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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认错了真正的敌人吗?——和秦晖教授商榷
2019-07-30 14:07:21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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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年5月22日晚,秦晖教授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演讲,文字整理后的演讲录就以《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命题。
  新文化运动认错了真正的敌人这个论断,是著名学者秦晖教授所下。对于秦教授,我极为敬仰。他身在体制内,却不为体制所羁绊,是中国思想视野敢于冲破体制牢笼敢说真话实话的极少数良知学者之一。尽管如此,但我仍不同意秦晖教授上述论断。这段文字本是我《五四运动是“文化自戕”吗?》一文中的正文,后觉离题较远,将其截下准备作为附录放在文后,后因篇幅所限终于没有放成。思考再三,还是将它独立成文。当然,在秦晖教授的声望、学问、学养面前,我一介普通网民人微言轻,和学界泰斗叫板如同蚍蚨撼树。当然,在问题探索上能尽“蚍蚨之力”,也算是聊以自慰了。


  2015年5月22日晚,秦晖教授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演讲,文字整理后的演讲录就以《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命题。可见,这个演讲的主旨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认错了真正的敌人。在这个问题上,秦教授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但又似曾相识的论断。根据这个论断,好像在维护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上,“儒表”只是皮相,“法里”才是本质。似乎两千多年的“秦制”全是法家的错,和儒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儒家反而和西方民主和“现代化”有着某种亲近关系。为了深入探讨一下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认错了“真正的敌人”,不妨将秦晖教授围绕这个论断的几个关键论点,认真辨析一下。

  一、“三代”真的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吗?

  在这个论点上,秦教授说:“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时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触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镜去看西方的人——他们的第一印象不是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他们触动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比我们仁义。以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说三代没有了,现在他们发现三代在欧洲,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是洋务运动前期到欧洲去的,用他的说法就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发表这种感慨的时候,并不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弱着眼的。”接着说到了徐继畬:“1844年,鸦片战争后仅仅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但他对西方国家评价最高的是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处于一个门罗主义时代,根本算不得一个强国,军事实力比英法那些国家差得多,但在徐继畬看来,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其实,认为三代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几乎成为当新旧儒家们的“共识”。而我以为,秦教授对这个“共识”的认同,恰恰跌进了儒家学说几千年设下的一个陷阱,即“三代”是“天下为公”的时代,西周大分封是“内圣外王”的至高政治理想。儒家对三代和西周体制的这种推崇,实在是一种美丽幻觉,它起源于当年儒家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窘境中对西周大分封的“政治意淫”,并将三代的“天下为公”制造成一个传扬千年的神话。试问,在三代两千年的历史(如果夏朝存在的话)中,何时实现过“天下为公”?近读新疆大学教师李硕一篇网上文章《周灭商之惊心动魄,超乎想象》,其中对商朝血腥祭祀典礼的描述,令人发指,惨不忍睹。请看:“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那么,这些被“人祭”的牺牲品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再看:“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毫无疑问,商朝这种残暴血腥、灭绝人性的政治统治,还处于人类发展的野蛮时期,如同人间地狱,怎么可能产生出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天下为公”?即使在西周大分封的“黄金时代”,可能残暴野蛮的“人祭”没有或很少了,但真的实现了“天下为公”吗?两周近千年的历史,其普遍的政治状况真的像秦教授所说的近代美国那样,是“不设王侯之号”,还是多国林立,群雄并起,诸侯割据?哪一个“国”和“诸侯”没有设“王侯之号”?是“不循世及之规”,还是每一个“方国”,每一个诸侯“封国”,都有王权世袭,“君臣”之分,且为“王权”争得六亲不认,斗得不共戴天?是“公器付之公论”,还是各方割据力量以“刀兵论短长,以征战讨是非”,只为争得霸主地位打得血肉横飞,你死我活?如果真是“天下为公”,为什么虽有周公摄政,却有“三监之乱”,虽有“成康之治”,却有“九夷之叛”,虽有“周召共和”,却有厉王之祸,虽有“宣王中兴”,却有“幽王亡(西)周?到了东周,各诸侯国之间你吞我并,刀光剑影,斗得个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周王室在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霸主”国的胁迫下名存实亡,徨徨如丧家之犬,如此“天下为公”,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吧?可见,美国那种“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政治制度,其根本的宗旨就是权力来自人民,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宗旨,在中国的“三代”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仅从秦教授引用徐继畬的这段话来看,徐继畬并没有将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宪政民主制度和中国的三代等同,相反,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就是说这样的制度在中国的古代和今天都没有。而秦教授却话锋一转,说美国的“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就是说这样的制度在我们的三代时也有过,这不是和徐继畬的“创古今未有之局”自相矛盾吗?因此,至少秦教授在这一段引文和对引文的阐释和借用上,是不严谨的,是有逻辑矛盾的。

  二、儒家的核心政治理念,真的是反“秦制”吗?

  我们知道,秦教授对古今新旧儒家的“真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定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反对“秦制”。在《怎样才算是儒家?》一文中,秦教授对这个判定标准是这样表述的:“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那么,秦教授划定这个标准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理由就是:“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然而,这个理由,在笔者看来,有诸多逻辑上的破绽。

  第一,如果认定儒家学说的初始源头和“原创”形态就已经打上了“反对秦制”的历史印记,那是说不通的。因为那个时侯“秦制”还根本没有出现,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第一原创者,他的脑海里还根本没有所谓“秦制”的任何概念,连“秦制”的影子还没有。那么,照秦教授的说法,孔子的不满是对“周秦之变”不满。这也说不通。不要说当时的孔子对什么是“周秦之变”一无所知,就是真正的周秦之变,直到战国末期才开始出现,因为所谓“周秦之变”是指政制的转型,即由君主封建制转为君主中央集权制。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基本实现了郡县制。这样的历史变迁,几百年前的孔子是根本无法预测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明确反对的,不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或根本无法预测的东西;

  第二,接下来的理由,就是孔子对法家的不满,而法家主张“霸道”,秦制的最后建成,是由一代一代法家推动的,商鞅则是法家理论实践的集大成者,也是秦制成功的最大推手。孔子对法家不满,就是对法家主张“霸道”、不行“王道”、只施暴政、不施仁政不满,同时也可以说对法家推动建成的秦制不满。这样的推论,似乎还有些道理,然而仍有说不通的地方。其一,秦王朝履法家路线,行霸道,拒王道,施暴政,拒仁政,是由特殊历史情境和秦始皇本人及其继位者的个人政治素质决定的,这并不代表秦制下的历代王朝都行霸道,施暴政,在中央集权的皇权时代,照样有行“王道”、施“仁政”、走“道家路线”或“儒家路线”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其二,分封制并不代表“王道”和“仁政”。以周朝为例,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分封国,都有行“霸道”、施“暴政”的典型案例。周厉王治下的“道路以目”,就是十足的“霸道”和“暴政”之治。楚灵王的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同样是行“霸道”、施“暴政”的暴君一个。可见,如果以分封制代表儒家,代表“王道”和“仁政”,而以中央集权的“秦制”代表法家,代表“霸道”和“暴政”,那是非常荒唐的。事实上,在实行“秦制”的整个皇权时代,不仅皇权之下的整个官僚队伍的“三观”几乎都被儒家学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道德垄断着,而且皇帝本人的“君师”也大都由当代大儒担当,说“秦制”下的皇家集团一律只走法家路线,不走儒家路线,只行霸道,不行王道,只施暴政,不施仁政,是根本说不通的。实质上,所谓“秦制”只是法家在国家制度上实行重大变革的一项主张,即由君主将政治权力和全国土地层层分封给自己的直系后代和亲属,改为整个权力系统和全部国家土地及行政管理、军队统辖、国防外交事务等等由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和一支只向皇帝本人负责的庞大官僚队伍统一承担。它剥夺的只是原先各“封国”诸侯即皇帝直系后代和亲属割据一方的权力。因此,所谓“秦制”不能和法家的全部政治理念、统治权术和政策策略划等号,也不能和秦始皇本人的残暴统治划等号。实际上,“秦制”下的任何一个王朝,如果全部实施法家的理论路线和权术谋略及愚民政策,那是要注定短命的。因此,聪明的皇帝集团都是法、儒、道合用。其中,法家理论用于应对中国政治生活中恶基因和政治斗争的明潜规引发的各种权力斗争和政治危机,儒家理论则可承当皇帝家族内部和全国百姓的道德伦理教化,以及“忠君孝亲”意识形态的灌输、培树,这一点对稳定皇帝统治极为重要,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只有对那些真正觊觎皇权的政治力量不起作用,但对于没有这样野心的皇帝家族成员、文武群臣和民间各类势力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而道家理论适时运用,则是统治者在权力运用的某些方面“不作为”,以利民众休养生息。因此,这三种理论的合用过程中,说谁是“表”,谁是“里”,谁是现象,谁是本质,谁是外围,谁是核心,都是说不通的,它们在维系皇权统治中的作用根据具体历史情境都可以成为“里”、“本质”、“核心”。当然,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比分封制的君主制在权力集中、专制程度上要高得多,比如对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控制。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中央集权就非得行“霸道”、施“暴政”不可,这要看皇帝本人的个姓和政治素质而定。比如唐宋两朝,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就要松得多;

  第三,秦教授关于“真儒必反秦制”的论断,其主要依据恐怕就是他认定儒家政治理念和价值核心是固守分封制,立足“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小共同体本位”,而法家才立足于“一君临天下”的大一统,并由此得出“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亲情、熟人社会”产生“温情脉脉”的“王道”、“仁政”,而“一君统天下”只能产生“霸道”、“暴政”的结论。我个人认为,秦教授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其一,儒家学说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并非立足于诸侯、封国这些小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各亲其亲、长其长”,而是立足于“天下”这个“大政治共同体”,是这个大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大道之行”,只有“天子”才能“奉天承运”、“天下为公”,“替天行道”。因此,儒家学说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君权天授”,就是“天子”领衔的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对“天下”这个大政治共同体的“行道”、统治。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可见,在这个权力体系的各层等级中,只有“天子”的权威才是神圣且至高无上的,只有天子对国家政权的运用,才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哪怕“征伐”这种可能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战争祸害,只要出于“天子”的意志,就是正当的,正义的,就是在行“天之大道”。而天子之下各级掌权者发动的“征伐”哪怕是“反侵略”性质的,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也是在违逆“天道”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是非正当非正义的,因而注定要短命失败。但是,“天子”的权威及其天子之下这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在夏商两代的“朝贡制”中,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三个方面的致命挑战:一,“天子”王室内部和各方国、封国内部为争夺政治权力和王位引发的你死我活、六亲不认、残酷血腥、不绝于屡的政治斗争;二,各方国、封国之间残酷、血腥、不绝于屡、永无止境的征伐兼并;三,坐大起来的方国、封国对“天子”及其“宗主国”地位的觊觎、挑战甚至取而代之。这三方面的挑战实质上是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与生俱来的恶基因作祟。而以“天子”领衔、广被“天下”的这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在这来自三方面的凌厉挑战中,每每面临内部崩盘、全面崩溃的结局。西周大分封,正是力求消弭来自三方面的挑战、避免这个结局的一次尝试。在周王室血亲关系中按嫡庶亲疏、高低贵贱的等级秩序进行大分封,实质上就是以“忠君”来绑架“孝亲”,以“尊尊”来绑架“亲亲”,或以“子孝”来巩固“忠君”,以“亲亲”来巩固“尊尊”。总之,让“亲亲”为“天子”和各级“尊尊”的权位保驾护航,以实现这个“天子领衔、广被天下”的庞大权力体系的内和谐。我们看到,这种尝试彻底失败了。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不仅没有被“亲亲”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周天子企图以分封下去的各层级“亲亲”来维护他的至高权位和庞大权力体系的内和谐的所有努力,都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两周分封制走到尽头只有一个历史出口,那就是由最后胜出的那个诸侯王“一君临天下”,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所谓的“周秦之变”。但周秦之变仅是政制之变,并非政体之变,“天子”依然是“天子”,臣属依然是臣属。分封制改为郡县制,最大的变局,就是由原先“天子”麾下的“多君”争天下转型为“天子”一人统天下。“天子领衔、广被天下”的庞大权力体系的“家天下”整体性质没有变,但其政治等级和权力体系中的政治成分有所变化,即皇权之下行使各级行政司法权力的整个官僚队伍中,至少大部分已由原来的“王亲国戚”换成了和皇室没有血缘关系、由推举和科举考试产生的读书人。而郡县制和分封制相比,至少消弭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中央集权下的郡县没有军队、独立财政和外交权,其行政长官由中央真接任命并可随时撤换,因而郡县不可能向皇室造反;二,各郡县之间也不可能进行“征战兼并”。这就使长久和平有了可能。因此,立足于“君权天授、大道之行,广被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和所谓“周秦之变”没有根本的冲突,相反,更多的儒生在“秦制”之下获得了做官和治理国家和一方土地的机会,可以借此更多地践行自己政治理念。而儒生对秦制的普遍不满,只出现于六国覆灭、秦制初立的一个短暂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适应,儒家学说很快就和“秦制”融为一体,并成为皇家王朝的“国家学说”,为皇权的合法性来源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撑、道统支撑、伦理道德支撑;

  第四,其实,对于分封制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孰优孰劣,利害得失问题,秦以来的历代儒家们都是有着深入思考和利害权衡的。但这种思考和权衡,是紧紧围绕谁更有利于巩固“天子”的权位以及整个皇权体系的安全运行、和平传承这个“轴心”进行的,因此,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利害得失,都不是“君权天授”这个儒家学说政治理念的核心原则本身是否被颠覆的“大是大非”问题。而既然两种政制之争不是儒家核心政治原则问题,那么用“政制”之争作为划分“真儒假儒”的惟一标准,则显得舍本逐末,逻辑不通。众所周知,贾谊的《过秦论》在探讨秦王朝短命灭亡的教训时,除了列数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外,还将其废除分封制作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几百年后唐朝的柳宗元在其雄文《封建论》中纠正了贾谊的论断,他说(译文):“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柳宗元对贾谊的“纠正”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事实依据和历史教训的。事实证明,西周大分封形成的分封制对周天子权位的稳固、“大道”的施行虽然起过短暂的作用,但最终却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恶果就是诸侯坐大,征战兼并不息,周王室大权旁落、日渐衰微、最后被取而代之,中央集权只是这个恶果造成的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至于秦制以后的王朝举凡恢复或部分恢复分封制的,恐怕很少没有产生同样的恶果,在西汉之后,还有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藩镇制。柳宗元不幸言中,晚唐亡于藩镇割据。其实,关于分封制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好坏优劣之争,恐怕贯穿于秦以后历朝历代的政制继承和政制改革之中。而儒学队伍在这千年之争中恐怕因观点各异分成了赞同或反对分封制、郡县制的两大阵营。如果以拥护和反对秦制为区分“真儒”和“伪儒”的标准,那么势必将柳宗元及其赞同他观点的一大批“儒生”(其中不乏大儒)打入“伪儒”行列,这是否有一点荒唐?是否会沦为笑谈?而今天的学者,谁有资格和能力为所谓“真儒”和“伪儒”划出一条辨别的标准?

  三、儒法两家在皇权“卫道”中各自的性质和作用

  秦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儒家批判的比重太大,对法家批判抑或只是蜻蜓点水,甚至还有赞扬的话,因而新文化运动是批错了对象。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在秦教授看来,法家推崇并卖力践行的“秦制”,抑或法家理论体系本身,才代表了中国皇权的专制本质,而儒家是一直反对秦制、反对暴政并主张“王道”“仁政”的,在皇权的“卫道”上,儒家起的作用最多是“皮相”,而儒家强烈的民本思想,倒和西方现代文明非常接近,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能够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基础”性的元素。

  我当然不同意秦教授的这个结论。儒家学说能够在两千多年的皇权政体中成为它的国家学说,难道仅仅是皇权“卫道”中的“皮相”?抑或它的“三观”反而和皇权专制的本质有牴啎、有冲突?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吧?我以为,儒家和法家在政治理念上虽然有冲突,但在“皇权卫道”上,它们却各有分工,互为一体。当然,两者在维系皇权的“道统”和“法统”上,其分工的性质不同,因而各自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只有把两者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弄清楚,才能回答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真的找错了对象。

  先看法家。法家思想源头起源于夏商两朝的理官,但法家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形成、定型和成熟,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法家理论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的出现,出于同一历史时期。这个历史现象是和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产生并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的学术繁荣局面是相呼应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秦教授分析儒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西周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是不对的。他说:“道理很简单,当(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价值、一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我以为,不仅在西周,而且在夏商两代,“人各亲其亲,长其长”这种儒家学说的“价值和规则”并没有被普遍遵守并被视为必须遵守的“常识”,相反,夏商两朝及周王室内部、各诸侯国内部以及王室和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违反这种“价值”、“规则”、“常识”的现象比比皆是,不绝于缕,所谓三监之乱,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吗?孟子描述的那个“人各亲其亲,长其长”,以血缘的“亲亲”关系来超越政治权力的“尊尊”关系来实现的这个理想社会,在西周并不存在,只存在于儒家的政治幻觉之中。我个人以为,西周之所以没有出现儒家,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系统的抽象思维、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知识构成是要在一个条件成熟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这些必须的条件就是语言交流和文字运用的程度,还有就是文字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发展进度。这些条件决定了人类理论思维、知识构成和学问体系的发展进度。西周文字有早先的甲骨文,但主要为刻在钟鼎上的金文,竹简或许有,但远未普及,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对人类语言交流文字沟通的限制是相当大的,当然也大大制约了人类理论思维及其文字表达的进度。因而中国知识群体的真正形成及其系统的理论思维和学问探索,出现在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这个时间节点上。战国时代,竹简已经普及。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现的。一方面是学问探讨、学派林立氛围的形成,另一方面是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改进,儒家才应运而生,孔子才可能对西周的典籍系统地加以整理研究。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来看法家。我个人以为,法家理论的性质和在中国君权“卫道”中的作用,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法家理论的性质和本质,是对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本质和“恶基因”的全面、深刻的感知、认知。这个本质和“恶基因”就是围绕一个政治共同体最高政治权力展开的争夺和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六亲不认、残酷血腥。因此,法家理论对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各种人际关系、君权面临的各类政治危机和这些危机来自的方向和哪种政治力量,以及觊觎君权的各色人等的自私险恶心理、各种利益博弈及其常用的谋略手段,权力斗争中所有明潜规则中包含的人性之恶的洞察、认知、感悟,填补了儒家学说不可能达到的认知盲点。而法家理论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它的生命力和认知空间的拓展,也只有不断地投入到政治实践中才能持续和实现。无疑,法家理论对中国君主制最大的政治贡献,就是为各种类型的政治共同体的最高统治者,总结了一整套在如此险恶、如此残忍、如此血腥的政治生态中如何长久维系、传承君权的经验、手段、规则、权术、谋略。这一套总结以“法、术、势”概括,以韩非为集大成者。法家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权力斗争明潜规则的深刻认知及其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对于其身后两千多年历代君主的政治生涯和整个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和各类手段,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产生的政治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导君主如何以权势、威严、谋略、权术以及牢牢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维系自己最高权位的同时,也教唆了觊觎君权的各方政治力量如何“知已知彼”,如何以对等的谋略、权术、阴谋、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可以说,历代王朝的历代君主,如果他对中国险恶政治生态的真相和本质缺乏理性认识,如果他对法家理论以及谋略权术缺乏理解、感悟和付之政治实践的能力,而任由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作祟,则他的君主生涯注定要横生祸端,遭遇失败;

  第二,法家理论对中国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我们知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是其政治生活走向成熟的重大历史标志。而“国家形态”中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建设,越来越依赖于出于人类“观念自觉”的深厚悠久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个人以为,如果夏朝存在的话,那么夏商两朝由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转型的以“朝贡制”为框架的松散政治共同体中,以“宗主国”为主体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架构,已经是在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大背景下完成和沿革的,并已经形成一种原始且强大的代表“国家意识”的“道统”力量。这种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和国家意识的“道统力量”,可以在孔子批注过的远古“六经”中找到它的主流价值。而西周的血亲大分封,可以看作一次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由“朝贡制”向“分封制”转型的重大鼎革,而这个重大政治鼎革在西周制度架构方面不仅更加依托于中国远古思想文化资源和“道统力量”,而且反过来是对这种思想资源和“道统力量”全方位的继承、总结、拓展和光大。而孔子整理批注“六经”,不过是对“六经”中体现的中国远古思想资源和“道统力量”的主流价值进行哲学思考和理论梳理,从而“开山立派”,形成儒学。因此可以这样表述,儒学中所集中表现和经过理论思考及哲学升华的中国远古思想文化资源中的“主流价值”和“道统力量”,是西周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架构的主要思想来源。然而,我们知道,西周以血亲大分封为坐标的政治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事实证明,以血亲关系构成的层层森严的政治等级、贵族特权和权力运行体系,用于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无论对于周天子的“家天下”这个大政治共同体而言,还是对于各诸侯国、封国这样的小政治共同体而言,都是不适宜的,都会遭遇重大障碍甚至彻底失败。根本原因有三,一,国家治理的框架必须由法律和规则支撑,而不能由所谓的血亲和亲情关系网织,在政治权力运行中的近亲繁殖所产生的腐败和各种恶果是非常可怕的,而更致命的则是以血亲关系为坐标的政治等级和政治特权阻隔了社会底层阶层向上一阶层的自然流动,而一个政治共同体没有这种阶层流动尤其是底层向高层的流动,就没有向上的活力和希望,至少鲜有所谓“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而言;二,中国分封制中的贵族和西方封建时代的贵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在参与政治生活时和国王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由法律和契约保障的,因而权力体系的运行是稳定的,有序的,照章进行的;而中国三代分封制中的贵族和君主之间的权力关系或权力分配完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或“契约”加以约束,仅靠血亲关系中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约束是根本没有效果的,因而中国分封制中的贵族阶层政治野心勃勃、“犯上作乱”、争权夺权的现象极为频繁,是各分封诸侯国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三,随着春秋之后各诸侯国之间的征战兼并愈演愈烈,频率越来越快,各诸侯国都面临着生死抉择:不是吞并别国,就是被别国吞并,乃“非存即亡、非亡即存”也。因此,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每一个诸侯国都必须采取举国动员的战时体制,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或吞并他国。而分封制形成的血亲政治等级和血亲权力体系,是极不适应这种举国动员的战时体制的,这种战时体制需要奖罚分明,一视同仁,需要法令如山,雷厉风行,而所谓“血亲政治”编织的那张“温情脉脉”的“亲情”之网正是战时动员体制最大的羁绊。这就是各诸侯国竞相改革和变法的根本原因。而各诸侯国各类改革变法的集大成者,则是对西周大分封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和建设。鉴于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的“恶基因”,这种国家制度的改造和建设只能有一条路径和出口,即由分封制向政治权力向君主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转型。这种转型,实质上是在各诸侯国内部的改革变法中逐步完成,秦始皇不过是这种国家制度转型的集大成者。而国家制度的这种划时代的重大转型所依赖的几乎所有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都是由法家提供的;

  第三,就法家理论包括政治实践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坐标中的位置、性质、内涵、边际以及在皇权“卫道”中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个人以为可以作如下表述:其一,它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活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本质,虽切口很深,但边际狭窄,由于法家理论是中国权力斗争恶基因的真实写照,因而除了它正大光明公诸于世的“法制”内容外,其他属于权术、谋略、手段、阴谋等诸种内容,是和“正义”、“正气”、“诚信”、“道义”、“仁德”这些社会正面价值背道而驰的,是摆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因而只在险恶的权力圈子和政治漩涡中流传、实践和继承,可以说,法家理论始终处于半浮半沉、半阴半阳、半公开半隐秘的奇特状态,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阴阳脸的角色,是不能和儒家学说和道家哲学比肩而立并驾齐驱的,也不能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位”或“正统地位”的;其二,可以说,法家理论是直接为君主政体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它为君主、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提供国家治理、权力斗争、驭臣御民、政治保卫等多方面的谋略、策略、权术、手段、方法,因而对中国君主统治集团捍卫君权、防范各种对君权构成威胁、并起颠覆作用的政治力量、应对各类政治危机、消灭各类政治敌人及其政治隐患,发挥了巨大的正向作用,尤其在维护君权稳定的政治保卫方面的种种制度设计,作出的贡献更大;其三,然而,上文说过,法家理论是一柄双刃剑。无论它的理论还是政治实践,对于加速、蔓延中国政治生活中恶基因的裂变,都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它对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以及所有具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大奸大恶”的“政治教唆”,堪比意大利那位臭名昭著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不过中国法家理论要比《君主论》要早得多。因此,几乎法家之后所有暴君、暴政、恶政的产生,都和法家理论的“教唆”有关。不仅如此,法家理论关于权术、谋略、算计、阴谋等等“观念”的拓展,和其政治实践处于紧密的交融、互动、互补状态,即法家理论的“观念形态”通过其政治实践能够直接“塑造”某种邪恶变态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又能更加丰富拓新法家理论的“观念形态”。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极为疯狂变态的社会形态并不是由中共党内公开的、按照党章程序的党内斗争产生出来的,而是毛泽东通过“密室”中的策划和密谋,比如姚文元批吴晗《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等等,迂回曲折地“制造”出来的。而毛泽东这一番密谋策划显然借鉴了法家理论中的权术谋略。当然,法家的“法、术、势”理论在其政治实践中制造出来的暴政和恶政,只能加速一个王朝走向灭亡,尤其是一个君主统治集团在独用法家、摒弃道统、一味“霸道”的前提下,其政治统治注定是短命的。因此,正因为这个政治规律,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举凡不想中途夭折的,都不会单用法家,而是儒法“合”用;其四,虽然法家理论在其本质上是对中国政治生活中恶基因真相的直接观照和“镜像反映”,但由于它制造的政治实践又对这些恶基因的裂变扩散起着强大的反作用,因而它对中国人整个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戕害、撕裂和恶化创深痛巨。尤其对统治集团成员政治道德的戕害和人格的分裂,格外强烈和显著。我们知道,法家理论在教唆君王玩弄“法、术、势”时,是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的,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因而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政治无赖哲学。而当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统治集团的全体官员“率身垂范”时,官员们政治道德的败坏和人格的分裂,以及整个政府诚信体系的虚伪和堕落,往往就成为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整体走向溃败、“人心不古、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

  总之,法家理论由于它始终处于“半阴半阳”状态,其中有一部分是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它的政治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必须在暗箱操作中完成的,因而法家理论在中国君主制度的整个“道统”、“政统”、“法统”的“卫道”文化体系中,是无法占据主体地位和主流价值位置的。但是,它在揭示中国政治生活的深层本质和恶基因的真相和“原貌”上,却洞若观火,清晰如镜。

  我们再来看儒家。关于儒家学说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提供的所有正面价值,我在《五四运动是“文化自戕”吗?》一文中已经列数过了,这里不想重复。总之,按当前学界的一些观点认定,其实三代伊始,中国国家形态的成型、君主制度的构建以及这个制度在长期政治生活和社会动荡中的演变,都贯穿着一条“道统”力量的历史主线。这条主线就是这些政治沿革所依赖的思想文化资源。而这种支撑“道统力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的主流价值,是被春秋时产生的儒家学派继承、升华、发扬、光大的。而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从春秋战国时一个普通的思想流派上升为中国皇权时代几乎历朝历代的“国家学说”,是因为:一,为中国君权提供合法性来源的理论支撑;二,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提供完美的政治理想;三,为中国君主制的统治集团和官僚队伍提供统一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和政治道德;四,为整个君主制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以维系皇权体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五,为中国君主制政体提供完备的制度建设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五,为君主制社会提供符合统治集团政治利益的社会公平观念和社会正义观念。总之,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主要承载者,它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被继承、传递、融合的大部优秀文化因子,也包含着中国君主制文化中的主要的、大部分的基因密码。而儒家学说对中国君主的“道统”、“政统”、“法统”全方位的“卫道”,是法家理论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比如,为了“君权”、“父权”、“夫权”在血脉传承中的纯洁性,被儒家捍卫的“道统”力量上可在王室皇宫里延续拓展灭绝人性的宦官制度,下可在每一个家庭实施对妇女非人的道德约束和人身戕害,而“群儒”们在“卫道”的身体力行中上可为皇家血脉传承的“秩序”误差如丧考妣,冒死直谏,成年累月地和皇帝死缠烂打且乐此不疲,下可为地方上的“贞妇烈女”树牌立坊,大肆表彰,而对“偷情失节”之女则用骑木驴沉猪笼等恶法酷刑伺侯。

  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巨大的“教化”功效对全体民众精神生活的高度奴化。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奴化已经形成“文化形态”、民族心理基因。也就是说,当“君权天授”,“忠君思想”、“三纲人伦”、“尊卑等级”这些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播下的皇权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融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灵魂血脉、侵润到一个民族的秉性深处时,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命运,将是非常扭曲、非常可怕的。我们先打个比方:法家最拿手的愚民招数,是什么?是用暴力“焚书坑儒”,是不准你思想,不准你言论,是禁文封口,让你“道路以目”。而儒家愚民的绝招是什么?是引导你的思想,是奴化你的灵魂,以天经地义、正义凛然的气势,感化你,说动你,让你心悦诚服地忠君,让你激情澎湃地颂圣,让你感激“皇恩浩荡”,让你敬畏“天朝威仪”,让你自比蝼蚁,让你自认奴才,让你全身心地匐匍在“天子”的“隆圣”之下。请问,这两个招数中哪一个最可怕?哪一个对民族精神的戕害创痛最深?哪一个设置的文明障碍最大?我们再举个例子。国民党专制,共产党独裁。这一点无庸置疑。但是,当年国民党执政时对付知识群体的招数,基本是法家的那一套,即强制性地封口禁文,钳制思想。但如果你让国民党像儒家那样用一套“忠君颂圣”的“三观”去取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三观”,他根本没辙。因而政治高压下来自知识群体的抗争、鄙视、嘲骂、讥讽不绝于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仍在知识群体的精神高地上迎风飘扬。那么,中共执政之后,对付知识群体的招数中,有没有法家那一套?当然有,不仅远胜国民党,而且连秦朝的焚书坑儒悲剧都能够重演一遍,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中共建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中共除了法家那一招,而且将儒家的愚民绝招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这个招数是什么呢?就是让知识分子“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接受马列主义的三观,对于民众进行无孔不入的党化教育,让你“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一招数非常灵,非常成功。比如对知识分子,找出你“资产阶级”的阶级出身,说你身上的原罪,就是参与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剥削,而智识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的阶层差异和贫富差别,恰恰是知识群体良知中的软肋。结果怎样?我想,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诛心之术”面前认怂了,屈膝了,且心悦诚服、愧疚万分、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地检讨了,忏悔了,反思了,自责了,揭发了,“反戈一击”了,五体投地、“激情澎湃”地“忠君”了,“颂圣”了。当年在国民党淫威下挺直的脊梁,也软了,瘫了,断了。至于对民众“党化”、“奴化”教育的成果,你只要面对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上千万红卫兵热泪盈眶、“无限敬仰”的面孔,你只要面对当年举国上下数亿人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场面,你就知道这个成果是怎样“伟大”、怎样“灿烂”了。不过有一条,文革中那些将“忠君”、“颂圣”演绎到极致的匪夷所思的历史场面,包括当今你的四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无数新老“毛左”,都不是中共一党之劳,毛泽东一人之功。如果没有儒家播下的“皇权意识”在民族精神基因中的千年文化积淀,毛泽东的文革和那亿万民众疯狂投入的领袖崇拜是搞不起来的。而正是“忠君思想”、“皇权意识”对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深度奴化,或正是这种源远流长、彻骨入髓的“奴性文化”、“奴才文化”,才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道路漫长曲折、阻力重重、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认错了“真正的敌人”了呢?

  四、儒学和现代宪政民主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冲突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秦教授开头的两个重要论断: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另一个:“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先看第一个论断。其实,关于“西学”和儒学之间是“根本没有什么矛盾”,还是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我想学贯中西且对西方宪政民主理念颇有研究的秦教授,心里的答案是清清楚楚的。仅从两者的政治理念来说,儒学主张的是“君权天授”,而“西学”则主张“权为民有”。儒学主张君王、皇帝的最高政治权力只能由他们的直系后代继承,而西学则坚持任何国家首脑及其执政集团必须由全体适龄公民通过普选产生,且有一定任期,并由公民代议机构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督、可随时撤换。这是截然相反、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两种政体、两个权力合法性来源、两种价值观、两套权力运行模式,怎么可能没有“根本的矛盾”呢?那么,秦教授所指的是不是晚清最初接触西方的那些人眼中的情景呢?或者秦教授觉得在这些人眼中,儒学和西学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呢?这倒是有可能的。然而,即便这些可能,也不能得出“那时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这个结论。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可能:其一,有少数“官儒”去西方转一圈,便觉得西方“政制”的“好”,和“吾族”三代时的“好”相似,这是可以成立的。但上文已经说过,,“三代”的好仅仅是历代儒生们的一个政治幻觉,三代的所谓“好”,在三代根本就没有实现过。如果他们继续认为“学西方”就应回到“三代”,那便是糊涂;其二,但不是所有“官儒”们到了西方,都认为西方政制的好就是“吾族”三代的“好”,而是认识到西方的“政制”是“吾族”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极为不同的新制度,必须从头学起。比如秦教授说的那个徐继畬,他就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并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制度的本质是“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这样的“官儒”才算真正的觉醒。但无论是“湖涂”的官儒还是“觉醒”的官儒,在“当时”整个“官儒”和“隐儒”队伍中,都是极少数,而当时大多数朝野上下的“儒生”们,大抵还是铁杆“保皇派”,他们眼中的“儒学”和“西学”,之间恐怕不会“根本没有矛盾”吧。否则,那个张树声为什么临死前才敢对朝廷说出西方“政制”的“好”呢?恐怕其中也有害怕同僚告发的因素吧?可见,无论是最初接触西方社会的儒生,还是秦教授本人感觉那时“儒学和西学根本没有什么矛盾”的儒生,毕竟是整个儒生队伍中的极少数人,而认为儒学和西学之间不仅有着根本矛盾,且视后者如洪水猛兽的儒生直到十九世纪末那场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大论战中还大有人在;

  再看第二个论断。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和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就是儒家认为“西方制度”对人民仁义,而“秦制”对人民“不仁义”?上文已经说过,所谓儒家对秦制即中央集权制的普遍不满,只存在于秦始皇初平六国的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如果说秦以后的儒家还对“秦制”普遍不满,那是说不通的。因为“秦制”不能和“暴君暴政”画等号,秦制即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仍然有“王道”和“仁政”,仍然有“太平盛世”。或许只能这样表达:秦以后的儒家普遍对秦始皇这个人的暴政不满,对他的“焚书坑儒”不满,对他的横征暴敛残酷统治不满,而不是对“秦制”不满。否则,沿革秦制的历代王朝的满朝文武大臣,其中大部分甚或绝大部分是儒家门徒,他们又如何能为皇帝“家天下”那“天朝上国、万世一系”的美梦而“披肝沥胆”、日拙心劳呢?那么接下来,是否儒家对秦始皇式暴政的不满,才是产生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和“重要动力”呢?我看不是。比如洋务派,可以说是第一拨对学习西方产生强烈愿望的人,其中“官儒”居多,但他们学习西方的“重要动力”是对“秦制”包括大清王朝所沿袭的“秦制”不满,还是实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怕了,认为如果不把西方的“奇技淫巧”学过来,“秦制”的大清“天朝”就有可能终有一天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颠覆。所以在我看来,洋务派学习西方的“重要动力”,恰恰不是对大清“天朝”的“秦制”不满,或者要按“西方那一套”改造变革大清王朝的“秦制”,而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实施秦制的大清王朝。否则,在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大论战中,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加入守旧派的战阵?那么,晚清第二拨对学习西方产生“强烈愿望”的一群人是谁呢?是维新派。这群人中也大都是儒生,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依然以孔子的学说为变法维新的旗帜。但是如果说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对“秦制”的不满,似乎也能说得通,“托古改制”嘛。然而以我个人的看法,维新派学习西方的“第一动力”恐怕依然是被西方打怕了,打痛了,打惨了,打怂了。而这次将大清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中国的东邻日本。在维新派看来,日本不是西方国家,但从西方不仅学来了“奇技淫巧”,而且学来了政治制度。而学来了制度,才是日本强国胜出的真正法宝。因而中国要富国强兵,光学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行,还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制度。问题是,学习西方制度应学什么、怎样学?西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彻底否决帝制、没有君主国王的共和制,还有一种就是保留帝制头衔、保留君主国王的君主立宪制。后者还有所谓“虚君”、“实君”之分。如果说,维新派主张共和,废除帝制,那么就等于颠覆大清王朝的君主国体,真的连“秦制”也反掉了,这其中也许有“儒家反对秦制”的因素,然而维新派整个变法改制的底线,却是君主立宪,恐怕还是“实君”立宪,这就等于保留皇帝,保留朝廷,也就等于保留“秦制”了。由此推断,即便维新派的制度变革,其“强烈愿望”和“重要动力”也并非出于“儒家对秦制的不满”,而是出于甲午一战一败涂地引发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甚至出于在逼不得已“向西方制度学习”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帝制、保留大清朝廷、保留皇上的至高权威这样一片“忠心”、“诚心”、“苦心”。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且不说190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胜利的“后党”领袖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如何将皇权的名分和“实至”维护得严严实实,就说维新派第一领袖康有为在变法之后仍然对光绪朝廷的一片“忠心”,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请看网搜: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可见,尽管整个维新派或立宪派后来发生了分化,但至少说康有为这个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主张学习西方的“初心”,大抵不是出于“儒家对秦制的不满”吧?而晚清朝廷在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或“救命”招数,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秦制”,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军政势力的膨胀坐大,对晚清中央政府已形成严重的离心割据之势。故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们以变法维护中央清廷,实质上就是以变法维护“秦制”;当然,还有第三拨对学习西方产生“强烈愿望”的人,那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派革命党人以及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和革命党人合流的立宪派。革命党人要用革命推翻大清王朝,要颠覆帝制,要像法国和美国那样创建共和,当然有反对“秦制”的意思,因为大清王朝的政体和政制就是帝制和秦制,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而共和体制即便有中央政府的部分集权,但主体仍然是各省或各州自治。当然,这种自治也决然和中国三代的分封制有性质和本质上的区别,根本不是一回事。可见,革命党人学习西方的重要动力,恐怕和儒家对“秦制”不满这个“重要动力”挂不起钩吧?原因之一,当然是革命党人已不是儒家门徒,他们不会以“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作为创建共和的动力,这是其一;其二,革命党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动力”至少出于两大不满,一个,对清王朝的“异族统治”不满,因而创建共和的第一个目标是“排满”,“驱除挞虏,恢复中华”也;另一个,即对中国近四千年的君主制统统不满,无论是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一概推翻,建立西方那样的共和国。这种不满,和秦教授所说的“儒家对秦制的不满”即只反郡县制(秦制)、不反分封制(周制)可是大相径庭的;其三,至于和革命党人“合流”的立宪派嘛,情况就十分复杂了,我相信立宪党人中既有孔子门徒,也有地方政要和各路“军事首长”。他们对大清王朝的不满中,的确掺杂了那种“儒学对秦制的不满”成分,即对晚清“中央集权”的不满,还很有一些恢复三代“分封制”的意思。然而,这些“意思”是包藏私心甚至“祸心”的。那就是在共和政体框架下实现他们割据一方、拥兵称雄、当一方“诸侯”的梦想。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不是十多个省纷纷“附义”宣布独立吗?那么“独立”之后呢?不就是各地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吗?不就是连袁世凯的“六镇新军”也分裂开打,不仅相互争地盘,而且彼此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吗?不就是昔日两朝之间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轮回卷土重来吗?这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带来的祸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个人以为,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这三拨人中,产生其“强烈愿望”和“主要动力”占第一位的是民族主义,即强烈不满于中华民族积贫积弱被西方列强欺侮,强烈不满于晚清政府懦弱无能丧权辱国,强烈不满于满清异族统治持续两百多年的民族压迫。而向西方学习的动力真正出于对中国三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产生于对整个国家权力被“家天下”高度垄断而导致的对广大被统治者非人的奴役、压迫、剥夺、摧残、杀戮的不满,产生于对广大民丧失了起码的做人权利和自由的不满,这些不满恐怕还主要集中在极少数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后期革命党人,包括一部分倾向共和的立宪党人。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何种需要何种动力,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就是这三拨人每一次向西方学习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而寻找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成为立志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痛心疾首反复深思的问题。因此,这三拨学习西方的人在寻找失败的原因时呈递进性,因而每一拨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层次和目标上也呈相应的递进性。比如,在第一拨人看来,中西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器物,只要学会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就可富国强兵,摆平西方列强。结果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的惨败面前宣告失败;第二拨人“痛定思痛”,进一步寻找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结论是只学“器物”不学制度不行,而既学习西方的制度又保全中国皇家的权位,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学过来。结果经过一番努力,君主立宪运动彻底流产;而第三拨人在总结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在制度学习中走错了方向,晚清王朝和整个帝制已经腐朽没落,无力承载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只有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才能成功地学习西方。辛亥革命实现了这个目标。遗憾的是,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几经波折,就像小孩过家家那样玩了一场游戏,“共和”理想就像泡影一样幻灭了。

  问题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学习,为什么也归于失败了呢?这个失败后面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当一些青年知识群体在探究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时将视线转向文化领域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质询: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导致中国人学习西方屡学屡败的根本性障碍,是不是根植于中国人数千年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中呢?而在这种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中占据正统地位和主体位置并代表其主流价值的儒家学说,它的身上是否就具有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原罪”,它的核心价值是否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呢?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缘起。

  应该承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历次变革中,至少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变革者或“革命者”中,似乎并没用将儒家学说和向西方学习这件事对立起来,相反,有相当的人还认为儒家学说仍然可以作为他们进行变革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就像秦教授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甚至认为儒家学说和西方宪政有相近相通之处,比如,西方制度“普施仁政”,儒家学说也主张施仁政,西方宪政力陈“主权在民”,儒家学说也秉持“民本”,主张“仁者爱人”。当年孟子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人们至今对这段对话的理解,还倾向于孟子也同样主张“主权在民”,不妨看一下。

  这是《孟子·万章上》中关于君权谁授的一段对话。篇幅关系,直接摘引译文:“万章问:尧拿天下授与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万章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授与他的呢?孟子回答说:天授与的。万章问:天授与他时,反复叮咛告诫他吗?孟子说:不,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万章问: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是怎样的呢?孟子回答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把天下授与人;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子把诸侯之位授与这人;大夫能够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强迫诸侯把大夫之位授与这人……”我们不妨看看古诗文网对这一段对话的解读:“君权谁授?按照一般传统的理解,在禅让制的时代,这一代的君权是由上一代的天子授与的。这也就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的看法。可孟子却作出了与传统看法不一样的回答,认为天子个人并没有权力把天下拿来授与谁,而只有上天和下民(老百姓)才有这个权力。很明显,孟子是脚跨上下两个方面,一只脚跨在上天,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另一只脚却跨在民间,有‘民约论’的味道。而他的论述,则正好是在这两方面寻求沟通的桥粱,寻找“天意”与“民意”的结合点……事实上,孟子在这里的分析论述,与其说强调‘天’的一方面,不如说强调‘民’的一方面更为贴切。就以他所分析的舜的情况来看,舜之所以最终‘之中国,践天子位’,完全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诓歌者,不诓歌尧之子而怄歌舜’。所以,与其说是‘天授’,不如说是‘民授’。他最后所引《太誓》上的两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也一方面说明了‘天人之际’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了‘天意’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民意’吗?可见,孟子的政治学说里的确怎么也抹不掉‘以民为本’的思想。君权谁授?从根本上来回答,是民授而不是神授、天授,当然更不是哪个个人所授,即便你是伟大如尧,也没有那样大的权力。”瞧,这段解读就是如此自作多情地进行荒唐的附会和意淫。我们知道,所谓“君权神(天)授”实质上就是一人独霸、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弥天大谎和幌子,而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究竟来自“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弥天大谎和冠冕堂皇的幌子,还是真正来自于“民”,完全取决于这个政权和执政集团是不是由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并接受选民的监督和随时撤换这样的“实锤子”,而绝不是由掌权者自称如何如何“顺应了民意”。就像中共明明是靠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它的权力来源就根本不能讲“来自于民”,尽管它自己声称它取得的胜利是顺从了民意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云云。而孟子的回答明明认为不仅“天子”的至高权位只有“天”才能定夺,任何人包括天子本人都不能将这个权位让给他人,而且天子麾下的各级权位都是不能随便让与的,诸侯、大夫都不可把自己的权位让与别人,只有上一级首长才能任命下一级权位。因此,“天”授权于“天子”,而“天子”又授权于诸侯,诸侯又授权于大夫,大夫又授权与士,这就是这个以天子领衔的庞大权力体系内部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哪有普通百姓参与选择各级“执政者”、“掌权人”的丝毫权利和空间!其实,孟子关于“天”授予“天子”权位的具体过程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游戏,除了幻想和政治意淫中的“禅让制”以外,没有任何具休的可操作性。而如果真要以“民意”来检验“天子”是否被“天”授权,那么儒家就必须坚决反对两点:一点,用暴力夺取“天子”之位并编出一套“天”如何授权于他的谎言;另一点,坚决反对“天子之位”在“天子”的直系后代中代代继承,因为这分明是“天子”个人之意,而决不是“民意”所为。但事实上儒家学说从来没有明确提出并坚持这两点,相反,特别在经过“周秦之变”之后,历朝历代的儒家们却将皇权在皇帝直系后代中按序继承的制度当成皇权稳定的“命根子”来维护。可见,这种所谓君权天授及至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其核心理念恰恰和现代民主制的权力观针锋相对,不共戴天,它的内在逻辑永远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意识。因此,对于儒家学说的“民本思想”,必须弄清如下三点:其一,孟子此话中的所谓“民意”,只是其“天意”的一种具体象征和表达,和“君权民授”完全是两回事。所谓“主权在民”和“君权民授”,除了每一位公民都平等拥有对“执政者”具有“予夺撤换”大权的一票之外,暂时还没有任何更加有效的操作方式。而所有自称“顺应”和“代表”“民意”的当权者只要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全体公民的选票,所谓“主权在民”就是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应该记住,除了每一个公民手中这一张对执政者具有强大威慑力的选票能够真实表达他们——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外,任何政治势力以任何方式和漂亮的口号都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其二,儒家学说的确有它的民本意识,但这种民本意识决不是它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它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君权天授”,是至高权位及其下面的层层职权绝不可逾越。因此,儒家学说的民本意识仅仅是保证君权安全的一个前提,一种铺垫。所谓“民为水、君为舟”。而要让水载舟,而不是覆舟,必须让水平静温顺。那么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至少有两点,一,让民众获得起码的休养生息,以求最低限度的温饱,不至于因饿饭而造反;二,对民众的压迫奴役必须有度,让民众尚有一线伸张正义的希望,而不是因过度的压迫导致“天怒人怨”,官逼民反。这两点“民本”考虑,完全是围着“舟”的安全稳定转的,和西方宪政运动产生的“民权”思想,没有半毛钱关系;其三,实质上,秦制以来几乎所有在朝官儒们,一旦有威胁“天子”权位、但却释放真正“民意”的“民变”、“民反”,无论其原因正是“君之无道”,他们也如临大敌,镇压起来血腥残酷,毫不手软,且没有任何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鲜有同情支持者。笔者在《五四运动是“文化化自戕”吗?》一文中已经举例曾国藩这样的“头牌大儒”、“修身楷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是如何滥杀无辜平民的,就是典型一例。如果儒家学说的政治道德中有这样一条底线,作为儒家道德的杰出践行者及“典范”的曾国藩就不可能坐视他的官兵们连南京城里的老弱妇幼也不放过,残忍地屠戮殆尽。

  好了,当我们厘清了儒家学说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彼此对立截然相反之后,就可以提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次变革和革命的最终失败,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后者就是前者根本的、深层的原因?而新文化运动直截了当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至今仍处于极大的争议中,甚至受到了来自多方面思想流派的围攻。而相当一部分观点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当年各类激进的革命和指导这些革命的激进思想,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抱怨那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政治团体和领军人物没有走和平改良的路线。

  其实,新文化运动给出的这个答案并没有错,只是不完全。我个人以为,晚清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次变革遭到失败,包括辛亥革命、国民党和北洋政府的军事对抗、军阀混战、国共逐鹿中原、最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现代专制主义政体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其深层原因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两大基本元素造成的。其一,上文所说的法家理论像镜子一样映照的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的恶基因: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六亲不认且残酷无情的明潜政治规则;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和一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反复轮回;其二,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忠君文化对全体国民长达两千多年的灌输教化和奴化教育产生的积淀于民众血脉心理中的浓厚的皇权意识。前者产生的结果,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各方政治力量都决然不肯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执意要用暴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且独揽大权,天下一统,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后者产生的结果,就是变革或所谓“革命”中的大部分民众决意不肯割舍他们维系千年的“忠君”情结和皇权意识,决意不肯接受失去“一日不可无君”、“皇恩浩荡、谢主隆恩”的心理缺位,因而现代宪政所需要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极难培树,所谓“民意”始终无法形成对各方争夺、掌控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的强大的镇制、威慑、予夺监督的政治实力,任由各方政客、独夫、政治食利者在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严重阻碍中国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两大基本元素,还是民众的奴化及皇权意识更为根本。因为即便时至今日,要想让以国家政权为目标的各方政治力量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惟一的途径和可能,就是公民意识的培树产生的“民意力量”最终实现对各方政治力量和掌握国家公器者绝对有效的“政治高压”,且让宪法及其宪法产生的民意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最高主宰地位。

  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些不过是鲁迅等人拿国人的国民性说事的老调重弹。攻击一个民族的国民劣根性,把文化当成民主宪政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你说公民意识会对统治集团产生有效制约,而所谓“忠君思想”、“皇权意识”却产生不了这种有效制约,可否举例说明?我想,这样的例子根本不用举,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事例。最近香港两百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当局修订《逃犯条例》,就是公民意识的典型示范。香港总共只有七八百万人,居然有四分之一人上街,平均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参加游行,可见不管其中的是非曲折如何,也不管大陆当局声称香港游行是“西方敌对势力”挑唆操纵的结果,两百万人上街显然表达了香港真正的民意。只有脑子进水的傻瓜才会相信“西方敌对势力”能够策动两百万人为了一个和自己利益无关的目标上街游行,至于一个条例的修订为什么触犯了香港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和自由,恐怕正是香港当局和大陆当局应该好好反思反省的问题。有人调侃道:香港仅仅修订了一款条例,便引发了两百万人上街,而中国大陆当权者修改了一条至为重要的宪法,却鸦雀无声,“岁月静好”。这就是所谓“公民意识”和“臣民意识”或“皇权意识”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奴性十足的臣民为什么对当权者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制约而任其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公民意识强烈的公民却能够对任何当权者形成强大的政治高压、迫使他们规规矩矩、当好“公仆”的道理所在。当然还会有人说:你说大陆当局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民众对此鸦雀无声,不错,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皇权意识、忠君思想。新中国成立了七十年,中共革命就是打倒皇帝和地主,哪还有什么皇权意识忠君思想。好吧,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毛左阵营的头号领军人物张宏良在一篇《莫言为何如此仇恨毛主席》的文中说:“莫言在《主席老的那天》中写道:‘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可以说,30多年来各种邪恶势力对毛主席仇恨的表达中,就其恶毒程度而言,很少有能够超过莫言的。只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莫言为什么会对毛主席如此仇恨,这种仇恨又是从哪里来?……在莫言笔下的中国人,根本就不能算是人,而是一群浑浑噩噩、变态龌龊的牲口,绝对是西方人所讲的应该清除和灭绝的‘垃圾人口’……这一点,诺贝尔颁奖词说得十分清楚:莫言的功劳就在于他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吃人文化……”张宏良的胡扯这里不必多说,比如他说西方精英集团有一个清除人类垃圾人口的理论,其实恐怕只有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有这个主张和实践,而西方宪政民主向来主张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应该保护每一位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而张宏良的胡扯及颠倒黑白已经到了丧心病狂、人性泯灭的程度。请看,一个领袖的独裁和恶政饿死了数千万底层民众,迫害了成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还不准仇恨他,还要对他顶礼膜拜,这就是张宏良的混账逻辑。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篇文章后面“铺天盖地”的一边倒的留言,不妨摘录几条:(99)“莫言仇恨毛主席,妖魔化中国人,是西方的走狗,中国人民的敌人。全民诛之。”(贾玉东)“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福星。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把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是众目共睹,永垂青史。”(平安是福)“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人类史上没有那个皇帝能够毛主席比,他是真正人民的领袖,一生无私奉献,人民怀念。”(程文清)“莫言就不是人,十足的牛鬼蛇神,它莫言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千刀万剐的家伙,出卖祖宗的无耻之徒。我没见过莫言,从它的言谈举止,可以说它就是个疯子!”

  好了,不要再举了,全是这类留言。莫言这一段话表示的不满,显然是指毛泽东在三面红旗的狂热大实验中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罪恶。在和平年代因人为的因素饿死这么多人,在整个中国历代皇帝的统治下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果翻开被当权者掩盖的大饥荒历史资料,那些成千上万濒临饿死的农民想出去逃荒求生,却被各级官员残暴地阻拦、毒打、拘禁,被活活饿死。张宏良说得一点不错,大饥荒中的农民包括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的确就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牲口,甚至连牲口都不如。至少牲口的主人还会爱护它,让它吃饱。在此我只想问一句:面对当年因饥饿惨死的三千多万同胞,那些留言者为什么竟然连一点做人的同情心都没有,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狂热地对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罪恶的“伟大领袖”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山呼万岁。而对于揭露这些罪恶并表示对这些罪恶不满的人,这些留言者却像疯狗一样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我在想,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根本不把那些死于非命的同胞当人,也根本不把自己当人,这些人果真像张宏良所说是一群冷血、毫无人性的牲口吗?而且是一群“浑浑噩噩、变态龌龊”的牲口吗?我想,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专制者成千上万地将人奴役迫害致死,到头来大部分国民却对这样灭绝人性的罪恶熟视无睹,反而对制造这样罪恶的“伟人”、“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那么,这种政治生态形成的“文化”无疑是奴才文化,“吃人”文化。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专制者和独裁者才能更加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杀人、“吃人”。

  不仅如此,面对那些留言者对莫言的一付付仇视凶恶的嘴脸,我更深一步地体悟到奴性文化和“吃人文化”的内在关联。奴性文化并不仅仅是制造出大量的对统治者温顺俯首的奴隶和奴才,不,这些奴隶和奴才随时可能成为当权者迫害屠戮的帮凶和打手。江青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她说“我只是主席的一条狗,他让咬谁我就咬谁”。多么深刻的至理名言。那些奴隶和奴才不同样是当权者膝下的一群疯狗吗?想一想文革中只要“伟大领袖”仇恨或必欲剪除之的“阶级敌人”,只要领袖“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疯狗”就会疯狂地扑上去一番撕咬,而没有任何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想想当年“红八月”中红卫兵对自己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和群众的“疯狂撕咬”,当年的造反派对知识分子和“走资派”的“疯狂撕咬”,当年的“革命群众”和“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的疯狂撕咬,以及“革命群众”内部派别之间的疯狂撕咬,甚至“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群体内部为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而彼此告密、揭发时的疯狂撕咬,这都不证明了温顺且俯首贴耳的奴才们随时可能在主子的授意下瞬间变脸成为穷凶极恶的帮凶和疯狗吗?我想,这种奴性文化和“吃人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由古至今乃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当年的袁崇焕被朱皇帝一声令下在北京西市凌迟处死时,围观的百姓纷纷买其肉“愤而啖之”,如果不是执刑的刽子手在,他们会不会一拥而上一人一口“生啖”了袁崇焕?而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被慈禧一声令下“弃市”时,如果不是有行刑队维持秩序,那些向六君子扔臭鸡蛋烂菜叶子的围观百姓会不会扑上去“生吞活剥”他们?被儒教千年“教化”的“天朝”顺民,其躯壳和灵魂中竟然不全然是媚骨和“忠心”,还有如此残忍冷酷的狼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同类和同胞。可见,“奴性”和“狼性”是相通的。一个奴隶一旦“升格”为奴才,只要主子稍有暗示,其血脉中的“奴性”就会像贤上腺素一样大量分泌出“狼性”,作出穷凶极恶状。难怪上文所说的那些留言者对于数千万同类、同胞的惨死居然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悲悯,并扬言要对莫言“千刀万剐”。

  因此,主要由儒家学说千年教化所培树的“忠君思想”、“皇权意识”和“奴性文化”,决不仅仅造就了一代一代俯首称臣、“忠君孝亲”的“顺民”,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弄权作恶畅通无阻,无所不为,而且还在这群“顺民”中造就了一大批皇权膝下的奴才、鹰犬、帮凶和随时听侯主子的命令张开血盆大口吃人的豺狼。“顺民”和“豺狼”的结合,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一部分“吃人文化”的真谛。这就是我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认错“敌人”的根本理由。不妨引用当年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演讲稿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称帝,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百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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