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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红标:呼吁言论和出版自由(《挑战毛泽东》一书的序)
2019-09-29 13:12:19
来源:合传媒 作者:印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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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什么是个人崇拜,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宣扬成绩,掩饰缺点,把功劳归于自己,把缺点推给别人,扩大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神化,变成救世主。”
  (文章原标题:序:呼吁言论和出版自由)


  1972年5月12日,一位青年人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贴出一张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认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并质疑196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1] 大字报的作者写下了真名实姓和地址。大字报早晨6点之前贴出,到下午两三点钟被撕去,在党内极左势力掌握的上海,没有激起多少思想或政治的波澜。

  2003年,当年大字报的作者已经移民美国,他有感于文革思潮研究的状况,化名“不平”,在美国编辑出版了题为《挑战毛泽东》[2]的文集。文集的序言《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讲述了这篇大字报问世的往事。文集不仅再次发表那张曾经张贴过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而且收录了他在1967至1972年撰写的不为人知的12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珍贵文字资料。[3]

  这本文集的著者“不平”,显然是化名。对此,“不平”在他的出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诚恳的表白:“作者不希望读者过多地猜想:本书作者的真人是谁,不过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个青年曾经有过的思想、愿望、意志、勇气和胆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与其说这本书,这些文章是属于作者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有鉴于此,本书只能暂且称这位在文革中写下自己思考成果的青年为“不平”。

  (一)“不平”其人其事

  1966年,“不平”是上海市一所中学的66届高中学生、工人子弟,但是父亲历史上的某个问题,使他没有能加入共青团。文革开始,他对运动也很关心,曾到北京串连,但是看到一些非人道的作法,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疑惑和某些否定的想法。1967年4-5月间,他一度回校参加教学改革的活动。1968年,他中学毕业,到上海崇明农场做农工。

  在学校和农场,他阅读了一些书籍,包括青年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1957年“鸣放”时期报刊发表的文章(包括右派言论)、鲁迅全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些著作,除此之外,很少阅读西方的著作。“不平”后来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不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土生土长”的。

  在阅读的同时,“不平”把自己的一些随想写下来。对于这些显然不合官方主流口径的文章,他只能自己保留下来,希望将来有机会面世。1969年“不平”将自己的53篇文章汇集起来,命名为《肥田集》,表面意思为文章供批判所用,实际是自我保护的障眼法。“不平”回忆说:这些文章的主要话题有三个:反对个人崇拜、论革命、谈阶级性,“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不平”再次整理《肥田集》,从旧稿中筛选出若干篇,补充了林彪事件之后写的文章,共12篇文章,准备陆续发表出去。“不平”回忆说:这时他的思想更清晰了:中国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争取言论自由,要为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争取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

  “不平”决定把《肥田集》里的第一篇,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一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张贴出去。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不测,他把多篇文稿托付最可信赖的两位朋友保存,自己只留下准备张贴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的底稿。1972年5月24日,“不平”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抄写成大字报,共22张纸,张贴到上海市人民广场,同时邮寄一份给上海《文汇报》以供保存。

  这篇大字报贴出以后,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亦未遭到官方的严厉惩罚。事发以后,农场召开批判会对“不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此外没有多做追究。“不平”事后听说,上海市委为此事做了指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不平”的印象是: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当时的群众,对这篇大字报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青年,在当时的环境下思想上有点不通,有点钻牛角尖,仅此而已。甚至30年后,还有朋友不解地问作者:真想不通,你当时为什么写了这一篇大字报;你这个人真是一个谜。

  一切如同“不平”回忆时所说:“大字报贴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只大雁飞来了,又飞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音响。”究其原因,大概是大字报的政治敏感性不高。大字报探讨“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这样一个哲学理论命题,未涉及林彪倒台以后人们关注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也没有涉及百姓的现实利益,难以引起一般民众的反响。大字报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但那是6年以前的社论,政治敏感性已不再强烈。加之大字报言词谨慎、隐讳,更是遮掩了挑战者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说,当时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将自己包裹得“像个核桃”,难怪别人不知所指。作者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要说出自己观点的愿望同样强烈,以致此举像是在主旋律整齐划一的齐唱中,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却戴上了口罩,以致人们听不明白他到底唱的是什么,只知道他没有顺从指挥的意图。这是那个思想恐怖时代的奇特现象。

  30年后,12篇旧文由作者以“不平”的笔名辑集出版,拨开了那个“核桃”的坚硬外壳,披露出思想专制统治下,一个青年思想活动的个案资料。从文字上看,文集所呈献的几篇文章是可信的,并且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不平”的文章,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泛阶级性”的批评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不平”关于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论述,是现有资料中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始文本,可以说标志着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在这一代青年中的萌生。至少就笔者所见是这样。

  (二)挑战个人崇拜

  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都出现过的历史现象。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根深蒂固,到文革期间达到狂热的程度。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以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著称的林彪与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发生冲突。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严厉批判陈伯达以及林彪集团的几位将军。会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削弱林彪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个人崇拜应当“降温了”,同时又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4]

  1971年11月15日,“不平”就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写了《论个人崇拜》[5]一文,毫不含糊地反对个人崇拜,不仅一般地批评个人崇拜,而且驳斥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反映了林彪事件之后青年突破思想藩篱的时代特征。

  “不平”坚决地反对个人崇拜,要求停止个人崇拜,而不仅仅是毛泽东所说的“降温”。“不平”指出了人们思想的变化:“个人崇拜持续多年”,但是没有人承认,现在毛泽东提出了,引起了人们正视:“原来我们在搞个人崇拜。正如一池子的水开始闻到了自己的臭味。”“承认了中国有个人崇拜之后怎样办呢?”毛泽东的说法是:“应当降温了”,而“不平”断然答道:“不,我看是应当停止了”。“降温,就是说,还要继续搞下去”,对于个人崇拜,“承认了就要改正,改正就要痛痛快快地改正。不要吞吞吐吐,搞改良主义。”

  “不平”驳斥了毛泽东所谓美国人也有“个人崇拜”,并以此为中国的个人崇拜辩护的说法,正确地指出:中国、苏联的个人崇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个人的崇拜有根本的不同。

  “不平”辩驳道:在美国,确实总有一部分人崇拜某个人(例如总统、州长),但也允许其他人不崇拜,“允许别人喊打倒总统打倒州长的口号”。在那里,“谁会开动宣传机器,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呢?谁会宣布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呢?谁会把批评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剥夺自由,送进监狱甚至送上绞刑台呢?”

  “不平”揭示了个人崇拜的丑恶表现:“什么是个人崇拜,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宣扬成绩,掩饰缺点,把功劳归于自己,把缺点推给别人,扩大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神化,变成救世主。这也就是斯诺所说的个人崇拜吧。如今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已不仅仅是这一形式。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相信某人的话,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接受某人的思想,用反毛、反革命、阶级敌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用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相威胁,以专政包括监狱、死刑作为后备军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这就是斯诺不知道的个人崇拜了。”

  “不平”质问:“为什么有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就因为他呼毛口号最响,旗子挥得最起劲就成为革命的,而不愿意做伪君子又不愿意随大流的人就要成为反革命?”“为什么搞个人崇拜的人有权将不搞个人崇拜的人打成反革命?”

  “不平”的批评,针对着官方及其追随者的言论,尤其针对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因为官方的言论是以毛泽东为标准的。

  “不平”坚决地宣布:“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个人崇拜。”“人和人之间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别人,也用不着别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争论、辩论、讨论,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帝与人或神与人的关系。 ”

  “不平”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崇拜真理。崇拜个人就是崇拜某一个人,然而人总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即使是无产阶级权威,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连错误的东西也崇拜起来,怎么行呢?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只要这种言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是真理,我们就崇拜。我们的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我们要进行分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不平”给毛泽东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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