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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 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2019-06-05 16:15:50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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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除了台湾地区以外,我们可以把中共九十年的政治实践看着一个全国性政权的历史,这和中国两千多年皇权时代中任何一个全国性政权或者“王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社会主要矛盾之说,一直是中共独创的“当家”理论。其哲学思想来源于毛泽东两大哲学“著作”之一的《矛盾论》(另一篇为《实践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毛泽东和中共理论家们看来,中共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进程,就是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断抓“主要矛盾”的过程。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主要矛盾说”究竟有没有道理?中共在其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所抓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否真的就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说”的哲学原理究竟是什么?笔者不才,想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陋的思考。

  一,从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论说起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较之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有了新的变化,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理论上,或者在哲学思维层面上,弄清“主要矛盾说”并不难。但是,当中共将主要矛盾说用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人类最后解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堂”这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之中,就时而让人犯糊涂。比如中共八大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社会矛盾,但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却断然否定这是主要社会矛盾,而提出了自己的“主要矛盾”说,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围绕这一对主要矛盾提出了“阶级斗争”说,“资本主义复辟”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说。结果中共建国后近三十的“毛泽东时代”,其“主要社会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果然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矛盾,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派”和“资本主义复辟派”的矛盾。或者更具黑色幽默的说法是,党内持“不同社会主要矛盾”说的两派,彼此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他们的“矛盾”才终于成了“新中国”三十年历史进程中的“主要社会矛盾”,不信,你仔细体察一下这三十年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其中贯穿的是不是一条这个党内“主要”矛盾斗争的主线?

  再比如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说,对照当前的社会现实,也有越发让人“犯浑”的所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之前一个“旧时代”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温饱已经解决,因而“人民”当前的生活状况或需求是如何生活得更美好更富足,如何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帽子已经甩掉,但经济发展仍有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因而和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了矛盾。这个说法得到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系列事实和数据的支撑,当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问题是,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普遍超越温饱线,向着更美好的生活目标追求,似乎并不靠谱。不知“人民”这个概念,是否包括“低端人口”?如果包括,那眼前的现实,恐怕就不会那么乐观了。比如聚集在首都北京市城郊的“低端人口”,就有数百万,从近期北京市政府借“安全隐患”名义驱赶的数十万或者更多的城郊“低端人口”的生活状况来看,他们简陋的蜗居,他们菲薄的收入,他们粗劣的食物,他们得不到悉心照顾和良好教育的子女,似乎都不能说明他们的生活现状已超越温饱线,朝着“更美好的生活目标努力”;而当他们被政府驱赶时的最高需求,也就是最好能维持现状,如此这般地在北京继续讨生活;而其“最低需求”,也就是能否缓几天找到住处再搬,以免露宿街头,遭受冻饿之苦。可无论是他们的最高需求还是最低需求,都被“矛盾”的另一面——“不平衡”和“不充分”断然拒绝。那么,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是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非也,非也,这“不平衡、不充分”,恰恰是强权的霸道,政府的铁石心肠。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准也的确有了很大提高。然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绝对不是仅仅局限在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更主要的是发生在不同社会群体贫富两极分化上,因此,仅仅采取经济发展方面的措施,比如“供给侧”改革之类的东东,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改开四十年来,物价上涨多少倍?总有几十倍吧?人民币贬值多少倍?有人说有一百倍:四十年前一万元人民币,比现在一百万元人民币都经用。如此算来,当前月收入在两千元左右的人,生活仍然比较窘迫,仍在温饱线上挣扎,更谈不上有什么“美好生活的目标”。那么,月收入在两千元的“底层百姓”、“低端人口”,在全国有多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占多大?如果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断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否有点自作多情,有点言过其实,有点打肿脸充胖子?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规律及其政策取向》一文,可谓对十九大主要社会矛盾说的经典解读。此文既阐述了经济层面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又阐述了社会政治层面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他说:“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表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然而,黄校长显然认为人民“物质文化”层面的“美好生活需求”是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而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则是次要矛盾或次要矛盾方面,他这样总结道:“依据以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但社会生产却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出现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结构错位和总量不足。一方面低端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据《2016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53.1%的企业家认为,2017年我国设备利用率在“75%及以下”;另一方面居民升级型消费得不到完全满足,导致对海外产品的狂购。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生产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按照毛泽东“主要矛盾说”的本意,既然是“主要矛盾”,只要抓住它、解决它,那么其他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或者说,能否将其他矛盾“迎刃而解”,是检验你抓的是否是“主要矛盾”的标尺。而按照这个标尺来衡量,黄教授上述“解读”在逻辑上是不大讲得通的。其一,黄教授并没有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是否也能用经济方面的改革满足。或者说只要抓住了经济改革这个主要矛盾,那么人民关于社会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就迎刃而解。比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能否同时解决社会政治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吏治腐败等等;其二,如果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上述种种矛盾,或者上述社会政治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只能用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那么,将经济发展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当成主要社会矛盾或主要社会矛盾方面,则是没有根据的;其三,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部分底层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而这种现状恰恰是由吏治腐败、两极分化、权贵集团大肆鲸吞民脂民膏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带来的,那么,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是什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因为经济发展得再充分、再平衡,也无法阻止权贵阶层伸向民众“奶酪”的贪婪之手。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少数权贵集团和大部分中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需求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严重滞后和严重缺失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体制性质的矛盾只能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才能解决。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那么至少在经济发展成果不能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地共享”、经济分配严重不公等问题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会基本得到解决。那么,在黄教授对十九大“主要社会矛盾说”的通篇解读中,似乎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甚至连政体改革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其实,即便在经济改革层面,是否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或主要矛盾真的是“居民消费将更多地从生存型升级到发展型和享乐型”,因而“总量性矛盾的性质已由低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充分转变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吗?真的是“一方面低端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居民升级型消费得不到完全满足,导致对海外产品的狂购”吗?这种现象在客观上是局部存在的,但如果将它看作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作为“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改革的主要依据,则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作为我国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其发展可谓极其“充分”,极其“高端”。但刚刚毕业的所有大学生,如果想不靠家长的支持,凭自己的工资短短几年内就在一、二、三线城市买上一套住房,恐怕除了极少数甚至极个别“白领”外,那就是十足的梦想。如果光靠自己工资,我敢说绝大部分大学生,不吃不喝几十年,也未必能在一二线城市买得起一套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安有所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谈不上什么更“美好”的生活需求,如果我国的青年人普遍买不起房,甚至其劳动所得不吃不喝几十年都买不起一套房,那就说明经济发展严重“不充分”、畸形“不平衡”了,但你能说我国这几十年来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吗?恰恰相反,房地产业是我国这几十年来发展得最快、最红红火火的产业。但为什么房子盖得越多,房价却越高,年轻人就越买不起房呢?难道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你能用“一方面低端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居民升级型消费得不到完全满足”这个理由来解释年轻人普遍买不起房这种奇怪的现象?直白些说吧,如果中国数亿代表着中国未来的青年人在其成家立业时连一套住房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却奢谈什么“居民消费将更多地从生存型升级到发展型和享乐型”、“总量性矛盾的性质已由低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充分转变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居民升级型消费得不到完全满足”,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说的哲学定位

  毛泽东和中共的“社会主要矛盾说”显然包含着哲学思维,或从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确达到了哲学境界。但对它如何进行哲学定位,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就在于它面对的具体对象仅仅是中共政治理想及其政治实践框架中的特定内容,因而它对自己具体对象的哲学思辩是否具有普遍的哲学价值,完全取决于中共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是否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性,即是否和人类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相吻合。由此,我们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说”依次推演出多项哲学定位:第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属于认识和实践领域,而不属于本体论领域;第二,通常所理解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变革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科学实践活动;而“社会主要矛盾说”的研究对象显然属于第二种人类实践活动,即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第三,由于它的研究对象被严格限定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理想的框架之中,因而它的哲学思辩是否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和价值,则取决于这种政治理想的真实性;第四,当然,既然它的研究对象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那么这种社会实践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人类真实历史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对这一部分真实历史进行解释的哲学思辩和理论文本可能是一回事,而这一部分真实历史的本来面目或真相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因此,弄清前者真相的前提,则是弄清后者的真相;第五,当某种政治理想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并构成人类一部分真实的历史时,这段真实的历史已经具有本体论意义。只有从本体论意义上揭示这段真实历史的真相,才能对构成这段历史的社会实践及其理论文本进行透彻的哲学观照。

  上文的的几点看法可能过于抽象,较难理解。这里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

  抓住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毛泽东《矛盾论》中这一观点,的确有哲学上的意义,尤其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领域。比如我们人体生了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而每一种症状都会由一种或多种原因产生。发热的原因有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甲状腺功能亢进、中暑等;疼痛的原因也有炎症、外伤、内伤、肿瘤等等。我们得了一种病,虽然出现了多种症状,但总有一种主要病因在起作用。而要治好病,就必须抓住主要病因,对症治疗,解除了主要病因,其他症状也就“迎刃而解”。比如你发热,胸部疼痛,咳嗽,医生帮你探明了病源和主要病因:各种症状由感染引起,主要病灶在肺部,即肺炎。对症下药,解除主要病灶,你的其他症状也就随之消失,恢复了健康。

  医生治病的过程,也就是抓主要矛盾的过程,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医生抓主要矛盾的过程,属于人的认识或实践领域,这个过程不属于本体论领域。那么,什么是本体论领域呢?对于人体而言,就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本原、本质是什么,人体生命的规律是什么。而人体生命的本体论领域,无疑是一个无限广阔、无限深奥、无限丰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我们可以遇到诸如DNA、基因、染色体、细胞等等重大命题,但人体生命的根本规律或基本矛盾,则是生与死的规律或矛盾。生与死的规律对于生命而言其实极为深奥,当支撑生命诞生的所有元素发生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携带了决定生命必然走向死亡的所有信息。比如人体可分裂细胞在分裂了一定次数之后就必然走向死亡。癌细胞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分裂下去,但患 了癌症的人体生命只会加速走向死亡。实质上,不仅人体生命,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由发生到消亡或灭亡的过程,而所有事物发生的元素和条件,一开始就携带着决定这个事物必然走向消亡或灭亡的一切信息。因此,医生在给人治病“抓主要矛盾”时,有两道坎他是永远无法逾越的,一道是遇上了现代医疗水平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如癌症,多半无法挽回病人的生命;另一道,如果患者已经走到了生命历程的尽头,即便再高的医术也将回天无力。

  我们看到,从大的方面说,毛泽东及中共的“主要矛盾说”主要用在该党从暴力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由于中共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建立了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因而中共九十年的政治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或者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中相当一部分的真实内容。也就是说,除了台湾地区以外,我们可以把中共九十年的政治实践看着一个全国性政权的历史,这和中国两千多年皇权时代中任何一个全国性政权或者“王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抓主要矛盾”取得相应的“成功”是一回事,而中共这个“全国性政权”的本原、本质、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定位以及其生命周期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前者对于中共这个主体而言,是认识领域或实践领域的事,后者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则是历史“本体论”领域中探究的哲学命题。

  那么,每一个“全国性政权”作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实践进程或政治体系,它是否也具备宇宙万物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从发生起一瞬间的所有“元素”,就携带了导致它们走向消亡或灭亡的一切信息呢?就像上文对生命的分析一样。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无论它代表一种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也好,还是代表一种统治模式、政治形态也好,抑或代表一个统治集团本身的政治体系、生命周期也好,从它们发生时起的一切政治元素中,已经携带了导致这个政权、政体、体系、模式、形态必然走向消亡或灭亡的一切信息。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如果夏朝存在,那么中华文明四千年的历史中,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政体形式和政治统治模式,已经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第一种:封建君主制。如果算上夏朝,由夏至秦,封建君主制大约延续了两千年左右;第二种:中央集权的皇权君主制。中国皇权时代由秦至清,也有两千年之久;第三种:向现代共和制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不长,晚清终结之后至今,也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这种过渡至今仍没有结束,估计仍然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过渡。

  由于向第三种历史形态的过渡正在进行之中,不妨将这个过渡放在下面一章来谈。我们先看看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制和皇权君主制这两种政治制度、政体形式和统治形态,是怎样从其一诞生起就携带了导致其走向消亡或灭亡的一切信息的。当然,笔者浅陋,只能分析其中几种主要信息。

  中国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君主制为什么必然被中央集权的皇权君主制所取代,是因为封建君主制从其刚诞生起就携带了导致其必然消亡或灭亡的一切信息。而其中主要信息如下:

  第一,中华文明是从一个特殊的地域地理环境中的人类原始氏族社会中发展成形的。一开始这个氏族社会是由分散在这个地域中成千上百个氏族群落或氏族联盟形成,这些氏族群落或氏族联盟虽然大小不一,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但它们在政治统治形态或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上有着同态同质的性质,其中典形的表现就在于政治权力继承的性质和方式上的一致。可以这样说,这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点上:政治权力在掌权者的直系后代中继承;没有经历过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度和军事民主制度;

  第二,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征战和兼并。当这些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政治制度演变进入到国家形态时,为了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解脱出来或维系相对的和平秩序,形成了由一个强大的宗主国和成百上千个附属国形成朝贡关系的“天下”政治统一体。这个松散型的政治统一体,就是最初成形的中国封建君主制。但宗主国和附属国的朝贡关系还不是成熟的君主分封制。中国君主封建时代由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朝贡关系向君主向臣属分封的封建关系的演变,同样是由各“附属国”之间无休止的征战兼并和坐大起来的附属国不断觊觎争夺宗主国地位这两个“要素”促成的。这种演变,由西周大分封完成;

  第三,西周大分封的要义,就是以宗主国君王对自己直系后代或血亲关系成员进行领土分封形成的众多诸侯国,取代原先只存在朝贡关系的各附属国。分封的目的,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各附属国之间的兼并征战、坐大起来的附属国对宗主国地位的觊觎和挑战以及宗主国和各附属国内部对最高政治权力无休止的血腥争夺。然而,西周大分封的这个初衷,却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不过将中国封建制刚诞生起就携带的那些导致其必然灭亡的信息进一步集中、放大、强化罢了:其一,血亲关系和至爱亲情并不能消弭权力之争、生存空间之争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生态,反而会愈演愈烈,诸侯国之间的征战兼并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并形成了残酷的淘汰赛;其二,诸侯混战,群雄争霸,导致周王室的权威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终于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其三,以血亲等级关系形成的统治集团和统治模式,终因近亲繁殖规律而走向崩溃,各诸侯国要想在征战兼并中成为胜出者,就必须进行内部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制度改革,也就是说,封建制的政治形态已无法肩起一个雄心勃勃欲征服群雄、称霸天下的大国、强国的国家治理重任。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形态正是从血亲等级制统治形态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它们是两个对立物,前者的诞生,就意味着后者的死亡;

  第四,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斗争和兼并战争,既然形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淘汰赛,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最后那个胜出者击败了所有对手,称雄天下。因此,一君临天下的中央集权 绝对君主制或皇权体制的产生,恰恰是分封制下诸侯之争无休无止的必然逻辑,同时也是各诸侯国内部最高权力之争无休无止的必然逻辑。可以这样说,中国封建君主制基因中所携带的那些导致其必然走向灭亡的信息,如果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被分封的各诸侯国之间永远不能达到和平共处,各自为政的状态,永远处于征战兼并状态,直到这种状态被最后一名胜出者彻底结束。

  那么,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从它刚诞生时基因所携带的那些导致它必然走向灭亡的信息,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我们看到,当秦灭六国实现政治统一时,它实质上是用暴力的纽带将六个被灭亡的诸侯国强行捆绑成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因而,要将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长期维系下去,光有政治纽带、行政纽带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有精神纽带、文化纽带和社会纽带,所有这些纽带的最后形成和走向成熟,经历了秦汉两朝数百年的时间。金观涛将这些纽带归结为三条经典纽带,即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支具有统一政治信仰、忠于皇帝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

  我们看到,这三条经典的暴力纽带针对的恰恰是中国封建君主制时代最本质的政治斗争规则和政治生存法则。这些政治规则和生存法则也可以归结为经典的三条:其一,举凡围绕权力争夺尤其是最高政治权力争夺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无不是你死我活、六亲不认、不共戴天之争,几乎所有的妥协、退让、屈从都是策略或权宜之计;其二,各方政治力量之间最后的决战,只要宫延内部解决不了,往往以军事斗争的方式解决。而一方政治力量一旦必须以军事斗争方式存在,它的存在方式通常是武装割据。而举凡各方政治力量以武装割据的方式出现时,则意味着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解体,政治分裂局面形成;其三,当政治分裂局面出现时,各方政治力量之间所走的道路只有一条,即各之间方无休止的征战兼并,直到最后胜出的一方消灭所有对手,重新实现政治统一,重新构建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

  在这里,中央集权君主制这三条经典纽带所携带的导致其必然灭亡的信息,具有双重性质。一重,导致中央集权君主制亦即皇权体制本身灭亡的信息;另一重,导致中央集权君主制下各个具体王朝灭亡的信息。

  我们先看皇权体制基因中导致各个具体王朝必然灭亡的信息。上文所述,中国封建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君主制过渡的最后结局,是由一个君主的家庭或家族形成统治核心,统治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因此,其一,所谓高度垄断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维护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或者说集中表现为对这个家庭或家族及其君主举国一致的忠诚和信仰。然而,当这种忠诚和信仰被强行树立起来时,它内部的对立面就随之产生了:之一,当这个家庭或家族甚至君主个人的政治特权和特殊利益凌驾于各个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之上时,利益的冲突就产生了,而利益的冲突是动摇、腐蚀这种忠诚和信仰的最强大的惯性;之二,当最高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范围狭小的家庭或家族手中时,统治集团内部各个等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将最终瓦解皇权核心的凝聚力,中央集权的各条核心纽带随之崩断;之三,由于最高皇权在皇帝直系后代中传承的空间极为狭小,人选的范围也极为狭小,因此,皇权传承中各个皇帝人选统治能力的代际衰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王朝周期性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央集权君主制所统治的体量巨大的国家,是由一支庞大的、对皇帝绝对忠诚的官僚队伍支撑的。没有这支队伍的支撑,皇权统治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全体官员们所谓“统一的政治信仰”是最不靠谱的。皇权体制内官员们的政治信仰,有两个价值核心,一个是对皇权合法性的信仰,即皇权天授的信仰;另一个是对政治理想的信仰。而政治理想和皇权合法性是连为一体的。然而,由于权力导致腐败这个规律的作祟,这支官僚队伍中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能够完全做到忠于皇帝、忠于理想。而绝大部分官员,难免走向腐败。吏治腐败,是指广大官僚大肆权力寻租,大肆贪污受贿,大肆盘剥民脂民膏,最终导致整个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形成剧烈的社会对抗。也就是说,作为皇权基石的官僚队伍,终究会在走向不可逆转的权力腐败中成为历代皇家王朝的掘墓人;其三,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其本意一是大国治理,必须编织行政网络;二是防止各种异已政治力量的出现,和皇帝争夺江山;三是防止地方政府、地方势力、地方政治力量坐大,和中央分庭抗礼,甚至形成地方割据。然而,所谓“箍紧必炸”,当皇帝核心集团利用这张缜密的行政网络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自己的骄奢淫逸奴役、榨取百姓时,当地方各级官员同样利用这张网络遍地寻租敛财时,当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同样利用这张网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鱼肉人民时,这张网络就像一只箍得太紧的桶,嘭的一声爆炸了:或官逼民反,或宫廷政变,或同室操戈,或藩镇割据。总之,和这张网的初衷完全相反: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群雄并起,征战不息。

  我们再来看导致中央集权君主制即皇权体制本身走向灭亡的那些信息。其实,任何一名有着基本智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维系中国皇权体制的那三条经典纽带中的任何一条,其所携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信息,都和人类文明的步伐背道而驰。其一,人类文明的发展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精神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都是由人类在各个认知领域的拓展开路的。而人类各个认知领域的拓展,只有在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先决条件下才能进行。而所谓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则将人类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路封得死死的。因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彻底粉碎专制政权对人类思想和精神生活的禁锢,让中华民族循着人类现代文明的道路前进,要么继续坚守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意识的垄断,继续封杀一切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使中华文明永远原地踏步,止步不前。试问,中华民族向人类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谁能阻止得了?

  其二,一支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其中携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信息同样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背道而驰。何谓“政治信仰”?不过是为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永久霸占国家政权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背书,因而在本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何谓“统一”?不过是在效忠最高统治者这一点上达到“统一”,而这种“效忠”多半用于效忠最高当权者特殊的政治利益和各类政治特权之上;尤其最高统治者及其整个为之奠基的官僚队伍不受任何体制外力量的监督,因而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不可遏制不可逆转,从而导致社会的彻底腐败和崩溃,导致被统治社会群体的激烈对抗。因此,这样一支为专制政体奠基、对专制统治者效忠的官僚队伍,作为中国皇权政体的主要形态,总会被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淘汰和抛弃的。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之所以必然走向现代宪政民主道路,因为只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实现由广大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将政治权力彻底关进笼子,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类祸害,同时实现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在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中,虽然仍然会保留一支被任命的、作为持久职业的文官队伍,但是他们和中国皇权体制中的官僚队伍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仅仅是事务官,各级政务官必须通过选民选举产生,而不像皇权政体官僚队伍不管政务官还是事务官统统由皇帝集团任命,并为皇帝一人服务,没有一个是人民选出来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中的文官队伍,其任用、考核、提拔和监督,全程由体制外力量尤其是民众的力量参与进行;这支文官队伍在个人信仰上是自由的,但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必须恪守起码的政治道德。在各党派竞争执政地位的政争中,他们保持中立,效忠宪法和选民,执行现任长官指令;

  其三,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的行政控制?尤其是为了极少数人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实施这种行政控制?或者为了掌权集团的特殊政治物质利益实施这种行政控制,从而剥夺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或者为了更加得心应手地盘剥民脂民膏?人类的本性向往自由。人类自由被束缚的绳索,是各种落后的、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随着人类文明步伐的前行,人类在一条一条地抛弃绑在身上的绳索。而人类生存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每前进一步,每成熟一步,则人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自由度,就会拓展一步。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得越来越广阔的自由空间。任何控制、剥夺人类自由的奴役枷锁、人身依附、等级压迫、权力控制,都将被人类文明的步伐踩得粉碎。可见,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不仅是导致中国皇权体制下各个具体王朝必然走向覆灭的反向信息,而且是导致中国皇权体制本身最终走向灭亡的反向信息。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清醒估计到的,就是支撑中国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的基本历史条件一天不消失,则中国皇权体制的阴魂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就一天不会消失。这些基本条件就是:其一,各方政治力量依然用暴力争夺政治权力;其二,各方政治力量在争夺政治权力的争斗中的基本法则依然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妥协,不协商,不退让,不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选执政地位,一定要由自己独霸全部国家政权;其三,广大民众的现代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迟迟不觉醒,从而无法形成对各方政治力量真正有效的制衡。也就是说,即便通过漫长的现代宪政民主意识的熏陶和宪政实践的长期训练,如果上述三条支撑中国皇权政体的基本条件不被彻底颠覆,那么中国皇权政体的灵魂还会卷土重来,还会以另外的方式和内容复辟皇权专制。

  因此,作为由中华文明第二种历史形态——中央集权制的皇权政体向中华文明第三种历史形态——共和政体的过渡,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上述三个支撑皇权政体的基本条件被反复颠覆、但又反复“借尸还魂”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弄清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三,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之间的矛盾

  我以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应该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进行划分。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之后,开始步入现代社会。那么,中国步入现代社会最根本、最本质、最重要的历史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接纳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或者由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行全面转型。

  那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近现代工业文明,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尤其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究竟有着何种意义呢?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的工业文明,只是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人类最后解放的前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比起农业文明或封建社会来,所推动的人类历史进步是空前的。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空前解放;人类思想探索和精神文化生活空间的空前拓展;劳动者从封建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等等。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尤其对其政治生活的评价,还是以负面评价为主:从根本上来说,资本的积累和疯狂扩张,是在残酷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成就越大,广大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就越加剧,劳资对抗就愈激烈;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无度地追逐利润,就是对工人阶级无休无止的剥削和榨取,因而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类工业文明前期各类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都发展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和人类历史上任何阶级剥削及政治奴役并无两样。因此,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尽管比起封建专制要进步许多,但其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奴役和专政;因此,人类的最后解放有待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利,有赖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有赖于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可见,由于马克思所参照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现状作出上述结论的,因而这些结论并不准确,谬误很多,尤其对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生活的评价,更是偏狭的,失真的,错误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政治生活本质的准确、正确、公正、全面的评价至少应有如下主要几条:第一,资本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并不是无止境地剥夺工人劳动的所谓剩余价值,而是拓展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需求,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商品的市场份额。因而,随着全体社会成员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不仅不会无休止地陷入相对贫困之中,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转化为比较富裕的中等阶级;第二,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不仅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劳动自由,而且还使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建的政治制度下,由于社会各个阶层或社会群体都获得了在法律平台上平等地诉求自身各种利益的权利,因而强势阶层或社会群体对弱势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剥夺,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意味着所谓阶级斗争、阶级对抗也会随之被化解到最低限度;第三,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生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就在于它结束了统治人类数千年的各种专制制度,这意味着暴力争夺政治权力的人类历史,将面临着终结;意味着广大被统治者可以选择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并可以随时监督、撤换统治者;意味着由政治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文化的奴役,将走向终结;意味着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数祸害和灾难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面临着终结。

  我们看到,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政治文明诉求中的每一项担纲内容,都是和中国皇权专制的各项旨归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皇权天授和民选政治格格不入;“皇家”特权和人民平权水火不容;思想垄断和精神自由不共戴天,总之,在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创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内在历史诉求和中国皇权专制传统因袭的强大历史惯性之间的反复较量,始终是一对主要矛盾,并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过渡之中。

  但是,这对主要矛盾绝不是认识领域或实践领域中的那种主要矛盾,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主要矛盾,即中国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主要矛盾。而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每一步展开,都会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变幻莫测的政治形态或社会形态,这些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尽管时时都在折射出上述这对主要矛盾的展开和矛盾双方的较量,但被“置顶”的社会现实问题或被时代潮流卷到水面上来的“主要矛盾”往往并不是那对潜伏在历史进程深处的主要矛盾,而是那些迫在眉睫、“当务之急”、不立即解决国家、社会、人民似乎就无法生存下去、历史就无法延续下去的“问题”和“矛盾”。而从认识和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种必须立即解决的“当务之急”,恰恰就是政治“改革”或“社会革命”中的主要矛盾。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历史是在踢开一个一个障碍的过程中前进的,那么那第一个障碍,或许并不是它必须最终跨越的根本性障碍,但这第一个障碍之所以被置顶,是因为它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不首先踢开它,那么就一步也走不了。正因为这个障碍被历史浪潮前置到了我们脚边,才不得不首先将它踢开。

  也就是说,创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和皇权专制强大惯性这对主要矛盾的最后对决,是在踢开一个接一个被时代浪潮“前置”到脚边的那些迫在眉睫的障碍物的进程中,一步一步接近并抵达的。而之所以会不断有那些“迫在眉睫”的“障碍物”被时代浪潮卷到“脚边”,实在是隐藏在历史进程深处的那对主要矛盾双方之间的缠斗处于极其艰难复杂的胶着状态,双方谁胜谁负,难见分晓,同时也是创建宪政民主各项先决历史条件趋向成熟的过程。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踢开”了哪些历史障碍物。

  也许不少人认为,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和中国皇权专制的一场真正的对决,结果是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宣告终结、共和政体取得完胜为最终结局。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了,辛亥革命只是拉开了这种对决的帷幕,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实质上,辛亥革命这场政治革命仅仅革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形”,根本没有同时灭掉了它的“魂”,而帝制的“魂”,不久就颠覆了辛亥革命的“魂”,使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政体几成行尸走肉,而中国皇权的“魂”,每每借助共和政体这具“行尸走肉”卷土重来,兴风作浪,以至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共和政体仍然徒有其表,名存实亡,而寄居于其间的“魂”,仍然是两千年不死的皇权之魂,帝制之魂。

  那么,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所面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格局呢?可以用一句话归纳:是一种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惯性仍然占优势、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各种要素仍然占劣势的历史格局。而这种占绝对优势的中国传统政治惯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其一,晚清中央集权解构后的政治格局,仍然是各方政治军事力量割据一方的局面,尽管这些地方实力派也经受过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熏陶,但它们骨子里的新旧军阀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各方政治力量虽然也在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型,但它们所遵循的政治规则和生存法则依然是中国皇权专制下那些传统的政治规则和生存法则。一句话,当时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政治党派或由他们控制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具备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的现代文明的政治素质。因而,中国皇权时期历代统一王朝解体后面临的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局面命中注定地会在辛亥革命之后重演;其二,现代宪政民主意识只有知识群体中的一部分具备,而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普遍没有觉醒,相反,其皇权意识仍然十分浓重,尤其没有经过宪政民主的政治实践的训练,因而在中国现代民主实践中,民众浓烈的皇权意识注定是一个负数,而民众的愚昧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前者对各派政治力量或党派团体没有任何政治约束力;其三,经过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民国之后的实业发展,尽管工业文明已在中国大地登陆,但其成分和整个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相比,比例仍然微小,而工业文明发展所需要构建的所有政治框架、制度框架、法律框架,在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它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无法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奠定基础;其四,军队国家化不仅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形是:各类各地的新旧军阀正处于重新整合和成长的周期,这类军阀仍然承袭了中国数千年军队的“兵归将有”的传统,而新兴政党组建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仍然囿于“割据称雄”的历史窠臼,另一方面仍然沿着“武力扩张、暴力夺权”的传统轨迹,因而军队的统一和军队真正的国家化,还遥遥无期,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磨合时期。

  上述四点属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强大历史惯性的几个主要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西方工业文明打破国门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大变局”的种种因素,其中一个最主要也最迫在眉睫的因素,就是列强将中国殖民化、或者将中国瓜分为各势力范围的野心,以及直接侵吞中国领土、剥夺中国主权的军事侵略行动。

  因此,当辛亥革命创建的共和政体成为各路新旧军阀争夺中央权力或扩大割据地盘的政治平台之后,当晚清解体后中国重新出现群雄割据、政治分裂、征战兼并的历史局面时,当各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并觊觎中国领土和主权时,两个主要矛盾或两个主要问题便被置顶:一个是解决重新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问题;另一个是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立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解决,或者政治分裂、民族危机这两个滚到脚边的障碍不踢除,中国将一步也前进不了。而解决这两个置顶矛盾的先决历史条件,并非创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莫属,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目的。一个是武力统一,另一个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只需在器物层面追赶西方工业文明,这一点,晚清洋务派已经在努力地做了,而且成就不菲。

  我们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踢除了列强侵略、民族危机这个障碍,实现了民族独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目标;而1949年中共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基本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从而踢除了国家分裂、内战纷争这个障碍。但是,必须补充几点:其一,抗战的胜利并非意味着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实质上,在器物层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远远不如侵略国日本,抗战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取得胜利的国际总格局中取得的,是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然而,通过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也展示了在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进程中获得的成果,展示了中华民族融入人类现代文明潮流的生命力,展示了在和列强的顽强抗争中走向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跃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意志和实力;其二,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实行了联合抗战,但骨子里却同床异梦,内斗不已,双方都在打着各自的算盘,即打败共同敌人后如何消灭对方,争夺全国政权。可见,两党的联手抗战,表明了两个政党的时代先进性;但大敌当前却同床异梦,暗动手脚,拆台的多,补台的少,这又说明两党对中国传统政治规则的因袭极其严重,难以自拔,直接导致抗战胜利后两党携手共同创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实现和平建国的大好良机错失殆尽,引发了两党全国性的内战;其三,由中共一党通过内战夺取大陆政权,实现政治统一,付出的历史代价是惨重的。三年内战造成的数百万同胞生灵涂炭、数亿民众民不聊生不说,更加沉重的代价,就是历史不得不走了回头路:即这个政治统一必然是由专制制度承载的,也就是说,历史又要经历一个轮回:皇权专制会披着时代的新装卷土重来,中国融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面临着更大的曲折迂回,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立足的日子,将遥遥无期。

  那么,在解决了政治分裂和民族危机这两个“主要矛盾”之后,中共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将会有什么新的主要矛盾被置顶,或者被历史浪潮推到脚边呢?我以为,也有两个“主要矛盾”被“置顶”,或者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其中一个是中共政权的巩固问题;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或现代化进程的模式问题。在中共建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正因为这两对主要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矛盾的激化被推到极致,以致于中共如果不彻底结束毛泽东时代,将这两个巨大的历史障碍搬掉或挪开,那么,中国社会真的一步也前进不了了。

  先说第一个“主要矛盾”:中共权力的巩固问题。我们知道,既然中共是用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实现了政治统一,那么,它维系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依然是维系中国传统皇权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三大暴力纽带: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行政控制。但是,中共执政时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中国皇权时代相比,至少有如下几个重大变化是中共必须加以化解和变通的:第一,中国皇权时代几乎全部知识分子的学业和精神生活,都由儒家学说规制,也就是说,所有知识分子但凡有政治信仰的,几乎是清一色地拜倒在儒学政治理想脚下,这样的情形,在中共建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信仰或思想倾向不仅多元化,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和思想倾向和中共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包括自由主义思想,现代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信仰等等;第二,最高政治权力传承的模式已经彻底改变。皇权时代,作为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皇权”,是在皇帝家庭或家族的血亲直系后代中传承的,因而其秩序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在中共核心层内部,最高政治权力交接和传承的模式,却无一定之规,甚至无固定章法可寻。由第一代最高领袖指定接班人?不靠谱,变数很大;由最高领袖的直系后代接班?虽然有这样的例子,但和共产党的政治宗旨相左,不能被党内普遍认同,因而只能成为个案;依靠选举制或集体领导?这样的情形是存在的,但只能是临时措施,便宜之计。如果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将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作为党的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或全部内容,那么,进行这个社会大实验的“总设计”、“总方案”和“总步骤”只能由党内个别最高领袖提出,而其自上而下的实行必须由一个以“总设计师”相称的个人最高权威作保证。因此,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本质,实质上是领袖或个人独裁制。可见,中共建国后其核心层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和传承问题,实在是一个变数极大、且没有固定秩序、程序和模式的大问题,或者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第三,作为皇权王朝的国家学说儒学,是从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生活形态中自然成长出来的,它的土壤就在中国古代社会成千上万个普通宗法家庭或家族之中,因而它和民间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及亲和力,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中共当成国家学说的马列主义是从西方引进,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和成长土壤,完全是靠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觉引进并成为自己践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信仰。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要想让马列主义成为垄断全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学说,只有完全是靠强权和暴力进行强力宣传和灌输才能达到基本目的。但是,无论这种宣传和灌输多么有力,多么卓有成效,但马列主义毕竟在中国没有根,它不可能像儒家学说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亲和力和巨大的“教化”效果;第四,在中国皇权社会中,作为国家学说的儒学,由作为官方知识团队的士大夫集团解释和担纲,皇帝本人可亲率亲为,但极少君师合一;但在中共统治时代,作为国家学说的马列主义的解释权往往由党内最高领袖独揽,而马列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继承”、“应用”和“发展”,却由党内最高领袖集团甚至个别最高领袖担纲。一句话,中共几乎历届最高领袖都能做到“君师”合一。

  综上所述,中共建国后如何才能维系和巩固政权,实质上面临着三重关口,这三重关口中的哪一道关迈不过去,中共政权都难以维系和巩固,甚至整个国家政治生活都会难以持续,并引发重大政治灾难和社会祸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三重关口的具体情形。

  第一道关口。我们知道,在中国皇权时代,政权更迭中产生的任何一个新王朝,它巩固新生政权的第一要务,就是彻底镇压和清除被它用暴力推翻的那个政治力量或政治集团的残余势力及其整个社会政治基础。因为这些被推翻的政治势力的残余是所有企图复辟旧王朝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中坚,不将其彻底清除,则其同样用暴力复辟旧政权的颠覆行为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一点,一目了然,无须多说。中共建国后镇压国民党旧政权残余势力最典型、最具规模的暴力行动,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还有一系列的辅助政治运动,包括清除中共党内及各级政府内部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或国民党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如反胡风、肃反等运动,以及将中共在其理论上认定的所有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及旧的社会阶层,统统作为“阶级敌人”打入社会另册,如“地、富、反、坏”,包括后来的“右”。毫无疑问,在镇压“宿敌”的政治残余势力中,中共各级政权都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殃及无辜不计其数;

  第二道关口。防止一切新生的异已政治力量产生。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和中国传统皇权王朝的做法在套路和模式上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方法上却大异其趣。在套路和模式上,两者都是通过高度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和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行政控制这三位一体的模式杜绝所有新生的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鉴于上述中共建政后发生的新的历史变化,中共在过第二道关口时所采取的方法和实践的内容已经完全出新,和皇权社会相比,可谓青出于蓝更甚于蓝。不妨列举几项主要方法和内容:其一,用“马列主义”以及官方政治思想对整个知识群体强行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接受官方意识形态,或至少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中共实施高度垄断社会意识形态的“必修课”,也是防止一切异已政治力量从知识群体的“思想土壤”中滋生出来的釜底抽薪之法。而在中国传统皇权社会,这样的思想改造是不可能以如此规模或如此方式发生的,因为皇权体制下整个知识群体或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信仰和思想倾向,在总体是是归于儒家学说的“一元化”。而中共建政之后,国内整个知识群体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学术研究的内容、性质和方向上都是多元化的,因而要将这个“多元化”归为“一元化”,除了霸王硬上弓的强制方式和行政措施,别无他法;其二,将定于一尊的国家学说和中共政治理念强行灌输到从幼儿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代”或“接班人”的政治思想“一元化”问题;其三,在思想、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社会上层建筑和精神生活领域,以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方式不断打击那些背离执政党思想理念和政治信条的所谓“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作品、学术内容以及“政治思想倾向”;其四,由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是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直接对抗,而中共的政治实践又和当时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联为一体,形成所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鉴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的波匈事件,出于当时的“冷战思维”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毛泽东和中共决定对国内举凡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政治倾向和在整风运动中带有批评中共言行的知识群体、民主人士及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整肃。结果五十五万党内外相关人员被定为右派打入冷宫,所殃及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达数百万人。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共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潮流而动的一场最大、最恶劣、最反动的政治镇压,它宣告了中共和中国近现代宪政民主运动“割袍断义”、分道扬镳,从而在现代专制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走向现代极权主义道路;

  第三道关口。在中国皇权时代,皇权在合法继承范围内能否和平交接和稳定传承,是关系到整个王朝寿命长短、兴衰存亡的核心因素。而王朝致命的政治危机,往往大量地产生于皇帝集团核心层内部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对于建政之后的中共而言,最高政治权力能否在党的核心层内部和平地、平稳地交接和继承,同样是关系到这个政权兴衰存亡的核心因素。而中共维系政权要过的最大一道坎,或者最难过的一道坎,就是这第三道关口了。那么,这第三道关口的难点在哪里呢?其一,上文说过,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并不像中国皇权时代那样最高君权是在皇帝的直系后代中交接的,它的交接模式和交接方式和党的最高领袖用以指导党的政治实践的“总设计”、“总路线”直接关联,而党的最高领袖所推出的“总设计”、“总路线”究竟怎样,其变数很大,且非常复杂,因而会出现如下几种主要情形:如果一位党的最高领袖提出的“总设计”、“总路线”比较接近历史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能够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比较成功地指导党的政治实践,而这一较长历史阶段需要党的几代领导人连续完成,那么至少在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党内最高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交接,就能够和平地、平稳地完成。也就是说,后几代党内最高领袖实质上还是延续第一代领袖制定出来的“总设计”、“总路线”来指导全党的政治实践,因而他们之间的权力交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甚至可以以“集体领导”的方式执掌党的最高权力和进行权力的交接;当党的核心层的最高领袖集团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总设计”、“总路线”时,它们决不会“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因为党的政治实践模式只允许由一个“总设计”、“总路线”指导,如果两个“总设计”、“总路线”同时“指导”,非乱套不可。因此,举凡碰到这样的情况,必须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方式让其中一个“总设计”、“总路线”胜出,而最终“胜出”和“失败”的,当然是代表着这两种不同“总设计”、“总路线”的党内最高领袖;当党内某位最高领袖提出来的“总设计”、“总路线”和社会现实相距甚远、甚至直接对抗历史发展规律时,党的核心层的权力斗争将会加剧,党的政治危机将会出现;其二,一般而言,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其政治实践大抵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而在党内那位领导全党成功夺取政权的第一代最高领袖,其权威往往至高无上,不容侵犯。如果这样的最高领袖在建政之后提出的新的总设计、总路线严重违背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那么,党的核心层的权力斗争将会进一步白热化;党的政治危机将会接踵而至;甚至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最坏的情况是发生内战。因为党的第一代领袖绝不会轻易认错,但他的错误的“总设计”、“总路线”又会导致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使党的政治实践不可持续;而这第一代领袖的至高权威几乎可被视为“党本国体”,它所受到的任何挑战和颠覆甚至可以直接导致全党全国的政治分裂乃至军阀混战;而党的不可持续的政治实践的最后结局,往往取决于各种外来因素甚至第一代领袖的自然寿命。

  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共建政前三十年中党的核心层激烈的权力斗争,是通过一条怎样的逻辑链条,引发文化大革命这种极权主义的、不可持续的政治实践的。

  一,毛泽东犯错,是这根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作为领导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无疑拥有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权威。实质上,早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就开始被神化为党内“一贯正确”的路线代表,到1949年全面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在党内更加不可动摇。然而,建国十年,毛泽东便犯了难以饶恕的大错。他力主推行的“三面红旗”企图在经济大跃进中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巨大的社会灾难,而且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

  二,上文说过,中共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取决于他提出的政治路线所指导的全党政治实践是否接近客观现实,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领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就会面临着动摇和危机,就会因“路线错误”而被党内“反对派”赶下台去。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闯下了如此人命关天的滔天大祸,应该在第一时间被定为“路线错误”而被赶下台去。然而,正因为毛泽东在党内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导致如下情形:之一,党内虽有不同声音,但并没有针对性地形成一个党内反对派,甚至党的核心层成员中也没有一个人敢认为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应该让出领袖位置;之二,毛泽东即便承认自己的错误,负起应有的领导责任,那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这些错误和责任仅仅是方法上的,绝对不可往路线问题上靠,其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之三,党内任何人如果以三面红旗的错误为由而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代表和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便是反党,便是全党的敌人。因此,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仅仅把三面红旗中的问题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质上靠了靠,还根本没敢往路线问题上靠,就触痛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不仅把彭德怀和附和他的几个人打入反党集团的冷宫,而且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右倾运动,将数百万对三面红旗运动有抵触情绪的基层干部打入冷宫,从而引发了更大的灾难,三年大饥荒中至少一半以上的饿殍,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饿死的;

  三,在饿死数千万人之后,三面红旗的政治实践,已经不可再持续。党内自然要出现收拾三面红旗残局、挽巨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灾难于既倒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全国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饿着肚子,没有饭吃,党内总要有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方法、组织路径和实施方案。而这一整套的方针政策虽然没有人敢将它包装成一条新的政治路线和“三面红旗”分庭抗礼,但如果它成为引领党的全部政治实践的纲领,那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三面红旗来说,就是没有路线的路线,就是不讲夺权的夺权。一旦全党的政治实践和一线实际工作被吸引到对三面红旗错误的补救上,被吸引到和三面红旗对着干的经济恢复工作上,那么,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将名存实亡,他在党内呼风唤雨、生杀予夺的大权将旁落一边,最终的结局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被他生前的门生秋后算账,挫骨扬灰?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现党内果然有这么一股政治力量在崛起,在咄咄逼人地觊觎他手中的实权和至高权威时,毛泽东决定反击;

  四,但是,这种反击要真正达到实效,并抵达既定目标,至少要做到两点:其一,抛出一条新的政治思想路线;其二,将全党的政治实践和一线工作的主战场,立即从对三面红旗的经济补救工作转移到这条新的政治思想路线之下。而这条新的政治思想路线,就是重提阶级斗争理论,尤其是把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就是,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而,当毛泽东通过四清运动来逐步实现自己的计划时,却发现,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三面红旗的“补救派”或者三面红旗的“推墙派”已经掌控实权,自成一体。即便在四清运动中,由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处于全党实际工作的领导岗位,运动实际指挥的大权,也在刘少奇手中,而不是在他毛泽东手中。因此,反击必须釜底抽薪,如果不将自成一体的刘少奇政治势力在全党范围连根拔除,如果不对全国全党全军的各级政治权力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重新洗牌,如果不在思想理论的“高度”上真正重新形成全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毛泽东的反击则会功亏一篑。

  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尽管是由中共建政第一代领袖因犯了大错且错上加错、其至高权威受到挑战而导致的巨大的政治灾难和社会动荡,但这个折腾了整十年的政治运动却是中共建政后为巩固政权而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一次最疯狂、最荒谬、最血腥、最混乱、最极端的党内权力斗争,它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专制政体中的各大邪恶基本元素无不发挥到极致:领袖独裁发挥到极致;封杀思想、因言获罪、反智愚民发挥到极致;个人迷信、领袖崇拜发挥到极致;政治迫害、人格侮辱、肉体摧残发挥到极致;四面树敌、疯狂镇压发挥到极致;残害忠良、殃及无辜发挥到极致;割断传统、摧残文化发挥到极致;内斗无穷、六亲不认发挥到极致……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极为典型极为罕见也极为恐怖的现代极权主义范本。因此,文化大革命所展示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性生态,是最不可持续的人间生态。如果真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来一次,那么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之中。

  正因为中共巩固政权的政治模式由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端状态,也正因为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生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或将彻底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所以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即便在中共继续统治的前提下,也成为必须立即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被推到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置顶位置。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主要矛盾,即经济社会发展或现代化进程的模式问题。中共建政仅仅几年,就开始实施列宁式的社会主义——消灭一切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面实行以所谓“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知道,人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商品经济或交换经济的方式出现的,它之所以能够比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数十倍数百倍地提高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资本积累为载体的商品生产者,都是以个体经营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身份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商品的交换和市场的形成才成为可能。而在市场交换的总格局中,以个体为单位的商品生产者,才能够在追逐资本增殖和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市场需求,将各个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不断地激发、喷涌出来。一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所有生产要素高度垄断在国家手中,则商品市场也随之消失,消费需求这只开掘生产力活的源泉的无形的手,也会立即失去方向、灵魂和活力,成为被“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任意摆布的一具僵尸。总之,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所有生产要素和资源被国家高度垄断、整个社会生产在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严密控制下进行时,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至少有如下三个致命要害:其一,劳资双方的生产、管理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其二,各个经济领域的生产力活的源头被堵死,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不可持续;其三,直接导致严重的短缺经济和各种经济成分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总之,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除了能够在短时间内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外,从本质上说,是走进了一条经济发展的死胡同。

  而在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实施列宁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实践,还带有如下特殊历史性质:其一,中共“急如星火”地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是在一个工业经济只占全国经济百分之十左右的传统农业国中进行的,因而其为建立工业体系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越是“卓有成效”,则其手段就越残酷、越野蛮、越血腥;其二,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场从根本上违背人类社会经济法则的人为的社会大实验,但毛泽东和中共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社会大实验,他们还要“更上一层楼”,企图用运动式的经济大跃进,将“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漫长的“过渡时期”人为地缩短,也就是说,在人为的社会大实验中尝试更加荒谬、更加冒险、更加激进的经济、政治大实验,梦想一步到位地抵达“共产主义天堂”,终于酿成三千万饿殍的社会大悲剧;其三,不断以各类政治运动“净化”公有制,剔除公有制实践中所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堵绝公有制体制中一切可能为“资本主义复辟”留下缺口的所有“漏洞”,比如文革中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农村自留地、农民私养的家禽猪畜等等。

  正因为如此,一般列宁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中往往被允许存在、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价值规律、补充式的私有经济以及有限空间内的商品交换,往往也被全面封杀,当列宁式经济发展实践被推演到极致,则这条死胡同已经走到头,再也没有出路,再也走不下去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党内最高层无解的权力斗争和不可持续的列宁式经济发展模式被“置顶”为主要社会矛盾,正是历史深处专制政体和现代政治文明这对“主要矛盾”不可调和“斗争”的产物。而这对主要矛盾的斗争体现在被“置顶”的两对“社会主要矛盾”上的本质特征,则是现代专制制度和现代宪政民主这个时代层面上的冲突。理由如下:一,中共党内核心层的权力斗争,无论就其方式还是性质而言,都具有现代政党政治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皇室血亲关系中最高权力斗争的传统模式,是有重大区别的,而正因为这种现代专制主义政体中最高权力斗争的无解,才反证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是解决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最高权力更替难题的惟一路径;二,中共建政后所推行的列宁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即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经济社会大实验,而这种性质的社会大实验,在中国皇权时代的历届王朝中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全面发生的,而这种社会大实验针对的正是人类工业文明时代普遍的所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模式。而这种社会大实验之所以走进历史的死胡同,恰恰反证了人类工业文明赖以产生、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抗拒、不可违逆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自然法则,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规律。

  因此,解决上述两个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只有两个,一个,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另一个,向现代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模式转型。

  有人一定会问,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那么,在这四十年的“后毛泽东时代”,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哪些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毛泽东时代那两对主要社会矛盾有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么这个“不彻底”所产生的一切主要政治社会问题,就是当今被“置顶”的主要社会矛盾。

  毫无疑问,上述两个解决毛泽东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两个方向,中共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没有走对,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解决毛泽东时代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时,就没有打算放弃自己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国民党痛斥过的一党专制。如此,在坚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之下,无论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政治改革,还是解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拖泥带水,缺斤少两,以至于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很严重,是一种很可怕的并发症,即中共独特的专制体制细胞中传统恶基因和现代恶基因的大激活、大暴发。何谓“传统恶基因”?那就是从中国皇权专制中传承下来的诸如不可逆转的吏治腐败、王朝周期率、官民对抗等;何谓“现代恶基因”?那就是中共专制政体特有的最高权力继承路径的危机和无解、社会大实验冲动、权力干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违背经济自然法则恶果、政府逐利行为、大面积、大规模侵犯民众基本权利等等。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在解决毛泽东时代两对主要矛盾的改革开放中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在解决巩固政权的问题上,有如下亮点:其一,在中共建政前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其二,取消了在全体公民中以阶级成分划分“敌我阵营”、厘定高低贵贱政治等级的极端做法;其三,大体取消了以言定罪或以思想定罪的专制恶法,至少在“门面”上取消了“反革命罪”;其四,基本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取消了全国性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类群众内斗,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五,在党内最高权力继承和权力斗争问题上,实行了党内最高领袖的退休制和任期制,实现了党内核心层个人负责、集体领导,在预防领袖个人专断和独裁上有所成效;其六,在党的最高权力的交接、继承问题上,实行了个人“推荐”、集体“把关”、逐步让权的“半退”模式,便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得以和平、平稳过渡;其七,在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对“政敌”不搞“妖魔化”,不搞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不搞肉体和精神摧残;在解决经济发展模式上,有如下亮点:其一,取消清一色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有制、个体所有制在内的混合经济所有制;其二,建立政府主导式的市场经济,给予私人经营、个体经营、民营企业以较大的自由空间;其三,对大部分中小国营企业进行改制,将其“放逐”到市场经济之中;其四,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改革,使之和市场接轨;其五,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外资,加入世贸组织,将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接,在进入国际市场序列中有所努力,有所作为等等。

  这些亮点说明:第一,尽管中共因顽固坚持一党专制而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转型,但毕竟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方向跨了一步,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至少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自由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二,中共政权在政治本质上和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没有什么区别,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除了说明中国在完成现代工业化上可圈可点,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共政权作为专制政体,在毛泽东时代终结之后还有相当的成长空间,还没有进入王朝周期率的尾声,但随着四十年间吏治腐败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态迅速恶化,中共政权成长的空间也迅速被“填满”、堵塞,也很快进入了周期率的尾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政权镇压了1989年波及全国的“六四”学潮后,还能保持近三十年的稳定发展;第三,四十年间,以1989年“六四”运动为标志的大陆民间宪政民主政治力量还显得不够成熟,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自觉的组织形态。

  然而,所有这些亮点都无法逆转中共政权面临的王朝周期率,都无法逆转这个政权在这个周期率中走向尾声的颓势。可以这样说,中共改开四十年来形成并逐步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在中共维系政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两个方面。不过,和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内容和性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妨扼要剖析一下。

  一,在维系政权方面: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中共已经由巩固政权为侧重点,转换到以维系政权为侧重点,也就是说,中共政权政体已经成熟。而一个专制政权一旦达到成熟的峰值,那么其全面的腐败也就不远了。对中共政权而言,这个规律表现在: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巩固政权的矛盾焦点,被“置顶”为党内最高核心层的权力继承和权力斗争的无解;而到了改开四十年末期,则中共维系政权的焦点,已被置顶为中共统治集团和广大被统治社会群体在两个整体利益上的对立、冲突甚至对抗上。所谓“官民对立”,甚至“官逼民反”,是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在其周期率上运转至终的传统模式。如果中共政权继续承袭这种传统模式,委实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是中共近一个世纪“革命”历史中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

  由第一个焦点向第二个焦点转移的主要表现为:其一,毛泽东时代,党的核心层最高权力继承和斗争无解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社会大实验、最高“开国领袖”犯大错而不认错等诸种因素,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群体之间在整体利益上的对立、冲突甚至对抗还没有出现;改开四十年来,由于吏治腐败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蔓延,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对中共整个权力系统的全覆盖,其“社会效应”触目惊心:形成一个占有全部社会资源、并可任意利用这些资源无孔不入地为已谋利的权贵集团,而权贵集团利用种种特权对社会公共财富和民脂民膏的侵吞,已经像章鱼的吸盘,达到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地步。这是导致“中国特色”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

  其二,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仅仅是在金钱和物质上的贪腐,相伴随的还有信仰的幻灭、精神的颓废、诚信的颠覆和道德的堕落。当中共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的政治信念、诚信体系和道德伦理均由这支官僚队伍担纲时,普遍、深度的吏治腐败就意味着社会价值核心的整体扭曲、社会正义的破灭、社会诚信体系的解构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而这种可怕的“末世”情形每天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着,且愈演愈烈;

  其三,当吏治腐败在整个权力体系全面铺开并深度恶化时,则全部官场政治生态便会发生逆转——逆淘汰,即所谓“清官”的生存环境日益逼仄,以至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而贪官则官运亨通,左右逢源,到最后十官九贪,清官变得凤毛麟角。就像一田健康的稻子,中间夹几棵稗草成不了大气侯;但如果疏于管理,任稗草坐大,形成逆淘汰,很快一田稻穗就会变成一田稗草,稻子被排挤殆尽,已无立足之地。那么,如此全面、深度的吏治腐败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执政党核心领导层的整体腐败。我们知道,每一个官员贪腐的数额、范围和“规模”在排除其主观因素之后,是由其手中权力的“含金量”决定的,所谓“含金量”,是指官员的级别、所掌权力的大小以及权力的“实虚”程度和贪腐的“便利”程度。一般而言,官员贪腐的数额“规模”和其权力大小、职别高低、“实虚”程度“挂钩”,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比如就党政一把手而言,县处级官员一般贪腐的数额,比如在百万元或数百万元之间,那么,市厅级官员贪腐的数额就可能达到千万元或数千万元,省部级领导就有可能超“亿”。然而,到了党的核心层领导这一级,诸如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如果他们贪腐和寻租,那就是另一番情形,断不能以上述一般官员的贪腐常态来衡量了。从最近所打的一批“大老虎”的贪腐数额来看,举凡进入党的最高核心层的成员,其贪腐数额往往达到数亿、数十亿甚至成百上千亿。这说明,进入党的核心层的高官们,已经达到权力通吃、资源通吃、人脉关系通吃的权力“高地”,只要贪腐寻租,那就“无往而不通”、“无往而不赢”,侵吞的财富数额当然比一般官员成倍翻番了。问题是,在数名、数十名、数百名中共核心层高官之中,像这样的“巨贪”占比多大?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于去年10月19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而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205人,侯补中央委员171人,共376人,其中被查处的贪官就达十分之一强。然而,中共核心层高官中像周永康、徐才厚之类的“巨贪”究竟有多少?要知道,权力核心层“巨贪”的成长,绝对不是孤立的,是在逆淘汰的官场生态环境和高官层级勾打连环的人脉关系中被一步一步“烘托”出来的,因而他不可能是孤立现象,就像一田的稗草中的每一棵都不是孤立现象一样。如果中共核心层的最高层官场也出现“逆淘汰”生态时,那就意味着核心层的“巨贪”绝不是个别成员,而是一个群体的共生现象。试想,如果党的核心层领导成员中已经十官八贪甚至十官九贪、十官十贪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恶性的犯罪集团在领导着一个国家,意味着这个国家运行中的每一个最高决策都是由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巨贪”集团作出,而这样一个犯罪集团在进行各项决策时,还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底层老百姓着想吗?全国亿万民众的命运掌握在这样一个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的“巨贪”集团手中,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当然,这个判断并不一定准确,也许“冤枉”了大多数中共高官,但想鉴别一下只需举手之劳:让所有中央委员、中央侯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会委员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区区数百成员公布一下自己的私人财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中共是否有这样的勇气和底气公布自己核心层成员的私人财产呢?

  其四,尽管改开之后中共在核心层最高权力交接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党的最高领袖集团的任期制、退休制和半退机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最高权力继承的无解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的四十年,中共实质上一直在按照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进行政治实践,因而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在党内领袖集团的退休制和任期制的制约下,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平过渡,平稳交接。然而,一旦党内出现不同的“总设计”及其代表人物,一旦新的“总设计”对旧的“总设计”进行颠覆并企图取而代之,一旦两个总设计在党的核心层斗得不可开交,则核心层的权力斗争便趋向激化,党内重大政治危机开始出现,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极可能演化为波及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动荡。一句话,党内最高权力的继承交接如何和平过渡,仍然无解。另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开四十年后中共核心层中的权力斗争,在政治性质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核心层的大多数高官个人贪腐严重,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那么,第一,党的核心层中的权力斗争向被统治社会群体的利益、权利倾斜、向中下层老百姓的期望倾斜的几率将越来越低,这个核心层也很难产生中下层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代表;第二,虽然权贵集团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官僚群体,但其中各个山头、各个圈子和各个“派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这些山头、圈子和派系各自利益之间的勾连、利用、矛盾、对立、冲突也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但他们在对党的最高权力的争夺中重新回到你死我活、你存我亡、鱼死网破、不共戴天的恶劣政治生态之中,并非没有可能。而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内斗引发社会上大规模的群众内斗、族群内斗、阶层内斗也并非不可能发生。总之,如果党的核心层整体腐败,或最高决策层中的大部分高官已经堕落成巨贪,那么,核心层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引发党内严重的政治危机,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政治振荡和社会动乱,会不会引发酿成文革那样的巨大政治浩劫和社会灾难,真的凶吉难卜,不好预测。

  二,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方面: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中共在各个经济领域所有的改革措施,其政治性质都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都留下了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威权主义的政治痕迹。尽管中共的经济改革也采取建立了包括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架构了市场经济框架,但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仍是政府主导型的或由各级权力全面控制的畸型的市场经济,因而这种市场经济有着如下几种重大缺陷:其一,根本无法阻止各级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根本无法阻止各级政府投资式增长方式和盲目的政绩冲动,根本无法阻止各级政府本身的逐利行为和政府官员在干预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的过程中滋生的大量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行为;其二,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质上彻底失败,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国企“改制”中,大量工人下岗,各级官僚包括国企界高层大捞一把,工厂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至私人腰包,而一些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国企仍处于各个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垄断着上游资源、产品价格和社会消费,而个体或民营企业则备受打压;其三,不仅缺少一个自由健康的市场经济,而且缺少一个相应的市场法律框架。因而各级政府可以随心所欲通过各种行政的、经济的、行业的、金融的手段控制整个市场,而控制的目的,往往不是逐利、盘剥,就是向广大消费者、投资者转嫁危机,让他们的部分财产在一夜之间蒸发;其四,由于经济发展的成就几乎成了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惟一来源,因而各级政府因为政绩冲动不仅在各类经济统计数据上大量造假,而且往往在经济发展手段上采取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

  总之,中共改开四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乎完全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在交换市场基本形成、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垫底的前提下,投资式增长方式的确持续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这种畸形的增长方式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它堆起的经济泡沫下潜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式增长方式的确有人为地拉动消费需求和增加就业岗位的功能,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投资式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在于它的终端产品能够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也就是说,它的终端产品必须要有人买,要有消费需求,要形成利润。只有终端产品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其各个中间环节被拉动的消费需求和新增的就业岗位才可持续,才有保障。否则,一旦终端产品失去市场,则整个中间环节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改开四十年中各级政府大量的投资冲动很多是根本不顾终端环节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其后果或者使终端项目因无市场需求或少市场需求而胎死腹中,或者“半死不活”地屯积大量的过剩产能,或者将大量的资金扔在公共设施的过度建设上,或者将巨额投资浪费在重复建设上,使已经过剩的产能更加雪上加霜。总之,四十年来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究竟浪费了多少资金,用天文数字表达肯定不是夸张,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工资总额与GDP之比(工资占GDP比重)出奇地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和非洲差不多,比如2014年,我国GDP为63.59万亿元,工资比重只占 16.2%,略低于非洲国家。当然,这或许和我国政府行政开支畸高有关,但这并不排除在我国政府行政开支内外都有大量的“GDP”是被浪费掉的;第二,改开以来,在GDP成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惟一硬指标的刺激下,政府投资式冲动的动力大部分来源于各级党政官员的政绩冲动,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造假、弄虚作假的政府行为,产生了大量的“首长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其劳民伤财和造成的巨大浪费是惊人的,不可估量的;第三,在政府几乎掌控社会全部资源的情况下,最可怕的就是各级政府利用权力逐利。而改开以来大陆各级政府最有利可图的“战场”,不是高一浪低一浪、冷一阵热一阵的“全民招商引资”和“大办经济开发区”热潮,而是持续高烧的城市化狂潮。而各级政府滚滚财源的来处就是高价卖地皮。在城市化狂潮中大发国家地皮财,大发房地产财,这是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主要根源,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则是中国房地产业“一枝独秀”,实体经济却每况愈下;各级城市规划“超前”、畸形扩张;城市和公共设施过度建设和各级政府负债累累等等。这一系列经济乱象,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危险因素,潜伏着难以预料的巨大危机;第四,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危害健康的有毒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层出不穷,人人自危,这和各级政府扭曲的政绩观、监管不力、不作为甚至政府官员的“临守自盗”有着极大的关联,并和各级政府官员普遍的寻租行为和玩忽职守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第五,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或拔苗助长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置环境和生态而不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尤其是水资源和大气污染,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无法容忍的地步,而生态破坏所需要的恢复成本,恐怕早已超过了这些年GDP高速增长的数额;第六,而改开以来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最大的败笔和危机,则在于快速且畸形的两极分化: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底层百姓的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改善不大,如果以人均月收入两千元为准,扣去物价上涨因素,只相当于毛泽东时代100元的收入,而当今无论是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还是通迅支出、交通支出、文化消费支出都是毛泽东时代无法相比的。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所谓极少数“高端人口”的权贵阶层、国企高管人群的收入则是底层百姓的十多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至于年收入在十万至数十万元的中等阶层,虽然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岗位状况和收入状况并不稳定,一旦失业、生大病、投资失误、天灾人祸,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情抛入“低端人群”之中;第七,投资式增长方式从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充满暴力和蛮横的“霸王硬上弓”的传统。改开之后,这种传统并没有中断,反而以新的面孔和方式重新出现,且大有“青出于蓝而更甚于蓝”之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改开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各级政府大规模、大面积侵犯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违法乱象中实现的。其中最集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崛起中的强拆行为。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不须赘述。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的政府侵权违法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引发的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为弹压这些群体事件而支出的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和广大民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恰成反比,恰成悖论,恰成碰撞。如此,我们看到,改开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种种深层内在矛盾及其不可持续性,恰和中共在四十年改开之中如何维系政权而生成的内在矛盾及不可持续性,如两条渠水,汇入了“官民对立”、“官民冲突”以及“官民对抗”这个王朝周期率的历史窠臼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共改开四十年来聚集起来、且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或者不搬掉它们社会就几乎无法继续前进的脚下障碍,几乎每一个都被推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门槛边。也就是说,要彻底解决这些主要社会矛盾,或者要彻底搬掉这些被“置顶”的现实障碍,就必须跨越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道门槛,完成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而一个世纪之前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障碍的解决路径似乎离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道门槛还很远,似乎解决这些主要矛盾和障碍用传统的或现代的专制主义方式也能奏效,或者用现代威权主义的方式也能解燃眉之急。然而,在这百年之中一轮一轮被置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障碍在解决的过程中却一步一步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门槛逼近,这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接下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是否就是跨越现代宪政民主的门槛,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呢?请不要过于乐观。我再重复一遍,中国大陆要真正实现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只要两个最主要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则任何新一轮的“辛亥革命”都会成为画饼。这两个历史条件就是:一,各方政治力量能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二,全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已足以使他们成功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他们形成的政治能量足以对各方政治力量构成有效的约束。而这两个历史条件在当下中国大陆是否成熟,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两个历史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那么中国大陆的未来会不会再来一个新的王朝轮回,那还真是说不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