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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慈禧太后的“卸责诏”
2019-05-11 09:28:37
来源:合传媒 作者: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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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整篇罪己诏中,皇太后只是以光绪帝的名义承担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抽象责任,对于她自身由于贪嗜权位、权欲膨胀而冷藏载湉,搁置皇权,垂帘听政,独断专行,导致的重大灾难只字不提。
  1900年8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了清朝存在史上最后一份“罪己诏”。这份罪己诏距她气壮山河、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仅仅过了两个月。

  这份罪己诏针对的并非外国列强,而是颁发给她的臣工和国人的。与宣战诏书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是,罪己诏已经没有了“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翦彼凶焰,张我国威”的干云豪气和战斗意志,她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当下的处境:“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说白了就是京城沦陷,太后逃亡。中国的文字很有学问,一旦形容皇家的事情,最倒霉的境遇,也有冠冕堂皇的专用语。

  这份诏书当然不是从紫禁城发出的,此时的皇太后与光绪帝正在狼狈西窜的路途中。据接驾有功、特准随扈的怀来知县吴永记载,七月二十六日,“行在”还处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宣化府的鸡鸣驿(《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70),诏书所说的巡幸“太原”还是一个准备落脚、尚未到达的目的地。大清帝国的圣母皇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如丧家之犬,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山间野径上。此时的太后与皇帝肯定心情都不会太好。如果不是滥施权柄,胡作非为,造成巨大灾难,以致无法收拾,向来以九五之尊自居,以圣明天子自命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自我批评,甚至纡尊降贵、不顾难堪地来“罪己”?

  即使是罪己诏,也不忘标榜本朝的历史悠久与伟大正确,“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是以荡平逆乱,海宇乂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488)这样一个伟大王朝自然少不了伟大皇帝,“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共闻。”(同上)这主要不是歌颂皇帝,只因诏书借用了皇帝的名义,主旨还在于歌颂皇太后。

  在我国历史上,一些大的王朝并不缺乏皇帝逃亡的先例。唐玄宗李隆基就曾“播迁”过四川,慈禧太后的老公奕詝(咸丰皇帝)也曾“秋狝”过热河。因此,慈禧太后的“西狩”,可说是轻车熟路。她的巡幸太原(最终一直巡幸到西安),并不算多么生僻。

  诏书中有这样的辞令:“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这里的“朕”,名义上是光绪帝,实际上是皇太后。这形象多么大义凛然、多么高风亮节!不过一想,这诏书是在逃跑路上颁发的,又不免几分滑稽!诏书强调其“列祖列宗”的“文谟武烈”,乾隆皇帝就是其引以自豪的“列祖列宗”之一,慈禧太后可能不知道,与乃祖乾隆皇帝同年去世的华盛顿,就是八国联军中米利坚的开国先驱。在他手里,已经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在庚子事变中,光绪帝始终处于傀儡状态,宣战没有载湉的责任,罪己也与载湉无关,虽然所有的闹剧是太后导演的,所有的悲剧是太后造成的,然而,始作俑者是从来不会担责的。然而,太后的罪己竟然成了罪载湉,载湉只好把黑锅背起。诏书中有这样两句:“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同上书,页488,489)这似乎应了唐代韩愈的一句诗:“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798),只不过,这里的“天王”不再是载湉而是慈禧,此时的皇帝已经降格,比“臣”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最高统治者的自我批评也讲策略,光绪帝的这两句“自我批评”并未开列任何“罪错”事实,大概相当于“我也做得不够”而已。

  接下来,诏书词锋一转就矛头向下了。“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相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488)只让失去权力的载湉背黑锅已没有说服力,首都失陷,朝廷逃跑,“大小臣工”都脱不了干系。这让人很容易想起崇祯皇帝的遗诏,朱由检上吊之前还认为,“皆诸臣误朕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页1382)在这里,“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的逻辑不管用了。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罪己诏”不过是“卸责诏”而已。

  罪己诏指出,“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君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託空言,……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义和团档案史料》,页489)这当然是对臣下的要求。在整篇罪己诏中,皇太后只是以光绪帝的名义承担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抽象责任,对于她自身由于贪嗜权位、权欲膨胀而冷藏载湉,搁置皇权,垂帘听政,独断专行,导致的重大灾难只字不提。

  “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此事可以追问一下端亲王载漪,正是他为了让其子登上皇位,煽动和利用了义和团势力,这背后当然也有太后的主意;“毋专己而轻排群议”,这可以问问太后自己,正是她的骄横跋扈,坤纲独断,杀害了袁昶等一干清醒的大臣。这哪里是什么“轻排群议”?然而,这两句话,她甚至提到了“视国事如家事”的境界。庚子国难这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浩劫,不正是由于皇太后总是把国事当作家事处理的结果吗?事情也难怪,在皇权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来是应有之义,国家本来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家事。

  也许慈禧太后也深知这份罪己诏诚意不足,份量不够,过了两天(七月二十八日),“鸾舆”到达宣化府,她再次向大小臣工颁发了上谕,“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当此创重痛深之候,如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朕虽薄德,自问尚不至此。”(同上书,页491)个权欲熏心的老太婆,她的一生,除了篡夺权力,把持权力,玩弄权力,何曾把“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放在心上。如果不是面临“创重痛深之候”,她怎么可能会“罪己”(何况她罪的本来就不是自己)?此时此刻,她竟要求臣下“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想当初,此次国难不正是因为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造成的么!在当时,有谁敢于指出“朕躬之过误”?她先是听信刚毅、赵舒翘出于逢迎而对义和团情况的虚假汇报,后又听信直隶总督裕禄出于谗谀对战况的报喜不报忧。继之,五大臣正是因为直陈“谠论”才掉了脑袋,其余几位如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如非城破,脑袋早就搬家了。

  “总统是靠不住的”,“太后更加靠不住”,清末立宪终究废纸一张,革命等不及慈禧太后的虚假维新,满清王朝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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