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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文革小说《福民公寓》连载之(一)
2019-04-29 14:57:2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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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你不睁眼看看,现在是啥时代啥社会,天下有你讲理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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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我筹划了好久,去看平生第一场戏,讵料影院关门,不知这是文革

  启幕

  一

  我们公寓改名以后,门口的梧桐树又添了十七圈年轮。这期间我在公寓出生长大,并且走到了刻骨铭心的“那一天”,它属于无始无终的时间上的一个符号——公元一九六六年。

  多年后洗去记忆上的蒙尘,“那一天”才像退潮时的一块礁石凸显出来,它是竖在我行路上的标志牌,上面写着“此路不通”。我从此走向岔道,改变了一生的旅程。

  现在想来,当时如果我没有妒忌心,那一天未必那么重要,更谈不上命数。然而,除非感觉麻木或是超凡的圣儿,我无法回避现实。

  我天生是个影迷,六、七岁时就把奶奶给的一分两分积蓄起来,凑足钱就去上海艺术剧场看一场电影。上学后妈妈每月给的几毛钱,我也全化在电影上。到了寒暑假,有八分钱的学生专场,我几乎天天跑电影院,从附近的国泰、淮海跑到大光明、大上海。我当然更想看戏,但在上艺看一场戏至少要八毛,妈妈也只有春节才去瑞金剧场看一次越剧,我怎敢问津。

  方聚仪却能不花钱看戏。他姨夫是市委宣传部领导,每次来上艺剧场审查节目,就送他家几张非卖品。他不仅看过所有公演的戏剧,还看过彩排后不准上演的剧目。

  看电影是我唯一的乐趣,但对比聚仪,快意就荡然无存。

  何止看戏,方聚仪让我羡慕的事多着呢。我爸爸和聚仪爸爸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同事,但区委每天派车接他爸爸上下班,而我爸爸得自己踏自行车。妈妈解释,他爸爸是区委领导,坐车是工作需要。我为爸爸难过,他为啥只是普通办事员。

  让聚仪免费看戏也是工作需要?

  似乎故意让我的羡慕变成妒忌,聚仪看完戏喜欢炫耀半懂不懂的剧情,末了,还留下不作解答的设问:“你知道演员怎样表演鞭子抽人吗?”“你能想象船在舞台上航行吗?”

  这些设问折磨着我。

  一次我在上艺看完电影出来。门口停着青年话剧团的卡车,晚上公演《年青的一代》,工作人员正从车上卸下布景道具,已经化了妆的男女演员进进出出,说着上海腔的普通话或北京调的上海话,像上海人包的饺子和北京人裹的馄饨,别有风味。我看呆了,一双脚不知不觉被他们牵着走进了后台。放电影的白幕布吊到了天顶,舞台高大深邃,几个人在搭布景。想到聚仪讲过的诱人场面,我真想躲到开演偷看一场。一个工人发现了我,斥问:“你是谁?在这里做啥?”我以为被人窺破了心思,吓得撒腿就逃。

  从那天起,我下决心要看一场真人演的戏。我每天在《新民晚报》的夹缝中看影剧广告。上周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剧目,南汇县话剧团在五星剧场演折子戏,票价二毛五分,我乐陶陶地买了一张票。

  今天是看戏的日子,早上坐在教室就心荡神驰了。老师点我名到黑板上做算术,我竟糊里糊涂的算错了,上学以来第一次出洋相。

  回家吃了午饭,我还得老老实实睡午觉。这是奶奶在世时立下的规矩,说夏至后午睡可以避免疰夏。过去,立夏一到,奶奶就带我们去粮店,借大座秤磅体重,到白露时再复磅。

  这是上海一年中最难熬又必须熬的黄梅季节。城市如搁在湿煤球炉上的一叠笼格,人们是焖在笼格里的僵馒头,蒸不熟又出不来。满街的梧桐树叶纹丝不动微凉不泻,逼着幼小的知了声声凄厉地鸣叫出这座城市的全部怨气。

  一领席子铺在近门口的水门汀地上,设想着即将看戏的情景,我躺在上面兴奋地睡不着,汗滋滋的背脊不停地翻转,双手无聊地拨弄席子的毛边。我欲起床又不敢,偷偷瞥姐姐国庆一眼。国庆已经过了必须午睡的年龄,替妈妈当弟妹的监督。

  国庆是向明中学初中应届毕业生,在为直升本校高中用功,考进重点高中等于一只脚跨入了大学——那是她的梦想。她双肘支在方桌上,对着圆规、大小三角尺发呆。她情绪低落,爸爸妈妈由于经济原因不支持她升学。

  “笃笃……棒冰吃(口+伐),“笃笃……奶油雪糕、赤豆棒冰,光明牌赤豆棒冰。”“笃笃……棒冰吃(口+伐),赤豆棒冰……”

  妹妹国进睡在我对头,她在梦中听到声音,半幻半真地嚷:“买棒冰、买棒冰,我要吃棒冰。”国庆没好气道:“哇哇乱叫啥,要吃自己去买好了。”国进欠身坐起,左右看看,意识清醒了,无望地嗫嚅了一句:“我的零用钱用光了。”国庆恼道:“嘴巴这么馋,钞票到手就买棒冰吃,吃光了跟我讲有啥用。”国进自知失言,改口道:“姐姐,你帮我倒杯大麦茶好么?”国庆道:“我做功课都来不及,你还来跟我捣蛋。”国进知趣地爬起来,筛了满满一大杯茶,有意发出很响的喝水声,以示干渴。国进回铺时,眼眶里噙着盈盈欲滴的泪水,大眼珠像两条黑金鱼在水中颤动,我后悔地想,如果自己没买那张戏票,一定给妹妹买棒冰。

  去看戏的好兴致全败坏了,我见国庆无心监管,便悄悄起身,去里屋翻出藏好的戏票走出门。

  我一出门就懊恼不迭,方聚仪和南延清站在院中,方聚仪双手捧着裹雪糕的毛巾卷;南延清拎着装雪糕的保温筒。我不愿在这种场合邂逅他们,想退回屋,已经晚了。

  南延清示好的向我微笑,方聚仪高声打招呼。我只得装着坦然地走上去,“这么热的天,你们还要曝太阳,不怕生痱子?”聚仪拍了拍毛巾卷:“没关系,雪糕可以防痱子”,聚仪惯以大方显示自己的优越,他把雪糕伸向我:“不信你吃一根试试。”我本想说,你以为我吃不起?当着延清的面,只得压住火:“要吃我自己会买。”因心虚,我满脸羞红。南延清冲聚仪说:“就是么,好象人家没吃过雪糕。”延清好心替我圆场,反而让我更窘。此时此地走为上策。我赶紧说:“你们慢慢谈,我有事要出去。”我扭头走了几步,聚仪用话大声追我:“对了,国福,我忘了告诉你,下礼拜一轮到我们班去操场升国旗,你要提前去学校噢。”我头也不回闷声闷气道:“我早知道了。”

  我说有事出去,就不能去门卫室看小人书了。经过门口时我见南老爷和姚大桶坐在里面聊天。

  二

  南路生半躺在竹榻上。他六二年退休后当门卫,又兼居民小组长,就包揽了公寓的大小杂役,有人戏称他是无事不管的青天大老爷,大家就开始叫他“南老爷”。他穿一件短袖白沙网眼无领衫,对襟上的布钮襻一个也不扣,露出骨嶙嶙的上身,两排胸肋根根可数。他常自嘲:“你们看,它阿像一只琵琶可以弹?”这样的大热天对他秋毫无犯,黑黝黝的皮肤像梅干菜滴水不出。

  姚大桶像南老爷的对照标本坐在对面:着一条灯笼短裤,上身赤膊,堆满赘肉的前胸后背沁着油津津的汗珠,恰如晒在太阳下的一团猪油。他因高血压长期半休,闲着喜欢穿东家走西家,公寓里除门卫室也没处可去,就到外面找搭子。他腆着一个大肚子晃进晃出,活似一只圆木酒桶,装着张家长李家短带出去,邻居们习惯叫他姚大桶,早忘了他的真名姚大通。

  墙角的小方桌上有一只破壳红灯牌收音机,红光闪亮着,丁是娥在沪剧《雷雨》中替繁漪诉怨,音质调不准,声音沙哑像哭腔:“…… 休提周家好体面,十七年来我看得多,桩桩件件在心头,善善恶恶我都清楚……”

  姚大桶摇着大蒲扇咒道:“这断命天气,再热下去要死人!” 小竹椅在他的屁股下吱嘎吱嘎地呻吟。

  “是啊,早该出梅了,还这么热,今年特别反常。” 南老爷往烟斗揿着烟丝。

  “天色一年比一年出怪,记得跟老娘来上海时,夏天没有这么热。

  “当时你跟我一样瘦,怎么会觉得热呢?”南老爷吸了口烟笑道。

  “咳,日子难过还过得快,眼睛一眨,三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两年后跟老娘住进福克家。刚开始看到高鼻头蓝眼睛,听到杂格咙咚的外国话,我唬得不敢出门。福克一到礼拜天就开派对,‘蓬嚓嚓,蓬嚓嚓’跳到半夜三更。他人还算不错,卖公寓时留下汽车间给我老娘住,不然,我结婚养一帮子小囡,哪里住得起这么大的房子。”

  “福克一走,公寓里的其他外国人也陆续走了,到解放时只剩两家罗宋人了。你记得(口+伐),那个亚科夫斯基( 南老爷的发音是咸烤麸素鸡) 的老头真叫作孽,毛八十岁的人,看到共产党要来了,就往加拿大跑。也难怪,当初怕苏维埃杀头才逃亡上海,当然吃慌。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讲起罗宋人,那个伊凡最发噱,自己老婆胖得像只不生蛋的懒孵鸡,还要人家向他学。阿殷怀上阿三时,伊凡指着她的大肚皮说:‘小囝多不好’,要是都像他们就惨了,最后夫妻两人双脚一蹬,绝子绝孙。”

  “这个伊凡(听起来是“厌烦”)啊,更加罪过,天天酗酒,解放那天干脆开煤气自杀了,唉! 现在想想罗宋人的话也有道理,我们养了这么多小囡,最后还不是大人吃苦,小囡活受罪”。

  “讲到养小囡,我比你更倒楣。阿殷三十出头时,轧上政府号召当光荣妈妈,我们又多出阿五阿六阿七头。结果,锣鼓敲过,大红花戴过,没有人来问过,等于多养了几只小猫小狗,只有做父母的逃不掉,为他们背一辈子债。”

  “小囡养大不容易啊,对了,阿大好(口+伐)?”

  “大棺材总算熬出头了,前两个月刑满释放了。那几年在劳改农场,真不是人过得日子,草纸都用不上,出恭后用烂泥往屁股上撸一把,跟畜牲有啥两样。不是我发牢骚,三年自然灾害,大棺材没有工作做,去乡下贩点鸡鸭到上海来卖,为这点事吃五年官司。哎,讲起来就一包气。想当初,我贩卖银洋钿,不过给巡警打一顿,共产党比国……”姚大桶意识到自己说豁边了,吓得—激灵,赶紧改口:“现在好了,他留场当工人,每月拿二十多块工资。不回上海也好,我乐得省心。”当初姚大桶主使儿子搞投机倒把,事后户籍警追查,他推得一干二净,再多问两句,他就歪倒在椅子上抽风。结果没上法院,去了医院。

  南老爷看不惯他象煞呒介事的态度,见他说得轻飘飘,挖苦道:“你真想得开。”

  “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好,政府号令一出,谁犟得过。当初你会想到老婆儿子回不了上海,几亩地被没收?”

  南老爷被将了一军,这件事最戳他神经。解放后搞合作社,他的几亩地归了公,老婆还差点划上富农。他想让老婆儿子回上海,户口开始冻结,只出不进。为了让儿子们能进上海,他退休了也不敢回乡,他要保住自己的户口,留住一条根。

  南老爷一时回不上话,用力在手掌上磕烟斗里的灰,半天才无奈道:“是啊,都是没办法的事,我那几亩地算啥,南老板这么大一爿棉纱厂都充公了,还搭上了大儿子的一条性命。唉,讲起来还是白老板英明,解放前夕,一看亚科夫斯基走了,急急忙忙让儿女去美国。五五年公私合营,眼看大势所趋,他爽性跑在前头,最后当上区政协委员,成为红色资本家。”

  “这要怪南老板不轧苗头,新社会了,哪由你打自己的算盘,这不是螳臂挡车么。最后儿子自杀,媳妇失心疯。”

  “这桩事,不好冤枉南老板,他倒想穿了,劝守乾不要跟政府顶牛,碰到守乾艮头脾气,死不服气,他有啥办法?”

  “我看根子出在南家的‘家规祖训’上,不然,南家大儿子不会自杀,小儿子也不会讨媳妇进不了门,弄得神经兮兮。老爷,你是南老板的本家,你说,南老板家的那些规矩到底是啥意思?”

  “我也不清楚,不过,做长辈的总希望儿孙当‘守财奴’,不当‘败家子’吧。”

  “话说回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南家也好,白家也好,产业充公了又怎样,光政府发的定息就可以养几代人。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种人家饭都吃不饱,南家老老小小不上班,照样天天吃听头鱼肉,还常上馆子,人比人气死人。”

  “不过,人跟人也不一样,我小时候听爷爷讲,南老板祖上非常有本事,为南家创下一份家业,族里的乡亲也沾过不少光。南老板在上海开厂也不容易,与英商日商的纱厂竞争,我亲眼看他如何操劳,五十岁不到头发全白了。白老板更不用说了,靠自己钻研套鞋抛光技术才发起来。”

  无线电里,丁是娥还在唱:“……周家好似活地狱,十七年岁月不易过。”

  南老爷和姚大桶的眼睛比照相机还灵敏,往事不是影集里的旧照片,而是瞳孔摄下的纪录片,放出来永远鲜活生动。“解放”是剪辑刀,把片子一截为二。他们嘴里的“解放前” 是茴香豆,在后辈听来是炒苦瓜。

  两人还在说着,被一声叫唤打断。

  “南老爷在吗?”

  “在!在!”南老爷应道。

  里委主任古月琴出现在门口,姚大桶忙不迭地起身相迎,笨重的身体迅捷过头,把竹椅掀个仰面朝天,“是古大姐啊,请里面坐。”

  南老爷眄了姚大桶一眼,扶起竹椅给古大姐让座。

  古大姐用折扇轻轻地拍着前胸:“我还有事,不进屋了,礼拜天晚上全市统一烟熏灭蚊,到时家家户户要同时点火。老爷,请你抽空去里委领敌敌畏和木屑,顺便在门口黑板上写个告示。”古大姐吩咐完,留下一片檀木清香走了.

  姚大桶因自己的失态发窘,古大姐一走,忙说:“老爷,你忙,我也走了,”说完,迈着八字步,企鹅样一摇一摆往家走。

  三

  去剧场的路上,我尽想着刚才的事,恨不得返回去和聚仪打一架。他当着南延清的面用雪糕奚落我,还有意提升旗的事,不过是借机炫耀自己的职位。

  二年级成立少先队后,我一直当选中队长。今年六一儿童节改选,全班无计名投票,我得第一,比居第二的方聚仪多一个“正”字。班主任张怡和却送他去当大队委员,同学们心知肚明,因他爸爸是副区长。

  我稚嫩的心被人深深刺到了一下。

  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剧场,离开演还有半小时,我就去对面的第一百货商店溜达。对我来说,这里不是购物处,而是游乐场,乘电动楼梯上上下下,观赏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天我直上五楼文具乐器部,在吊扇下一边凉快一边流连。

  柜台里陈列着五颜六色的蜡笔,成打的盒装铅笔,各种动物造型的卷笔刀,都是南延清和方聚仪的帆布书包里装的东西。我的书包是母亲用破衣服布自制,里面是国庆用剩的文具,至多添几支白坯圆木铅笔,这种劣质笔铅芯酥软,写字时稍用力就断。考试时,心一急就断笔,愈断愈急,愈急愈断,有时连断二、三支,削都来不及。幸亏邻桌是南延清,她隔着走道递来一支卷得圆润光滑的“中华牌”,我欲拒绝而不能。如同被迫接受嫌恶,有时被迫接受惠顾同样折人自尊,她的柔情就成了烟花缤纷后的星火,点点滴滴落在我身上,灼出欣快的伤痛和美丽的瘢痕。

  从此我对延清独有情钟,不容别人来插足。刚才看见方聚仪和南延清在一起说话,我才抑不住愤愤然。面对咄咄逼人的方聚仪,我缺乏自信,真要竞争延清,自己是聚仪的对手吗?方聚仪和南延清手上的雪糕表明,他们门当户对。

  想到这些,我不由怅然。

  “当,当……”二点了,不好,戏开场了,我急步奔下楼。

  我意外吃了一个闭门羹,网状伸缩铁条把大门封得严严实实。我以为看错了日期场次,再仔细对一遍,一点没错。原来石阶右侧有一板告示:“接上级指示,剧场内部整顿,暂停营业,请观众去售票处退票。”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整顿呢?为看这场戏,我费了多少心思,最后却是一场空喜欢。今天晦气的事都碰到一起了。

  我捏着退回的二角五分,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经过大光明电影院时,大门也关着,隔着玻璃,看到里面也竖着一块告示:内部整顿,暂停营业。怎么这么巧,大光明也整顿了?一路看下去,所有的电影院剧场都竖着相同的牌子。

  出了啥事?难道全上海都不演戏不放电影了?

  四

  我无精打采地回家,哥哥国平正地伏在方桌上写东西,我不声不响地走上去,在他汗湿的背脊上猛拍了一掌。国平回头,笑骂“捣蛋鬼”,问我去哪儿玩了,我告诉他看戏的怪事。他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戏剧电影都要进行清理审查。我问啥是文化大革命?他说要赶写稿子,等有时间了再对我解释。我见哥哥神色凝重,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情,知趣地走开了。

  我拿了毛巾去水龙头冲洗,心里又一次暗誓,将来也像哥哥那样当一名大学生。

  妈妈下班回来,听国平说去交通大学看大字报路过,又见桌上摊着好几张写好的信纸,疑心道:“你也在写大字报? ”国平“唔”了一声,她的心禁不住一跳。

  妈妈去厨房忙晚饭,心里有点七上八下。

  说起来,国平从小到大,一直让父母“吃惊”。他上小学不久患上慢性肾炎,经常两个月半年的休学。小学毕业时,他考上比乐中学,让父母大喜过望。上中学后,他不顾母亲反对,每天一早坚持去学校锻炼,竟把肾炎根治了。考高中时,他进了市重点向明中学,还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作文竞赛。他在家闷声闷气,没事拿本书看,奶奶叫他“闷葫芦”,后来竟担任班级团支书,他能做啥社会工作?真不知他葫芦里装的啥药。直到他考上大学,父母才把担忧换成信任,母亲对他更信任到迷信的程度。

  但大字报可不是儿戏啊,南家的守坤就是因为写大字报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就啥都完了!这次母亲对国平生疑了。

  烧好饭,妈妈说,爸爸最近会多,回家没定规,我们先吃吧。国平收起稿子,国庆帮着盛饭,母亲摆上干煎咸带鱼,冷拌落苏,蕃茄冬瓜汤后,又从碗厨里拿出一只咸鸭蛋一剖二放到国平碗前。他每周回家一次,母亲总给他添点小菜,弟妹默认了母亲的“偏心”。他不好意思推却这份亲情,就把半瓣咸蛋推到小妹妹国进的筷子边。

  饭间,母亲说:“对了,趁国平回来,正好说说国庆升学的事。我和你爸爸考虑再三,家里孩子多,总有一个要作出牺牲,如果国庆上技校半工半读,每月就可拿十八元生活费,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国平,你说呢?”

  “还是问国庆本人吧。” 国平默然了一会儿才说。

  国庆噘着嘴,筷子空拨着饭嘟囔:“家里的经济情况我知道,可总得想办法克服,隔壁延泠上民办中学都准备考高中,我放弃升学算啥名堂?”

  “你太不懂事了,去拿延泠比,人家全家不上班,在家坐吃,你比得了?”

  “国庆考上向明不容易,不读高中实在可惜,她喜欢读就让她读吧,无论如何再克服两年,我毕业工作就好了。” 国平同情道。

  “讲起来两年,一晃过去了,熬起来可不容易,你爸爸十多年没加过工资,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我在生产组,做一天算一天,做满一月才拿十八块。按我们的收入,又不够减免学费,每年四个人的学杂费,国平每月的生活费,家里的房租、水电费,哪一项可省……”

  国庆半无奈半不满地说:“好了,妈妈你不要再叹苦经了,我不去上高中了,当初我就不该五劲六劲地考向明,这几年也没有必要用功,上技校要读啥书?”说完,潸然泪下。

  “看你,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动不动就哭,不让弟妹笑话?”

  国庆更伤心了,索性丢下碗,抽噎起来。

  国平劝解说,你不必着急,前一阵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建议废除旧的升学制度,毛主席为此作了七·三批示,升学制度可能要改。

  正说着爸爸推着脚踏车回来,见状知道了原由,对国庆说,不用哭哭啼啼,这事可再商量。安下了国庆,才问国平怎么在家。

  妈妈给爸爸盛饭添筷,心里不踏实,抢着回答,“他去交通大学看大字报,刚才他自己也在写大字报。”

  “写大字报? 你写谁的大字报? ”爸爸惊问。

  “学校领导。”

  “写学校领导啥事?”

  “批评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

  “市委不是派工作组去学校了吗?”

  “工作组来学校后,非但没有纠正校领导的错误,反而压制学生提意见,成为当权派的保护伞。”

  “你们连工作组都反,不是对上海市委不满吗?”

  “北京的大学生说,毛主席不支持工作组,许多大学的工作组已经撤了。”

  “这不说明问题的复杂吗? 国平,要慎重啊,五七年有过这样的例子,许多人响应党的号召写大字报批评领导,最后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这次和反右不同。”

  “怎么不同? 你年轻,遇事不要盲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决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这一阵,区领导经常去市里开会,关于文化大革命还没说出个所以然?噢,对了,光顾说话, 差点忘了, 国福,你去聚仪家,告诉古大姐,聚仪爸爸去市里开会,要晏回来。”

  我竖着耳朵听得津津有味,扫兴道:“烦死了,老是叫我去他家传话。”

  爸爸不知我的情绪:“叫你去传一个话也这么啰嗦。”

  “老是叫我去传信,我又不是小听差。”

  爸爸没料到我说出这话,把手上的筷子重重地一搁:“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这种话,你懂啥叫听差?你说!”

  我咬了咬牙, 顶撞道:“下了班聚仪爸爸还随时叫你,不是听差是啥?” 、

  “你、你……”爸爸竟然被我说住了,好半天才挤出话:“你、你竟管起大人的事来了!”

  “说这些没清头的话,还不快去。”妈妈赶紧走上来推我,我嘟起嘴很不情愿地走了。

  国平望着我的背影,同感道:“‘听差’这话难听,说得也是实情。聚仪爸爸不是这样差遣你的吗?”

  “他是上级,我是下级,当然得服从啰。”爸爸恼羞道。

  “上、下级也得分上班,下班啊。”

  “再说,他把我当老朋友,才不拘小节的。”爸爸的声音轻下来。

  “可他有一点对‘老同学’‘老朋友’的尊重么,他不过拿它们做幌子,利用你为他做事。奶奶活着时,不是老为这事和你争……”

  爸爸被国平点破了,泛出怒色:“好了,别提这话了,我还不需要你来指点!”

  话不投机,父亲生气了,国平不再说下去。他走进里屋,开了灯,猛摇大蒲扇,继续写大字报。受争论的启发,他在文稿里添了一段:“北大的‘全国第—张大字报’所以如火种投入干柴燃遍全国,除了领袖个人的号召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矛盾的总爆发……”

  我兜着火地往聚仪家走,心里恨道:“当了人家的听差还不许说,要是奶奶还活着,哼……”

  方长舟与爸爸重逢后,绝口不提金表和两个大头的事,奶奶耿耿于怀,常对爸爸唠叨:“不还可以,你总该有个说法呀!”方长舟升了副区长后,常颐指气使找爸爸起草文件,奶奶气不过出来挡方长舟的驾。她“责难”爸爸,“我说你呀,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了,上班时间还完不成自己的工作,要拖到晚上来做?你吃的可是皇粮啊,我都为你亏心。”说得方长舟面颊和酱红门框呈一色,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事后爸爸和奶奶发急,说不该得罪方长舟,奶奶说:“你们不是老同学、老朋友吗?他怎么把你当捉刀人,还没日没夜地差使?”爸爸说:“你哪里知道,区委里像我这样的办事员最难做了。”奶奶说:“难做就不做,回学校当你的教师好了,凭劳动吃饭,他那点本事当得了副区长,你当不好一个小学教师?”爸爸说:“你蹲在家里,不了解现在的情况,还用解放前的老眼光看问题,我跟你说不清……”

  我自己也后悔,当年奶奶不许我们去楼上人家玩,我没听奶奶的话,做了一件蠢事。

  上小学后聚仪常拉我去他家,向我摆弄各种玩具手枪,望远镜,还给我看他爸爸出差时拍的照片,上面有天安门长城大殿大佛等风景。有一次聚仪还从五斗橱里翻出照相机,给我模拟摄影,“咔嚓”“咔嚓”……正拍得开心,古大姐回家,大声叱骂他,说拿照相机白相糟蹋东西,话中刮三刮四把我一起带进。我强忍着眼泪走出去,终于懂得了奶奶的苦心,从此不再进聚仪家门。

  我拖拖拉拉走上四号楼二楼,聚仪家门半掩着,我在门口叫:“古大姐”,刚听到“哎”的应声,不等她照面,隔着门匆匆传完爸爸的话就走。

  五

  我生爸爸的气不愿回家,准备去公寓外闲荡,却在门口被南老爷截住,他让我帮他去发灭蚊药。他从门卫室提出一袋木屑,让我拎一只放敌敌畏的木篮去穿家走户。

  到南延清家时,南荃珍接过药瓶和木屑问:“老爷,你有空吗? 阿哥有点事和你商量。”南老爷连连点头:“没关系、没关系。”延清闻声从客厅出来,热情地招呼我。南老爷说:“国福,你在这里和延清白相,我上去一歇马上下来。”说完随南荃珍一起上楼。

  南延清刚淴了浴,粉嘟嘟的瓜子脸上抹上了两片鲜亮的霞云,她笑吟吟地问:“你帮老爷发敌敌畏?”

  我被延清袅袅婷婷的风姿慑住了,但我要表示自己的不快,冷冷地说:“没事我敢随便进你家大门。”

  “你吃了尖头辣椒吧?大热天这么呛人。”知道我心里有气,延清道:“客厅里有电风扇,进来吹吹风压压火吧。”

  “像我这种人,吃不起雪糕,只配吃辣椒。”我说着跟进去。

  “还为中午的事生气啊!聚仪那样说当然不好,他就是这种脾气,何必跟他计较?”

  “你不在时,他可没这么来劲!”

  “小心眼,小心眼!”延清合掌轻拍了两下笑道:“原来你吃了糖醋黄瓜,说出来的话酸不溜秋的,大家住一个公寓,能和你讲话,不能和他讲话?”

  “你愿意和他热络,是你的自由,我哪有资格管,何况人家是大队委员,换了我,也要巴结他。”

  “愈讲愈难听了,我不跟你讲了!”延清气得往一张藤椅上一坐,扭头不理我。

  我怕真的和延清闹翻,缓下语气说:“你有理为啥不讲了?”

  “有啥可讲的?讲来讲去,你就放不下大队委员这件事,依我看,不就差一道红杠杠,有啥了不起?而且,班里同学都知道是郭校长、张老师包庇他,你的威信不是更高了?”

  延清到底倾心我,我惬怀了,怕被延清小看,赶紧挽回面子:“我哪里在乎一道红杠杠,你看,下礼拜一我们班出操是预定的事,他却在你面前给我下指示……”

  延清打断我:“好了,不要再说这事了,说下去没底。”

  我只得附和:“好,不讲了,不讲了。”为了改变气氛,我指着壁炉架上挂着的—幅油画说:“哎,我一直忘了问你,这幅画看上去怪吓人的,画的啥啊?”

  “现在看惯了还好呢,我来时三、四岁,一看这画就吓得哭,妈妈跟爷爷吵,要把这幅画拿走。爷爷讲,这画是大伯伯生前喜欢的遗物,作为纪念挂着,不能拿下。讲起来,这幅画还是你家楼上的罗宋人送的。”

  “就是夫妻俩开煤气自杀的那个伊凡?”

  “对,对,你看,这画的题目‘伊凡雷帝杀子’,听爸爸讲,这画上的人可能是他的祖宗。”

  “这个叫伊凡的皇帝为啥要杀死儿子呢?”

  “我爸爸讲过,我传不清。我伯伯跟伊凡学过画。我堂姐屋里有好多伯伯留下来的画,她没事也在画画。”

  两人正说着,楼上粗声叫唤:“延清,你来一下,”是延清爸爸南守坤。延清没动,“ 延清,还不快上来,”声音比刚才更响了。

  延清只得撇下我上楼去。我一个人呆着无趣,不等南老爷下来先走了。

  六

  南老爷上楼时南荃裕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喝茶。

  十七年的家运世事都刻在南荃裕的身上。满头的白发和满嘴的白胡子,盖在他毫无血色的面膛上,在缭绕的三星牌蚊香的烟雾中, 他活似一个隔世的人,只有手上的雪茄和香云纱衫透出他早年的神采。

  南老爷一进屋就张起喉咙:“阿哥,你寻我有事?”

  南荃裕用手压了压右耳上的镀金助听器:“路生,有一桩事不知你听说没有?……前一阵阿珍去乡下,兴文对他提起,儿子大了,家里的房子不够住,想借我一两间……”

  没等南荃裕说完,南老爷抢过话头骂道:“小畜生,没王法了!想出这种缺德主意,我啥都不知道……”

  “路生,你别发火,先听我说完,”南荃裕的手掌往下摆了摆:“我和阿珍商量过了,老宅那五、六间房,我堂侄一家照顾守乾媳妇一起住。‘大厦千间不过身眠七尺’,多出的房子空关也是浪费,到时说不定像我兄弟一样被政府没收。我堂侄是地主的儿子,也是落在粪坑的人,自己都顾不全,许多事都亏你媳妇和兴文他们帮忙。再讲,兴文兄弟也是本家侄子,又不是外人,今后住进去,也方便守乾媳妇。”

  南老爷生怕南荃裕认为他唆使儿子,斩钉截铁地说:“阿哥,你这样讲太见外了,乡下老太婆和儿子尽力帮助是应该的,当初,要不是你挑我来上海,我哪有今天?这些小畜生,生在福中不知福,不靠我的退休工资补贴,他们在乡下日子这么好过?阿哥,你不要再讲了,等我抽空去乡下一次,把他们教训一顿,你不要为这事生气,只当小畜生放只屁!”

  南荃裕见南老爷还是南老爷,慢慢地吸了口雪茄,反劝他犯不着为这点小事责怪小辈。说完长叹一声:“路生啊,讲到守乾媳妇就想到守乾,这些年我愈想愈后悔啊,当初我不该提前退休啊!”

  五一年,南荃裕庆过五十五大寿,耳朵开始失聪,他以健康原因把厂务交给守乾。他没说出心里的鬼胎:解放后,政府为工会撑腰,劳资磨擦不断,他想起那个“讼”卦,怕陷入是非难以自拔,就取“宜退守”的策略。

  “路生,我糊涂啊!我应该知道,守乾比我更不合新社会的调啊。他从小听爷爷老和尚念经似地说啥‘敛财如积塔,败家似溃堤’,还有‘断金折银,罪为忤逆;废业衰门,孽为不孝’。守乾协助我管理时,就把工厂当命根子,让他抓上手哪里肯松。先是五三年,政府在私营企业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他大病一场,两年后,又推行公私合营,终于要了他的命……”

  南荃裕说不下去了。南老爷也不敢应,脑子里却过电影似地续那血淋带渧的镜头……

  南守乾拒绝与政府合作,眼看事情闹大,南荃裕赶紧出面代儿子签字。

  事情了结的晚上,南守乾独自去工厂。他走进车间,开了电灯,触摸一台台织布机,像农人抚摩送往屠宰场的老牛。他无声地自言,“完了,家业葬送在我手里了,我难逃败家子不肖儿的恶名了,将来有啥面孔去见爷爷?”他起动一排排机器,“咔嚓,咔嚓”的巨响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回荡,好似高举砍刀的千军万马叫喊着杀来,他在挡车道上来回奔逃,疯了。半年后的一个雨天,是他爷爷的忌日,他披头散发地跑上楼顶平台,他爬上墙垛,对着混蒙的苍天,向爷爷鸣冤叫屈,随后,当着身后惊呼的家人,纵身跳下去。

  南守乾的妻子看到丈夫躺在混着血浆和脑浆的雨水中,当即昏厥过去,醒来后也疯了,被送往乡下监护疗养。

  好一会儿,南荃裕才回过气,指了指画镜线上挂着的两张照片,你看,守乾的面孔与他爷爷活脱似像……一晃十年过去了,人老了,就喜欢前八年后八年地想过去的事,除了你,也没人可讲,唉……”

  两人说着往事,楼下传来嚷嚷声,南荃裕又用手压了压助听器:“大概又是守坤和他媳妇争吵,一个撞死南墙不回头的艮头儿子,一个得理不让人的媳妇,哎——要是守乾活着,我哪会遭这罪啊。”

  南老爷小心翼翼地问:“守坤的病最近好些吗?”

  “还是那副样子,好好坏坏, 讲起来也是报应,早知道产业会一夜给没收光,守祖宗的短命家规做啥?当初,我已无心坚持了,阿珍和守乾不松口,拒绝让守坤媳妇进门,种下祸根。”

  “事情过去就算了,不必再后悔了,再说没过几年就让他们住回来了,有啥可怪罪的?”

  “已经晚了……”

  话还没完,南荃珍迈着半大的小脚进来,心急气慌地说:“阿哥,你快去看看,两个人吵得一天世界,我劝也劝不开。”

  南荃裕站起身:“路生,你看看,我这把年纪了,还过不上太平日子。”

  老爷虽然同情,也不便多嘴,说还要去发敌敌畏,告辞了。

  七

  这些年,为自己的右派问题,南守坤不停地写信投诉。家人知道这些信要闹出是非,串通好,代他发信时全部扣下,南守坤一直蒙在鼓里。

  今天,南延清拿了爸爸的投诉信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乔玉珊在午睡,她想把信先藏好,不巧,听到外面叫卖雪糕棒冰,她怕老头等不及走了,就把信扔在床头柜上匆匆跑出去。南守坤看着延清出去,晚上却在她房里发现了信,他生了疑,想到这几年写的信全部石沉大海,其中一定有鬼,他怒冲冲的把延清叫来问。延清知道自己闯祸了,但这事不可随便说,她想抵赖,可爸爸暴跳如雷的样子吓坏了她。她承认了一半事实,说妈妈让扣下的,看看信寄到哪里?

  南守坤就去责问乔玉珊。

  南荃裕下到三楼,在楼梯拐弯处扶着梯柱站住了,他得想一想进去怎么说。儿子和媳妇针锋相对的争吵声清晰入耳:

  “……要不是我拦下信,你早就坐牢了,也没有资格在此吆五喝六了!”是南守坤媳妇乔玉珊尖厉的嗓门。

  守坤话音温吞,口气实硬,“坐牢由我去!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怕事,今后我附上一句:此信与你无关。”

  “你不怕死,可以用头颈去试刀刃,可以去吃花生米,我已经无所谓了,大不了一刀两断。但延清怎么办,她要断也断不清,她班里大多数同学二年级就入了少先队,为这事她不知哭了多少次,到今年才勉强被批准。”

  “……”守坤有点滞涩,“我写申诉,是为了纠正领导错误,摘掉右派帽子,也是为你好,为延清好。”

  “为我好,给你摘帽? 看看你写的东西,恐怕再给你加顶反革命帽子。反正你腰板硬,撞破脑袋也不回头,算我倒霉,跟着你受罪。你不睁眼看看,现在是啥时代啥社会,天下有你讲理的地方吗?你的毛病愈发重了。”

  “你自己才有毛病呢!”

  南荃裕走进乔玉珊房间:“守坤,你回自己房里去一下,我有事跟你讲。”说完径自慢慢地踱到隔壁。

  南守坤已经争得累了,和乔玉珊再争一天一夜也不会有结果,他就顺势返回。

  南荃裕在一张高背靠椅上坐下,对着乱糟糟的房间摇了摇头。四只书橱塞满书,桌子上床上也散乱着书,守坤整天在这里专研“学问”,乔玉珊不管他,就由孃孃来收作。

  儿子仰面倒在床上喘粗气,老父怜悯地暗叹:你这个艮头啊,为啥不懂得回头是岸。只有作父亲的清楚,高高大大四十岁的汉子,那颗心还停在孩提时代没长大,遇事直通通的不会拐弯。那些千方百计整他的人,其实抬举了他啊,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天晓得!

  南荃裕长长地“唉’了一声:“ 守坤,你怎么好坏不分,玉珊这样做,是为你好啊,你不安分,一家子没好日子过……”

  “这些话我听够了,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守坤把挂在勾子上的湖蓝色蚊帐放下来,帐幕恰似小囚房,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以示拒听。

  “你不听,我也要说,你姆妈死得早,你孃孃来帮忙,我们两人为你读书工作、为你成家立业操了多少心,指望老后有个依靠。你倒好,经济上不去讲了,生活起居还要人照顾。你拒绝参加里委五类分子会议,每礼拜孃孃代你去报到,讲你生病,看人家面孔,否则户籍警早就来抓你了!你闹得还不够?还要雪上加霜……”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我不是罪人,孃孃不必代我去,去了等于认罪。”

  “难怪玉珊发急,你犟到不通人情的地步了。我七十的人了,你不听话,我也没气力跟你多讲。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再要不顾老不顾小去写东西,闯了祸,你先离开这家,你自己考虑吧……”

  南荃裕气哼哼地回到楼上,他嘴上光火,心里还是肉疼儿子,对妹妹讲:“阿珍,你明天去楼医生家,请他抽空来看看守坤。”

  八

  南延清大哭了一场,从小到大,爸爸没有这样骂过她。这些年,父母没少争吵。有时妈妈赌气不睬爸爸,就让她去当“通讯员”,只要她一发嗲,爸爸就缓和下来。今天为了一封信,爸爸竟冲着她发这么大的火。她站在自己的卧室门口,一字不漏地偷听爸爸妈妈说话,她想弄清到底谁对谁错。听来听去,爸爸妈妈似乎都有理。爸爸讲的对啊,写信是个人的自由,写好的信是个人的私物,谁也无权干涉。妈妈平时也对她说,收到信不可随便拆,那么妈妈为啥要拆爸爸的信?爸爸又没在信里放毒,妈妈为啥这么紧张?但爸爸的右派帽子确实跟写信有关啊。妈妈还提到她,可不是,要不是吴国福积极提名,她还不知要哪年哪月才能加入少先队。

  延清由此想到跟我的事,后悔刚才没给我宽慰。她去楼下客厅,她挑开窗前竹帘往我家望,见我坐在门口乘凉,就在琴凳上坐下,她知道我喜欢听她弹琴。

  钢琴曲《少女的祈祷》从延清家漾出来。

  听到熟稔的琴声,我的身子不由转向延清家。无风的天气,客厅的大竹帘一动不动。我微合着眼,冥想着她嫩茭白样的手指在琴键上的舞姿,两手禁不住怜惜地互相摩挲。

  一年级在延清家开小组会,第一次聚会,为了看她的钢琴我提前上去。

  我一进客厅就往钢琴走,黑漆闪亮的琴面映着我急迫的身影,我赞叹说,比学校里的风琴气派十倍。延清掀开琴盖让我按键试音,我坐下来,十个手指刚搭上黑白琴键,她就突如其来地抓住我的一只手,发现新大陆似地叫起来:“啊哟,国福,看你的手!” 我以为手上沾了污垢弄脏了琴,难为情地往后缩,“我的手怎么啦?”她却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别动,你的手这么细长,是天生弹钢琴的手,不信,你试试能按几度。”我听不懂延清说啥,任她摆布。她掰开我的手指,让它们撑足手蹼量琴键:“你看,你一手能按八度,”我问:“八度是啥意思?”她说:“就是八个琴键,按钢琴老师的说法,像我们这个年龄,能按八度,是天生弹钢琴的料。下次,钢琴老师来,一定让他看你的手。”没料到延清欣赏我的手,我任她捉着揉捏,热流从手指传上来,向我的全身散射。延清热情地建议:“国福,你应该叫你妈妈给你买一架钢琴。”一语刺痛了我,我脸色陡变,猛地从她的嫩掌中抽出手:“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她不明白我为啥说得好好的突然发火:“没啥意思啊,我觉得你不弹钢琴太可惜了。”我道:“手指细长就非要弹钢琴吗?” “……”她快哭出来了,幸好,方聚仪和阿七头这时进来了……

  从此,我一听延清的琴声,就痴痴地反复鉴赏自己的双手,睡在床上,我的两手也会无意识地互相抚摸。延清发掘了我双手的美,也勾出我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我拥有一架钢琴,有一个钢琴老师,也会像她一样弹一手好琴,甚至能成为一位钢琴家。我无限感伤,既然天生我一付纤长的弹钢琴手,为啥不让我拥有一架钢琴?既然不让我拥有一架钢琴,又为何要配我这样一双手?我曾绝望地想过,得到钢琴不可能了,那么只有截去手指,才能平衡。然而我最终没有勇气,这事便不断地刺激我,成为永不消失的痛穴。

  我正想着,国进捧着两片西瓜从屋里出来:“小哥,刚才你去哪里了?吃西瓜时找不到你。”为弥补没能为她买一枝棒冰的遗憾,我接过一片,另一片让妹妹自己吃。我们边吃瓜边聊天。我问,哥哥走了吗?她说:“大哥赶回学校去了,姐姐也想通了,决定放弃升学,去上技校,她说为我们将来上大学作牺牲。小哥,你将来想读大学吗?”我跟谁吵架似地说:“不读!我也不读,中学毕业就去工作,赚了钱让你好好读书!”她道:“小哥,你为啥不读?到时大哥、姐姐都工作了,不用愁钞票了。”我应付道:“好,我也读,将来和你都去读。”她突然神秘地问:“小哥,你知道吗?过去奶奶是不是很有钱?” 我问:“谁说的?” 她说:“姐姐对妈妈讲,要是奶奶活着,就一定会让她升学。”我叹息了一声,“是的,我想会的。”我心烦得无心再与妹妹说话,吃完瓜道:“不早了,你先去睡吧,帮我把西瓜皮扔掉。”

  国进进屋了,我继续想她的话。国庆说得对,奶奶如果活着,一定会让她升学读书,可惜奶奶死了,已经死了四年。奶奶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当时粮食配给减少,荤菜每人每月论两供给,一家子定量根本不够吃。奶奶勒紧自己的裤带,让上班的爸爸妈妈和上学的哥哥姐姐吃饱,长久的忍饥挨饿,健康硬朗的奶奶开始面黄肌瘦,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营养不良性肝硬化。因没钱用药补营养,不出一年恶化成黄色肝萎缩,很快离开了人世。

  奶奶去世,在精神上对家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爸爸遇事谨小慎微,妈妈缺乏主见,只有奶奶不慕富贵,不畏贫寒,不卑不亢地生活在福民公寓。南家每年春秋两季请裁缝上门制衣,楼上的祝秋艺有时也轧上去定做一、两件,她每次穿上新衣就在奶奶和妈妈面前摆弄,还夸耀南家做衣服的排场。奶奶长叹一声:“是啊,一家比不得一家,一时也比不得一时,论排场,小时候,我爷爷在家里摆宴请客,那排场和《红楼梦》里的场面一模一样,你读过《红楼梦》吗?”说得祝秋艺无言以对,她所知的《红楼梦》全来自徐玉兰王文娟的唱腔。而奶奶经常戴着老花眼镜在太阳底下读《红楼梦》,奶奶这样年纪的女人能读《红楼梦》的百中无一,在这上祝秋艺输给了奶奶。祝秋艺不全信奶奶的话,但不得不承认,奶奶祖上阔过。

  不管祝秋仪信不信,我几次听奶奶讲过一把火的故事。

  奶奶五岁那年,奶奶的爷爷过六十大寿,家里请来戏班子在舞榭上唱堂会。那天唱得是《打渔杀家》,奶奶坐在她爷爷的怀里,舞刀弄剑的武打让她看得入神。奶奶时而惊得抓着她爷爷的花白须髯,时而乐得在她爷爷的大腿上乱颠。唱到更深,酒酣人困,意兴阑珊。就听人叫嚷“失火了!”“失火了!”一看火舌已爬上大院西侧的白垩墙头。那时周围农家刚刈完稻打了谷,他们把一捆捆稻秆堆在奶奶家的宅墙外晒,火一着,立即窜成一圈包围网,还没待人们弄清怎么回事,借着风势,火蛇从南北大门贯通而入,穿过月洞门,直扑厢房,一切都完了。全家老小,上下仆婢,宾客亲友慌作一团,只顾逃命,奶奶吓得“哇哇”大哭,她爷爷抱着她,在佣人帮助下才逃离火海。大火烧了一夜,她爷爷一语不发,眼珠木木地盯着火光,直到最后一点火星熄了,他才两眼往上一翻,昏厥过去。大火把几十间房的宅第烧得只剩断墙残柱,把奶奶家的元气全部烧尽。百万豪家一焰穷,她爷爷一病不起,家里靠卖地维生,只出不进,五年后她爷爷撒手归西。奶奶的爸爸分到一笔田产,却染上了鸦片瘾,把家财消耗在吞云吐雾中,不出几年,也撇下一家老小走了。奶奶十五岁那年,中断学业,帮助寡母操持家务。

  事发后好几年,亲戚朋友都疑心有人蓄意放火,猜测与奶奶家祖上结下世仇的子孙报复,或者家里的管事或杂役纵火打劫。奶奶的爷爷对所有的议论都保持沉默。

  奶奶感慨说,好一场劫火啊,那天火光冲天,月亮滚圆滚烫,像个烧红的铁饼,仿佛血色残阳没落下去,整夜挂着。—家子守着火,望着月,错愕得不知是火烧红了月;还是月点着了火。真是天火烧啊。

  在奶奶的叹息声中,那把惨烈凄美的火既让我痛恨,又成为我抵御自卑的慰籍:“如果没有那把火,我家至少和南延清家一样富,我也可以和延清过同样的日子。”

  惆怅像罩在城市夜空的云气逼迫着我,我又一次带着不满环视公寓:四幢四层楼房子矗立在院子四角,依稀像四个坚实的碉堡,一尺多厚的红砖墙面上涂满积年的油黑;了望孔似的扇扇狭长窗户上,钢棂锈迹斑斑;连接大楼的匝地围墙顶开了不少缺口,只有两堵大铁门依然乌黑沉重。老住户都说,当年日本人攻打上海,大铁门一关,公寓就是一座金城,给人安全感。而我只觉得公寓幽森灰暗,凝固一切,不透一息生气。

  临睡前,我照旧去撕一张日历,觉得那一天的日历纸格外厚重。

  蹭蹬的生活把岁月拖曳得冗长难熬,我无数次希冀,有一天出现奇迹,一觉醒来,一切都颠倒改变。但是,除了日历换一个数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如故,啥都没有改变,我甚至认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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