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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制宪权争论之我见
2019-10-24 22:17:49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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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直到今天,大陆民众对作出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力核心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理解,只有“党中央、国务院”,而没有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读张千帆《整体主义的陷阱——制宪权和公意理论检讨》一文有感

  最近,张千帆教授和张雪忠教授关于制宪权的争论引起了学界和网络的关注。对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我完全是门外汉,因而也没有资格参与这场争论。但读了张千帆教授《整体主义的陷阱——制宪权和公意理论检讨》一文后却有些感想。当然,这些感想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基于一些政治常识所产生的,并非专业层面和学理层次的看法。把这些想法诉诸于文字,难免破绽百出,贻笑大方,只能在张千帆和张雪忠两位教授面前丢人现丑了。

  一,危险的是制宪权,还是制宪权后面的政治博弈?

  一篇文章的“摘要”往往体现了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故先将张千帆教授发表在“法治政府网”上的此文“摘要”摘录如下:“‘制宪权’之所以成为无法无天、完全失控的权力,制宪主体之所以有权代表‘政治统一体’作出‘根本政治决断’,原因均在于它们代表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公意’。卢梭意义上一贯正确的‘公意’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虚构,却被移花接木用于现实中的制宪和立法过程。在现实世界,‘公意’至多是多数人的意志,和少数人的意志一样会作出错误判断,只不过在一定条件下犯错概率更小而已。一旦祛除‘公意’一贯正确的光环,制宪权就不过是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政治统一体’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统一,不同意见永远存在并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制宪权’‘政治统一体’这些指向无限权力的怪兽也就得统统回到潘多拉魔盒里。”

  我们知道,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国家政权产生的初始源头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国家政权的危险性来源主要不是它自身的性质,而在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对权力的高度垄断、谋私和滥用。制宪权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权力中的特殊种类,它的任务是制定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而宪法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国体政体、权力构成、权力运行、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义务、以及全部法律的母体、母法。因此,制宪权似乎是凌驾于国家政权和一个国家所有其他法律之上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且不受任何制约的神圣性。在张教授看来,制宪权之所以被赋予这种神圣且至高无上性,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总将制宪权的合法性来源归于子虚乌有的“公意”或“人民的意志”。而正是这种“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带来了“无法无天”的巨大危险和滥用这种权力导致的灾难。

  然而,在我看来,张教授对制宪权的判断和定义,并不符合制宪权的本来面目和真相。其一,制宪权的“至高权威”实质上是有着非常狭窄和脆弱的边际,因而它的“神圣”和“至高”被大打折扣。这一点,被两个主要因素所制约:一个,制宪权只负责起草和通过宪法的文本文件,而宪法的落实却需要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去实施,通常的情况下,制宪机构并不负责宪法的实施和落实。因此,如果根据宪法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并不落实宪法文本,只是将其作为聋子的耳朵——摆设,那么所谓“制宪权”也随之降身为“聋子的耳朵”。借问,“聋子的耳朵”还有任何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吗?另一个,按照规则而言,制宪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权力。一旦宪法文本完成获得通过,制宪机构必须解散,“制宪权”也完成使命。因此,“制宪权”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完全实现,即宪法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能够完全地、不折不扣地实施宪法;

  其二,“制宪权”并非不受任何因素制约,相反,制约它的因素非常多。首先,如果制宪权的目标是制定一部真正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宪法,那么,它必须受到宪法文本的核心理念、基本框架、基本规则、基本原则和政治底线的约束。比如,所有的执政者,都必须由全体适龄公民通过普选选出;执政集团必须有严格的任期,不得以任何借口逾越或延长这个任期;民意机构必须同时是立法机关,并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实施全面的监督;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机制;每一位公民都拥有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等等。这些都是这部宪法的核心政治理念和基本原则,制宪权不得逾越这些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其次,制宪机构必须在全体公民和各种准备依宪竞争执政地位的所有政治力量对宪法文本的预期达到高度共识的前提下,通过共同认可的合法程序和具体方式产生,因此,制宪机构不仅必须向达成宪法共识的全体公民和各方政治力量(一般由他们共同制定一部制宪的临时约法)负责,而且在制宪中必须全方位地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审查;第三,军队完全为国家所有,在整个制宪过程中,军队完全独立,保证不参与、不施加影响,任何政党、竞争执政地位的政治力量和个人,都不得对制宪机构和人员施加任何基于自身立场的压力和影响。这一点,由临时约法机构全面掌控,由各方政治力量相互监督,由全体公民和全国媒体全面监督;第四,制宪机构成员的产生:一,通过一定范围的选举推举出各方政治力量公认的、忠于现代宪政民主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二,资深宪法专家。如果宪法专家不能由选举进入制宪机构,制宪机构可以额外聘请;三,临时约法机构派出的监督人员,但必须对制宪程序和内容完全熟悉;

  其三,宪法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包括所有的基本规则、基本原则和政治底线,当然不是来源于什么“公意”和“人民的意志”,而是来源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带来的所有优秀成果。比如,每一个公民必须拥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他才不会沦为形同猪狗的“非人”。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命权;个人合法财产权;起码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权,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等等。还有,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装进笼子,否则就会被寻租和滥用,所有执政者都必须由被统治群体通过选举产生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宪机构凭着“无法无天”的“制宪权”就能“制造”出来的,而是人类文明经过数千年血和火的磨难、抗争、探索、总结产生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真理性成果和结晶。因此,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真正想制定出一部现代宪政民主宪法,其制宪机构都必须参照各个先进国家不同的宪法版本,以便将这些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纳入宪法,并尽可能和本国的国情有机融合;

  其四,只有违背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突破宪法规则和底线的制宪行为和修宪行为,才可视其为滥用制宪权或修宪权的“无法无天”行为。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为什么滥权的危险不是来自于制宪权或修宪权本身,而是来自于它身后的政治博弈。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任何对制宪权或修宪权的垄断和独霸,都不仅仅是对制宪权或修宪权本身的垄断和独霸,它真正的源头,则是对制宪权或修宪权身后更为重要更为实效的国家政治权力和重要政治资源的垄断和独霸。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或者用这样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前者永远是“犯罪”的第二现场,后者才是“犯罪”真正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当制宪权或修宪权“无法无天”地颠覆、践踏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时侯,某种政治力量已经先于将国家政权或关键政治资源“无法无天”地玩于股掌之中了。但是,人类近现代以来,对制宪权和修宪权“无法无天”的滥用,是有多种情形和不同性质的,决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有对制宪权或修宪权的垄断、滥用会出笼一个什么性质的宪法文本这样一种情形,即这个文本是基本符合现代宪法的框架和基本原则,还是彻底颠覆现代宪法的框架和基本原则,实质上是对现代宪法公然的践踏和嘲弄;而且有在不逾越现代宪法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垄断和滥用制宪权或修宪权的情形,即这种垄断和滥用制宪权或修宪权的行为不管走多远,终能在现代宪法框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宪合法的博弈中得到纠正。当然,其首要前提是这部宪法不是前一种情形下出笼的全面颠覆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伪宪法”、坏宪法或专为独裁者背书的混帐宪法。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形。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伪宪法”、“坏宪法”或“混帐宪法”在出笼之前,国家政治权力或几乎全部政治资源已经被某种政治力量高度垄断和独霸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宪法的核心部分充分体现出制宪者永远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和政治资源的意志,并“坚定不移”地朝着现代专制主义甚至现代极权主义目标“前进”,且这个“前进”过程在宪法的文本描述中“不可逆转”;其二,尽管宪法的核心部分也体现出制宪者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和政治资源的意志,但其政治目标并没有锁定在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上,这个政治目标在宪法文本描述上或不断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目标,或在“民主”、“威权”之间徘徊不定,模棱两可,因而在是否向现代专制主义“前行”的文本描述上可以逆转。当这样的宪法被制定出来,则制宪者的政治实践会和宪法文本有多处吻合,即向现代政治文明方向的“逆转”仍有现实可能。当然,无论哪一种情形的“伪宪法”、混帐宪法,都会将现代宪法中的核心价值部分和基本原则部分或多或少地纳入其中,尽管这一部分和制宪者的政治意志在同一部宪法文本中表现出荒谬的冲突和对抗,但制宪者仍可以让它们“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奥妙就在于制宪者同时是国家政权的垄断者,它怎样使用宪法,或使用宪法的哪一部分,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因此,人类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当然有例外)“伪宪法”、“坏宪法”和“混帐宪法”中都有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若干条文,它们有两个作用,一个,表示这个现代专制国家或独裁国家已经和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政制接轨,从而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另一个,作为装点政治门面和愚弄本国人民的政治花瓶。在现代中国,至少有两部宪法属于这样的“伪宪法”、“混帐宪法”:一部,是晚清“弥留”之际抛出的《钦定宪法大纲》,另一部,是中共建政后历经数次修改的那部宪法。至于这两部宪法属于上述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我们下文再谈。现在谈谈为什么在宪法文本基本符合现代宪政民主核心理念、价值及基本原则和框架的情形下,宪政实践仍有突破宪政民主底线的多种可能。

  二,宪政实践出错“出轨”的诸多背景和原因

  所谓“宪政实践”,当然不包括那些“伪宪法”、“混帐宪法”文本下向专制主义方向前行的政治实践。后者的性质不可能实施现代宪政制度,而是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在致力于如何维系执政集团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样的政治实践,显然和真正的“宪政实践”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这里所说的“宪政实践”,是指在真正宪法文本下围绕实现宪政目标而进行的所有政治实践,或者即便在“伪宪法”下真正履行那部分反映现代宪法核心理念的宪法条文。

  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的宪政实践之所以能够平稳且长期推进,是有诸多先决条件的。这些主要历史条件是:一,军队的国家化已完全实现,反复的可能性极小,即军队无条件地忠于宪法,忠于国家,独立于任何党派的政治活动,不会被任何政治力量挟持绑架,这是现代宪政稳定的最核心的条件;二,大部分公民已拥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理性和判断力;三,一个稳定的、成熟的、独立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其中,所谓经济的独立性是指独立的财税体制、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及长期形成的稳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这种独立性,能够抗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能够不因外资的大批撤离而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四,所有参与执政地位竞争的党派团体和政治力量,都经历过严格的宪政训练,都能够忠于宪法,自觉履行宪法规定的所有政治规则和合法程序;五,宪法所搭建的让各种利益诉求、政治诉求在对等、公平、理性、和平的框架中进行博弈的政治平台,已经稳定和成熟。

  这五个先决条件虽然简单,却极不容易达到。迄今为止,完全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宪政国家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而它们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是因为它们的宪政实践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磨砺,在无数次挫折和纠错中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眼下世界上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正在宪政“路上”的国家因多种原因,尚不能具备或完全具备这些历史条件,因而在其宪政实践中出现大量的失误、挫折、错误、“出轨”现象,是不足为怪的。而正是这些现象产生了对宪法底线的突破,产生了大量地滥用制宪权和修宪权的违宪行为。笔者不才,试将这些失误、挫折、错误、“出轨”现象的几种主要类型及其主要原因简要地分析一下。

  第一,我们知道,行政权力,是一个现代国家国家权力中的主要构件或主体构成。它和立法权与司法权不同,它的运行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它同时也支配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整个战略框架的构建和所有具体步骤及政策策略的实施。而正因为行政权力在整个国家权力构成中的突出位置,因而行政权力的寻租和滥用,才是形成危害极大的吏治腐败和国家决策失误导致全国性灾难的主要祸首。因此,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是宪法制定中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说,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现代各国宪法中通常用两个办法,一个,强调民意(代议)机构利用自己的立法地位对行政首长或行政内阁进行直接的监督和制约;另一个,在最高行政权力的构成中设置两个权力中心,让它们相互制约、牵制。如既设总统又设内阁。当然,设置行政权力双中心的国家并不多,因为那样会产生两个行政中心之间为争权更加无聊和无益的无休止的纠纷扯皮。因而设置一个行政中心或最高行政长官的国家比较普遍。但即便如此,民意立法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及行政中心之间在监督和制约的实际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摩擦、对抗甚至冲突,乃是当今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中最纠结、最难缠、最容易拎不清也最不容易得到彻底解决的主要症结。那么,引发这个症结的原因有哪些?我个人以为,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我们知道,行政权力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运行,是有它因行政对象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特殊的权威性、独立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尤其在一些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中,更应该尊重行政权力运行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则。然而,行政权力行使的这种权威性、独立性、整体性和连贯性,往往和几乎所有现代宪法中关于最高行政长官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构的任期制,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而民意或立法机构对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及最高、各级行政长官的重重监督和制约,尤其在行政权力运行的宪法程序上的把关及制衡,最容易导致行政权力在运行中被短期化,碎片化、断层化,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行政权力在处理大量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中的权威性及应有的效率,甚至导致国家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一筹莫展,功败垂成。这往往是最高行政长官或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用种种非法手段反向打压民意机构、挣脱民意机构的监督制衡、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突破宪法基本原则和底线的主要动因;其二,一般来说,尽管行政权力的运行需要它特定的权威性、独立性、完整性和连贯性,但是,即便这些条件完全达到,手握国家行政大权的最高长官或内阁、政府,仍有越界扩张、膨胀手中权力的本能冲动,这是人性基于权力所暴露的本性使然,这种本能冲动随时会导致权力的寻租和滥用。当然,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执掌者,也会产生同样性质的本能冲动,但这两项权力在现代宪法中的地位和边际非常清晰,只要严格将其框定在宪法程序的框架中,其寻租、滥用的空间边际有限,远远不如行政权力寻租和滥用的空间巨大、边际模糊。因此,扩长、膨胀行政权力的本能冲动,往往是掌控国家行政大权的政客、野心家抗拒民意机构监督、以非法手段蚕食立法权和司法权、突破宪法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又一动因;其三,某些党派团体或从政治私利出发,或从自己不同的政治信条、治国理念出发,采用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千方百计控制民意机构,在取得议会的多数优势之后,通过重新制宪、修宪或全民公决等非法手段挑战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威,挑起议会和最高行政长官或内阁政府之间的纷争,进而蚕食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取得合法性,最后将全部国家权力攫为已有,成为践踏宪法核心理念、基本原则、规则的现代专制者或独裁者,这是政党政治在现代宪法框架中埋藏的最大隐患之一。也就是说,无论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中心的最高行政长官或内阁政府,还是作为立法、代议的民意机构,在两者的纷争中都可能成为突破宪法底线、产生现代专制和个人独裁的策源地;其四,一个国家的宪政框架或宪政政体尘埃落地后,政制的选择,尤为重要。是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和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生活习惯有着极大关联,在选择中,有些国家经过多年艰难磨合,才能在政制的设置上达到议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协调。也就是说,如何既能够保证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受议会的过度干预而保持自己的权威性、独立性、完整性和连贯性,又能保证议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制衡及纠错机制,保证行政权力不致于被大规模寻租和滥用,这个问题实质上和政制设置得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有着极大的关联。就像一双脚要经过多次试穿后才能找到合适的鞋,达到舒适、“抱脚”的效果。总之,民意机构和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之间的磨擦和冲突,任何现代宪政国家都会遇到,只有将这些磨擦和冲突长期稳定地压缩在宪法核心理念、基本原则、规则的框架之内,鲜有突破宪法底线之举,这样的宪政实践和宪政国家,才算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第二,军队和警察体系、司法体系同属国家暴力机器,但因它们分工的不同也有性质和规模的区别。后者主要的职责是维系国内社会治安、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打击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正义等等,前者的主要职责则是国防及抵御国外侵略。因此,军队比警察、司法体系拥有数以倍数的暴力手段和战争实力。因此,在现代宪政国家内,军队的彻底国家化,军队忠于宪法,军队不介入任何党派斗争,军队不干预国内政治,是宪政国家的宪政实践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先决条件。然而,在诸多后发国家的宪政实践中,军队的国家化是极不彻底的,甚至徒有其名。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军队违宪参与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斗争,极容易导致国家政治分裂甚至内战,使长期探索的宪政实践毁于一旦,其结局难逃新的专制和个人独裁出现;其二,在宪政实践遭逢各类政治经济危机时,军队或军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打破宪政格局,攫取国家权力,推行军人统治,建立军人政权,实现军人治国。这样的军人政权十有八九是属于现代专制甚或现代极权性质;其三,本来在宪法平台上以和平方式竞争执政地位的各党派团体中有人公然违宪勾结军队力量对反对派政治力量形成威慑,甚至直接动用军事手段强迫对方就范,导致宪法秩序完全崩溃,造成了最糟糕的政治局面;其四,当国家因国内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处于紧急状态、而议会和政府对此又束手无策、无力回天时由军人或军队接管政权,以军事管制和各种强硬措施渡过危机,这种特殊情境下的临时军事政权虽然屡屡突破宪法底线,但事后如果尚能恢复宪政,还政于民,那还情有可原,这是军队或军人干预政治中的最好的情况。有人说,民国早期北洋统治集团内部的“府院之争”,是否就是宪政政体框架中两个行政权力中心之间的权力之争,其中当然也包括议会和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之争呢?当然有这层意思。然而,说中国民国时期各届政权的“宪政框架”,是不可和比较成熟的宪政国家的政体框架同日而语的。因为对前者而言,军队根本没有实现国家化,且全国性的政治分裂、军队分裂、兵归将有、军阀割据和彼此混战等等历史因素,决定了民国时期所谓宪政实践实质上是以各方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力量背后的军事实力和暴力威慑为基础的,是以各方政治力量之间不间断暴发的军事内战为背景的,因此,这样的“宪政实践”已经远远脱离了一个现代国家真正的“宪政”框架,不具有“宪政实践”的基本性质,只能当做一种“宪政游戏”。然而,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这种“宪政游戏”玩得非常认真而“逼真”,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挺像一回事儿。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有益无害的“宪政训练”吧。尽管其间破绽百出,丑闻不断,几成闹剧,但事主们过“宪政家家”的认真劲儿,对于中国人民的宪政运动而言,将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总之,民国的“宪政实践”“先天”发育不良,在它欠缺的“营养元素”中,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军队国家化。而这种营养元素虽经百年“补充”,至今仍未具备;

  第三,我们知道,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各方政治力量、党派团体在围绕执政地位的和平竞争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实质上还是不同治国理念、执政思路之间的竞争,而在这个“主体位置”中,围绕本国经济发展模式、理念、制度及其经济发展的战略构建、总体规划如何选择而展开的博弈,则是“主体”中的“核心”。而一个党派、一个团体要想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及其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或仅仅掌控了国家行政权力,或在议会中占了多数,那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掌握更多更大更集中的权力,才能完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经济战略。因此,无论是所谓“府院”之争,还是民意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无论是议会内部的党派之争,还是执政集团和在野的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那些突破宪法框架、宪法基本原则及其宪法程序、宪法底线的企图和冲动,恐怕大部分和各方政治力量经济发展理念、思路和战略构想之间的冲突有关。或者说,这是那些违宪行为产生的主要源头。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有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制度模式可供选择呢?我以为大约有如下几种:其一,完全自由、不需政府任何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二,虽然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但主张政府适当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其三,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即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政府指令式的全盘计划经济;其四,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即北欧高福利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五,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对私人资本霸王硬上弓式的“国家主义”绑架,实质上是对私人资本“无法无天”的蚕食、剥夺、鲸吞和压榨,和列宁式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暴力剥夺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其中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根本违背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违背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根本规则,它的不可持续和失败是经过多次社会实践被证明了的。但是,除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一无可取之外,即便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某些要素,也有可取之处。比如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下的部分国有企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和政府适当的宏观调控,在所谓“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也是存在的,和凯恩斯主义有相通之处。

  实质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是异常复杂的,它们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禀赋、国土面积、市场纵深、经济传统、地理位置等等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没有通用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模式。即便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也是如此。而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上述几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中如果选择单一的一种并一条路走到底,十有八九会碰得头破血流。比如有人说任何发展中国家,无论它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如何,只要实行单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就能很快赶上发达国家。这是神话,我根本不相信。一个有着独特自然禀赋、有着可观的市场纵深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业体系、财税体系、金融体系、货币体系时就“零关税”地敞开怀抱,对国际资本全方位地开放,那么一旦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国际金融危机,恐怕其内裤都会赔光。相反,如果一个发展国家走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那么到头来一定是一条死胡同,中共建政前三十年走的就是这一条死胡同。当然,那些土地面积狭小、没有市场纵深、没有传统经济、但在国际经贸和国际金融路线图上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蕞尔小国”和地区,就没有必要倾心打造“五脏俱全”的独立完整的国内经济体系了,它完全可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或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链条中承揽某些环节,并吸引大量外资及高新技术,或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提供各类服务,或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城市化优势、港口优势打造国际贸易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如新加坡、香港。

  可见,一个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绝不可能是单一的,它往往融合了多种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的元素,即便在对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选择磨合走出了一条不那么曲折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前行路上的挫折陷阱甚多,且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前途未卜,经济发展的得失成败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变数。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宪政实践中,那些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团体和政治力量,其中往往有很多恰恰信奉某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构建自己的治国理念和经济发展战略,还十分地自信且自以为是,处心积虑地不惜以破坏宪政规则突破宪法底线为代价攫取更多的国家权力,以求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和经济战略构想。因而“专制复辟”、个人独裁、军人干政往往是这类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常态。那么,在那些比较成熟发达的宪政国家,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团体坚持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状况是否有所改观呢?不一定,这些党派团体之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战略构想乃至治国理念上的单一性及其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往往仍然是常态。根本的区别在于,所有这些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团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会违反宪政规则、突破宪法原则和底线,都能在宪法的框架内和底线上进行。当它们得以轮替执政时,两种或数种经济发展模式及治国理念、经济战略构想的各类元素,恰恰得以融合和互补,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四,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违宪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我个人以为,对于发展中的宪政国家来说,这种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两大机制的缺失:其一,宪法保卫机制的缺失;其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科学决策机制的缺失。本文着重说说第一个机制的缺失。何谓宪法保卫机制?就是保证宪法得以履行所必须设置的权威机构。而这个机构更重要的职责在于对所有违背宪法核心理念、宪法基本原则和规则、宪法基本框架和底线的违宪行为,进行纠察、训导、改正、惩戒直至强行取缔,必要时采用国家机器进行暴力弹压。一些国家也设立宪法委员会等机构履行宪法的保卫职责,但大部分内容表现在对宪法的权威解释和对违宪行为的认定上,而对于如何纠错、如何对任何违宪行为进行釜底抽薪的预防和弹压,在措施上却显得极其模糊、抽象、苍白、软弱。一般来说,宪法保卫举措应该针对性地面对来自三个重要方面的挑战:一,因宪政训练的不到位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宪政训练,导致竞争执政地位的各方党派团体、政治力量及个人攫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欲望无法束缚,疯狂膨胀,而正是这种野心和欲望,是产生推翻宪政民主制度的现代专制或个人独裁的土壤。希特勒能够在宪政体制中上台执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实质上,尽管魏玛共和国宪法在文本是几乎完美无缺,但缺少的恰恰是极为重要的宪法保卫机制,只要这种宪法保卫机制是钢性的,且不折不扣得到履行,希特勒的任何违宪行为都会得到严厉的制裁和弹压。比如,建立纳粹党和希特勒个人的武装力量冲锋队、党卫军,严重违宪,不仅要坚决取缔,而且须剥夺严重违宪者长期或终身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尤其在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之后:再比如,魏玛宪法中设置的总统权力过大,居然规定总统有权指定总理并责成其组织组阁,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这有悖于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民意立法机构监督制约的宪法基本规则,也是助长党派或个人政治野心攫取更多权力的极大漏洞。而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任总理都是未经国会授权,这就更显得荒唐。另外,希特勒在没有获得国会多数席位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之后,为了获得议会多数,打压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席位,竟然以嫁祸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为由,以“反击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名义协迫兴登堡签署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以惩罚“国会纵火案犯”为借口,取消了魏玛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民主权利,实质上已经公然践踏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突破了宪法的最后底线,理应彻底否决,并严厉追究制定批准这项法令的责任人员,取缔他们作为被选举人担任国家一切要职的政治资格。而后来由希特勒内阁提出的由国会授予希特勒政府四年全权的法令《授权法》则更显得荒谬绝伦,这项法令就是赤裸裸地扒宪法的内裤,而这项法令的通过,则是在逮捕了大批共产党议员、并由冲锋队现场武力威逼的情形下实现的。可见,魏玛宪法中保卫宪法的机制和关于实施这种保卫的机构、权力的具体设置缺失到何等程度;二,因军队国家化的不彻底及军队对宪法的效忠程度不够,所发生的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军管政府、军人独裁等等,几乎无不突破宪法底线,践踏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这些上文已述。因此,宪法保卫机制如何才能够应对军人干政,应设置怎样的机构和采取怎样的举措才能杜绝军人干政的一切可能,恐怕除了在宪法中设置军队效忠宪法、军队独立于任何政党团体、选举活动和国家权力运行外,还必须赋予宪法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以弹压任何突发且践踏宪法原则的军事叛乱和军事政变;三,宪法保卫机构应随时对来自广大民众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种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情绪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状态,必须拥有遏制这些民众狂热情绪转化为政治力量和政治实践的一切措施、机制和手段。而这些民众的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往往一开始,就暴露出其反人性、反人类、反人道主义、无视和践踏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性质。比如,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全境充满了反犹团体和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反犹呼声甚嚣尘上,这种公然践踏本国犹太公民基本权利的民众情绪,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引导、纠错和弹压,反而愈演愈烈。而希特勒的纳粹党,恰恰是在举国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迅速崛起,纳粹党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和广大民众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希特勒上台以及之后六百万犹太人民惨遭屠戮,德国民众难辞其咎,但魏玛宪法中宪法保卫机制的严重缺失,是德国狂热反犹情绪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得不到有效遏制、助长纳粹势力坐大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有异曲同功之妙。至少二战之中的《大西洋宪章》和二战之后联合国的诞生,已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增添了新的基本原则,即任何以军事力量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以掠夺别国资源、奴役别国人民为目的的言论行为,都是违反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因此,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别国领土、侵犯别国主权、奴役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资源的狂热叫嚣,显然是对别国人民人权的践踏,是根本违背宪法精神的。因此,宪法保卫机制对待民众各类非理性的狂热情绪至少有三条应对措施和实施措施的权威:一,所有以剥夺、践踏本国公民和外国人民基本人权为内容、目标的言论,已超出了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是非法的,必须予以禁止;二,所有以宣传、实施侵犯、践踏本国公民基本权利和外国人民基本人权为目标的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组织活动,是非法的,必须给予坚决阻止;三,任何以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民粹主义为政治理念和行动准则的政党团体,是非法的,不得参加执政地位的选举,必要时予以坚决取缔。

  可见,所谓宪法保卫机制就是从根本上杜绝一切违背践踏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政治行为产生的可能,也正是杜绝一切现代专制和个人独裁现象在宪政体制内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可能,即便出现这样的苗头,也可以将它扼死在萌芽状态之中。只有这样,才能釜底抽薪地杜绝制宪权或修宪权的“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伪宪法”和伪宪法下的宪政实践

  上文已经说过,所谓“伪宪法”是指那些现代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制定的宪法,这种宪法之“伪”,在于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被置换成相反的内容,以宪法的名义获得专制者或独裁者掌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这部宪法又罗列了现代宪法理念和原则的若干条款,但这些条款执政集团根本不打算真正履行,只是作为和国际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制接轨、掩人耳目的摆设和政治花瓶。而中共建政后制定的历经数次修改的宪法,就是这样一部“伪宪法”。下面讲两个问题,一个,中共的这部“伪宪法”“伪”在哪里;另一个,在这部“伪宪法”下,是否存在真正的宪政运动,或者这种宪政运动会以怎样的具体形态进行。

  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共主持制定的“五四”宪法。这部宪法核心理念及基本原则的设置,在于它的序言和总纲。笔者不才,不妨简要剖析一下这两部分中那些体现这部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条款,和真正的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及基本原则相比,“伪”在哪里。

  第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序言)”

  其一,如果说“反对帝国主义”是指反对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那么这场斗争在1945年抗战胜利就可宣告基本结束。接下来的国共内战没有任何抵抗外侮、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性质,只具有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性质。而在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是国民党政府。中共及其根据地和军事力量虽然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但对于抗战全局而言,它没有承担起领导职责。也就是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中国人民取得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而是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其二,如果说“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主体是指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那么,这场斗争是由辛亥革命完成的。而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中国帝制,是由多方政治力量共同参加这场革命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其中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光复会、立宪党人等多个民主革命团体,还包括晚清北洋集团中倾向革命的政治精英。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当然更不能说推翻中国帝制是中共领导的。然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确是中国皇权专制时代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和失地农民被皇帝集团和地主阶级双重的剥削,的确是中国“封建”(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皇权君主制)社会极不合理的、主要的经济现象。为此,孙中山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然而,地主和农民构成的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链条中的层层等级,如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直到地主,这种按生产资料占有多寡划分出来的经济等级,实质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的生产分工状态,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经济状态,尽管这种分工等级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生产力的反作用,但要解决这种自然经济分工产生的不合理状态,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行为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即便在现代宪政国家,改造传统农业经济、消除“封建”等级、“平均地权”所采取的方法,也是通过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失地农民、大力发展现代工商业和城市化进程消融农村人口、以资本模式经营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经济等多措并举的方式解决农村“封建主义”问题。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逐步推行的直至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是用暴力和行政手段霸王硬上弓进行的,它只起到拔苗助长、适得其反的作用,农民获得土地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随后便被剥夺所有私有土地,成了“社会主义实验”的“小白鼠”,从而陷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被剥夺、被奴役之中。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共建立的政治制度,究竟是终结了中国封建(皇权)主义,还是让已被辛亥革命推翻的帝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两个历史镜头足以回答问题: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只因“伟大领袖”一声号令,便不经任何宪法程序和法律审判被迫害至死。请问,这和中国皇权体制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主独裁有任何区别吗?另一个,文革中,大陆数亿民众声嘶力竭地狂呼“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和举国臣民跪拜皇帝的情景和性质有任何区别吗?借问,有谁敢说这两个典型镜头不是具有中共宣称已被他们领导人民打倒了的“封建主义”政治性质?其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是指国民党集团“四大家族”为代表掌控的“官僚资本”吧?打倒国民党集团及其“四大家族”,的确是中共的“大手笔”,但“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理由是:一,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引进的西方近现代工商业素有“官办”的传统,国民党政府也难以免俗;二,中共所描绘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所控制的资本与事实和真相严重背离,有妖魔化之嫌;三,中共建政后几乎将整个社会所有生产资料都掌控在政府手中,而改开之后大量的国有资本被“民营化”到大批高官及他们的子女亲属手中,这才是真正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序言中以“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由获得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其合法性不存在。中共的胜利,不过是中国皇权时代改朝换代中以暴力争夺政权的一场“成王败寇”的游戏而已,而以“成王败寇”立宪,则现代宪法得以出炉的所有大前提,都被践踏一空,沦为笑谈;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序言)”

  其一,现代宪法所有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保证每一个公民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这些权利和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人”而获得的“人权”和自由。其中包括:有选择执政集团的自由和权利;有选择各类社会制度的自由和权利。而保证这两项自由和权利的大前提是:之一,现代宪政国家拒绝将任何思想流派的理论学说奉为国家学说,因为任何思想流派所包含的真理充其量只是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充满了错误和荒谬,这是人类思维规律和认知规律的必然结果。而一旦将其立为国家学说,不仅误国误民,甚至祸国殃民,而且禁锢了全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扼杀了思想、理论、学术自由,对于一个民族的“大脑”而言,是一种极为愚蠢、后患无穷的自残行为;之二,现代宪政国家拒绝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将从某种理论学说中勾勒出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全体人民。因为这种制度没有经过试错;因为这种制度不是从人类各种利益长期的矛盾、对立、交织、冲突、交融、磨合中自然成长起来的,需要通过“社会大实验”来实施,而任何这种性质的社会大实验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

  其二,序言中的“社会主义过渡和改造”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宪法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要剥夺所有私人性质的生产资料财产。现代宪法这条基本原则的依据是:之一,人类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性生产基本分工的产物,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从根本上调动生产者、经营者劳动积极性的惟一的所有制形式,尽管它带有剥削和奴役的色彩,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剥削奴役的元凶不是私有制,而是所有类型的政治专制制度,这不仅表现为专制统治集团是最大的剥削者和奴役者,而且表现为它对所有被统治者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剥夺,表现为出卖劳动而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丧失了与雇主对等谈判关于双方劳动成果合理分配的权利和地位。因此,现代宪法和宪政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是对人类生产中长期形成的基本分工的尊重,是对这种分工带来的人类生产积极性的尊重,是对人类经济活动中这一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律的尊重,更是对每个社会成员合法的劳动成果的尊重。现代宪政要摧毁的是所有类型和性质的人类专制制度,赋予每一个公民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从而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者”拥有和雇主对等谈判的权利,将私有制中存在的剥削降到最底限度;

  其三,序言中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邻国苏联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政治实践,其基本真相是:之一,以一种更加残暴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沙俄专制主义;之二,所有被统治人民包括统治集团的成员都被剥夺了起码的、“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像猪狗一样随时被驱使、奴役、压榨、杀戮,而整个统治集团成了最大的、惟一的压迫者、剥削者、奴役者和屠夫;之二,给俄国和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饿死成百上千万人,经济畸形发展,人民普遍贫穷,日常生活品极其短缺,劳动积极性极为低迷,苏联当局是用皮鞭和刺刀、用集中营强迫人们劳动;之三,实施严厉的思想专制主义,对苏联人民尤其知识群体进行空前的精神禁锢和思想控制,控制所有媒体和出版物,剥夺人民所有思想、言论、出版、通信、迁陡、集会结社自由,导致苏联的思想文化理论学术发展受到了致命的窒息。

  尽管这些真相被苏联当局严密地封锁着,但作为苏共的“亲密战友”和同盟军,中共对这些基本真相应该有所知晓,但仍然坚持将这种罪恶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人民,其权欲私心昭然若揭,以至在执政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在中国大陆上重演了苏俄的历史悲剧,且青出于蓝而更甚于蓝。

  第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总纲)。”

  总纲第一条,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则。现代宪政国家鉴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所有专制制度划分出来的种种政治等级、阶级等级、阶层等级及其形成的政治奴役和政治压迫,鉴于这些政治等级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极大的政治不平等,宣布废除国内一切以统治集团政治需要和与统治集团亲疏远近的利益关系为轴心人为划分的政治等级,废除一切以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为轴心形成的各种政治特权。因此,在现代宪政国家,任何阶级、任何阶层、任何社会团体,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出身于任何阶级、 阶层、社会团体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认定社会某些阶级或政治党派团体是“先进”的,拥有执掌国家政权的天然特权,是极其荒谬的,是对现代宪法精神的根本颠覆。理由如下:

  其一,人类阶级产生的初始源头是生产性分工。各个阶级在人类分工形成的整个社会关系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不错,尽管在人类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有些阶级的确起到引领人类进步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据认为这些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阶级就理所应当地充当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认为这样的统治阶级能够引领人类走向现代文明和最后解放,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些阶级尽管充当着推动历史进步的角色,但他们的利益诉求仍然是狭隘的,自私的,让这种利益诉求去引领全人类走向最后解放,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些利益诉求被某些理论家们包装成人类美好的政治理想和人类解放的普遍真理,那就是更加可笑和荒谬的乌托邦;

  其二,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仅是虚晃一枪,后面真正的潜台词则是“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生产性分工中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怎么可能作为一个阶级全体登上“统治集团”的宝座呢?统治集团永远由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组成。这里套用了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学说:政党、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了某个阶级、某个社会群体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诉求。而中国共产党恰恰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中国工人阶级当然不能人人都走上国家领导岗位,那么只有代表他们的共产党登上统治集团的宝座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错,政党和政治团体的确能反映和代表某些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的一些利益、政治诉求,但这种“代表”时时处于游离和嬗变状态,根本原因是,任何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力量一旦产生,就会生成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而这些政治利益和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是油水关系,甚至毫不相干、彼此对立。尤其在这些政党和政治团体在争夺统治集团宝座、或成为统治集团之后,这种特殊的政治利益或政治私利就会膨胀起来,形成他们的种种政治特权,并将他们的特殊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和全体被统治群体利益之上,成为剥削榨取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寄生集团。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无论他们有多么优秀的理论喊出怎样漂亮的口号,只要他们长期垄断国家政权,则必然走上这一条道路。因此,现代宪法认定,任何被民众选上来的执政党派和团体,他们既不能完全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团体的利益,也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只能在民意机构严密的监督下敦促他们以社会公仆的名义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一旦发现他们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则立即给予撤换和弹劾。而最为重要的一条,必须坚决履行执政团体的任期制,从根本上杜绝任何党派团体作为执政集团长久地垄断或独霸国家政权的一切可能,以防专制制度个人独裁的产生和吏治腐败不可收拾。

  第四,“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总纲)。”

  其一,在现代宪政国家,叛国和“背叛政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所谓“背叛政府”,如果局限在对当届政府及其施政纲领、措施不满,提出尖锐的批评,但只要没有实质性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危险举动,那就不是犯罪,属于言论自由范围之内。你完全可以走人,到国外定居。只有那些向境外国家出卖国家利益、国家机密和政府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被定为叛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些因国内政治恐怖和谋生绝境而逃出境外避难的人,不能定为叛国罪,为此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为国内的政治恐怖和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面临的谋生绝境,恰恰是由政府的恶政一手制造出来的;

  其二,在现代宪政国家,没有“思想罪”、“政治罪”或“反革命罪”这两种罪名。这两种罪名只有在现代专制国家、现代极权国家才得以成立。当然,有些特殊情况除外,如在战争、巨大天灾等紧急时刻,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有必要限制公民的某些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在现代宪政国家,公民拥有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既然如此,公民怎么可能因思想、因言论、因表达而获罪呢?当然,所有这些自由,都是有边际的,这个边际是:你的这些自由不能侵犯别人享受的同等自由,不能破坏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平等享受这些自由的宪法和制度。比如你尽可以对当届政府或领导人表示不满,发出批评,提出建议,甚至骂街也可以,但你不能立即组织暴动去推翻政府,那你就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了。而在宪政国家你根本不需要用暴力去推翻一个“恶政府”,一届政府是有任期制的,届时你发动大家用选票将它和平选下来不就得了。再比如你提出了某种类似纳粹的法西斯理论,你可以用出版物的方式表达你的思想,但如果你将这种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理论通过宣传鼓动的方式形成政治力量,并参加竞选试图夺取国家政权,那样你就会获“颠覆国家政权”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取缔判刑,因为你宣传鼓动的理论就是剥夺所有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颠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和制度,实施灭绝人性的种族灭绝暴行,对你的放纵,就是对本国公民和世界人民的犯罪。

  因此,在宪政国家那些批评执政集团、反对政府、抗议政府的政治言行都合法地被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文所保护,而这些言行一旦到了现代专制国家,则会获得“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受到严厉制裁。因为专制国家将一切反对执政党及其领袖,反对、批评政府,反对、批评执政集团强加给全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和言行都视为“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和清除,其目的,就是永保他们“万世一系”地独掌政权,这就是现代专制国家中出现大量“思想犯”、“政治犯”的根本缘由。可见,现代宪法保障的公民各项基本自由中,批评政府、抗议政府、监督政府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公民对政府和执政集团形成全方位监督、防止执政集团和政府利用国家权力谋私作恶的一道有力屏障,但在中共制定的这部宪法中,一项“反革命罪“就可将公民所有批评、反对执政集团及其政府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剥夺于无形,并以“犯罪”论处。如此,这同一部宪法后面那些有关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和权利的条文,便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了;

  其三,在现代宪政国家,所有公民只要不违法,其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一律平等,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守法公民的任何基本权利和自由。以财产和阶级为由剥夺当事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荒谬的,是违背现代宪法的根本原则的。因此,对于所谓“地主”和“官僚资本家”而言,即便他们财产因为“不合法”而被剥夺,但他们作为公民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决不能剥夺,因为他们的财产是在你中共执政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合法所得”,他们在你中共执政时期又没有触犯你中共制定的法律,你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上面例举的五四宪法中几项核心条文,实质上就是颠覆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框架、突破现代宪法的政治底线的“东东”,这些“东东”一旦入宪,则现代宪法的精髓及其伴生的宪政实践便彻底解构。其无穷奥妙就在于,当你拿着言论出版自由抗议他们“违宪”时,他们却说,你的言论文章书稿中有批评党、批评政府、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你批评,就是反对,就是反革命性质,就是违反宪法。到头来,“违宪”的是你,而不是他们。

  但在宪法的核心位置设置颠覆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基本原则的条文,还只是五四宪法中“专制陷阱”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加无耻荒唐的方面,就是将现代宪法中某些核心条款“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但这些条款不过是宪法文本中挂的一颗“羊头”,“羊头”之下的实际政治操作,卖的却是“狗肉”。请看第一章总纲中最核心的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中:“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二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二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制定法律;三,监督宪法的实施;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好了,不必一一列举了。真相是什么呢?中共建政七十年来的历史真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在实质上,行使自己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和实际行使者,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中共的最高领袖。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都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核定”和“推荐”的,全国人大不过是“奉旨”通过。包括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成员的推选,都是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地方各级党委事选“核定”好了的,哪里是由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试问,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件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的吗?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直到将他迫害之死,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吗?刘少奇最后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是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钦定”的,直到最后迫害致死,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罢免他,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几乎整个文革期间根本没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文革中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毛泽东本人作出的,通过文革领导小组执行,连中共中央政治局也被撇开了好几年。因此,直到今天,大陆民众对作出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力核心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理解,只有“党中央、国务院”,而没有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有人会说,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竟如此诋毁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真是十恶不赦。那么我只会回答他,真正作践这部宪法的人不是我,而是主持制定这部宪法的人。你看,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最重要的宪法条文,作践得如同一块遮羞布,这是中共对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的最野蛮、最无耻的亵渎和践踏!我不过是指出这种亵渎和践踏的真相而已,何罪之有?

  好,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即在“伪宪法”下是否会有真正的宪政实践?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这种宪政实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种类型和性质,也有来自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笔者不才,不妨试举几例,稍作分析。

  第一,上文说过,即便“伪宪法”之下,专制统治集团的政治实践也有两种可能或两种方向,一种,变本加厉地推进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离现代政治文明越来越远;另一种,在政治实践上向现代宪政方向靠拢和接近,无论它的目标是否锁定现代宪政制度。而当专制统治者这两种性质对立的政治实践需要以宪法来表达它们的合法性时,那么宪法文本的修改就会出现两种情形:在前者而言,就会在宪法核心条文的设置上加大专制主义的权重,而在作为摆设的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相关条文却被进一步削弱,或者加上前置条件;在后者来说,则会抽减宪法核心条文设置上专制主义权重,扩大或部分实施那些反映现代宪政理念和基本原则条文的范围和内容。而统治集团只要在政治实践和宪法文本上抽减专制权重,增加现代宪政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权重,那么这种政治行为无疑属于现代宪政实践的一种类型、一种性质,一个部分。我们不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作一个比较。

  1975年宪法修改于文革的尾声,其时近十年的文革实践其实是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走向登峰造极的经典版本,我们来看看七五宪法是如何加重核心条文设置的专制主义权重,削减反映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条文,以获得文革实践的合宪性的。

  序言部分和五四宪法相比所增加的主要权重:“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

  总纲部分增加的权重:“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在有关反映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条文上的削减和前置条件:“ 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十六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这是前置条件;被削减的有:五四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八十七条有关公民自由条文中“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的内容;第九十条关于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条文中“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的内容;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而在七五宪法的总纲部分第十二条有相应的补充:“第十二条: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可见,七五宪法几乎将文革极权主义所有极端的做法,都赤裸裸地合法化了。比如公然宣布中共的领导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侵犯,公然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公然否定军队的国家化,宣布军队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公然宣布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公然宣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公然宣布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民的首要义务。这些核心条文已经将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颠覆、践踏得无以复加,连现代政治文明的遮羞布也被扯得干干净净,是一部最坏的“伪宪法”、“恶宪法”。

  经过78宪法的过渡,1982年修订的宪法,基本将75宪法从极权主义的极端拉回五四宪法的原点,也就是比较平和的专制主义原点。尽管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马列毛思想为国家学说并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垄断这些专制主义条文的权重并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新的内容,但毕竟承认了中共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而不是党凌驾于宪法之上。这显然表达出一种向现代政治文明方向靠拢的姿态,而正是这种姿态决定了中共迈开了宪政实践的实际步伐。

  我们不妨列举一下八二宪法之后的四次对部分条款修订中的宪政亮点:

  1988年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初次肯定了私营经济合法地位。这和五四宪法不同。五四宪法虽然也对私人经济和生产资料性质的私有财产提供一定保护,但宪法条文中注明这种保护是过渡性质的,最终要被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而八八年修正案中这一条具有前瞻性,它开拓了由清一色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加集体所有制)”向包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民营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演变的道路。这一条不仅是文本性质的宪法条文,而且已经落实到变革经济体制的实践之中。也就是说,中共开始对数千年私有制在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表示尊敬,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提法写进宪法序言。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取代‘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删去‘农村人民公社’的提法,确立‘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这个修正案至少拥有三层重大意义:其一,承认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摒弃“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打开国门,和国际社会及主流价值接轨;其二,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不仅彻底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为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进一步打开大门,而且为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作了有力的铺垫。中国经济由乌托邦的社会实验经济回归人类自然经济的成长状态,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构建现代法律体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现代法律体系则是现代宪法和现代宪政国家的司法基础;其三,为人民公社的解体提供了合法性。这项条文意义特别重大:等于将几亿农民从束缚他们几十年的体制牢笼解放出来。尽管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没有变,但广大农民作为个体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这样,至少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经营的收获归他们“私有”(上缴部分除外),种植什么、养殖什么、怎样经营,由他们自已作主,随着农民以个体商品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农副产品大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民对土地使用、转包、流转的权利诉求,农民的财产意识和权利意识会进一步觉醒,并寻求宪法保护,从而敦促保护私有财产这一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的回归;

  1999年宪法修正案:除了将“邓小平理论内容写入宪法序言”、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进一步“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等亮点外,最大的亮点,是“将宪法第二十八条‘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也就是说,取消了“反革命罪”。其实,在这廖廖数字的改动后面,是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最具历史进步意义的宪政实践,这就是对中共建政后数次政治运动中无数冤假错案的平反,尤其是对数千万“地、富、反、坏、右”政治身份歧视的取消,恢复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及其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向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方向跨出的最大、最具实质意义和深远意义的一步,功德无量,彪柄千秋;

  2004年宪法修正案。其主要亮点是:国家对土地征收征用必须依法进行,并给予补偿;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戒严的决定权改为“对紧急状态的决定权”,相应地,国家主席对戒严的宣布权也改为“对紧急状态的宣布权”。其中,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终于回归宪法;国家保障人权条款首次入宪;像戒严这种严厉限制公民行动自由、带有政治弹压性质的政府行为的宣布权,改为对“紧急状态”的宣布权,意味着只有在紧急状态时才能戒严,而不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宣布戒严。

  总之,随着这些善款进一步向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靠拢,广大民众基本权力和各类自由的空间也相应扩大。这是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可圈可点的宪政实践,推动中国大陆在面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迈出了坚实的、难能可贵的一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步,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政治底线表现在宪法文本上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但就这么几条,却经过了人类数百年的艰辛探索、无数次的拼死抗争、数不清的流血牺牲才得以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中确立。我们不说其他,就说这一条:摘掉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恢复数千万“贱民”的公民身份,赋予他们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如果中共当局决不让步,恐怕十数次规模巨大的街头抗议和平请愿也未必奏效,而大陆民众又有多少街头抗议和平请愿,这些街头抗议和平请愿中又有多少以争取这种人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的呢?而中共之所以能够迈出这可贵的一步,大致有三种主要原因:一,中共执政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深受文革被批被斗丧失人权之苦,尤其是亲属子女所遭遇的身份歧视,创深痛巨,走出这一步既为解百姓于倒悬,更为文革悲剧不会在他们及其后代身上重演;二,国内民众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的压力;三,国际政治压力。尤其中国加入世贸之后,这种压力变得有形而具体。

  那么,中共朝现代宪政民主方向的政治实践,究竟能走多远呢?它是否能够最终还政于民,完全回归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并彻底抛弃那些设置在宪法文本核心位置的专制主义的内容呢?或许有这个历史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实,中共执政集团整个核心层和绝大部分高中层干部,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党制的想法,即便有极少数人想搞西方宪政,那么提出的口号仍是一党制下的“社会主义宪政”。因此,无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喊得多么高,它的政改是有边际的,这个边际就是维护一党制,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在改革开放的权力寻租机遇中攫取的全部既得利益和特权。也就是说,中共执政集团自行推进的宪政实践,由极权、专制过渡到“威权”这个阶段,就会止步不前,极难挪动了。指望中共自行完成向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的彻底转型,几乎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

  第二,我们再来看看来自民间的宪政实践。众所周知,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由于中共严厉的意识形态垄断和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密控制,中国大陆的宪政实践无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不可能发生和存在的。文革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伴随着中共高层对文革的否定及反思,迎来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正是这个思想大解放,致使中共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对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严密控制,松懈了很多,为民间的宪政实践活动留出了一些空间和滋生的土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北京西丹民主墙的出现,就是民间宪政实践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当时,一些青年学生和工人在民主墙张贴的大字报和小报刊物,提出了对文革灾难后面体制性本质的思考,主张中国走现代宪政民主之路,彻底改革中共一党制政体。尽管民主墙很快被中共当局取缔,对参与其中的一些领头人予以法律制裁,但民间包括体制内的宪政民主思潮并没因此销声匿迹,反而随着思想控制的进一步放松,言论自由的逐步放宽,这股思潮在体制内外的知识群体、少数党政干部、青年学生中蔓延开来,终于通过胡耀帮解职、胡耀帮去世、民众对“官倒”的愤怒等导火索演化成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规模的街头抗议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但当它形成全国规模时,参加者已经囊括了体制内外几乎各个阶层民众和各界人士。毫无疑问,“六四”运动是中共建政后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目标最明确、民众和各界人士参与最广泛、最震撼人心的宪政民主运动,它将在中国宪政史上留下最辉煌也最悲壮的一页。

  第三,那么,文革之后中国大陆除了执政党内部进行的宪政实践和民间宪政实践之外,还有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宪政实践?大陆宪政实践和运动的命运、前景、具体路径、最后目标究竟会怎样?会是怎样一个结局?这些问题眼下根本没有任何答案。笔者不才,不妨以“六四”运动为轴心,谈谈对这些问题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当然,仅仅是一些想法,离答案还相去甚远。

  其一,大家知道,由突发性的偶然公共事件引发民众小规模的抗议,然后因当局粗暴和傲慢的处理激起更大民愤,像燎原大火一样蔓延成全国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而发生推翻独裁统治、实现政体转型的“革命”,这就是中共当局极为痛恨和恐惧的所谓“颜色革命”。而“六四”运动几乎就是这样一场“颜色革命”,只是这场革命没有成功,被血腥镇压下去罢了。问题是,“六四”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吗?大陆今后还会不会出现“六四”这样规模和性质的“颜色革命”?大陆如果实现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彻底转型,会不会通过“六四”这种全国规模的、和平的街头抗议方式?

  其二,以我个人的看法,“六四”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一场偶发的、极不成熟、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宪政实践。一,初期的学生广场运动是由临时组织起来的学生领袖组织指挥的,事先没有具体目标、计划、方案、步骤和运动统一的口号策略,尤其是这些学生领袖还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威信,以致到后来对运动已经失去控制,而当运动发展成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参与的规模时,更缺乏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指挥中心,也就是说,这场运动不是由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组织运筹的,或者说中国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出现,因而运动是自发的,散乱的,无明确计划和目标,因而进退失据,顾此失彼,在运动向度上没有政治纵深;二,运动目标的所有指向,都是对政府的政治期待,即期待政府严惩“官倒”,整肃吏治,期待政府立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改一党制为宪政民主。而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学生民众却对怎样进行这样的政改,政改后的宪政民主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学说、政治纲领和组织模式,这个宪政政体或政制怎样构建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问题,都是一团模糊,连一个基本的“范式”都没有,因而,即便这场运动获得了彻底成功,执政集团同意并实施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但上述关键问题只好由执政集团自行筹划和解决了;三,不错,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多日且发展成全国规模,除了运动参加者本身的意志和韧性外,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共核心层内部的意分歧甚至冲突,而党的最高领导者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某种程度上是支持的,这是中共当局对运动迟迟拿不出决定性处置方案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共核心层内部的同情者仅仅是同情,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现代宪政民主思想,更没有形成如何在中国大陆实施宪政转型的具体思路和方案,因而他们并没有在党内形成一股以现代宪政为政改目标的政治力量,至于是否借用这场运动运筹政改方案,锁定政改目标,就更加不可能了。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核心层这些同情学生运动的力量太弱小,而保守派力量占绝对优势,这就注定了用暴力镇压这场运动势在必然;四,这届政府在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中,并不是最坏的政府,相反,它领导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更关键的是,它领导的改革开放还有更大的空间和更阔的前途。因此,它的气数还没有尽,它还没有到内部全面溃败的程度。

  其三,或许有人会问道:像“六四”这样规模的宪政实践,在今后的中国大陆还会不会发生?当然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极其困难,因为形成这种规模运动的条件太难凑齐了。我们知道,“六四”运动的发生,是一个极其特殊和偶然的历史机遇促成的,这就是执政党自身存在着“思想解放”和摆脱“文革专制主义”的政治需求。而这种政治需求的实现恰恰为各种思潮的激活留下了很大的空隙,而宪政思潮正是搭执乘执政集团“思想解放”的便车才聚合起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六四”之后,中共当局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迅速将这个空隙堵死。实质上,任何政治制度上的根本转型,是需要恒定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进行大量的筹划、组织、动员工作的,而“六四”运动本身并没有产生这样一支政治力量,但为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聚合了能量。我们看到,“六四”运动之后一批逃到国外的学生骨干的确组织了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即海外的“民运”组织。但是,由于大陆当局的严密封锁,他们在国外活动产生的政治影响对大陆民众来说,几乎等同于零。而在大陆内部,产生这种政治力量的任何空隙,都被中共当局拼命堵死。比如,“八九”一届毕业的大学生,统统不准分配到国家的要害部门,被打入冷宫。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被严厉封杀。在坊间“六四”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而民间组织的成立受到了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因此,只要大陆产生宪政政治力量的土壤还没有形成,则“六四”重演则无可能。只有一种情况:即统治集团的腐朽已经到了一根稻草就能压垮的程度,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民众广泛的不满激愤可能导致全国规模的街头抗议运动,从而孕育出大规模的宪政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会迅速成长起一支领导、组织运动的中坚政治力量。

  其四,当然,互联网的出现和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为宪政政治力量的滋生创造了土壤。但光有土壤不行,还需要种子、阳光和水。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共的思想控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每一个网民都是一个“自媒体”时,控制人们自由发声的“机制”就变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因此,各种宪政思想、宪政理念、宪政思潮就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生发出来。问题是,宪政思想虽然是宪政政治力量产生的母体,但有了母体,并不保证一定会孕育出足月的胎儿。就像再完美的宪政理论,再热烈的宪政舆情,也不一定就必然产生从事宪政实践的政治力量。而宪政理论和宪政实践的融合,往往是极其艰难、极其矛盾、极其纠结的一个过程。至于各类自发形成的维权运动,尽管也算宪政实践的一个部分,但将它聚合成一个大的宪政目标是需要一支政治力量去做艰辛的组织动员工作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发现有人对维权事件进行有组织的“串连”或扩大事态,或将其政治性质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中共当局就立即将它扼死在萌芽状态之中。比如近些年来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的规模迫害,对群体事件的暴力打压等等。

  总之,在当今时代,宪政运动的成功,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单方努力,有实现的可能,但来自民间宪政政治力量的单方努力,却几乎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所谓的“革命”,即被统治群体单方以暴力推翻统治者的“革命”,在今天一方手无寸铁、另一方拥有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除非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而“和平抗议”,只要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产生分化,其成功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宪政政治力量和民间宪政政治力量的配合和呼应,取得宪政转型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如台湾就是典型案例。

  最后,我想就张千帆教授的一些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张教授在《说说“宪法”和“党员”那些事》一文中说:“首先,雪忠对于‘宪法’的质疑显然是较真找错了对象。他认为现行宪法不能约束执政者的权力,并非真正意义的宪法,所以,呼吁落实宪法的学者也是欺世盗名之徒。他有一个基本假设:这部宪法是执政者自己制定的,怎么可能约束执政者?但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执政者自己制定的宪法,怎么不能用来约束执政者自己?哪个国家都有制宪者,一般就是获得多数选票上台的执政党。有的国家制宪需要公投,有的不需要。美国联邦宪法一开头就说宪法是‘我们人民’制定的,实际上根本没有经过全民公投;它是由极少数政治精英起草,然后各州议会或宪法大会通过,‘人民’只是间接参与制定了宪法而已,更不用说当时的‘人民’只是少数白人有产者,不包括妇女和有色人种。即便有公投,公投参与率往往也不高,最后投赞成票的很可能不到选民中的一半。这样的人民‘出场’了,但真的有多大意义吗?”

  我以为,真正“较真”找错了对象的,是张千帆教授自己。不错,一部现代宪法的诞生,决定性的因素当然不是普通民众是否普遍参与了宪法的制定,而是取决于三点:其一,宪法的制定者是否是通过现代宪政国家的合法程序产生出来的,即他们是受选民或临时民意机构委托进行制宪,还是制宪者已先一步垄断了国家政权,并以现代专制者或独裁者的身份进行制宪的;其二,这部宪法是真正汇集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科学成果,将现代宪法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置于宪法的核心位置,还是将违背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维护专制者政治统治地位的内容置于宪法的核心位置;其三,执政集团在这部宪法下的宪政实践,是维护专制统治集团的特殊政治利益,践踏现代宪法关于人民主权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还是以维护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为已任。因此,一个专制统治集团制定宪法的目的,除了将他们践踏人权、践踏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践踏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的倒行逆施“合宪化”,难道还会用一部宪法去约束自己吗?文革十年浩劫的决策和发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被抛弃一边,国家主席竟然不经人大合法程序和法律审判被迫害致死,这种最高当权者根本不用宪法约束自己的铁的事实,难道张千帆教授忘记了吗?

  张教授又说:“我曾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真诚表示,我不反对‘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并非‘党的领导的领导’,也不是不受约束、没有底线的领导。‘党的领导’底线何在?简单二字——宪法!‘党的领导’早已入宪,去年还进了宪法正文第一条,所以‘党的领导’不是独立于宪法之外的,而是必须从宪法之中获得理解。‘党的领导’必须和整部宪法和谐统一起来,至少不能和宪法的其它条款发生明显冲突,否则执政党及其领导制定的宪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因此,我们所接受的是合宪的‘党的领导’,因为违宪的‘领导’根本不是宪法意义上‘党的领导’!”

  实质上,在张教授的潜意识中,一直把宪法中那些表达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和原则的条文当成“真正宪法意义上的”,认为“党的领导”只要遵守宪法,就必须遵守履行这些条文,并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共制定的宪法不能自相矛盾。因此,张教授漠视或者说不敢正视的正是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置于中共宪法核心位置的条文根本不是“真正宪法意义上的”现代宪政理念和原则,而是和这些理念原则相反、维护专制统治的“恶法”。因此,一旦诸如“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践踏宪法精神的条文入宪,则必然和那些体现现代宪法基本原则的条文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如此,在专制统治集团的“行宪”实践中,处于宪法核心位置的“恶法”才是“真金白银”,而那些真正体现现代宪法精神、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文只是“镜花水月”,通常是作为摆设掩人耳目的。如此,专制统治集团那些践踏现代政治文明的种种倒行逆施,是“合宪”的,而那些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言行,反而往往被轻易认定是“违宪”的。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核心条款入宪,是一条典型的“恶法”。事实上,当中共在中国大陆构建“社会主义制度”时,这种制度就有两个致命的软肋,其一,中共建政之后,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等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难道不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实施的吗?其二,中共自己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就将它入宪,不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忽悠和祸害吗?这是中共领袖邓小平自已承认的,否则为什么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的“社会主义”看成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后来的邓小平为什么又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看成教条主义甚至文化专制主义呢?好吧,现在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任何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违宪。那么我作为公民拥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当我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发现“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诸多祸国殃民的灾难,发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连执政党自己也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我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种种质疑、批评甚至反对的意见,我的这种思想言行是符合了思想言论自由这条宪法条文呢?还是违反了“不得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宪法条文呢?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清一色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容许私有经济的任何言行,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邓小平偏偏认为毛泽东的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容许私有经济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请问,究竟是毛泽东违宪呢?还是邓小平违宪呢?可见,当我用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和批评时,执政当局完全可以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违宪”罪名将我抓起来,那么我应该拥有的言论思想自由的公民权利呢?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下,这种权利就是“违宪”,就是“反革命”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他们抓我并不违宪,违宪的恰恰是我,因为我的言行的确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故意。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入宪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的版本,是毛泽东的版本还是邓小平的版本,抑或是另一位“党的领导”的最新版本,那是“党的领导”言出法随的事情,小小公民是无权思考过问的。

  而更要命的是,只要执政党以建设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不仅可以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和自由这些体现现代宪法核心理念的宪法条文,而且在实践上可以突破任何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底线。反右、三面红旗运动造成的大饥荒、文革等政治运动,哪一次不突破了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但你能说这些政治运动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是在“坚持”、“捍卫”、“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履行宪法条文,不是在“宪法底线”之上进行的吗?至于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无辜公民,他们被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骇人听闻的侵犯,这部宪法的制定者照样有说辞认定这种侵犯合宪。至少有两招:一招,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条文前加上前置条件,比如七五宪法就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共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拥护,那就不能享受公民权利,被剥夺公民资格遭到迫害,那也是天经地义,活该!谁让你违宪!另一招,在运动之后声明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不过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探索中的曲折”,又何来“违宪”之说?不是现在中共宣传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将文革“十年浩劫”的错误修改为“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中的曲折”吗?已经进了教科书,就差没有入宪了!因此,指望“党的领导”入宪,指望宪法规定“党的领导”只能在宪法框架中实施,就认为中共执政集团就能够不再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能够恪守所谓的“宪法底线”,那只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幻想。

  当然,呼吁敦促“党的领导”落实宪法,并非无谓之举,同样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宪政实践,但在敦促其落实宪法那些体现现代宪法核心理念基本原则的条文时,还要敦促其抽减、推倒处于宪法核心位置的那些维护专制统治、践踏宪法精神的“伪条文”、“恶条文”,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落实”。

  最后,关于党员身份和宪法关系的问题,我也想说几句。张教授说:“我能否这样说:如果一名党员不能像他这样身体力行宪法赋予的权利,而只是甘做一个‘螺丝钉’或‘传声筒’,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他不只是一个不合格的公民,而且也不是一名好党员呢?”

  我个人以为,如果一名知识分子党员,“身体力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不当传声筒螺丝钉”,当然正确,但还远远不够。他真正的思想职责,是从马克思理论的源头,对中共的建党模式和政治性质提出根本性的批评:其一,马克思在以“巴黎公社”为样板的“工人政府”的设想中,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由一个党永久代表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设想,相反,马克思一直主张普选制,指出任何公社委员必须从工人队伍中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由工人代表大会进行监督和随时可以撤换。因此,中共沿革列宁主义的建党模式是根本违反马克思的初衷的;其二,恩格斯向来认为国家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祸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立即消除这个祸害“最坏的方面”,即表现其专制性质的“官僚”、“警察”、“常备军”,以防执政者由“社会的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因此,一党制无疑是变本加厉地保存了国家这个祸害“最坏的方面”,从而执政之后的“列宁党”无一例外地由“社会的公仆”演化为“社会的主人”;其三,马克思从来没有产生让自已的理论学说垄断“全部真理”的任何念头,相反,他痛恨那种“让政府只听到一种声音”的思想专制主义和新闻检查制度。而中共在宪法中设置的那些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为国家学说、并垄断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条文,恰恰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背叛。总之,盗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建立这样一个高度垄断国家政权的政党,实在是对马克思理论初衷的“欺师灭祖”行为。

  因此,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通过理论反思建议敦促本党由专制性质的建党模式向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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