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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五四运动是“文化自戕”吗?
2019-06-30 10:15:02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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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场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第一次想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又粗又黑”的专制之根、皇权之根彻底拔掉所作的一次尝试。

      近来学界和“朝野”上下对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屡见“责有烦言”,认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断根”式的冲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认为其对四十七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负有“原罪”。近读一位网名叫“江南樵夫”的《纪念“五四”兼论“五四运动”的罪与罚》一文,文中这类观点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粗暴,现引一段:“当‘五四运动’被人们意识到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那一刻起,就摆明了是数典忘祖的。那是一种歇斯底里地文化自戕,所以说是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的躁动在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激荡之后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华大地泛滥成了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标榜民主与科学,但其结果却不是民主、科学的,而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五四’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幸运地‘全盘西化’,而是使中国非常不幸地错过了西方文明的主流而遭遇了西方末流思想的激进赤化。”

  而我要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立体形态,它是由中华民族四千年历史的生存方式的各个领域的要素组合而成,或者说它是中华民族四千年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和价值内核,实质上是为差不多和中华文明史一样长的君主制度背书和全方位提供服务的。如果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糟粕成分”区分开来,那么只能这样说,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构成主体地位且居于绝对强势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那些承载着“人类自由天性”和“人性之善”的“优秀成分”,只能屈居于“附属”和“陪衬”地位,而在相当多的历史场合,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就像人体胰岛素分泌功能一旦出现问题而患上了糖尿病,“糖”就自然成了“原罪”一样,患者惧之避之如同魔鬼。

  也就是说,四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即使那些极其灿烂、极其辉煌的文化成果,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霸主”地位的“君主政治文化”收放自如、虎视眈眈的“监控”中取得的,而“文化自戕”或“文化自宫”,则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专利”,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或“君主文化”的拿手好戏也。否则,毛泽东也不会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了。实质上,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从来没有断过,也没有任何力量真的能砍断这个“根”。而江南樵夫所说言的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反反复复一百多年的文化自戕才最终酿成今天中国人道德沦丧、社会糜烂的民族悲剧”,不仅不是什么“反传统文化的恶果”,反而全拜中国政治文化或“君主文化”这又粗又黑“传统”之根所赐。

  那么,对于“五四运动”抑或“新文化运动”该如何定性定位呢?我以为,这场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第一次想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又粗又黑”的专制之根、皇权之根彻底拔掉所作的一次尝试。

  这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无论后人如何将它污名化、妖魔化,仍将彪柄史册,永放光辉。

  一,“君主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和价值内核

  对人类社会而言,何为文化?我个人始终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所谓人类的生存方式,当然包括人类生存生活的所有方面和领域,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无时无刻都在创造、延续、发展着自已的文化;另一层,说文化是“观念形态”,并非指文化的载体只能是人类精神生活或意识活动的形态,或者只能以文字笔墨表达,不,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一切物质活动或者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形态,无论是劳动的工具还是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消费品,都被打上了观念的烙印,都成为文化的载体。一把锤子,一架飞机,一幢楼房,一桌菜肴等等,都承载着人的“观念”或“思索”过程及其形态,因而统统都能以“文化形态”出现。不仅如此,人类的一切行为方式,都会产生或创造“文化形态”。因此,人类文化的形态是立体的,是动态的。在时空的淘洗中,人类文化至少有三种主要的传承载体:其一,文本;其二,器物;其三,行为方式(包括各种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包括各类民情习俗)。那么,作为已经进入人类文明时代的人类各文明实体的文化形态,其内容的主要构成是哪些呢?我个人认为,作为人类立体的文化形态,由三种核心元素构成: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精神活动。其中,文化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制度文化始终起着领衔作用,而生产方式是基础,精神活动是灵魂。或者可以这样表述:刚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各文明实体的生产方式,和其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有着极大的关联,因而相同地理环境的文明实体可能有着相似的生产方式,但以政治制度为轴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才是构成一个文明实体本质属性或区别于其他文明实体的决定性因素。何为政治制度?它是人类得以组成社会的核心枢纽,它至少有三大功能:其一,承载着管理、治理整个文明实体的所有职责,它也是政治权力产生的初始源头;其二,它决定着其他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等等的产生、内容和性质;其三,它决定着一个文明实体精神活动的个性、内容、特征和本质,这些精神活动包括哲学、宗教、文字、语言、伦理道德、心理习惯、文学艺术、科学等等。一般来说,最初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权力的形成,从以血亲家庭和婚姻关系为枢纽的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其中,在由氏族社会进而部落联盟进而国家产生的整个漫长历程中,最初从氏族社会的血亲婚姻关系中产生的政治权力的掌控、运行和继承模式,是一个文明实体国家形成的本质特征、内部结构和特殊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文明实体国家形态和文化形态根本性标志,而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的围绕政治权力亲疏远近产生的社会分层,也成为国家形成前后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组合结构的最初源头。

  由此可以作出如下推断:第一,从质量互变的视角看,掌控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人数及其对最高政治权力垄断集中的程度,决定着政治权力运行模式、继承方式以及国家治理和社会分层的不同性质、内容和形态;第二,一个文明实体只要其生存方式不变,那么其权力运行和继承的基本模式也会大致不变,即使这个文明实体消亡了,其政治模型也会在其他与之近似的文明实体中得到继承,但如果它的生存方式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内部社会变革强行改变,那么它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权力继承制度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变;第三,一个文明实体内部所有社会领域的发展、变革和变动,首先是由政权轮换和政治制度变革所实现的,或者反过来说,任何社会发展、社会变动和社会变革,首先由这个文明社体的各种政治力量推动并最终落实在政治制度上,因此,围绕政治权力进行的政治斗争,始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产生各种变幻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最活跃的力量、最关键的因素;第四,掌控最高权力的人数、政治权力被垄断、被集中的程度、权力的“私有”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实体精神活动的拓展空间和认知发展的进度和程度。

  好了,作了以上铺垫,我们可以来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构成了。应该说,早在中华文明实体形成前的氏族社会时期,分散在中华文明所在位置中的各氏族部落内部政治权力的产生及其掌控方式、运行管理模式和继承方式,是从氐族社会的血亲关系中直接派生出来的,无论是氏族社会每一个家庭财产权还是整个氏族部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政治权力,都是由男性家长为主宰的家庭、家族为单位掌控、运行和继承的,也就是说,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家庭的财产权和分配权是由男性家长全面掌控、管理和运作的,并在这位家长的直系后代中继承;而对整个氏族来说,其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和治理权,是由一个特殊家庭或一个特殊家族的男性家长垄断的,而这种政治权力也是在这位男性家长的直系男性后代中继承和传承。可以这样推断,中华文明圈内的史前氏族社会没有像西方的氏族时代那样,产生过氏族或部落长老民主制或军事民主制。而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存在过,相反,现代考古发掘却提供了其不存在的相反证据。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中华文明地理圈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在战争和掠夺中彼此兼并。而正是在这种征战兼并中,国家雏形开始在那些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在反复征战兼并中获胜的大的部落联盟中出现,继续发展,一个获得“霸主”地位、以朝贡关系统属所有“附属方国”的松散的政治统一体——“帝国王朝”产生了,国家形态进一步趋向成熟。这种“帝国王朝”,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已经考古证实的商王朝和周王朝。然而,帝国王朝霸主地位的确立,并没有阻止各“方国”之间的战争和兼并,尤其不能阻止那些在征战兼并中日益强大的“方国”觊觎、争夺、直至取代“宗主国”的野心,商取代夏、周取代商就是这种野心得以实现的结果。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并彻底铲除这种彼此兼并、争夺霸主的状态和根源呢?到了周取代商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个自认为可以一劳永逸的法子,就是以周王室后代的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谱系对所有的“方国”进行大分封,以血缘、姻亲关系替代原先各“方国”和“帝国王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实质上,到了西周大分封时代,中国文化的特殊形态就开始走向成型、完备和成熟了。这个特殊文化形态的内核,就是政治权力在王室内部血亲关系中层层分封形成的政治等级关系和一个家庭、家族内部以一个男性家长为财产权核心而形成的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尊卑贵贱等级差序之间的高度重合。由这个内核,产生了由“君权神授”、“君权天授”为核心的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理论,产生了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产生了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宗法关系和法律关系等等。

  为了“立体”地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历史形态,我们不妨将它最基本的元素或最强悍、“生命活力”最旺盛的“遗传基因”列举出来。

  第一,各种政治势力围绕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种殊死斗争不受任何政治理念、宗教信仰、道德信条束缚,因而格外残酷血腥,六亲不认。这组“强基因”贯穿于中国近四千年的文明史中,其“生命活力”直到今天仍然“旺盛”;

  第二,在中华文明圈内,只要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它们之间的征战兼并就永无休止。也就是说,“多国林立,长期共存”的政治局面在中国文明圈内永远不会出现。而由上千个“方国”和数百个诸侯国之间至死不休的征战兼并到由一个“君主”一统天下,是中国政治发展必然的历史逻辑。因此,西周的大分封企图通过王室血亲谱系的大分封消除各诸侯国之间的征战兼并,使其“忠君孝亲,相亲相爱”,从而长治久安,永久和平,最终成了画饼。相反,各诸侯国之间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丝毫不能阻挡他们之间的暴力兼并,反而因为各诸侯国获得“分封”的权力、土地、财产和军队而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割据、征战、争夺“霸主”地位,甚至让周王室变得有名无实,名存实亡;

  第三,当中华文明实体进入“一君临天”下的皇权时代时,以暴力实现全国政治统一和永久和平的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成为这个时代延续两千多年的主要的、正统的政治体制。然而,绝对君主制固有的“王朝周期率”,导致历代王朝走马灯般地走向解体和崩溃。而一个王朝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江山重建统一王朝提供了用武之地。通常在两个统一王朝之间,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局面是对“三代”历史的“反祖”,即国家分裂,群雄并起,军阀割据,征战兼并。因此,分合轮回,治乱交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第三个强基因,加上上述两个强基因,这三个政治文化基因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整个体系中的其他因素,都是由这三个核心元素派生出来的;

  第四,我们不妨试举几例:中国没有本土宗教,但有信仰。中国远古时代没有本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但有炉火纯青的政治哲学,老子的道德经骨子里是政治哲学,是为他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背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缜密、系统而早熟,但其中领衔的是政治道德。因此,政治信仰、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是整个中华文明精神生活的灵魂和核心价值。比如,儒家政治信仰是“天道”、“周礼”,道家政治信仰是“小国寡民”,墨家政治信仰是“兼爱非攻”,但为什么只有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王朝的“国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皇权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而道家学说相对于儒家只起陪衬作用,墨家学说干脆被“开除出局”呢?因为只有儒家学说才像镜子一样全面折射出中华文明特殊的政治权力构成的内涵和本质,同时也像镜子一样全面折射出中华文明以血亲差序为坐标形成的家庭、家族内部宗法关系的内涵和本质,再而像镜子一样折射出权力体系及其政治等级和家庭家族宗法体系及其血亲差序形成同构且融为一体的内涵和本质。因此,儒家学说至少为中国的绝对君主制社会肩负三重“政治任务”:其一,以“君权天授”为其提供权力合法性来源;其二,为支撑皇权政体的基石——整个官僚队伍提供统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道德;其三,为全部宗法家庭关系和整个社会生活提供完整的、事无巨细的伦理道德体系、社会规范和行为规则;

  第五,当中国君主制从秦王朝开始进入皇权时代以后,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的确是“臣民”规避战乱、休养生息之所望,的确对社会的安宁、经济的发展有利,的确是国家治理实现“长治久安”的最佳时机,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尤其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和在皇室血亲后代中和平地继承,是和平统一政治局面得以持续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皇室核心权力稳定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统治集团政治私利的范围,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全体臣民的趋利避害、休养生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持续有着正向作用。因此,平心而论,儒家政治学说对于皇权社会的稳定“和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正向作用,尤其儒家学说中的伦理道德体系,其“忠君孝亲”的核心价值无论在至高无上的皇室家族内部的“血亲和谐”上,还是在每一个普通家庭的“人伦之爱”上,所起的“教化”作用是巨大的,对整个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持续、稳定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上文说过,围绕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血腥的,六亲不认的,无论是儒家的政治学说还是它的伦理道德体系,对皇室内部和外部的权力斗争,实质上丝毫起不到束缚作用,而中国君主时代所有政治斗争的明潜规则,都不可能按照儒家学说的“君子之道”和“人伦之爱“来,它充满算计、阴谋、陷阱、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它可以随时将“君臣父子”和“礼、义、 仁 、智、信”弃如敝履。而以血亲差序来奠定政治制度,以所谓“人伦之爱”来安排规范整个政治生活,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近亲繁殖”、阶层固化、特权泛滥和政治腐败,是注定不可持续的。因此,以窥探中国权力斗争内部奥秘、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力量提供在残酷政治斗争中胜出的权术、谋略、计策的法家学说应运而生。实质上,儒家学说和法家理论,是中国绝对君主制维系其政权所依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是同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无论是“内儒外法”,还是“内法外儒”,都说得通。从“多君争天下”的西周分封制到“一君统天下”的秦始皇,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因暴力“天下一统”而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压力,企图颠覆其政权的各方政治力量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平面上四面分散,他们争夺的中心已经集中在一个点——那张“龙椅”。因此,要彻底剪除所有这些政治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杜绝这些政治力量赖以产生的思想资源。因此,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控制和高度垄断,就成为中国式绝对君主制维系政权的不二法门。而儒家和法家正是从正反、文武、“阴阳”两个方面实现了这种对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高度垄断和控制。由儒家学说为皇家天下正面提供政治信仰、政治哲学、政治道德以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其产生的巨大的“道统”力量和“教化”力量是皇权治下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尖锐矛盾、阶层裂痕的粘合剂,而法家学说则为直接用暴力、阴谋、严刑峻法、特务手段进行愚民、思想控制、精神禁锢的官方行为提供思想资源,政策依据、技术手段甚至直接“出谋划策”。

  中国“文化自戕”的传统,正是在这种皇权操纵下的“儒法合谋”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文化自戕”行为是中国最高当权者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政治需要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所谓“文化自戕”,其最典型的表现特征,一个是“焚书”,一个是“坑儒”。所谓“焚书”,当然不仅仅指烧书,历史流传下来的一切文化物品,包括文物、书籍、古建筑、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等,都可在焚烧摧毁之列;所谓“坑儒”,当然也不仅仅指屠杀、迫害知识分子,举凡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当今文化的创造者,都可列入清除扫荡之列。比如文革期间的许多民间艺人,说书的,捏泥人的,和尚,道士等等,算不上知识分子,却都没有逃过一劫。“文化自戕”当然有多种情形,有的只是“焚书”,却不“坑儒”,有的只是“坑儒”,却不“焚书”,最严重的,自然是既“焚书”,又“坑儒”。而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发生“文化自戕”事件,除了战乱、天灾、自然流失等因素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专制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权位和政治需要而垄断、控制、封杀、禁锢整个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像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文化浩劫,德国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焚书事件这样特别典型、特别残酷的“文化自戕”,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就拿中国来说,所谓形成规模的焚书事件,或加上某些“坑儒”暴行,在两千多年的时空跨度中,有“五厄”之说,“十厄之说”,“十五厄之说”,也就是满打满算,只有十数次之多,而其中大部分是由战乱和自然灾害引起的。真正出于专制统治者或最高当权者的权位和特殊政治需要的刻意“文化自戕”行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梁元帝焚书;清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时的禁书毁书;再就是文革期间的禁书、毁书和“坑儒”。而梁元帝焚书和乾隆帝毁书,又另有其特殊情境,性质相似、情境相仿的“文化自戕”事件,只有首尾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期间的文化浩劫可相提并论。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漫长历史中专制统治者刻意的“文化自戕”行为寥寥无几,将文革的产生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挂钩,是否轻率而牵强?回答是否定的。一般而言,古今中外任何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无论其专制程度和专制性质有多大区别,但都有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对知识群体的“异端思想”进行打压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实施的手段却视最高当权者权位受到威胁的程度和不同政治环境、历史情境而定,而秦王朝和文革两次极端的“文化自戕”行为是在两种极为特殊的政治情境和罕见的历史大变局背景上产生的,前者是灭掉六国,实现天下一统,破天荒地建起了中央集权君主制,后者则是在现代工业文明融进中华农耕文明后的历史大变局中复归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君主制度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同一历史逻辑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之中,因而在罕见的历史大变局和特殊的政治情境中会出现“罕见”的“文化自戕”行为,正是这条历史逻辑在特殊历史情境中演绎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常态”中的中国历史情境为什么不会出现“文化自戕”现象。第一,在秦以前的“三代”之中,尤其在西周大分封之后的春秋战国期间,由于各方国和诸侯国之间争夺霸主地位的激烈竞争和征战兼并,由于周王室日渐衰弱的控制能力,各诸侯国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谋士”为其改革内政、富国强兵提供各类思想资源、战略理论和政策策略,而当时整个知识群体和“才识之士”都在为连年战乱的中国寻找政治出路、谋求“天下大同”而殚精竭虑,雄心万丈。因而,各诸侯国对思想资源和理论策略的“多元需求”和整个知识群体、“才识之士”对社会出路的多方探索一拍即合,产生了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个时期,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君主,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和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并没有形成,即便有些许因素,也无法改变这个思想学术空前自由繁荣的局面,或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即思想文化领域相对宽松自由局面,往往出现在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崩溃、群雄并起、政治分裂的历史时期。那么,在中国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为什么也不会经常出现“文化自戕”现象?我以为有如下原因。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君主制的皇权时代,对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生活的高度垄断、严厉控制和对御用文化、颂圣文化及整个精神层面“道统力量”的需求,成为维系皇权这件大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在西汉之后的历代王朝,最高当权者做起来总有“游刃有余、水到渠成”之感,除了少数特殊情境,一般不需要采取“文化自戕”这种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的极端手段。为什么会这样?就拿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四大主要流派“儒、道、墨、法”来说:儒家学说,可为“君权天授”提供合法性来源的完整的理论学说;可为中国整个君主制提供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哲学、政治道德和系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皇家道统”的中坚和担纲力量。更“难能可贵”的是,儒家学说是一个封闭性质的思想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以“君权天授”为“天道”的最高政治理想,使它的思想发展只能向内在的、深层“本质”掘进,而绝不会突破边际,形成任何对君主统治“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另一方面,它文化上的博大精神和“道义”、“道德”上的“至善至美”,几乎可以囊括整个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因而,皇家统治集团可以通过“入仕”、“科举”等手段和途径将天下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入吾毂中”也;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和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完全是为中国以父权、夫权为轴心的宗法家庭、家族“量身定制”的,它和作为社会细胞的“微观家庭生活”和亲情伦理关系声息相通,配合默契,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简直可以说是整个皇权社会“稳定和谐”的“定海神针”;法家学说。当然,儒家的政治学说和伦理道德学说对于朝野上下尖锐复杂、残酷无情、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是根本不管用的,对于宫廷内外的权谋政治,阴谋政治,杀伐政治以及波及整个社会的“驭民政治”、愚民政治,只能由法家提供理论诠释和“教学示范”。而这样的理论和“教学”是搬不上台面和见不得阳光的。如此,“不宜外泄”的法家“谋略理论”、“权术理论”和“阴谋理论”,几成指导皇家守权、争权、弄权的宫廷政治“秘笈”。因而,法家学说在中国皇帝及其“幕僚”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在儒家学说之下;道家学说:尽管道家学说“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和“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格格不入,但道家总体是“出世”理论,和儒家的“经世致用”恰恰相反,在政治上基本无害。不仅如此,道家的思想资源对于皇家统治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其“无为而治”理论可以成为皇家的一项重要的治国策略,弥补一些皇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治国实践产生的严重过失和社会危机;其二,其“出世”思想可以替补宗教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为若干不得意、对现实政治不满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由”的精神港湾,让他们“出世归隐”,不问政治,或“修道成仙”,自得其乐,从而大大减少不利于朝廷的异端邪说和与朝廷敌对的政治力量产生的机率,另一方面道家思想能像宗教一样麻醉、安抚普通百姓的心灵,减轻他们因皇权压迫社会不公引发的精神痛苦,从而成为儒家社会教化功能的补充;其三,法家可以从道家学说中汲取大量的思想资源,为皇家提供制定各项愚民政策;墨家学说:墨家学说无论就其政治理想、道义追求还是道德境界、组织形态,都不能见容于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社会。比如,墨家主张的无差别的爱,和儒家学说的血亲之爱、差序之爱和等级之爱,就格格不入,墨家“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和“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君主制社会也水火不容,而墨家严密的组织形态以及锄强扶弱、除暴安良、路见不平、匡扶正义、“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社会实践精神,对于皇帝集团的家天下来说,无疑会随时嬗变或反转为对抗朝廷的政治力量。当然,墨家在其理论和实践中那种难以企及的禁欲和苦行僧精神,那种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因而,种种因素导致墨家学说随着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终结而自生自灭,消遁于无形,也就“命中注定”了。实质上,墨家的理论和实践最接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墨家不能见容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不能见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足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是根本无法“衍生”出现代民主的价值理念的。

  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皇权时代那屈指可数的几次“文化自戕”,是在怎样的“特殊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呢?我们不妨略作分析。

  一,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是在中国第一次走向中央集权君主制的两千年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它的性质无疑是秦王朝统治集团剪灭六国实现统一后,实施统一政制(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统一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后继而统一“思想”的政治实践。不用说,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无论就政体来说还是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无论就政治理论的阐释还是就哲学伦理的支撑,都是和三代以来的分封制格格不入的,无庸置疑,两种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秦王朝权力的持续和稳定构成了潜在的、严重的威胁。因此,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对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垄断,已经势在必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焚书”事件是这样记载的:“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事件源于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博士淳于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丞相李斯予以反驳,并向秦始皇提出上述焚书建议,秦始皇予以采纳。再看《史记》对“坑儒”的记载:“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可见,侯生、卢生并非正经大儒,而是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骗取巨额财富的“方士”,“坑儒”并非名副其实,也并非“焚书”政策的继续。

  两千多年来,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和是非在学术界各种观点争论得不可开交,不绝于屡。以笔者陋见,可作如下认定。在事实和真相方面:其一,司马迁《史记》对焚书坑儒的记载,有据可考,基本可信;其二,“焚书令”实施过程中,除了《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外,周王室和六国史籍、诸子学说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但官府留存的副本,不在此列。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即法令如何实施,一切以各级官员解释为准;其三,“焚书令”实施效果并非“彻底”,一来所毁典籍官府均有收藏,二来一月焚书期限相对宽松,当事者尽可背记或秘藏,三来所焚书目有限,并非天下典籍皆毁;其四,坑儒事由,系秦始皇对“方士”骗取他的信任,获巨额财富且诽谤他逃逸一事震怒大开杀戒,受其诛连者四百六十余人中大抵以“妖言”骗取钱财的“方士”居多,但也不排除其中有借儒家学说“诽谤”朝廷的“方士”,或有因言获罪的儒生,总之,秦始皇“坑儒”并非针对那些朝野上下坚持已见的儒生,只要你不违反焚书法令,不自己“作死”,便无性命之忧。在性质、“是非”、意义方面:其一,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是从维护自己“一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威出发的,由于他的“君权”并不是从周王室传承而来,他所建立的王朝也并不像商取代夏、周取代商所建立的那样朝贡制和分封制性质的王朝,而是中央集权君主制王朝,因而他君权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是不会被当时已经为周王室服务数百年的“诸子百家”学说所容忍的,他们对“秦制”的反对,势必构成对自己君权的重大威胁,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妖言惑众”,诽谤朝廷,同时,秦始皇自认为自已统一六国的功绩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帝王,可谓“功高三皇,德迈五帝”,因此,肃清异端,统一思想,贬毁旧朝,力振“皇威”,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严厉控制和垄断,是大有必要的;其二,焚书法令是丞相李斯建议的,并不是秦始皇本人想出来的,而且秦始皇本人也将采取分封制和还是采取郡县制的问题交给群臣讨论和争论,这至少能证明两点:一,焚书令不是“君师合一”的产物,而是“君师”分离的产物,因而由此延续了皇权时代各王朝“君师分离”的基本传统。而一般规律为:举凡“君师合一”或扮演“亦君亦师”角色的皇帝,一旦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自戕”,则格外挖空心思,心狠手辣;二,秦王朝虽然是皇权时代严厉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但从“焚书坑儒”的政治背景来看,至少在焚书法令实施之前,满朝上下“士子自由议政,君王虚怀纳谏”的“六国遗风”犹在;其三,秦始皇封杀诸子百家,尤其是封杀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作死”,是自掘坟墓。中华文明产生得并不早,但中国文化却极为早熟。三代以降,春秋前后,中国以血亲宗法社会为蓝本的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润物无声,尤其战国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对整个社会所起到的巨大的“启蒙”和“教化”作用,对于中国君主制的持续和稳定,是无可估量的。而秦前后的儒生虽然在政治理念和政体实践上和秦王朝多有龃龉,但整个儒家学说对中国君主制关于君权合法性来源的理论解释和政治信仰,关于君王及其人臣所履行的政治道德的建构,关于其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中国宗法家庭潜移默化的浸润,都是中国君主王朝无法离开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泉。如果说法家理论孕育了中国皇权社会的“法统”,那么儒家学说无疑构成了中国皇权统治须臾离不开的“道统”,这是支撑皇家天下的两块基石,离开哪一块皇家王朝都会“短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论有多少理由为之辩解,都属于不折不扣的“文化自戕”,对秦王朝的政治来说,也无异于挥刀自宫。当然,话又说回来,封杀百家,维系一统,是秦王朝“天下第一帝”的宿命,也是这个中国中央集权制第一个朝廷注定短命的渊薮。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及价值体系和中国皇权政治完全融为一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融入、磨合过程,直到儒家理论升格为皇权时代的国家学说;其四,秦始皇一怒之下坑杀四百多“诸生”,其中大部虽然可能是“妖言惑众、骗取钱财”的方士,但“方士”也算是读书人,何况其受牵连者甚多,这种残忍的杀戮毕竟开了中国皇权时代若干镇压、迫害知识分子事件的先河,是中国皇权统治集团实施文化专制主义最为残酷的手段,因此,无论是明清两朝的文字狱,还是文革期间对知识群体大规模的迫害悲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有原罪的。

  二,梁元帝焚书。梁元帝萧绎一生嗜书如命,在文学和学术上极有造诣,是文论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有重要一席。梁元帝读书是家传,梁元帝和他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及两位兄长的文学地位可与三国著名的“三曹”和北宋的“三苏”齐名。但身兼文学家和皇帝双重身份的帝王并不多,而萧绎又可说是一个亡国之君,南朝梁氏政权的颠覆他负有主要责任。那么,梁元帝如何“嗜书”,其文学和学术成就又如何呢?“据《梁书元帝本纪》记述:‘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其生平著述多达20种,共400多卷。最重要的著述是《金楼子》,《隋书经籍志》还录有十卷,后存六卷入《四库全书》子部。他喜欢藏书,更是痴迷读书。他经常让左右侍从读书给他听,而且‘昼夜不绝’,即使熟睡,但若有读错或故意欺骗,他总是立刻惊醒。在江陵的时侯,借抄私家藏书一直不辍;平定侯景之乱后,收取文德殿藏书及其他公私典籍七万多卷,到他在江陵即位的时侯,其藏书已经高达十四万卷。”(李明旭:《梁元帝萧绎焚书“坑儒”》)然而,萧绎仅当了两年皇帝,就被外族破城投降。破城之际,他竟命人将十四万卷藏书付之一炬,“从而造成自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史上的浩劫。”(李明旭:《梁元帝萧绎焚书“坑儒”》)

  萧绎身为一介文论大家,一生读书爱书,但在其“龙椅将倾”时为什么将自己浩瀚的藏书一把火烧光?无论于情于理,都匪夷所思。但萧绎焚书的理由却言之凿凿:“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一句话,正因为读了这么多书,才丢了权位丢了江山,书是亡国之祸,难道将之付之一炬不应该吗?梁元帝此言,为历代文人留下笑柄。如果说,萧绎因为读书太多,太痴,成了书呆之,并因“圣贤之德”的熏陶而温良正直,满怀慈悲,因而在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中不谙谋略,心慈手软,败下阵来,那还可有一说,但即便如此,就更不应该烧书。而真相是,萧绎无论在待人接物还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都刻薄寡恩,心狠手辣,尤其在权斗中更是权欲熏心,老谋深算,手足相残,同室操戈,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其心机阴险恶毒,猜疑极重,其手段残忍之极,令人发指,像这样一副虎狼之腑,蛇蝎心肠,是读圣贤书读出来的?真要把人大牙笑掉。

  那么,又如何解释梁元帝焚书的动机?显然,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疯狂心理,而这种极其阴暗、极其刻毒、极其愤恨的心理疯狂,只有权欲的毒药才能熬制出来。平心而论,梁元帝在他生前无论是诸侯生涯还是帝王生涯,并没有搞文化专制主义,对像他这样的读书人也并无特别的荼毒迫害之举,反而曾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学改革,他的冷血残忍,他的不仁不义,他的阴暗狠毒,懦弱猜忌,他的变态和疯狂,完全是在争夺权位和丧失权位时暴发出来的,在他面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灭顶之灾时,竟然选择让人棒杀监狱中三千死囚和烧掉十四万卷藏书这两件“殉葬品”为他进行“玉石俱焚”的陪葬,这种魔鬼心态,这种失心疯的绝望、仇恨和抓狂,难道会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文化人的“心性”所能产生的吗?毫无疑问,萧绎这种畸形的心态和他严重的人格分裂有关,而他的人格分裂又和南朝恶劣的政治生态及萧绎本人的生理缺陷(瞎一只眼,曾受多方羞辱和嘲弄)有关,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在中国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时代,一位握有帝王之权的“君主”如果因个人遭际而有某些生理缺陷或心理阴影,在其权位受到威胁或面临特别恶劣的政治生态时,一旦“迁怒”于“文化”或“文化人”,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明朝的文字狱就是一个典型。朱元璋出身低贱,做过和尚,是个文盲。自卑让他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掌握帝权之后,为维护自尊忌讳甚多,谁要触犯了他的忌讳,谁就逃不了人头落地。有多少文人学仕、文武大臣在献上庆贺“表笺”和颂圣文章中因无意触犯了皇上的“忌讳”而引来杀身之祸?好在朱元璋有自知之明,并没有奢想做一个“君师合一”的皇帝,也知道王朝统治的“道统”力量的重要性,更懂得“道统”是离不开文化和“文化人”的,而传统文化和文人学仕对他的至高权力真的构不成什么致命威胁,因而泄个人私愤的文字狱才没有发展为大规模“焚书坑儒”式的“文化自戕”。

  三,乾隆编书和毁书。作为一名“异族”皇帝,乾隆对中国汉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历史文化的研读不可谓不精不深,算得上一名有才气的“饱学之士”。他一生中写了几万首中国诗词,但说到“传世之作”,恐怕他还不能和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文人帝王”比肩。但是,乾隆显然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亦君亦师”的皇帝。《四库全书》这部集中国数千年文献之大全的巨著,就是在他一手策划、组织、运筹和“指导”下完成的。不妨网搜一下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上的文化建树:“《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 ,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其中,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等15个大类;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可见,《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遗存中文献部分的搜录可谓洋洋大观,包罗万象,无所不至,“滴水不漏”。一个异族皇帝居然有如此非凡的文化魄力和如此深阔的文化胸襟,委实举世罕见,匪夷所思。然而,这仅是乾隆帝文化建树的正面,它的反面,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阴险冷酷、巨创深痛的阄割和自戕。也就是说,在乾隆所谓“深阔”的文化胸襟中同时包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不利于大清王朝统治内容的刻骨仇视和剪之以后快的阴毒祸心。鲁迅在1934年的《算账》一文中就揭露过这样的祸心:“……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正宗,却是汉民族文化,这一点从中国三千多年的汉文字的演变和成型即可证明,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任何一个文明实体文化主体构成的基本要素,也是一个文明实体民族个性形成的本质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华文明制度文化构成的坐标中,汉民族的政治统治及政体形成,始终占据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正宗”和“主流”地位,所有异族统治无论其如何承袭了中国汉民族文化及政治制度、政体模式的主流地位,但在其“血统”上,是永远不会被列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正宗”地位的。然而,任何异族统治者如果想长久霸占中原,顺利地进行权力传承,如果不承袭中国汉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政体模式,是根本做不到的。而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对于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因而他们采取了两种手法,其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君权天授”理论和利于中央集权制的“道统”内容,精心研读,力求通透,尽力承袭,为我所用;其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的关于反抗异族侵略和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内容,则一律封杀,禁文禁言,严厉控制。前清四朝史无前例、登峰造极且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即由此而来。相比前朝,乾隆是最有文化品位的一位皇帝,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读得越通透,上述两手运用得就越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乾隆一朝,文字狱案例高达一百三十起之多,远超前朝,而纂修《四库全书》与大规模地禁毁书籍同时并举,正是乾隆帝实施“文化自戕”的大手笔。那么,乾隆帝究竟毁了多少书呢?网文《史上严重的毁书事件曾造成哪些名著失传?》披露,乾隆帝在组织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而其毁书的手段,更是别出心裁,挖空心思,正如鲁迅所说,“全毁,抽毁,剜去,删改,捣乱古书的格式,修改古人的文章”,从而从文化根子上“剜”掉中华民族自强爱国的精神,“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何其“博大”且“恶辣”也!

  三,“文革”是中国传统“焚书坑儒”的现代版本

  人们对文革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它如何“革”传统文化的“命”的。从当年“破四旧”的汹汹之势看,不仅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除,而且大有将其“挫骨扬灰、片甲不留”的决心。然而,你只要注意两个基本事实,就会对“文革是中国传统焚书坑儒的现代版本”这个判断一目了然。一个,文革何止是“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它还“革”了除马列主义之外所有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命,甚至“革”到中共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中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外的所有思想元素的头上。一句话,除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包涵、所认可的可怜的文化元素外,人类所有文化领域的“东东”,都在文革的“横扫”之列。而人类这些文化的“东东”,用文革语言三个字就能囊括:叫“封、资、修”;另一个,上毛泽东自认“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在他回应郭沫若的一首诗中,也直言“百代都行秦政法”,可见,毛泽东绝顶聪明,他对自己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看得透透的,和“秦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个基本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既然中共体制的政治本质仍然是中央集权的现代专制主义,和皇权体制一脉相承,那么他毛泽东作为这个体制的“君王”,他同样逃脱不了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逻辑的左右,文革的“文化自戕”实质上是出于毛泽东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特殊政治需要。笔者不才,对这个问题少许剖析一下。

  笔者不才,不妨简要地分析一下中共维系一党制的政治需要和毛泽东维系本人最高领袖权威的政治需要为什么必然导致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文化浩劫的。

  第一,从历史背景上看,文革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着本质上的一致,即两个时代两朝政权都遇到了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对于秦始皇而言,以一君临天下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多国朝贡制和诸侯分封制的政治分裂局面,第一次建起了中央集权君主制。这一空前的历史大变局必然导致秦王朝出于巩固、维系政权的政治需要而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高度垄断和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厉整肃。其中对三代以来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某些“自戕”行为,也就势在必然了。幸运的是,三代以来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思想元素之外,总体而言都是为中国君主制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而它在社会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围绕的轴心,都是为“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理论支撑、人伦规范、道德构成和实践指南的。因此,到了西汉,皇权就开始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奉为国家学说,纳入“道统”内涵,双方“水乳交融”了。当然,这时的儒学,是围绕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政治需要进行过“改造”或“修正”的。

  那么,对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共来说,它遭逢的是怎样一个历史大变局呢?其一,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被推翻,帝制结束;其二,近现代中国企图走西方宪政之路的各种理论探索和政治尝试,都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大历史惯性面前,遭遇了“滑铁卢”。近现代中国一个多世纪各方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最终结局,仍然回归于各方争相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条中国历史的旧轨道上来;其三,但是,在二战后现代政治文明走向世界发展的主流地位的新时代和新的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共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一党制政体中,两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国家学说的儒家学说,已经不能再用了,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创造的一系列围绕“自由、平等、博爱”轴心价值的政治思想理论,因其在本质上和中共一党制的专制性质尖锐对立,当然也不能用了。因此,中共惟一能够运用、并用以为其权力合法性来源进行理论阐释的思想资源,就是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政治信仰和国家学说以取代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权历史中的地位,是其巩固延续一党制政权的第一政治需要;其四,中共体制下的社会形态和中国两千多年皇权时代的社会形态有着极其重大的区别,后者基本上还处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的社会形态,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是自发生成的,但后者的社会形态则是对整个“自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进行全方位人为“变革”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这个社会大实验运动是由执政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进行的,而这个社会实验运动每一个战略步骤,每一个阶段性运动的具体的、指导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策略乃至“总设计”,都是由执政党领袖集团尤其是个别最高领袖根据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来的,因此,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尤其是最高领袖必定是精通理论熟知历史规律的“最伟大、最杰出”的马列主义者。如此,如果说中共一党制在其深层政治本质上和中国皇权君主专制并无二致,那么,前者“青胜于蓝”的地方,就是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往往比中国古代历朝皇帝更容易做到“君师合一”。实质上,中国皇帝真正达到“君师合一”的“至高境界”,可以说一个没有,即便乾隆皇帝,也只能做到“亦君亦师”,而不能完全做到“君师合一”。有个别皇帝尽管在文学、文论领域取得不菲的成就,但很难说他就能达到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师级大儒”境界。可见,像毛泽东被评价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君师合一”的殊荣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得到的;

  第二,从中共建政时大陆知识群体的职业结构、知识谱系、学术流派、思想信仰、价值理念、政治倾向等总体构成来看,已经不能和中国皇权时代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同日而语,儒家学说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统一的政治信仰、学问探索和道义追求的“一统天下”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多元格局已经形成并开始成熟,而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各种流派对近现代中国精神生活的融入,是这种多元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人类近现代工商文明转型的必然结果。分析一下当时中国知识群体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大致显现出“三分天下”或“三足鼎立”的状况:一,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政治信仰的知识群体,大部分存在于中共中上层干部队伍之中,他们的专业大多是人文学科类或社会学科类,并担负着一定的行政职务或党内职务,脱离中共干部体制、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尤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则更少,但这种状况随着中共建政后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及科学体制的形成,已被彻底扭转;二,大部分知识群体无论他们的专业是什么,其精神信仰、价值理念和政治倾向,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即崇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及现代宪政民主。应该说,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的形成,恰恰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和累累硕果;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纯粹的“儒”、“道”传人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即便知识群体中最保守的“守旧派”、“复古派”也难以和西方文化的侵润完全隔绝,我想,这一部分数量不多的守旧派知识群体中,恐怕大多数还是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价值观和学术观。在政治倾向上,完全主张复辟帝制、回到皇权政体的“保皇派”恐怕也极为罕见,毕竟经过当年知识群体对袁世凯“皇袍加身”的口诛笔伐,当年的“保皇派”中大多数人已经转变立场,“与时俱进”了。因此,这一部分知识群体的政治倾向多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倾向交融。当然,说起政治倾向这个东西,由于建政前中共多有打着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旗号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主义”分庭抗礼,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持自由主义的知识群体的好感、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共的建国建政纲领,这也是历史事实,但骨子里他们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所谓“阶级斗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可见,中共建政之后要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学说而垄断整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想统一整个知识群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是相当困难的;

  第三,我们看到,中共建政之后为了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系列带有行政强制和政治暴力性质的霹雳手段,制度上的主要表现为,一,由“国家”其实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接管、控制、垄断、创建全部新闻媒体、科研学术机构、文学艺术机构、所有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即所有思想文化机构完全成为“官办”,真正和“官方”没有任何瓜葛的民间文化机构则已不复存在,并通过这些机构对群众实施全面的洗脑式的党化教育、政治宣传和愚民政策;二,垄断、控制、创建由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全部教育体系,将马列主义的强行灌输和党化教育贯穿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确保每一个学生无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程度,都会成为“党”的拥护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将所有人包括所有知识分子纳入相应的“单位”,而任何职业的“单位”,都由相应职级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党组织机构进行双重控制,因而以往拥有“自由职业”和“职业自由”的知识群体实质上彻底“被消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单位”人,都成为“党和政府”随时都能掌控、监督、改造的对象。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上的构建,是中共对社会意识形态和大陆精神文化生活实现彻底垄断、控制的釜底抽薪之举;三,在垄断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方法、手段上的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对知识群体尤其是高级知识群体为重点的“洗脑运动”,来实现知识群体“三观”转变和思想改造。通过强制性的学习、检讨、批判、认识等霸王硬上弓的方法强逼知识群体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就范。不过,单纯的思想改造运动仅仅是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其二,通过文艺作品的批判和对某些知识分子的“反动学术观点”及“顽固”态度掀起政治运动,对部分不顺从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中共建政初期的批判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运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批判胡风文艺观及将胡风及其同仁作为“反革命集团”进行镇压和政治迫害的胡风事件等,这些思想批判加政治迫害的政治运动仍有局部性质,牵涉面不算太大;其三,全面的、大规模的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运动,从整体和根本上杜绝异端思想和异已政治力量产生的一切思想资源和社会土壤。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这两场政治运动的性质有所区别。前者针对的是中共建政前所有的民主党派及上述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全部知识群体,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将他们打入冷宫。可以说,通过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在大陆已全军复没,上百万各种性质的“右派”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或被单位解职除名,沦为社会底层的“贱民”,或被送到劳改农场和劳教单位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或者被逮捕拘禁关押,受尽心灵和肉体的折磨。而那些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也被彻底震慑,从此对中共淫威彻底屈服,彻底“噤声”。而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党内尤其是核心层的不同声音及其对毛泽东来说已经形成的“异已政治力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党内存在着“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其四,通过媒体、文艺作品、影视戏剧、各种出版物、学校、家庭、单位、社区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运动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党化教育”和国家主义教育,其覆盖面涉及全体社会成员,一个也别想逃脱,这种空前绝后的愚民政策对大陆几代人发挥了巨大的“洗脑”和“教化”作用,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整齐划一”和高度垄断状态。至少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群体思想及国人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极其复杂和多元的状态下实施的思想垄断和文化控制,获得了完全的、超出想像的成功,对巩固、延续政权、防止杜绝任何“异端思想”和“异已政治力量产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巨大效用;

  第四,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内容本身来看,的确具有反对“封、资、修”的政治性质。马克思本人就肯定过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等级、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遇昧的历史功绩,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反对一切带有“封建纹章”的思想文化。至于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马克思更是全方位地进行批判。那么,对于“修正主义”的“斗争”呢?早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过这样的斗争,而列宁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后来的一个主要分支和流派,它坚守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理论学说,并认定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数个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而列宁主义视“工人运动中”一切违背这些基本原则的理论观点为“修正主义”。可见,当中共将马列主义学说奉为国家学说和党的政治信仰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时,这个学说面对古今中外所有传统的、近现代的思想文化而言,的确具有无法兼容的独断性。然而,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马列主义学说一旦被演化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实践,它的独断性和不兼容性就会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就拿中共建政而言,它的政治实践不可能仅仅依靠“马列主义”这个独一无二的思想资源,而这个所谓“独一无二”的思想资源正是在中共政治实践的背景上,和所谓“封、资、修”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暗通款曲”的。首先,中共中央集权和“一党制”在政体模式上和政治本质上,和中国皇权时代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是一致的,尽管为皇权提供合法性来源的“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理论中共可以置之不顾,而用“掌握历史规律”、“人类最后解放”、列宁的领袖学说等说辞取而代之,但这些只不过是另一种说法和意义上的“君权天授”罢了,两者实质上是相通的。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两千年皇权“教化”和“愚民”造就的国人入脑入心、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和“皇权意识”,恰恰是中共坚守现代专制主义的社会心理及文化支撑。而集中国数千年残酷权力斗争精髓、谋略之大成的“法家思想”,和中共近一个世纪的党内外斗争可以说“一脉相承”,中共怎么可能和“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一刀两断”、对之完全“弃之不用”呢?其次,连马克思本人都承认,他的理论学说是在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所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工业文明的到来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必然要走的“现代化道路”恰恰是完成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放弃对资本主义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借鉴,无异于固步自封,“自宫”了断;第三,所谓的列宁主义,就是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阶段立即实施的理论学说,它在政治实践上所走的是一条死胡同和不归路。如果完全按照的个理论描绘的蓝本实施,是根本走不下去的。而被列宁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恰恰是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这些理论信条带有乌托邦性质、并在实践中必然走向现代专制主义的视角,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如果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死抱列宁主义的信条不放,一味困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这条死胡同,而丝毫不利用借鉴“修正主义”的思想资源,那就是自寻绝路,自己作死。因此,从总体和长远观点来看,中共执政期间用以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精神文化进行高度垄断和控制的“国家学说”,即“马列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严丝合缝,它和自己对立的任何一方的思想资源,都可能“暗送秋波”,彼此变通。

  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国家学说的“马列主义”的最后解释权,属于中共核心领导层,尤其属于那个党的“总设计师”的最高领袖,而从事于暴力夺取政权的任何共产党领袖,到头来都不会用这种对“马列主义”的最后解释权去死抱某些理论教条,这样做只会碰得头破血流,死得很惨,他们只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根据夺权、固权的变幻莫测的政治需要,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直至根据个人权力的各种需要,对马列主义的“圣经”采取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手段,“断章取义,任由我用”。因此,如果以共产党在各种历史场合中“出口成章”、信誓旦旦的那些理论信条和政治口号去判断、推度它的政治脸谱和行为性质,那是极其可笑的;

  第五,好了,根据上述铺垫,我们来看一看中共体制下以文革为标志的“文化自戕”,其总的历史特征和缘起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们先来看文革时期的“文化自戕”和中国历史上历次“文化自戕”相比,有哪些历史特征。其一,“焚书”是局部的,并非由当时的最高执政集团和各级党委政府发号施令并利用行政力量具体实施,绝大部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自发的行为,被烧掉的绝大部分是民间藏书和部分学校等具体单位的藏书,官方各类机构及各级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的档案资料、文献典籍和一般藏书,有破坏,有损失,但汲及面不大;其二,最大的特点,是禁书。被禁书目的范围极大,除了毛泽东选集和诗词,鲁迅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原著等书籍,几乎中外文学名著以及中西政治、经济、历史、法律、自然科学等各个门类的书籍都在被禁范围之内,影视戏剧更是如此,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连文革前反映中共革命斗争的绝大多数文艺文学作品也被封掉了,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处于“无书可读”的知识饥渴状态;其三,被毁最惨的是实物和实地文物,绝大部分是馆外的庙宇,古建筑,古代、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及其文物遗存,古墓,牌坊,碑石,文化遗址,民间和私人收藏的大量的珍品文物等等,这些文化遗存的毁坏,大部分是在文革初期风靡全国的“破四旧”运动中造成的,而“破四旧”又是官方号召,“群众”自发掀起的,和“红卫兵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国家和各级文化机构重要的馆藏文物,损失不大,但也不排除部分地方文化机构的馆藏文物有被群众运动冲击毁损的情况发生;其四,实质上,文革中的“文化自戕”最创深痛巨的所在,则是对几乎举国知识群体的“现身迫害”,上文已经说过,这种“现身迫害”有如下几种残酷的手段:群众批斗;思想言论批判;历史审查,前账后账大账小账一起算;群众专政:包括人格凌辱和肉体摧残;断绝经济来源,发配劳改,或降为“贱民”,甚至由“专政机关”直接关押判刑;蹲“牛棚”;反复检查认罪,直到把自己批得臭不可闻为止;彼此揭发诬陷等等。受过这类政治迫害的知识群体和“文化人”在全国以百万计数,所牵连的亲属朋友以千万甚至亿计数,其中被殴打迫害致死或因“生不如死”而自杀者,当以数十万计数。而这一绝对“恶辣”的一招,敲断的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千年挺直的脊梁,埋葬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科学、学术成果及其在各个未知领域探索的最宝贵的理想信念和原创能力,粉碎的是中国数千年来知识群体传承不息的人文情怀和“士大夫”精神,熄灭的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如同黑暗中明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屈灵魂。这种对“活体生命”中的思想、信念、心灵、知识、尊严、人格、灵魂的直接摧残和“现身践踏”,究竟会给中国当代文化造成怎样一个断层,这个断层有待怎样的代价和时间弥补连接,我们根本无法估量。但有一条:最令人心惊的“报应”在文革结束后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已经渐次显露出来,这就是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出现精神“集体侏儒化”、人格“集体犬儒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文革对中国文化深层戕害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持续“发酵”的结果。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导致文革发生的核心要素。如果说,将马列主义奉为国家学说,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而这种“国家学说”指导执政党政治实践和国家治理的具体内容和准则又由执政党核心层尤其是掌握最高权力领袖的随机任意解读为准,是所有成功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国家为维系其政权共有的政治需要,那么,这种政治需要对于建政之后的中共统治集团,并非会一定产生文革这样的政治浩劫和文化浩劫。当然,文革的发生包含着这种性质的政治需要,但至少这种政治需要不是产生文革的主要原因和决定要素。产生文革的主要原因和决定要素,实质上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最高领袖的个人政治特质和其个人维系其在党内至高领袖地位和权威的政治需要。而这种个人的政治需要和党作为一个执政团队维系政权的集体政治需要,并不吻合,甚至彼此对立、矛盾且发生冲撞。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因篇幅限制并不作联缀阐述,只以“要素组合”为逻辑连接。 先看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特质:其一,拥有中国帝王级的政治野心、政治才能、政治胸襟、政治胆魄、政治谋略和驭人功夫;其二,对于党内政治斗争及权力斗争有着极深的领会和丰富的经验,进而对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的明潜规则和“夺位奥秘”、“帝王权术”有着极深的研究和通透的理解,且拥有“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非凡”动手能力;其三,对于马克思以经济学说为基石的整个理论体系知之甚少,但对列宁主义那几条暴力夺取并维系政权的政治信条却深谙在心;其四,在个人学历上只有“中等专业”程度,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受过高等学历且为“大牌”教授学者的冷待和羞辱,因而年轻时虽身在“五四”阵营,却对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主将”(或许鲁迅除外)以及整个高级知识群体抱有怒怨和敌意,加上后来党内斗争屡遭苏联“留学派”的排挤、打击和讽嘲,因而这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大牌”知识分子的心理拒斥,终于成长为毛泽东个人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因素;其五,但毛泽东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他有非凡的“文才”和“诗才”,在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上也有非凡的“总结”、“提高”能力,这是他立志并能够做到“君师合一”的主要原因;其六,拥有中国君王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睚眦必报、逆我者亡、“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综合政治素质”,在事关个人权力取舍的问题上,哪怕生灵涂炭、洪水滔天,他都会寸土不让,寸权必争,且不动声色,心安理得,不会因为“心慈手软”而“施舍”丝毫仁慈。毫无疑问,中共建政后为巩固政权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需要以及出于这些需要的政治运作,无不打上毛泽东个人政治特质的烙印,而全面展现毛泽东个人政治特质和“综合政治素质”的政治事件,当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而延安整风运动则是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序幕。

  且看文革是怎样从中共建政后带有毛泽东个人政治特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需要中“催生”出来的。本文只将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罗列并组合,以呈现文革缘起的因果链条。其一,上文说过,中共建政之初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尽管出于中共整个统治集团维系政权的政治需要,但无不打上毛泽东个人政治特质的烙印。这些运动包括:大学院系调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运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运动;三面红旗包括人民公社运动;1959后庐山会议后全党的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个历史时段,五十年代中期的反“高饶反党集团”运动和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属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其二,在上述事关知识分子和精神文化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两部电影和《红楼梦研究》、反“胡风集团”、反右运动等,均显示出毛泽东对中共实施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控制、垄断问题的非凡敏感和凌厉态势,同时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砝码和文革实施大规模“文化自戕”的预警信号。其中,不乏毛泽东个人敌视知识分子群体的阴暗心理的渲泻和报复,比如借批判俞平伯剑指曾在北大冷落他的胡适;明知胡风只是在文艺观点上和他《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立场相左,却硬将胡风问题拔高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性质上加以镇压等等;其三,文革是党内核心层权力斗争的产物,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文革是他在全党至高领袖地位发生动摇、他对党内最高权力的掌控出现危机时的一场全方位的政治反击,而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反击,则是以“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的,因而这场政治运动被以“文化革命”命名,这就注定了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其四,文革的具体起因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成功”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他急于进行共产主义试验,急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出头,急于在经济上创造奇迹赶超英美,急于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争个上下,比上输赢,结果在三面红旗运动中走了麦城,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而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不仅不听彭德怀的忠告,反而将彭德怀打入冷宫,掀起全党的反右倾运动,导致这场人为的大饥荒愈演愈烈,终于以全国粮食大幅减产、饿死数千万人、全国城市粮食、副食品供应全面告急收场。这场人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尽管有人竭力将其往“天灾”上推,但这样荒唐愚蠢的自欺是蒙不住全党的眼睛的。它至少对毛泽东的最高权位和最高领袖权威产生了三大威胁:一,宣告毛泽东亲手制定发动的“三面红旗”运动彻底破产,经济大跃进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二,用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惯用的话语体系总结,毛泽东本人犯了“主客观脱离”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质的严重路线错误,按照党内政治斗争和毛泽东本人一惯强调的原则,举凡党的最高领袖犯了路线错误,一律让位接受批判。尽管当时党内慑于毛泽东的至高权威,并没有人胆敢提出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这也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检讨的底线,但实质上,“三面红旗”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更甚于党内历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是有目共睹。更要命的是这条路线在党内已经无法继续执行,等于废弃;三,七千人大会之后,党内全盘经济工作毛泽东已经无力无颜接手,而解决全国城乡人民的“饿饭”问题、尽快恢复经济不仅成为党内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为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线常委”统筹党内全盘工作、掌控全国行政权力和党内决策权力顺理成章的理由。实质上,毛泽东在党内和政府这两块的大权已经旁落,他的至高领袖地位和权威已被架空,尤其他饿死数千万人的“滔天大罪”是否会成为他身后的“赫鲁晓夫”将他“批倒批臭”、挫骨扬灰的“铁证”,恰恰是他最为担心的问题。在西楼会议不久,他也企图通过重提“阶级斗争”来挽回颓势,并以四清运动企图将全党工作的重点由经济恢复工作转移到他的“阶级斗争”路线上来,但发现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成“附骨之疽”,尾大不掉,挥之不去,到头来四清运动整个走向已在刘少奇等“一线常委”的掌控之中,甚至已出现借着四清运动进一步培植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并公开和他分庭抗礼的征兆。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党内的政治势力已经坐大到随时可能对他取而代之的程度,如果不予彻底肃清,则他毛泽东难逃斯大林死后被人挫骨扬灰的厄运。而搞掉刘少奇,谈何容易?必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政治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文革就是这样在毛泽东胸中酝酿成熟的;其五,而毛泽东要搞文革,必须做足如下几方面的“功课”:一,必须将他搞掉刘少奇的全部“理由”,整合成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将刘少奇必须被打倒的所有“理由”整合成一条和他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要“打造”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中共建政十七年的历史之中这样的“政治史实”,否则,没有“路线斗争”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文革将无法名正言顺地霸占全党全国通盘工作的全部阵地,刘少奇也不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倒。实质上,中共建政十七年哪有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党内可谓一手遮天,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只有极少数人企图为毛泽东一意孤行终于酿成大饥荒的各种冲动冒险行为踩踩刹车,结果不是被他痛斥,就是被他打入冷宫,至少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还是唯他毛泽东马首是瞻,至于什么“单干风”、“翻案风”,不就是为他造成的巨大的经济灾难揩屁股的权宜之计和不平之心吗?可见,十七年中哪有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有,也只有他毛泽东三面红旗错误路线酿祸巨甚、败走麦城的政治现实。因此,要无端地“打造”“两条路线斗争”的“史实”,只有捕风捉影地凭空捏造;二,他要打造出这一条能够重新霸占全党全国工作阵地的“路线”,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原教旨的列宁主义”。而他建政后为全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依据的正是这种“原教旨的列宁主义”。尽管这种原教旨列宁主义已经酿成诸多祸端,导致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走入死胡同,但惟有这样的列宁主义才能占领理论和政治的制高点;三,发动文革,他可选择的由头和突破口惟有思想文化领域。因为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经济调整和经济恢复工作都是党内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他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从这两个领域向刘少奇开刀。而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恰恰是“一线常委”班子的软肋。不仅如此,他毛泽东自建政以来一直关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十多年来不仅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积蓄了大量的“炮弹”;四,发动文革决不能像反右那样依靠现有体制内力量进行,他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线“常委”造反,就等于造现有体制的反,因为“一线常委”领导的全党工作正行进在经济恢复工作的“正轨”上,而全国的党政体系正是围绕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权力核心运转的。因此,文革不仅必须依靠体制外的“群众力量”来发动,而且其整个社会动员的性质是反体制的,反常规的;四,文革依靠的另一支力量,就是林彪掌控的军队。掌握了林彪,就等于掌握了军队。而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就等于文革有了“定海神针”。不仅如此,林彪更大的政治作用在于他自七千人大会之后一直致力于制造对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对于文革的发动真是太重要了,它在动员针对刘少奇的体制外群众力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初期由林彪点燃的席卷全国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当然不是林彪的一已之力和一已之功,它得益于十多年来中共无孔不入的党化教育和国家主义教育,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得益于中国民众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和皇权主义意识。

  文革的突破口是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而所谓“海瑞精神”却是毛泽东几年前提倡的,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和明史专家的吴晗写这个剧本,不仅是响应毛泽东本人的号召,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和“首肯”,演出后也得到过毛泽东的赞赏。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在如何诋毁、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如何随机利用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资源上,是怎样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而文革中如此规模、如此惨烈、如此巨创、如此荒唐的“文化自戕”,恰恰出自于毛泽东对文革突破口选择的这种偶然和“独辟蹊径”的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来看看,在“文化”这个突破口上,毛泽东是怎样向“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倾泻一大批炮弹的。这批炮弹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数次讲话和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中已经“图穷匕现”。请看毛泽东1963后11月的一次讲话:“我们有了方向不等于执行了方向,有方向是一回事,执行方向又是一回事。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另一次讲话中,他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第一个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出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第一个批示还肯定了艺术界的成绩,到第二个批示,就有点全盘否定“十五年”的意味了:“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作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在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可见,向刘少奇“司令部”轰出突破口的这一批“文化炮弹”,针对“封、资、修”三个靶标一齐上,非如此,就不能在文革中整刘少奇时将“十七年文艺工作”定性为由“一条资产阶级黑线”贯穿始终,就不能突显“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建政初期就开始了。其实,中国古装戏剧虽然历史不长,但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中国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古装戏虽然充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绝大部分宣扬的都是“忠君爱国”、“伸张正义”的中国古典价值观。这些戏对中共的政治统治实质上没有危害和威胁,反而对民众传统的忠君思想和皇权主义意识有着“稳基培树”的作用,而中共及其最高领袖把自己神化为“人类最后解放的领路人、大救星”正需要这种“忠君思想”和“皇权意识”的呼应。实质上,文革中“亿万群众”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以及“忠字舞”、“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忠君极品”,正是中国民众的“皇权意识”的现代版。而毛泽东本人却十分喜欢古装戏,文革期间专门为他一人观看而排演录制的古装戏,还少吗?其实,毛泽东根据自己变幻莫测的政治需要对“封建文化”资源的利用,真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他不是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吗?他不是特爱欣赏和写作中国古典诗词吗?反林彪你反就是了,就因为林写了儒家的“克已复礼,唯此唯大”的条幅,他毛泽东就硬生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将孔子为林彪陪葬,再影射党内“大儒”周恩来,并自比“法家”,把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家捧得几乎和马克思一样高,不久又批《水浒》,自比农民起义队伍中的“晁盖”,影射敲打党内保守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毛泽东在党内争权、夺权、保权、用权的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已经把中国古代的权术谋略和帝王之术运用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延安整风运动夺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之后,他和党内同僚之间的“君臣关系”就开始奠定并发展成型了。可见,就拿毛泽东将自己和秦始皇“等量其观”并自比“法家”这件事来看,说毛泽东如此决绝地反对“帝王将相”,反对封建文化,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而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开始成熟起来的那一套一套整人的方法,更是深得中国帝王权术谋略之真传,这一点从他文革中后期如何平衡党内两派斗争的“权术”和“谋略”就可深得其中“三味”。问题是,经过十年文革惊心动魄的反复和曲折,毛泽东虽然始立潮头终不倒,但日拙心劳,机关算尽,仍留下极大的政治缺憾。最大的缺憾,恐怕就是十年砥砺终于没有选出能够传他衣钵的“接班人”。先是被他的“亲密战友”并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骗了,后树了一个王洪文,考察些许时日却大失所望,被他讥为“刘盆子”。至于华国锋,并非他满意的人选,不过是一个大抵能平衡党内两派的过渡人物罢了。而文革这一部毛泽东颇为自得的政治作品最具有“独创性”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毛泽东把他亲手创建的体制打碎一遍,在政治上、人事上、理论上、“路线”上重新洗牌,其最终目标当然不是改变或改革这种一党体制,而是重建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在党内获得永久的统治权。问题在于,且不说从文化领域撕开一个“突破口”颠覆这个体制会给“文化”、“文化人”带来何等恐怖的灭顶之灾,就是这个已经运行了十七年、并已常规化的体制,所承载的传统和时代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信息虽经多方打压,仍然厚重丰满源远流长,尤其是生活常识类的更是如此,而当所有这些文化基因和文化信息被当成这个“旧体制”主人的原罪一竿子扫除时,文革时期的“文化”立即“瘦身”到几亿人只能翘首期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来决定他们明天想什么,做什么,怎样做,“瘦身”到几亿人只有《毛泽东选集》、“八部样板戏”、几部电影、几部小说、几部书可看,还有几十首或上百首“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可唱,连中共建政前后那些反映中共“革命斗争”的文艺文学作品都被打入禁宫,更不用说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其他书籍了。

  毛泽东维持自己在党内最高权威的个人政治需要压倒了全党大饥荒后解决人民饿饭、恢复经济发展、稳定政权统治的政治需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这就是文革引发“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文化自戕”的逻辑,这也是中国数千年中所有文化劫难的历史逻辑。

  四,“五四”和“文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上文我们说到,文革制造的文化浩劫和“文化自戕”是毛泽东维系自己最高领袖权威的个人政治需要的产物,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半毛钱渊源关系。必须对近年来学界将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之间人为的联系进行史实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切割:其一,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仅仅是当时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运动,它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相反,它的对立面正是当时的强权。因此,它既没有利用权力“焚书”,也没有利用权力“坑儒”,它的批判完全是在思想领域和文字范围进行的,属于中国文化在“中西碰撞”之后自身发生的冲突和嬗变,和文革这类以强权从外部对文化体系及文化生活进行粗暴的干预、阻断、封杀、禁毁、摧残,有着本质区别;其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实体”层面的“冒犯”,那么恐怕只有白话文的提倡和后来的汉字简化改革。但时至今日,谁还敢说用白话文进行日常的书写行文、给古文加标点符号是一个错误?实质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日常书写,完全是中国由农耕文明跃入工商文明的文字改革必然。文言文的“字”和“句”所隐藏的典故太多,歧义太多,表达的意象太晦涩复杂,行文联缀佶屈聱牙,生僻艰深。它被时代所淘汰的理由有三:一,不适于大众学习,真正掌握文言文的内涵意向和运用技巧需要多年苦读,始终只是少数知识群体能够胜任,而工业文明必然迎来文化普及和大众文化及大众阅读时代,文言文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二,在中国古代,作为书写语言的文言文和人们及大众的日常口语虽有交集,但实质上是两张皮,一个文人写文章不可能用日常使用的“大白话”去写,而一个普通百姓在人际交往语言交流中也不可能用文言文的书面语言进行。白话文的提倡使用使这“两张皮”合成了一张皮,是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虽潜移默化又“翻天覆地”的语言变革,无疑,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达到一致不仅对各个领域的文化创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且大大拓展、丰富了各个领域内部和各个领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三,语言的通畅晓白是人类认知进程中至为关键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通畅晓白的日常用语在认知中的每一个环节上更容易使人们达成共识,更重要的则在于越是艰深的理论研究,越是深入的科学探索,就越需要通畅晓白、意像单纯的语言揭示。就像事物内部复杂的结构、层次、形态和变化规律,只能用晓白的语言所显示的各种“单纯意像”的“叠加”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一样。因此,白话文的提倡和普及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介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及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开展学习、对话、翻译、交流的关键一环。试问,如今针对某个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你和西方学界进行论文交流,你这篇论文用文言文来写,你不会感到处处词不达意,处处生涩别扭吗?对方如何翻译?或者让懂汉语的外国同行来读,你不会让他难堪吗?实质上,中国近现代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引进了大量直译或转译过来的词汇和用语,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桥梁和纽带,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语言为什么没有创造出这样的词汇,除了中西方文化之间本身的差异之外,还有两者认知上的差距。而这些外来词汇和用语只有在白话文中才能自然地嵌入和流畅地联缀;其三,那么,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之间还有什么样的“类似”之处呢?我想,只有前者反儒,后者也反儒,另外,两者在“语言暴力”方面,也有“相通”之处,比如,新文化运动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文革的“打倒”口号如出一辙,都有全盘否定的意思。当然,语言暴力和“全盘否定”(其实在当年的批孔实践中并没有全盘否定)的确是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任何单纯的语言暴力只要没有强权背景,是无法从根本上诋毁一种学术观点或理论流派的思想根基和“时间魅力”的,反而暴露出语言暴力者本身的无能和无知。而古今中外举凡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各种观点流派之间的争论中,语言暴力比比皆是,几乎成为这些争论交锋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儒家学说对于维护中国君主专制、愚弄人民、奴化人民,究竟有没有“原罪”?所谓“封建礼教”对人民自由的践踏和身心的戕害究竟存在不存在?而在中国由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由君主专制走现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和“封建礼教”是否应该受到应有的批判,是否应该“剔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我以为,这才是评判新文化运动是非功过的根本问题。

  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呈现出方向上的“背道而驰”,存在着本质上的尖锐对立。我们且看三个主体事实: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剑指帝制,维护共和,而文革则是将原先中共现代专制主义政体进一步推向“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极权主义;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严批忠君意识,提倡科学民主,唤醒公民意识,而文革则将中国数千年积淀的“忠君思想”、“皇权意识”的现代版演绎到极致,把几亿民众狂热崇拜“大救星”、“红太阳”的迷信和愚昧推进到极致,和五四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且相差十万八千里;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个人自由,维护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而文革恰恰相反,每一位民众除了被要求向“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没完没了地表忠心外,他们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得精光,哪怕说出一个字对“伟大领袖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恭,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实际上为此真掉了脑袋的人成十万计;我想,任何一名想把文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挂起钩来的人,你必须首先推翻这三个主体历史事实,如果你无法推翻这三个主体事实,就请你免开尊口。

  那么,剩下来的口实,恐怕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文革批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批孔;文革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否定传统文化。实质上,这个口实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果将“反孔、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定为是非标准,那就太离谱了,那就会产生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和胡说。文革真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吗?上文说过,文革本身就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传统的现代版,文革是大陆至今没有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恶基因”的明证;文革真的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吗?那么儒家学说教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忠君思想、皇权意识和颂圣文化,为什么被文革演绎到极致、“释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成为文革发动的最可靠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问题只能这样提出: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和主流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进程而言,既有它的正向价值,也有它的反向价值。文革继承了它的“反向价值”并将其无限放大,却把它的正向价值悉数摧毁;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相反,剑指它的反向价值,进行严厉的声讨和批判,却能较好地继承了它的正向价值。笔者不才,尝试着将儒家学说正向价值和反向价值的基本元素列举一下。这里要声明一下,下文所指的儒家学说是指三代至清朝的所有时代的儒家学说,我并不将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说及其嬗变作性质上的区分。实质上,在围绕“天命观”这个核心理念成长的所有时代、所有流派的儒家学说都是随着历史变数一脉相承的,它们在“天命观”这个本质和性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区别并不像历代新旧儒新儒所说的那样大。

  儒家学说的正向价值:一,儒家学说既然在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主体地位,且为历代统治者列为“正道”、“正统”,那么,它显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反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生存方式中最主要、最本质的内容,而中华文明则是人类世界延续至今的惟一的古文明,她的人口、疆域和历史构成了人类世界中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这个巨大文化存在无论对人类世界的过去,还是对人类世界的现在,尤其对人类世界的未来,都是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而在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中,儒家学说无疑蕴藏着这个文明实体和文化存在中最核心的价值、最基本的元素、最深奥的秘密、最丰富的信息。因此,无论就人类对自己的认知而言还是中国对自己的认知而言,无论从中国自身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视角还是从现代文明接纳中国的视角,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探索及其超越,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二,“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是中华文明之魂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精神生活的脊梁,是以人格力量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的结晶。而儒家学说则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根基和主体构成;三,“殉道精神”。殉道精神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底色和核心理念。它表现为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表现为对人类大同世界的向往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尽管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殉道精神”受到种种历史局限,但这种精神的追求和践行却锻造出中国数千年作为统治集团成员的知识官员的公共服务精神,锻造出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社会正义的内容、方向、旨归和路径,赋社会发展以动力,予芸芸众生以希望;四,个人修身养性。这是士大夫阶层对政治道德和人伦道德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对个人完美品格和高尚节操的自我“修炼”、自我培树上。而这种以人格力量和个人魅力释放出来的“道德磁场”,无疑具有巨大的教化力量和引领作用,它是凝聚、推进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力量践行的灵魂和灯塔;五,民族主义。儒家学说在其政治实践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执着的民族主义精神,这和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政治道德追求一脉相承。尽管“中华帝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既有被异族侵略也有“侵略”别人的诸多事实,而中华文明的“民族大融合”大抵是在这反复的以暴力为主的被别人“侵略”和“侵略”别人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很难界定,但在人类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在遭受外来暴力入侵时,它的反抗都具有时代的正义性。因此,人类古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历史评判中永远有它的正面价值。由此,儒家士大夫精神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始终是一面中华民族抵御外来入侵的精神旗帜;六,民本主义。“民本”思想并非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它和西方原始民主和现代民主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民本思想既是在维系“天子”家天下的前提下,缓解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群体紧张关系的政治策略和权宜之计,又是儒家以民众的休养生息保证皇家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民生政策和战略思想。

  儒家学说的反向价值:一,被儒家学说奉为“天子”的周王室和秦以后的历代皇帝,实质上是一人一家的“家天下”,是一种封建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君主制政体,是人类政治文明处于幼年和蒙昧时期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全部国家政权为一人一家所垄断,统治集团利用政治权力对被统治社会群体进行无孔不入残酷无情肆意妄为的剥夺、压榨、奴役、迫害和杀戮,广大民众人权尽失,或沦为奴隶,或形同猪狗。这种体制尽管是人类政治文明成长必然经过的阶段,但它和人类的文明方向是相悖的。因此,将这种政治制度合法化,神圣化,理想化,是儒家学说背逆人类文明方向的政治本质;二,人类解放的根本尺度是国家政权为全体人民所有,人民拥有选择、监督、撤换执政集团的政治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做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是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等等。而儒家学说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政治要求或惟一的政治要求就是奉行“天子之道”,实质上就是要求“忠君”,就是要求对那个独揽全部国家政权且自称“天子”的帝王、皇帝五体投地,山呼万岁。因此,面对人类解放的尺度,儒家学说的原罪就是长时期地奴化人民,愚弄人民,通过教化的作用向民众强行灌输所谓“天子之道”、忠君思想和皇权意识,致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精神生活思想发展长期停滞在只有“天子”才能代表和履行的“天道”、“天命观”和“忠君”的愚昧状态,一个悠久、灿烂的古文明的思想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上,仅处于低端位置;三,平等,不仅是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普遍诉求,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而将“人”从各种专制性质的封建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设置的森严的政治等级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下解放出来,是人类实现的第一次真正的解放。而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就是顽强地坚守以“三纲”为框架、以最高当权者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高低贵贱为坐标的政治等级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和家庭等级制度。由于儒家的这种坚守有着深厚的社会宗法关系基础和家庭人伦关系基础,导致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还在这种政治等级和社会等级的阴影中挣扎,“人类的第一次解放”在当代中国实现得并不彻底,以权力差序为等级标识和“价值”取向的“官本位”,不仅是一种“陈旧”的意识,而且是一种很“骨感”的政治现实;四,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中的任何进步和变革,虽然是各种社会矛盾暴发的结果,但它们发生的必备条件,就是认知的突破和思想、观念的引领。而儒家学说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当它把周制、周礼当成“天之大道”、当成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当成人类社会的终极归宿时,就注定了这种自我封闭,即它从原点对“天道”之悟、对“天人感应”等等命题所进行的所有探索、追寻、思考和感悟,都必然回到“天子之道”、“奉天承运”这个原点。而更严重的是儒家学说长期地成为中国全体知识群体共同的政治信仰,这就堵绝了中国知识群体培树“独立精神”的机遇和其他认知路径的形成。因此,中国的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人类近现代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中国知识群体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为什么到了晚清还大部分停留在“天朝上国、万世一系”的层面,而没有任何原创性的突破,个中原因,恐怕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封闭性“功不可没”;五,无论信奉儒家学说的知识群体有多么远大的政治抱负,有多么高尚的“天下情怀”,这种抱负和情怀都必须在“天子”、皇帝“行天之道”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实现。所谓“练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也。因此,并不是历代皇帝“要”将儒学列为国家学说,而是儒家的政治本质就依附于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统治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儒家队伍就产生不出西方那样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脱离政治权力和统治阶级精神控制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便那些放浪形骇、行为不羁、视高官厚禄为“粪土”的隐士高人,其“怀才不遇”、不为“伯乐”所识的怨愤也时常流露出来,而他们意识深处对“皇家道统”膜拜和信服,更是不争的事实。而儒家这种特定的政治角色,注定了它要成为皇家统治集团的帮凶和卫道士;六,儒家学说一贯宣扬自己的核心理念是“仁”,是“仁者爱人”,主张君主施“仁政”。然而,儒家的“仁”,却始终没有一条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底线。而维系“天子之道”才是儒家所谓“仁政”、“仁者爱人”的底色和旨归。大家知道,中国以“天子”自称的君主和皇帝,他们“行之”的大道本身就无“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可讲,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而屡屡突破这道底线,将人像猪狗鸡鸭一样奴役、驱使、屠戮简直如家常便饭。而儒家学说恰恰是为君主帝王这种无底线的“大道之行”提供合法性理论、各种政治理念和道德支撑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孔子看来,像征战讨伐这样会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战争暴力,其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要看是由谁发起的。由“天子”发起的,就是天下有道,而不管它怎样残酷,怎样灭绝人性。如果由诸侯、大夫发起,那就是不合法的,就是“天下无道”。而不管其是否合理,是否正义。什么叫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就是从维护每一个人“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考虑问题。比如“人”的权利中最底层、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就是生命权。即人是不可以像猪狗鸡鸭一样被任意屠宰践踏的。而在儒家的“仁爱”理念中,连这一条最基本的“人权”概念也没有。近读余世存《圣王们的游戏——由李冬君《儒脉斜阳》想到的》一文,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极为不诮。请看:“这个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个体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对平民大众的心思欲望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残忍在中国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国敌对的士绅也对曾国藩训练的军队之残暴留下了印象,如李圭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宁波被占领后,外国人感叹:‘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拥有50万居民。’李鸿章等人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捶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说,三天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内大火燃烧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以至于满清朝廷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苏布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余世存评价道:“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普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的小圈子内。”曾国藩是公认的晚清“大儒”,而且是儒家“修身齐家”近乎完美的道德楷模。曾国藩如此残忍地屠戮平民及其中的老幼妇残,完全是为皇上的“率土之滨”而战,这充分说明儒家的字典中从来就没有一条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底线,只要为了维护“天子”的至高权威,什么灭绝人性的兽行都可视为“大道之行”。不仅儒家的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政治实践没有这样一条底线,而且儒家的整个人伦道德体系中同样没有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为了维系血亲政治等级关系和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家为之所建构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罪恶和对人性底线赤裸裸的践踏。中国罪恶的、灭绝人性的宦官制度从来没有受到过儒家学说的质疑和反对和批判,相反,在许多儒生看来,它是维系帝王君主血脉纯洁的重要制度保重,同时也是对皇室内部人伦道德实践的补充,而君权、皇权能否在其纯正的血脉中传承,则是儒家学说认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安定”的最大的“政治正确”。至于在普通家庭、家族的“父权”、“夫权”的维系上,儒家人伦道德的“人性”罪孽,就更罄竹难书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男人“乱性”顺理成章,女人“偷情”则是“万恶之首”,有“猪笼沉江”、“捆石沉潭”、“骑木驴”等酷刑伺侯。所谓“闺阁锁春”,“贞妇烈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取悦男人审美观的“三寸金莲”,都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戕害。而儒家人伦道德在践行中对人性底线的突破,有时残忍到极致。大道荣升的网文《皇权治下能臣干吏皆祸害》中说:“据明代姚叔祥的小说《见只编》提及:海瑞家里不富裕。一天,他看见五岁的女儿吃一个糕饼,就问糕饼是诠给的;当得知是某男仆给的时,海瑞大怒道:‘上鼐好女子怎能随便地接受男人的东西呢?只有你饿死了,才是我海瑞的女儿!’他的女儿从此吓得啼哭不止,不喝也不吃,家里人怎么哄她劝她也没有用,七天之后终于饿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小说,不一定真有其事。或许这个故事真是虚构,但小说本身就说明了当时被渲染得极为浓烈的道德氛围。在这种道德氛围中,其突破人性底线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说其他,就说古代一直流传至今的那些“忠孝”故事。比如“二十四孝”中的“埋儿奉母”,“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等,“割股奉亲”这样的极端事例史书也是有记载的。总之,无论是儒家所提倡的政治道德还是人伦道德,其践行中当然既有其向善扶弱、体恤亲情的正面价值,但也有为虎作伥、摧残人性的反面价值。其反面价值在中国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中为祸尤烈。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主人公发现的那个“吃人”二字,针对的正是儒家人伦道德的这种摧残人性的反面价值。

  综上所述,我以为如果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符合实际的历史评判,必须首先厘清下述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必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进行界定。我个人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就是反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学说中所有突破人道主义和人性底线的反面价值,提倡科学民主,支持共和政体公民社会,主张知识群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呐喊。总之,推动中国进入人类现代文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旨归;

  第二,必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性质进行界定。我个人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相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一代中国知识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和西方工商文明的“接壤”,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来讲,鲁迅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方面卓有成就:“据不完全统计,鲁迅辑录、校勘的整本古籍二十二部,编制、校订各种目录近二十种,抄录文、史、地、动植物、佛经、金石等多种古籍四十余种……鲁迅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也对古籍进行卓有成绩的学术研究,使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显著的例子。《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书中的史料和有力的论证,都来源于鲁迅古籍整理中的丰富资料。”(陈建根:《鲁迅对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的重大贡献》)至于胡适,就更不用说了:“胡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他一生都在倡导的‘科学方法论’和‘整理国故’,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两千多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传说’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如何推得翻?如何打得倒?’……他把几年来所不断思考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更系统地提了出来(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故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赵金红:《论胡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贡献》)至于胡适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领域中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就不需要一一列举了吧?就连中共初期领袖、醉心于政治革命的陈独秀,在“文字学、语言学方面,著述颇丰;同时力倡‘美术革命’,直到今天也是美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也有着很深的造诣……1916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黄侃等人诘问蔡元培,陈独秀凭什么能当文科学长?蔡元培告诉他们,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1909年始,陈独秀着手研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古文字的字义渊源进行探求,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后又撰写《字义类例》,则是这项工作的继续与深入。1932年陈独秀被捕下狱,他的训诂、音韵之学,于狱中始得大造。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著作,除了《实庵自传》两章之外,还有《实庵字说》《识字初阶》《甲戌随笔》《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冬钟江中元古韵考》《干支为字母说》等,这些著述,多方位地思考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其最有价值的文字学专著,则是《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家有学子《陈独秀的书法艺术》)我想,那位“江南樵夫”咬牙切齿要“清算”的那些“在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打、砸、抢、烧之后仍然以文化胜利者的姿态领受愚民顶礼膜拜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贼人’”中,大抵包括鲁迅、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位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吧?我们暂且不说江南樵夫应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三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以及那时“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贼人”是怎样对传统文化“打、砸、抢、烧”的,我们只说这三位“主将”的“国学功底”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读、编制、校订、辑录乃至学术创新所作出的贡献,和这位江南樵夫比一比,是否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连这些“文化贼人”的一个小拇指都不如呢?实质上,中国自晚清以降所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社会各个领域都处于剧烈的振荡时期,最容易发生文化断层悲剧。但事实上这个悲剧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孕育、分娩、成长的整个过程中,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领的新一代知识群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前启后上,在对西方文化的“中西融合”上,做出了无愧于时代担当的巨大贡献。那是一个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时代,在西学上,这个知识群体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中学”上,这个知识群体同样出现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家,诗人,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和学术领域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考古学是西方重要的近现代历史学学科,它被引入中国历史学科的研究,李济功不可没,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请看他的骄人业绩:“1924年,李济开始田野考古;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打破数千年的旧有格局,走向人类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进程,而且标志着中国知识群体所实现的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表现为:其一,再也不用附丽君权和皇权,为“天子”的权力合法性背书;其二,彻底打破将一个没落垂朽的君主制度当成最高政治理想和人类终极正义的认知局限,结束了中国知识群体数千年的政治愚昧;其三,从一种为中国的“君权”、“父权”、“夫权”作最大利益考量、没有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的宗法礼教和人伦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保留中国传统道德优秀因子的基础上,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公民道德和人权理论的殿堂;其四,以科学、坦荡的襟怀吸纳先进的西方工商文明文化,并站在人类现代文明所达到的认知高度和哲学境界全面整合、批判、继承、发见、丰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三,必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知识群体“队伍”或阵营的性质和边际进行界定。我个人以为,这种界定决不能以谁谁参加了那场运动、谁谁没有参加那场运动为标准,而应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旗帜。也就是说,举凡在这面旗帜下奋斗的知识分子,都属于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人。一名知识分子有自己执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并非坏事,但如果因这信仰和理想放弃自己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甚至良知,匍匐在新旧权贵脚下、屈从于专制淫威且甘当奴才,那么,就可视同他背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面旗帜,脱离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你可视胡风、萧军、王实味等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战士,但你却不可将郭沫若、周扬、吴晗、丁玲这样的人仍放在新文化运动阵营;相反,一些曾经拜倒在现代专制主义及其权贵脚下的知识分子幡然悔悟,毅然回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面旗帜之下,则可视他们回归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如陈独秀,如李锐,如李慎之,如资中均,如巴金等;而胡适、鲁迅这两位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后来虽然支持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阵营,但他们始终保持了对两党专制主义倾向的警惕和批判,始终没有屈从于权贵势力和专制淫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因而他们仍然没有愧对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称号。不仅如此,我以为,举凡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为自己人格灵魂的知识精英,大抵都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优秀“元素”的继承者,他们崇高的政治抱负,他们无私的公共精神,他们执著的爱国情怀,他们深厚的学识修养,他们高尚的道德节操,他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硬骨头精神,比起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来,可谓“青出于蓝更甚于蓝”。岳南先生《南渡北归》一书记载的一大批中国“大师级”学者、知识精英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的非凡表现,就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现代典范;

  第四,必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如下几个问题的关系进行厘清。之一,和五四广场游行中部分学生的偏激和暴行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总体性质可定义为中国近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界因中西文化碰撞发生的历史巨变。如果从它的发轫算起,大约有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而在二十世纪初叶呈现出“具体形态”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这种历史巨变的各种要素在特殊政治情境中的“聚合成形”和“集中表现”罢了。而“五四广场运动”则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标识。因此,将五四广场游行中少数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要员这样的暴力行为说成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原罪”,并生发开去认定这样的学生暴行是文革及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非常荒唐的。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最高当权者别有用心“策划”的学生运动,所有自发的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如下情况则属于常态:一,运动的主流是青年学生出于正义感和义愤;二,某些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或民族危机;三,政府有过错或严重不作为;四,政府和学生之间缺乏沟通,产生相互之间的某些误解;五,除了蓄意制造事端的别有用心者以外,一些学生某些偏激违法的暴力行为往往难以避免,但却出于义愤。因此,上述五种常态下的学生运动在本质和主流上应该得到肯定,其理由如下:其一,社会出现严重矛盾和不公,其内压需要得到渲泻和释放;其二,政府有偏有错,需要纠偏纠错;其三,是社会面临不可抗拒的改革或变革的先兆;其四,总体是引起社会警醒和推动社会进步;其五,在专制政体下,学生始终处于弱者地位,他们的某些偏激和暴力行为往往出于对政府镇压的反抗。当然,五四广场事件又当别论。可见,这五种常态在任何自发的学生运动中都是可能发生的,因而用这五种常态中的一些“常态”去定义某次学生运动的总体性质,是非常荒唐的;

  之二,和各种思想流派及政治团体出现的关系。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列宁主义的引进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完全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这样的主义和这样的政党在中国立足,因而也就不会有后来中共革命的胜利及其现代专制主义之祸。这种看法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中国近代的国门,是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的,中国为自救,向西方思想文化界汲取各种社会变革制度变革的精神营养,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而晚清民初在思想文化界恰恰又是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思想流派蜂拥而至,是谁也挡不住的,而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这个相对宽松开放时代的产儿。当然,西方何种思想流派能够在中国站住脚,能够在中国产生政治团体,能够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全看这种思想流派和中国国情之间的“机缘”。这种“机缘”根本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所能够决定和左右的。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机缘”是什么呢?仅从思想层面讲,我以为有如下几种起决定性的连环因素:其一,中国国门是由西方列强强行轰开的;其二,而中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自强,又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其三,但西方列强的“自由民主”的“公理”又不惠及本国之外的“落后”国家,它们反而贪婪地掠夺这些落后国家并千方百计将其“殖民化”,因而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强权”和“公理”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其四,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对资本主义整个制度产生进行历史解释、理论批判和道义谴责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列宁的十月革命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政治实践,这是中国部分具有“救亡图存”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转而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当时整个西方知识阵营的左翼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成功”欢欣鼓舞,真的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十月革命”模式的胜利上。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政党为什么能在现代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其原因要从必须厘清的第三种关系中去找;

  之三,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暴力革命之间的关系。上文说过,在孕育新文化运动的那个相对开放宽松的时代,中国知识群体贪婪地汲取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和思想文化流派的营养,以图救亡图存,改造中国。在这些被引进的西方思潮和思想流派中,有两种在现代中国产生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现代政党,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这两大政治力量及其政党和其他在中国产生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党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这两大政党最后都热衷于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带有强制性地推行他们各自的“主义”。这是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频频发生各种性质的“暴力革命”的关键性历史因素。至于这一连串“暴力革命”的结果最终酿成了现代专制主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问题是,学界有不少人将这些暴力革命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进,诸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理论学说不一定会被引进现代中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分别进入共产党阵营和国民党阵营,并成为两党“主义”的理论骨干和政治骨干,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承认,当初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麾下的整个知识群体包括其中的领军人物,的确有不少因“主义”而参加到这两个政党的政治阵营中去,并发挥了重要的骨干甚至“领袖”作用,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员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成了中共的创始人,接下来一大批“五四”青年,如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等都相继加入了共产党,而国民党方面则有蔡元培、罗家伦、吴稚晖等。但是,这仅仅是中国二十世纪暴力革命中出现的现象,却不是导致暴力革命的原因。对于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看:其一,上文已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时代是一个相对开放和宽松的时代,西方各种思潮及思想流派蜂拥而入,而某些思潮和思想流派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关头会产生政治力量,一些知识分子会因为学习“理论”进而信奉“主义”再进而组织或参加政党,最终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队伍中一部分人向不同政治营垒分流,这是中国知识群体接纳西方文化和各种思潮所必然产生的政治现象,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这种必然趋势决不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普遍的历史政治逻辑导致的。这个普遍逻辑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甚至必然产生政治力量,甚至产生和政府对抗性的政治力量,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即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思潮必然融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仍然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铁律;其二,中国辛亥革命以降的各种暴力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恶基因”作祟的结果,这两个“恶基因”就是:一,各方政治力量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逻辑”和明潜规则,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二,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分裂局面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轮替出现。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实质上处于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分裂状态,而各方对“全国政权”怀有野心的政治力量打出的种种革命旗号,所掩饰的正是他们用武力消灭各方政治对手夺取全国政权实现“统一大业”的企图和野心。也就是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企图”、野心产生的总根源和动力,则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无人能够阻挡;其三,现代政党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大趋势。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所谓“现代政党”有两大类型,一种是英国式的议会政党,另一种是列宁式的“革命政党”。“革命政党”的政治本质,就是组织“人民”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因而革命政党因“暴力”需要,比之“议会政党”来则有更执着的政治信念,更严密的组织纪律、更强势的宣传、密谋手段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我们看到,这种现代政党模式对于当时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竞相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的政治生态,委实恰逢其时,如鱼得水。难怪孙中山要对资产阶级议会政党进行改造,要向俄国革命学习,要走“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至于中共效仿的所谓“苏维埃革命”则不需要任何改造,将列宁十月革命的模式直接拿来,则立即生效。所走的一段弯路,只是将“城市工人起义”变换为更加适合中国“割据状态”的“农民起义”和“农村包围城市”罢了。试问,无论是国民党的“三部曲”改造还是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模式,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关系呢?其四,上文说过,举凡卷入政党政治和“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大抵有两种前途,或者继续保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价值,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决不向任何新旧权贵和专制淫威屈膝,或者背叛新文化运动精神,向权势和专制力量屈服,出卖灵魂、人格、良知和独立思考的自由,甘当权贵的奴才。因此,卷入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一种结局,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或最终回归这种价值的知识精英大有人在;其五,当然,为各方政治营垒和暴力革命输送大量人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和这些暴力革命没有任何关系。以争夺最高政治权力和武装统一中国为旨归的各类暴力革命的最终结局,即实现“大一统”后的政治体制必然是现代专制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人才队伍和丰硕成果被实现全国政治统一后的现代专制主义全面阻击、践踏甚至颠覆,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宿命。其中,绝大部分知识精英是在“原罪”指控、“思想改造”、政治恐吓、肉体摧残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放弃“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的价值观,选择了屈从和沉默。他们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旗帜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现代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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