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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港人忧虑的焦点是制度之厄
2019-09-23 15:25:51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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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港人来说,无论是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还是眼下的反修例运动,其忧虑的焦点是“制度之厄”。何为“制度之厄”?即对“两制”嬗变为“一制”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恐惧。
  我一直密切关注两个多月来香港跌宕起伏的社会抗议运动,无奈相关信息被多方遮蔽,要弄清其中全部真相几乎不大可能。我不会写时评,只想对这场还没有结束的社会运动说几句早已想说的“题外话”。


  我个人以为,对于港人来说,无论是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还是眼下的反修例运动,其忧虑的焦点是“制度之厄”。何为“制度之厄”?即对“两制”嬗变为“一制”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恐惧。而他们坚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大陆数十年绵延不断的“制度之厄”,将毫无悬念地落在他们头上。因此,将“港独”这顶帽子强加在这两场抗议运动的头上,实在荒唐。

  笔者愚钝,不妨先从“一国两制”说起。

  邓公当年的“一国两制”理论可谓横空出世,石破惊天。而其时回归的香港恰成“一国两制”成功的样板,这不能不说这是香港和香港人民的幸运。然而,所谓的“一国两制”概念,是值得好好玩味的。而当真“玩味”起来,其中的“况味”,是奥妙无穷的。何谓“一国两制”?即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被容纳于同一个国家之中,两者和平共处,同构一国。从人类的近现代史来看,举凡一个国家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政体构成,一般都被视为这个国家正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比如当年的南越北越,如今的北韩南韩。而这种政治分裂状态基本属于武力对峙性质,即双方所占地盘旗鼓相当,军事力量国际背景不分上下,而最终的历史趋向,似乎终究要走向统一,无论是用暴力的方式或和平的方式。至于所谓的“统一”,似乎又不仅是国土的统一,而且是制度和政体的统一,即由其中的一种政体和社会制度统一整个国家领土。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谈所谓“一国两制”,那么只是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不过是回到原先的政治分裂状态。

  因此,以香港为模板的“一国两制”,或许在整个人类的现代政治生活中,是“别具一格”,“别有况味”的。笔者不才,不妨将这别一番的“况味”剖析一二。

  第一,香港和大陆所实行的“两制”,是两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提这个小学生都能回答的问题,见笑,见笑。但这个问题却是整个真相的前提,基础。无疑,大陆实行的列宁式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注意,是上个世纪才出现的列宁式的一党制,而不是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下的那种高福利的“社会主义”。而香港呢?在一个世纪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比如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就不是香港人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宗主国”委任的。而香港人民一个世纪的“被殖民”之屈辱,也是一言不可言尽的。然而,近现代西方列强“殖民”过程是一个悖论,即一方面对殖民地及其人民竭尽经济榨取民族压迫之能事,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和痛苦,另一方面却将西方现代文明的因子广播于殖民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从而帮助殖民地较为迅速地走向人类现代文明之路。就以香港为例,回归后的政治制度,虽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但却充满了现代宪政文明的诸多“干货”,一句话,港人所享受到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和司法公正,当然要远远超过长期处于中共一党制统治下的大陆人民;

  第二,因此,香港回归后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观而“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可以说就是中共的一党制和现代宪政制度。那么,邓公“一国两制”的提出,其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如果将这种历史背景聚焦,可得出要点如下:其一,以俄国十月革命创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一党制度,和以英美领衔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在二战后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政体选择中同时崛起。而前者在政体实践获得成功后几乎无一例外走向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后者则始终坚持主权在民、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这些现代宪政的核心理念。因而两种制度实质上处于针尖麦芒、冰炭不容、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对抗关系之中,双方之间就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而在美苏为代表的两大世界阵营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中,双方为两种制度之争斗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结局如何呢?冷战以苏联的解体告终。社会主义阵营中大部分共产党国家纷纷放弃了原制度,不断向英美领衔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靠拢,只有区区几个国家仍坚持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也不得不进行各种类型和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对手的强大和在“决一死战”中的胜利吗?否。这样的“决一死战”或最后对决并没有发生,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制度性的内在原因:一,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不符合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二,一党制对全部国家政权长期的高度垄断和霸占,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制度弊政和社会溃败不可解决无法持续;三,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违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必然走进死胡同,不可持续。这是三条主要原因。这三条主要原因,也是中共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后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但是,邓公领衔的改革开放是有底线的,即在经济体制上可以推倒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各种成分性质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制度,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在政治文化生活领域中可以适当对外放开,但中共一党制政体绝不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垄断决不改,“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改。而香港回归的日期恰逢邓公主导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际;其三,“一国两制”之所以针对香港,其根本原因则是香港在国际无可取代的地位。香港是国际贸易顶级的自由港,香港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中共数十年来面对两岸和国际社会及华人世界进行统战政策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政治转寰斡旋”之地,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窗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国际资本及市场接轨的无可替代的桥梁和枢纽。因此,邓公提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时,是有几分诚意和“雅量”的,这也是一个杰出政治家放眼国际社会的政治胸襟;

  第三,然而,中共一党制和香港现行制度毕竟是根本对立的制度,而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如果香港的政治社会制度作为准现代宪政制度的“代表”的话,那么,它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相对于整个中国大陆而言,简直是太渺小了。在“两制”的意义上,它只是广袤国土中的一块弹丸“飞地”,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极不起眼的孤岛。加上中共军队的进驻和其主要外交权的“上交”,从“两制”对立、抗衡的角度而言,香港的政治制度在中共一党制绝对优势的包围中,实质上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如果中共想将大陆和香港的“两制”“合并”成一制,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像碾死一只蚂蚁,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因此,所谓“两制”的维系,或者说所谓香港政治制度的维系,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中共领导人的“雅量”,二是香港独特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即香港的国际地位是中共一种特殊的需求所在。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中共在中英交割香港时的各项承诺,及中共的“诚信”,国际“自由世界”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支持,国际舆论的钳制等等。但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确定的,一旦哪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犯浑”,所有这类顾虑可以统统不顾。
 

  现在,中共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的背景、格局和“态势”,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这种态势之下的“两制”之间,会有怎样的矛盾、纠结、对抗和冲突。

  第一,中共对香港代表的“另一制”之所以极其仇视和恐惧,是因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从理念和政治实践上,都是对一党永久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理念和体制的彻底颠覆。而这种颠覆的强度和烈度不同寻常,它是从人类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两个无可辩驳、被人类政治生活反复证明的“真理”角度,颠覆列宁式一党制的核心理念和制度实践的,而中共一党制长期形成的统治集团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则是中共的命根子。因此,长在自己国土上的香港的“这一制”,对于中共而言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不仅如此,香港如果只是一“制度飞地”,那也就忍忍算了,但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使得它身后有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后盾如此,中共对于香港是“好也看不得”、“坏也看不得”。香港发展得越好,越繁荣,当然对大陆的贡献也越大,但中共却会如“猫爪挠心”一样不舒服不痛快,因为这恰恰证明“那一制”的优越性;但如果香港发展得不好,或者远远落后于以往,那么中共也会如“猫爪挠心”一样不舒服,不痛快,因为这恰恰又证明了中共接管香港后的无能。这种极为矛盾纠结的心理,是产生“两制”冲突的重要元素;

  第二,我们知道,中共是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它原先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在文革的高峰时期,几乎整个党整个大陆人民都坚信不移地认为中国——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心脏”。尽管狂热之后清醒许多,向世界“输出革命”的狂言不再提起,但中共的政治本性中有一条是“颠扑不破”和不可更改的,那就是举凡它能够伸手管辖之地,都会挖空心思无孔不入地想方设法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因此,对香港的军事控制和外交控制,是远远满足不了中共的这一政治秉性的。比如行政控制,就是最要命的一点。按理说,如果香港实现充分的自治,那么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就必须由香港公民通过普选产生,香港政府才能合法地代表香港人民的真正民意,这是自治的最首要也最重要的前提。但这样一来,中共对香港的行政控制的所有隙缝都会被堵死。因此,中共有两条让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形同虚设,其一,香港特首不通过普选产生,其二,香港特首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和任命,当然,通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任命这样的宪法程序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必须绝对尊重香港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最高行政长官,不得更改和替换,对其批准和任命仅是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只有这样,香港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治,同时也不违背“一国”原则,其三,香港特首侯选人必须是“爱港爱国”人士,显然,所谓“爱国”的言下之意必须和中共的“那一制”保持一致这一条也最狠,它堵绝了香港政治力量中所有“反对派”当选特首、主持政府的一切路径,万无一失地确保香港特首及其政府成为中共当局的政治傀儡,不至于被“西方势力”控制,让香港成为现代宪政制度挑战中共一党制制度的桥头堡。当然,对中共当局而言,行政控制是远远不够的,它充满对香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控制的不可遏制的强烈欲望,包括意识形态控制,文化控制,经济控制,教育控制,新闻控制等等。但这些控制碍于基本法的“面子”,不能明火执杖进行,只能通过蚕食、侵润、渗透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当局对港人的畸形心态。香港人在“那一制”下生活了一个世纪,当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他们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诉求相当强烈而执着,和大陆民众长期被“训化”而成的皇权主义意识的变种——国家主义意识大相径庭。那么,何为“中国特色”(皇权)的“国家主义意识”呢?笔者不才,仅拣几个要点说一说。一,“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国连为一体,爱党,集中体现为爱党中央,爱党的“伟大领袖”,以及爱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爱国的必备前提,抽去了这两个前提,爱国就是“伪爱国”了。中共建政之后,作为大陆民众主流正统国家意识核心的“爱国主义”,它的内涵就是这样。因此,无论这个党,这个制度作了多少孽,撒了多少谎,犯下了多少罪错,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民众仍能将它视为“国家”的象征去热爱,去崇拜。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前不久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雾霾,明明是“党”领导的政府不顾环境污染盲目追求发展造成的恶果,明明是“坑国”、“祸国”的政府行为,却仍能被广大民众纳入“爱国”内容。比如北京朝阳区大妈就深挚地称其为“咱们的雾霾”,而坚决制止他人去揭露;再比如某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赞美了当地的空气,调侃了中国的雾霾,大陆成千上万的爱国愤青们就骂成一片,将“卖国贼”的帽子加在这位留学生头上,恨不得将她撕成碎片;二,将党和党的领袖视为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大救星”、“领路人”、“总设计师”,是大陆民众“国家主义意识”又一核心内容,因此,对领袖和党的任何重大决策,任何执政行为,无论其后果如何,都被视为天经地义,“伟大正确”。因而,对党的任何作为,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揭露、反对。于是形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政治标准,凡是对党和制度的”伟大正确“、“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祖国大好河山歌功颂德的言行,就是“正能量”,而凡是对中共错误决策、糟糕政绩、腐败不堪的事实和现象指手画脚,表示不满和揭露批评的言行,就是“负能量”,必须坚决打压之。比如中美贸易战错综复杂的原因中明明有中共战略错误、决策失误、不守诚信、破坏规则诸多不端因素,但在民众国家主义意识中是一律不准揭露批评的,只准赞美、支持、拥护中共当局完全是正义的一方,是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美帝进行战略对决。否则,就是“负能量”,就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当前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泛滥失控,生猪存栏出栏量大幅降低,又不肯进口美国生猪,导致猪肉价格大幅上扬,广大市民不敢吃猪肉,相当一部分“低端人口”也买不起猪肉。这个重大民生问题的产生,明明是国家战略导向失误、国家主管部门有意不作为、相关检疫部门失职渎职的三重执政恶果,深受其害的民众却一片沉默,几乎没有任何异议、批评和追责,相反认为承受这一切是在为国家“分忧解难”的“爱国”行为。前几日微信圈里竟然出现吃瘟猪肉只要高温消毒对人体并无危害的讨论,可见其奴才心理昭然若揭;三,在大陆民众国家主义意识中,一条极为重要的至高信条,就是认为全体大陆民众,都是由共产党养活的,十四亿人的饭碗,都是放在党的“锅台”上,都是“社会主义制度”赏赐的。因此,所有端上“党的饭碗”的人,对党、对制度都应该“天经地义”地感恩戴德,歌功颂德。而举凡对党、对制度的弊端稍有非议,就被视为“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之举;四,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建设成就,永远是大陆民众“爱国”精神的核心理念,也是评判一切是非曲折的惟一标准。而在这些“发展、强大、成就”后面的所有侵犯民众权利、剥夺民众自由、践踏民众生命的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罪错,则一律视有若无,一笔抹杀。最“天经地义”的辩解就是:那是“探索中的曲折”、“必须付出的代价”。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星”成就可以将反右中数百万知识群体被打入冷宫从而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大饥荒饿毙了三千多万民众、文革残酷政治迫害的范围达一亿人次的大罪大恶一笔抹杀。可见,在中共国家主义意识数十年的灌输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陆的“顺民”、“化民”、“愚民”及“牧下之民”,中共历任当局对之是何等地“可心”、“顺心”、“欢心”、“宽心”,成千上万民众对“党”、对“伟大领袖”、对“制度”、对“政府”五体投地般的拥戴和忠心,其性质恰如家奴对主子的忠诚。因此,当面对数百万根本不吃“国家主义意识”那一套的港人,当面对港人除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之外对中共一党制的坚决不认同,中共当局是何等地“闹心”、“纠心”“忧心”、“烦心”、“恶心”,且视为心腹大患;

  第四,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基本心态了。上文说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成分中,除了对中华民族或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外,决不会对大陆的中共一党制表示同样的认同。而港人对中共一党制的不认同,除了在两种制度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冲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相当一部分港人对大陆一党制之厄,有着亲身经历和切肤之痛。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之后,因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普遍的贫穷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因一场比一场激烈残酷的政治运动造成的迫害和恐惧,导致偷渡逃港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形成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成规模的逃港潮。尽管大陆和香港当局采取种种严厉措施进行阻止,但香港原居民则以同情、接纳且援助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大陆难民。因此,数十年来有大量的大陆居民成功偷渡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而不仅这部分原大陆居民及他们的后代对大陆一党制的“制度之厄”痛彻肺腑,记忆犹新,而且当初同情、接纳、扶助大陆难民的香港原居民也对大陆的“制度之厄”惊心动魄,感同身受。眼下,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大陆官方有人对香港这部分原大陆居民表达了切齿的鄙视、厌恶和憎恨,认为这部分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背叛祖国的不法之徒和反动分子,正是他们成了香港动乱的“社会基础”。实质上,中共当局至今坚拒对自己执政数十年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恶政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进行真正的反思、检讨、忏悔和制度上的矫正,反而有走回头路的种种迹象。因此,中共当局不仅欠历史和大陆人民一个道歉,而且欠香港所有原大陆居民及他们的后代、亲友一个道歉。

  其实,港人对“两制”中维系自己权利、自由的“这一制”极为悬殊、不堪一击的脆弱地位,是非常清醒且理性的,他们十分清楚“这一制”时时刻刻都会被“那一制”以任何借口和“理由”蚕食、侵润、渗透、瓦解甚至颠覆,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用“危如累卵”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对大陆一党制“制度之厄”的恐惧,还不仅仅是上述那些历史原因,还有更加现实的参照。也就是说,并不因为大陆当局搞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或已基本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和阶级斗争思维,就没有“制度之厄”之忧了。比如当今不少大陆人以或同情、或惋惜、或讥讽、甚或幸灾乐祸的心态“抱怨”香港人民深受房地产资本“大鳄”的垄断之苦,导致香港年轻人难以就业,买不起房,成了“房奴”。然而,“城市化”狂热推进,房地产一枝独秀,数十年房价飞涨,大陆实业、制造业受到极大挤压,大量的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年轻人找工作难,买不起房,成为不折不扣的“房奴”,不正是几十年来大陆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吗?其深层原因,恰恰是中共一党制结出的怪胎。首先,各级官员惟GDP和各种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首长工程”的政绩观,将城市化推向畸形发展之路;其次,土地的国有化,使各级地方政府产生了利用城市化中土地大幅升值的契机以卖地赚取大量土地出让金的逐利冲动,是推高房价的祸首,也是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这样荒唐事的主要原因;第三,房地产畸热产生的“无限”的投机空间,致使资本投机、金融投机、地产商垄断、抄房狂潮等等经济社会乱象丛生,更为严重的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权力寻租,行贿受贿等种种吏治腐败行为在城市化和房地产狂热的畸形膨胀中也得到了同等程度和烈度的膨胀和扩张,致使中共执政集团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败坏、经济贪腐、道德堕落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深度的、普遍的、不可逆的吏治腐败,正是任何人类专制制度——包括中共一党制不可逃避的宿命,也是导致其崩溃的根本病因。那么,大陆的“房地产之厄”,对香港的房地产垄断及房价飞涨就没有一点关系吗?或者说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对香港畸形的房地产业就没有“原罪之责”或没有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吗?我们且看2016年10月来自《中金网》的一条短讯:“据香港《经济日报》10月20日报道,据彭博社引述香港税务局的数据显示,上个月,非香港永久居民买家共有250宗交易,升至14个月以来新高,较6至9月平均值高出36%;9月非香港永久居民买家支付的印花税款高达5.06亿港元,比过去4个月平均值高出26%。业界普遍认为,这些投资者大部分是来自内地。另据会德丰地产的常务董事黄光耀在本月初表示,购买会德丰地产面向大众市场房产的内地买家较一年前已增长一倍,占比达10%。港媒称,自从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来,人民币有不断贬值的趋势;再加上内地20多个城市,相继推出楼市调控政策,越来越多内地人到香港买楼保值,预料将推高香港的楼市。事实上,内地房价不断飙升, 十一国庆前后,一线城市以及天津、合肥、郑州等22城市,接连推出调控政策,从限贷、限购、土地供应、市场监管等多管齐下,为炙热楼市降温。多项数据都显示,各大城市的成交量和房价都有所下滑。上海商业银行驻香港研究主管Ryan Lam说,“投资在香港楼市的非本地投资者,内地买家绝对是主角,近期他们购买香港房产的脚步正在加快。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内地买家正在减少人民币敞口,港元资产是避险的好选择。另外,据业内人士分析最近内地投资者涌入香港置业的原因,包括人民币贬值使港元资产受惠、内地收紧房地产市场,以及发展商给予税务补贴。美银美林分析师在日前的报告中指出,内地楼市经过今年的一番暴涨,香港与内地一线城市房价之间的差距已在缩小,更多的内地投资者出于资产多元化和财富保值的目的,可能会考虑在香港购置第二套住房。”好了,香港的“房地产之厄”由何而来,这条短讯就能说明问题了。至于因内地“毒奶粉”泛滥而导致内地居民到香港狂购奶粉,以及诸如内地妇女因香港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移民、签证的种种便利而抢着去香港生宝宝等现象,这对香港本地居民利益的侵占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困扰,往深里说难道不也是大陆的“制度之厄”造成的吗?这足以说明,对中共一党制的种种“制度之厄”的厌恶和恐惧,为什么是港人忧虑的焦点和痛点了。

  第五,因此,这就可以理解,在“两制博弈”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态势下,港人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抗争,都如此执着决绝,几乎是破釜沉舟,置死地而后生,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退路了。概括一下,港人抵制“另一制”的蚕食渗透有四道主要屏障:其一,一个真正由港人通过普选选出、能真正代表港人民意的最高行政长官及其政府,当然,更重要的是保证实现这一目的的、不变的选举法;其二,独立的、且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侵蚀的司法体系;其三,尚能保持自由状态的香港媒体及言论自由环境;其四,国际民主阵营力量的支持及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看到,这四道屏障在大陆一党制的重重包围中,实质上是非常脆弱的。第一道屏障,在《基本法》中就因中共的先声夺人而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后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几乎处于崩溃状态,港人五前年的“占中”抗争虽然搞得声势浩大,但实质上是失败的;第二道屏障面对这一次的港府“修例”,实质上遇到了真正的挑战。港人的数月抗争搞得规模更大,声势更猛,但结局未定,前途未卜,似乎仍可看到希望;至于第三道屏障,面对中共对大陆媒体网络全方位的“立体控制”,香港媒体只能在本土范围发声,虽然传播和影响可达国际社会,但对大陆十多亿民众的传播和影响,恐怕接近于零,因而内地媒体和舆情和香港媒体舆相比,必然产生一边倒的绝对优势。何况中共对香港本土媒体舆情的渗透,也相当利害;当然,第四道屏障,对中共当局是有震慑力的,大陆毕竟开放了四十多年,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对香港如果做得过分,它不可能不考虑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和形象,况且还有一个更加敏感和棘手的台湾问题呢。但是,面对国际舆论,中共还有更加“利害”的杀手锏应对,那就是手握“国家主权”,这一杀手锏也可让国际社会无话可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此分析一下中共和港人“两制之争”的基本态势。中共建政后也经历数次大规模的民众广场抗议运动,但中共当局有一个屡试不爽的老法子,即和民众代表决不对等谈判,绝不接受对方提出的任何条件,在劝说无效和矛盾激化后干脆动用国家机器暴力镇压清场,哪怕流血死人也在所不惜。如1976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同样地点的“六四”运动。但这套老法子对付港人的街头抗议活动有没有效果呢?至少“绝不对等谈判、绝不妥协、决不让步”、直到将街头运动拖垮这个法子,是奏效的,但也惹出诸多难以化解令人头痛的大麻烦。至于在香港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清场镇压,中共是绝不会轻易采取的。一来香港有独立的警察司法体系,自己对“一国两制”又承诺在先,二来国际舆论难以对付,对香港动粗,将会使自己的国际形象彻底崩溃,三来和台湾的两岸关系将会彻底走进进退维谷的死胡同,四来中共并不想放弃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留着香港利远大于弊。因此,中共对付港人街头抗争除了授意香港当局决不对等谈判、决不妥协、让步之外,还有数种辅助手段。比如对内地封锁关于港人抗争运动的一切真实信息,利用内地媒体网络煽动内地民众固有的“国家主义意识”和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将港人的抗争“妖魔化”,形成内地民众对港人一边倒的谴责舆情,让中共当局在内地民众心目中始终站在“国家正义”的制高点;再比如尽管港人的街头抗议运动相当理性,但港府如果奉行中共决不对等谈判决不妥协的“老法子”,导致双方对抗态势无法转寰,港人运动中产生少数人的非理性或暴力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好让港府抓到了街头抗争“非法”的把柄,从而以“法律”的名义严厉弹压。这也是中共当局乐意看到的。至于中共当局是否搞了诱导港人运动走向暴力和非理性的小动作,那是要凭证据说话的。还有就是把罪责加到“境外敌对势力”头上,声称港人的街头抗议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一手操纵的,港人是上了当受了骗等等。

  顺便说一下,这次香港大规模的反修例运动,因中共遮蔽真相的一边倒的舆论宣传激怒了内地广大的“吃瓜”民众,将“港独”和“颜色革命”这两顶大帽子强加在港人头上,几乎一时成了内地舆情一致的呼声。如果这两顶帽子是中共宣传部门授意而为,那是极其荒谬和愚蠢的。第一,香港不比台湾,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国家外交权,在中共驻港部队坦克刺刀的“虎视眈眈”下,它何以“独立”?这个道理连小学生都明白,港人再发昏,也绝不会企望香港真能“独立”,更不用说有意授驻港部队实施武装镇压的口实,将这个“念想”付诸政治行动了;第二,说港人反修例运动是“颜色革命”,则更加可笑。什么叫“颜色革命”?一般指那些现代专制国家所发生向现代宪政制度转型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中共既然承认香港和内地实行的是“两制”,即香港的宪政制度和中共的一党制度是两种不同且对立的制度,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两制”的“颜色”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中共自称其一党制是“红色”,那么香港宪政制度则是“绿色”。因而港人维系自己制度的“绿色”,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以内地一党制对于香港这“弹丸飞地”的宪政制所占有的绝对优势而言,只有“红色”侵染“绿色”的可能,哪有反过来“绿色”侵染“红色”的可能?如果中国大陆哪一天真发生了“由红变绿”的“颜色革命”,也是大陆内部的事情,或者一党制真的走到头了,港人没有承担其责任的道理。

  其实,现代中国目前政治统一的根本问题,就是“制度”的不统一,就是制度之争。一旦“制度”一统,国土便立马一统。比如中共用武力“解放”台湾,则在台、港、澳全部实现一党制,便不在话下,那样这“独”那“独”问题也迎刃而解。相反,如果中共当局像当年蒋经国那样推动大陆走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也会取得同样的结果。问题是,用哪一种制度实现祖国一统,才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整个人类负责?我想,即便中共当局高调宣布其一党制才能负起这个责任,其底气是否充足呢?大概眼下中共也在为其一党制之厄反复纠结吧?不说其他,就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其权力核心层出现“批量”的巨贪,就为世人所耻笑,就被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容。至于手握治国重权的中共中高层官员中究竟有多少巨贪,所占比例有多大,只要中共宣布公布官员财产,就可一目了然。中共当局敢这样做吗?然不管这些巨贪在中共执政团体中有多少,比例占多大,只要巨贪治国的那一片领地,老百姓注定要遭殃。这样的道理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而巨贪在党内层出不穷且不可逆转,是不是一党制之厄?如此,一党制还能负起上述那四个责任吗?

  本文搁笔之际,又传来新消息:港府特首林郑月娥于9月4日傍晚发表讲话,正式宣布撤回修例。善哉善哉!港人三个月的抗争终于有了转机,“不对等谈判、不妥协、不让步”的“老法子”也终于有了妥协的迹象。对于中共当局而言,“面子问题”似乎也不像以往那样非要执拗地放在第一位不可了。港人三个月不妥协的抗争,换来了港府和中共当局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不可收拾的局面。后者虽让了一步,丢了一点面子,但也未必不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而香港因这次抗争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相信今后的香港很难再振雄风,对于中共当局而言,今后的香港会越来越像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领教了港人的不屈精神之后,中共当局和香港之间在“两制”问题上的博弈也将会更加纠结和微妙。但愿邓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之时洋溢的那几分真诚和“雅量”能够在当今中共领导人身上得到回归,那样,港人对对方“制度之厄”的纠结和恐惧,或许能减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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