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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 读《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的几点随想
2019-09-26 14:31:10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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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一统之后的“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矛盾”恰恰来自于统治集团自身。而统治集团自身,怎么可能彻底解决由自身产生出来的“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矛盾”呢?

  《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下文简称《逻辑》)一书是旅美学者方绍伟先生的力作。我和方绍伟先生素不相识,前年初夏,方先生委托他的弟子张定先生邮来一本此书,并希望我能写一篇书评。我不是学界中人,和学界中人素无交往,偶然写些文章和学界名流“商榷”一下,换来的大多是不搭理。我知道自己不入他们的“法眼”。人贵自知之明。在他们的“法眼”中,我顶多是一个不入流的“民科”,文章也尽是些“野路子”。因此,突然得到方先生的“看重”,本人委实“受宠若惊”了一番。我估计是方先生看到我在共识网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才和我联系的。

  问题是,读完方先生的大作,才惊醒自己的无知和浅陋。方先生对中国历史认知视野的拓展,一系列立论新颖、内涵丰富、创意盎然的概念的推出,以及缜密严谨的逻辑论证,令我耳目一新,深受震撼。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水平与之相差太远,根本无法写出像样的书评。直言相告后,此事就此耽搁下来。

  近加入张定先生主持的一个群,了解到方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了更远的目标和更大的进展,深感欣慰。只是张定先生再一次提议我为方先生的此书写一些文字,友情难却,也只好试着“班门弄斧”一回了。由于对方先生书中大部分观点我是敬佩和赞同的,只有寥寥几个问题有些疑问,所以只能用随想的文体把这些疑问和盘托出了。这里声明一句,这些疑问或许错不在方先生,而是我没有读懂或完全读懂方先生的著作。

  一,关于“主权者”的统治能力是否是专制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问题

  方先生认为,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应该是一切政体政权能否持续执政抑或是否崩溃的根本原因,我这里给“政权”前加了一个“专制”的定语,本意是方先生这本著作围绕的轴心是说中国政权问题,因而加上这个定语对所讨论的问题可能稳妥一点。

  那么,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是否是一个专制政权能否持续执政或是否崩溃的根本原因呢?这个问题显然是《逻辑》一书核心中的核心。对这个核心问题,方先生是这样说的:“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为什么重要?分析政权崩溃的原因为什么要突出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及其制度背景?简单的答案是:力量是对抗发生前的资源状态,能力是运用资源的有效程度,能力是对力量的掌控。如果政权争夺靠的是夺权者的能力和力量,那么,政权的崩溃就必然是因为当权者的能力和力量出了问题,并且一定主要是制度性而不是偶然性的问题。”

  我完全赞同方先生关于政权首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政道关系”的一系列观点,赞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国度里,无论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还是一个王朝持续执政的长短,和“开国皇帝”及其后代的统治能力强弱有着极为重要的因果关系。

  但是,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是否就是持续执政和政权崩溃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呢?对此,我有如下几点质疑:

  第一,如果说,一支政治力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所依靠的是“首脑”对“资源”的有效运用,那么,在后来持续执政时这个政权所遭遇的一切颠覆性的矛盾、危机和冲突,是否都源于“对资源的运用程度”这一条渠道?如果这些矛盾危机冲突还来源于另外的渠道,尤其是那些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渠道,那么本书作者又何以能论定,政府首脑有解决所有这些矛盾危机冲突的无限能力?也就是说,一个王朝的崩溃是否还有远远超出政权首脑能力极限的因素?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就引伸出我的第二个质疑;

  第二,这个质疑就是:一个专制政权,是一架物理层面的可以无限修复、无限更换所有零件因而可以无限运行下去的机器,还是一个有着生命的有机体?如果是前者,那么政权首脑的确有无限的能力将这架机器保养运行下去;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权首脑即使有再强的统治能力,他也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打一个比方,一个人的生命会受到各类疾病的威胁,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为他手到病除,解除百病,但对生命的致命威胁中还有超出这个医生能力之外的因素,而且是生命中更本质、更不可抗拒在因素:如因细胞分裂的穷尽而导致的衰老死亡;因基因突变而导致的不治之症。这两个因素都超出了这位医生的能力之外,且是生命周期的更本质、更深层的因素和规律。我以为,一个专制政权的性质,属于后者。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导致的对权力无制约的滥用,导致的当权者的利令智昏,皆是权力细胞分裂的铁律,它所产生的独特性质的矛盾、危机、冲突正如肌体衰老死亡和不治之症一样,远远超出了政权首脑统治能力的极限;

  第三,方先生对政权首脑统治能力的边际仅仅用统治成本界定,恐怕是不够的。政权首脑统治能力所能穷尽的最大空间,首先是受统治者个人的各种素质限制的,即便其个人素质尽善尽美,也受着他无法抗拒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所限制。因此,不能将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放大到可以解决政权面临的一切矛盾、危机和冲突的程度,事实上,政权首脑面临的相当一部分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是由历史造成的,哪怕其能力再强再大,也无法解决,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对人体的衰老死亡回天无力一样。比如,说蒋介石在收服各路地方实力派方面能力不强,不如毛泽东,这是不客观不公平的。蒋介石能把晚清以降各路地方军阀收服麾下,并且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一支统一的国防军和日军开展大规模作战,其政治能力极其了不起,超出孙中山十倍,也超出了毛泽东。如果让毛泽东来收复这些军阀,他不一定能够成功,这一点,从他在井岗山时期闹出的富田事件就可看出。而根本问题在于,两党的先天基因的巨大区别造就了毛的优势和蒋的劣势。中共创立时就是一个组织严密、信仰一致、纪律严明的政党,尤其当它面对社会下层工作时,其社会动员能力显然远远超出国民党,而国民党一路演变到最后依然是一个松散得多的政治团体,它大量吸收了当时中上层社会的权贵政要,各路名流、军阀首脑,因而政出多门、派系林立、利益分野、裙带错综、矛盾重重,尤其是掌握军队的地方实力派传承了中国千年军阀传统的顽劣,所有这些中国肌体上数千年的恶基因,即便有天大的能力,也是无法在短时间连根挖除的。因此,必须对政权首脑统治能力的最大空间和极限边际,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界定,即把当权者穷其能力所不能解决并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排除在统治能力问题的范围之外,就像衰老死亡和不治之症的因素,应该排除在医生的医术和能力范围之外;

  第四,因此,如果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还有超出统治者统治能力之外的更深层更本质的因素,或者只将政权崩溃论的制度、文化原因仅仅归结于皇权在其血脉中的传承必然要出现“弱皇帝”而导致统治能力的中断,那么“能力决定论”就只能把对专制政权的认知停留在“可以长生不死,关键在于有没有包治百病的医术,而专制政权的制度性安排注定不可能持续产生妙手回春的大夫”这个层面,从而放弃了对专制政权“生老病死”更本质的规律和真相的认知。同时,“能力”问题的确像一个筐,举凡当政者能力范围内可以化解和能力范围之外不可化解的矛盾和危机统统都可以往里装。但这样做很难避免在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就好像说人的死亡各种原因皆有可能,但最终都归于停止呼吸这个总原因。因而可以说,停止呼吸是所有死亡的终极原因。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很确切,但我以为,避免将统治者的能力问题变成透视专制政权本质规律的一只筐,还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如果说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王朝,大致有三种“死法”的话,那么第一种,理应是的确因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问题在处理政权面临的各类矛盾和危机时能力不足,举措失当,铸下大错而丢了政权,如秦朝,如王莽新朝,如蜀汉;第二种,因“基因”突变而患了不治之症短命夭折者,所谓“基因突变”,是指一个中国皇家王朝连最基本的朝纲政纪、人伦道德都崩溃了,朝野人心大恶,杀伐互残不息,也就是说政统道统双双幻灭,“天”塌下来了。这样的“基因”病,南朝的那几个短命王朝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第三种,“长命百岁,无疾而终”,即衰老而死。一般而言,是指那些寿命超过一二百年的所谓长命王朝。所谓“无疾而终”,当然不是说这个王朝没有病,而是指这个王朝历代权力核心基本上能够化解其能力范围之内的各类政治危机,没有犯过致命的大错。但做到这一点并非一定要以这个王朝的“代代皇帝是强君、能君”为前提,其中多有弱君、庸君、顽君但政权并没有因此崩溃的情形比比皆是。那么,长命王朝“长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以为是皇权政体的“政统”和“道统”这两块基石构筑得相当厚实牢固,有了这两块基石,只要生命周期还没有走到尽头,即便碰到了弱君庸君,其政权也不会崩溃。那么,何为“政统”?何为“道统”?明朝两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就是最典型的诠释。

  其中一件大事,就是万历皇帝的“元辅”张居正大学士的父亲去世,按惯例张居正应回乡“丁忧”三年。然而尽管张居正连续三次向皇上请假回乡尽孝,万历及其太后均未批准,几乎恳请张居正“在职居丧”。张居正无奈,只好留京继续履职。问题是,尽管张居正为丁忧一事三次向皇上申请均未获准的整个经过都一清二楚,众所周知,但在京官员们仍然怀疑张居正为父尽孝之心真假难辨,恐有虚情假意贪恋权柄之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这样写道:“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于是翰林院数十名官员在吏部尚书张瀚的带领下前往张居正家向他当面提出劝告,遭拒。义愤中的官员决心向皇帝直接参奏张居正。结果“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既然明明知道参张不受皇帝的“待见”,弄不好还会有罢官之祸、皮肉之苦、性命之忧,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黄仁宇分析道:“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诋毁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可见,“孝于亲”是“忠于君”的必备前提,如果不首先“孝于亲”,“则忠于君”就是假的;但“忠于君”又是“孝于亲”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官员仅能够对“高堂”尽孝而不能对“君王”尽忠,那么他的“尽孝”就是假的,因为“君王”是更高意义上的“高堂”,是全国老百姓的“父君”。如果皇帝之下的整个官员队伍是中国皇权体制的基石的话,那么,“孝于亲”、“忠于君”则是统一全体官员“三观”的无形但却强大的精神纽带。何为“道统”?这就是道统。这些京官们“冒死”参奏张居正的“不孝”,所展示的正是“道统”的力量。

  其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在立储问题上,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之间长达十多年的对峙。且看黄仁宇这样评价这件大事:“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我们知道,长子继承制是中国皇权时代皇位传承的一项传统的制度性安排。由于皇位合法继承人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而发生的太多的手足相残、同室操戈的血的教训,这项制度性安排是防止类似悲剧再现、保证皇位和平安全继承的重要举措。当然,这项制度性安排并非已形成必须严格恪守的法律制度,在特殊情况下,这一惯例并非不可逾越,在立储问题上通权变达的先例也并非个案。问题是,既然废长立幼已有先例,为什么万历皇帝的满朝大臣偏偏与他翻下脸来对抗到底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国家社稷所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情:“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

  显然,群臣和皇帝对抗到底的动机,并非百分之百地“纯洁”,其中有多少“讪君卖直、流芳百世”的成分,谁也说不清楚。然而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恰恰是一家一姓的天下长治久安、一君一人的权位“万世一系”的保证。在关系到皇家天下安危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为什么群臣比皇帝更着急、更焦虑、坚守起“原则”来也更为执着坚定?

  这就是“政统”的力量。

  至于政统的力量来自何处,黄仁宇有着精辟的剖析:“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关于中国皇权时代官僚集团对皇帝本人的忠诚,究竟纯粹源于双方利害关系的考量及收买和利用之间的互动,还是部分地源于具有价值取向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和方先生有所商榷。围绕于皇帝周围的群臣,显然是方先生笔下的“致胜同盟”。在谈到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时,方先生说:“‘致胜同盟’小和‘集权比例’高,使君主很容易在小范围内通过分配‘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因为支持者会由于获利的总量和比例的较高程度而保持忠诚……非民主体制靠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靠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但收买的规模不同,规模小的容易收买,也容易巩固。于是,有没有能力去收买,就成为持续政执的关键。从‘政治忠诚和政治腐败的逻辑’所能得到的结论是:拥有强大的支持者总是比拥有多数支持者更重要,但是,成功的政治是先持续拥有强大的支持者,然后再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使持续拥有强大支持者的做法持续获得得尽可能多数的支持。当然,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统治能力能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制度,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在中国皇权政体模式中,方先生所说的强大支持者显然非官僚集团莫属,而皇帝对这个“强大支持者”的驾驭,惟一的、或者说虽不是惟一,但却是根本的方法,就是“收买”。这个“收买”,按我对方先生意思的理解,是否就是纯物质利益的收买呢?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得出如下结论:“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腐败的逻辑’。由此也可见,用腐败来论证政权崩溃非常片面。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命运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执政者没而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强势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往往能‘长治于不安’”。

  现在,我把关于君主集权制下群臣的“忠诚”问题中的“冷酷实证逻辑”大致梳理一下:其一,君主能否持续执政,取决于强势致胜同盟的支持,而这个同盟基本是皇帝属下的官僚集团;其二,皇帝驾驭致胜同盟的基本方法是物质利益的收买,对于官僚集团而言,这种收买就是皇帝任由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和受贿,于是,吏治腐败现象将会愈演愈烈;其三,然而,吏治腐败并非导致政权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反而是政权能够持续执政的必要条件,回为吏治腐败是皇帝收买强势支持者的结果,而没有后者的支持,政权反而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我以为,这种逻辑论证有重大缺陷:其一,完全忽略了官僚集团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在皇帝持续执政中的巨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群臣对皇帝的忠诚度更重要的不是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物质收买,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从上文所举的例子来看,万历皇帝在立储这个事关王朝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并无意用物质利益收买官员们对本朝“持续执政”长远利益的支持,恰恰相反,正是在群臣所坚守的关系着皇权安全、和平传承的重大原则上,为了一已私情和群臣对着干。在万历皇帝“罢朝”的漫长时段中,恰恰是群臣在没有得到皇帝物质“收买”的情况下凭着政治信念维系着这个政权的持续运行;其二,或许只有在一定的度里,或许在一个政权的政治信仰和精神纽带还没有崩溃的情况下,对官僚集团的物质收买可以换取他们对执政者某种程度的忠诚,但超出了这个度,或者在执政者用于维系政权的意识形态业已崩溃的情况下,官僚集团的深度腐败或权力滥用反而解构了他们对执政者的忠诚。明朝政权崩溃前夕群臣不肯自掏腰包“拯救朝廷”就是典型一例。近些年中国大量裸官卷款外逃,说明了他们对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执政者的信心和忠诚已经完全崩溃了;其三,一旦“强势致胜同盟”内部腐败成风,则所谓的“强势”立即变成弱势。晚清八旗子弟军队的腐败和没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如果没有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光靠“八旗子弟”组成的军事力量,大清王朝早被太平天国军颠覆了;其四,把一个政权的持续执政能力完全归结于最高当政者的政治实践能力,我以为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政权系统的执政能力问题,而系统的执政能力是否可持续,其中诸多因素是超出最高当政者的政治实践能力极限之外的,就像一个生命的衰亡,一座房屋的腐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这种逻辑完全忽略了吏治腐败在专制政体中对政权系统可持续执政能力的巨大的腐蚀、败坏、解构作用,比如全体官员的深度腐败所导致的政府行政能力的全面错位和崩溃,是任何强势的当政者所无法扭转的;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冷酷实证逻辑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实证”时,拒绝对它同时进行价值判断,认为价值判断是逻辑实证以后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也许我理解错了——冷酷实证逻辑否认任何人类的主观价值愿望本身对历史起到的作用,在所有的人类主观价值愿望后面,都隐藏着各种和价值愿望不同的复杂的实际利益,历史是由无数这些实际利益的交织、冲突、博弈所构成,因此整部人类历史无价值可言,从价值视角解读历史,无疑会误入歧途。

  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有这样主要几条:之一,人类任何由主观价值愿望所指导的实际行动,都在参与历史的创造;之二,尽管几乎任何价值愿望冲动中形成的实际行动不可能直接实现这些愿望,甚至和这种愿望背道而驰,并总是回归于社会各种实际利益的交织、冲突、博弈之中,但不可否认人类创造历史的实际行动在相当多的历史场合是由信仰力量和价值愿望推动的;之三,人类整部文明史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客观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价值主线,否则,就没有人类的现代文明和进步,不过,这条价值主线决不是由相关政治信仰或价值愿望直接勾勒,恰恰相反,它是由人类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实际利益旷日持久的博弈演变形成的,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这一价值主线决不能用形形色色的价值愿望文本来解读,而只能用各方实际利益的博弈来解读;之四,没有对这条价值主线的历史解读,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完全的,就是一部动物史。关于人类历史中的价值问题,下文还要讨论。

  二,关于政体的集权和分权是否只是“治道”而非“政道”的问题

  方先生此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的君主制无论是分封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都是当政者的国家治理方式问题,即“治道”问题,而与关乎国家政体性质或本质的“政道”无关。这个观点我不赞同,相反,我认为,一个专制政体的集权程度及方式和分权程度及方式,恰恰是区分不同政体的性质和本质属性的根本性标志。也就是说,这绝不是“治道”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道”问题。

  方先生说:“表面上,分封与郡县使秦之前和秦之后的统治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分封制之下君主控制封臣,但不能向封臣的属下征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然而,分封与郡县的差异,仅仅是治道或中央掌控能力、技术、意志及方式的差异,君主制的政道一直没变。周朝的政权制度天然地包含着秦朝的政权制度,‘周制’在政道的意义上天然地导向‘秦制’;帝制高于王制,但帝制依然源于王制。从政权主体性质的理由和文化的理由出发,‘周制在政道的意义上天然包含秦制’的判断,否定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与‘郡县君主制’在政道上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或者说否定了因政道治道不分而夸大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别的观点。”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实质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古代社会,除了雅典民主制这样极少的案例外,人类绝大多数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然而,其中的政体多种多样,这些政体虽然都属于专制性质,但因为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在性质甚至历史本质上而有所区别,这些重大的区别恰恰是由各自集权、分权的程度所决定的。比如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和欧洲近代的“绝对”封建制同属“绝对君主制”,但两者有着重大的政治区别,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重大政治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两者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不同。那么,同是君主制,为什么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不同,会导致两种政体产生性质和本质上的区别呢?我以为至少有一条,即在集权和分权程度上不同的专制政体,其各自发展和演化的路径、方向、结果会大相径庭。比如,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按其内在因素或内在逻辑的自然演变,恐怕永远无法抵达人类现代宪政之路,但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内在因素和内在逻辑的自然演变,却有可能达到现代宪政之路,至少可以无限地接近它;再比如,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由君权高度垄断,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教会统制,这两种体制下的社会精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化、形态和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前者会因思想控制严厉而不断发生文字狱,因而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无从谈起,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必然与之无缘,但后者因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处于君主和教会的分权状况,所以思想控制会有许多空子可钻,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解放和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就可能在这样的君主政体中出现。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君主专制时代政体的集权和分权状况,决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中“中央掌控能力、技术、意志及方式的差异”,而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制度文化渊源。而不同分权集权前提下的君主,其本质上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中国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诛杀他的大臣,但英国的君王连向臣民征税,都得非常在乎贵族们的意见。前者“法随口出”,“朕”就是法律,后者即便自己立法,自身也要受到法律的束缚,何况立法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君王的手中呢!因此,不是因为同是君主而“政道”不变,而是因为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不同使君主和“政道”产生无穷的区别和无穷的变化。

  那么,中国秦以前的分封制和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虽然都是君主制,但是否属于两种在历史性质和政治本质上有所区别的不同的君主政体?还仅仅只是同一种君主政体下施政方式的不同?也就是方先生所说的“治道”上的区别?我的答案显然是前一种。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不仅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政体和秦以前西周大分封所形成中国封建君主制政体有着巨大的区别,而且西周大分封形成的封建君主制和它以前的商代君主政体同样有着巨大的区别。商代的君主制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一个宗主国和若干个附属国形成“朝贡关系”的大政治共同体,而若干“朝贡国”和宗主国之间的政治等级关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君封臣关系,直到西周在王室直旁系血缘关系中进行土地和权力的层层大分封之后,这种封君封臣关系才基本确立起来。问题是,即便西周大分封形成的中国封建君主政体,也和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封建君主政体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西周大分封之后的各诸侯的“领地”,几乎是一个五脏俱全的独立“国家”,它有自己独立的疆土、军队、行政司法机构、财税机构、“外交”机构等等,也就是说它们拥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几乎全部建制。为什么会这样,最表面的原因就是土地幅员辽阔。这种封建“领地”中的“国家建制”,在欧洲狭小的封建君主国中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而中国君主制数千年的演变环节——由朝贡关系进而封君封臣关系进而中央集权君主制,其中贯穿着一条必然的历史逻辑。这条历史逻辑是由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一条根本的政治特性决定的,这条政治特性就是:在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各方政治力量都不会妥协,处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状态,直到最后一个胜出者夺取全部政治权力。而这条政治特性表现为中国君主制政体演变的历史形态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论是“朝贡时代”的各附属国,还是西周大分封时代的各诸侯国,它们之间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为争夺疆土、政治权力、各种资源及生存空间,它们总是在征战兼并中“九九归一”。也就是说,这种持续千年以上的“选拔赛”或“淘汰赛”的最后结局,只能有一个最后的胜出者,因此,“一君临天下”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正是中国国家政治形态和君主制政体演变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只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才能将中华政治文明从各“朝贡国”或各诸侯之间长期的、不间断的“征战兼并”中最终解脱出来。

  不错,秦以后不少统一王朝也采用过分封制,但此分封制和西周时代的分封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秦以后的统一王朝,无论怎样对“皇亲国戚”进行分封,也不可能让“封臣”在其领地上建立一个国家建制齐全的“独立王国”,哪个皇帝这样做,他就是在自掘坟墓。中国皇权政体和西周分封制政体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中央统治集团将军队、行政司法、财政、意识形态这四项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此为四大纽带,由一支庞大且忠于皇帝的官僚队伍用这四大纽带将全部国家生活牢牢地束缚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中。

  我们看到,中国皇权时代王朝政权的崩溃,实质上是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崩溃,而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崩溃实质上是“四大纽带”的崩溃;而四大纽带的崩溃,主政者持续执政能力的不足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多更主要的是那些超出主政者政治能力极限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普遍的、深度的吏治腐败。吏治腐败在专制政体中,是“基因”病,是任何强势或贤能君主都无力回天的“不治之症”,是一个“生命机体”走向不可挽回的“自然死亡”的必然过程。吏治腐败至少有三种方式“断送”专制王朝的性命:其一,因官员个人贪得无厌而导致官僚队伍行政能力的整体下降和错位,促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性腐朽,从而导致中央集权的“四大纽带”像金属疲劳一样崩溃于无形;其二,由官员政治上的贪欲和野心内生出对抗“朝廷”的异已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或以“地方割据”的态势出现,或以“宫廷政变、叛臣谋逆”的威胁出现,或以附丽“百姓造反、农民起义”的方式出现;其三,因官员群体的过度贪欲而导致国库空虚,民力穷竭,终于“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补充说一句,方先生认为所谓“腐败”、“民心向背”这类社会问题在主政者和“强力致胜同盟”联手面前,对主政者的持续执政根本构不成威胁。不错,在强势“暴力”统治面前,“民心”的确束手无策,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总是发生在出现了一个强大政治对手的时刻,而不是发生在普遍“民心背离”的时刻。然而,恰恰是民心的背离,有无数机会制造“强大的政治对手”。一个农民政治家的“揭竿而起”,不仅会让成千上万“民心背离”的农民汇集于他的麾下,而且会让一大批“智勇双全”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

  综上所述,中国秦统一之前和秦统一之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两种区别极大的君主政体,其区别恰恰产生于君主集权和分权的不同程度,即便两种君主政体在集权和分权程度上细微的差别,也会导致双方各自演变发展的方向、路径、形态和结果的大相径庭。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秦以前的各“朝贡国”、“诸侯国”之间能够长期地和平共处,而不必然地走向“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征伐兼并道路,或者并不必然地发生“直到最后一个胜出者出现”的“选拔赛”和“淘汰赛”,那么这种分权程度相当高的君主政体发展演化的结果,至少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将会和中国皇权政体的发展演化结果大相径庭:第一,有可能内在地演变到近现代共和制和联邦制;第二,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整体性地坠进专制君主之“彀”,成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奴才;第三,有极多的机率发生诸如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可能在中华文明的认知进程中诞生;第四,在进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轨道的问题上,很可能不需要经过百年之惑却仍然原地踏步。

  而中国皇权体制,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层面上分权的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它的集权程度比当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还要高,而导致这种高度集权的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的特殊本性——各方政治力量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而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并只有一个胜出者——正是中国近现代宪政之路难以上青天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限任一党制”的中国模式问题

  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先说明一下:方先生已经通知我,《逻辑》一书专谈这个问题的第六章已经开始重写,届时将发给我看。在我看到“新文”之前,我想先谈谈对“旧文”的看法。因为我以为即便对第六章进行改写,方先生也不会违背他贯穿全书中的“实证逻辑”,而我的看法恰恰是针对方先生阐述这个问题时的“逻辑”,也就是说,我认为方先生在限任一党制问题上的逻辑思维是有缺陷的。下面谈谈这个问题。

  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对党的最高权力继承问题,采取了两个重大改革:其一,实行党内最高领袖群体的退休制;其二,对党的最高领袖及其核心层,实行任期制,废除终身制。这两个改革措施,对一党制模式的集权统治,究竟有何意义?应该如何评价?方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毛泽东模式’把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的基础上,‘邓小平模式’进一步把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铸造成了中国模式。从‘家族统治’变成‘一党统治’后,由于大一统特征依然延续,西方学界因此往往仅用‘专制’去定义中共的一党制,却完全忽视了中共在继承制度和任期制度上的双重变革,特别是忽视了这个‘双重制度变革’对中共政权可持续性的重大含义。”

  这个“重大含义”是什么?就是解决了中国皇权政体所不可能解决的皇帝家族持续统治能力的问题:“世袭终身制必然导致一系列颠覆持续统治能力的效应:纵欲无度效应、任性自满效应、夜长梦多效应、利益与权力的亲近效应、利益压倒能力效应、晚节不保效应、忠诚递减效应、亲善镇服代际衰减效应、幼君丧权效应、刘阿斗效应、无能诱发背叛效应、统治责任隔代衰减效应、帝王神圣化反差效应等13个效应。”而“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意味着政治基因库的扩大化,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意味着政治首脑的年富力强化;在社会对政权的限权能力没有大变的情况下,这个‘双重制度变革’实现了集权范围及统治时间在首脑能力限制上的双重突破;加上相关的制度文化变迁,限任一党制从根本制度上,消除了颠覆世袭终身制的持续统治能力的种种效应,结果,就必然制度性地加强了政权的可持续性。”

  我在上文说过,由于方先生将一个专制政权崩溃的全部原因或终极原因归结为统治集团最高当权者及其制度所产生的持续统治能力的中断,并且认为这种持续能力中断的制度性必然是由专制政权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决定的,从而认为只要解决了持续统治能力中断的制度性原因,那么一个专制政权就可以长治久安甚至“万世一系”。而中共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双重制度变革”恰恰解决了专制政权持续统治能力中断的制度性原因,因而断言中共政权在“最好的情况下”必然比中国皇权时代的王朝政权更长久,正是方先生这种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然而,方先生的这种逻辑推演却完全置另外一条逻辑而不顾,这条逻辑就是:其一,一个专制政权,正像人的生命一样,有一个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其二,这个生命周期是由这个专制政权的内在“生物规律”决定的,这个生命体内部的任何因素和力量,都无法抗拒、改变这种“生物规律”;其三,因此,一个专制政权生命周期中的“生物规律”是这个政权中任何政治首脑及其制度规则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这个由出生必然走向死亡的生物规律超出了这个政权所有政治首脑及其制度规则持续统治能力的极限,就像人的生死规律超出了人类任何医疗能力的极限。

  那么,贯穿于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生命历程中的,究竟是哪一种逻辑呢?是“导致专制政权崩溃的所有因素、矛盾、冲突以及危机,都可以在统治集团尤其是集团首脑强势的持续执政能力范围中解决”这个逻辑,还是“导致专制政权由出生走向死亡的那些根本性的生死规律,是任何政治首脑和制度规则的强势统治能力所无法消除、无法抗拒的”这个逻辑呢?

  方先生关于“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的“五种推测”,完全是按照第一条逻辑推演出来的,不妨摘录如下:“强推测:由于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不会比最好情况下的传统君主制更差,实际上,这个‘双重制度变革’将导致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比中国历史上最强朝代的持续性有代数级甚至几何级的翻倍,即可以达到300年的若干倍数,而随机偶然因素的作用也可以排除。”也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皇权时代长命王朝的寿命平均是300年左右的话,那么中共政权的寿命便会呈代数级甚至几何级倍数增加,达到数千年甚或上万年也未可知;

  “弱推测:由于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不会比最好情况下的传统君主制更差,即至少可以达到300年左右,但是,我们既无法知道、也无法排除随机偶然因素的作用。”这种推测,将“随机偶然因素”包含进去,所以不敢大言其寿命达到成千上万年了;

  “逆推测: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的‘双重制度变革’也许有助于提高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但这个持续性未必能比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朝代好多少,且限任一党制返回到终身一党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条推测,或许有点违反方先生贯穿于全书中的那条逻辑了;

  “反推测: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的‘双重制度变革’也许有助于提高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但这个持续性未必能比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朝代好多少,且限任一党制转变成多党民主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说为了保持强势持续执政能力,由“限任集权”返回“终身集权”也未尝不可,所以“逆推测”依然有“逻辑”可依,但既然持续统治能力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为什么会向“多党民主制”转变呢?其依据的“逻辑”是什么呢?

  “零推测:对于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来说,我们既无法预测制度文化的必然性,也无法预测随机演变的偶然性,一切皆有可能。”哈,这一条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了。

  那么,在这五种“推测”中,方先生倾向于哪种推测呢?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方先生是采取怎样的方法将自己笃信的历史逻辑贯穿于这些推测之中的:“……如果你选择了第五种推测即‘零推测’,你等于选择了‘随机偶然论’,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相信任何历史研究都毫无意义;如果你碰巧还是个历史研究者,那问题可以就比选择‘随机偶然论’更有趣了。但如果你碰巧选择了第二种推测即‘弱推测’,你的选择显然比另外四种选择有更加充分的理由。”

  看来,方先生是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了。那么,或许方先生会问我,你的选择是哪一种呢?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不会在方先生所框定的这五项选择中进行任何一项选择,因为我根本不赞同方先生这五条选择所依据的所谓“基于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的知识”,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王朝和中共一党统治这两种王朝的有关“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的知识”,我和方先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的理解如下:

  第一,两个处于不同时代的专制政权,绝对不像两架按照统一规格、标准零件组装起来的机器,可以比较它们运行的任何参数,而是两个有着不同体质、基因、个性、习惯、嗜好的生命个体,他们各自生活历程中的主要参数是不可比的,怎么可能从一个生命个体中的主要生理参数,去推测另一个生命个体的“寿命”呢?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处于农耕文明之中,中共政权处于现代工业文明之中,两种文明中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间节奏是迥然不同的,这种时间节奏对一个政权尤其是专制政权的生命周期有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这种重大影响排除在观察历史的“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的知识”之外,恐怕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后果吧?

  第三,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任何一个王朝或长命王朝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没有大问题。它主要由中国儒家学说提供理论依据和正当性,并由中国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担纲,形成了强大的“道统”和“政统”力量。而没有“道统”和“政统”力量的强力支撑,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长命”。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则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先生当然不会不清楚,这种合法性理论来源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实践结果究竟如何,可持续性究竟如何,由这种合法性理论来源所构建的所谓“道统”和“政统”力量在中共几十年的执政历程中究竟处于“愈挫愈坚”状态还是处于“几临崩溃”状态。千万不要小瞧政权合法性理论在政权持续中的巨大作用,眼下越南、古巴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多半因素出于“合法性来源理论”崩溃引发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第四,对于任何专制制度而言,最高当权者的执政能力并非是一个因其才能、智慧、魄力、雄心可以无限拓展的空间,因而能够解决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再强的统治能力,也是受到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制约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整个专制统治集团自身产生的特殊政治利益。这种特殊的政治利益不仅产生普遍的、深度的、不可逆转的政治腐败,不仅必然地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不仅势不可免地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大众利益产生对抗,而且呈进行态势绑架着核心层的统治能力。举两个例子。其一,中共十九届“领导核心”反腐的力度再怎么大,打击“老虎”、“苍蝇”的决心再大,也不敢做两件“釜底抽薪”的大事:一件,公布所有官员包括核心层“领袖”的私人财产。坊间对整个官员队伍腐败程度的估计:举凡拥有各级领导职务和各种“实权”的官员,如果按照现行中国法律以贪污受贿五千元为立案标准,已经达到“十官九贪”。一旦官员个人财产公布的数字尤其是“中央领导团队”个人财产数字证实了坊间的猜测,那么政权正当性的崩溃甚至所导致的政权的崩溃,就是一张窗户纸随时可能被捅的事情;另一件,从体制上根本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那就必然向宪政民主政体转型,从而意味着中共放弃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共统治集团放弃各级官员享受的种种特权。可见,中共高层决不愿意做这两件事,恰恰由于被本党的特殊政治利益尤其是官员队伍中形成的权贵集团的私利牢牢绑架着;其二,近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兴”事件。中国中兴公司因美国拒绝向其出售芯片而面临着“断炊”的绝境,说明了中国在人类现代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窘境,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窘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大国地位极不匹配。尽管这是一个国际贸易中的经济事件,但其政治含义意味深长。谁都知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张小小的芯片,就可以扼住一个国家的喉咙,甚至导致其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瘫痪。而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不堪,其深层次的原因显然是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我们知道,无论是科技领域的创新还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创新,其必须的大前提,就是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些自由统统依赖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开放。然而,中共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仍然坚持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这种垄断在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上的表现,就是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采用行政手段进行限制、控制甚至扼杀。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产生的根本原因。可见,中国科研创新能力的低迷和人才、成果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扼杀所绑架的,而为什么要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垄断、对知识群体的思想言论自由进行扼杀、甚至对互联网进行封锁,又是被中共特殊的政治利益所绑架的。因此,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解决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决心再大、能力再强、智慧再丰,他也不可能摆脱本党特殊政治利益的绑架,尤其不可能给予知识群体创新所必须的那些思想自由和精神空间;

  第五,方先生对中共政权持续时间的猜测仅以中国传统王朝的“寿命”对主要参照,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逻辑缺陷就是:忽略了当代全球化浪潮和国际体系演化所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这个世界政治格局所发生的变幻莫测的演变,是有时间节律的。比如,一波一波的民主化浪潮的时间节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本身的时间节律、演进周期及其和全球化趋势、民主化浪潮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节律,实质上和上述国际体系的变迁、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连为一体的。而中国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并非得益于它的一党专制,恰恰相反,得益于其对一党制中僵化部分的破冰,得益于低调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化浪潮,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架构及其和国际接轨,同时得益于一党制政权的行政效率(这种行政效力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比如在制造各类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和“豆腐渣工程”中的高效率)。而作为一党专制的“本质”部分和“精髓”部分,恰恰是改开以来各种严重社会弊端愈演愈烈的源头。比如一发不可收拾的吏治腐败;难以遏制的贫富两极分化;整个社会诚信体系、职业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溃和伦丧;官民对立态势的持续恶化;社会群体事件居高不下等等。所有这些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专制体制的不可持续性,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时间节律坐标上出现的两个典型的个案,就是越南和古巴这两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转型。因此,严格地说,顽强坚持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惟有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孤零零的伙伴了。可见,在推测中共一党制执政时间这个问题上,如果摆脱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极为特殊的时间节律,而一味以中国传统王朝的生命周期作惟一参数,是极不靠谱的;

  第六,当然,以中国传统王朝的生命周期为推测中共政权执政时间的惟一参数,还不是方先生的主要依据,方先生的主要依据,仍然是他贯穿于其历史剖析中的“数理逻辑”。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历史研究中的“数理逻辑”,才使方先生将自己的历史理论冠于“冷酷实证逻辑”。如果人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活体,而不是一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么数理逻辑当然能够在这个生命体大量的生理指标或生命参数领域大显身手,问题是,仅靠数理模型,是否能够解开生命的真正的、本质的、主要的奥秘吗?比如,对于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原因,可以建立起若干个数理模型:例举其中一个:统治利益、统治成本、统治能力这三个相关的主要参数,可以组合成一个模型:统治利益可以引发统治成本的无限膨胀,同时也可以削弱、甚至压倒统治能力;但统治能力也可以驾驭统治成本和制衡统治利益。当统治能力和统治利益达成一致从而可以从容驾驭统治成本时,专制政权是不会崩溃的,但专制政权的权力终身制和继承世袭制则必然导致“政治强人”及其持续统治能力再生产的中断。因此,只要克服了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弊端,则统治利益和统治能力就能达到一致,从而统治能力就能驾驭统治成本而保证政权长治久安。毫无疑问,这个数理性质的历史模型近乎完美,且无懈可击,问题是,这样的数理模型真的能揭开生命中生老病死的全部奥秘吗?生命科学可以为人体细胞的复制规律和复制次数建立一个完美的数理模型,但这个数理模型则永远无法解决如何使人体细胞无限复制从而达到人的生命“长生不老”这个难题,如果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成本”会趋向无限,最终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也就是说,如果想无限延长一个专制政权的生命周期,那么其成本也将趋于无限,而任何超强能力的“政治强人”都无法“驾驭”这种“无限”的统治成本,就像至少当前的医学界无论付出多大“成本”,都无法解决人的“长生不老”问题一样,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成本”,通常都趋向于“无限”而没有尽头。朱元璋的“惩贪反腐”,正切合这样一个命题。我想,朱元璋至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官员的腐败,是导致朱家王朝崩溃的致命威胁之一。他想彻底并一劳永逸地解除这个威胁。因此,他反腐的措施、力度、烈度以及成本,无不“空前绝后”。可惜,朱元璋所要逆转的,恰恰是他这个王朝体制基因中不可逆转的政治规律,就像医学界要想逆转生命基因中不可逆转的生死规律一样,再超强的“统治能力”,也无法完成这样的“逆转”,更无法驾驭这种趋向无限的统治成本。最后,朱元璋不得不承认他的反腐无功而返。

  可以用朱元璋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所谓的“中南海共识”。方先生用中共高级官员俞正声的一段话概括“中南海共识”的基本精神:“2011年6月20日,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党课时说:‘有人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这段话所讲的恰恰是一个历史悖论。不错,当中国处于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状态时,确实需要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用暴力解决各方矛盾,同样用暴力维系大一统的和平局面。然而,大一统一实现,之后所有最主要的社会矛盾都产生于这个“强大政治力量”对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也就是说,大一统之后的“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矛盾”恰恰来自于统治集团自身。而统治集团自身,怎么可能彻底解决由自身产生出来的“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矛盾”呢?这岂非像一个人要提着自已的头发离开地面吗?试问,当前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哪一种不和执政党自身的问题“血肉相连”?老百姓最痛恨的吏治腐败,其产生的根源难道不正是执政党对政治权力的全面、高度垄断吗?这个“强有力的政党”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着手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吗?解决了整四十年,结果如何?大概小到村主任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上千万数亿人民币地贪这类触目惊心的腐败巨案,在四十年前恐怕还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吧?从四十年前几条名烟几瓶名酒地贪,到四十年后几百万几千万数亿元地贪,从四十年前的贪腐个案到四十年后普遍地贪、上下左右地贪、一串串窝案地贪,这就是俞正声所承诺的这个坚强有力的党所解决的吏治腐败的局面?

  还有贫富两极分化这个“重大的民生问题”,难道不正是“党内权贵集团”产生的必然结果吗?俞正声敢去调查一下,改开以来“先富起来”以致达到亿万家财暴富的人群,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党内高中级干部及其亲属子女在其中占了多大比例?几十年来中共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的?“解决”的结果,是社会两极分化趋于缓解,还是愈演愈烈?至于当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伦理道德所面临的崩塌趋势,和各级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信任危机、党政官员普遍的权力寻租行为导致的“权力拜物教”及其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颠覆、官员政治道德和私人品德普遍的败坏等等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中共这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发了无数文件,开了无数次会,规定了无数条纪律,采取了无数措施,但终究有没有将这样的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或者根本没有扭转,有些方面反而持续恶化了呢?

  而中国传统王朝兴亡循环的规律不是已经反复证明:所谓“政客权谋”、“个人野心博弈”、“各省互斗”、“民族分裂”、“军阀混战”这样一种政治分裂局面,通常不正是出现在一个大一统王朝崩溃灭亡之后吗?这个“大一统王朝”不正是由“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组建起来的吗?而这个大一统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正是由于这个“强大的政治力量”由兴盛走向腐朽的内在逻辑引发的吗?因此,要彻底走出中国传统王朝兴亡循环的规律,必须走向一条新的政治道路。至于这条新的政治道路是什么,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为之奋斗的“初心”。比如“军队国家化”、“各民主党派在同一部宪法下平等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实现普选制,由人民的意志决定由谁来执政”、“民选出来的政府必须向选民负责”等等,如果这些“初心”统统实现,又何来“政客权谋”、“军阀混战”、“民族分裂”、“各省互斗”?可见,问题的根本不是中共迷信起“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永远不朽”,而是它忘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向全国人民庄重承诺的“初心”,滑进当时它竭力反对的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现代专制主度泥潭中去了。

  第七,在方先生的《逻辑》一书中,有一个概念叫“限政商数”或“限权能力”,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尤其在分析英国宪政民主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时这个概念的运用我非常欣赏。且看这一段话:“由于‘制度文化六组合’的不同,在英国,臣民限权能力的上升会更有利于制约君权的随意性,君主统治能力的下降会导致限权能力的上升;在中国,臣民的限权能力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君主统治能力的下降不是导致臣民限权能力的上升,反而导致摄政、篡夺或混战的出现,并导致臣民限权能力的下降,这就是‘限政商数论’的中国逻辑。”

  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明史一直到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普通老百姓在和平年代或法律框架中的所谓“限权能力”接近于零,这和中国没有任何分权意义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性质,是对应的。但是如果因此将大陆十年文革之后、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长达三十年的戒严令解除之后“臣民”的“限政商数”当成一个不变数,并由此推演出大陆中共持续统治能力可能会超过三百年、台湾的民主转型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独裁的持续统治能力中断、或“政治强人”的断代的结论,我是不赞同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所谓“限政商数”已经由一个数千年不变的“恒数”变成一个十分活跃的“变数”,这个恒数之变,就来自于“臣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我想说的有两点,其一,一旦这个“变数”成了气侯,且“大势所趋”,那么将成为现代专制政权崩溃或转型的主要推手;其二,这个“变数”所形成的气侯和趋势,远远超出了任何专制统治者或政治强人的“统治能力”范围,也就是说,靠政治首脑个人的超强执政能力,是根本无法阻挡这个“气候”和“趋势”的。方先生在分析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提出的三条“明线”,正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所导致的“限权能力”的持续高涨,奇怪的是,方先生在总结台湾民主转型的根本或主要原因时,却置这三条“明线”而不顾,置蒋经国依靠个人执政能力根本无法阻挡这个“大趋势”的事实而不顾,竟将主要原因归结为蒋经国最有希望的接班人蒋孝武的“无能”上。我更加感到奇怪的是,区区一个“江南命案”就能破灭蒋孝武的“接班梦”?中国传统王朝中不顾任何外界压力霸王硬上弓地将幼君、弱君、昏君甚至司马衷这样的“痴君”扶上皇位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江南命案”就将蒋经国“世袭”之梦彻底打破,究竟是因为“江南命案”形成的“限政压力”的强势,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蒋孝武的“无能”?其实,蒋经国清楚地很,台湾民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如果持续采用暴力镇压,这个政权是无法在连续的血腥镇压和道义的毁灭中持续下去的,而这个大趋势面前,即便将蒋孝武培养成一个“能力十倍于蒋经国”的政治强人,他也根本无法阻挡和化解这个大趋势。

  同样,在大陆中共执政周期逾三百年的预测中,方先生仍然把中国老百姓的“限政商数”当成一个基本不变的恒数,我以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中国老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限政商数”对于中共一党制政权的崩溃或转型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实质上1989年的“六四运动”已经是一次“牛刀小试”。这个话题仍然是禁区,不便多说。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对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六四学潮的“民主运动”继续采取“六四”式的血腥镇压手段,或者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暴力方式展示执政党的“持续执政能力”,那么请问,这种人性灭绝、道义毁灭的“执政能力”,在当今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的世界中,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共改开之后实行的“限任一党制”本身的意义,是否像方先生说的那么“重大”。

  方先生认为,总的来讲:“传统君主制和混合独裁制都是‘强人依赖型政权’,多党民主制则是‘制度依赖型政权’,与此对照,限任一党制是一种‘强人和制度双重依赖型政权’。任期制度、继承制度和政权主体的差异,使限任一党制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又部分拥有了其他制度的优势,当然也继承和保存了自己的一些制度问题。传统君主制和混合独裁制的弊病,是世袭终身制或‘准世袭终身制’无法保证政治强人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而多党民主制的弊病,则是‘高法治要求’和‘政权公地悲剧’可能导致‘有效制度’无法被特定的制度文化所再生产出来。在‘强人或制度依赖’的背后,一个关键的要害是‘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问题。传统君主制和混合独裁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首脑能力’,政权首脑的持续统治能力会因为世袭制和终身制而断裂;而多党民主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制度能力’,政权制度的能力会因为政权的公地特征、高法治要求和集团利益的冲突而断裂。限任一党制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并在‘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上获得某种有利的平衡。”

  我有两个强烈的感觉,第一,方先生对限任一党制的推崇过于理想化;第二,方先生对限任一党制的意义和作用的分析和解释,似乎恰恰触犯了他本人的大忌,即出于单纯的“价值愿望”,而不是出于对客观事实的“冷酷实证”。不信我们下面再看。

  在限任一党制是如何获得“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一致性上的平衡”的问题上,方先生例举如下几条:

  其一,“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意味着政治基因库的扩大化,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意味着政治首脑年富力强化,两者意味着限任一党制从制度上消除了颠覆世袭终身制的持续统治能力的种种效应。”

  方先生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认为在限任一党制的体制下,执政集团总是能够把全党范围内最优秀、能力最强的政治精英筛选上来,因而能够解决世袭终身制所不能解决的如何保持政治首脑的持续统治能力的问题。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如果党内最高政治首脑的选拔是按照官场裙带关系甚至“劣币驱逐良币”、“贪官驱逐清官”的“逆淘汰”潜规则进行的呢?那么“政治基因库”的扩大还有意义吗?纵观当前中共官场上的裙带之风、“逆淘汰”潜规则横行的“盛况”,或者从周永康、徐才厚案中探寻一下这两个特大“老虎”是怎样升迁至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奥秘,或许就无法得出方先生这个理想化的结论吧?另外,五到十年的“任期制”在一个专制政体中往往恰恰成为政治首脑故意“无能”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借口。因为五到十年的任期时间内往往是做不成几件“大事”的。从前任接班下来的“适应期”和“磨合期”需要两三年,做几件前任没有做过的大事或前任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从酝酿到计划到实施又得几年,等到做了一半,就得开始准备“交班”了。因此,限任一党制的政治首脑,为了自己能够在最高权位上“善始善终”,恐怕大部分会选择“保持现状、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吧!胡温执政十年期间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不就是答案吗?

  其二:“限任一党制的可持续性不仅来自于‘双重制度变革’,而且还来自于这个‘双重制度变革’与‘单一权威崇拜’在制度文化惯性上的协调。就是说,限任一党制不仅具有核心制度改进上的优势,还具有制度文化惯性上的优势。”问题的要害是,政治首脑限任制和单一权威崇拜在中国“制度文化惯性”上究竟是“协调”还是“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单纯的“价值愿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事实真相进行“冷酷实证”之后,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那么,中共实行首脑限任制之后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条:之一,中共改开之后最高领导人的选拔的因素有:一,前任党的最高领袖的举荐;二,构成权力核心层或曾经的权力核心层中“老人”的首肯;三,党内各个“政治山头”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四,或者各个山头在政治利益交换中达成的妥协;最后才轮到被选拔对象的“人品”和“能力”。因而,这个被选拔出来的政治首脑的政治承载是:一,维护整个统治集团享受的政治特权和整体利益;二,维系党内最高核心层各个山头势力之间的利益平衡;三,保持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四,做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以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党内的“稳定”、权力核心层的“稳定以及个人权位的“稳定”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够维系党内的限任制。因此,限任制中的党的政治首脑,他的所有政治能力所表现的,不过是权衡各方面的关系以达到自己任期内的“四平八稳”,最多在这个前提下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请恕直言,这种政治才能还有一个“同义词”,那就是“平庸”。而那些真正通过“韬光养晦”被选拔上来的政治首脑,如果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或政治“雄心”,他要真正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要成为真正的政治强人而不是被人牵线的木偶,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平衡,摆脱那些最缠人的政治羁绊,战胜党内核心层那些政治对手,做到真正的大权在握。而最终的抉择,则是推翻党的最高领袖的限任制,重新回归党内独裁制。否则,受一党限任制的束缚,他所干的一切都将功亏一篑,化为泡影,甚至个人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有着必然性。因为当一个专制政体的腐朽已经发展到“大厦将倾”的危局时,会出现三种类型的“最高政治首脑”:一种:一味地从事朽厦的“粉饰”工作;第二种:小修小补,得过且过;第三种:大修大补,甚至想更梁换柱,企望“朽厦”“复新如初”,做“中兴之君”,其结果往往加速大厦的倾覆。这三种人都有出现的必然性。而后两种人的出现,也特别容易将党的限任制回归独裁制,除非他成为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转型的推手。也就是说,方先生为“限任一党制”描绘的那张理想化蓝图,委实并不美妙;

  其三,“在限任一党制内,‘致胜同盟’和‘实际选择人团’较小,‘名义选择人团’也没有民主制那么大,所以‘集权比率’介于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限任一党制的优势在于,它的‘集权比率’不像君主制那么大,大到政治忠诚高而脆弱;它的‘集权比率’又不像民主制那么小,小到政治忠诚过于低下。这里,限任制、梯队接班制、尊长制等制度安排,对统治利益的连续性和统治能力的持续性就显得特别重要。高而不脆的政治忠诚,保证了统治利益的连续性,较大党员规模以及由些带来的较大上升竞争,则保证了统治能力的持续性”。一幅多么和谐、团结、美好的政治图景。一切无须多说了,只要看一看近年中共核心层中各个政治山头之间你死我活的权斗、撕咬及其权力迅速向个人手中集中的过程,就可以衬映出方先生这幅“和美图”是怎样一种天真的“价值愿望”和一厢情愿,其间对这些权斗撕咬政治内幕的“冷酷实证”居然不翼而飞!

  其实,方先生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共改开以后的“限任一党制”过于当真了,把它看成西方政治史上那些政治契约一样,一旦确立,就形成法律,且没有特殊情况就万世不变。而从中共执政逻辑的政治本质来看,所谓的一党限任制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中共执政的政治本质必然地倾向或回归于个人独裁。2011年我在《趣说权力继承》一文中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不妨摘录几段。

  “不错,和‘毛泽东模式’相比,‘邓小平模式’至少有两个亮点,其一,实行了党内最高领导成员的退休制,可以说,将彻底结束共产党广受诟病的‘老人政治’;其二,实行了党内最高领导成员的任期制,即五年一任,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这一条,至少可以有效地遏制党内个人独裁现象的产生。然而,即便这种新型的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了稳固的制度,它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党内最高权力更迭、继承的所有隐患,从此共产党的天下就能一代一代和平地传承下去呢?非也,问题绝不会这样简单,一些光鲜表象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历史规律。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一段‘理论务虚’。我们知道,列宁党的模式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在维持政权的斗争中,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因此,共产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替和继承问题,是由党的最高权力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在人类迄今为止产生的所有政党中,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理论模式改造整个社会。因此,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其政治实践便立即转入大规模的社会实验。那么,这个社会实验怎么个搞法?决不是发动广大党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下而上,各搞各的,然后总结提高;而是由党的核心层拟出一个总设计,就像造一个大楼先画出图纸,然后根据这个总设计、总图纸,自上而下按照既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实施。就是说,党的最高权力的性质,实质上是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和公共管理资源,进行一次一次有着总计划、总设计、总步骤的社会大实验。这就决定了党内最高权力的政治生态有着如下特征:其一,一个关于社会大实验的总设计、总蓝图、总步骤,在党内的核心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设计’出来的,它是由少数有杰出才能的领袖制定出来的,甚至有着极其强烈的个人性质;因而党内个人独裁的倾向有时几乎不可避免;其二,对于同一时期的全国性的社会大实验,在党的核心层不能同时出现两个不同的总设计、总图纸,那样它们就会打架,就会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决胜负;其三,当党的领导层失去定于一尊、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党的核心层又同时存在数名在资历、威望、才能和‘设计总图纸’能力上都旗鼓相当的领袖人物时,他们之间就会通过复杂甚至残酷的权力角逐产生一名最高领袖,然后全党根据这位最高领袖拟定或以他为主拟定的‘总设计’进行新的社会实验;其四,一位领袖的‘总设计’的寿命长短,取决于‘总设计’和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接近程度。但这个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和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建设年代情形不同。前者由于错误的‘总设计’会立即导致党的力量的覆灭,必须加以快速更正,所以领袖及其‘总设计’之间的更迭要快得多;后者错误‘总设计’导致党的力量倾刻覆灭的危险性要小得多,因而‘总设计师’们会用各种手段维持自已的权威和基本路线,直至他们的生命结束;其五,两个具有迥然不同特质的‘总设计’的交替,便是党内最高权力及其领袖之间的交替,两者虽有权力的继承,但少有‘路线’的继承,因而这种交替很难‘平和’进行,极容易引起党内的政治动荡和整个社会的动荡;其六,任何‘总设计’,它和社会自身发展法则的相近程度和平行发展都是暂时的,两者总会渐行渐远,分道扬镖。因为在本质上,任何社会大实验都是背离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更为致命的一点:党对整个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长期垄断,不仅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这种垄断产生的特殊利益终将和社会一般利益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上面说过,邓小平关于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已经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的探索,它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它所坚持的那一套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模式,又使执政集团特殊的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从而激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总设计’面临着被颠覆的重重危机。于是执政党必然要面临着重大历史选择,要么以新的‘总设计’取而代之,要么守着旧的‘总设计’死扛到底,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像苏联那样:党亡政息。

  “然而,无论因社会矛盾加剧而产生的新的‘总设计’能否解除困境,将中国社会引向新途,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党权继承的邓小平模式是否能产生出新的‘总设计师’及其新的‘总设计’。按照共产党最高权力更迭的一般规律,举凡新的‘总设计’取代旧的‘总设计’的时刻,党的核心层的人事更迭和权力再分配将面临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而‘邓小平模式’的设计动机,正是竭力避免这样的结局,从多种视角设定它的‘超稳定性’。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模式的‘超稳定性’有哪些重要特征。

  “第一,‘半退’机制。当年邓小平开创‘半退’方式的动机,就是解决‘总设计师’的自然生命和‘总设计’时间延续之间的矛盾。就是说,‘总设计’不必以‘总设计师’的自然寿命为界,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正是毛泽东没有实现的梦想。而‘半退’的好处,就是总设计师在生前就能掌握接班人对‘总设计’的忠诚度和执行力,如果一旦发现什么不对,便可立即换人;

  “第二,保持‘总设计’能平稳地‘代代相传’,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不选具有‘总设计师’才能和潜质的人做接班人。因此,邓小平选择接班人至少有三大标准,其一,对现任总设计师本人及其总设计的忠诚度;其二,对‘总设计’的执行力;其三,在执行中面对复杂情况的应变力和拓展力。还有,在接班人个性的选择上,最好甚至必须是‘稳健型’。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所区别。毛泽东虽然希望他的接班人完全继承他的衣钵,但他的挑选标准要大度得多,他希望他的接班人和他一样,具有吒咤风云、一手遮天的过人胆识和至高权威,因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政治庸人,是根本无法战胜党内的所有政治对手来继承他的衣钵的;

  “第三,在党的最高权力的‘代际’过渡中,‘集体领导制’比起‘个人独裁制’,其平和稳定的因素要多得多。因此,邓小平为他的继任者们选择了‘集体领导制’。但仍然保留了党内‘一把手’的地位和权威,只是这种地位和权威具有‘召集人’和‘党的形象大使’的性质,这既是为了防止党的新的领导集体因内部派别斗争出现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混乱、分裂局面,也是考虑‘半退’方式的延续问题,即这一任由他选拔的党内‘一把手’,在下一任交接时,能够取代他的‘半退’位置,继续对新一任的‘一把手’和领导集体实施监控。为此,这个一把手必须有一定的权威。还有一点,即建国以后,党权统领一切的至高地位,向来是以党内‘一把手’领袖的个人权威和人格魅力为象征的,这是保证全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也是中国民间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情结的传承,邓小平深知其中的利害,绝不敢掉以轻心;

  “第四,新的领导集体中虽然会有派别产生以及因‘政见’不同产生的争执和龃龉,但因制度设计的精当大致在可控的范围。其一,因为重大决策必须在‘总设计’的框架内和方向上产生、实施,领导班子成员不会在施政纲领这种大的原则是非上产生重大分歧;其二,举荐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的‘背景力量’,肯定不是一方‘神圣’说了算,这个‘集体’的举荐,大抵是党内高层各种政治势力对话、协商、平衡的结果,因此,即使这个‘集体’成员之间有派别之争,他们的总体政治利益仍有‘同构’的平衡和共同的取向;其三,半退的‘元老’们或‘新集体’的一把手仍有最终裁决权。

  “问题是,制度设定的超稳定性,能否保证接班人们在执政过程中的稳定性?现在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自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两届领导班子的执政模式……虽然‘稳健’,但其致命的弱点就是掩耳盗铃式地规避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上几乎原地踏步,无所作为。这些基本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吏治高度腐败,并呈进行性、不可逆转地恶化;贫富两极分化,且越来越严重;官民对立甚至冲突升级;官员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全面崩溃;医改、教育改革并不成功,民生仍然维艰;经济发展牺牲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政府诚信、社会诚信严重失范,各级政府公信力降到冰点;绝大部分普通百姓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感到绝望。由于只求包着、掩着、避着、搪塞着,而不求‘手术治疗’、彻底解决,致使社会‘群体事件’剧增,‘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社会已呈全面溃散征兆。

  “目前,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又回到了上面那个问题:必须突破邓小平模式,在中共权力核心内部产生新的‘总设计师’及其新的‘总设计’……那么,从中国‘半退’机制中选拔出来的政治新秀中即便有‘总设计师’人才,他自幼的教育环境、吸取的思想乳汁、形成的道德理念又是些什么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抉择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如果把中共新的接班人主要锁定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身上,那么他们在世界观形成的整个人生阶段,所受到的熏陶都是父辈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吸吮的都是‘革命传统’的信仰、道德乳汁,而真正吸吮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西方现代民主乳汁的并不多。因此,即便他们创造出自己的‘总设计’,恐怕也难逃从父辈理论仓库中寻求药方、模仿‘祖辈’处理社会矛盾的传统理念和套路的窠臼。不过,其中变数很多,而历史又常常和人们开玩笑,弄不好就整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局,对此我们没有理由完全丧失信心。”

  七年过去了,上述观点我仍然坚持,但必须补充几点:第一,我并不认同当前中共最高当政者具有完全或真正的“总设计师”或进行新的“总设计”的能力和资格,尽管他宣布已经从邓小平时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第二,他并没有摆脱邓小平“半退模式”的所有政治羁绊,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人事安排尽管他占尽先机,但仍然是高层各种政治山头妥协的结果;第三,他除了在反腐等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外,在体制问题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摆脱邓小平“总设计”的框架;第四,向“毛泽东模式”回归但又不敢彻底掉转方向,只是证明他已无思想资源可利用,同时也是将所有政治权力向他个人手中集中的需要;第五,在所谓“新的总设计”流产的状况下,个人集权却基本成功。“限任一党制”面临着被抛弃的危机;第六,因而,今后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党内最高政治权力将以怎样的方式继承和交接,是暴力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且前途未卜。

  四,关于人类历史有无价值问题

  纵观全书,方先生似乎并不否认人类历史的价值存在,但他似乎又一再强调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过程中的去价值化。因而对于人类历史中是否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价值存在,方先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不妨看一看书中的这一段话:“找不到政治崩溃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让生动故事和价值愿望压倒了认知愿望。价值愿望考虑的是立场、人心和对整体人心的想象,可认知愿望不这样考虑问题,认知愿望不让价值和立场的考虑影响认知的考虑。真知更可能来自于认知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冷酷实证’分析。”

  方先生如此将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起来,至少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价值、立场、感情这一类东西产生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因而,人类历史中应该没有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存在。问题是,如果人类历史中确有和历史事实本身一样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存在呢?那么结论显然是:认知理性同样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存在,如此,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不过是将其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存在揭示出来,因而价值判断同时融进认知过程之中,或者价值判断是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那样,客观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事后的事情”了。

  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中究竟有没有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构成、价值存在或价值链条?如果有,那么人类社会的价值存在同样是“冷酷实证逻辑”面对的“客观事实”和研究的“客观规律”,而对人类社会中“价值存在”进行揭示的“价值理性”,同时也就是人类“认知理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当然,这种作为对人类历史认知理性一部分的“价值理性”,不属于人类社会中任何群体、人个主观的价值愿望,它只是从所有这些价值愿望中探寻那些人类历史本身的、必然的价值构成和价值取向。。

  我认为,贯穿于人类社会中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构成、价值取向和价值链条,是存在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么这个价值链条所展现的是人类从动物界的“兽性”走向“人性”、从蒙昧、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就是说,由“兽”向“人”的演进,由“蒙昧、野蛮”向“文明”的演进,正是人类社会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构成,如果历史学家将这根贯穿于整部人类历史中的价值链条剔除出历史学家的认知视野,那么历史学家们写出的历史,就是一部动物史。

  前不久,我将这个观点在张定先生的“冷酷实证逻辑”微信群中公开,反响强烈,年轻的群友亦即方先生的弟子们“群起”而反驳。不妨将这些反驳再讨论一下,或许对问题的探讨有所帮助。由于当时对这些反驳我没有详细回应,下文也可作补充回应。

  “搞学术认知不能有价值预设,不要把价值带进学术研究里。要尽可能把价值先放下。我们生活中尽可以表达价值,左也好右也罢,但在认知上一旦存有价值,那就一定没有认知!”

  我觉得话应这样说,当我观察历史时,现世中任何社会群体或个人的主观价值愿望都不应该成为我的立场预设,然而,人类由刀耕火种到工业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就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展现过程或价值演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如果你对这个过程和事实视而不见,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那么你“逻辑实证”出来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吗?

  实质上,“价值”这个概念和“利害”这个概念同源,都代表着“利益”。比如我们在所谓抗战神剧中经常听到“鬼子”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里利益和价值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当人们在大的社会场合和历史场合中用“利益”这个概念时,一般是指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私利”,而用“价值”这个概念时,往往指人类社会群体各种利益中可以“通约”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人类可以通约的公共利益虽然不多,但却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并奠定着人类价值演进的基本方向。

  再看:“人类历史发展可能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链条,因为价值是跟人的需要相关联,客观价值是脱离了人的需要这个要点。更要命的是所谓客观价值往往会成为某些人的实现自己价值的借口。”

  “客观价值是脱离了人的需要这个要点”?然而可以这样说,人类的任何行为哪怕是无意识行为都出于“需要”这个“价值取向”,那么,人类的所有行为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行为”都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需要,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又是从人类的“所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请问,在人类社会中究竟有没有脱离“人类需要”的“客观价值”?比如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算是一条人类社会中“铁定”的客观规律吧?那么这条规律难道能够脱离“人的需要”这个要点吗?我所说的人类社会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存在”,恰恰是人类所有社会成员形形色色的主观价值愿望在彼此错综复杂且漫长的博弈中形成的某种客观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价值构成、价值趋向、价值取向。比如当我说到“人人都不愿像猪狗一样被他人奴役”这一条人类社会可以“通约”的价值取向时,立即遭到反驳:“你愿意被奴役吗?不愿意,你愿意奴役他人吗?看情况。我没本事打不过别人我就反对奴役,当没人打得过我,我就是天下至尊的时侯,你不愿意被我奴役也不行,在被奴役和死之间,你选吧。”

  不错,不愿意被他人奴役是一种价值取向,而奴役他人所获得的利益和快感,同样是一种价值取向,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博弈了成千上万年,形成了一种客观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价值构成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构成和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中的客观事实,这个铁一般的客观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类社会成员从非人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各个领域中的演进正在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猪狗式奴役的状况一步一步遏制、压缩和消灭,并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不愿被他人猪狗般奴役”这样的价值取向在和“奴役他人”的价值取向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搏弈,注定占了上风,这是客观形成的历史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

  “江青年轻没有权势的时侯还谈自由,谈演戏,谈鲁迅,谈西医呢。那时侯的江青蛮像胡先生的。只是不知道胡先生若是掌权,会不会坚持不被人奴役,同时不奴役他人呢?”

  这样的调侃还真有点意思。但不知这位方先生的弟子究竟想说什么?想说在“不愿被人奴役”的价值取向存在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奴役他人”的价值取向存在?想说人一旦掌了权,便会由“不愿被他人奴役”而立即转向为“想奴役他人”?或者想说即便如我胡某人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只要掌了权,同样会由不愿被奴役转向想奴役他人?但这位弟子所有这些想说的,难道能够构成反驳我的理由吗?我要说的,既不否认“奴役他人”的价值取向同时存在,也不否认任何人包括我胡某人一旦大权在手,就有可能产生奴役他人的“价值愿望”和实际行动,我要说的仅仅是:在奴役和反奴役两种价值愿望——实际上是两种活生生的实际利益——数千年反复的博弈之中,后者日渐占了上风,并成为人类历史演进中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利益构成和价值取向。这种最终形成的利益构成和价值取向已经摆脱了任何主观的价值愿望,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和客观存在。比如文化大革命,不仅广大芸芸众生后来不甘于被奴役,而且相当一部分原先惯于奴役他人的“掌权人”在品尝到被人猪狗不如地奴役的痛苦滋味后便形成了一条规则:今后党内的权力斗争再也不要将失败者像猪狗一样往死里整,就像把刘少奇像猪狗一样往死里整一样。比如后来在权斗中失败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尽管际遇悲凉,但至少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猪狗不如地践踏,还保持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想一想,在中国历史上,从皇帝身边的大臣可以被皇帝像鸡鸭猪狗那样任意屠宰,如朱元璋,到文革期间“最高领袖”尽管可以将身边的同僚像猪狗那样任意作践,但已不能任意屠宰,再到改革开放后权争失败者可以保持人的起码尊严和人格,这种演进中的价值取向就是兽性向人性的回归,就是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你能否认,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取向吗?

  再看:“如果你认为存在客观价值,那么国家可以宣称已经掌握了这个客观价值,比如共产主义,而且由于这个价值的客观性,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那么为了这个价值,你们都要听我的,把财产和人身自由都交给国家处置。国家更可以说,在某个时候,行星将会撞地球,由于这个信息的专业性,一般人不能理解,所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大家都要把自己交给国家处理。把客观价值推向极致,就是国家主义的暴政逻辑。你们全不懂客观价值,只有掌握政权的才懂。我说那个是客观,那个就是客观。”

  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或“暴政”会垄断“客观价值”,所以必须推翻一切“客观价值”之说,正像由于垄断所有权力的当权者同样会垄断“真理”,因此必须否认一切真理的存在一样,如果这样的逻辑也属“冷酷实证逻辑”之列,那么这样的“冷酷实证”也未免太滑稽了。

  还有更滑稽的呢!由于我认为人类历史中有着客观价值的存在,于是方先生的弟子们就必然地推测出我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拥趸 ,请看:“不,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我觉得胡老师已经从逻辑上推出来了。”

  真是搞笑极了!凭什么我认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客观价值,就一定从逻辑上推出我必然将“共产主义”当成这个“客观价值”呢?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戳穿任何将自利的、虚妄的、乌托邦式的价值愿望当成人类客观价值的谎言,尤其是秉持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类似的谎言,而把人类社会中真正的客观价值揭示出来。如果因为统治集团会用谎言垄断“客观价值”而否定任何客观价值的存在,或者放弃对人类客观价值的探寻,那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吗?顺便告知一下,我本人对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写过多篇文章讨论其乌托邦性质,比如和北大教授张光明在网上公开争论的文章《革命的幻象和幻象中的革命》就比较详细地阐述过我的观点。我当然不能自作多情地要求方先生的弟子去读我那又臭又长的文章,但是在对他人的主要观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凭着只言片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逻辑”恐怕一点也不“冷酷”,一点也不“实证”吧。

  “胡先生的意思是不是如下,人还是要有一点追求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结果,比如人权民主自由。”

  我的真正的意思是,人类历史的构成并不是由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主观的形形色色价值愿望的交织、冲突和博弈构成,而是由这些价值愿望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实际利益的交织、冲突和博弈构成。所谓人类社会的客观价值,不过是这些利益在构成人类的历史中形成的那些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趋向、取向罢了。比如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如果成为人类社会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那么它们首先不是作为某种政治理想、而是作为某种可以通约的人类共同利益在人类利益博弈中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罢了。一句话,人权、民主、自由,正是“不愿意被当成猪狗一样奴役”这个人人皆有的利益本能在长期的利益博弈中逐渐“胜出”的必然结果,只是人类这个“利益本能”被加上了一层理想或价值色彩罢了。

  同时,在人类各种利益的博弈中,由此产生的各类历史事件和人类本身的生死存亡命运或人类大部分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历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时企图摆脱一切诸如“好坏”、“善恶”、“对错”、“是非”等等的“价值判断”,或者想摆脱一切“立场”、“情感”、“观念”、“倾向”的“束缚”,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当我们用“惨绝人寰”、“灭绝人性”这类带有强烈情感、立场色彩的语言描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对南京人民的大屠杀、波尔布特对柬埔寨人民的大屠杀这类历史事件时,“惨绝人寰”、“灭绝人性”这样的“情感描述”和价值判断,既带着历史学家的主观色彩和立场倾向,但同时又是客观的,理性的,因为这种性质的大屠杀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说,的确是巨大的灾难和浩劫,而历史学家又无一例外属于人类社会,他们又无一例外地和整个人类社会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说,对于和人类整体命运相关的所有人类成员来说,这类大屠杀的残酷性、灾难性、非正义性恰恰是不以任何主观价值愿望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有人在描述或记载这种性质的大屠杀时能够抛弃一切诸如“对错”、“善恶”、“是非”、“好坏”等情感立场或价值判断,进行“纯客观的”描述和记载,那么进行这种描述和记载的“历史学家”就根本不会是与人类整体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而可能是畜牲、魔鬼或外星人。因为这三种东西和人类的命运无关。当然,对这类大屠杀作出价值判断,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客观而理性地揭示产生这类大屠杀的各种历史原因,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为如何杜绝这类大屠杀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表面上看是某种理想的价值愿望,实质上其后面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因为谁也不愿意无辜丧生在希特勒这类人间恶魔的屠刀之下。

  我们看到,由于历史学家面对的“客观对象”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各种实际利益的博弈和构成,而这些实际利益又被各类五花八门的“价值愿望”包装着,或者这些实际利益本身就表达为价值愿望,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实际利益的真相从各类价值愿望中剥取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命运和进步恰恰贯穿于这些利益博弈或利益构成之中,另一方面任何历史学家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实际利益,因而他们在对各种利益的剖析和评判中,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倾向性,也不可能做到纯粹的“中立”,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摆脱任何“价值判断”。我们就拿方先生本人的著作为例。

  在《逻辑》一书“小集体相互问责”与“地方问责危机”一节里,方先生这样说:“首先,‘四化六制’的新制度安排,在中共高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小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个人崇拜和党权私人化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再现等方式告终。而在中国模式的‘小集体相互问责机制’里,一般意义上(如古典贵族制)的集体领导不是要点,现代政党基础上有效的相互问责才是要点。古典寡头制与现代政党的区别,类似于合伙制公司与现代股份公司的区别,其本质是实体延续性和持久性的区别,现代政党在延续性和持久性上有明显优势。小集体相互问责的含义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在博弈论里,中国模式的‘中常委限任新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为了更好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小规模重复博弈’与‘大规模一次博弈’的情形作对比,通俗点说,‘旅游景点的卖货小摊’就是‘大规模一次博弈’的典型例子。在这种小摊上,买卖之间的博弈接近于‘就这一次’,单个买主也肯定是无数个买主之一,面对如此大规模顾客的一次性交易,卖主便产生了欺骗和隐瞒等‘一锤子买卖’或‘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而这些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和自我强化。”

  这究竟是方先生对“限任一党制”客观真相“不偏不倚”的“中性”揭示,还是他对限任一党制的“主观认同”和“价值愿望”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方先生的结论恰恰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和“限任一党制”的“客观真相”相去甚远。

  第一,在这个结论中,中共一党制的专制性质和特殊政治本质被隐去了。中共一向以自己的“理论模式”去“改造世界”为执政的立足点,而不是以宪法和法律制度为立足点,而“改造世界”的“总设计”有带有强烈的领袖个人色彩,因而个人独裁几乎是党的“宿命”。如此,“中常委限任新体制”和所谓的“小规模博弈”实质上只是在同一个“总设计”中的暂时现象,一旦“总设计”有变,则个人独裁诸如“东方又红”、“太阳又升”现象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第二,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中共“执政小集体”能够出于“公心”“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公共治理,因而能够在“抬头不见低头见”、“信息高度对称”的情况下“肝胆相照”地“相互问责”,且“互利”和“自我强化”。然而,这个前提显然是天真的主观愿望,而不是客观事实。事实是:如果这个“小集体”不可能没有各种特殊政治利益的羁绊。如果这个“小集体”是存在着两个或多个政治山头,那么这些山头各自的特殊政治利益往往压倒国家治理的共同利益,一旦彼此的特殊政治利益之间发生冲突,那么“权争”往往达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那样,“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不是什么“肝胆相照”地“互利”和“自我强化”了;

  第三,真正出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且效率较高的政府内部问责制,一般情况会出现在两种政体内,一种是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专制政体,另一种是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或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在前一种政体内,由于最高当权者对于所有下属政府官员具有生杀予夺大权,从而至上而下的问责可以顺利且有效地进行,就像当年朱元璋对他的群臣官员的严厉问责效率极高一样。但有一个前提,即皇帝对所属官员的所有问责中具有纯粹国家治理或社会公共服务性质的部分,必须以保证皇帝绝对的个人政治利益或个人权威为前提,即便有至下而上的反向问责现象,也必须以皇帝及其家族近期或长远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威为前提。至于政府官员同僚同级之间的问责,其中有多少出于“朋党利益”之争,多少出于向皇帝争宠邀功,多少出于真正的“为民作主”、“为民请命”,恐怕还很难说。因此,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中,至上而下的问责,其中出于维护最高当权者的特殊政治利益及其个人权威的成分,对于粹纯出于公共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成分而言,具有压倒的优势。而纯粹出于“公心”的由下而上的反向问责,在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中是否有其生存的空间,或这样的生存空间有多大,则完全取决于最高当权者个人的政治素质和胸襟了。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反向问责,就遭遇了灭顶之灾;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的反向问责,同样受到了严厉且万劫不复的报复,因为这两种问责都对毛泽东的特殊政治利益和至高权威构成了威胁。而唐朝皇帝李世民之所以能“纳谏如流”,说明他胸襟要开阔许多,但保证他的绝对政治权威仍然是必须的前提。在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内,对政府的问责,是通过民意机构进行的,而民意机构的问责机制和问责诉求,则是由广大选民、媒体、反对党等多种体制外的监督力量的意志支撑的。而政府中从最高首长到各级政务官,都是由选民通过普选产生的,因而政府必须向选民及其代议机构负责。如此,代议机构向政府的问责,就不必以维护最高当权者的特殊利益和政治权威为前提,问责中出于纯粹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成分便大大提高。当然,民意机构或代议机构对政府的问责中出会出现被部分“民意”所左右的情况,而这些“部分民意”往往出于一些社会群体的“私利”,往往和大部分社会成员或国家治理、公共服务的长远利益背道而驰,这是现代民主政体中难以避免的痼疾。

  两相对比,中共一党限任制中的所谓“小集体相互问责机制”,并不是方先生所想像的那样“肝胆相照”,和谐美好。第一,在邓小平“半退”时期,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相互问责机制并非独立存在,其中权争的成分很大,而最有效率的“问责”大权则仍然掌握在那些半退的但仍然大权在握的“老人”手中,且“问责”针对的主要内容并非有关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而依然是偏离于“总设计”及其“总设计师”至高权威的“路线出轨”行为。比如华国锋的被“问责”,胡耀邦的被“问责”,赵紫阳的被“问责”,江泽民的被“问责”等等,都不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小集体”相互问责的结果,其背后都有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这些虽然“半退”但仍然掌握着党内至高权威的老人们插手的政治背景,且问责的方式依然是“准暴力”的;第二,在半退机制余威仍然存在、党的总书记仅仅充当政治局常委的“召集人”或党的形象大使角色时,实质上形成了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九龙治水”的政治格局。而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分管的这一摊后面,都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势力,几乎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纯粹出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公心”的相互问责,尤其是“肝胆相照”的相互问责,几乎不可能甚或不存在。甚至党的总书记出于个人政治责任对分管各摊的常委进行“问责”,往往也是“隔靴搔痒”,效果甚微。在这种政治格局和所谓的问责机制下,要想伤筋动骨地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痼疾,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反贪,当中共决策层开始规模性地反贪——苍蝇老虎一块打时,中共“一党限任制”中的“半退机制”和“九龙治水”的格局已经走向尾声,新的“个人集权”时代又卷土重来了。而规模性的、运动式的“反腐”之中,中央核心层中各派系的“权斗”成分有多少,为扫除个人集权过程中政治障碍的成分有多少,真正出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目的的成分又有多少,谁能说得清楚?

  再看一段:“结论很清楚,中常委里谁都不是谁的‘阻力’,‘同舟效应’与‘不同侧重’毫无矛盾,党中央想的都是同一个‘党的领导、鼓动忠诚、注重政绩’。这是‘热闹’与‘门道’的区别,这自然也是‘冷酷实证’与‘规范冲动’对同一个现实会有不同解读的原因。”

  “党中央”想的都是同一个“党的领导、鼓动忠诚、注重政绩”?那么如何用中常委这个“小集体”的“同舟效应”去解释周永康的落马?作为中常委成员之一的周永康在其分管一摊子中的所作所想,难道也是围绕着“忠诚”与“政绩”?而那些把周永康搞下台的政治势力,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纯粹地“为了人民”反腐?那么他们自己阵营中的成员是不是都是“清官”、“好官”?这些成员的屁股是否就比周永康干净?如果答案是确定的,那么为什么就是不敢实施公布各级官员个人及亲属的私人财产?还有,徐才厚的落马、薄熙来的落马、孙正才的落马等后面的背景和动机难道也是“纯正”的反腐?抑或是中常委“小集体”的“同舟效应”?可见,对于“中常委小集体”所冠以的这些“鼓动忠诚、注重政绩”、“肝胆相照、同舟效应”、“政权责任心、承诺有效性”、“外在相互制约机制、强核心效应”等等美名,究竟是实至名归的事实真相,还是方先生远离历史真相的价值偏好、价值认同、价值愿望或“规范冲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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