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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四读高华
2019-06-19 15:47:5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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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和三十年代苏区的大肃反运动的重大历史区别就在于,前者还具备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理性的成果走向反面时所具有的现代专制的性质——对人类精神的理性奴役。

  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感触颇深。现将读书心得按内容层次分为四部分,曰“四读高华”也。望能抛砖引玉,并供网友参考。

  苏区大肃反和延安整风告诉我们什么?(一读高华)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披露了江西苏区打AB团的真相及毛泽东对此所负的主要责任。打AB团是中央苏区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一次惨烈的自残行为,致使成千上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党员、群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监禁折磨,大约有五千名左右的红军官兵和地方党政干部被处决,远远超过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伤亡人数,最终导致了富田事件的爆发。而对于这一次历经富田事件前后近两年的中央苏区的大肃反,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始作俑者则是一度掌控了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内部屠杀?他真的相信根据地和红军内部有那么多AB团吗?高华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这里不妨援引几段高华的原著。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中共中央解决了朱毛之争之后,“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已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是1931年5月至1932年初。早在1930年2月的2.7会议上,毛泽东就派自己的红四军干部刘士奇和曾山改组了与之矛盾甚深的赣西南特委,对其主要负责人江汉波和李文林进行了“手术”。2.7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关于打AB团的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选其中几个片断窥斑见豹。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精神,“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中已开除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一千多AB团,当然绝大部分被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从当年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来看,赣西南特委打AB团,显然是得到毛的充分支持的,尽管其时他忙于军务没有直接插手。但10月以后,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开展肃AB团运动。当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騷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之,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决。”“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八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晶、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其实,说毛泽东是江西苏区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那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说毛泽东是当时全国六片苏区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那就不公平了。也许当时作为中央苏区的肃反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但在全国苏区发动肃反运动,致使数万红军官兵和地方党政干部被从肉体上消灭,其主要领导责任应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事实上,比毛泽东打AB团更残忍、更酷烈、规模更大的肃反运动大有人在。

  夏曦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3月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搞的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肃反中,湘鄂西苏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湘鄂西苏区的四次大肃反中,夏曦在洪湖杀了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

  而张国焘于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不久,就开展了大肃反运动。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军官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可见,三十年代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波及全党全军的内部大屠杀。引发这种残忍的自残行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共党政军内部的权力之争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并不是主要原因,即便作为毛泽东来说,说他打AB团主要是想当中央苏区的列宁,这未免过去牵强。因为毛泽东虽然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当过一段时间的最高领导人,但其时江西苏区中央局仅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上面还有上海的中央机关,而当整个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之后,毛泽东已在政治上受贬。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离中共的权力核心层还相当遥远,即便他当时就已产生当党内最高领袖的野心,也很不现实,而在中央日益重视江西苏区,并陆续派出中央重要干部来苏区“指导工作”情形下,当江西苏区的“列宁”也逐渐变得不现实。因此,毛泽东打AB团的动机固然有权力之争中的挟私报复,但还有时代大趋势和中共武装斗争的政治性质这个主要因素。

  我们不妨简单剖析一下中共苏区三十年代初大肃反的主要原因。第一,受苏联肃反运动影响。虽然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始于1934年,但这之前斯大林的肃反就已逐年升级。如从1922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类犯罪分子。但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零两百零一人。可见,1930年是苏联肃反提速的关键一年;第二,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武装集团相互争夺全国政权的情形下,每个武装集团为了防止被对方从内部渗透以致堡垒从内部攻破,往往具有强烈的排异功能作为自卫和自保。高华在书中说:“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我认为高华总结的极有道理,但并不全面。毛泽东的思维定式实质上是当时中共整个核心层的思维定式,而从“警惕性”方面来讲,超过毛泽东者大有人在,如上面提到的夏曦、张国焘就是。这种排异功能所导致的自残行为,在各个时代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外政治集团中都发生过。而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其残忍和血腥丝 毫不亚于中共的肃反,至少有数万国民党员被当成共产党杀害,被清除的党员有几十万。因此,残酷的排异功能是人类专制时代各类政治集团的生存本能和自卫反应,是它们的共性;第三,问题是,在人类专制时代,为什么各类政治集团的“排异功能”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部屠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认为,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把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分为两大对立阶级,阶级斗争主要指这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而作为政治统治者的政治集团不过是掌握生产资料阶级的政治代表。其实,这种历史划分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科学。作为管理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尽管在经济来源上要更多地依赖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或者偏袒他们、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具有极大的政治独立性,由于统治集团掌握着全部国家、社会的管理权力,即便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也是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样,是作为被管理阶级接受管理集团的统治。因此,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斗争的主线,并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即便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其根本原因也和统治者的失范有关,双方解决矛盾的矛头也直指国家的统治者。比如,中国古时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从来不被认为是地主逼农民造反,而是“官逼民反”,而农民起义的最后政治目标往往并不是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而是从皇帝那里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关系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国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抑或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其最终演化的形式都是围绕统治权展开的政治斗争。由于权力的诱惑太大了,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利益的争夺中,惟一能持续不断、经久不衰地引发人类大规模自相屠杀的利益争夺的,就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只有在权力斗争的利害冲突中,才产生把已方的生存建筑在彼方灭亡上的生存法则,才有将彼方从肉体上消灭以清除障碍的必要。为此,我尝试着把人类围绕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分为专制时代和现代民主时代。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全部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被一个人、一个家庭、家族或一个政治集团独霸,因而权力的争夺主要通过暴力和武力进行,其中伴随着人类之间大规模的自相屠杀;而在现代民主时代,国家权力和全部社会管理权力的执掌者由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通过全民选举投票产生,因而权力更替的形式是和平的,民主的,通过法定程序有序进行的。

  如此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国民党的内外清党运动,还是中共内部的大肃反运动,其内部屠杀的政治性质依然属于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共性,不足为奇。因而,从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可能打入内部的一切力量,哪怕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样的思维定式并不是毛泽东的独创,而是当时国共两党核心层共有的思维定式。毛泽东的独创是在他爬上党内最高领袖位置之后进行的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独创是什么?它不是大规模的肉体屠杀,而是为树立党内一个最高权威而不惜对全党实施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和奴役。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和三十年代苏区的大肃反运动的重大历史区别就在于,后者仅具有专制时代权力斗争的一般共性,而前者除了具备这种一般共性之外,还同时具备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理性的成果走向反面时所具有的现代专制的性质——对人类精神的理性奴役。

  作为对资本主义初创时期各种经济现象和历史现象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人类十九世纪最优秀的理性思维的成果之一。然而,正是马克思基本理论上一系列重大失误,导致了后来以这个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无可挽回地走进了现代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陷阱。

  马克思断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然而,正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即所谓大部分被剥削阶级对极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政治实践中则必然走向极少数人甚至极个别人的独裁和专制。因为国家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管理者从来都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从来也绝不可能一起去当统治者和管理者,而由大部分人选出他们中间的代表去掌握统治权和管理权,以履行大部分人的意志,这往往成为一厢情愿的梦想。因为这些代表们一旦摆脱“大部分人”的监督,便会必然地形成自己特珠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凌驾于大部分人的利益之上成为新的专制者。

  而马克思恰恰为这些代表们找到了摆脱大部分人的监督而成为新的救世主的理由。马克思认为,他们(还有恩格斯)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由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出来的,而是由极个别或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通过对人类全部知识遗产和历史政治实践的精辟研究创造出来的,当然,它要经受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检验。马克思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到了列宁那里,这个基本事实便成了一党专制甚或个人独裁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列宁认为,由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无产阶级的群众都能掌握的。而能够掌握、运用这种科学理论的人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他们组成政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政党是由领袖集团维持的,所谓领袖集团,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而言,只是指极少数能够全面掌握运用科学理论、洞悉历史规律、并能指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彼岸的领袖人物。

  这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经过列宁的发挥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实践,便形成了三层潜台词:第一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最后归宿,是走向全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人类不会自发地走进这个大同世界,必须通过最后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这个目标。第二层,具体的历史路径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产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由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斗争都是由其先锋队领导的。也就是说,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的、人为的社会实验运动,而它的成败,取决于先锋队领导的正确与否。第三层,先锋队领导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核心层的极少数甚至极个别领袖人物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把握和运用如何,取决于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和把握如何,取决于他们用于指导整个社会实验运动的总设计、总计划,总路线,总策略如何,也就是说,人类最后的解放运动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先锋队一代代最高领袖的决策正确与否。

  我们看到,这三层潜台词的丰富内涵中已经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一个三部曲:人为的社会实验运动——一党专制——领袖独裁;而这个三部曲中隐藏的三条主线,则奠定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性质: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高度垄断的意识形态。

  而延安整风运动,则从一个侧面揭开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面纱。

  延安整风“新人模式”的深远历史含义(二读高华)

  高华笔下的延安整风运动,从酝酿、发轫、初潮、高潮直到中共七大圆满结束,可以说经历了整整八年的对日抗战。那么,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高华说得很清楚,即以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核心和定于一尊,实现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高度的集中统一。毫无疑问,在抗战后的国共两党对决中,中共内部这种高度的集中统一,在制胜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历史作用。

  但是,毛泽东是如何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全党的集中统一?这三个集中统一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看到,政治统一应该放在首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及全党对他的“臣服”,它是组织上集中统一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于上述两个集中统一而言,思想上的集中统一又应处于核心地位。惟有思想上的集中统一,才是政治统一和组织统一长远的根本保证,也惟有思想上的集中统一,才能保证毛泽东本人的“理论、思想、路线”作为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高典范和最高权威在党内拥有永久的合法性,才能保证全党上下对他毛泽东的“臣服”是一种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的“臣服”,才能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成为永远的制高点。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古今中外一切专制时代的一个老话题:即为了证明“君主一统天下”的合法性,应该如何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高度垄断。所谓“君权神授”、“君权天授”,不过是绞尽脑汁让全体老百姓相信,国王、皇帝们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由神和天授予的,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如此幼稚荒唐的迷信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情揭穿的谎言,他们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的最后斗争将摧毁旧世界,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然而,既然是创造一个新世界,那么就必须回到社会意识形态高度垄断这个话题上来。这里有两层含义,一层:新世界必须由那些拥有关于新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人们去创造;第二层:为了适应新世界,必须将所有社会成员的头脑换上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新伦理。也就是说,既然新世界是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大同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文化、理念、伦理、道德就应该是统一的,所有公民信奉的核心价值也应该是一致的,他们是一批和这个新世界相匹配的新人。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应该是高度垄断和高度集中的,大同世界的文化体系,也应该是单一和纯洁的。为此,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列宁就开发始考虑如何用“无产阶级的文化”取代人类迄今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如何以无产阶级的教育培育出共产主义新人的问题了。当然,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是指继承了人类历史所有优秀文化成果,是人类知识的“合乎规律 的发展。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既然要继承人类的全部知识,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惟一的指导思想。因为恰恰只有“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

  好了,话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的全党思想的高度集中统一,也就是党内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究竟具有怎样深远的历史内涵。对此,高华在书中说:“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也就是说,除了政治层面的党的领导机构改组(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外,毛泽东实现党内意识形态高度垄断的主要目标如下:第一,确立毛泽东理论、思想、路线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这种权威要达到和马列基本并立的高度,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第二,要达到第一个目标,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设法清除“其他”流派的马列主义 在全体党员干部头脑里的影响,诸如党内所谓理论专家从马克思列宁原著中贩来的马列主义;苏联和第三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提出的各类指导思想、理论、指示、政策等等;党内历届领袖——从陈独秀到王明的思想路线在党内产生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举凡和毛泽东思想抵触的各种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文化思想流派的影响等等。也就是说,第二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真正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他们真正像崇拜列宁一样崇拜他毛泽东;第三,要达到第二个目标,釜底抽薪的办法,当然是让全体党员干部把过去的灵魂换掉,换上一个全新的灵魂,也就是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这个目标虽然遥远,但其意义极其深远。因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要把全人类的“旧我”统统换成“新我”,将他们一代一代改造成“新人”,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繁浩的工程。尽管目标遥远,但眼下照着葫芦画瓢,依然功效无量。因为你要彻底征服一个人并为你所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整个地把他的灵魂彻底换掉,换上你精心打磨人工锻造的灵魂,使他的人生价值行为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

  然而,和这三个目标对应的,则是实现目标面临的重重障碍。第一,“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尽管此时苏德战争激烈,但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对中共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寻求独立自主道路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分为实际的具体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拥有大功率电台的苏联在延安的观察组,他们随时向莫斯科汇报在延安观察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战略情报;后者主要是中共内长期存在的盲目崇拜共产国际的浓厚的精神氛围”;第二,以王明为首的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在全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是王明等人在党内多年来都是“公认”的理论家,而他毛泽东却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殊荣;第三,党内军内的“元老派”或者与其资历相当的其他方面军领导人对他毛泽东虽然表示“臣服”,但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权威”并不以为然,比如周恩来、彭德怀包括张国焘,在遵义会议之后都有过和他毛泽东“分庭抗礼”的言行;第四,抗战后大批涌入延安的从国统区和敌占区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思想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严重影响,虽然大部分赞同或信仰马列主义,实质上骨子里崇尚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那一套,而他们心目中的马列主义和他毛泽东自创的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面对如此障碍,怎样抵达目标,选择具体路径的确困难重重。时间紧迫,耐心等待不行,但思想这个东西,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也不行;耐心说服、和风细语,你的理讲不透,或者不顾事实尽讲歪理,人家不买账,不行;强按牛头喝水,霸王硬上弓,也不行。高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把毛泽东为达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和步骤,披露剖析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这里不一一赘述了,且摘录一些片断,供网友们“欣赏”。


延安整风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仅规定了18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18个文件中有2份是斯大林的作品。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4份必读文件,除1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他3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二十二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以学习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结束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漫无边际的泛泛学习,给全党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范围。现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而不是由王明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把全党的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

  “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包括三个阶段: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两天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强调: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写笔记就是‘紧箍咒’,人人皆得执行……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在各级和各单位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反省;(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领导干部的反省;(四)革命历史雄厚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其中,高级干部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反省,是全部反省对象中的重点。高华写道:“ 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是这类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30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20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

  古往今来,举凡历代专制者要想搞意识形态垄断,其最大障碍者乃知识分子群体也。因为知识分子最有思想,专制者蒙骗下层民众的那些谎言,根本经不住思想利刃的解剖,神话、谎言一旦“现形”,专制者们的权威就要受到威胁。因此,专制者对付知识分子除了利用宗教力量等等因素外,其主要办法就是进行精神禁锢。而精神禁锢的主要手段,就是实施恐怖和高压。我们看到,延安整风无论是前期的学文件、写反省笔记、反复写自传、查小广播,还是后期的审干、反奸反特、“抢救运动”,制造恐怖和实施高压的手段贯穿始终。

  然而,恐怖和高压虽然能让知识分子三缄其口甚至“俯首称臣”,但你无法征服他的心灵和意志,更无法清除他脑子里的思想。因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包括向统治者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他们都自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担当者,是社会道统和伦理道德等人类正面文化价值的坚守者,是广大民众的教化者和启蒙者。因而,他们崇高而独立的人格,严肃而先进的思想,正义而自由的灵魂,是任何恐怖和高压,都不能征服的。可这条定律到了马克思列宁这里,就显得不灵了。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命门,找到这个命门,就可以一举摧毁他们整个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和对社会正义、社会道统的自我担当。这个命门,被马克思找到了,被列宁运用了,被斯大林歪打正着地发扬光大了,而被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

  这个命门是什么?就是知识分子身上的“原罪”。这个原罪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所有时代,知识分子从其阶级出身上来说,都依附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营垒。当然,要使知识分子相信身上的“原罪”,要有两个前提,其一,必须使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即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人类社会最后的发展,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大同社会;其二,知识分子所属的阶级,在当今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资本家的剥削,因而他们身上仍烙有本阶级的烙印,如果他们要参加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营垒,必须铲除身上固有的阶级烙印,加以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才能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这种原罪意识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们制造出来的,实质上它早已深藏在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良知”之中。它的历史根源就在于,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底层百姓的确一直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中,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反而不能尽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能尽情享受的恰恰是那些不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人”。这是一个无可辩驳而又长期得不到答案的铁的事实。而对这种人类社会中长期以来不公不平、恃强凌弱现象的反思、反省,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良知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成为他们锄强扶弱小匡扶正义的一个道德支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前,大批知识分子的“入彀”,是再所难免的,而让他们“认清身上的原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这一点,从高华描绘的当时延安的政治氛围,就可以一目了然。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许多青年相信,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充满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我们看到,其时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向往,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实践还没有展示出它本来的面目和最终的结果,青年们看到的只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类理想的彼岸,一个光芒四射的理想国。虽然苏联的成功正在一步步展示着革命恐怖和血淋淋的真实面目和实际后果,但它们绝大部分被严密遮掩着,世人看到的只是它光鲜的外表。

  因此,对于那些热烈向往马克思革命理想、并甘愿为之付出一切的知识分子,激发他们身上的“原罪意识”,对于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人格和灵魂,将他们脱胎换骨成“新人”,具有怎样的功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两位“革命元老”的反省笔记。

  “吴玉章写道:‘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而谢觉哉则赋诗“言志”,道出了脱胎换骨的要诀:“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看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

  可见,这种直捣知识分子良知深处“原罪”的“蒸煮”之法,可谓诛心之剑,被“蒸煮”者想不“洗脑”都不成,因而“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如果再加上“脱裤子、割尾巴”、关押、刑讯、假枪决、秘密逮捕、秘密失踪等种种恐怖手段的配合,那么再坚强的神经、再执着的自信也会被彻底摧垮。

  不妨再从高华书中举出一两例。“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风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最后,绥师竟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大比赛。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7月以后,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山下不断传来地动山摇的口号声’……” 不妨再看看在延安整风中作为反面典型被推出的王实味的境况。“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再有条不紊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的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头上已有三顶铁帽子:反党分子、托匪、国民党特务。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然而王实味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并‘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涕,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嗑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尔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其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在这里,最具看点的是两处,一处,原先同情支持王实味的人纷纷‘反戈一击’,且反得如丧考妣,痛心疾首;另一处,王实味本人的忏悔,也悔得痛哭流涕,要死要活。这两个看点,活生生地展现了“蒸煮”之法不可估量的神奇功效。

  在结束本文之际,还想引用一位著名学者对高华这本书的一段概括性评语:“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延安整风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命运”,这个结论既深沉又含蓄。其实,大可不必讳言,当整风中针对延安三万多知识分子、干部、党员的“蒸煮”模式在中共建国后转向全国范围的同等对象时,我们就看到了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反彭德怀斗争、四清运动以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一系列运动在实现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对民族文化传统和自由民主精神进行的毁灭性的摧残中达到的奇功巨效,自有后人评判。

  这里我只想提醒一点:延安模式打上了毛泽东强烈的个人印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胜利后当毛泽东把延安模式推向全国范围时,这种个人印记将被放大数倍。而在人类社会中,处于最高权位的专制者因个人印记所造成的对历史发展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显得巨大而举足轻重。比如,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绞尽脑汁“总结”出来的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就打上了他本人在党内斗争中几起几落的个人印记,其中包含对党内其他思想流派的强烈排斥。因而建国后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一直以我划线,以线划人。再比如,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怀有将“无产阶级文化”彻底取代“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勃勃雄心。然而,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和毛泽东因为“个人印记”的不同,理解也绝对不同。毛泽东对“文化”的理解,和毛泽东个人的求学经历、学历、阅读面、知识面以及对所学各类知识的理解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毛泽东中专学历,没有留过学,在北大当了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还曾受过“大教授”的羞辱,在井岗山当“山大王”时又受到过“山沟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奚落。这种种个人因素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解极其偏狭和愚昧。比如在文学文艺方面,除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那些内容外,超出这个内容范围的所有东西,都被放在被排斥的范围之中了。其中包括: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甚至斯大林时代所有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文学文艺论述中和《讲话》内容不吻合、相抵触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大量的文学文艺理论、作品及其作家,其中被毛泽东看好的硕果仅存的作家只有鲁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大量的人文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及其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和作品等等。最后,连同样歌颂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文学文艺作品,因其在“路线问题”上和毛泽东不合拍,也被成批地打入冷宫。结果,当“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路线”在“上层建筑”取得“全面胜利”时,全国的文艺界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等人写的几部小说和几部电影。

  再比如在教育方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读书无用”、学生学工、学农、学军、交白卷是英雄、不要基础理论等等都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情感、偏见有着极大的关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学者、理论家如云的中共领袖群体中,毛泽东的学历是较低的一个,尽管他的政治实践对中共夺取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但党内“高学历”的理论家们对他的几多抵制和讥诮,仍让他受到伤害。因而由此产生的对“读书人”极其阴暗的妒忌和报复心理,使他对“读书人”深感憎恨。毛泽东这种极端的个人情绪在延安整风时期找到了痛快淋漓地渲泄口。他在整风会议上抨击读书人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试问,如果心中没有极大的忌恨,这样的话能从一个小学教员出身的人口中说出吗?也许正是受着这种逻辑的支配,最后连文科大学都不准办了。回顾十年文革的中国教育,真是一片荒芜,荒謬百出。

  然而,与之相比,“读书人连煮饭的师傅、杀猪的屠夫都不如;书本教条连狗屎都不如”的罗辑给数十万、数百万、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奴役,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华民族文化由此蒙受的巨大创伤,非百年疗治而无法痊愈。

  两种历史话语解读中国革命(三读高华)

  写这篇博文时,正值《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青年杂文家徐怀谦跳楼自杀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一位网友说:“应该说他享受过体制的好处,但同时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徐怀谦说过,‘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对一个以文为生的人,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只好走死这条路。徐怀谦许多作品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同时又有死的思绪。他的死并非偶然。”这段话突然让我产生了把徐怀谦和高华进行比较的念头。高华和徐怀谦同属体制内人,徐怀谦的痛苦高华同样能深刻地体验到,两人同样是英年早逝,高华死于肝病,但绝没有想到自杀,徐怀谦也生着病,但他的自杀是不忍病痛的折磨,还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定无处发”而产生的内心的折磨和纠结?

  但是我想,高华似乎少有徐怀谦那种矛盾彷徨中的踯躅和踌蹰,尽管他同样面临着体制的羁绊,但他却果断地摆脱种种约束,既敢想也敢说,既敢说也敢写,既敢写也敢发,终于在有生之年义无反顾地为我们留下了诸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革命年代》这样的煌煌巨著。

  也许徐怀谦和高华虽然同属体制内人,但他们的个人境遇和职业处境不同?抑或个性之差使然?但我认为,高华和徐怀谦的区别就在于,高华虽然是体制内人,但他的历史研究成果,却基本上摆脱了体制的束缚,因而在众多体制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他的著作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高华是一位少有的力争发出体制外心声的学者。在学术相当市场化的当今社会,对一般学者而言,让其十几年如一日地对某一专题进行自费研究,这比登天还难。然而高华却做到了这一点,在《红太阳》初版后记中他写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不但如此,《红太阳》还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有别于‘大陆主流史学家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官方解释话语’和‘西方以理论分析为主的解释话语’的‘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这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

  毫无疑问,高华历史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基本上摆脱了中共官方话语体系对自身历史的解释,而采用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对中共诸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发掘。当然,高华的话语体系和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在价值观念、历史视角、考证方式等方面有着重大区别,但高华用以证明自已话语体系的客观、公正的方式,就是让史料说话。

  实质上,任何历史学家解释历史,都是按照某种独立的话语体系进行,而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有与其他话语体系不同的核心价值、历史视角、政治理念和分析方式。而历史学家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将直接决定他接近历史全部真相的程度和把握历史真实发展脉搏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大量的史料当然是第一关键,但采用何种话语体系处理、取舍这些史料,则更为关键。

  那么,采用何种话语体系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也更能把准历史的脉搏呢?我们不妨将中共官方的话语系统和高华的话语系统作一个扼要的比较。

  中共(官方)的话语系统自然有其内在独立的核心价值、历史视角和处理史料的方式。所谓核心价值,指由基本政治立场决定的历史观;历史视角则是站在特定角度观察历史事实,所谓特定角度,是由其核心价值决定的,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观察者因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而所谓处理史料的方式,主要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归纳、判断取舍的尺度,这个尺度是由核心价值和历史视角左右的。

  对于中共官方的话语系统而言,所谓核心价值,当然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和基本历史观构成。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是人类社会最后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将最终结束少数人统治剥削多数人的局面,从而推翻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打破分工,实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过程,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被剥削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并由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核心价值构成的历史观和解释历史的话语系统,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处理史料的方式。比如中共用这个话语系统解释自身的历史,会自然而然找到自己全部政治实践活动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现代史中的位置:这个政治实践是近现代中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走向人类最后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或者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历史定位,决定了观察历史的视角和方式。比如,怎样看待中共历史上那些血腥的内部残杀和权力斗争?为什么建立政权后仍然用专制手段全面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对于印证这两点的诸多铁的历史事实,这个话语系统自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处置方法。其一,这些都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和代价,是由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和残酷性所决定的;其二,革命中的失误、错误、曲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不可以支流掩盖主流,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其三,党的个别领导人所犯的路线错误所致,党有足够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样的历史视角,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处理方式。比如,对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尽量突出其正面的伟大意义,而对其反面的争权、树威、洗脑、整人的大量血腥残忍的历史事实和相关的史料,则能隐瞒的隐瞒,能模糊的模糊,能化重为轻的化重为轻,能曲解的曲解。否则,就无法奠定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历史中的位置。因而,从中共“正史”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叙述和评价中,我们看到的只有佐证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革命走向伟大转折中的巨大历史作用的那些史料和联缀,其中反面的最重要的历史真相,却被轻轻地隐去了。然而,历史决不会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正是那些被隐去的历史真相,决定了中共建国后对公民权利无所顾忌的剥夺和一系列政治运动悲剧的发生。可见,真正的历史脉跳,并没有出现在中共正史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叙述中,而是深藏在那些被隐去的历史真相中。

  而高华的著作,揭露的恰恰是被中共正史隐去的那部分历史真相。尽管书中披露的大量史料仍不可能穷尽延安整风的全部历史真相,但它们带领我们走进了延安整风运动历史本质的底蕴。因为在高华的陈述之中,至少让我们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之间,找到了一根内在的历史联系。

  显然,高华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他跳出了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那么,高华所用的话语体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话语体系呢?是他独创的“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呢?还是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是“新实证主义”的话语体系呢?我以为,无论对高华的“话语体系”贴上何种标签,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高华所用的话语体系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和历史本质,尤其更接近中共历史的真相和本质。

  当然,标签并非不重要。我倒赞成一位评论家的话:“实际上,本书所承载的作者最大的心声不是新的解释话语和新实证主义,而是他‘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这位评论家说得一点都不错,所谓五四运动的新价值,恰恰是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而以这种核心价值构建的历史话语系统,则是和中共话语系统相对立的独立的话语体系。应该说,高华的著述采用的正是这种话语系统。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暂且将这种话语系统简称为“五四”话语系统。

  那么,“五四”话语系统和中共“官方”话语系统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核心价值上。第一,和后者不同,前者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政治斗争,其轴心并不是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掌控国家统治权和社会管理权的管理集团和广大被管理群体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以及管理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二,和后者不同,前者认为,人类一切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是极个别人、少数人的政治集团或阶层对一个民族的所有社会管理权力的长期独霸,即政治专制,而只有在所有被管理的社会群体成员的基本人身自由和基本政治权利被专制者剥夺殆尽的情况下,由掌权的官僚集团和生产资料拥有者对被管理群体及被生产资料支配的群体的剥夺、压迫才成为可能,因此,即便在私有制的情况下,只要被生产资料支配的阶级从专制统治者那里争取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就会在法律的平台上和生产资料拥有者进行对等的博弈,从而将后者的剥夺降到最低限度;相反,即使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只要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社会管理者仍然没有被关进笼子,仍然独霸权力,他们对广大被管理者变本加厉的剥夺和压迫,仍然不可避免;第三,因而,在前者看来,所谓阶级和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分工的产物,而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能打破分工,谁也不知道。因而,只要分工不被打破,阶级和私有制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而在阶级和私有制还存在的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获得真正解放的惟一路径,就是把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掌权者永久地关进笼子,并由全体被管理者选择、监督、罢免管理者,同时,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成员都拥有宪法赋予他们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第四,最后的结论是,对后者而言,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夺取全部权力、实现由先锋队带领全体人民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消灭人类社会所有不平等根源的最高原则;而在前者看来,把一切政治统治者关进笼子,实现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才是消灭人类社会主要不平等根源的最高原则。

  有趣的是:这两个“最高原则”的惟一的交汇点,恰好在人类社会政治权力这个核心问题上,引伸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一种:无产阶级实现人类最后解放的惟一途径,是在其先锋队带领下夺取全部国家政权,并在他们长期独掌政权的前提下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一切反对、阻止、干扰先锋队们夺取政权的社会力量和阶级集团都在被无情地消灭之列,一切有利于夺取政权的手段、方式、谋略都在可以采用之列,一切不利于夺取政权的障碍都在清除之列。另一种:消灭一切专制制度,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人类社会获得基本解放的惟一途径。为此,一切由极少数人长期独霸政治权力的专制行为,一切剥夺、侵犯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压迫行为,都在讨伐、反对之列。

  我们看到,两个话语系统的两个最高原则引伸出来的政治理念,在双方的政治实践中为什么产生了两个背道而驰的结果:一个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现代专制主义,所谓革命阶级和先锋队夺取和维系的政权往往建立在对公民权利大规模的践踏和剥夺上;另一个则开辟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道,使人民获得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理想在相当一部分民族国家得到了实现。

  那么,为什么“五四精神”的话语系统同时能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呢?我想,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如果说,人类迄今为止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国家统治权和社会管理权展开的各类斗争,那么,以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为已任的话语系统,就能用最新的历史理念、最佳的历史视角全方位地鸟瞰这种政治斗争的整体框架,并能用最锋利的手术刀剖解其内幕——像高华所做到的那样;其二,在人类社会尤其在迄今为止人类大半部专制统治的历史中,围绕统治权力展开的政治斗争是把社会其他领域的历史贯穿起来的一条红线,因而,拎起了这根红线,就等于找到了揭开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历史的钥匙,当然,钥匙不是历史真相本身;其三,人类总是在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中寻找前行的目标。因此,越是接近正确的话语系统,不仅越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且越具有前瞻性,越具有为人类社会前行提供明确方向的功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可信手拈来。不久前我看了一位国内学者对斯大林血腥统治的披露。结论中,他把斯大林统治期间所有反人类罪行以“错误”一语轻轻带过,言下之意,只要避免犯斯大林的错误,苏联的垮台就可避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出现这许多曲折云云。当时我非常奇怪,作为一名学者,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如此漠视千百万人所蒙受的如此非人如此残忍的蹂躏和屠杀,难道不能仅凭这样血腥的罪行,就应该彻底抛弃这种反人类的专制体制吗?现在我想通了,这位学者已深陷官方的话语系统,难怪这样冷血,这样不通人性!还有,对当前国内各种腐败、贫富对立、官民冲突的诟病,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解释和政治立场。一种,认为这仍然是政治专制之祸,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向现代政治文明靠拢;另一种,认为是背叛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高度集权、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状态。显然,后者是一种历史倒退的主张,如果中共的话语系统也在被时代发展逼迫着不断改变,并向现代政治文明一步一步靠拢的话,那么后者的理念和立场就是这个话语系统前半部最保守,最僵死、最愚昧、最无人性的部分。

  当然,我们说高华运用的“五四精神”话语系统能让我们更接近中国近现代史的真相,但并不是说它能让我们接近全部历史真相。因为任何解释历史的话语系统都不会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也就是说,以现代宪政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话语系统也有它难以避免的缺陷。比如,尽管它反对人类社会专制主义的立场十分鲜明,对各类政治斗争的剖析也极为锐利,但它最容易忽略人类专制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那个神秘的、“合理”的历史内核,并对之作出正确、客观的解读。而由于无法绕过的这道坎,这个话语系统也会引导我们误读历史或“误判”历史,甚至在政治实践中致使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充满曲折。比如以现代民主理念为指导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导致了残忍的屠杀和更为血腥的革命专制,从而导致“帝制”的不止一次的卷土重来,就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典型事例。

  那么,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采用的历史方法是否有同样的缺陷呢?显然是有的,但这些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

  我们能渡过“托克维尔河流”吗?(四读高华)

  本来不想写下此文。我在《四读高华》中说过,所谓“五四精神”话语系统也是有缺陷的。比如,尽管它反对人类社会专制主义的立场十分鲜明,对各类政治斗争的剖析也极为锐利,但它最容易忽略人类专制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那个神秘的、“合理”的历史内核,并对之作出正确、客观的解读。而由于无法绕过的这道坎,这个话语系统也会引导我们误读历史或“误判”历史,甚至在政治实践中致使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充满曲折。然而我想,以高华敏锐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他会从另外一个历史角度找到这种缺陷,并对之进行深刻剖析,找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直困绕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那个“合理的历史内核。”可惜天不假年,高华英年早逝,他来不及做这个工作了。由此,找出高华著作中的解读缺陷,并强加于他,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厚道的。但是,当我看到当下网络上民主精英们那些慷慨激昴的改革宣言,我又产生了写下此文的念头。我想到了宋教仁。一腔热血的宋教仁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现代民主先驱和精英,他为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亲手拟定的理念、蓝图和实践,至今还在闪烁着不朽的光辉。然而,宋教仁热血沸腾的理想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终于化为泡影。导致宋教仁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也许恰恰就是“五四精神(此喩不恰当,姑且借用)”话语系统的缺陷所致。而这个缺陷恐怕至今仍会导致宋教仁式的悲剧重演。因此,我之所以下决心写下此文,皆因为这个缺陷不属于高华,而属于那些在中国现代民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

  眼下人们都在热衷于谈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热衷于谈论托克维尔那个著名的结论: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但是,人们对托克维尔关于领导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启蒙者、民主精英的评价,似乎很少关注。其实,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

  托克维尔此处在说什么?他说的正是领导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精英们身上的这种缺陷:即企图以现代民主的理念和规则直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其政治实践的严重后果我们看到了:在同一革命营垒中,各个派系竟然因为政争而彼此大开杀戒,争相用“人民起义”的暴力推翻对方的政治统治,在从肉体上消灭反革命的同时,也从肉体上消灭同一阵营内的“同仁”和“论敌”,而最终的结局,则是人民一二再、再二三地屈从于帝制的复辟。这就是“直接”跨越“当代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的恶果,也是这批法国革命的精英们没有基本的治国经验、从而连用现代民主的方式和平解决革命阵营内部政争的起码常识和实践都不具备的必然历史悲剧。

  当然,在“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上,当年的法国和当今的中国是全然不同的,因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某些结论完全套用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上。我以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基本弄清中国的“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究竟是什么,否则,今天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盲人摸象,是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向、目标和具体路径的。而展开对中国“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的讨论,似乎又要回到“五四精神”话语系统的缺陷上来。我们还是从高华谈起。

  评论界中,对高华《红太阳》一书的批评,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变成了黑暗的权力史、整个整风运动都成了毛泽东在党内个人争权的谋略”这一点上。中肯地说,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尽管体制内外的权力斗争是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历史中一条粗黑的主线,是解开这部历史奥秘的钥匙,但如果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全部历史,那也是片面的。打一个比方吧。唐朝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弟,逼父退位,自已当上了皇帝,可谓典型的“宫廷权谋”。李世民在权力斗争中杀兄逼父,有违儒家孝义,实为大逆不道。而李世民抢夺皇位的这一段历史,实在就是一部血淋淋的“黑暗的”权力史,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如果仅仅从这一部权力史的角度去解读李世民杰出的文治武功和宽容的用人之道,去解读贞观之治的繁荣和大唐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会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吗?

  当然,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要将毛泽东比作李世民。以个人政治品质而言,毛泽东只能和秦始皇、朱元璋进行某种类比,而决不能和李世民相比。像李世民这样的“千古一帝”,在中国四百多个皇帝中能有几个?我只是想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解决,各种社会沉疴的疗救和扫除,以及政治经济的一点一点变革,民族文化的一点一点发展,往往是通过统治集团内外的权力斗争实现的。因此,评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和王朝,不仅要弄清作为主线贯穿于其中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它在中华民族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转型中的客观历史地位。

  就是说,如果用这种历史视角观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首先要弄清的是这样的革命在近代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究竟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处于怎样的客观地位。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又要首先弄清楚,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面临的巨大的历史转折中,作为制衡这个历史转折的“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究竟是什么。

  在《红太阳》一书的评论中,有一段对中国革命颇带文学色彩的评价:“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而高华尽管对延安整风幕后血腥的权力斗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但他在《红太阳》一书的后记中仍然对中国革命作出正面评价:“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然而,中国共产革命的“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高华并没有给读者一个详细的正面解释。而我以为,从《红太阳》的写作宗旨和阅读效果来看,实质上对这种革命的“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已经具有彻底颠覆的性质。因为《红太阳》的写作和思考既然以“五四精神”为价值底线,那么违背这条底线的一切历史现象只能具有“反面的价值和意义”。也许这正是高华的矛盾之处,抑或高华对这个革命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定论,只是碍于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不便说出来罢了。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性质和上述那个制衡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恰如两面相对而照的镜子,从两者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方的影像。好吧,先看看后者是什么。我以为,这个“复杂的传统习惯”就是重建中央集权制以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问题。也就是说,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走向何处的命门或瓶颈,谁也绕不开这个命门,谁通过不了这个瓶颈,谁就注定失败。我们看到,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企图以西方代议制和平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但连合格的选民这样最基本的历史条件都不具备,它的早夭命中注定;而袁世凯企图以称帝解决这个难题,可惜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开国皇帝”的命,尽管他掌控的北洋六镇是辛亥革命前后最雄厚、最精锐、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事力量,但这支军队并不是他在“翦灭群雄”的实战中形成的,恰恰相反,他试图称帝之际,不仅各地新的军阀力量已经借辛亥革命各省自治的天赐良机“群雄并起”,而且他的北洋六镇也已开始按照同一法则分化、分裂,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政治分裂重新开始,他的皇帝梦注定要破灭的。

  这里应着重提到孙中山和蒋介石。孙中山和浑身洋溢着书生气的宋教仁不同,通过多年的挫折和失败,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命门所在了。他深知直接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平地搬到中国根本行不通,必须先用武力统一中国,然后再说其他。于是,他把实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分为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而军政实现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应该说,无论人们对蒋介石如何诟病,他都是孙中山颇为称职的接班人,甚至比孙中山更具有一统天下的魄略和气质,如果不中途跳出个程咬金来,由蒋介石统一中国,并实现孙中山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军政,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这个程咬金是谁?就是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在此尝试为这个革命进行几项扼要的历史定位。第一,作为指导这场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初始阶段的思想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政治对立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了人为地改造人类全部社会制度、创建一个被管理(没有生产资料且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最终解放的大同世界的设想。尽管这个设想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人类思想迷信的产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成果之一。因而,当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实验运动沦为现代迷信和现代专制从而引发人类社会灾难性后果时,它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宣告了人类理性同样具有荒谬的一面。第二,马克思主义并不止于思想和理想,它更重要的一面是政治实践。根据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具体路径才能达到。因此,当列宁把这一思想化为“俄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时,就衍生出“暴力夺取政权”这一“共产革命”的政治模式。第三,列宁的“俄国革命模式”的核心,是由一个政党全程领导。这个政党的政治特征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全副思想理论武装;具有崇高、统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具有组织、动员广大底层民众的非凡能力和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每个党员都必须具备为组织和信仰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可见,列宁的政党模式已经颠覆了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因而在组织、行动、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垄断的政治倾向,这是产生现代专制的根源之一。第四,作为人类理性觉醒的重要成果之一和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历史惩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俄国革命模式”在整个十九、二十世纪短暂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同样具有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其正面价值为:对针砭、矫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殖民地范围内产生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洪流(包括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组建和斗争)中,这种革命模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落后国家现代化初期阶段,列宁的“革命模式”和“建国模式”,在通过行政垄断实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体系的独立形成方面,起过短暂的推动作用;对一些上层社会已高度腐败的落后民族和国家,这种革命模式具有比较彻底的荡涤功能,因而对这些国家和民族走向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负面价值为:举凡由这种革命模式夺取政权的民族和国家,无一例外的走向了现代专制主义,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社会向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步伐;这种现代专制制度对人民民主权利、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的剥夺,甚至对人民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在这些国家和民族中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尤其这种专制制度高度的意识形态垄断,致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规模的、违反社会基本法则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社会实验运动,使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严重受阻,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贫穷和困扰,甚至造成诸多严重的经济灾难,使这些国家离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对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造成的延误和损失,不可估量。

  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程咬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和蒋介石争夺天下、实现新一轮政治统一的惟一强硬对手,就在于其“内涵”和“素质”决定了它在与国民党各方面条件的对决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我们不妨列举双方几个最重要的条件对决。第一,在双方陈营的“领导核心”方面,虽然同为现代政党,且国民党尚有对苏俄革命的模仿之举,但两个政党的“领导能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信仰的高度统一、组织的严密程度、纪律的严格程度方面,国民党远不如共产党;第二,两大阵营的“阶级成分”方面,国民党的阵营主要由当时社会的中上层阶级和阶层组成。其中有两大致命弊病:积淀了自清以来数百年上流社会的深度腐败;积淀了晚清以来几十年新旧军阀内讧的恶习、矛盾和积怨。而共产党阵营则主要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底层、中下层民众组成。他们对上层社会的压榨、盘剥的怨愤,已如地火运行聚集。因而两个阵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三,在双方的军事对决上,尽管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全国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要地,但在对兵员的动员能力上却远逊于共产党。尤其国民党军队由各路军阀组成,党内军内各种派系矛盾重重,其内部的离心力可与凝聚力等量其观,因而在部队内部的团结、纪律、机动作战和大规模协同作战能力上,则远不如共产党军队。第四,在对民众的动员上和对社会其他政治力量的争取上,共产党有着得天独厚和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其一,共产党的政治宗旨标榜的就是“为天下受苦人得解放”,加上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其对中下层民众的动员能力远比国民党强;其二,由于国民党执政后必然地走向一党专制之路,难免激起国内民主党派的公愤,而在野的共产党则能借机非常有效地拿起西方民主价值的武器,和民主党派“同仇敌慨”,从而比较容易地争取到了其他民主党派对它的支持。

  实质上,当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爬上两党最高领袖的位置,并走向个人独裁之时,便是两党最高领袖个人“综合素质”的对决之日,这种个人综合素质包括:政治胸襟;战略视野;军事才能;驭人之道;谋略权术;对民态度等等。而两党各自掌控的各类社会政治资源和条件之间的对决,包括对民心的争夺,往往包融在两党最高领袖个人素质的对决之中。因为对各种机遇、资源、条件的取舍,往往在领袖决策时的一念之间。因而,仅仅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观察毛泽东或蒋介石,很难得出全面客观公正的结论的。

  有许多心高气傲的民主精英们对国共两党用武力争天下,坐江山,表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专制王朝改朝换代的翻版。其实并不尽然。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就绝不可能有现代化,而宪政民主体制的实现如果不首先解决全国的政治统一问题,也同样会化为泡影。问题是,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对中华民族四千年的文明史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巨大历史难题。自秦以来,中国中央集权制的皇权体制,从来都是用迷信、暴力和宗法关系维系国家的政治统一,这种“三位一体”是一个千锤百炼、非常成熟的完整体系。比如,君权天授,这不是让老百姓简单地相信皇帝是“天子”就行了,而是由儒家一套庞大完善的理论、伦理体系所支撑的;再比如皇权的血缘继承,这是由笼罩着千万个“子民”家庭的宗法关系——家产和父权的血缘继承作为母本的,因而每一个普通子民家庭和皇室内部的继承体制,实际上属于同构体。再加上君权对社会政治所有资源的绝对垄断、对全体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等等,都是“三位一体”极为成熟的标志。然而,即使这样,一个最佳王朝所维系的国家政治统一的最长时间,也只在两百到三百年之间。

  可见,辛亥革命以后,当以往维系皇权时代国家政治统一的“三位一体”全面崩溃之际,要想用暴力重建国家的政治统一,面临的将是何等巨大的难题。比如,以暴力维系国家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然而,儒学已经解构,中国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是经过西方现代民主文化熏陶的,要想用马克思主义对全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垄断,为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极为困难。为此,毛泽东不惜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冷宫,发动数次政治运动以恐怖手段剥夺千百万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奴化他们的灵魂,抽掉他们的精神脊梁。由此可见,中共建国后维系国家政治统一的机制尽管非常霸道,但却十分单薄,所能伸缩的空间也极为逼仄。比如,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个人掌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统一的惟一象征,一旦毛泽东的权威受到挑战,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内部产生分裂,党内的分裂很可能就会直接导致军队的分裂和国家的分裂。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就是一个征兆。如今,意识形态的垄断几乎解体,官方话语体系支撑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和社会诚信体系几近崩溃,剩下来的就是由一支军队和上千万党的官僚队伍在支撑着政治统一的局面。可怕的是,军队和掌握各级政权的官僚都在发生极为严重、不可逆转的腐败,其产生的离心力和解构功能要比国家政权的正面敌人厉害得多。

  因此,我非常赞成当代中国民主精英们的观点:只有宪政民主体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统一的问题。而且我一直以为,以君权或党权为轴心,以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的政治信仰和忠诚为血脉的中央集权制,已经不能确保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长久恒定的政治稳定及和平统一,必须借鉴西方民主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来重建国家体制。第一,以省为基本行政区域,实行真正的自治。即各省和各少数民族聚集相应区域建立的政府,必须是民选的政府,其最高行政长官必须由该区域的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并向该区域的全体公民负责。这样,就根本杜绝了地方行政长官大权独揽割据一方的隐患;第二,各省关于国家统一法律法规的立法权、军队所有权、外交权以及事关国家整体利益、整体防务和整体发展的各种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从而彻底厘清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内容和界限;第三,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全国公民直接选举或由各省(民族自治区)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第四,中央政府行使的权力和地方政府自治的权力分界,以统一的国家宪法为准;第五,中央政府向全国全体公民负责和向全国所有民族负责。

  当然,重建国家体制的实现,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必须以各个政治集团和全体公民恪守宪法为前提,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只能回到原点。也就是说,人人遵从宪法,是宪法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类似于“如果人人都达到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这样的隐喩。当然,其中有本质的区别,关于共产主义实现的先决条件是空中楼阁,而关于宪法实施的先决条件一定能够成为现实。

  因此,当熊飞骏先生论证民选政府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时,所例举的也正是这样的先决条件。熊先生说:“民主政府的第一要素是有一部全民必须遵从的宪法,每个公民,无论你属国内哪一地哪一级的行政机构管辖,都不能违背国家的宪法,任何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违背宪法的任何地方法条款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所以任何一级地方政府虽然只对辖地选民负责,但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对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行使超出宪法之外的权力搞狭隘地方主义,否则你就会因为违宪而受到法律审判。”

  然而,宪政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的条件。中国近现代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就在于:要将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全体公民遵从宪法”——变为现实条件,简直难上加难,中间似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试问,“军队国家化”这一宪政民主最基本的条件,百年前就由中国民主的先驱们高声疾呼,其间又经各党派反复咀嚼,为什么至今还遥遥无期?再问:“开放党禁”,是宪政民主的必备条件,晚清以来经各路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聒噪鼓吹,有时甚至也能半开半放,可时至今日,反而成了言不敢及的“禁区”,这又是为什么?而中国民主之路的更加吊诡之处则在于:那些不遵从宪法且屡屡破坏宪法的人群主体并不是民主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广大普通公民,而恰恰是那些张口民主闭口共和的党派、政治集团和“革命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可见,自辛亥以来的民主启蒙只对普通民众起作用,而对于那些掌握着中国政治命运的“中流砥柱”们却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对民主宪政的那一套东西比谁都清楚,但他们就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言民主而行专制,口共和而实独裁。因此,当今民主启蒙只有这样一个预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觉醒,倒逼那些“领军人物”和“核心党派”走上宪政之路。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上面说过,在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和宪政民主的现实条件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这条河流是什么呢?实质上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我们姑且称它为“托克维尔之河”。而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怎样走宪政民主之路以解决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那道难题:如何实现国家永久的和平和政治统一。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由此岸渡到彼岸的具体路径。如今,当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到各种声音能够得到基本表达时,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则显得越发扑朔迷离,高深莫测。几天前“保钓”游行中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竟挨了北航一位年轻教授的耳光。从网上的一片热议中,笔者倒想探究一下,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中,究竟有多少人对毛泽东及其专制制度还在狂热地怀念着,推崇着,崇拜着?这很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和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不共戴天”的对抗,是一个严峻的政治现实。一旦开放党禁,像上世纪初那样产生彼此对立且相互仇视的党派几乎是必然的。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难道只会彼此动拳脚、搧耳光吗?一旦武力相向,新的国家分裂立马就会出现,中国会不会走进新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