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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什么是更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2019-04-29 14:17:2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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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说“先锋队”在“万世一系”的权力垄断中会坚持信仰践行理想而不被绝对的权力所腐蚀,不会形成自己特殊的、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私利、并因此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这不是梦呓吗?
  ——与北大原副校长梁柱先生商榷

  近读梁柱先生《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下文简称《清醒》)一文,颇有些不同想法。梁柱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目前仍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是一位学养深厚令人尊敬的老学者。我以为,《清醒》一文所指责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其中有些批评是正确的,但梁柱先生对他所认为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的整个批评,都是从一个错误的话语体系出发的,因而只能反衬出批评者的批评中存在着更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原北大副校长梁柱

  实质上,任何历史学家解释历史,都是按照某种独立的话语体系进行的,而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有与其他话语体系不同的核心价值、历史视角、政治理念和分析方式。而历史学家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将直接决定他接近历史全部真相的程度和把握历史真实发展脉搏的程度,或直接决定他是否对部分历史事实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大量的史料当然是第一关键,但采用何种话语体系处理、取舍这些史料,则更为关键。

  梁柱先生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显然是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进行的。这个话语体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体系。那么,这种话语体系具有一种怎样的历史性质呢?这个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视角和分析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个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当然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基本历史观构成。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至少在一些地区大致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是人类社会最后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将最终结束少数人统治剥削多数人的局面,从而推翻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打破分工,实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过程,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被剥削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并由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

  这个话语体系虽然可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真理,但它的本质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是由任何人任何政治团体认定的,而是由历史认定的,尤其是人类二十世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来证明并认定的。也就是说,马列主义中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尤其是后面关于人类“最后解放”的历史路径和实现方式的论述,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并不吻合,甚至截然相反,以致于沦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乌托邦。

  由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证明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本质错误的要点有如下几条:第一,地球作为人类惟一的生存载体,是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即便人类的科学发展能够从外星球摄取资源,也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因此,在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按列宁的想像那样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有一种高尚的道德规范来节制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无穷贪欲,那么一旦实施这种节制,则就是不按“需”分配了,而是按“道德律条”进行分配了,这种分配不可能是人人平等的。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人类也许永远无法采用道德手段来节制或遏止人类自身的各种贪婪的欲望;第二,阶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分工存在一天,阶级就存在一天。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分工会不会被打破,或者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分工打破后每个人都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那样的历史局面会不会出现,因此,轻言打破分工消灭阶级是极不靠谱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是有的,尤其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对没有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有的。然而,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并不在于阶级或私有制本身,而在于阶级之间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没有和压迫、剥削阶级对等谈判的政治环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人类社会的专制制度。因此,消除人类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根本途径,不是无产阶级消灭有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消灭一切形式出现的人类专制制度。在人类社会分工还无法消灭的情况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各种个体性质的股份制还是生产力源泉自然喷涌的主要历史方式的情况下,消灭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或将阶级剥削降到最低限度的惟一途径,就是实现现代民主制度,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即在民主制提供的合法政治平台上和其他阶级、社会集团进行公平的、和平的利益博弈;第三,由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依据所谓洞悉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带领人类社会其他成员实现人类的最后解放,是更加荒谬绝伦的梦呓:其一,不要说关于“洞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人类探索至今连皮毛都没有得到,就是这种科学理论真的出现,也绝对不可能由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所独创和垄断,它只能是人类社会数代人和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探索、实践的结果,而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和社会团体、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都是有自己的利益局限和历史局限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资格和能耐“肩负起领导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历史重任;第四,依据一个臆想中的理论蓝图,由一个极少数人组成的政治精英团体用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方式,用强力或暴力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大实验,绝对不可能通向人类最后解放之路,只能通向极权主义的专制、暴力、奴役、血腥的地狱之路。其主要历史和政治原因:之一,这张理论蓝图和历史客观进程完全相左;之二,既然是社会实验,则所有社会成员只能分为两类:少数实验者和绝大多数实验品。你听说过作为实验品的动物,会有自己的意志和权利、自由吗?它们能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死吗?它们能违背实验者的意志吗?因此,剥夺所有实验品的意志、权利和自由,让他们服从惟一的实验者的意志,则是所有这类社会大实验的第一要义。而剥夺所有实验品的意志、权利和自由,意味着什么?我们从前苏联的血腥的大清洗、中国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柬埔寨共产党的“波尔布特大屠杀”、朝鲜劳动党“金氏三朝”对朝鲜人民令人发指的残酷统治中,不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吗?之三,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所有专制制度,都有一个历史共同点,即极少数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专制者,都希望将权力的垄断永远延续下去,即所谓“万世一系”。而权力垄断永远延续下去的对应物,则是所有被统治者的权利和自由,永远处于被剥夺状态。奴役和枷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于是,被统治者的反抗和统治者的严厉镇压,就构成了人类专制社会政治斗争的主旋律,成为人类社会战争、暴力、杀戮、同类相残等大规模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的主要根源。而马列主义理论蓝图中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设想,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过程”,这个“过渡”恰恰给予作为执政党的“先锋队”以“万世一系”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借口和理论根据。试想,以“解放全人类”作为借口所进行的对被统治者的奴役和镇压,其历史情境是何等可怕,何等令人绝望;之四,权力的垄断和权力的绝对垄断这株人类专制之树所结出的两颗毒瘤,迄今为止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祸害,同时也是任何国家和民族任何一届专制统治者短命的致命病根。这两颗毒瘤,一颗叫做权力寻租,即腐败;另一颗叫做权力滥用。因此,说“先锋队”在“万世一系”的权力垄断中会坚持信仰践行理想而不被绝对的权力所腐蚀,不会形成自己特殊的、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私利、并因此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这不是梦呓吗?

  我们看到,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这个核心价值构成的历史观和解释历史的话语系统,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处理史料的方式。那么,中共用这个话语体系解释自身的历史实践,会作出怎样的政治判断和历史结论呢?只有一种基本的政治判断和历史结论,即将自己进行的全部政治实践活动在马列主义关于人类最后解放的理论蓝图上找到相应的坐标,并在中国现代历史甚至世界现代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这个政治实践是近现代中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走向人类最后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或者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也就是说,中共自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数十年政治实践,完全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走在“人类最后解放”的“必由之路”上,而这条“必由之路”,也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历史真相真是这样的吗?中共在中国现代史中留下的那一连串足印,究竟是通向“人类最后解放”的目标,还是在人性的扭曲、人道的践踏、空想的虚妄、信仰的破灭中走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房间?也就是说,中共对自己数十年的政治实践作出这样的历史定位,和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客观真相是基本吻合,还是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

  因此,可以说,中共为自己数十年的政治实践所作出的历史定论和历史定位,实质上是脱离历史本真的一种“革命幻象”,即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性质和历史真相“想象”成自己理念中的那个样子,就像一个痴迷小说的读者硬要把自己的真实生活嵌入到某个小说情节中去,把前者“想像”成后者那个样子。而这种由正儿八经的理论叙事制造出来的“革命幻像”,则正是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渊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毛泽东有个最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他将自中共诞生起到夺取全国政权这二十八年中共的政治实践,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由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中共的最低政治纲领,它在取得胜利之后将过渡到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无疑会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的生产力和更广泛更真实、由绝大部分人民享受的民主,并由此向人类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但历史的客观进程真的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吗?差不多又一个“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去了,我们从这“又一个二十八年”中,看到了“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的生产力了吗?看到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了吗?不,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死胡同,是短缺经济,是人民生活长时间的贫困,是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对无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任意践踏,是对他们尊严和生命的血腥摧残。可见,中共从夺取政权到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两个二十八年”留下的历史足迹,其历史真相仅仅是一个政治集团用暴力夺取政权后走向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事实。而毛泽东对中共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性和定论,仅仅是远离历史真相的“革命幻像”。当然,这仅仅限于对中共整体政治实践的“定性”和“定论”,并不排除这“革命幻像”中某些具体事实和历史真相的吻合之处。比如,在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共对中国民族解放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而运用马列主义话语体系指导实践和解释历史时,比较任何其他话语体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这个话语体系往往以真理的最后终结者自居,也就是眼下人们所说的以“宇宙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对人世间所有的人和事进行最后的“宣判”,它也就自然成为“历史的终结者”;其二,对这种话语体系指导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将其纳入“革命的幻像”,而这类行为一旦被纳入革命的幻象,即便其突破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底线,直接退回到了“兽性”之中,这个话语体系也可以肆无忌惮理直气壮地将它定性为“革命行动”。比如文革中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自己的老师,这种行为就被当时的官方话语体系直接纳入“革命的幻像”,即红卫兵小将“造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造师道尊严的反”,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将老师抽打致死,这群十七八岁的孩子的“人性”实质上已经被误导、泯灭至退到了残忍的“狼性”之中,这种话语体系仍然将孩子们的“狼性野蛮”解释为“阶级斗争的锻炼”和人类最后解放的必由之路。

  因此,所谓马列主义话语体系“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处理史料的方式”,实质上就是用“革命的幻像”罩住历史的本真面目,以显出其指导的政治实践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而在其“具体操作”中,则必然将一些历史事实夸大,美化,而将另一些历史事实隐瞒、遮蔽;或选择性地采纳一部分史料,“遗忘”另一部分史料;或将真相扭曲,或将事实“神化”,或将黑白颠倒,或将是非混淆。在梁柱先生《清醒》一文中,此类选择性的“清醒”和故意的“糊涂”比比皆是,举例为证。

  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正面意义时,梁先生说:“发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基本国情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却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而是有了新的进步的因素,这主要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的觉醒和抗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并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这就是说,充分发挥了大国人多、得道多助的正义战争的优势,通过持久抗战开辟了一条弱国战胜强国的新道路。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这些战争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但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梁文口口声声说“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主要手法,就是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往往是取其一点,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因此,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尊重史实的客观性,还是任意为我所用,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虚无主义相区别的一个分水岭。”但他自己这段话就是典型的“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取其一点,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请问,当时中国“新的进步的因素”难道仅仅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难道当时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不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难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仅仅是中共的功劳,国民党没有一点功劳?为什么在“八年抗战”中,一字不提国民党抗日的正面战场,只提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实际上,“敌后战场”至少在抗战的前大半段时期,并不是中共一党开辟的,国民党也开辟了大面积的敌后战场,也进行了很多游击战消耗战。再者,敌后军民对敌作战真消灭了那么多日军?何为“歼灭”?是指全部或大部杀伤、生俘敌人,彻底剥夺敌人战斗力。也就是说,如果你歼灭敌人一个连,即敌人的这个连基本被你打死打伤,那些受伤的没有受伤的,也基本被你生俘,虽然逃走了几个,那还算是“歼灭”。但如果敌人的一个连你打死了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受伤的和没受伤的都逃跑了,那就不能算歼敌“一个连”,只能说击溃一个连。那么所谓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000多人,应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被歼灭的52万7千日军中,除了被打死的,其余没被打死的包括受伤的和没有受伤的,统统被你生俘。然而,敌后战场歼灭52万多日军,靠谱吗?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一文说:“有人统计中国战场上消灭日军的数字,是根据日本战后承认在关内战场累计伤亡了133万(战时日军极少有人被俘),加上在东北战场和中国人在缅甸战场上的战果,得出了‘消灭日军150万人’的数字。这一算法虽有其根据,却忽略了日军伤员治愈后重返战场的人数,并不完全准确。”而在中国战场上生俘日军的数字很少,“其实按可比的数据看,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死亡共45万人”。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战场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包括苏联人在东北消灭的关东军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消灭的日军,总共打死45万日军。而“若要科学地计算一场持久战争中一个国家的损失,应该计算的是其‘不可弥补损失’,即死亡、被俘(而且是未释放的)或重伤残废者的累计。”那么,这45万被打死的日军加上被俘的、重伤残废者,总不会再有一个45万吧?既然如此,敌后战场又何来歼灭52万7千日军?其中打死多少?俘虏多少?重伤致残多少?梁教授能给个确切的数字吗?而如果按徐焰教授的统计方法,在中国战场上被歼灭的日军几乎都被“敌后战场”打光了,那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二十多次大会战,消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东北战场苏联红军消灭的数万关东军,又到哪里去了?

  不错,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可以算人民战争,但这样的“人民战争”是否真的能“置敌于死地”,恐怕是信口开河,夸大事实了。什么叫“置敌于死地”?梁先生是在整个战略问题上阐述敌后抗战的意义的,那么在战略上讲,就是能够置日军整个侵略军事力量中的“主力”和“中坚”部分于灭顶之灾的反侵略军事力量,才可称得上“置敌于死地”。那么,在战略上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的是谁呢?请继续看徐焰教授提供的史料:“具体看一下死者分布:日军在中国关内八年作战死亡为40万(宣布投降后又死亡了5万人)。日军在满洲死亡共9万,绝大多数系苏军造成。在缅甸死亡16万,除少数为中国远征军击毙外,多数系英军造成。其余120万‘战殁者’,都死于同美军交战的太平洋战场,其中在菲律宾便死了49万。”可见,真正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中国敌后的“人民战争”或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根本不可能置日本侵略力量于“死地”。

  再看梁先生的高论:“日本著名的战略理论研究者山崎重三郎曾撰文指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的是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注意,这位日本学者此段话中“打败”之后的主语,就是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吧?那么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牺牲了数百万士兵,战死了二百多位将军,难道没有消灭日军的一兵一卒?难道没有在“打败日本人”中起到一点作用甚或主要作用?为什么对明摆着的历史事实如此戏弄的论调,也被梁先生如获至宝地运用于此文?历史真相果真是这样吗?历史真相是: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场消灭了大部分日军,以及苏联红军对中国东北关东军的打击,中国军队不可能在1945年打败国内的日军,而中国境内从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是国民党军队,当时的中国合法政府及其军队,才是国内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中共领导的两支军队仅仅是政府军队序列中的一小部分,其领导的敌后抗战的贡献无疑是突出的,但和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位山崎重三郞先生的论断,显然是“取其一点,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真不知道梁教授引用一位日本人的这段昏话究竟是想证明什么?

  其实,在抗战问题上抹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夸大中共敌后战场的作用,这种刻意而为的历史虚无主义从毛泽东开始,就一直蒙骗了中国人民数十年,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对抗战中国共两党作用的评价,才开始趋于客观。请看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是怎样评价国民党的抗日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就因为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它就注定要“消极抗日”和“反人民”?而国民党军队“缩小一半以上”,居然不是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反而是“消极抗日”和“反人民”的结果?这是什么混账逻辑?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知倒黑白吗?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摘桃子”理论: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躲在峨嵋山上不抗日并反共的蒋介石抗战一胜利就跑下山摘抗战胜利的果实——桃子来了。我等都是“五十后”之辈,对毛泽东的“摘桃子理论”不是坚信了几十年吗?梁柱先生请扪心自问,中共在抗战问题上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忽悠”,是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不是任性地将历史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

  实质上,梁柱先生此文的核心观点,还是集中在对所谓列宁主义模式革命的根本看法上。这个核心观点在文尾“情不自禁”地“跳”了出来。请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就会失去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行为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难道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应该从根本上进行否定吗?难道列宁斯大林时代对数千万苏联人民的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这种令人发指的、惨无人道的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的滔天大罪,不应该彻底清算吗?难道制造这人间地狱的社会制度,不应该彻底抛弃吗?难道上演了这一出出人间悲剧的所谓理想和目标,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狗屁最后解放吗?而所谓马列主义话语体系通常是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和“哲学方式”面对它的政治实践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其一,这些都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和代价,是由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和残酷性所决定的;其二,革命中的失误、错误、曲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不可以支流掩盖主流,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其三,党的个别领导人所犯的路线错误所致,党有足够的自我纠错能力。

  尽管许许多多“共产党人”非常虔诚地坚信这样的理由,但这却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样的欺骗,用一个事实就可以驳倒:当由一种理论观念和政治目标统领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制造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剥夺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时,人们是否还能指望在这种理论观念、政治目标、社会制度、统治方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统治者会大发善心将人民——一群沉默的羔羊领进人间天堂?你能指望希特勒如果实现自己征服全球的野心后,能停下屠杀犹太人及一切“低劣人种”的绞肉机?你能指望斯大林在大清洗完成后,会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给苏联人民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连二战中苏联差一点灭亡这样的深刻教训,都没有阻止斯大林在战后对国内同胞继续挥舞屠刀;而中国毛泽东时代中的每一次政治运动,被迫害群体的数量和范围都在扩大:镇压反革命——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从几十万到数百万到上千万,毛泽东有停下手的意思吗?而文革后期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描绘的政治斗争前景是什么呢?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来一次!试问,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共产主义理想”,真的会将人民带进天堂吗?人民凭什么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之后,还必须相信你们是救世主?还必须相信你们的领导,你们创建的制度,是那一条“人类最后解放的道路”?还有柬埔寨共产党执政期间的残酷大屠杀,朝鲜金氏三朝对人民的严厉统治,你相信如果在这两个魔鬼般的统治集团的继续统治下,朝鲜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最终会被“引领”进人类的“大同世界”?

  现在请梁柱先生告诉我们,中共的三大理论法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在三十年的实践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那样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凭什么相信这三大法宝在“纠错”之后仍然会给人民带来普遍的福祉?梁先生能否将其中的道理一条一条说给我们听?也许你会说,中共改革开放后不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吗?不错,改革开放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个成就是在至少将这三个法宝放弃了两个半的前提下取得的。邓小平至少完整地放弃了两个法宝: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制和阶级斗争,一个改为包括私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另一个改变也很彻底:取消了毛泽东时代所有“阶级敌人”的社会身份: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在法律上一律被视为身份平等的公民。而第三个法宝——无产阶级专政,也至少放弃了一半——变为威权政治,人们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和权利。借问,当年列宁将俄共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视为向私人资本主义的暂时让步,而毛泽东则将“单干风”、“分田到户”等视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所作所用则远远超过了列宁、毛泽东这两位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鼻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划定的“界限”,也就是说,在当年的列宁和毛泽东看来,邓小平将三大法宝放弃了两个半,已经是不折不扣、变本加厉的“资本主义复辟”了,我想,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梁柱先生不会不承认吧?那么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必然会得出三个可能的结论:一个,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实质上是在“资本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所取得的,或者说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按照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划分,这个结论是铁定的;第二个:邓小平“欺师灭祖”,背叛了列宁毛泽东的“原教旨的社会主义”,目前的“特色社会主义”至少一大半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第三个:或者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有重大错误,而邓的社会主义“纠正”了这个错误,因而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两位老人家认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现在这个模样。然而问题又来了,岂不说两位老人家在天之灵是否认同这种“纠错”和“创造性的继承发展”,就是邓小平“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也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的理论实践中直接拿过来的,比如说市场经济,人家资本主义早就搞了,你把它拿来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就算你的了?可见,这三个“可能的结论”一个也不能证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而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否定得几乎“一无是处”的,在中国恐怕恰恰就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吧?

  笔者不才,还想问题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至少欧美、亚洲、澳洲等地区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民,既没有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走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走的是不折不扣的“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走的是“西方”道路,尽管也经历了不少曲折甚至重大失误,但这些曲折和失误总不至于像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大清洗、“古拉格群岛”那样惨无人道、血腥恐怖,也不至于像中国社会主义中的反右、大饥荒、反右倾、文革那样残酷无情、令人发指,而这些国家人民通过这条道路照样走向了“相对的”自由、民主、平等、富裕。这个铁的历史事实想必梁先生不会否认吧。既然如此,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样走上这条道路呢?为什么中国人民就“命中注定”地一定要走那条历经血风腥雨和灾难悲剧的“社会主义道路”呢?难道中国人民是劣等人种,是命贱,是没有资格,是不配走一条政治奴役和政治压迫相对轻微、自由和权利相对多一点、也相对平和相对人性的现代文明之路吗?希望梁先生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答案,本人一定洗耳恭听!

  在人类认知的道路上,恐怕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哲理:以真理终结者自居的人,自然会把所有反对、不同的声音视为谬误;而以“救世主”自居的人,肯定会把所有不同意或反对他“救世魔方”的想法,看成企图抽掉国家和民族“存在的立足点”的阴谋,从而将有这些想法的人划入“敌对势力”范围。问题是,在历史真相中,这些“真理终结者”和“救世主”,真是名实相符吗 ?如果历史真相所揭示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那怎么办?梁柱先生,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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