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来稿 字号:
大海之声:历史叙事不能无视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
2019-06-24 16:13:1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中国四千年文明的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理应由一对“政治染色体”主构:其中一半是各路“诸侯”、各种政治力量的分裂、割据、混战和兼并;另一半是政治统一、中央集权、天下一统。
  ——与张绪山、刘仲敬商榷

  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自然是看了张绪山先生的《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一文和《马勇、刘仲敬:中国错过了很多好牌》这篇访谈之后的几点感触。当然,人贵自知之明,商榷是谈不上的,一位是清华园的教授,一位是许纪霖先生激赏的学术“奇人”,凭笔者那一点历史知识,是不足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地“华山论剑”的。然而,明知自不量力,偏要执意而为,固然会惹得网友们哂笑,但我写文章从来都是为了浇灭心中的块垒,求得上下通气,全身一爽,其他也就不管不顾了。

  那么,这个要浇灭的块垒是什么呢?那就是,一部中国历史,是有它的主体框架的,任何史学研究即便达到再高的学术境界,一旦脱离这个主体框架,恐怕也会误入歧途。

  这里先声明一下,张绪山教授的文章和刘仲敬先生在访谈中的发言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笔者之所以把他们的观点串起来说,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对于笔者心中那个块垒而言,有着内在的关联。

  好吧,言归正传。先看看张绪山教授否定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依据何在。张教授说:“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的关系。一般而言,造成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不外自然灾难与族群征服。就目前所知,在世界古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中,中断与消失了的文明,多缘于族群入侵与征服。但就历史实际而言,族群征服可以造成一种文明的暂时中断,但并不一定造成永久毁灭与消失。因此,在判断一种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不能简单地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讨论各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应首先注意的。”我很认同张教授这一探讨问题的前提。

  问题是,“文明中断”的定义应如何下?这里,张教授给出了答案:“实际上,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消失)’说乃基于两点:一是排除了少数民族入侵与征服造成的传统政权中断,二是排除了文化传统的暂时断裂。否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入主中原,金对中原腹地的占领,尤其是蒙元、满清的统治,就不能说中国文明‘未曾中断’。究其实,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是就几个事实而言:其一,少数民族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保存、延续。……以此标准衡量,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无疑是‘有古而无今’的中断(消失)的文明。…… 然而,很难说印度也属于这种情形。印度的历史虽充满了外族入侵,尤其是莫卧儿入侵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更以时间漫长著称,但印度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如果实际考察一下希腊历史,情况将更加清晰。不断遭受外族征服确为希腊历史显著特点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罗马人并没有强迫希腊人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且,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武力征服的落后民族最终在文化上被征服的情形一样,罗马人震惊于希腊文化的高度发达,许多贵族家庭将希腊人请来做老师,为孩子们授课,其结果是,希腊文明非但没有消失,更以其内在魅力征服了罗马人,扩展了其影响范围。认为罗马征服希腊造成希腊文明的中断与消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是的,如果以张教授给“文明中断”所定的三条标准(事实)衡量,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确和中国文明一样,是没有中断的文明。然而,在这三条标准(事实)中,张教授恰恰遗漏了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和事实,而正是这条最重要的标准和“事实”,不仅使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轴心文明而成“惟一”,而且构成了中国四千年文明史的核心密码和主体框架。这个最重要的标准和事实就是,中国文明中的前两千年,经历了漫长而奇特的淬火和锤炼,锻造出一个具有独特的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体系以及独特的官僚机构维系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共同体,而中国文明中的后两千多年,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在反复的王朝更替和族群入侵中反复重建、延续至今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个政治共同体始建于两千多年前的秦,自西汉起提倡独尊儒术,至少到两千年后的大清王朝,儒学仍是国家学说。辛亥革命以降,到中共建国后的中央集权制,仍然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儒学虽然解构,但这个政治统一体仍然形变而神不变。

  可见,一个锻造了两千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统一体,不仅在人类世界的各种文明中独一无二,而且它穿越时空、一路承载、一路吸收、交融、演化而来的文明,是和其他方式传承下来的任何文明都不能同日而语。这里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古文明就比其他文明先进,我只是说,由一个同质政治共同体在漫长历史中所承载而来的文明,其厚度,其博大精深,其无穷奥秘,其层层密码,是任何没有同质政治共同体一以贯之承载而来、以其他方式传承下来的文明所不可比拟的。

  因此,一种穿越了数千年时空的同质政治共同体,除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史中是没有的。比如印度,从公元前六世纪列国时期到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的建立,颇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样是诸国之间的混战、征服、吞并,虽然摩揭陀依靠征战和霸权最终统一了印度各国,但孔雀王朝对印度的统一,和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王朝虽然短命,但其政体延续两千年,可谓“百代都行秦政法”,而自孔雀王朝之后,印度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几乎没有重新统一过。虽然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印度,但莫卧儿王朝的首任国王巴布尔是帖木儿后裔,属于穆斯林征服者,虽然其孙阿巴克继位后着力施行宗教宽容政策,创造了莫卧儿帝国的辉煌,但阿巴克的继任者却放弃了宗教宽容政策,加强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企图使印度完全伊斯兰化。可见,先后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在政体和国家意识形态上大异其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再说希腊。其实,承载原汁原味的古希腊文明的政体是希腊的城邦制。而希腊城邦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则是经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后的原始民主制。其政体架构包括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以及按选区选举而不是按血缘集团选举、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一切公民皆可参加选举、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等等。这种原始民主政体则以雅典为代表。然而,这种原始民主政体并没有延续下去,到了被马其顿控制的希腊联盟时代,它就开始变味了,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尽管希腊文化在东罗马帝国仍占主导地位,但其城邦民主制政体却没有延续下来,而希腊文明在和基督教的融合过程中,也逐步丧失了它的文化精髓。然而,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得到“复活”,皆因为它的城邦民主制意义实在重大,实质上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预演。

  综上所述,我以为,如果说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应该有特定的指代,即“中国政治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政治文明”,这样可能比较贴切。否则,张绪山教授的质疑就是成立的。问题是,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政治文明”这一论断能够成立,那么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事实,对于现代的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这个历史事实至少产生出三个重大的历史命题需要他们解决。第一,解开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共同体纵穿两千多年历史时空之谜,否则,当代中国(大陆)就无法选择自己未来的政治道路;第二,上文说过,一个穿越数千年的政治共同体所承载的文明,其博大、其厚度、其无穷奥妙和层层密码,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不仅如此,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和其“寿期”,尽管和所谓“地缘政治”有关,但我想主要还是取决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的特性。因此,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如果不弄清中华文化的底蕴,就不可能弄清他们今后在传承中华文明时应该保留什么,扬弃什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治文明虽然历史悠久,独此一家,但绝对不是像古希腊政治文明那样,是一种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先进文明,而是一种落后的政治文明。因此,如果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不能够融入现代先进的政治文明之中,那么它带给中国未来的,肯定是又一个人类文明消亡的历史悲剧。而如何将中国融入到现代政治文明中,仍然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历史难题。

  好了,再谈谈刘仲敬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在这之前,应该首先弄清楚,如果“中国政治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政治文明”这一立论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政治文明未曾中断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会弄清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究竟是什么,从而说明刘先生的一些观点为什么背离了这个主体框架。

  我以为,人类古代各个轴心文明的形成,在政治上大抵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三段式:氏族社会——氏族部落联盟——国家。人类原始的氏族社会都是建立在家庭或族群的基础上,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人类社会最初的政治萌芽,应该发轫于氏族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两性主角之间的关系之中。尤其当家庭开始拥有一部分私有财产时,财产权和财产的继承权,决定了家庭主要两性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一般而言,人类氏族社会都经历了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演变。而氏族或氏族部落内部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或氏族首领、部落首领集团的推举模式,都留下了氏族家庭内部两性主角之间从属关系的深深印痕。而我认为,在人类古代各轴心文明中,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其形成的内在基因和密码组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内在基因和密码组合,最终决定了其发展到国家形态时,各个轴心文明中的政治共同体之间巨大的差异。

  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的政体构成,和希腊文明中任何一个城邦的政体构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不折不扣的君主制,王位的传承,按照极为严格的血缘关系进行;而后者则是原始民主制,最高行政首长或由公民大会决定,或由公民选举产生,即便在僭主政治时期,权力的血缘传承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见,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由极为强势的父系氏族社会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演化过程中,那种氏族社会通常具有的最初的原始选举制度和军事民主制度比起西方远古文明来,似乎没有留下应有的历史印痕和历史传统,只留下传说中的禅让制度。

  中国远古历史上的所谓“五帝”时期,大抵还是原始氏族部落的联盟。黄帝作为五帝中的第一帝,恐怕还属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至于联盟首领是否由氏族大会或氏族长老选举产生,还无史料记载。但由部落首领推荐继承人的禅让制却是有明确记载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就实行了禅让制度。这就出现了一个疑点,如果禅让制度在中国远古社会真的存在,那么在禅让制之前,究竟有没有实现过氏族民主选举制度呢?如果实现过,那么禅让制就是民主制向世袭制转化的一个过渡,如果没有实现过,那么就说明中国远古文明中氏族民主制度或者就没有产生过,或者结束得相当早。而禅让制则是中国远古文明中世袭制中比较开明的时期。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对禅让制是否存在,并不支持。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近年我国考古专家在这里发现了这座所谓尧舜禅让时期的帝都被毁于灭绝性的杀戮的大量证据:出土了近百具被肢解、被啄劈的头骨和尸骨,出土了被酷刑残害并被奸淫的妇女遗骨,出土了被毁的宗庙和被扰的祖陵等等。专家们得出结论,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者陶氏部族的政权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专家们认为,尧舜分别是陶唐和有虞两个方国的代表,其所直接掌控的地域是不重合的,而且这两个氏族部落集团内部的继承制度也都分别是以世袭制为基础的。《孟子.万章上》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尧之后陶唐氏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者非尧之子莫属,舜之后其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有虞氏集团的代表人物,说明方国内部最高首领之位的继承完全是按世袭制来进行的。至于所谓的尧舜禅让,其实是儒墨等家为宣扬其政治主张面杜撰出来的(《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王晓毅 丁金龙)。

  公元前两千年至三千年左右是人类远古各个轴心文明发轫的黄金时期,如果说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段的发轫中氏族社会或部落联盟中已无民主制的痕迹,那么它在向国家政治形态的演化过程中,其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就不仅仅是清一色的君主制问题,而且有着更为独特的历史特质。这个历史特质就是:财产在家庭、家族成员中传承的序列,同时也成为政治权力在王室成员中传承的序列。也就是说,财产在家庭、家族血缘关系中的传承模式,基本上也成为权力在王室血缘关系中传承的模式。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这种极为特殊的“家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其极为广泛、极为牢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在于每一个家庭、家族细胞在财产继承中形成的一整套宗法关系和伦理道德体系,不仅是维系家庭、家族的纽带,而且是维系国家的纽带。而这种家国同构模式政治共同体的集大成者,则是西周的分封制。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说中华文明的前两千年,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的锻造时期,而其中向中央集权制转化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第一,在目前中国史学界,把夏朝作为中国文明史的起点,已形成倾向性的观点。我们不妨假定,上述那个特别注重血缘传承、原始民主传统很早消失、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特质的氏族族群,散布在“夏”这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而这个氏族族群的特质还表现在:它不是游牧民族,已经建立了最初的农耕文明,因而它不会大规模集体迁移,并顽强地固守在它特定的社会生态和地理生态圈子里;它没有宗教信仰,它的整个族群观念,始终固守在由其家庭、家族宗法关系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和政治信仰之中;财产、权力极为严格的血缘传承,是整个族群观念的价值核心和理论基础。因此,这个氏族族群既不会越界去同化别的族群,也不会被越界而来的外族所同化,但它却可以同化越界而来的外族族群。

  第二,夏朝,可以看成这个氏族族群在政治上由部落联盟向国家雏形的转化或过渡。可以这样看,从夏王朝开始到以后的商、周,只具备了统一的远古文明帝国的雏形,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具有中心地位的“大方国”和周围众多小方国形成宗主或臣服关系的松散的联合体。但这种联合体已远非原始的部落联盟可比,它已出现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法律体系,甚至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的萌芽。但是,无论是居于宗主国地位的大方国,还是向宗主国朝贡的各小方国,其生存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内王权的继承问题,另一个是和宗主国或其他方国的关系问题。尤其对宗主国而言,王位继承引发的血腥争夺、手足相残自不待言,随着周围众多方国之间的混战、兼并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在各方国日趋成熟,一些“方国”的崛起并觊觎“宗主国”的霸权,已成必然。商取代夏,周取代商,就是这种必然趋势的结果。而西周之所以在王室血缘关系中进行大分封,实质上就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问题:权力的传承问题,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它们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西周大分封之后的周王朝,已经和夏、商有着极大的区别,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宗主国和朝贡国之间关系,它是一个由中心王室按家庭、家族宗法体系和血缘关系分封权力、土地、财产的政治统一体。它大大加强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并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三,我们不妨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按照西周大分封的设计,周天子就等于一个大家庭的最高辈份——老太爷,他将自己的土地和一部分权力按照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长幼尊卑一层层分封下去,于是各诸侯之间不是兄弟就是姻亲,难不成这些晚辈还想抢夺老太爷的位置?难不成兄弟手足之间还会互相争夺、吞并对方的封地?可见,从设计上来说,西周大分封形成的一统天下,既守天道,又尊人伦,天衣无缝,可万世一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夏商两朝都维系了几百年时间,各方国之间的兼并节奏和崛起方国觊觎宗主国地位并取而代之的周期很长,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各部落联盟(方国)的发展极不平衡,大量小国还处于未开化的阶级社会前期,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因而各部落联盟之间的同质化速度极其缓慢。但西周大分封之后,由于周王室按王室血缘关系分封诸侯,各诸侯国同质化的进程加快,它们之间兼并征伐的节奏提速,为争夺霸主地位,那些在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的强国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改革此起彼伏,周王室虽然也延续了几百年,但王权已被架空,特别是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时已经形同虚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君权继承和诸侯关系这两个问题,分封制是不行的,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才是唯一的历史选择。

  第四,在东周日趋激烈的征伐兼并中,各诸侯国只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争得霸主取得较为长久的生存权,要么在弱肉强食中被吞并、灭亡。但是,争得霸主并不意味着永久的生存。只要仍有诸侯国在和你争这个霸主,你的霸主地位就不牢靠。因此,一劳永逸的做法是吞并所有的诸侯国,实现只有一个君主统治的大一统的皇权帝国。可见,在西周解体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各诸侯国来说争得霸主还不是根本的生存法则,根本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即消灭所有诸侯,实现天下一统。我们看到,在人类古代各轴心文明中,举凡崛起的帝国都有吞并邻国实现领土扩张的野心和冲动。这种野心是人类政治野心的通病,难以抑制,不足为奇。但帝国扩张、征服、统治的时空边际,则往往止于帝国版图中那些被征服国家和民族的同质化程度。这就说明为什么各轴心文明时代的诸多帝国走马灯般地由兴盛而衰亡,他们建立的政治统一体从此也销声匿迹,不复再现。而在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同样属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同一地理位置反复重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中华帝国版图内的汉民族不管分裂成多少国家、族群、政治共同体,它们都是高度同质化的,而汉民族和中华版图内的其他各民族之所以能在不同历史场合和平地共存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除了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在民族融合中逐步达到同质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在不同的历史场合取得“国家认同”的共识。比如,在外族统治时期,汉民族人民之所以能够认同外族占领者建立的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仍然是按照汉民族长期认可的国家属性和国家模型建立的,而外族统治者之所以“屈尊”于中国文化,皆因为如果他们不将自己“同质化”于中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他们的政治统治是无法长久的。这就是双方取得“国家认同”共识的根本原因。因此,自西周大分封以来各诸侯国同质化速度的加快和在愈演愈烈的兼并征伐中强势君主政治野心释放空间的无限拓展,是西周大分封必然走向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君主政体的内在历史逻辑。

  也许有人会问,古希腊时期各个城邦之间同质化程度也是极高的,它们之间也有征战甚至兼并,但为什么没有建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帝国呢?我以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城邦的政体属性。由于各城邦实行的是原始民主制,最高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或公民推举或选举出来的,且有一定任期,个人政治野心基本上没有释放的空间,即便用暴力手段当上了“僭主”,他也十分顾忌民主政体对他的约束,而他如果不能代表一个相当规模的民众群体的利益,是很难长久执掌政权的。因此,像希腊城邦这种自治性极强的原始民主政体,如果将它们撮合起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统一体,几乎毫无意义,不仅对其政体自身没有任何益处,而且对于那些想当帝国霸主征服者而言,也没有任何诱惑力和动力。因为这样的政体是不可能让这些征服者实现独裁野心的,除非他将这些城邦征服后改为专制独裁政体,但在希腊城邦内部,是不可能产生出这样超能力的独裁者和征服者的。

  综上所述,中国四千年文明的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理应由一对“政治染色体”主构:其中一半是各路“诸侯”、各种政治力量的分裂、割据、混战和兼并;另一半是政治统一、中央集权、天下一统。中国文明史的前半截,就是由前一半“染色体”逐步衍生出后一半“染色体”的漫长过渡,而中国文明史的后半截,则是这一对“染色体”反复交换轮回主导的历史。必须说明的是,当前一半染色体主导历史的时侯,各路“诸侯”、各方割据力量之间的混战和对决,不到产生出最后一个胜利者、并由这一个胜利者一统天下,是不会停止的;而当后一半“染色体”主导历史时,因掌权者维系中央集权的纽带是暴力,大一统的天下必然自行走向解体,而解体的结局无非两个,之一,重新回到分裂、割据、混战、兼并局面;之二,由外族入侵者取而代之,再建“大一统”。

  至于主导中国历史中这两种政治局面反复轮回的这对“染色体”什么时侯能发生“正向变异”,从而最终剔除其中的专制、暴力基因,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至少到今天,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似乎很难说能摆脱这对“染色体”的主导。因此,在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总体评判或对其中重要历史事件进具体分析时,离开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很可能会出现误读或误判。

  现在,我们来看看刘仲敬先生的几种观点。

  一,对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看法。宋教仁被刺案,显然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由头。现在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脱离宪政框架竞相武力夺权,皆缘于“二次革命”这第一块被碰倒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刘仲敬先生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说:“宋教仁遇刺只是把民国一种极其不利的情况给实现了而已。就算宋没被刺,他既不受北洋的聘任,也不会受到南方的支持,也会因为他无法解决多方的矛盾,声望迅速跌落,可能当总理当几个月就下台了。所以,当时的刺杀无必要的,无论他能否当上总理,他的内阁怎么样,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都会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这里似乎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即便宋教仁不遇刺,并国民党组阁顺利成功,宋教仁在总理的位置上也坐不了几个月,他不会比唐绍仪的命运好到哪里去;第二层:无论宋教仁怎样构想、推行他的“议会民主”的蓝图,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样一种政治宿命:“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都会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刘先生这段话中的确有这两层意思,我赞成。然而,刘先生后面话锋一转:“他的遇刺是证明了没有强有力的司法权的约束,能够在宪法危机中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该是最不择手段的一方,这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间接推动政治手段要向越来越卑劣和残暴的方向前进。尽管民国本身的宪法注定了要引发冲突,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冲突一定要像后来那样发展。比如我们假设,将来的冲突可能有点像美国的南北战争,政治冲突不至于严重恶化,在政治冲突外社会不受到严重的干扰,在当时的民国,出现这种气象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宋教仁的遇害是成为了开启以暴易暴的第一击,以后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门槛降低了。”

  这样的看法我不能认同。第一,晚清王朝解体以后,虽然民国取而代之,但上述那个由一对“染色体”主导的历史惯性只是稍作停留,便席卷而来。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独立,已成割据之势且不可逆转。各地新旧军阀虽然附义革命,且接受民主、共和之新理念,但其骨子里中国数千年来旧军阀本性中视地盘、军队、权势三位一体为至宝的恶基因,却完整无缺地传承下来。因此,由一半“染色体”主导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从而分裂、割据、混战、兼并的历史局面,已经命中注定地轮回而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不过是这个局面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插曲罢了。说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是“蝴蝶效应”的祸首,则更为荒诞。试问,袁世凯死后他的北洋新军分裂为直、皖、奉,并彼此为争夺中央政府权力开打,是出于“地盘、军队、权势”这一传承数千年的恶基因,还是出于孙中山二次革命的“蝴蝶效应”?而蒋介石刚刚“统一”中国后便发生蒋桂对掐、中原大战,是出于恶基因,还是出于“蝴蝶效应”?可见,辛亥革命后依然由特殊“染色体”主导的中国近代史,绝对不可能发生如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的性质和状况。第二,二次革命并非是孙中山南方革命党单方的武装发难,而是双方剑拔弩张、箭在弦上的一触即发。对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袁世凯早有风闻,并且积极回应。当国民党高层还在为两种方案争论不休举棋不定时,袁世凯已经在调兵遣将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5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粤督胡汉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唐德刚:《袁氏当国》第83页)可见,袁氏早已磨刀霍霍了,只是没发“第一枪”,而把国民党仅有的三省势力尽行铲除,委实比打第一枪更为致命。这一着,袁氏又是先发制人,他之所以在“开枪”问题上后发制人,正是其老谋深算之处!第三,基于当时的历史局面,和平宪政已无路可走,无论当事人作如何努力,都是徒劳。因为和平宪政的先决条件——军队国家化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梦想。关于中国前途的所有理想、蓝图、目标,都只能留待武力统一中国之后再说。因此,孙中山在屡屡碰壁后痛定思痛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并无大错。

  二,怎样看待民国时期的“法统”。怎样理解法统这个词,刘仲敬先生给了两层含义,一层,法统是依据宪法的统治。第二层,“统”是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以前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具有连续性,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突然的中断,这就叫做统。所以,法统,一是宪政,二是具有延续性的限制,能够保证过去和未来的衔接,保证这两点就是法统。”我同意刘先生对“法统”一词所下的这两层含义。然而就“连续性”而言,也有两层含义:一层,各个时期宪法文件在文字上的连续性;第二层,各个时期宪法文件在实施中的连续性。这两个连续性并不天然吻合,甚至彼此矛盾相互打架,而真正能够体现宪政实现程度和实质的,或真正反映连续性是否中断性质的,则是后者。

  刘先生接着说:“因为中断法统也包括两种层次,一种层次是,虽然技术意义上和文字意义上的宪法被中断,但不成文的、更深层的高级法或者称之为规范性条件的东西仍在,足以对后来的宪法形成路径约束。比如说,具体的宪法可以中断,但新宪法的制定仍然要和原有的宪法一样,遵循某些先于宪法存在的背景条件,只要这些背景条件仍然存在而没有中断,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更深层次上,法统仍然存在。用这种定义来看,泰国军政府虽然政变了好几次,但泰王朝的法统没有中断。因为首先王室地位没有动摇,国会由民选产生这种方式也没有动摇。动摇的只有上下议院产生的方式,但这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这两院怎么产生,只要泰王朝过去是立宪君主国,现在仍然是,法统就没有改变。”

  这话也不错。但刘先生所说的“不成文的、更深层的高级法或者称之为规范性条件”,应该是宪政施行正向前行的推手,而不是相反。因而,刘先生下面这段话,本人不敢苟同:“像袁世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中断民国的法统,因为他搞的新宪法只是把政体由责任内阁改成总统制。即使袁后来想称帝也只是想建立立宪君主国,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君主专制统治,所以,法统在这时尚未中断。法统最终毁于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冯玉祥认为,国会政治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要中断法统,重新开始。以前的政治失败就是因为国会政治本身不好。我们不是要改进国会政治,而是要以革命的行动推倒重来。这和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就不一样了,他赶走张勋以后还要恢复原来的约法。”

  如果从宪法文件中字面上的连贯性来看,中国现代宪政的所谓“法统”,应该从1908年7月晚清政府谕准公布的《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以及《资政院章程》等宪法文件就开始了,以至到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等等,连中共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制定的各种宪法文件,诸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建国后的四部宪法,都保留了现代宪政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民主权原则有关条文,其中中共建国后的“七五宪法”,虽然《总纲》部分和现代宪法精神大异其趣,但在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仍保留了各项公民权利的部分。可见,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各种宪法文件的字面上看,中国宪政法统一直没有中断。当然,从字面上推断法统的连续性,是荒谬的。然而,如果我们以各部宪法文件在施行过程中是正向推动宪政建设还是反向破坏宪政建设这个标准来衡量,则中国的宪法“法统”不仅被中断多次,而且是否真正完整地存在过还是一个疑问。晚清的宪政文件在颁布和实施过程中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尽管是实君立宪,但毕竟将中国向宪政方向推进了一步,其成果也可最终保留在中国今后的宪政实践中,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中共建国前的宪政实践和建国初的《共同纲领》,也有将宪政正向推进的历史迹象,但建国后的前三部宪法在施行过程中,或者体现宪政原则的条文被束之高阁,或者其中违背宪政原则的“恶条文”大行其道,总的效果是宪政进程被拉向倒退,走进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死胡同。好了,我们将晚清和中共的宪政“实践”暂且放下,看看民国时期的宪政法统是否中断过,怎样中断的。

  上文说过,辛亥革命以后,由一半“染色体”主导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从而分裂、割据、混战、兼并的历史局面,已经命中注定地轮回而来。而结束这个局面的政治宿命,仍然是武力统一中国,实现专制性质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那么,在这种政治局面中,现代宪政“法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晚清之后由分裂、割据、内战局面向重建大一统局面的历史进程,虽然在性质上和历史上同类轮回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历史进程绝对不会是现代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实践过程,而是一个反向的、在宪政旗号下走向现代专制的政治过程,因而是宪政法统不断被亵渎、解构、式微和碎片化的过程。因为宪政法统的“实体存在”和过程延续,只有在一个真正并且完整的宪政实践中才可能实现。

  第二,当然,并不是说晚清前后的中国全无宪政实践,至少当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凭着宪政的信念和理想的激情投身宪政运动时,他们的行动是实实在在的宪政实践,并为中国今后的宪政运动奠了基。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注定要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情境中碰得头破血流,它的中断不可避免,因此,中国的宪政运动是被碎片化的,甚至是变形的。

  第三,辛亥革命以后,鉴于全国地方军事割据态势日益明显,北洋政府中的权力依仗和权力变数背后是各方军事力量的博弈,代议机关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效力逐步式微直至名存实亡,各方当初以宪政为目标的政治力量最终放弃依靠宪法法统和宪法程序竞争执政地位的路径,转而改为用强力、武力的方式夺取政权、统一中国。这种路径的改换,无论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披上怎样合法的外衣,实质上都是宪政法统的中断。

  我们先来看看袁世凯和他的北洋政府。毫无疑问,北洋政府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的按照宪政框架建构起来的共和政府,而对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而言,共和政体,也是它惟一合法性来源。因此,我们看到,北洋集团为什么在内部四分五裂、并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彼此武力开打、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仍然不遗余力地维系这个有名无实的共和政府框架,因为一离开这个框架,他们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因此,在北洋政府时期,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当权者可以拿宪法程序、宪法条文、代议机构和国会议员们当儿戏、当傀儡,可以随时任意戏弄和践踏,另一方面,他们在“宪政”“共和”的政府框架中“照章办事”还特别认真,有板有眼,“中规中矩”,像小孩在认真地“过家家”。其中,也许只有袁世凯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过“宪政共和的家家”,并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家家”过下去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其实,在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辛亥革命实现了全国表面的政治统一,实质上是不算数的,北洋政府对各地地方割据力量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一方面国内地方割据力量的崛起已经出现了国家政治分裂的苗头,另一方面各国列强对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趋势,使民族危机步步逼近。因此,重建货真价实的中央集权制,实现富国强兵,真正以军事实力统一中国,才是上上策。而按袁世凯个人的理解,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将所有的国家权力都集中在他个人手中,否则,天下大乱不可避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是仅仅突破这个由孙中山等人搞的《临时约法》构建的共和政体框架了,而是颠覆整个共和政体的问题了。为此,他必须一步一步解决他面临的几个巨大障碍。第一步,解除《临时约法》对他权力的限制,改总统享有的“虚位”为实权。第二步,解决总统制的任期问题,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对他集中权力的威胁太大了。第三步,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根据袁氏家族男子都活不过60岁的“惯例”,袁世凯深知如果他真活不过60岁,他身后继承权的争夺将会成为一场惊天动地的闹剧,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公开分裂。因此,权力必须在袁氏家族的后代中传承,或者至少由他自己指定接班人。第四步,解决由他个人独揽国家权力的政体架构问题。说老实话,袁世凯并不是一个铁了心要当皇帝的人,尽管他的权力观中潜藏着这一欲望。袁世凯何许人也?从主观上说,就政治信仰而言,袁世凯既不是坚定的君主立宪派,也不是坚定的民主共和派,他只是一个随风而摆的政客。但是,他追赶政治时髦,思想倾向于宪政民主,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有很强的行政才能和军事才能,可以说具有治理整个国家的雄才大略。那么,袁世凯的权力观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经过数十年清廷官场的侵染,袁世凯的权力观中潜伏着极其浓厚的皇权主义情结。说白了,不论是在他的明意识里还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都有“当皇帝”的本能欲望,这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权力观的本质区别。但是,袁世凯和通常的“皇帝迷”不同,他意识清醒,思维敏捷,对多变的政局具有审时度势、提纲挈领的能力,尤其兼具曹操慎独警醒的政治敏感和机谋善断,因此,在能不能做皇帝的问题上,他是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的。至于为什么终于做起了皇帝梦,只是因为按袁世凯个人素质所能达到的政治境界而言,他要将国家权力全面集中在他个人手中,除了退回到君主制以外,别无他途。而且这个“君主立宪”政体不是虚位君主,而是实权君主。第五步,翦灭各地地方军事割据力量,实现军事统一。虽然借孙中山“二次革命”东风袁世凯趁机“削藩”,但效果如雨过地皮湿,权当放了几个响爆竹,吓唬吓唬各地军阀大佬。也就是说,前四步袁世凯皆可以霸王硬上弓地逼迫手无寸铁的国会议员们就范,惟独第五步袁世凯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连他手下的六镇雄兵,他也不能保证他死后不分裂。

  可见,袁世凯集全部国家权力于个人手中以重建中央集权制的目标异常明确,但他知道自己要达到目标将面临着逾越不过去的历史障碍,是否通过重建“君权”来越过这个障碍?袁世凯极为犹豫,甚至惶恐不安。一方面,他头脑清醒,深知称帝会激起众怒,要冒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龙椅”对他又充满诱惑,而各方“劝进”的凿凿之言又让他产生侥幸之心,尤其他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让他吃了称帝的定心丸。

  袁世凯终于走出了称帝这一步,亲手推翻了辛亥革命众志士建立的共和政体框架。刘先生说,即使袁后来想称帝也只是想建立立宪君主国,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君主专制统治,所以,法统在这时尚未中断。这话是值得推敲的。如果说,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确是宪政建设不可逾越的第一步,那么,袁世凯通过种种手段退回到这“第一步”,刘先生此说还勉强可以成立,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对宪法程序正义和规则的任何亵渎,就已经构成宪政法统的“中断”,而袁世凯对程序正义和民意机关及其宪法本身的亵渎太离谱了,比如,天下的现代宪政,哪有连总统的任期都不要,甚至当终身总统的?那还叫宪政吗?如果说,在中国的宪政之路上,君主立宪根本就行不通,或者本身就是一条死路,打出君主立宪旗号只会将已经前行的宪政前行脚步拉回到专制体制,那么,刘先生此说就不能成立,袁世凯称帝就是颠覆宪政法统。

  而事实恰恰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就不具备从君主立宪发轫走上宪政之路的历史条件。原因之一,正如刘先生所言,在一个没有任何分权传统的专制帝国中,向宪政和平转型很难,而君主立宪实质上是一个由实君制渐次向虚君制过渡的政治过程,这种过渡中国的皇帝们是否接受得了,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原因之二,中国的皇帝及其皇室成员,并没有像英国王室那样传承了英国贵族的精神和荣誉,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即士大夫精神仅留存于士大夫群体之中,皇室几乎与之不相干,因而,中国的皇室是没有资格作为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象征保留在宪政政体之中的;原因之三,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千军万马打天下,一人坐天下”的皇权成因十分厌恶和嫉恨,尽管民间举凡有志者都做过“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的春秋大梦,但只要一有“谁也做不成皇帝”的机会和办法,中国的政客、野心家包括相当一部分民众,是万万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和办法的。连一度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都感言:“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因此,袁世凯称帝的传闻扩散之后,连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将领都竭力反对。

  综上所述,君主立宪在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中就是一条死路,袁世凯想退回到这一条路上,就是对宪政法统的中断和颠覆。实质上,当国会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决定先选举后制宪,在第一轮投票中袁氏竟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从而小用伎俩临时发动街头游民和流氓、地痞、乞丐,凑成一个非法的公民团数千人围住国会逼宫时,袁世凯已经开始亵渎并中断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宪政法统了。

  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作为晚清革命党的主要领袖,孙中山并非没有考虑过走君主立宪道路。但随着对晚清朝廷的失望,孙中山力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直接建立现代宪政政体的共和国。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剩下来的就是国家建设了。然而,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为什么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发动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武力相向呢?这要从同盟会的性质说起。其实,孙中山一开始创建的同盟会,就是一个以暴力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雅各宾式的革命政党,但它并不成熟,组织松散,纪律松弛,甚至各自为战,没有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和核心层,没有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意识和机制,且以暗杀、武装暴动为主要行事方式,再留一条封建帮会的尾巴,具有密谋性质,和十九世纪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及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差不多。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孙中山按约将临时大总统让渡给袁世凯,同盟会作为一个暴力革命的政治团体,似乎已失去作用。为此,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成议会政党国民党,以求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清一色国民党内阁,和袁世凯争雄,以致引来杀身之祸。在1912年8月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尽管孙中山到会作了主题演说,也当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实际上,孙中山对宋教仁的做法是有保留的。一句话,这源于两人多年来在一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上的分歧。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重要思想,宋教仁不以为然,对孙中山领导革命的能力,宋教仁也多有怀疑,而对于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等重大理论架构和政治实践,孙中山也不太热心。当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时,孙中山的注意力却放在和袁世凯合作,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上,尤其是铁路建设。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孙中山显得很矛盾:当共和政体趋于稳定时,孙中山偏重于在现成的政治框架下干些实事,以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理想,而一旦共和政体出现问题,或者问题难以解决,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力解决,而不是在法律和宪政框架中解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马上另立中华革命党,企图重新以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的宪政难题。而当袁世凯称帝破产,共和政体重新恢复时,他又放缓了建党步伐,侧重于在现有体制下和平建国的理念和实践。比如,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共和政体正式恢复。7月25日,孙中山就指令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各支、分部,指出“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宣布停止一切党务,但本部仍保留。并于1917年3月30日宣布准备改用中国国民党名称。但不久段祺瑞和黎元洪因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的分歧引发府院之争,导致张勋复辟,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力量之后宣布“再造共和”,从而解散国会并中止《临时约法》,组织临时参议会并成立新政府。孙中山认为段祺瑞此举是中断共和“法统”,遂再次武力相向,发动护法战争,并成立了南方军政府。

  由此可以作出如下几个推断:其一,孙中山侧重于武力解决问题、不热心于议会斗争和法律框架中解决问题,一方面出于同盟会的斗争传统及历史局限和他个人理论上、政治上的偏狭,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中国政治现实有着比宋教仁更深刻的认知,在历次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多次借用地方军阀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但他也多次被军阀们玩于股掌之中。当然,其中的责任也不能全放在军阀头上,孙中山的行事方式也有很大问题;其二,经过反复失败和挫折,孙中山痛定思痛,终于认清照搬现成的西方宪政政体模式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要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革命,恐怕非得走武装统一中国的老路不可。而孙中山和国民党要实现武装统一中国,是不会走到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那条道路上的,前者比之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就在于:孙中山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有成套的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纲领,因而他可以组建一个现代政党,这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是不可缺少的;而袁世凯和他身后的北洋政府缺少的正是这些,因而虽然后者在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框架中认真地过着“家家”,但仍然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出局的政治宿命。1924年国民党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标志着孙中山终于从俄国革命中找到了武装统一中国的“革命模式”和夺取政权后建国的“党国模式”。其三,然而,如果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这一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三部曲”,至少在武力统一中国的“军政时期”和预备实行宪政的“训政时期”,是需要由国民党独掌政权并将权力高度集中在领袖个人手中,尤其军事行动更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样,就难免产生权力专制和个人独裁现象,这是和“宪政原则”和“宪法法统”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这个“三部曲”还极有可能彻底葬送中国的宪政运动:如果国民党及其领袖在其军政或训政期间企图永久性地独霸权力,找出种种借口无限期地拖延实行宪政,那么,中国最终仍然会陷入现代专制主义的陷阱,所谓中国的宪政运动就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其四,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实现了全国表面上的“政治统一”之后,国民党宣布训政开始。按孙中山规定的训政时间,于1936年召开首届国民大会,准备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1946年由国民党单方召集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怎样评价国民党这二十年的训政、宪政实践呢?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那么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实现的仅是中国表面的政治统一,实质上中国政治现实的历史底色仍然是割据、内战和外族入侵。而在这样一层历史底色上国民党首先要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因而它必须实行高度的权力垄断甚至个人独裁,并继续实行武力保卫政权,从而必然地大面积大规模地侵犯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试想,在这样一种专制或内战底色上的训政原则和宪政法统,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或者是近乎于儿戏,或者是近乎于荒诞,或者是近乎于黑色幽默。试想,割据了中国若大一块国土、管辖着一亿民众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大,国大居然能够按部就班照样召开;1948年国民党的军队在全国战场上已经一败涂地,作为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政治力量已经行将退出大陆政治舞台,国民大会居然还从这一股政治力量中选出中国的总统和副总统,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儿戏和黑色幽默吗?如果说中国宪政法统的中断,那么不要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就开始在国民党手上中断了。其五,但是,不能全盘否定孙中山的“三政”实践。应该看到,国民党在“三政”实践中实行的专制和独裁,固然有一党私心之嫌,有一手遮天之祸,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为情势所逼,为中国那一层特殊的历史底色所逼。其间,为延续宪法法统,国民党人并非没有努力,也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实绩。如训政时期的一县之自治,在百般艰难中坚持下来,并在抗战胜利后有些许成效。正是一县之自治的宪政实践,成为几十年后台湾成功实现宪政转型的一把“底火”。

  总之,我说的意思是,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在宪政框架中“过家家”还是孙中山及蒋介石军政训政宪政实践,其实质都不是将中国的宪政进程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前者热衷于依靠各自军事实力争控中央政府,后者则热衷于打内战,用武力统一中国。至少在这一时段,他们政治实践的性质不是宪政,而是专制,不是延续宪政法统,而是中断宪政法统。而这一切,都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底色”所决定的。

  三,关于民国和远东国际体系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刘仲敬先生的立论极为独特。他这样说:“至于远东国际体系,我们知道国际体系像是习惯法一样,是由各种不同路径交织形成的,而不是制定产生的,所以它有它自己的生态系统。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远东国际体系定型,也就是在庚子之乱的《辛丑条约》之后。《辛丑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不一样。我们在革命话语中,把近代以来签订的所有条约,用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全部涵盖了,这是极不公平的。如果按欧洲的战争标准来看,战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是每个强国都做过的事情。英国曾经向法国多次割地,法国多次向英国割地赔款和补偿军费。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常见的事,没有理由认为清政府在这方面受到了特别苛刻的待遇。你不能说我打了败仗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我打了胜仗签订的条约叫做平等条约,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我在想一个问题,是否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占据垄断地位的“革命话语”掩盖、歪曲了大量的历史真相,就应该将“革命话语”整体颠覆,并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我以为,刘先生上述基本立论是错误的,而之所以错误,大抵是受这种一味的逆向思维误导的吧?

  第一,刘先生所举的英法战争的例子严重跑题。历史以来,英国和法国是什么关系?是血脉相承、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今天你为他臣、明天你为他君的关系。两国的王室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相当深远,甚至可以相互继承王位,而这两个形同手足的兄弟斗来争去,导火索往往就是由两国王室成员彼此继承王位问题引发的。比如1154年,法国最强大的贵族——安茹伯爵亨利(兼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因其母亲的血缘关系,得以继承英格兰王位,是为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二世。亨利二世扮演着十分罕见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英格兰的国王,尊贵无上的英国君主;另一方面,作为法兰西的安茹伯爵、兼诺曼底公爵、兼阿基坦公爵,亨利二世无可否认是一个法国人,是法兰西国王无可非议的臣子。作为国王,他是英国的统治者;作为公爵和伯爵,他又是法国的臣民。因此除非他自愿放弃法国国籍、放弃在法国的一切权利,否则他作为一个法国公民理所当然必须对法兰西国王唯命是从。如果他那样做就意味着:他必须向法国国王交还他作为法国贵族时所继承的,比整个英格兰还要富庶的大片法国领土——安茹、诺曼底和阿基坦等等。可见,英法之间的战争就像手足相残、兄弟打架,其理由复杂,是非难分,这和一位歹徒拦路抢劫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但即便如此,如果兄长打服了弟弟,并强迫弟弟签订条约交出自己的东西,这弟弟也不可能承认这个条约是平等的,他总想千方百计地翻盘,夺回自己的东西,毁了这狗屁条约。请看,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起源于双方争夺佛兰德斯和基恩,1337年开打以后,英军一路凯歌,攻占法国大片领土,不堪重压的法国王室不得不于1360年和英国签订布勒丁尼和约,割让出卢瓦尔河以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全部领土。按照刘先生的逻辑,这个布勒丁尼和约就是平等条约了?法国应该永远遵守下去了?然而事实却是:法国以1429年奥尔良解围为契机进行大反攻,终于于1453年收复加莱除外的全部领土。1558年,法军攻陷加莱,英格兰失去在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城市,布勒丁尼和约和差点让法国亡了国的特鲁瓦和约理所当然被废除,百年战争结束。这个史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便两兄弟打架,不管起因如何,但如果你拿了我的东西,并强迫我订下条约,我怎么能够承认这个条约是平等的呢?我怎么可能永远遵守这个条约,不把我的东西夺回来呢?

  第二,在《辛丑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中国和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之间关系的性质,和英法之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英法之间的关系是“你来我往”,你侵略过我,我也侵略过你,你抢过我的东西,我也抢过你的东西,几成宿敌,彼此彼此。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则是只有你来而无我往,而且是你不请自来,至于来的目的,往好里说,是让我和你做生意,或者把你好的东西传进来;往不好里说,如果无利可图,你是不会跑到我家里来的,那你图我的什么呢?如果仅仅是做生意赚点钱,则互利共嬴,皆大欢喜,但如果你想图我的领土主权,那就形同打劫了。应该承认,当时的晚清帝国还没有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天朝上国、万世一系”的春秋大梦还没有完全做醒,朝廷的狂妄、愚蠢和人民的愚昧、无知,是会弄出一些令人咋舌、践踏国际法的野蛮举动来的,因而当他们和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们发生冲突时,做出那些“践踏人权”、“违反国际法”等等不可理喻的血腥悖理勾当,一点也不奇怪。这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只能怪自已,怨不得别人。然而,无论中国多么悖理,毕竟是你们跑到我家里来且居心不良,才闹出事端的。因此,如果你们借此来强迫我签约割让领土和主权,我暂时屈从,但一有力量是肯定要翻盘的,肯定是要废除这不平等条约的,因为将心比心,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视领土主权为神圣,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总之,国际法根本的公平精神应该体现在:一个国家只要不犯下诸如集体迫害、屠杀人民的反人类罪,它的主权和领土就必须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在国际政治博弈和国家战争中,只要不属于制止大规模反人类罪的范围和性质,任何以武力强行割让他国领土和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都是强盗行为,而任何以此订下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被强迫签订这些条约的国家都有权废止这些条约,以夺回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国际社会的正义原则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而不是谁战胜,谁战败。因此,应该用这一条标准去衡量所有列强和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以确定哪些是不平等条约。

  对于这个问题,刘先生举例说:“后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之后,在苏联支持之下,在大沽口的非军事区布置了水雷,引起了日本的强力干涉。我们的革命话语把这个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但西方列强只是在维护条约规定的权利,因为这块地方规定了应该是非军事区。从国际体系角度来说,冯玉祥在非军事区部署武装这件事情的性质相当于希特勒派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德国民粹主义可以根据同样不讲理的逻辑,说莱茵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的军队进入德国的领土,英法帝国主义凭什么要干涉。他完全可以根据一种革命的历史话语说,我们希特勒就是民族英雄,我们进入了非军事区干得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但从国际法来讲,你自己签订的条约,不和其他缔约方商量就单方面撕毁,这是毫无疑问地违反国际公约。不要说国际法了,如果你和别人做买卖,卖点东西给人家,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改主意不卖了;那不行,人家要告上法庭,你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才行。”

  把冯玉祥在非军事区布置水雷比作希特勒派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个比喻又比错了。试问,冯玉祥布置水雷的地方是中国领土还是日本领土?如果说,辛丑条约中规定了清政府必须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各地,那么我们反过来问:几个强势国家竟然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到海港之间强行划定一个所谓“非军事区”,这个国家在这条通道上所有的国防军事设施都必须拆除,这个国家的军队在这个区域不得有任何军事行为,而这些国家的军队倒可以自由出入,试问,这是一般的买卖吗?如果中国在英国的伦敦港沿岸开辟同样性质的“非军事区”,英国人会怎样想?尽管刘先生也承认辛丑条约中的这一条是不平等条约,但他同时又说:“但清政府直接违反了国际法,责任显然更重。在战争期间,西方国家显然没有围攻过清政府驻美国、英国、俄国的大使馆,而你围攻了他人的大使馆,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的责任在你。”就是说,因为你烧了人家的大使馆,杀了人家的大使,所以赔款割地活该,因为主要责任在你这一边。刘先生又说:“而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逻辑就非常简单,单纯认为既然是中国的领土,当然由中国人管,不管以前签了什么条约,现在我要改你就要改。这从国际法讲是不象话的,因为民国成立的时候就宣布: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我们是承认的。既然承认了不能随便翻悔,不能说前人签订的条约你就不认了。就像儿子继承了家产,老子的债务不能说不还还就可以不还。如果你不肯继承债务,凭什么要继承遗产。”那么我再问一句,上面举的那个英法百年战争事例中,当英国强迫法国签订了几乎让法国亡国的特鲁瓦和约后,照刘先生的“并不荒谬”逻辑,法国根据国际法就应该彻底认账,活该倒霉割让了大片国土,并且子子孙孙永远不得违约。因为当初订和约时你是签字承认了嘛。而后来法国展开大反攻收复全部国土的行为却是违约行为,理应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样的逻辑荒谬不荒谬?

  刘先生接下来说:“这种不象话的做法,客观上是非常有利于日本的侵略野心的,他们会说,跟国民政府是不可能和平谈判的。你搞和平谈判,他会耍赖。你遵守双方签订的条约,他不遵守。你和不遵守的人签订条约,不是白费劲吗?所以对付这种人只有一种办法:讲理是没有用的,就是要打一仗。而打一仗对国民政府而言,一点都占不到便宜。这是很明显的。”那么我想反问一句,日本人是如何遵守条约的?是否只要中国一直遵守和约,就会不利于日本的侵华野心了?刘先生总以为当时中国当局之所以这么快引来日本人的侵略,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每每违约,触怒了日本人,违背了国际法。实质上,如果有些列强像贼一样惦记着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它们是绝对不受什么国际法制约的,而他们的违约行为则更为比比皆是无耻荒唐。比如讲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强盗,他吞并欧洲大片领土,违背了多少条约?或者被侵略国家只要一味顺从接受希特勒的条约,就可暂时免遭涂炭?被侵略国家和希特勒讲和约,是不是在和强盗讲诚信?而日本侵华的实质,是日本这个强盗早就惦记着中国的大片领土,还是中国人“做生意不讲信誉”导致的?如果是前者,就是没有借口他们也会找出借口发动战争,至于强盗的所谓“违约”行为,所谓违反“国际法”行为,那就司空见惯了,就像狮子要吃掉兔子,无论兔子如何逆来顺受,它总会找到理由吃掉兔子的。比如那个震惊中外的大沽口事件,难道就全是中国的责任?日本没有一点违约行为?而刘先生不指责狮子反而指责兔子:“瞧,你挣扎吧,让狮子这么快找到了吃你的借口,如果你不给他这个借口,小命不就暂时保住了吗?”如果是后者,即便我做生意违了约,但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该让你跑到我家里来杀人放火吧?比如南京大屠杀,是一种令人发指的违反国际法的恶行,刘先生总不会说,是因为中国政府违约在先,日本人违约在后,中国政府的责任重一些,就权当后者对前者的惩罚吧!

  在资本全球殖民化的历史过程中,是有无数惦记别人领土和主权的强盗行径的,我想不通的是,怎么可能跟强盗讲诚信,讲守约呢?难道强盗能够和你讲诚信,讲守约吗?我更想不通的是,怎么能将强盗打劫的性质,和做生意中的公平买卖混为一谈呢?

  当然,刘先生的本意并不是说日本人的侵略是由中国人那些“不像话”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他想讲的是,如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稍微文明一点,少干一些野蛮而出格的事,诸如义和团屠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遵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那么也许事情不会这样糟。这层意思固然不错,然而当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以及领土遭到无情践踏、面临重重危机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心里是何等感受,是可想而知的。当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回来大口吐血,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时是何等心情,如果历史学家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一下,就不会用单一理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了。我要说的是,人的情感活动同样参与创造历史,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引发,人的情感因素往往占据重要位置。历史学家如果不将人的情感活动考虑进去,那么他解释的历史就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再来看看刘先生对“远东国际体系”的定位。他说:“所以,国际体系对中国形势的约束,在这方面上体现得很清楚。没有这个先于民国存在的国际体系,那么后来东北易帜、北伐战争、中日战争等根本不会发生。……这一切可以称为灾难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和立宪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不一样,它是身不由己的。它不能关起门来说,我们自己的宪法怎么建立,和外国没有关系。这是不行的,民国建立的时候就处在远东条约体系约束中,它所有的内政都会转化为外交问题。……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史观使它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不愿意承认:由于基本实力和历史先决条件的约束,自己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只是一个被动和次要的小角色,在被大人物绑架的时候,只有跟着走,没有独立的行动能力,不管是哪一方取胜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制造出这个‘从革命到胜利’这种不大靠谱的史观。”这里我没有连续引用刘先生的原文,只是把他的主要意思连贯了起来。首先我想质疑一下刘先生表述中的一处矛盾:刘先生所说的那个先于民国存在的国际体系,显然是指辛丑条约签订后形成的“远东国际体系”,而且这个国际体系的存在,是引发东北易帜、北伐战争、中日战争的主要原因。但他在下文中又说:“如果真正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来看,列强在19世纪铸成的远东国际体系,在20世纪逐步趋于崩溃……”在二十世纪什么时侯开始崩溃的?如果从世纪之初,那么一个逐渐崩溃的国际体系,怎么能够引发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如果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开始崩溃,又何来:“在这场崩溃中,苏联通过挑起中日双方的相互斗争,赢得了最大的利益”之语?显然,在中日战争之前,这个体系就开始崩溃了。

  我很赞同刘先生的看法,晚清后的民国,的确是被这个“国际体系”绑架着的,所谓弱国无外交,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等,皆说明这个问题。然而,国际关系的变局,是由各个国家的实力变动说话的。在二十世纪,中国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实现政治统一,固然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甚至得益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其中中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占有很大的甚至主要的比例。而中国的强大也能反过来改变国际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味强调“宿命”,恐怕会导致历史“变形”。

  我们且看刘先生这段话:“日本和苏联是两个强者,中国是弱者。日本欺负中国一下,中国除了依靠苏联也没有别的办法,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独立对抗两强,那是不可能的。尽管国民政府很希望英美能够干涉,但英美对东亚没有特殊的利益,并不希望介入。这种游戏的结果是,中日战争先于中俄战争爆发。这是对中国最不利的。对中国最有利的情况是,日俄两国打起来,中国站在外边。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日本坐观成败;或者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苏联坐观成败,这两种情况下,坐观成败的第三方掌握了绝对优势。你们双方拼个你死我活的结果,第三方刚好坐得其利。中日战争的结果,使得双方都有求于苏联,苏联获得最大的外交利益。一方面中国因为指望苏联援助,不可能把共产党赶尽杀绝。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能得罪苏联,日苏在满洲问题上的暗中和解,都决定出卖中国的利益。照这样一步步搞下去,日本如果战败了,远东肯定是属于苏联而不是中国的,如果中国战败了,日本必须要以重大的利益贿赂苏联,才能够收买苏联不出兵干涉,为此它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如果战败,未来亚洲大陆一定会变成苏联的。因此,无论谁胜谁负,苏联是赢定的。可以说从中日战争爆发了以后,日本和中国一定是倒霉的。不管你蒋介石和东条英机怎么经营,这个大局是改不了的。”刘先生分析得当然很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并不全面。中日战争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因此,不把这个大背景考虑进去,很可能有失偏颇。比如,苏联并不一定注定就是最大的嬴家。当希特勒差点攻进莫斯科时,斯大林生怕日本人在远东地区对苏开辟战场,是有求于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军的,因为如果日军真的在斯大林屁股后打起来,历史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局,是很难料定的。因此,反过来,斯大林最担心的不是国民党将中共赶尽杀绝,而是中共继续坚持内战,不建立统一战线,影响国民党抗日。而抗战前的蒋介石视剿共比抗日更重要,是千方百计要将中共赶尽杀绝的,否则,就不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了,也不会发生西安事变了。可见,“可以说从中日战争爆发了以后,日本和中国一定是倒霉的。不管你蒋介石和东条英机怎么经营,这个大局是改不了的”这个结论过于武断和充满宿命色彩,它是事后形成的既定历史事实,而不是事前的“命中注定”。

  至于中国抗战结束后如何受制于苏联,刘先生是这样论述的:“ 如果真正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来看,列强在19世纪铸成的远东国际体系,在20世纪逐步趋于崩溃,在这场崩溃中,苏联通过挑起中日双方的相互斗争,赢得了最大的利益,保证了它在20世纪下半叶有把握成为亚洲大陆的主人,在这个大格局已经基本确定的条件下,可以说国共两党的命运和中国大陆本身的命运已经没有什么争议的必要了。你在这个大的格局下做一些小动作,就好象在长江上面放船,不管你驾驶的技术怎么样,想向东开还是向西开,最后的结果一定向东,因为江水是往东流的,你自己小船是挡不过整个潮流的。”

  对此我想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中日战争的主要起因,难道仅仅是苏联的挑唆?难道不是因为日本早就有一个“大东亚共荣”的侵略计划?否则,为什么日本还要向东南亚扩张,为什么还要向美国宣战?第二,难道从中日战争爆发时起,苏联或者斯大林就未卜先知地知道,通过中日战争,苏联不仅能够嬴得最大的利益,还能保证它在20世纪下半叶有把握成为亚洲大陆的主人?而国共两党的命运全在苏联对这种大格局的把握之中?请问,斯大林当时能预料到中共在中日战争中能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夺得全国政权?他同时能算计到抗战以后国民党最终会败在中共手下,丢掉全国政权?好像有关史料不支持这种结论吧。

  刘先生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国在冷战中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从此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更加具有危险性的推论,因为国际局势演变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在冷战时期,由雅尔塔体系形成的远东格局又一次面临崩溃,具体的表现是中日关于钓鱼岛等等出现的争议,每一种争议都是细节,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远东格局濒临崩溃,原先受到冷战格局约束的各方通过休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才可能恢复正常的国家,才有可能重整军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国际体系能否做出适当的反应,将会决定它在未来五十年的命运,如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或不明智的,那么它以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他将面临更加悲惨的命运。”

  又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事实上,所谓冷战期间,即刘先生所说的20世纪下半叶,苏联并没有成为亚洲大陆的主人。如果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成为苏联冷战棋盘中的一颗棋子,来支撑这种“主人”说,那么这恰恰是背离历史事实的。事实是,从五十年代下半叶起,中苏开始反目,国际共运阵营因此分裂,中共和少数几个国家和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经分庭抗礼,在国家关系上,和苏联发展为敌对国,差点打了起来。从那个时侯起,中国就已经不受任何“国际体系”束缚了。而在整个亚洲,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也只能是棋鼓相当,何况中国也作为一方独立的政治势力插足其间,何来苏联成了亚洲的主人?其二,二战后中国取得国家独立后,已经发展成一个具有较强军事力量的大国,并且敢于和苏联进行军事抗衡,并在外交上解除了美国的威胁,甚至和美国联手对付苏联,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军事大国,已经完全具有独立自主性,彻底摆脱了民国初中期“受制于人”的弱国外交态势,并且能够发挥大国的国际影响。可以说,亚洲的“冷战”局面,是由中国率先打破的。如今,中国在“亚洲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根本不能比的,我想不通的是,历史已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刘先生为什么还要把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相提并论呢?我以为,当今中国已经不受制于任何所谓的国际体系。我想,中国只要不忘乎所以,轻举妄动,在未来的五十年,何来“更加悲惨的命运”呢?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即中国是否能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恰恰和此文最前面讲到的那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统一体”有关。

  在这个问题上,刘仲敬先生在否认晚清王朝立宪成功的可能性时提出了这样的理由:“什么是立宪?立宪成功就是你所属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部分能够达成某种契约性共识。立宪的前提是,立宪所处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像清朝和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种国家和日本这样的地方性民族国家有极大的不同,它们是跨多族群、多种文化、多实体的多元帝国。这些政治实体非常特殊,立宪会造成极大的分歧。如果你用军事来征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只能是专制的统治,不可能是民主共和的。但要立宪就意味着各个团体都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共识,这样的政治共识建立起来非常麻烦,试想怎样才能让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突厥人达成共识呢?立宪将解放各族群,提供构建各民族的极大机会。原来清朝只是有地方性的居民和风俗,但政治解放、普遍政治参与以后,风俗的不同就启动了各自创造民族的过程。就像东欧各地,当初波西米亚人也是一个地方风俗群体,但慢慢就创造出捷克民族。奥斯曼帝国立宪比清政府领先要早,但也失败了,这是一个预兆。清廷在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共同体问题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帝国将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是通过军事政变,用一个进步的精英集团的统治把各阶层和群体压下去,强行维持军事专制统治;或者就退一步,把多民族的帝国改写为互不统属的一些国家。奥斯曼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系列国家。就清政府的统治方法来说,我们无法想象,它立宪成功以后能够逃避这种情况。”

  我以为,刘先生将清朝和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大清王朝身后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并经过千锤百炼的政治共同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真正“跨多族群、多种文化、多实体的多元帝国”,在三者中只有奥斯曼帝国。因为这样的帝国以无节制的领土扩张为特征,并在人类文明史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帝国在其版图内是无法实现多民族的融合的,而帝国版图中各民族、各个被征服的国家、各个族群在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以及地方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产生的离心力作用,导致帝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繁荣走向衰败、解体、崩溃时,所走的历史路径一般都是“耗散”或“式微”式的,即这样一个性质的政治共同体永远地在人间消失了,不可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反复在同一地理位置(至少在中原)、同一文化范围、同一民族群体(至少在中原文化辐射圈中的民族群体)中恢复建立同一性质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其疆域的划定,也是基本以大清王朝的版图为历史蓝本的。就是说,在世界近代史中,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其国家版图的划定,都是本国历史自然形成加国际惯例约定俗成,一旦形成主权国家,则政体建设最好在这个版图框架中进行。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否则,不能算完全建成。一层,在政制上和现代政治文明接轨,比如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统一称外交部,你总不能还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叫教育部,你总不能还设国子监,教学体系有大学、中学、小学,教学内容有现代人文学科和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各门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等等,你总不能还停留在私塾、义学、专馆,还在教清一色的“国学”。第二层,在政体上和现代政治文明接轨,即建立现代宪政政体。而恰恰在这第二层含义上,有相当一部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不能达标。就是说,一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其版图是通过战争、武力征服和专制体制强行划定的,因而不排除用强行绑架的方式将一些民族划进国家版图。比如苏联。因此,在这些国家走向宪政道路之后,一些民族分裂出来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是不奇怪的。但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不同,至少中国在近代一百年中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版图,基本是大清王朝的版图,是历史形成的,而不像苏联,始建于1922年,之后又不断强行扩张。不仅如此,以中华文明为轴心的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多个同质政治共同体业以形成的传统习惯。这些,都给中国在现有版图上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奠定了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

  问题是,刘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极为中肯:官僚帝国比封建国家向宪政转型要难得多。维系中国传统政治共同体有三条专制纽带: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庞大的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而随着宪政政体的建立,这三条纽带必然解体,那么,维系宪政政体的纽带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宪政“契约”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所谓“宪政契约”,就是各省、各民族自治区在同一部国家宪法下达到完全自治,单民族聚集行政区域实行民族自决。所谓国家认同,就是各省、各民族自治区向中央政府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以便让中央政府行使国防、外交、协调全国经济发展等职责。其实,像新疆、西藏,前者划入中国版图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后者划入中国版图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它们的“国家认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别的不说,就拿经济发展而言,其和内地的依存关系,用血肉相连一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本人两次去新疆,当地年老居民对当年王震将军带兵开垦新疆的奇迹依然没齿不忘。而内地对西藏的经济支援也有目共睹。其实,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所谓民族压迫才能形成,而实现宪政之后,民族压迫自然消除,但并不意味着民族之间矛盾的消除。宪政之后,新疆、西藏各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依然会存在,但会大大减弱,而它们继续纳入中国政治共同体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和民族安全,要比独立出去大得多。

  刘先生说:“但如果把立宪另外解释一下,我们不要求建立完善的立宪共和国,只是要锁定一条历史路径。这条历史路径比其他任何路径更有可能实现立宪。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清政府没有被革命推翻,而是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方式,逐步改建成各族群的联邦或邦联。各邦联自己立宪,可以不经过大的革命。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多国体系。经过一百年以后,这个多国体系中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很可能已经建立了相当优良的立宪体制。”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首先,民国初期也进行过联省自治,为什么失败?上文说过,历史惯性使然。如果中国大陆建立多个小共和国,而这些小共和国都有自已的军队,那么必然回到诸侯分天下的老路,两对染色体会重新轮流主导历史,结局是相互开打吞并,还是实现大一统。其次,对中国人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情感和心理概念。在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上海、杭州的中国是不完美的,没有北京、长城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太阳岛、海南岛、克拉玛依油田、玉门关、长江三峡的中国则国将不国。因此,建立半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共和国,应该是最恰当的选择。

  我以为,这个统一的联邦共和国的政体蓝图可以这样设想: 第一,政改后的中国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制。中国的国体,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以联邦共和制为宜,即由中央政府和各省(民族自治区)自治相结合的国家体制。其中,各省和自治区实行议会制,省行政机关由省议会中的多数党派组织,省最高行政长官由各级议员直选,并对议会负责;省以下各级议员和行政长官由当地公民直选;联邦中央政府实行总统制,即各省和自治区让度给中央政府的那部分行政权力,由联邦总统总揽。作为国家立法机构,中央议会由各省、自治区议会从本省议员中提出侯选人,由省级议员投票产生。中央议会的职责是:领导制定联邦宪法和各项联邦法律;提名并选举联邦最高宪法法院组成人选;提名并选举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审议、通过联邦总统和联邦政府重大国策提案,并可行使三分之二议员的否决权;通过最高宪法法院对总统、联邦政府、各省、自治区最高行政长官违宪行为的告诫、弹劾提案,必要时,启动司法程序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

  第二,各省、民族自治区让度给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包括立法权(地方法律法规除外)、外交权、军事权、全国自然资源的管理权、联邦重大国防项目、科技项目和经济项目的立项、开发、经营、管理权、联邦大中型国家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等等。联邦总统是联邦军队的最高统帅;

  第三,中国可以实行多党制,但以竞选执政地位为政治目标的执政党而言,宜两党制。可以参照台湾的模式:由现任执政党和民间政改力量联合组成的大党通过议会选举实现两党轮流执政;

  第四,鉴于当前的国情,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待进一步培树,他们对选举程序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而各级地方自治政府的构建,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过程,改革可以从最基层的乡镇一级政府的直选开始,而民选的基层政府除了对“自治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拥有处置权外,依然要对上一级政府负责。这样的选举成熟一级,再向上递进一级,直至省级、自治区政府完全实现民选。这个过程,可以在政改启动时由各方政治力量协商订立的临时约法的指导下进行。

  第五,那么,这样一种由下而上的民选政府过程,最终在省级行政区完成,需要多长时间呢?我看二十年足够了。经过这二十年的培树和磨合,无论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对选举过程的熟悉程度,还是各级民选政府的自治机制和行政能力,都应该能达到目前台湾省的水平。而只要大陆三十个左右的省级行政区在民主进程和治理能力上能达到台湾的水平,或者说大陆三十个左右的行政区域都能够和台湾省并驾齐驱,那么,建立联邦中央政府(在这之前,仍然由执政党的一党制中央政府主政)、竞选总统、成立联邦议会、制定正式宪法、选举产生最高宪法法院等联邦中央机构的条件便成熟了。

  我们看到,这个循序渐进的政改过程,不可能引发天下大乱,即便在某个环节上发生内斗和混乱, 也完全是在可以控制和可以解决的范围之内。而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的分裂和割据也不可能再发生,因为各省、自治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权,而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军队只对国家安全和宪法负责,枪口只对外不对内,不受任何党派制衡,因而它也不会因党派或政治团体的分裂而分裂、争斗而争斗。同时,各自治省实行了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和文官制度,且各级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吏治腐败不可逆转的可能。另外,由于省级民选政府实行本省自治,它让度给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它自身拥有的权力,其边际非常清晰,彼此各行其政,各司其职,中共中央集权制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边际不清、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排行榜
三天
七天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