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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 我看赵汀阳先生的“预付人权”论
2019-05-20 15:02:11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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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赵先生将“人权”实现之后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中的“道德问题”和“公正问题”,和“人权”概念中严谨的内涵混为一谈,显然是“乱点鸳鸯谱 ”。
  赵汀阳先生的“预付人权”论早在十年前就由他的《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一文正式提出来了,该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争议,我从网上搜到的有份量的辩驳和商榷文章,有许锡良先生的《什么人权?哪种公正?——评赵汀阳先生的<“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 >》,有翔子先生的《人权道德基础初探——对赵汀阳预付人权理论的批判》,这两篇文章读后对我都很有启迪,但我更倾向于赞同许锡良先生的观点。此文只想谈谈我个人对赵汀阳先生“预付人权”论的一系列基本立论的看法。

赵汀阳

  一,现代人权理论能超越“知识政治学”吗?

  超越人权的“知识政治学”,是赵先生构建“人权预付理论”中的第一个立论。那么,对于西方现代人权理论,为什么要超越它的“知识政治学”?“人权”概念究竟是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是一个政治概念,那么它的学理来源就绝对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或者说人权概念的政治性质和这个概念的理论本源和社会实践血肉相连,融为一体,如果这样,又如何超越它的“知识政治学”?为了弄清赵先生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超越人权理论“知识政治学”的本意是什么,我们不妨逐段剖析赵先生围绕这个问题的论述。

  赵先生说:“人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虽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西方新宗教。人权成为西方新宗教标志着西方现代性的完成以及随之而来的终结(完成往往意味着终结)。现代以来,以人的主体性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性消解了神的权威,尽管基督教在今天仍然是个具有相当力量的传统精神象征,但已经退化为次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虽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特殊的政治偏向使它仅仅是‘自由世界’的政治话语而难以成为普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现代长期缺乏一种能够一统江湖的最高意识形态。现代的物质世界早已成熟,但其精神无主的状态表明现代性没有完成。在此背景下,人权观念巧妙地消化了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资源而成为新宗教,人权在今天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地位。人权实现了由思想向信仰的转变,可是当人权变成拒绝怀疑的信仰,它在思想上就死了,只剩下思想的尸体——信念。以人权为依据去批评各种事情就好象是不证自明的正确政治行为,而对人权的质疑也都好象变成天生不正确的政治行为。”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赵先生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人权原则在西方世界已经取代基督教而成为新的宗教;其二,人权原则的政治偏向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主导的政治话语或所谓“自由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它无法被世界上其他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也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或民族所接受,因而它无法作为全球公认的普世价值“一统江湖”;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主导”人类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普世价值”还没有出现,因而人类现代化进程只完成了物质的一半,精神的一半还没有完成;其三,固守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人权原则”尽管实现了由“思想”到“信仰”的转变,但由于它思想上再无进取的空间,实质上已成一具信念的僵尸。而正是因为“人权原则”所标榜的所谓“政治正确”,才导致它变成这一具僵尸。

  如此,在赵先生看来,如果“人权原则”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话语体系的政治性质,它就没救了。

  那么,怎样摆脱人权概念中的“知识政治学”,将它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和“政治偏好”中“解放”出来,从而让它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呢?赵先生认为应进行如下“操作”:“单就理论潜力而言,人权确有条件被做成一个超越文化特殊性的普遍观念。但人权本来的学理性被宗教性和政治性所掩盖,变成西方用来攻击其它文化体系的一个政治理由。理论与政治的偷换弄脏了人权概念。在这里,我们试图纯化人权概念,消解人权的知识政治学,使之纯化为一个学理问题。”也就是说,将人权原则去宗教化,去政治化,去历史化,使之回到原初的纯学理状态。然后呢?怎样进一步“操作”?赵先生告诉我们:“假如人权只能按照西方偏好和标准去定义,人权就只是个西方的地方性概念,也就不能用来批评其它文化。因此,人权不是既定的而是一个允许对话和辩论并且可以重新解释和定义的公共概念。在‘去历史化’和‘去西方化’之后的人权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概念。显然,人权在理论上有着多种可选择的可能含义,在所有可能的人权概念之中最好的那一个,才有资格成为普遍的人权概念,而那个‘最好的’人权概念只能是学理上最优的概念。这是重新确定人权概念的唯一正确方法。”

  总之一句话,将人权概念中的“西方价值偏好”和“西方解释框架”全盘推倒,在还原人权“纯学理”状态的前提下,重新定义和“选择”人权概念,而那个被重新“定义”和“选择”的最好的人权概念,就是在“学理”上最优的人权概念,就是能够超越一切特殊文化被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而所有这些重新“定义”、重新“选择”的具体操作,都可以在理论家思想家们个人的“思想实验室”中完成。我想,赵先生也许当仁不让地认为,他的“预付人权论”就是这样一种推翻西方价值偏好和西方解释框架、在纯学理层面上重新定义和选择的“人权概念”,或者是迄今为止“学理最优”的人权概念,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概念。

  然而,在剖析“预付人权论”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之前,我想毫不客气地泼赵先生一瓢冷水:对于“人权”这一类具有深厚悠久的政治、历史内涵、渊源和背景的“概念”,如果能在理论家们的个人思想实验室中将其拆卸、敲打、修理、置换、重新组装一番,就能造就一个全新的“学理”最优的、普世的概念,那不过是这类理论家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或者是这类理论家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因为任何一个成熟的“概念”,它最原始的“学理”渊源都根植于人类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自身某个对象长期的认知过程和实践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结晶,而绝不是像赵先生所想像的那样,是由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各个“思想零件”任意“组装”出来的成果。是的,人类认知过程中各类“概念”的产生的确是由那些进行精神探索的思想家们“创造”出来的,但“创造”的整个过程都是对人类认知过程和实践足迹进行追踪、剖析、反思的过程,如果一个概念的确需要“修理”、更新和重新“组装”,那么也只能说明思想家们在追踪人类认知、实践的足迹中发现了新的需要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商品”这个概念,其中的内涵就是一座人类对自身社会经济生活的认知大厦,其中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每一根梁、每一根柱、每一个房间、每一处阳台,都凝聚、积累了多少前人对人类商品经济生活中各种形态、环节、剖面、角度的观察、思考、剖析、总结。是的,这座大厦的各个细节和结构也许永远都在不断更新调整之中,这座大厦也许永远封不了顶,但如果你认为这座大厦的原始“学理”和整体构成仅仅存在于众多经济学家们各自炮制的“蓝图”中,而不是根植于人类数千年商品经济的生活实践中,建成于人类对商品经济现实形态的长期探索和认知中,从而自以为只要把诸多经济学家们炮制的“蓝图”推倒重来,重新设计一个在“学理”上更优的全新蓝本,那么一座新的商品概念大厦就大功告成,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幼稚、太狂妄了呢?

  “人权”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样,这个概念绝不是一批理论家们在自己的思想实验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各种思想零件拼凑组装出来的,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由现代民主战胜传统专制的思想产物,而人类社会中这一持续数百年的政治运动首先发轫于西方社会,因而由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首先将“人权”概念从这一政治运动中“抽象”出来,提炼出来,“结晶”出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并战胜西方封建制度、专制主义的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而由西方学者首先创建出来的“人权”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不是反映了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赵先生承认上述两点,那么他就无法否认,人权概念的“原始学理”,既不是产生于基督教义,也不是来源于西方学者们个人炮制的思想零件,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社会这一场持续数百年且至今仍然蓬勃的政治实践。当然,基督教义或宗教改革运动、西方理论家们思想探索的独创性是人权概念诞生的重要思想资源,却不是产生人权思想的母体,这个母体是人类政治生活中这一重大的政治实践。因此,如果将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简约为“人权运动”的话,那么其“政治偏好”和“历史性”恰恰是这场政治运动的生命和灵魂,试问,抽去了生命和灵魂,剩下来的所谓“纯学理”是否就是一具“信念”的僵尸呢?

  二,应如何“还原”人权概念的“原始”学理?

  “以学理去解构政治是拒绝话语霸权的最好方法。”这可算作赵先生的学术“名言”。在赵先生来看,要消解人权概念的西方政治偏好和历史背景,只要将其从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中解脱出来,还其原始的学理状态,就可以由此建构起新的人权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赵先生是如何“消解”人权概念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的:“……西方人权承载着太多的西方文化特殊偏好,并不是理性所能够消化得了的。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西方人权所必需的一些基本假设,把伪装成普遍知识的西方人权概念还原为一种地方信念……新教以来,基督教不仅肯定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尤其还肯定了每个人与上帝直接交通,这样就把平等的信念落实为平等的权利。来自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基础,它至少支持了这样几个现代信念:(1)每个人不依赖于他人的独立价值;(2)每个人的平等价值;(3)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相对于他人的绝对地位。因此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至少到马丁.路德。正是基督教把‘人’这个整体单位真正分化成为个体。在此之前,虽然有‘个体’,但个体总是属于共同体的,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而基督教通过建立每个人与上帝的直接神圣关系而压倒了人与人的世俗关系,于是每个人都从他人那里独立出来了成为‘他自己’。在所谓‘上帝之死’之后,已经独立于他人的个人甚至与上帝的关系也不再真实,人虽然孤零零,却升格为绝对价值。‘个人’这一存在论单位与‘个人权利’这一伦理学价值的结合完成了现代性的基本结构。个人的绝对价值正是西方人权的必要假设和根本意义。”

  我以为,赵先生将西方人权观念还原为一种“地方信念”的立论过程,充满常识性的谬误,至少有如下几个致命的错误:第一,西方近现代平等权利观念产生的最终根源,或者历史根源,决不是新教将教义中信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在尘世中“落实为平等的权利”,而是根植于从人类进入政治生活那一刻起就一点一滴开始酝酿、积累、发展起来的被统治者争取自身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抗争,而西方宗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新教义中的平等精神,其本身也是这类抗争的成果之一,或者为近现代“人权观念”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赵先生所认定的基督教平等观念所支持的那三个“现代观念”中的所谓“独立的个体价值”,实质上就是“人权运动”中被统治者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核心价值,恰恰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能够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动物所拥有的基本价值,除此以外,赵先生所说的那种相对于他人而拥有绝对地位、孤立的、脱离人类社会关系的“个体绝对价值”,在人类整个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抗争运动中,尤其是近现代的“人权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这是对西方近现代民主运动的歪曲;第三,如果将西方人权理念的核心价值定义为从宗教教义“空降”下来的“平等观念”、定义为孤立的、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价值”,那么,这个“出发点”上的错误将会导致对西方整个人权运动和人权理论的误读和歪曲,而从这种误读和歪曲延伸出来的任何“新人权理论”,或否认西方人权运动所具有的“普世价值”的“理论”,只会留下笑柄,闹出笑话。

  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西方人权思想产生的政治根源和历史根源究竟是什么,人权运动的核心价值为什么具有普世意义。

  实质上,西方近现代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人的权利无论是所谓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还是近现代法治社会中被法律保障的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都是“政治权利”。而为什么会产生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皆起源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入政治生活的那一刻起,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政治权利都处于不平等或严重不平等状态,而产生一切政治权利不平等现象的总根源,就是所有政治权力被极少数、极个别人或政治集团高度垄断和独霸。

  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就意味着管理方和“服务”方发号施令统筹安排,被管理方和被服务方服从命令和听从“指挥”。而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管理和服务所行使的工具,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便是国家公器。政治权力之所以成为“公器”,发端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需要:其一,人类组成社会或一个社会共同体,其目的就是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在这个共同体的特定公共秩序中平等地、共同地生活;其二,这个特定的公共秩序,是由执掌政治权力或国家公器的人,通过他们从事的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所构建和维系的;其三,为了公共秩序的正常维系,全体被管理者、被服务者必须向管理者、服务者让渡自己的一部分社会权利。比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开支,由广大被管理、被服务者共同承担,那么,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让渡出自己一部分私人财产权利,即无偿地交纳自己的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开支的税收;再比如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必须征集一定数量的兵员。那么,每一个适龄社会成员都必须让渡自己部分自由择业的权利,承担应征入役的义务;其三,社会公共秩序,是建立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时可通约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公共秩序体系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服从、享受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他们的权利和为维系这个秩序所承担的义务,应该是平等的,而只有在执掌国家公器的人完全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进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即杜绝通过剥夺他人基本权利而“肥私”的一切行为的前提下,每一个社会成员才能真正拥有这种平等的权利和平等地承担他们的义务;其四,然而,至少人类从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一大半时间内,几乎在任何国家、民族和时代的政治共同体及其“公共秩序”中,那些被管理、“被服务”的社会成员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他们为维系这个公共秩序所承担的“义务”,也是极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说过了,即政治权力或国家公器被极少数人垄断、独霸。

  政治权力有两种基本属性,其一,它具有天然的、让人们服从的强制性;其二,它的行使或运行只需要少数人操作。这两个基本属性,致使政治权力在人类进入政治生活的一开始,就注定要被少数人垄断、独霸。而垄断、独霸政治权力的政治群体,会必然地、不可遏制地运用权力的强制性,来逼迫广大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交出自己的利益,来无限制地扩大、膨胀自己的私利与此同时,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万世一系”,为了粉碎被统治者的一切反抗,为了无止境地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就必须大面积地剥夺被管理、被统治者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应该拥有的各项基本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比如,作为一个被统治者,我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生活,并为这个共同体的公共秩序承担了各项义务,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及其公共秩序就必须在我遵守各项法律的前提下维护我起码的生命安全,维护我起码的合法财产和劳动付出不被无端剥夺的权利。然而,少数统治者为了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和毫无节制地纵欲,却可以运用强权无端地将任何一个被统治者沦为他的奴隶,不仅可以无止境地剥夺你的所有财产和榨干你的血汗,而且可能随时地、任意地剥夺你的生命。

  通常来说,人类社会的政治专制集团一般会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剥夺各类被统治者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一,直接以暴力实施剥夺和奴役,而奴役包括经济奴役,政治奴役,人身奴役,精神奴役,举凡被实施上述奴役的社会群体,其基本权利和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二,制造统治集团和或统治阶层所独享的各类政治特权,而每一项政治特权的产生,都意味着被统治者相应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丧失;三,以统治集团核心层的核心政治利益和政治特权为轴心和坐标,将全部社会成员按其社会分工和政治地位围绕这个轴心和坐标分为层层森严的政治等级,将统治阶层的各项政治特权和被统治阶层被剥夺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状态固化,并按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加以排列;四,实施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严厉控制,尤其对知识阶层进行精神禁锢,以防思想的自由空间产生任何对抗专制统治的政治力量。

  问题是,广大被统治者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为什么被称为“人权”呢?答案异常明了简单,那是因为统治者剥夺的正是被统治群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兽”的最基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也就是说,当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时,他们就如同变成了可以被任意宰割践踏的动物。什么叫人类社会的共同体?那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是人,而不是动物,其中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像牛羊鸡鸭一样被同类对待。那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让每一个成员成为起码意义上的“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比如每一个人不得被任意屠杀宰割、即高于牛羊鸡鸭的生命权,就是每一个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类的社会共同体,应该无条件地维护共同体每一个成员的这个基本权利。然而,在专制社会共同体中,其中的社会成员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经常被无端剥夺,而专制统治者杀起人来往往毫无底线,就如同宰杀牛羊鸡鸭一样。中国南朝刘宋第八任皇帝刘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杀人魔王。不妨“百度”一下:“刘昱生性残虐,不务正业,淫乱朝政,常常亲手杀人,并常到街巷中扰民,杀人成癮,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而且刘昱喜怒无常,左右稍有不合心意,就拳脚相向。即位第四年,刘昱就‘无日不出’,常常是夜里从承明门突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人各执长矛大棒,路上凡遇见男女行人及犬马牛驴立时杀死,致使人民惊扰,道无行人。”刘昱作为刘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竟以杀人为乐,日日出门逢人便杀,遇“犬马牛驴”就宰,可见,在刘昱眼中,他治下的“人”和“犬马牛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因而刘宋帝国臣民作为“人”的基本生命权,已经被刘昱这个暴君剥夺殆尽,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再比如,人和动物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人能够劳动,通过双手创造财富,养活自己。动物不会劳动,只依靠大自然恩赐给它们的天然食品养活,因而弱肉强食难以避免。而在人类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只有通过劳动中的相互协作,才能创造财富,共同生存。如此,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合法劳动创造的财富,除了用于交纳社会公共事务大家必须共同承担的支出外,理应归他个人所有,并不得被他人非法剥夺。也就是说,个人合法的财产权,同样是人作为“人”而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这个权利被无端剥夺,或者剥夺者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绝大部分劳动产品,只留极少的部分让劳动者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命,那么,这个剥夺者所侵犯的无疑就是“人权”。而这种侵犯,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可能大面积、大范围存在。再举一例:人和动物还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人有理性,会思想,动物最多只有简单的思维。至于人类的思想在整个人类文明成长过程中所作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这里就不需要赘述了吧。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思想,只要这种思想对他人(那些剥夺、迫害、压榨无辜民众的专制统治者和人类公敌除外)、对社会、对人类本身没有根本的危害,那么这种思想权利和思想自由就是人作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中那些剥夺全体社会成员思想权利、信仰自由的都是哪些人呢?无疑,只有专制统治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人类社会任何时代、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治共同体中,都普遍存在统治集团借用强权剥夺广大被统治群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状况,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被统治群体只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奴隶、奴仆或奴才而生存,甚至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就是赵先生所说的人权运动之前“虽然有‘个体’,但个体总是属于共同体的,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第二,所谓“人权运动”,不过是广大被统治群体试图摆脱自己被奴役的非人状态、从统治者手中夺回自己“做人”的权利、自由、尊严和价值而发起的抗争运动;第三,这种性质的抗争运动,即“人权运动”,率先由“西方”人民发起,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大大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由专制形态向现代民主形态的过渡;第四,由于专制社会是人类由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发展阶段,因而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非人奴役,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普遍存在,而结束人类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将所有被奴役者从“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拥有作为一个“人”的起码权利和自由,恰恰是人类解放和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率先掀起的“人权”运动,以及有关人权的所有理论,信念,理想,其核心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前进和解放有着不可估量的引领和指导意义,而西方人权运动的政治实践,则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和进步提供了值得效法的样板。因此,西方人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其核心理念具有普世价值 ;第五,如果赵先生想从根本上否定西方人权理论和人权运动的核心理念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或者至少否定它对于中国具有“普世”意义,并将它“还原”成“地方信念”,那么,赵先生就必须拿出确凿证据加以证明:一,中国一部四千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发生过专制政治统治;二,中国人民历来没有被专制统治者奴役过,从来没有沦为过奴隶、奴仆、奴才,也从来没有受过非人的、牛马不如的待遇;三,因而,中国人过去不需要、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西方的那种“人权”。

  在这个问题,赵先生有一个很“精彩”的论点:“西方文化的成功传播更多地依靠了武力、殖民和霸权,而很少由于他者的主动仰慕而得到成功传播,这一点说明了西方文化并没有普遍魅力而只是一种地方偏好。”赵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学者,说出这样的话令我十分吃惊,不知他对中国近现代史是怎样理解的,他是否知道,中国辛亥革命前后那一辈先驱们一方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痛心疾首,一方面又如饥似渴地试图从以“坚船利炮”辱我中华的西方“殖民者”那里学习现代民主的文化、制度、各种思潮和理论,并坚信只有这样的制度、文化、思想、理论才能拯救衰朽垂危的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从“敌人”那里学习克敌制胜的法宝,难道这还不能说明“西方文化”的“普遍魅力”吗?如果“西方文化”仅仅是地方偏好,辛亥革命的先驱们还会从仅是“地方偏好”的“西方文化”中寻找自救的武器吗?还有,如果西方文化是“地方偏好”,那么大清还没有完结,为什么就推倒了在中国维系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引进了西方近现代包括各门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的教育体系?而如果中国至今没有西方教育体系的支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的各方人才从何而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还能在全球占领一席之地吗?再说一个起码的事实,赵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其专业研究当然属于社科类,然而,“社会科学”这个东东,究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属于“西方文化”?如果属于西方文化,那么中国为何还要把社会科学这个西方文化的“东东”请到中国来?赵先生为何还要到这个只是西方“地方偏好”的“东东”中讨一份职业,求一份饭碗?

  三,关于“人权”的边界限定问题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有一个边界限定的问题。比如,对于某些权利而言,拥有这项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义务就是这项权利的边界。同样,权力和责任对应,那么责任就是权力的边界,自由和秩序对应,秩序就是自由的边界。一般而言,权利、权力、自由的边界,决定了它们的性质、内容和裁量空间。那么,“人权”的边界是什么呢?是“平等”。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先看赵先生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立论的:“天赋人权理论相信,每人生来就平等地拥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终身无条件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并且不可让渡。于是人权似乎是超越任何约定或法定游戏的权利,变成了至上的特权。‘人权高于一切’这一逻辑意味着人权高于主权、高于法律、高于制度、高于文化,如此等等。无条件的至上性是非常危险的逻辑,因为无条件的权利是对任何价值标准的否定。”

  不客气地说,赵先生这是在信口开河,是对人权原则的歪曲和诋毁。第一,上文已经说过,所谓人权不过是人类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拥有的政治权利;第二,这个政治权利不过是每一个成员作为“人”所拥有的起码的或最低限度的权利;第三,人权恰恰是通过法律约定并在宪政框架中实施并加以保护的公民权利;第四,人权并非不可让渡。比如当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受到威胁时,公民可让渡出部分基本权利。像国家遭遇外敌侵略、发生反侵略战争时,因战争需要,公民可无偿让渡出需要征用的私房,让渡出选择职业的自由,响应号召服兵役等等;第五,所谓“人权高于一切”,是指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做人的基本权利,防止任何社会群体、任何人被奴役成奴隶、奴仆、奴才甚至猪狗不如的畜牲,杜绝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将人沦为“非人”的现象,应该是任何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施政者们恪守的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底线或最高政治准则。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一切。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人权”的真正边界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人”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像赵先生所说的那样,能够“超越任何约定或法定游戏”,变成“至上特权”。上文说过,“人权”的边界,就是它的前提——人人平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任何成员都平等地拥有的那一份政治权利,就是“人权”。为什么说“人人平等”是人权的边界呢?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每一个人都平等拥有的权利,怎可能成为“特权”呢?只有少部分人独享的权利,才会形成“特权”;第二层,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中,在每一个人的素质、才能、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职业分工、个性爱好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共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中进行“通约”的情况下才能被筛选出来,也就是说,在上述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差异中,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所享受的权利空间和社会自由度是不同的,千差万别的,但每个人权利空间中的诸多内容“项”中,总有一些“项”是大家共有的,可以人人平等享受的,而这些“项”之所以大家共有,是因为这些项显示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属性,即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人”的属性,而把这些“同类项”合并起来,就构在“人权”的内容。而通过这种“通约”或“合并同类项”筛选出来的人权内容,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由于人类政治生活中人的政治属性中可以通约的内容不多,且“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在实际中得以践行,所以它的范围特别狭窄,边界也特别清晰,因为这些权利内容一旦延伸至不可通约的边界,便会自行缩止;其二,人类政治生活中可以通约的权利,只是一些最起码的、属于底线的内容,它们根本不可能像赵先生所说的那样会得寸进尺漫无边际要求“无条件的至上性”,因为任何社会成员如果想把自己的基本权利“无条件”地加以延伸,便会在“人人平等”这个边界上碰壁,因为他要求的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就是可以通约的、人人平等的、大家共享的政治权利,或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生命权之所以成为“人权”,是由两个政治因素构成的:其一,它区别于兽,动物界是没有生命权可言的,因为动物不可能组成社会,不可能形成政治共同体,它们的生命是由大自然的法则安排的,是大自然生物链或食物链中的某个环节。因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是大自然的通则。羊被狼吃掉,青蛙被蛇吃掉,鸡鸭被人吃掉,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人类不同,人类组成了集体,形成了社会,就拥有了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猛兽侵害他们生命的能力,这是人的生命权的最初发轫;其二,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组成集体,是因为人类的劳动只有在相互协作中才能进行,而只有共同协作的劳动才能维系人类的共同生存。共同协作的劳动,必须由每一个社会成员正常延续的生命才能支撑,因此,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命,必须由他们组成的这个政治共同体进行保护,这是人类政治共同体中人的生命权利的原始理由,这也是生命权往往在专制体制下也最先受到法律基本保障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人类社会漫长的专制统治时期,举凡对少数专制统治者进行反抗的社会成员,或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发生争斗和暴力对抗的当事者,其生命权却不受保障,甚至发生大规模同类相残或血腥屠戮的人间惨剧。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人类社会追求社会正义。而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终究会提出下面一个问题:人类组成社会,组建政治共同体,创建国家,制定法律,构建社会秩序,究竟为了什么?让一小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全心全意进行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还是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永恒权威可以任意剥夺被统治群体的财产、尊严、自由直至生命,甚至对他们进行猪狗不如的践踏?如果是为了前者,那么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命权不仅不应该因为触犯统治者的任何私利和特权被无辜剥夺,而且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拥有制约、监督统治者们将权力全部用于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而不得用于谋取私利和政治特权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一项政治权利,同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作为“人”的最起码的人权,因为如果不能有效的行使这项权利,那么统治者就可以随时随地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特权剥夺他们的生命,并在各类奴役中将他们变得猪狗不如。这就是任何人类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命权就是“人权”的现代理由。

  再比如,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付出劳动的前提下获得平等的财富或报酬,这样的“平等权利”无法实现,因为人的才能、能力、智力、体力以及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别不可通约;但每一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保护,不得被他人非法剥夺和侵占,这样的权利则是可以通约的,即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这样的权利;还有,按宪法规定,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拥有被选举权。但如果有人说,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有当总统的资格,因而这总统必须大家轮流做。这样肯定荒谬,行不通,因为这样的平等权利不可通约:其一,每一任总统只有一人做,如果每一个适龄公民轮流来做,根本轮流不过来;其二,胜任总统这一职务需要相当高的个人政治素质和非凡的能力,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并不是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拥有的,甚至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如果将庸人轮流推上总统宝座,不仅是对其治下的民众和国家不负责任,而且对于那些真正拥有政治才能的人而言,就是一种不公平。然而,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有参加总统选举的平等权利,这项权利却是可以通约的,可以人人平等享受的。因为基本公正的选举可能把那些不够资格当总统的人选下来,把真正有能力当总统的人选上去。而每一个适龄公民都有被选举的权利,正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以致能把真正适合当总统的人选上来,这就是可通约的、可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

  可见,在现实可行性的范围内,“人人平等”是一个极为苛刻的尺度或边界,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个成员所享受的政治权利而言,在这个尺度下和边界中只有极少数权利可以通约,真正达到人人平等的实际效果。要求每一个人获得同等的财富,立即触犯了“人人平等”的尺度和边界: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才能智力是不同的,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同的,贡献不同而所得相同,恰恰造成了人人“不平等”;而“每个人轮流当总统”,则更为荒诞,它的“人人平等”尺度更是背道而驰。因此,赵先生所担心权利的“无条件至上性”,就是一个伪命题。

  四,关于人权概念的“元理论”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赵先生关于人权的“元理论”究竟错在哪里。

  第一,关于“人权的存在论基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认为:“西方权利理论错误地把存在论的基本单位选定为‘个人/主体’,这样就把权利看作是个人存在的一个自然属性。可是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个人身上具有这样一个自然属性,甚至从‘个人’概念也不能分析地蕴涵权利,即权利无法由‘个人’必然推出。假如一定要强行从‘个人’推出权利,则要冒很大风险。‘个人’身上自然就有的只是欲望、需要和自我中心意识,假如把个人所欲的某些东西说成是对权利的‘合法要求’,那么就同样可以把个人所欲的所有东西都说成是对权利的合法要求——因为在‘个人’这个分析单位中找不出拒绝把某些欲望变成权利的限制性理由。”

  我以为,赵先生对西方人权理论理解错误的最终根源,就在于这一点,即他认为西方人权概念是从“个人”推出的权利。而事实和历史真相是,人权理念是从人类专制政治生活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状态中反推出来的。赵先生不是反复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才是人权的存在论前提”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人类政治专制形态下的“人际关系”是怎样酝酿出“人权”观念的。在一个专制政治的社会共同体中,全部政治权力被一个由极少数人或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组成的政治集团高度并永久垄断,这个政治集团为了利用权力将自已的各种利益最大化,或者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各种享乐欲望,他们必须对所有被统治者进行剥夺和奴役,也就是说,他们对被统治者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大权表现为:第一,可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和个人欲望,任意地剥夺被统治者的生命权;第二,可以任意地剥夺被统治者的财产;第三,为了防止被统治者的反抗,可以任意地剥夺他们的思想自由和表达权;第四,为了统治需要,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第五,为了让被统治者永远顺从统治者的驱策,可以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奴役,直至将被统治者降为“非人”状态的牛羊猪狗。

  而“人权”理念正是被统治者对这种非人的奴役关系的抗争中一步一步“反推”出来的,它有如下几个要点:第一,一个政治共同体即然是由“人”为了彼此协作共同生存组合而成,那么其中每一个成员在遵守这个政治共同体一切公共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怎样平等的、不可剥夺的、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呢?应该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怎样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让他们个人的价值和才能在这个共同体中充分的发展呢?第二,在反推中,可以通约并在实践中可以践行“人人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如下主要几条:其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权不得被法律原因之外的任何因素剥夺;其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财产权不得被任何人无辜剥夺;其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人身自由不得被法律之外的任何因素剥夺;其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只要不违背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不得被任何人任何因素无辜剥夺;其五,任何社会成员,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剥夺他们,奴役他人。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无条件”享受,永远不得被剥夺,并且除了遵守政治共同体一切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之外,享受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和义务;第三,鉴于在专制政治共同体中几乎所有剥夺“人权”的奴役现象和“非人”状态都是源于极少数统治者垄断、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为了永远结束政治权力被极少数人永久垄断并独霸的状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必须由被统治者来选择、监督统治者。为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还必须拥有如下政治权利:选举执政者(有直接选举,也有先选出他们的民意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举执政者)的权利,被选举为执政者的权利。

  试问,从英国的《大宪章》到《权利法案》,再由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到美国《人权法案》,直到《联合国人权宣言》,“西方”的人权理念究竟源于专制政治的“人际关系”,并从欧美民众的反专制的历史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完善起来的,还是像赵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从基督教义或“孤立的个人价值”中人为地推演出来的呢?而所有这些权利法案或人权宣言中,其中所保护的人权内容中究竟有没有赵先生所担忧的那种“无限扩张”的权利呢?

  第二,关于“人的概念问题”。赵先生认为:“人的概念支配着人权的意义,因此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最充分表达人性的概念。”我以为,所谓“支配人权意义”的“人的概念”,不在于它是否“最能充分表达人性”,而在于它是否具有人的社会学意义的基本内涵,同时这样的“人”的概念也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继续高论:“既然西方强调‘天赋的’人权,所默认的人的概念就只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只要生理上是人,就拥有无条件的人权。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人权的理由,这意味着权利只与‘是’(is)有关而与‘行为’(do)无关。用自然身份兑换社会权利,这无论如何是相当奇怪的,因为自然界不存在权利这件事情,权利是社会游戏的一个因素。假如自然身份与社会权利之间可以有跨界兑换关系,权利的应用领域就会被扩大到失控的地步。”

  实质上,“人”的概念之所以拥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其先决前提恰恰是“人”和动物之间在生理学或生物学上的本质区别。如果赵先生认为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不首先是生理上的,难不成还是道德上的?正因为特殊的生理构造首先将人从动物界中区分出来,所以“人”的概念才可能拥有全部社会学意义的内涵。比如,人的行走、劳动能力,人在劳动中的相互协作,人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人具有思维能力,人创造自己的政治生活,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道德、正义感、荣誉感、自尊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最终根源,都来自于“人”在生理上或生物学意义上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人权概念产生的出处,恰恰在于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或者说生理区别、生物区别也好。

  因此,根本不是什么“用自然身份兑换社会权利”的问题,而是作为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社会人,一旦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他便和禽兽无异了。你踢死一只刚出壳的小鸡,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因为家禽没有“人权”提供的法律保持,甚至可以任宰杀。但如果你掐死一个刚出母腹的婴儿试试,因为这个婴儿和小鸡在生理上的根本区别,使他一出母腹就天然地拥有而根本不需要“兑换”的“人”的基本生命权。

  也就是说,恰恰首先是人和动物之间根本的生物区别,才使人拥有一系列的社会权利。不过,这些社会权利仅仅是一个人成为“人”、而不是沦为兽的基本权利,一旦超过这个范围,那就不是可以通约的基本人权了。

  当然,在人类漫长的政治生活中,“人权”并非“与生俱来”地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而是通过成百上千年的抗争,才缓慢地、一步一步落实到一些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上,这样的抗争,至今远远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今天全球人类中仍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仍然没有享受到基本的人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数千年中,至少在一大半时期内所有的人类政治共同体中,大部分社会群体还没有得到基本的人权保障,处于差不多和“鸡鸭牛羊”同等的“地位”或处境中,处于可以被强权者任意剥夺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思想和表达自由等等的“非人”状态中。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只要它的社会成员中还有人处于失去人权保障的非人状态中,它就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文明的人类社会,它还是一种半人半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性”还没有从“兽性”中完全解放出来,而人类漫长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恰恰体现在人类由“兽类”向“人类”的转化,体现在“人性”一步一步从“兽性”中解放出来,而推动这样的“转化”和“解放”的主要动力,恰恰是人类政治生活中广大被统治者对基本人权的争取。

  赵先生又说:“人的概念只有能够表达出人的独特价值才是有意义的,只有道德才能表明人的行为的特殊意义,才能表达属于人的独特生活问题。显然,人的概念只能是‘道德人’而不是‘生理人’。建立在生理概念上的人权理论不仅缺乏道德意义甚至破坏道德,最终将破坏人的概念。生理人只能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却不可能表达社会行为,以自然行为而要求获得人权这样的社会报酬,显然不合逻辑。”借问赵先生,什么叫“生理人”,什么叫“道德人”?所谓“生理人”,只要他是活人而不是死人,那么只要他生存于人间,那么他就自然地进入社会关系,天然地成为社会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纯粹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但他天然地拥有生命权,财产继承权,受教育权,到达一定年龄后,只要不触犯法律,又天然具有言论思想自由的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而这一系列“人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的先辈们通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抗争争取来的。你要让这个婴儿用什么样的“道德操行”来兑换这些基本人权呢?或者你先“预付”给这位婴儿这些人权,将来又要让他达到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才能赎回这些权利呢?你不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要求太荒唐了吗?

  “把人的概念标准降低到生物学指标,这不是博爱,而是对人的行为价值的彻底贬值,是在否定人的德行和高尚努力。假如人们不再需要追求高尚品质,就能永远无偿地享受所有权利,人类的优秀品德和道德行为就一钱不值了,其荒谬和危险性就像不管学习好坏人人都得优,或者无论是否劳动人人都得同样报酬。”

  人权概念虽然包含人的基本价值问题,但和广义的人的价值概念根本就是两回事。前者是一个可以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通约的基本政治权利问题,后者的内涵丰富广阔,涵盖道德、文化、伦理、信仰等诸领域,将其混为一谈,是要闹出笑话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相对应,公民义务中包含着每个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德,也就是最低的道德要求。然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往往并不受这些社会公道要求的束缚。比如,你总不能因为一位公民随地吐痰,或和他人妻女通奸,就剥夺他的生命权或选举权吧,反过来,你也不能因为这位公民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受到剥夺其生命权、选举权的严惩,就抱怨这样的“人权概念”或“人权标准”是“对人的行为价值的彻底贬值,是在否定人的德行和高尚努力”吧?

  实质上,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状况千差万别,而这“千差万别”中几乎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可以“通约”每一个社会成员道德状况中的某一“内容”或“同类项”,也就是说,即便在人类的纯道德领域内,你也无法去用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众人的道德水准,而“人的基本权利”纯粹是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事,它不受任何道德伦理范围内的“要求”或“标准”硬约束,向“人权”提道德要求或为“人权”设道德标准,无异于拿鸡当鸭,缘木求鱼。

  第三,关于“公正原则的优先性”。赵先生有一个奇怪的观点,即人权和社会公正原则相冲突。请看他是怎样说的:“西方承认的人权体系主要强调个人生命、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以个人为本的权利体系的第一价值是自由,其次是平等。自由和平等不仅压倒了公正,而且修改了公正的本义,现代理论往往以自由和平等去解释公正,结果挤掉了公正的本来意义,把公正变成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组合方式,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公正,从而造成许多自毁性隐患。权利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主权空间。个人自由空间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个问题。既然公正不被看作是最高判断原则,权利界定就没有普遍标准,这使得主体间永远是个是非之地,就像国际间永远是个是非之地。”

  上文已经反复说过,所谓“人权”就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受的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兽”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我们看到,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享受剥夺他人、奴役他人、甚至任意屠戮他人的种种政治特权、而另一部分被剥夺、被奴役甚至被任意宰割的成员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失去、处于形同猪狗的非人状态时,这样的“人类社会”就是最大的不公正,而消除人类社会一切剥夺、奴役、任意屠戮现象,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像“人”、而不是兽那样正常生活,才是人类社会达到的最起码的、最大的、也最应“优先”的公正。

  在这种公正中,基本“人权”所享受的个人自由空间的边界,就是每一项权利和自由,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的,都是能够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通约”并能够实际践行和兑现的。而这种能够“通约”、能够人人平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无疑是遵循“公正”优先的原则的。“通约”、“人人平等享受”,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试问,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还有什么能够比“人人平等”更大的“公正”和“正义”呢?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数千年以来最大的梦想和乌托邦,不就是实现社会终极公正和终极正义的“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吗?

  上文说过,由于人类社会受制于现有的发展水平,在诸多不平等中能够通约的、真正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人权”项目极为稀少,因而“人权”的“自由平等”空间非常狭窄,作为其边界的“人人平等”要求也极为苛刻,但是,正因为如此,“人权”范围内所达到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对于人类社会的梦想而言,才具有象征性的“终极价值”或“普世价值”的意义。试问,像“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得被法律以外的因素任意剥夺”、“每一个人的合法财产不得被剥夺”这样的“人权”,是怎样“挤掉了公正的本来意义”,又是怎样“实际上取消了公正”,赵先生能够具体回答一下吗?而赵先生所理解的“公正”或“公正的本来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

  实质上,赵先生所讲的这些,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实现基本人权之后,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或执政团体和被管理社会群体之间围绕社会公共事务所触及到的各类利益关系的博弈。然而,人权是一回事,在“人权”实现后所提供的平台上进行的各方利益的博弈,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性质却截然不同。赵先生将“人权”实现之后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中的“道德问题”和“公正问题”,和“人权”概念中严谨的内涵混为一谈,显然是“乱点鸳鸯谱 ”,而“预付人权”论显然就是这种“乱点鸳鸯谱 ”的结果,下面不妨对此简单剖析一下。

  五,“人权”能“预付”吗?

  我们先来看看赵先生的利益博弈理论的核心架构:“事实上,人的大多数‘最大的’利益都只存在于共享关系中,可以表达为:对于某人,存在着某种最大利益x,当且仅当,x同时为他人所分享。就是说,x仅仅存在于与人共有的关系中,而不可能为个人所独占。例如家庭、爱情、友谊以及任何合作所创造的巨大效益。人们真正关心的利益是‘自己可及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独占的利益。人们对利益的理性排序完全不像现代理论所妄想的那样,永远把政治自由和财富排在最前面,因为人们的最大利益往往属于由‘关系’所创造的利益,比如安全、幸福、成就和权力。”

  不错,赵先生的“对称性公正”理论的确适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然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对称性公正”原则,只有在基本“人权”兑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形态中,当少数当权者拥有对全体“臣民”生杀予夺大权时,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些利益可以被当权者任意拿走,不要说这些利益了,就是他们的生命,也可以被随意拿走。在一方拥有“生杀予夺”的种种政治特权、另一方却如同猪狗一样任人宰割的极端不对称中,哪有什么“对称性公正”可言。试举一例: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4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隋炀帝在位的十多年内,为一已之私的“形象工程”、“享乐工程”调发农民士兵劳役千万人次,死者无数。试问,在隋炀帝治下的大多数百姓的“最大利益”,能够由中国隋朝中的社会政治“关系”创造出来吗?他们和他们的皇帝能够“共享”彼此“利益博弈”中的“对称性公正”吗?因此,针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而言,如果要想实现各社会群体利益博弈中的“对称性公正”原则,首先必须解决“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因而理所当然地要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每个人拥有不被他人剥夺的权利放在“优先”地位,“人的基本权利”一天不解决,这个“优先地位”一天不能放弃,基本人权问题永远不解决,此“优先地位”则永远不能放弃。

  赵先生又说:“当纠正了在利益项目上的计算错误,就能够发现人们的博弈真相:人们所以苦苦进行博弈,根本上不是为了获得一些宣称拥有个人自由空间的消极权利(据说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是为了形成最好的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能够使人们获得最大利益的所有合作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安全、幸福以及各种最大利益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此论委实荒唐。试问,如果诸如隋炀帝治下的所有农民和士兵不首先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又如何建立起“最好的制度”呢?而人类社会争取“人权”的千年斗争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难道不正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吗?

  好吧,在赵先生为“预付人权”奠定了“元理论”基础后,便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庐山真面目”了。请看赵先生如何定义“预付”论的:“考虑到人的概念的双重性和过程性(由生理人到道德人),能够充分全面地表达公正原则的人权概念就只能是预付人权,而不能是天赋人权。天赋与人的仅仅是生命和能力。人类文明把人权预付给人,就是期待他做成一个合乎道德要求的人,一个人必须‘做’成一个道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才能保有人权。”

  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从生理上的人“做成”道德上的人之后,才配享有人权的资格。那么,在这个人还没有“做成”道德人之前,他究竟是“人”,还是动物,比如猪狗鸡鸭呢?当然还是“人”,仅仅生物意义上的人,但即便生物意义上的人,也不能一时一刻丧失“人”权,比如生命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只好将“人权”先“预付”给他,等他“做成”道德人之后,再赎回自己的人权。然而,至少有两个新难题又出来了:其一,究竟谁有资格对所有社会成员“预付”人权呢?因为有资格预付“人权”的人,不仅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圣人,而且他(他们)还担负这样伟大的责任:制定“道德人”的标准;监督、评判每一个“生理人”是否完成了向“道德人”的过渡,并决定对没有完成这个过渡的人采取剥夺其“人权”的措施;其二,如果有相当一部分生理人没有“做成”道德人,那么,应怎样剥夺已经“预付”给他们的“人权”,尤其在具体操作上怎样做?

  然而,赵先生似乎无意解答这两个难题,只顾乐此不疲地提出一些“至高”的原则:“因此,预付人权的基本原则是:(1) 由于做人需要一个过程,人权这种资格就只能事先给予并且事后验证,所以人权是预付的。任意一个存在,只要是人,都无例外地得到预付的任何一项人权,或者说,每个人生来就获得人类借贷给他的与任何他人相同的权利。”由“人类”预付?可“人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那该如何具体操作?因为是要“事后验证”的,而对每一个人的道德状况进行验证,是一个“天量”的工作,掌握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要比侦破一件刑事案件复杂得多,难得多。因此,要专门成立一个国家机构去做这件事,而且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也很难把事情做到位,再说,这个专门机构都由谁组成?这些人的道德状况又如何?再看:“(2) 人权虽然不劳而授,但决非不劳而享,否则损害公正。因此,预付人权是有偿的,是有条件保有的。所有人权,包括生命权和自由权等,都是有偿的。一个人获得预付人权就意味着承诺了做人的责任,并且将以完成做人的责任来偿还所借贷的权利。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履行做人的义务,如果选择履行做人的义务,则一直享有人类游戏的全部权利;如果拒绝履行做人的义务,则视同自愿退出人类游戏,准确地说,如果拒绝了预付人权所要求的部分或全部义务,就视同自动放弃了部分或全部人权。”问题是,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拒绝履行做人的义务和责任,或者无法完成由“生理人”到“道德人”的过渡,应怎样收回他们的各项“人权”,包括生命权和自由权?是一律枪毙?还是统统关进监狱?或者剥夺他们的一切财产?抑或将他们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

  而更大的纠结在于:做人的责任和义务由谁来定?或者“道德人”的标准由谁来定?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实际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标准,都是不同的,而这些道德标准通常由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裁定和制定,因此,这些道德标准几乎无不浸透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私利。比如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其核心伦理价值就是“忠君孝亲”。因此,在中国皇权时代的老百姓的各项“人权”,才名副其实地由“皇权”预付的,一旦发现你没有完成向“忠臣孝子”的道德过渡,发现你“不忠不孝”,甚至“谋逆造反”,便毫不客气地将你抄家问斩,诛灭九族,收回你和你的亲属所有“人权”。如果赵先生的“预付人权论”在具体操作中落到这样的地步,那可是人类社会的大倒退,岂非太可悲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人类迄今为止的各类“人权宣言”或“权利”法案文本中的“人权”条文,所指的仅仅是人类在其社会共同体中基本的、区别于动物的权利和自由,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决不是由任何人恩赐和“预付”的,而是由广大被统治者从人类政治专制生活中的“非人”状态中一点一点抗争而获得的;第二,“人权”的完全实现和践行,只有在由被统治者选择、监督、并可随时罢免统治者的政治制度中才有可能;第三,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中,各项“人权”一旦入宪,每一个公民就可“与生俱有”,终身享受,且不可剥夺。前提是所有公民必须遵守这个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一切法律法规及“游戏规则”。

  由于赵先生关于“预付人权论”的第三、第四、第五条“原则”所涉及的实质上主要是“第二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的内容,笔者打算扼要地谈一谈自己对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权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六,关于“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第二代人权被国际社会定义为“民族自决权”,第三代人权被定义为人的发展权利。实际上第二代人权的内容已经涵盖了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适当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教育权,闲暇和娱乐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

  上文已经分析过,第一代人权实质上是指在一个人类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之所以成为“人”、而没有沦为“兽”的最基本的权利,由于将“人”沦为“兽”的主要原因是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引起的,因而第一代人权可以说是政治权利。而无论第二代人权还是第三代人的发展权利,必须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了基本人权、或者做“人”的基本资格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因而无论是争取第一代人权的斗争和争取第二、第三代人权的斗争之间,还是这两类“人权”本身之间,在性质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简单些说吧,前者是处于“非人”生存状态的人为争取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因而对抗双方中一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奴隶主”,另一方是猪狗不如任人宰割的“奴隶”,博弈双方“身份”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对称”极为悬殊,且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而后者则是在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基本人权的政治平台上进行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各方的政治地位已趋于平等,因而完全可以和平地、理性地、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中的公平、公正原则也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前者的抗争性质和后者的博弈规则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彼此也根本不能相互替代和转换。

  举一个具体例子。工人获取和资本家对等谈判的政治地位,并拥有罢工、抗议的权利,是“第一代人权”中的内容,是工人获得“做人”的基本资格,同时也体现了第一代人权可以“通约”、且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实现“人人平等”的性质:即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因社会分工形成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平等地诉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并由法律为其提供利益诉求和博弈的平台。但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就双方各自的经济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将自己利益无限放大从而损害对方利益的不公正现象呢?当然会发生,而且在劳资双方都可能发生。比如,工人的工资要求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甚至挤占了资本的全部利润空间,如果实施,资本家就面临着破产。这就是工人利用自己获得的第一代“人权”企图反过来“剥夺”资本家的可能性。然而,是否就因为这种可能性就剥夺工人利益诉求的基本人权呢?或者先将这人权“预付”给工人,一旦其利益诉求超出合理限度或违背“对称公正”原则,就“收回”工人利益诉求的权利呢?当然不能这样做。任何社会群体平等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权利,是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任何人、任何社会群体、任何政治集团不得以政治强权和暴力方式剥夺其他社会群体的各项权利、并将其沦为“非人”状态的法律底线,这根作为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分水岭”的底线任何时侯都神圣而不可突破。相对于工人而言,资本家同样拥有诉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他们可以拒绝工人提出的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如此,当工人和资本家在权利对等的平台上进行的利益博弈发生冲突和对抗时,大致有如下几种结局:其一,双方通过数轮理性对话和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利益的调整在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工人既增加了工资,资本家也不至于因此亏本甚至破产,这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其二,双方都拒不让步,矛盾达到白热化,政府不得不出面居中调停仲裁。经过多方调研和努力,双方利益筹码终于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平衡点,调解成功,皆大欢喜;其三,在各不相让的对峙中,政府调解裁决失败,双方冲突一步一步升级,工人以举行大罢工和上街游行的激烈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资本家则拒不让步,从而造成相当程度的“族群撕裂”和“社会动荡”。然而,在政府的一再调停下,双方终究会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工人面临着失业、丢掉饭碗的生计困局,资本家面临着企业停产、倒闭甚至破产的困局。惟一的出路就是双方的妥协,而双方利益博弈中的那个“平衡点”终究会被“请”到谈判桌上来。

  从上述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即使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完全兑现的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中,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仍然可能是十分激烈和复杂的,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族群撕裂和社会动荡。因此,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不仅不能彻底消除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反而在它提供的权利平台上,这种利益博弈将变得更加复杂和纠结。但是,无论这样的利益博弈多么激烈、复杂和纠结,它都是在人性底线以上和人的价值范围内进行的,只要政府不变质,这种博弈就不会发生同类暴力相残、并将一部分社会群体沦为猪狗不如的非人状态的恶果;第二,各社会群体利益博弈引发的矛盾、冲突以至社会对抗,全靠执政团队及其政府的居中调停、仲裁和化解。而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政体和制度并不像福山曾预言的那样已达到历史终结的顶峰,恰恰相反,它面对人类社会在权利平台上的利益博弈所呈现出来的日益新颖和复杂的状况,将面临着不断创新和改进的重重政治压力。尤其重要的是,执政团队及其政府在解决各利益群体博弈中的冲突和对抗的过程中,如果偏离公正公平原则,或迟迟找不到双方或多方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点,甚至产生自己的特殊私利,和博弈数方中的某些利益集团勾结起来谋利,则社会冲突和对抗将会持续加剧,直至引发政治危机,不仅现任政府可能翻盘,甚至整个民主制度都可能遭到颠覆,专制统治将会卷土重来;第三,如果除去文化、民族、种族、宗教等其他因素,那么,人类组成民族、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根本需求,则是以劳动协作和利益互补取得全体成员的共同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至少在物质生存和经济利益这个主体框架内,一个共同体的全体社会成员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是有各方共赢、利益互补、共存发展的交集点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因此,在本质上,从基本“人权”平台上产生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中的冲突和对抗,理论上说都是可以找到将其彻底化解的利益交集点和利益平衡点的,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协商的、理性方式最终解决问题,所谓“社会正义”、“对称公正”、公平互利,都是可以在不剥夺任何社会群体的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得以真正实现;第四,然而,人类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不会是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利益,其中混杂着大量的文化、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等复杂因素,掺杂着这些复杂因素的利益冲突在各方物质生存、经济互补的主体框架内不是不可以化解,就怕各方利益被极端主义观念绑架,而现代人类日益复杂的精神生活产生的各种文化、政治、宗教背景的极端主义思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极端主义观念将某些族群或社会团体的利益无限放大、膨胀甚至神化,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族群撕裂和社会对抗,直至跌破人道主义底线,发生血腥的同类相残和相互屠戮悲剧,这已经不是现代民主制度被颠覆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大踏步地向“动物世界”倒退、人性可悲地向“兽性”返祖、已经实现的“人权”大面积崩溃的问题。这种人类社会大倒退的悲剧,不仅可能发生在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或现代专制制度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而且还可能发生在那些已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甚至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应对、化解这样的人类倒退和社会灾难,不仅是现代民主制度必须解决的命题,而且是当代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共同命题。

  上面谈的是为争取第一代人权的利益博弈和获得第一代人权之后各方利益博弈的性质区别,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三)代所谓“人权”本身的性质区别。这种区别极为清晰明了:第一,第一代人权所对应的是人类政治共同体成员中“人”和“非人”之间的区别和不平等,第二(三)代人权所对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和不平等;第二,第一代人权的标准及其内容是可以通约的,是清一色的“同类项合并”,是可以兑现“人人平等”的,而第二(三)代人权的标准及内容一般是不可通约的,是“不同类项”的合并,实质上,是依靠人类的物质力量和人性宽容,人为地消除人类之间某些不可通约的不平等;第三,第一代人权所实现的“人人平等”来自于人类每一个成员共有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与生俱有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因而是刚性的,而第二(三)代人权所实现的“人人平等”,则来自于对社会成员之间某些不平等的人为拉平,是社会共同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兼顾,是人类社会“人性”价值的拓展和延伸,它必须量力而行,视时机和可能性消长有度,适可而止,因而是弹性的;第四,第一代人权从其实现的出发点到终点,都是“平等”,但第二(三)代人权实现的出发点是“不平等”,其终点则是“平等”。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不妨举两个例子。

  在不少现代国家,对小学教育及中等教育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就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的“第二代人权”。我们知道,任何时代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公家”办学也好,还是私人办学也好,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即便一分钱不赚,也需要学生交纳学费筹集资金源源不断地支撑教育事业持续下去。而一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往往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因此,在实现义务教育之前,由于各个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同,所处地理位置及其经济条件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为孩子选择自己能够承受的教育资源,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因为收入拮据,孩子上不起学,或者只能上很短一段时间的学,就无力再让孩子继续读书了。因此,受教育的城乡差别,各社会成员的经济条件的差别,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所有社会成员的孩子在享受教育权利方面,是不平等的,包括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教育质量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是不可通约的,由于人们收入差别的长期存在,城乡差别的长期存在,以及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现象的长期存在,要实现受教育权利上的“人人平等”,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但是,受教育的权利并非基本的“人权”,它只有在被强制性的剥夺的情况下,才会成为基本人权中的部分内容。在受教育权利没有被强制性剥夺的前提下,其不平等状态并不能将一部分人沦为“非人”状态。比如一位穷人家的孩子只上完小学,家中就没钱供他继续上学了,但一位富人家的孩子却能一直读到大学,两者之间的“权利”区别只是受教育程度和机会的差别,而不是在人类共同体中的“人”与“兽”之间的差别。然而,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无疑是社会极大的不公平,尤其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一方面这种不平等致使大量具有潜质的孩子失去了受教育和成才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严重阻碍社会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了国家对各类人才不断扩展的需求、延缓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至少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往往首先致力于用人为手段消除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其中实施免费的义务基础教育和均衡教育资源是两种主要手段。当然,均衡教育资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至少城乡差别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别在短时期内无法消除,但让全体社会成员在孩子基础教育阶段免交学费,却是可以做到的,这样,至少在享有基础教育的经济权利方面,实现了“人人平等”。

  那么,国家义务制教育阶段所需要的全部费用从哪里来?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国家财政是由全体公民纳税支撑。如此,由义务制教育带来的基础教育权利的“人人平等”,就具有两个显著的性质特征:其一,实现义务制教育的时机和程度,要由国家财政能否支撑而定,因而是弹性的;其二,由国家财政出资实现的义务制教育,虽然带来了基础教育经济权利的“人人平等”,但它实质上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是不平等的。因为由国家财政拨款实施的义务教育,实质上是把纳税人上缴的用于公共事业的钱,拿出一部分返还给纳税人用于其子女的教育。但每一个纳税人上缴的费用是不等的,有的贡献大,有的贡献小,甚至有的困难群体没有贡献。而国家的基础教育费用却平摊在每一位社会成员头上,这对于那些纳税贡献大的社会成员,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公平或不平等。但这种因人为消除人类不可通约不平等而必然产生的实际上的不平等状态,由于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和人性中抑强扶弱价值理念的延伸,对于一个人类共同体所有成员来说,是可以接受和宽容的。

  用第一个例子解说第二个例子,就比较容易了。北欧一些国家实现了人人享有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终生福利,相比义务教育所需费用而言,是一笔更加庞大的财政支出。只有生产力相当发达、国民的剩余劳动可以支撑雄厚财政资金的国家,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全民福利。然而,正因为如此,全体公民所享有的人人平等的终生福利,其上述两个特征才更加突出。这一点可从三个方面的视角加以审视:第一,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国内各种不稳定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谓国民“剩余劳动”是一个不时消长的变数,因而也不断影响着财政收入的增减。当国家财政不堪承受全民福利的庞大开支时,这些终生福利就可能随之削减。如此,全民享受的终生福利中的一些项目,就有可能取消;第二,实现终生福利的平等权利,对于那些纳税贡献大的公民而言,显然是实际上的更大的不公平或不平等,也就是说,终生福利是用人为手段在更大的范围内消除人类社会不可通约的不平等;第三,全民终生福利可以诱使一部分拥有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长期放弃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他们的行为,对于那些坚持工作且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的公民而言,显然是另一种性质的更为严重的不公平或不平等,即已具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主观故意。对于这部分人,应该针对性地大幅取消他们享有的终生福利项目,直到迫使他们重新工作为止。当然,有些基本“项目”是不能取消的,比如其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其本人保障生命和健康的最基本的生活救济和医疗保障权利等等。也就是说,只有在第三种情形下,赵先生的“预付人权论”才有它的一席用武之地。

  综上所述,所谓“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无论在其基本属性还是在其适用范围内,都和“第一代”的基本人权有着根本性的重大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以为,为了进一步在名称上对两者加以区别,可以对前者不称“人权”,而冠之为每个公民平等地拥有的“人类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权利”。也只有这种权利,才由人类社会的“剩余劳动”所支撑,其空间的拓展,也由“剩余劳动”的多寡而定。当然,其中的一些基本“项目”也可以随之被“人为”纳入基本人权范围,比如,无论对丧失劳动力或没有丧失劳动力的社会成员,获得其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救济和失业救济的权利,起码的医疗保障权利,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等等。总之,不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活活饿死,或在没有任何救助治疗情况下活活病死,应该被纳入现代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人权”范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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