是具有威胁性的人物(如伏皇后、董贵妃等),凡是识破他的篡汉心思并且公然道破者,他都绝不能容忍,下手狠绝。

  (这里再做一个简单设想:假如曹操“大一统”功成登基称帝了、假如他再多活数十年,会不会又玩一场“兔死狗烹”的政治游戏”?为了“帝业永固”而灭尽功臣?殷鉴不远——前、后朝代的开国帝王们铸下了满满当当的血腥范例!那时,人们才可下定论:曹阿瞒是否真的“爱才”?)

  ——由上可见,祢衡、孔融的能狂、敢狂,有三大实在的底气:一者实才实学(学识文章卓越于世);二者实德实性(孔融的招叛讲学,育人以德;其子女的磊磊玉质);三者实信实义(忠贞大汉,坚守正统)。有此三实,其“狂”得有底气有信念、“狷”得有节操有骨气。真乃“狂狷之士”也!

  反观曹操:有实才(诗才雄抜),实学(精通文学诗歌,兵法权谋),亦有实能(雄才大略,扫荡中原,天下版图已占其九);唯独缺乏实信诚意(“挟天子令天下”,便是他最大的欺诈虚伪之术),也就是缺乏实德。

  若是可将祢衡孔融称之为“大诚之人”;相形之下,是否可将曹操称之为“大伪之人”?至少可称之为“既大诚又大伪之人”呢?

  下面,就谈个论题——

  论题四:“大伪书”

  所谓“大伪书”,指曹操的《让县明本志论》。又称其为一部“大伪——大诚”参半之书。

  言其“大诚”,此论中说了许多的大实话;言其“大伪”,此论中又说了曹孟德一生中最为虚伪之言。

  一·先观其大诚之辞:

  “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

  ——的确,曹操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甘于竹篱茅舍间静心读书独善其身的人物;而是一个肯定要有大作为的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人有劝(袁)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没错!在军阀相争的大乱局中,虽然个个垂涎龙位,但是过早的自封为帝,立马会成为众矢之的。同样怀有勃勃野心的枭雄们,都会以“捍卫王道”之名与“替天行道”的血腥手段,去实现各自的贪婪热欲。曹操恰恰是群雄中的雄主,狠角中的狠头。也唯有他,能够镇住诸位枭雄的“非分之想”。问题是:他自家安了一颗什么样的心?

  “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大实话哉!这就是“血腥政治定律”的残酷性。即在“血律角斗场”上,一个枭雄或英雄或奸雄,若不能拥兵自重,若不能终成赢家,其下场必定是灭门覆族。在群雄逐鹿中,你只能赢,或者投靠赢家;决不能输,也输不起!

  二·再观其大伪之辞: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真的“意望已过矣”?曹阿瞒甘做“人臣”、无视皇权吗?他属于超越尘欲的“被褐怀玉”之真人吗?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可见当时已是议论纷然。人言可畏哉。若不是朝野议论汹汹,曹操也不至于再而三地自我辩白了。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此段表白,为本《论》中最伪之辞。

  民国学者卢弼评曰:“欲明心迹,何至令妻妾改嫁,择言不慎,一至于此,......乃至汝曹出嫁之言,为奸雄欺人之语。”

  说来有趣,正是卢弼的这段评论,令伟大领袖深为不快。对此,他的驳斥相当激烈:“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笔者想问的是:卢弼对曹操的评论:“奸雄欺人”。真的是“欲加之罪”吗?

  让历史本身作答——

  看看史书记载中的曹操,是如何“效忠”汉家天子的:

  1,清君之侧——曹操迎驾汉献帝迁都许昌后,便将跟随小皇帝颠沛流离的朝廷大臣清除干净。小儿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此后,汉献帝除了依靠皇族亲眷与后宫侍从外,再无可依。这便引发下后、妃惨剧;

  2,诛杀后、妃——《三国志•先主传》:“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后汉书•皇后纪》:“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为何伏皇后与董妃对曹操怀有那么深的怨恨?原因很简单:夫君和王朝所受到的屈辱太深重、太不堪!如果真像曹操公开宣称的那样,对大汉王室忠心耿耿,怎么会发生“衣带诏”与谋杀案?

  (当然,某些史学者硬是要按照什么全新的“历史观”注解为:一方代表“历史的进步”,一方代表“历史的反动”云云。那么,俺只能呵呵一笑了)

  3,帝之哀叹——《曹瞒传》:“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面对后妃及全族被诛,汉献帝无能为力,且自身朝不保夕。一个皇帝沦落到这地步,怎能不发出如此哀叹(有史书曰,曹操还毒杀了伏皇后的两个儿子)!

  可是曹“大英雄”却云:俺老曹乃“周公”是也(“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明本志论》)

  呵呵,呜呜!

  4,嫁女入宫——《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

  ——史书载:诛灭伏皇后全家的前一年,曹操已将三个女儿打包成捆地嫁给了当朝天子。典型的政客手腕!古今权谋者,大多善用此招。为了魏王的进一步“远大前程”,恩赐三女给一个傀儡皇帝(有点颠倒呦。本应是君上恩赐臣下)。

  诛灭伏皇后全家后的第二年,曹孟德的中女即被立为皇后。

  终于,曹操大谋已成。恩威并施的他,为“九五至尊”打造出一个玉体横陈的温柔陷阱,一座莺歌燕舞的风流牢笼。想想那位走了丰丰满满“桃花运”的汉献帝,饮下的到底是一杯迷魂的美酒?还是一杯苦涩的鸩酒?

  5,“吾为文王”——《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建安二十三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孟德心机之深远、之缜密、之老辣,于此一句袒露无疑!

  曹操此言是在“建安二十三年”说的。两年后,他便命丧黄泉。也就是说,此时的曹阿瞒早已是政治经验深邃醇厚、政治手腕炉火纯青、政治谋略老道圆熟。此时的他,应该完全谋划好了天下格局与身后宏业的每一招棋谱。太子曹丕只需按照“太祖爷”的“锦囊妙计”从容落子即可——历史也是如此演进的!参看《三国志·文帝传》即知。

  换言之:历史中的曹操,有生之年没有篡汉;但是,谋略上的曹操,早已是篡汉功成!只不过他的“三寸不烂”与“生花妙笔”,还在那继续忽悠......。

  到此,再回顾他在“建安十五年”《明本志论》中所云:“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诸位,作何感想?此论到底是大诚之辞?还是大伪之辞?

  (开句玩笑:请那些为曹阿瞒辩护者,穿越千年,回返魏朝;看你有几个胆子,去迎娶曹孟德的红颜遗孀?)

  历史的铁证是:“周公”未见,“周文王”狰狞称霸矣(曹公非周公,魏王乃文王哉)!

  书此,插论一个话题:为何曹操不在有生之年篡汉称帝?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天下尚未“一统”,时机尚未成熟——《三国志·注·魏略》曰:“(建安二十三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其二,伪词已出,天下皆知。若自违“诺言”,定成天下笑柄。唯有等到“大一统天下”(不仅是国土的大一统,更是人心的、人言的、史笔的大一统)。那时,登基称孤,谁敢诽之?

  其三,最后一因,他未料到自己会忽然命归黄泉。因为病夭前一年,他还统兵征蜀(“鸡肋”一典出于此役)。

  6,诛杀狂狷——前文已论,不再重复。简言之:因为狂狷名士直言道破了曹公的“狼子野心”“虚情假意”。生杀大权独握在手者,岂能忍之?容之?宽之?必杀而后快。区别只在,是亲自操刀,还是借刀斩之罢了。

  7·歌功颂德——名义上为“九五之尊”的汉献帝,实际上备受屈辱、命若悬丝!一个帝王沦落至此,已是万分大哀;更可悲的是,他还必须不断地为曹丞相加功进爵、歌功颂德!

  先看“加官进爵”:

  “建安元年春正月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

  “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

  “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十二月,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

  “二十年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二十二年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以上之文皆引自《三国志》)

  ——至此,顶上王冕的曹魏王,离最高尊位只差一步之距矣。

  再看“歌功颂德”:

  最为典型的“歌颂”雄文,便是建安十七年五月的策命诏书:“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一]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于唐、韂.当此之时,若缀旒然,[二]宗庙乏祀,社稷无位;髃凶觊觎,分裂诸夏......,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

  ——接下来在此篇约一千五百字的诏书中,为曹丞相歌“功”者九处、颂“德”者四处、“锡君”者十处。略举几例:

  歌其“功”:“昔者董卓初兴国难,髃后释位以谋王室,[四]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君则致讨,克黜其难,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此又君之功也。”

  颂其“德”:“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简恤尔觽,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

  赏其“锡”:“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頉社......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

  ——足矣足矣,以上七点,足以证明曹操的真实面目。汉献帝越是活得毫无尊严,便越是反证了曹阿瞒的阴狠奸诈。

  到此,我们还只是重点论证了曹阿瞒“大奸”中的“奸诈性”;其阴暗人格中还蕴藏有另一恶品:“狠毒性”,那就是他的七次屠城,一次杀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彭城之屠”。

  在龙人历代史书中,狰狞着许多可怖的字眼。如:“殉、阉、醢、磔、戮、刮、殛、斩、戕、辱……”其中有一字最为恐怖——“族”!这个字眼的动态词用法,有着特定的含义,即“灭族”也——“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又可称“夷三族、九族”)!。

  而在史书中屡屡可见的“屠”字,其血腥气更是千万倍地超过了“族”字的分量(史书中多用“屠城、屠之”表述)!

  “族”,乃屠戮一家人、一族人、或九族、十族,已是惨不忍睹;而“屠”字,则意味着屠尽一城之人,更是嗜血疯狂、惨绝人寰!

  任何政治人物犯下此罪,皆属于罪恶滔天的“屠夫暴君”!

  依然以史为证:

  一、徐州(彭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秋,太祖征陶谦......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三国志·陶谦传》: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二、屠雍城:

  《三国志·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邈从布,留超将家属屯雍丘。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

  三、再屠彭城: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三年,吕布复为袁术使高顺攻刘备,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备为顺所败。九月,公东征布。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之后还有:

  四·建安九年,屠邺城——五·建安十二年,屠柳城——六·建安十九年,夏侯渊屠兴国、枹罕——七·建安二十四年,曹仁屠宛城......

  最后一条,杀降:《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五年坑官渡八万人。”

  ——通过以上的引证和解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曹操是一个典型的“血腥政治定律”的迷徒、热客、屠夫、超级“奸雄”。

  何为“血腥政治定律”?——“冷评林彪系列之文”中已经论述过。“血腥政治定律”的内涵是:“1、绝不容忍政治对手的存在,所谓‘天无两日,山无二虎’;2、一旦发现政治对手的存在,哪怕仅仅是怀疑(假想敌),也必须立即铲除之。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3、对敌手的铲除,必须斩草绝根。任何残存的根芽都可能招来敌家余脉的复仇。而这种复仇也必定是斩草除根性的。故而角斗的双方,都得死磕,皆无退身之路!4、所有权力的更替都属‘猴王(兽性)政治’模式的,都得依赖诡谋、谎言与暴力来完成。致于历史人物的善恶臧否,皆由胜利者判定。”

  何为“屠夫”?——杀害皇后贵妃(包括皇子),七次屠城,一次杀降,杀戮狂狷名士;

  何为“热客”?——他可不是一个淡泊功名、厌离尘斗之人。他天生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强烈的“立功立言立德”欲的英雄式人物,即行动者。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分为两类:一种是先觉者;一种是行动者。

  前者又分为宗教性与哲学性(包括政治哲学)的先觉者。他们是纯粹的觉悟者、思考者、冥想者。又可简称为“灵性者,理性者”;后者则是某种宗教教义或者某种政治信念(哲学)的奉行者、实践者,更多的是被原始血性支配的盲动者,简称“血性者”。

  人类历史的巨大演化(不喜用“进化”一词),总是由先觉者创造出某种教义或主义,来启迪世人(后人)改变现有的生存状态。

  人类历史的巨大尴尬,便是先觉者的圣洁完美的启迪,一旦迈入血性历史中,多会被扭曲变形、偷梁换柱,甚至脱胎换骨,走向反面!

  似乎先觉者只能在“独善其身”中达到圣境。一旦浸入血性的历史长河,他那“兼善天下”的良好宏愿,便会被各类政治人物与乌合之众的习性、劣性、浊性,彻底杂交,彻底畸化,彻底变种。

  当然,也有一类“救世教义(主义)”,先天性地具有严重的缺陷。那么,这种“救世教义(主义)”更易与后世信奉者们的顽劣秉性黑脉相系、恶习相应。其杂媾之果,也必定是祸极天下。

  何为“迷徒”?——不仅是曹操,而且是历代帝王将相,都属于“血腥政治定律”中的迷失者。这是整个中华文明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刻失败,莫大悲哀。

  从夏商周、先秦诸子以降,古今龙人皆无力依靠自身心力从这场政治性的大迷梦中彻底警醒。曹孟德,不过是数千年“血律争斗”之浩浩浊流中的一道巨浪而已。只是这道掀天巨浪翻腾得有声有色、华丽多彩、夺人耳目。

  (只有借助某种外来的强势文明,才可以打破这一场古梦魇!这一过程会异常艰难,甚至带有屈辱性;乃至百年徘徊,代价巨大!)

  何为“超级奸雄”?——“奸诈-狠毒”,构成完整的“奸”字;“奸诈狠毒—雄才大略”,构成完整的“奸雄”之义;“奸诈狠毒”,超古越今;又“雄才大略”,睥睨千秋,是谓“超级奸雄”。

  如果在一种良性的、人性化的政治文化中,曹操只需要发挥它的“大略雄才”,足以英名长存,百世流芳。

  但是在“血律”的残酷法则下,无数的政治人物,必定转化成“血律热客”。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王朝的生死攸关的严酷问题。

  正因为一代代的“英雄豪杰”沉溺在“血腥政治定律”的大背景与古老源流中,残酷的政治现实、政治定律,只会逼迫出他们秉性中阴暗的一面,令其恶性膨胀,狰狞做主。

  这不仅仅是曹操个人性的丑陋或曰政治原罪,更是整个龙政治文化中政客们整体性的局限与沉沦。

  只不过曹操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类拔萃者,人格更加复杂者,谋略更加险诈阴狠者。

  既然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豪杰英雄之辈,皆沉溺于血腥政治定律的大酱缸(垃圾堆)中;后人再津津乐道、雄辩滔滔的执着于哪一只苍蝇,哪一只蟑螂更加英雄、伟大、大略雄才,哪一只苍蝇更加狗熊、渺小、鼠目寸光。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吗?

  这便引申出又一个话题——学界有种说法,认为千古以来,对曹操政治人格的褒贬之评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朝以前,人们并不否定曹操(被某些学者称为“史书真实的曹操”)。

  ——笔者对此有所质疑。让我们看看唐太宗的《祭魏太祖文》。文中先是高度评价曹操:“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於往代。”但紧接着就是否定词:“(曹操)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看到了吗?连“千古一帝”的盛唐明主,都下笔指责曹阿瞒的既无忠心、又失臣节的劣行;那些“入我彀中”的“天下英雄”们,又岂能对曹操只唱赞歌?

  第二阶段,从南宋起,人们对曹操的评价就“白色脸谱化”了。这种负面评价的主流性意见,一直绵延到民国时代(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学虚构的曹操”)。

  第三阶段,自红色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对曹操的“红色脸谱化”日据上风(是否可以称作“意识形态的曹操”?)。

  能够逆转上千年之“历史定论”者,必定是那位独掌有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的“最最伟大”的人物(他人没有这样的能量。如:鲁迅在30年代便称曹操“至少是一个大英雄”,其宏论并没有扭转整个传统价值主流的负面评价)。

  而最高领袖所做的,不仅仅是为曹操一人翻案,而且还为纣王、秦始皇等“历史大暴君”彻底翻案(毛为何要为秦始皇翻案的心理动机,前一篇专文中已论。可参考)。

  想想挺有意思:一个20世纪的政治领袖,尤其是自称“全面地”接收了来自西方的某种全新的政治哲学(救世主义)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异常执着地要为一千多年前的、乃至二千多年前的、三千多年前的君王,反复进行价值观的大翻案?

  其中,必有其深刻的外在缘由与内心动因。换种说法,在其可以公开言表的堂煌言辞之下,是否还匿有难以公开表白的隐蔽之情?

  ——如前所述,这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究的“根本论题”。

  下篇:毛泽东“曹操情结”之深因

  说来有意思,一个当代的最高政治领袖,又自称是马列主义信徒的、由全新的意识形态所武装起来的政治领袖,为何要对一个千年前的古代君王的“大红脸”或“大白脸”的属性,如此的看重?如此的较真?且再而三的高调提出,要为这位蒙上“历史污名”的古代君王“翻案昭雪”?甚至到了有人当面非议曹操,都会令他勃然而怒、爆以粗口(“某次,毛泽东听见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立马反驳:‘屁话!’”接着便是一大套雄辩之辞:“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个中必有深因。

  一是外在之因:

  那便是,“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就连“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见《三种猜测 两种误区——毛泽东为何重新评曹操?邢金亮 霞飞》)

  另一是内在之因,也是根本之因:

  首先是从青年时代起,毛就深爱曹操诗文(见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在这点上,超过了他对秦始皇大加推崇的年限。可以说,这跟毛泽东的诗才天赋、霸主秉性相关——与王族出身、一统天下、威严如神、气吞宇内的秦始皇相比,曹操更具有人情味,人性内涵也更加丰富,更接地气。至少对青年时代的毛来说,秦始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晚年的毛另当别论);而曹操是可望可及的(他的少年顽劣,他的才华横溢,尤其是《三国演义》中的那个诡诈多谋的曹操)。

  其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正是毛一统天下后,政治心态最为敏感、政治地位也最为不确的时段。这一时段中,毛泽东有两大内心焦虑:

  一是执政党的地位能不能长久稳固、永不变色的深刻焦虑——“波、匈事件”对他的心灵刺激;

  另一就是,对自身的最高权威能不能绝对巩固,尤其是会不会在身后被人鞭尸的更深一层的焦虑——先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是“大跃进”的惨败,及由此造成与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深。都在他的心灵上、权位(威)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正是在这一大时段中,他异常高调地一再宣扬要为被古老文明历来否定的“大暴君(纣王、秦始皇)、大奸雄(曹操)”彻底“翻案”。

  更何况毛在赢得“反右”大胜后,曾经志满意得地自夸:胜过秦始皇一百倍——面对“焚书坑儒”这等殄灭文明、滥杀书生的最大暴行,也是被二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所彻底否定、所深恶痛绝的滔天剧恶,最高领袖都可以公然地为其翻案,并且潇洒地以秦始皇自居。那么,笔者想问的是:同样被古老文明所否定了一千多年的曹操的“负天下、挟天子、借刀术、大伪书”等奸雄作略,毛又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比较遗憾,我们只能看到他公开大赞曹操的文才武略、统一北方等“英雄本色”;却未曾见过毛对于曹操政治人格中“奸诈阴狠”一面的评语(不知真的没有?还是不宜公开?)。

  当然,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有些事可行又可言,有些事可行而不可言。对于政治人物说出来的言辞,我们不可全信,当“听其言而观其行“;同样,对于政治人物不愿说出来的言辞,我们则可采用“未听其言,只观其行”的方法探究之。

  还是那句话,让历史作证——

  史证一,“负天下”:

  1,“大鸣大放”:

  有两种说法—— 一说,毛事先就已经谋划下了“引蛇出洞”的计策,等着得意忘形的“右派们”吞噬鱼饵;另一说,毛事先是诚意地号召人民提意见,但之后的事态发展大为出乎预料,故而又转为“反右”。

  无论那种说法确切,皆属缺乏诚信之为!

  “兵不厌诈”,本兵家之法。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怎么能够对于天下苍生,玩这套“政(兵)不厌诈”的手段呢?甚至还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过人!

  自古儒家强调“不诚无物”;道家强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佛门有“不打妄语”之戒律。数千年来,国人所信奉的做人标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贯穿其中的核心之义,就是一个“诚”字。同样,千年以降,统治者最忌“失信于民”!

  ——由此观之,毛是否有负于天下之书生(“反右派”毁灭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

  2,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党政军高层人士,都是人品正直、忠心耿耿于“党的事业”,并为天下苍生直言请命之臣。只因为说了几句实话,便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其中有的死于非命;有的终生受难。

  ——由此观之,毛是否有负于朝中(党内)之诤臣?

  3·自从“天下书生”与“朝中诤臣”被完全封口。偌大之国朝野上下,人人噤若寒蝉。只剩下宣传机器喧嚣尘上的歌功颂德之声。就在这样的大唱赞歌中,毛强力推行他的“乌托邦热梦”——大跃进。其直接恶果,便是第一场巨大的民族浩劫——“三年大饥荒”。

  ——由此观之,毛是否有负于天下苍生(主要是农民)?

  4,经过刘、周、邓、陈等人的及时补救,将国人从饿殍遍野的巨大饥荒中一步步拉出来。老百姓才恢复比较正常的物资生活(至少能填饱几分肚子);记得还有了舞会,恢复了稍许的生活情趣。可是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不甘冷落,不甘大权旁落;又处心积虑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有救世之功的刘邓等文职官员成体系地打倒,将整个民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巨大深渊——十年浩劫!

  这是真正的浩劫!全方位的毁灭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伦、传统风俗;扭曲了整个民族的心灵与人格,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习与学养;数不清的人蒙受政治的摧残、人格的侮辱、心灵的创伤;将人性恶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令邪毒之行肆无忌惮的张扬作孽;令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

  ——由此观之,“文革”之孽,是否有负于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先圣先贤,万代子孙?!

  虽说,“宁负天下”一语出于曹孟德之口。但是他尚无力做到这一点(纵有此心,也乏其能)。准确的说,他只负了汉王室、负了吕伯奢一家人、负了被他屠城的市民、负了诸狂士......;但他还远远达不到“负天下人”的巨大政治能力。他还远不具备二十世纪大权独揽者的那种逼塞天地、位入神尊的无限度的黑色能量。

  “四个伟大”者的“政治资本”与“政治能量”,岂不千万倍地超胜过曹阿瞒(秦始皇)!其博大渊深的精神世界,涵有着“两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曹操只有几百年)+农民王的古老习气(秦始皇曹操是王族气贵族气)+斯大林主义的升华性启迪(秦始皇曹操压根不晓)+现代科技神助的庞大无比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秦始皇曹孟德做梦都不敢想)+群众运动(也远超出秦始皇的政治想象力与曹阿瞒的诗意想象力)+大一统之天下(秦始皇只统辖几千万人口;曹操也只是功成半壁)”

  ——由如此丰盛的“帝制文化的雄厚遗产”与“东西方革命的宏大体系”,所构建而起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政治资本、政治资源,又岂是秦始皇、曹阿瞒诸同志所企望的!?

  史证二,“挟天子”:

  毛所挟之“天子”,非有血有肉者;乃所谓的“绝对真理”。

  依照毛自己的说法:整个队伍中能有一两百人(39年、63年说法)至三千人(49年说法),能够读懂他所推荐的12本至30本马列著作,“那就很好了”、“真正理解就好了。”(见《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学用之道·代序》陈晋主编)。

  作为最高的执政领袖,毛不仅钦定了马列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更重要的是,唯有他是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解释者、传承者、光大者。至少是从“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党外任何人对马列主义的诠释,都不可与最高领袖的意见相左。

  借用林彪同志的说法,便是“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直至达到了“一句顶一万句”的至高无上的境界。

  这种“圣心独运,圣智独断”的政治定调发展到极端,那本“红宝书”便应运而生了。且堂而皇之地取代了马恩列斯全集,成为全民的“红色圣经”(有点类似于《新约》代替了《旧约》)。于是便有了“文革”中的数亿册的印刷量,便有了沸腾于神州大地的“红海洋”。

  一场不相信“天上救世主”的席卷全民的政治运动,逐步演化成了全体国民匍匐在“红太阳”脚下的宗教性的狂热崇拜。

  嘿嘿,历史喜欢开点玩笑呦,就是有点酷。

  挟“绝对真理”之天子,令天下之诸侯百姓——谁敢逆之?谁敢敌之?(“试看天下谁能敌?!”)

  史证三,“借刀术”:

  毛所借之“刀”,非物质之刀,非匹夫之刃,非有形之锋;

  此“刀”发刃于神圣教义,磨砺于刻骨仇恨,锻炼于残酷斗争,淬火于弥漫血腥,铸形于政治绞杀——美其名曰(政治术语):“群众运动”。

  其刀锋,真正的众志成城、无坚不摧、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凡被祭于此刀刃之下者,无不望风丧胆,惊魂出窍,心灵坍塌,化为脓血。

  ——在西方,“群众运动”主要体现为宗教性疯狂。大规模的宗教性迫害,便是它的典型形式(参看电影《城市广场》一片)。因为信仰的不同,狂热的宗教徒便会对异端者施以最残酷的私刑酷法。

  宗教法庭使用的酷刑,是有组织有法律条文可依循的;全民性施以的私刑,则完全是被偏狭的宗教教义与原始兽性所支配的(两者都是“以上帝的名义”)。

  ——在中国,“群众运动”的早期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民暴动时所彰显出的暴民行为。暴政之下必生暴民;而暴民之上所建立的也必然是新的暴政。

  进入20世纪,“群众运动”成为了一种大神话。因为在这个世纪,某种主义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两大神话:一是领袖的大神话。一是人民的大神话(一对连体孪生怪胎)。

  当最高领袖高喊出“人民万岁”时,人民激动无比——因为几千年来,从没有一位帝王高呼过“人民万岁”。从此,人民真的以为自己隆升“万神殿”(过度的亢奋,令他们连几千万的同胞是怎样被活活饿死与活活整死的惨痛现实,都可以不放在心上。甚至在整死“阶级敌人”时,人民就是最大的同谋犯、同案犯!);亿万人民则以放大亿万倍的喉咙回应:“红太阳万万岁!”领袖也真的以为自身成为了主宰绝对真理的“万寿无疆者”。

  “领袖万岁+人民万岁”的政治能量,是核当量级的。人民对于“人民领袖”的崇拜有多么狂热,对于“人民公敌”的仇恨也就有多么强烈。

  (“以人民的名义”流血,替代了“以上帝的名义”流血)

  不过,到了20世纪结束时,伤痕累累的历史老叟颤颤巍巍地昭示出了无情的答案:“大救星”的大神话一一破灭;而历练过一场场“政治运动”的“革命群众”,并没有成为“神”,反而成为了“魔”与“祭品”。

  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某些权力者手中的头号杀器。

  当“国家专政之暴力”与“群众运动之暴力”结合一体时,其残酷性之烈度、广度、深度,变得没有边界,没有底线,无所不及,无孔不入。

  再加上最高领袖对“群众运动”的高调赞赏、高度激化、高妙运用、高效推动。真的是达到了超古越今、登峰造极的无限度恐怖境界。

  只要伟大领袖祭起这把“群众运动”的利器,他所有的政治对手只有跪伏在地引颈受戮的份儿——想想高岗的饮弹自尽,刘少奇的精神崩溃,林彪的焦尸惨状……。

  这也就是民国之后,再无狂士的根本缘由。

  因为,任何人一旦被指定为“人民领袖”的“敌人”,也就成为了“人民公敌”。他只剩下一条路——死无葬身之地(精神上的、肉体上的)!

  史证四:“大伪辞”

  也许,19世纪所创建的那套伟大的救世教义,其学说非常崇高非常圣洁,其最终目标也非常完美非常神圣——但这一切,只存在于头脑中、书本中。

  当这一“救世主义”迈入现实中时,“大伪之辞”便如影随形,携手共进了。尤其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在整肃同党的政治对手时,将对方彻底地妖魔化,故而制造下数不清的冤案;另一就是在书写有关“伟大事业”的光荣历程时,字里行间、在在处处,无不刻录下虚伪之笔。

  最为鲜明的二个例子;一是斯大林亲手导演的三场“莫斯科大审判”——成为了世纪性的大丑闻。斯大林和他的鹰爪们,使用“专政机器”的钢铁手腕,运用“恐怖无底线(斯大林主义的一大特征)”的残暴手段(如非人的酷刑;当面强奸被告人的妻女;以被告人子女的前途为要挟),迫使所有的政治对手一一下跪求饶,不仅俯首认罪,更是自构重罪、死罪!

  庄严的审判变成滑稽的游戏——被告与原告的相互积极配合,共同完成所有的起诉状、全部的认罪过程,直至最后完成对所有被告的立即枪决。

  另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纂的《联共(布)简明党史》——这是一部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的谎言之作。所有斯大林的“政治敌人”(如:托洛斯基、布哈林),在这本书中都变成了叛徒、奸细、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本来在十月革命中担当并不显眼角色的斯大林,则荣升为除列宁之外的第二个耀眼夺目的核心领袖(《十月革命》电影中最后的镜头:列宁俯身向前伸出一只手,为“伟大的十月(世界)革命”指明方向;斯大林则缓步踱到列宁的身后,一手握着他的那支著名的弯嘴烟斗,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挺拔而立,稳如泰山——显然是列宁同志最坚强的战友、最稳重的后盾,最可靠的接班人!呵呵,真是完美的政治学+电影美学的“杰作”)

  “大伪辞”的必不可少,造成一种巨大的尴尬——一个世界级的足以称霸全球的执政大党,从“十月革命”呱呱落地,到苏联帝国寿终正寝,都无法编撰出一部真实无伪的权威性“信史”!

  说过苏联往事,再回眸自家历史。可谓如出一辙!

  不用细论,只谈一点,49年之后毛所亲自发动的历场政治运动,最终大都被执政党一一否定了;被毛所钦定的一批批“反党分子(集团)”,也最终大都由执政党一一平反了。

  那么,当年的甚嚣尘上的政治宣言、政治策略、政治罪名、政治运动,岂不都是由“大伪之辞”构成的吗?

  更要追问的是:那位始作俑者,真的不知道这是一桩桩的冤假错案?是“莫须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是他心知肚明?但为了牢牢地大权在握,为了不可动摇的高居“绝对真理”的圣坛,为了那乌托邦性质的“伟大理想与目标”,必须知而为之?

  但人是一种“特殊性的高级动物”,做了亏心事,可以欺天地、欺古今、欺世人,却无法自欺。而人又不能总是生存于惴惴不安的自疑自责中。为了活得坦然、活得心安理得,就必须以某种“公理(大道理)”来自我圆说,自我解套。所谓的“公理(大道理)”,无非由三点构成——理论的正确;历史的范例;现实的验证。

  说到“历史的范例”——还有比秦始皇与曹操的政治哲学,更加符合最高领袖当时的心理需求的吗?

  史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按照这个思路,是否可以推论说:最高权力者对某些特定历史人物的高度肯定,都是对评论者自身的现实行为的自我肯定?

  或曰:表象看,毛肯定的是曹操在历史上的种种大作为(包括被历史所垢的“白色脸谱化”的行为);实际上,他真要肯定的是自家在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大作为!

  也就是说,毛不仅是为历史上的那个早已经死翘翘的曹操(秦始皇)翻案;更是为了他内心的那个活泼泼的曹操(秦始皇)定案!

  若是这个“内心的曹操(朕即曹也,操即朕也)”,不被绘上一张可爱的“大红脸”,那么主人公会寝食不安,坐卧不宁的。

  ——这才是“曹操情结”的核心所在,真谛所在!

  如果说,早年的毛对曹操的喜爱是出于天性与天赋;那么,中晚年后的他,对曹操的过度激赏、过度表态(“这个案一定要翻!”),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政治哲学的需求了。既然被千秋历史所否定的“焚书坑儒”,都可以高调赞赏,并以“当代秦始皇”自居;那么曹孟德的“宁负天下”等“白脸政治哲学”,又有什么不可心肯之、力行之的呢?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这个话题。那就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包括他的中晚年,何曾对自己所犯下的种种极其严重的政治过失,产生过真诚的懊悔之意,忏悔之心?

  既然他所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最后全被同党所否定,被他打倒的众多的“阶级敌人”,最后都被同党所平反;而他又从没有深刻地内省过、忏悔过,更别说下“罪己昭”了——那么,一定是有某种极其强大的政治哲学,在内心里顽梗地支撑着他的魂魄。

  历史上的秦始皇曹操同志,有“法家哲学”作为他们政治行为的强大精神的支撑点(“太祖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武帝纪》);列宁斯大林同志有《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他们政治行为的强大的精神支撑点。那么,毛泽东心底的强大支撑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参照他自己的说法:“秦始皇主义+斯大林主义”?

  若真如此,我们可以断言——毛的由“两大主义”合和而成的政治哲学的支撑点,更为强悍、更为深厚、更为古远;也更为老道、老熟、老辣。

  ——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毛的“曹操情结”,可得其三昧矣。

  总而言之,在毛的心中必然有一种十分强大的政治哲学,支撑着他的信念和行为。而这种心灵最深处的极其强大又极其深固的政治哲学,绝不可能是“舶来品”(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会是在他垂暮之年所公开宣扬的那一串排比句:“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云云。

  这种发自深心的、甚至可说是与生俱有的政治哲学,必定来源于本文明体的古老源流——值得骄傲的是,汗牛充栋的龙史古籍,为最高领袖提供了极为丰富,又最为老熟的古训古鉴。这种发轫于本土文明的政治哲学,才是真正地渗透血脉、刻入骨髓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的。

  在许多革命家的早期革命生涯中,大多是诚心诚意又全心全意的奉行某种舶来品的全新政治哲学和政治理想。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岁月的流失,随着政治斗争的越来越激烈、及身处权位的越来越上位。主宰他们政治思维、政治哲学与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会潜移默化的转换成(回归于)本文明的政治哲学——这样的古老哲学,是从胎里带来的,其蛰伏于群体潜意识中,蛰伏于个人的精神血脉与千古习性的遗传基因中。在身心的最深层面,主宰着政治人物的好恶爱憎,所作所为。

  当然,在政治宣传、政治符号、政治象征上,依然要以舶来品的政治哲学装潢门面。但在骨子里,只会越来越彻底地复古化、宿命化、轮回化。

  ——表面看,是伟人(“革命家”)改造历史;但从本质看,是历史改造伟人(“革命家”)。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曹操的政治哲学,对于毛所起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刻作用了!

  书此,又得延伸出一个相关话题:由“绝对权力”施行的“大伪辞”之术,完全地主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芸芸众生的生死命运。久而久之,必定会给这一民族带来极其深透又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具体言之,就是会令整个文明体中的人性扭曲、人格猥琐、人智虚伪、人德丧失。

  举几个例子:

  先谈谈“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在被捕前后写给“亲爱的科巴(斯大林)”的四十封信中,充满以下的文字:“我不仅没有犯下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行,而且我还可以自豪地说,最近这些年我满腔热情地和矢志不移地维护了党的路线和斯大林的领导……”。“审判将具有十分重大的国际意义……把恶棍枪毙太好了,空气立刻变得清新了。”

  ——瞧,当别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押上死囚审判台时,这位“革命金童”却为之鼓掌叫好!

  更为奇葩的是,他还灵光一闪,写下如此绝妙的“辩护词”(注意:这可不是为自己的冤案辩护,而是为制造天大冤案的斯大林同志辩护!):“在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我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某种搞大清洗的重要而大胆的政治设想。由于处在战前时期和向民主过渡阶段,这次清洗的对象将是有罪的人、可疑的人和潜在的可疑人。”“在这方面没有我不行(!)。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使他们不能为害。千万别以为我在这里暗中指责你(!)。我在自我思考中已成熟多了(!),认识到了: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压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

  ——看到了吗?“俎上肉”精心地给自己编织出一根致命的绳套;尔后以优雅的姿态,把绞索的一头交予刽子手;又满怀高尚的忘我精神,伸长脖子钻进绞索.......换成有点诗意的表述:神圣的“祭坛”需要“祭品”;“祭品”便无私地自愿献祭——哇塞,多么壮烈的英雄主义精神!

  但人毕竟是渴求生命的!于是在布哈林最后一封“特赦请求书”中写道:“我跪在祖国、党、人民和人民政府面前请求特赦。”“我在思想上已解除武装,但同时用社会主义新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请给第二个、新的布哈林一个成长的机会,哪怕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也行。这个新人将与死去的布哈林截然不同。他已经诞生了,请给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他最后的浪漫念头是:“为了重大利益请枪毙那个该杀的布哈林吧!不过请给我这个普通人留条活路。”

  老战友科巴同志的回答是:没有给布哈林想要的一杯临终吗啡,而是最后一个枪决他——“当家的让他尝尽了等待死亡的全部痛苦。”(《斯大林传》,爱德华·拉津斯基著)

  我们再看看以硬骨头闻名于世的彭德怀元帅,为何要写下“认罪书”的心理动机:

  “就在写下这份‘认罪书’的当天,他将‘认罪书’抄在日记上。并在后面写下:‘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的结论。……(如今才明白)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摘自《彭德怀出访苏联、东欧也成了罪名》》一文 沈国凡)

  ——这就是“大伪书”与“无限度恐怖”(绝对权力者最善于运用的两大利器:暴力与谎言)给整个时代、全体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黑白错位,人智颠倒——无罪者必须认罪,有罪者塑造成神!——连“革命金童”(列宁语)与“彭大将军”(老毛语)都不得不扭曲自己的良知与尊严,何况文墨书生、升斗小民呢?!

  更可虑的是,这样的“负面影响”会祸及子孙后代的基本认知与价值判断。只需看看当下的中国:许多国民对人类所公认的价值观念,持以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们辨别不清最基本的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比如,“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的农民同胞,他们却不以为然。或认为那是虚构的数字,或认定那是苏修的罪责,或将责任完全推卸到纯粹的“自然灾害”上。只要他们心中的“神尊”(那场巨大的始作俑者),永远高踞在他们精神的“圣坛”之上就可以了。

  再比如“十年文革”,已是全人类所共认的反文明反人性反人类的一场巨大浩劫(执政党本身也这样认定)。可是他们却认为那是一场由人民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所发动的一场解放人民的最最伟大的革命;只有这样的狂热革命,才能彻底消灭腐败官僚,才能创造出社会的绝对平等、人民的当家做主,及强大无比的祖国。至于“文革”中难以计数的被侮辱、被伤害、被屠戮者,在他们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说是为了实现伟大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代价。

  还有对人类文明所公认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抱以敌对的态度。认为那都是“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阴谋”,是巨大的政治谎言云云......

  顾炎武先生曾经对曹操的《求贤令》所造成的败坏人德之恶果,作过犀利批判:“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即放荡无拘不守礼法之人)。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

  然,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者看来,将曹孟德政治上的“奸道萌生”“毁方败常”,放在二十世纪的“十年劫难”跟前,真真的是小巫见大巫矣!

  二十世纪的“大伪辞”所造成的巨大恶果,是令整个民族的“心灵尺度”与“理性尺度”的彻底扭曲变形(以往的皇权专制做不到这一点)。而这等“弥天伪辞”所培育出的群体社会心态与知识架构,又给会某类政治人物提供甚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数年前薄某人的借“唱红打黑”赚取雄厚的政治资本,就是一个范例。

  曹操式的“白脸政治哲学(政治人格)”,早已经泛滥于中华大地,糜烂透国人魂魄——无论是从严重的官场腐败到商场的尔虞我诈,还是科学界与教育界的官僚化、作假化、叫兽化;及其弥漫民间的互害模式与毒食品泛滥……都在作出残酷的证明:曹操式的“权诈迭进、奸道萌生、毁方败常”,已经浸透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整个机体。且病入膏亡,沉疴难起。

  这等升级版的“秦始皇主义+斯大林主义”性质的“大伪辞”,必然造成全民性的大伪、价值观的大伪、灵魂性的大伪,及历史性的大伪。

  如何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还人智以明辨是非、还人心以基本良知、还人性以真诚无伪——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而言,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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