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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建立“美好社会”吗?
2019-11-11 15:02:45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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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决不允许自己重蹈陈独秀、王明等人的覆辙,即使自己担纲的这条路线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绝不能承认这条路线是错误的,这是他在党内保住最高权力和起码的政治生存的底线。

  ——兼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所谓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是我“造句”出来的一个词组,意指当前一种普遍的看法: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他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因而我将这种看法“浓缩”为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当然,这个独特的词组只在本文运用。而我之所以提出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是否经得起逻辑推敲这个质疑,当然有一个相关疑惑在心中长期积累的过程,但最终写一篇文章将这些疑惑和盘道出的想法,则是在看了杨继绳先生《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下文简称《思考》)一文后产生的。杨继绳先生是我极为崇敬的一位前辈,他的一书《墓碑》,令我对作者直面历史、追求真理的执着和勇气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然而,对杨先生在《思考》一文中表达的关于毛泽东“文革理想主义”的一系列观点,本人却不敢苟同。下面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求教于杨继绳先生和诸位网友。

  一,政治家的“心口不一”是常态

  有人说,人世间最肮脏的东西,就是政治。我基本上赞成这样的观点。为什么政治是肮脏的?我的理解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权力。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权力的产生,是出于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而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则是强制和服从。因而人类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向来有它的两面性:它可以利用强制和服从的特殊属性实施必要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它同样可以利用强制和服从来赋予掌权者实现自己各种私欲的最大空间。而根植于人性深处的“私欲”是包罗万象极其可怕的,它除了满足个人一切感官享受、想像力和各类稀奇古怪幻想的需求之外,还包括对同类的征服、掠夺、压榨、奴役、支配、施虐、欺骗、直至摧残和杀戮。中国的皇帝中,不乏以杀人和酷刑取乐的。因此,政治的肮脏,来自于弄权的肮脏,而弄权的肮脏,则来自于如下五大要素:其一,即便权力的运行在完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掌权者在强制——服从的游戏规则中也能获得“生杀予夺”、支配他人的极大乐趣和满足;其二,在所有的掌权者中,能够完全抵御权力“纵欲功能”的人,是极为罕见的;其三,既然人类一切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那么所有掌权者面对公众掌权用权的说辞,必须表面上是代表社会“公平、公正、公义、公理”的冠冕堂皇的那一套;其四,然而,几乎所有的掌权者都无法逃脱权力“纵欲功能”的强大诱惑,而正是这种诱惑令他们杂念丛生,私欲膨胀,心态极为复杂和肮脏,其利用权力暗中谋私、逐利、寻租、纵欲的恶行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因而他们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永远不可能一致,他们说的和做的也永远达不到一致。一个政治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他嘴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在多大程度上用这些说辞掩饰着他对权力的眷念、私欲的算计、野心的成长和对权力的滥用,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弄清楚的;其五,因此,所有政治家、政客和权力掮客们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是常态,是普遍规律,这种常态和普遍规律在人类专制政体下表现得格外典型和强烈。

  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杨继绳先生在《思考》一文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的描述:“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民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我们看到,文中将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反复表达的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当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这种将政治家尤其是犯下滔天大恶的专制者、独裁者的口头说辞当成其真实动机、从而将他们描述成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君子”式的人物,实在是历史学家的大忌!毛泽东发动文革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圣洁、完美、诚挚、执著吗?其中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没有任何的权欲膨胀吗?难道真是为了“反修防修”、建立“美好社会”吗?尽管人们或许永远都无法弄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真实想法,永远揣摩不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真实动机,但只要经过政治常识的梳理和一般的逻辑推理,却完全可以对毛泽东自诩的发动文革的“圣洁完美”的动机说“不”!

  二,毛泽东建国后制定的“三面红旗”路线是一条错误路线

  在杨先生看来,毛刘之间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在中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路线”分歧,文革的暴发,不过是这两条路线冲突的总暴发。这同样是毛泽东本人的说辞。请看杨先生是怎样说的:“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我认为,杨继绳在这段话中所说的并不是历史真相。真相是:一,毛刘之间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的分歧,并非一建国时就产生的,而是在三年经济恢复之后产生的;二,这个分歧很快就得到化解,尤其通过反对所谓“高饶反党联盟”,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刘少奇而抛弃了高岗,说明这种分歧已解决,并没有形成毛刘之间的“两条路线之争”;三,在之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和三面红旗运动中,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毛刘之间在路线问题上是一致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写下万言书的彭德怀打入冷宫,刘少奇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还给彭德怀加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就在这一年,刘少奇“仕途通达”,当选为国家主席,相信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扶持,或刘少奇和毛泽东产生“路线分歧”,刘少奇是不可能当上国家主席的;四,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刘少奇通过回家乡调查研究,目睹了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性恶果,才对三面红旗路线产生了不同看法,并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毛泽东产生了“路线分歧”;五,因此,说毛刘之间从建国初期就在过渡问题上产生了延续十七年的路线分歧和“两支队伍”,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不过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一套说辞罢了;六,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上,真理在刘少奇一边,事实证明,毛泽东从急不可耐地在短短三年就完成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到之后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发动的“三面红旗运动”,是一条严重违背经济客观规律、超越现有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路线”。下面不妨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用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知道,中共建政初始,中共核心层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先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过渡期有多长呢?按刘少奇的说法,是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对于这个说法,毛泽东一开始是首肯的。尽管毛泽东的想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但在1952年9月份,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仍认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也就是说,一开始党内的共识是:先搞十五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开始过渡。而毛泽东1952年的提法是:现在就开始过渡,不过要同样经过10至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到了1953年2月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轮廓。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先不论是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三年就完成了。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告诉我们:其一,中共建政之时,用十五到三十年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中共核心层的共识。当时的毛泽东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的任何想法。而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是毛泽东1952年才正式在党内公开提出。但这个过渡时间在当时毛泽东看来仍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才能够完成;其二,即便毛刘之间在什么时侯过渡、过渡周期的长短问题上产生分歧,那么主要责任也在毛泽东,因为毛急于求成,几次出尔反尔,主意变化快、幅度大,使党内同僚一时难以适应,难以跟上,因而这种分歧根本不是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路线分歧”,而是认识差距性质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容易化解的,而不会闹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

  第二,当然,在建政初期,毛刘之间在怎样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若干具体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比如,土改以后农村发展的方向问题。其中牵涉到的具体内容是:是否允许农民发财?是否允许中农和富农大量出现?中农要求单干怎么办?党员允许雇工吗?农村互助组是否应该鼓励发展?农村集体化是否应该马上发展?这些问题均关系到土改以后农村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尽快走上集体化?还是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维持私有小农经济?这个问题也当然也牵涉到中共建国后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是马上结束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待条件成熟了再过渡?还有,在中共建政之后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和地方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党政机构的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上,刘少奇和高岗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毛泽东相继站到了高岗一边,并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敲打和警告。然而,这些分歧尽管性质非常严重,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将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而在高岗和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对决之中,毛泽东最终放弃了高岗,选择了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做他的搭档。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始终认为刘周的错识是认识差距,是没有及时跟上毛泽东迅速变化的思路,而不是有意和他分庭抗礼。而在所谓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毛刘之间的分歧已基本化解。至于随后的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以及紧跟而上的三面红旗运动,刘少奇对毛泽东是紧紧跟随的,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拔苗助长的速度产生忧虑和分歧的是邓子恢和周恩来,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敲打;

  第三,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从1952年经过一系列急促的思想变化形成的那一条指导大陆政治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政治路线,是否发生了错误甚至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这种错误是一种向其极限不断递进的、难以挽回、损失巨大、罪孽深重的错误。我们知道,仅用三到五年时间就将大陆所有经济实体的生产资料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方式收归“公有”,这种霸王硬上弓的行政收割实质上彻底铲除了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从而“灭绝”了中国大陆上的商品经济和建立在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上的交换方式,其后果是堵塞了“生产力充分流涌的各个源泉”,使整个大陆经济走进了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的死胡同。当然,即便如此,事情还不会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老百姓尽管各种生活消费需求被压缩到生存的最低限度,但还不至于到达饿毙的地步。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所谓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在短时间内的顺利完成,使毛泽东更加忘乎所以,竟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真枪实弹地进行了这方面的社会大实验。我们先不说这个以“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为时代标识的社会大实验造成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就从理论层面上看看这种社会大实验是否符合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其一,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以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标志,那么,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在1956年。1956年到1958年,是两年时间。那么,只有两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已经具备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或者是否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这种过渡?其二,以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否已经能够建立平均以5000农户为核算单位,集工、商、学、兵为一体、并部分实行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人民公社?是否真的能将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生活资料“共产”,办起公共食堂,做到“吃饭不要钱”?其三,以当时中国仍处于农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条件,是否能够用“经济大跃进”在短短几年内建成工业国、甚至赶超英美?例如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就能使钢产量几年之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看来,这些极其幼稚的幻想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其四,即便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担纲者再好大喜功,再利令智昏,再浪漫狂想,他也不应该相信“亩产万斤粮”之类违反常识的神话,不应该对全国到处放此类卫星的大跃进狂热放任纵容,推波助澜,更不应该竟凭这类神话制定粮食和各类农副产品的征购指标,尤其不应该放纵下面各级政府和党政组织强行实施高征购、从农民家搜粮抢物的恶政。而恰恰是这些强制性的高征购导致大批农民基本口粮被征被抢,出现了大面积地饿死人的悲剧;其五,在全国已经开始饿死人的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竟然因彭德怀提醒、批评这些灾难性后果的一纸“万言书”而大发雷霆,不仅将彭德怀等人打入冷宫,而且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三面红旗”路线,至少又导致一千万至两千万人的饿毙。本来1959后秋后就可以立那扭转的大规模饿死人的局面,因毛泽东倒彭和在全党全国掀起的“反右倾运动”而愈演愈烈,不可收拾,直到1960年夏和1961年初由周恩来李富春提出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这个局面才开始得到扭转;

  第四,毫无疑问,毛泽东主持制定和他亲自担纲的“三面红旗”路线,其背离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毛泽东一生耿耿于怀的“党的历次路线错误”程度。而和平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滔天大罪,为中国旷古所未有,这种大罪不仅像刘少奇所说的“要上史书”的,而且注定要受到后人的严厉清算。而毛泽东作为这场滔天大祸的主要责任者,他注定要在后人的清算中以“千古罪人”载入史册。如此,毛泽东“三面红旗路线”在党内再不被认定为“错误路线”,那真是人神共愤,天理不容!

  三,毛泽东“大权旁落”的巨大压力来自于他的“路线错误”

  我们先来看看杨继绳先生否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大权旁落”的主要理由是什么:“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

  毛的权力和权威真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神话般地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吗?毛泽东在党内“打倒”任何一个同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动动“小拇指头”就能做到,毛泽东说过的这句话纯属吹牛。在党内高层打倒一个人,是要有理由、有证据、有程序,要投票表决的。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可谓绞尽脑汁,大费周章,刘少奇专案组可谓挖空心思,日拙心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将他打倒。没有这三顶帽子,你毛泽东对刘少奇根本没辙。说刘少奇建国后就有一条和毛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另一个“司令部”,其所谓“事实证据”有几个上得了台面的?因此,那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大部分材料和所谓证据是中共建国前刘少奇被捕如何背叛如何充当“内奸工贼”的情况,而且多是逼供出来的假证据。而杨先生上面所举的两个事例,则更令人啼笑皆非。其一,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竟为彭德怀一封几千字的信而大发雷霆,大动干戈吗?其实,彭德怀的这封信只是表达了对三面红旗实施过程中已经开始呈现的灾难性后果的深深忧虑,而关于这些忧虑的种种言传,毛泽东不是没有听到,事实上,从1958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本人已经意识到“大跃进”运动过了头,开始逐步纠左,彭德怀的信正适逢其时,毛泽东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纳安抚。然而,问题是彭德怀的信不是一般地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而是朝大跃进运动所犯错误的“思想根子”方面挖,竟然指出这个“思想根子”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而毛泽东在庐山那场会议上苦心孤诣所要规避免的,正是害怕有人将三面红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朝“路线错误”上靠。知道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个东东正是中共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阶级定位,一旦“三面红旗”运动出现的问题被戴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帽子,那么他毛泽东担纲的三面红旗路线就铁定是一条错误的“左倾冒进主义路线”,而一位制定和担纲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领袖,还有任何理由继续呆在中共最高权力宝座上吗?要知道,中共最高权力的继承已经脱离了皇权在皇帝直系血亲中传承的传统,中国古代的皇帝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他可以自责自罚,可以下罪已诏,但他的皇位是由其皇室血脉保障的,是谁也拿不走他的皇冠的。但在中共就不同了,你犯了路线错误,就得乖乖交出手中大权。因此,当彭德怀所谓万言书提出三面红旗所犯错误的“阶级性”问题时,毛泽东是极为震怒和紧张的,他考虑得最为要紧的问题是:一,必须立即将三面红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朝“路线错误”上引的一切思想苗头扼死在萌芽状态,因此,必须罗织罪名,将彭德怀及其追随者打入冷宫;二,看一看这种思想苗头在中央核心层有没有出现,不管出现还是没有出现,必须借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逐一“过滤”表态,以“防患于未然”;三,必须进一步造成强大声势巩固和推进“三面红旗路线”的实行,并清除党内外的一切障碍,以证明三面红旗路线的正确。不错,当时三面红旗运动势头正酣,毛泽东在党内威望如日中天,他大权在握,言出法随。打倒彭德怀及其几个“小爬虫”如同捻死几个蚂蚁。这是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果真如此吗?为了一封信推迟会议改变议程大动干戈,随后又在全党全国掀起一轮狂风暴雨般的“反右倾运动”,导致数百万各级基层党政干部被打成“右倾”,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已经开始出现饿死人、“三面红旗运动”败象彰显、经济形势岌岌可危的历史情境下,正常吗?合理吗?实质上,毛泽东面对彭德怀的诛心指责已经心虚胆怯,色厉内荏,以不惜饿毙千万普通百姓和牺牲百万党政官员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他的“三面红旗”路线,饮鸩止渴般地不惜以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所有这些表现,都是毛泽东在恐惧和压力中心理抓狂的反应;其二,彭、陆、罗、杨事件明明是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的案,怎么说是1965年底发生的事情呢?用这个事例说明毛泽东没有“大权旁落”,则更加轻率。知道吗?毛泽东为了拿下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常委”的桥头堡——北京市委,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设计了怎样阴险的陷阱,策划了怎样阴鸷的谋略,恐怕一般人难以想像。借问,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怎样在毛泽东一手策划和密谋下出笼的?又是怎样诱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的?对彭真担纲拟出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毛泽东一开始又是怎样采取模梭两可甚至默许的态度,诱使彭真一步一步朝他设下的陷阱里滑,然后翻云覆雨,又以批判《二月提纲》为突破口打倒了吴晗和彭真,端掉了北京市委的?其中又经过了何等精心的算计?而毛泽东发动文革之所以不敢从政治经济的“正面”朝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常委”进攻,而是从文化艺术这个侧面采取进攻,恰恰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有力佐证!

  我们知道,在中共领导的所谓革命斗争中,中共核心层的最高领导权,的确是有其政治载体的。如果说这个政治载体就是杨先生所说的“政治目标”,也能说得过去,但“政治目标”这个表述,毕竟太笼统,太模糊。清晰的表述应该是“指导党的一段历史时期全盘政治实践的总路线、总方针、总设计、总方案”。也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权力或者掌握这个最高领导权力的最高领袖,必须是这个“总路线、总方针、总设计、总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直接担纲者。那么,中共所有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具有脱离或超越人类历史自然发展进程或自然成长规律的强烈的社会大实验性质。因此,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威能否立得住脚,能否保持长久性,能否可持续,完全取决于党内最高领袖所担纲的那个“总路线、总方针、总设计、总方案”在其政治实践中是否立得住脚,是否能持续下去,是否能实现预定的目标。而这一点,又完全取决于党的政治实践是否和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规律部分吻合。而中共党内任何最高领导人所担纲的那个“总路线、总方针、总设计、总方案”只要出了问题,只要无法持续下去,只要导致党的全盘政治实践走了麦城,无论他的威望多高,权威多大,都难免被请出党的最高核心层,甚至遭到批判和清算。

  毛泽东是从对别人“路线错误”的批判讨伐中攀上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而他登上党内权力顶峰、并获得全党的“顶礼膜拜”,自然也是因为他“路线正确”,并且“一贯正确”。实质上,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共所走的具体路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王朝之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分裂局面中农民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力方式,即以同样的军事割据和军事力量战胜分裂局面中的所有政治对手,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然,和以往农民起义相比,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理性的战略指导方针等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罢了。正因为中共所走的具体路径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传统及发展规律高度契合,才取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那么,中共所走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路径设计,即“正确路线”,是否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呢?非也,非也!中共走向这一条路径,尽管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岗山武装割据有开先河之功,但整个中共武装割剧政治军事局面的形成,则是中共及红军诸多领袖、将领共同努力的结果。直到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之后,才可以说毛是这条路径的理论集大成者,或者说毛是这条“路线”的主要担纲者。而正因为毛泽东洞悉了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最高领导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才对“路线”问题极为敏感。毛泽东深知,在党内,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一向是和“路线”紧密联姻的。“路线”一旦错误,权力大厦顷刻间就会瓦解。而在党内,因“路线错误”丧失权力的领袖人物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毛泽东不仅自已感同身受,而且从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等人身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这些人中一多半人遭遇的厄运,正是他毛泽东本人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赐予”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及其“路线性质的错误”,心里是清清楚楚的。而毛泽东决不允许自己重蹈陈独秀、王明等人的覆辙,即使自己担纲的这条路线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绝不能承认这条路线是错误的,这是他在党内保住最高权力和起码的政治生存的底线。党内任何试图突破这条底线的企图,他都将重拳粉碎。

  另外,对于中共最高领袖而言,究竟什么是“大权旁落”,恐怕杨先生并没有深入追究,而只凭着对毛泽东至高权威神话般的印象说事。中共最高领袖“大权旁落”的本质定义,可用一句话概括:这位领袖制定和担纲的指导全党政治实践的总路线因其错误和不可持续而被中止。其路线实施的中止之日,就是其大权旁落之时。因为对于中共核心层而言,一条路线指导的党的全盘政治实践,是通过对行政权、党权、军权甚至司法权的综合运行推进的,一旦这条路线被中止,其担纲者至少要丢失推行这条路线的大部分权力。对毛泽东而言,他的三面红旗路线所指导的党的全盘工作和政治实践,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开始实际中止的。之后在全党全国全面铺开并方兴未艾的三年经济恢复工作,是由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常委主持的。尽管上述“八字”调整方针还没有形成一条明晰的政治路线,但实质上已经成为不是“路线”的路线,它的核心理念是对“三面红旗运动”的纠错,是对全党全国工作的统帅。事实上,正是这条不是“路线”的路线将全国百姓从饥饿的生死线上拯救出来,将全国经济从三面红旗运动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挽救出来。也就是说,由于三面红旗所指导的政治实践被经济恢复工作所取代,毛泽东实质上至少丧失了指导全党全国经济工作的行政权,而党务权也被刘少奇占据了一多半。不错,以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和崇高威望,他可继续抓住这两项权力不放,但抓住这两项权力去恢复国民经济吗?去为他的三面红旗路线揩屁股、唱挽歌吗?这无异于自己打脸!而已经“君临天下”、睥睨一切、拥有“帝王之威”的毛泽东,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毛泽东深知,如果维持这种现状而不有所动作,随着经济恢复工作进一步展开,随着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常委”在“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中“成就斐然”,随着调整前后两种境况的强烈对比,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在民众中的威望将急剧提升,而他毛泽东手中的“实权”不仅会进一步“式微”,而且他作为“开国之君”的威望和政治资本也将逐步抽减,至于死后会不会因他作下的“大孽”而像斯大林那样遭到“焚尸扬灰”的清算,那将是大概率发生的事。

  四,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是“重塑路线”、控制全党

  因此,毛泽东要想扭转三面红旗路线失败造成的“大权旁落”的局面,就必须在党内重新“打造”一条政治路线,将党的整个政治实践和全盘工作位移到这条路线的指导之下,从而名正言顺地夺回在党内失去的那部分最重要的最高权力。尽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几个月就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加大力度推进“四清”运动,试图以阶级斗争和四清运动将经济恢复工作这个党的全盘工作的主战场位移过来,重新打造一条以毛泽东担纲、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党的总路线,但这个尝试失败了:其一,四清运动并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一线常委的抵制,相反,刘少奇表现得相当积极,对毛泽东“旨意”几乎亦步亦趋,尽管后来与毛泽东在对四清运动的定性上产生了理论上的分歧,但刘少奇可以说顺利地掌握了四清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大权旁落的失落感更加强烈;其二,四清运动主要目标在农村,无论牵涉面还是政治内容都过于狭窄,实质上仍然是为三年大饥荒揩屁股,这场运动无法承载毛泽东在党内重新打造一条政治路线的政治分量;其三,在一线常委的领导下,经济恢复工作和四清运动并行不悖,顺利运转,反而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刘少奇等一线常委自上而下、自成一体的权力体系,甚至几成和他毛泽东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一点,在毛刘关于四清运动性质上的分歧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此,毛泽东实质上已无退路,而要彻底摆脱这个困局,毛泽东必须在党内打造出一条完备、系统、缜密、强硬的政治路线,来夺取全党工作的主战场,重塑他在党内最高领袖的权威。

  而要重塑路线,就必须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和打倒彭德怀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和历史情境。打倒彭德怀时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正方兴未艾,炙手可热,毛泽东全权在握,“不可一世”,因而打倒彭德怀一次党的会议就能搞定。但打倒刘少奇却不同。其时,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已经彻底败下阵来,而为三面红旗路线收拾残局的正是刘少奇。刘少奇代表的远远不是他个人和在党内的权位,而且代表着一条和他的三面红旗对立的“路线”,代表着和他毛泽东分道扬镳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理念,代表着一个至上而下成熟运转的权力体系。因此,毛泽东重塑的这条路线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必须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完备性、系统性、“战斗性”,占据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二,必须彻底倾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常委”形成的整个权力体系,将这个权力体系坐标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统统清洗、过滤一遍,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迫使他们扭转观念,转变立场,站到他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来。一句话,实现全国党政系统的政治和权力的大洗牌;三,和刘少奇代表的这个权力体系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将它表述为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表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此,必须捏造出建国后毛刘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以取得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合法性,占领党内斗争的政治制高点;四,必须为自己选出一名或数名能够继承他毛泽东理论衣钵和“路线”衣钵的接班人,以备在他死后全党仍然执行、延续他的路线,继续保持他在全党拥有的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望,以防被人秋后算账,挫骨扬灰,遭到斯大林同样的下场。

  毛泽东深知,要想重塑这一条“政治路线”并占据全党的中心指导地位,统帅全党的全盘工作,非要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前所未有的、比中共建政之来历次政治运动规模更大、更彻底、更激烈的政治运动不可,而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不是党外的“阶级敌人”,恰恰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整个党政权力体系。说白了,这场政治运动不能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依靠中共各级党政官僚体系进行,而要利用“体制之外”的广泛激烈的群众运动来进行,因为中共各级党政官僚体系恰恰是这场运动整肃洗牌的目标。而毛泽东发动这场几乎是“自毁长城”、“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自信,来自哪里?我以为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一,二十多年来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僚之间形成的“君臣关系”,这一点决定了党内尚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挑战他的至高权威;二,毛泽东自登上党内最高领袖宝座以来所一直扮演的“君师合一”的角色,成了全党“教父”式的人物,这一点,决定了他在党内拥有至高话语权,决定了党内思想理论领域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全由他毛泽东说了算,或者说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当代的马列主义;三,两千多年的皇权主义意识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十多年的“党化教育”和国家主义意识的灌输,使毛泽东在亿万大陆民众心目中“真命天子”的定位已经巩固,这一点对于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真正的“群众性运动”极为重要,也是在中共整个权力系统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毛泽东仍能牢牢控制局势的根本原因;四,借林彪牢牢控制军队大权。

  那么,毛泽东重新打造的这条路线在文革的具体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上述“四个条件”,是否兑现了呢?其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这四个条件是兑现了的,其具体内容为:一,文革发动的理论依据是原教旨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主持发起的一系列政治实践都是依据这个“原教旨”进行的,因此,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理论上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占据“正统”,而且可以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二,将中共党政权力体系进行一次全面而通透的过滤和洗牌,以清除“刘少奇”的政治势力,完成围绕毛泽东文革政治路线的组织重建,这个目标可谓事倍功半,煮成了夹生饭。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之后蔓延到全国的“夺权”运动,演成了一出极为荒唐的历史闹剧,而之后各省相继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没有完成毛泽东的初衷,其中被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老干部”最终没有摆脱“刘少奇式”的中共建政后形成的“传统思维习惯”和中共官僚体系继承下来的政治利益链条,成为毛泽东死后颠覆文革政治势力的中坚政治力量;三,杜撰出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毛、刘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合法性,这一点,至少在文革结束之前,毛泽东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这方面的系统阐述,典型地表现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四,在毛泽东为自己选择接班人上,毛泽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在九大党章上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的林彪叛他而去,后来选择的王洪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被他讥为“刘盆子”而放弃,最后选出的华国锋在毛泽东眼中不过是一个中介人物或过渡人物。那么,在毛泽东心目中是否有能够真正继承他的理论衣钵和路线衣钵的接班人人选?也许有,但难免美中不足,或者理论水平不行,或者政治能力不足,难担大任。忘了说一句,毛泽东的所谓理论衣钵,就是他在文革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我们知道,像毛泽东这样在中共党内长期拥有党的最高领袖威望的政治家,如果在指导全党政治实践的政治路线上犯了大错,不仅领袖权威面临着可怕的瓦解,而且对于其个人来说,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毛泽东在他的三面红旗运动被终止之后,是绝对不甘心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他毛泽东凭借着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全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在和平年代,他毛泽东如果不能用同样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统帅全党,那么不仅他在党内的政治权威将一落千丈,而且对他身后的历史评价,将授人笑柄,成为千年耻辱。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极为痛苦和纠结的事。然而极其遗憾,中共建政以来他制定担纲、以三面红旗运动为载体的那条指导全党实践的总路线,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证明是错误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灾难。因此,毛泽东之所以将他的后半辈子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他精心设计、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上,至少有两点至关重要:一点,将他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实行的那一条错误路线从党的历史上遮蔽掉;另一点,以文化大革命“奠定”他建政以来的那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而佐证他毛泽东在和平年代始终有一条贯穿于全党政治实践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尽管这一条中共建政以来“自始至终”存在的“正确路线”有杜撰之弊,尽管用这样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掩饰甚至取代“三面红旗”错误路线的事实有掩耳盗铃之嫌,但文化大革命只要对毛树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假想敌进行真枪实弹地“战斗”,并且将这种“战斗”演绎为全党的政治实践和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那么他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的“历史事实”,不就是板上钉钉子了吗?可见,文化大革命不仅为毛泽东重塑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延续了他后半辈子的政治生命,而且重塑了和平年代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贯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一极为神圣权威的地位。

  杨继绳先生不是提出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当成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吗?不是提出夺刘少奇的权对毛泽东来说怎能同毛建国这样一件大事相提并论吗?上述两点,就是答案。而毛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观点,不过是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中的核心理念。而这个核心理念的提出,只是毛泽东幻想全党在他身后能够继续“沿着他的革命路线前进”。

  五,“文革理想主义”说的逻辑破绽

  在《反思》一文中,作者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纯洁性”,一味强调毛发动文革并不仅仅要夺刘少奇的权,而是要践行他的“革命路线”,而实现他的“革命路线”的目的,不是掩盖他三面红旗路线的错误,不是重塑他在党内一贯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不是维护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请看:“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这种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是纯粹理想主义的观点有着极大的逻辑漏洞。我们知道,文中所说的毛泽东那个“理想社会”,即消除三大差别、人人平等、“一大二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已经在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中尝试过了。这一点,杨先生也是承认的。但这个“美好社会”、“乌托邦”在实践上已经被现实碰得粉碎,引发了滔天大祸,饿毙了数千万人。所谓“理想社会”短短几年就如同坠落人间地狱。事实证明,这个“美好社会”的实施已经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超越了现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什么意思呢?即实现这样一种乌托邦性质的“美好社会”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阶段,也许要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具备。而在不具备这些历史条件的情况下仅几年时间就继续进行这类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大实验,无一例外会重蹈覆辙,酿成大祸。这一点,连傻瓜都会想到,何况对于老谋深算、精明过人的毛泽东呢?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抱着“建立美好社会”纯洁动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认真吸取三面红旗失败的教训,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避免走进“同一条错误的河流”。而作者却说毛泽东“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在短短几年内、几千万饿殍尸骨刚寒的时侯就以发动文革重新开启这个乌托邦性质的大实验,“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这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是疯子?是白痴?竟两次趟入了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是丧失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码的政治常识和理性思考?如果说明的不是这些,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根本不纯,是别有用心。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尤其在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遭遇“滑铁卢”之后,他根本不会相信在现有历史条件下真的会建成他心目中的“美好社会”,如果他真的第二次走进“同一条错误的河流”,那么等待他的决不会是什么美好社会,而同样是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事实上,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他根本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傻,那么蠢,“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他把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重新改回一级所有吗?没有。他重办“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吗?没有。他取消“八级工资制”和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及其享受的不同等级的特权了吗?没有。总之,1958年所有“超出现有发展阶段”的那些要命的傻事,毛泽东一件都没干。其中的利害,他清清楚楚。那么,毛泽东既然很清楚他发动文革是无法建立起他嘴上说说的那个“美好社会”,那么为什么又偏偏要发动呢?

  我们不妨先反向思考一下,看看一个真心想建立这个“美好社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三面红旗”这样的错误路线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至少必须从三个方面来反思、总结、忏悔、解决这条错误路线带来的恶果。第一个方面:这条路线,究竟在哪些要害问题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超越了现有历史发展阶段?比如,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趋于成熟、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农业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趋于成熟、生产力极大提高这些历史条件的具备,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否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比如,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促使生产力成千上万倍迅速增长的是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经济,而中共建政后中国还处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交换经济,是否真能够跨越商品经济阶段,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生产力?再比如,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为低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和高级的共产主义阶段,并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而三面红旗路线却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刚刚两年,就直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跃进,这是否有点异想天开,是否有点荒谬?还有,如果用整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将全部生产社会资源集中在手中,用行政权力最大限度地调集各方面资源进行“跃进”式的经济建设,比如五八年的大炼钢铁,是否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更快、更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从而在短时间内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抑或只能适得其反,严重地阻滞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为什么中国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市场和商品交换,就会无一例外地出现短缺经济和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如果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超越必要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合理的私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存在,那么中共建政后短短几年就取消“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没有经过必要的过渡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不是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

  第二个方面,他必须从思想根源或思想方法上深挖造成“三面红旗”错误路线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无视摆在眼前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条件而硬要干蠢事?是因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还是想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为什么张口人民利益闭口人民福祉,但当人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时还要继续坚持这条错误路线,从而导致更多的“人民”死于非命?骨子里是不是将人民当成这场社会大实验的实验品?为什么连常识和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顾,却一味地相信亩产万斤粮这样荒谬绝伦的神话?为什么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都争相弄虚作假、浮夸虚报而置人民死活而不顾?是否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什么在大饥荒灾情已经相当普遍、严重的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仍然知之甚少甚至毫不知情?下级的“报喜不报忧”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这些高层领导难道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吗?他们有双腿可以走下去,有双眼双耳可以到处看看听听,难道弄清真相真的那么难吗?是不愿看到真相,还是不愿相信真相?是看到了真相而不说,还是故意用谎言去掩盖真相?

  第三个方面,他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集中全党力量挽回大饥荒的危困局面,把人民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其中一个主要举措,就是进行战略“退却”,像当年列宁那样,采取新经济政策,其中允许农村农民责任到田,包产到户,事实证明,这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快速恢复粮食生产最有效的办法。而列宁当年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中允许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恰恰是不折不扣的“列宁主义”,绝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更重要的是,三年大饥荒之后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列宁当年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经济困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规模,因而,采用类似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战略退即,是惟一符合列宁主义的正确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恢复完成后,他应该引导全党从这条错误路线的灾难性后果中吸取那些最重的教训,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真正弄清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要在怎样的历史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上才能完成,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还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它们的生命周期还有多长等等,从而使全党在今后的努力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担纲三面红旗路线的党的领袖面对错误路线恶果从这三个方面去扭转困局,吸取教训,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常委”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当然,走得并不很远,仅仅是以大量的经济措施和实际工作弥补损失,恢复生产,克服困难,扭转困局,救人民于水火。至于思想和理论上的反思、批判和总结,党的经济工作的战略退却等等,却基本没有什么大动作,比如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中央只有极少数人提出,一线常委基本没有人将其作为党的战略退却举措正式提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支持或默许农民这样干,也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不敢拿到台面上来。一线常委之所以这样小心谨慎,畏首畏尾,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顾及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和颜面。

  那么,毛泽东呢?他朝这个正确方向走了吗?没有,一步也没有走。当然,一线常委朝那个方向走,他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毕竟大祸已闯下,他知道自己必须负主要领导责任。问题是,他不仅没有朝正确的方向走,反而朝相反的方向走,并且越走越远。请看,其一,就在195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事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民请命警告他必须悬崖勒马时,他打倒了彭德怀,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进他的三面红旗运动。请问,他难道不知道继续这样干会饿死更多的人吗?他如果眷念苍生,体恤生命,尚存丝毫政治家的良知,他还会这样干吗?再请问,他这样干,究竟为了“实现美好社会”,还是为了领袖权位,一已私欲?其二,就在三面红旗路线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三千多万饿殍尸骨未寒,他毛泽东还在为着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还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或“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争论不休。显然,在如此灾难后果面前,毛泽东还在试图为他的错误路线颠倒黑白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 ;其三,七千人大会之后,正当一线常委们努力为挽回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大干一场时,毛泽东却另彻炉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将七千人大会奠定的方向“钦定”为“右倾”进行批判,射出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三支毒箭,并将王稼祥等人为配合国内经济恢复工作而提出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意见,归纳为“三和一少”进行批判。由此可见,尽管三面红旗实践在客观规律面前已被碰得头破血流,且根本无法持续下去,但毛泽东仍然顽固坚持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居然没有任何反思和检讨,这决不是因为他认知上的失误,而是这种错误且荒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押着他毛泽东的政治生命,押着他毛泽东在党内至高的政治权威和领袖权位。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坚持的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已经和建立“美好社会”的纯洁动机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造成了人间地狱般的社会现实;其四,企图用四清运动干扰、转移全党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经济恢复工作,尽管此举没有成功地阻挡全国的经济恢复工作,但这场同样整人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工矿企业和基层农村举步维艰的经济恢复如同雪上加霜;其五,当毛泽东挽回个人“大权旁落”困局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他居然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更加酷烈的政治运动将“一线常委”一网打尽,他把四清斗争的目标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质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常委了。当然,周恩来除外。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他毛泽东没有周恩来不行。这是题外话。其实,当毛泽东将他整人的目标锁定在刘少奇等人的身上时,他对其中的是非曲折是非常清楚的。他难道不知道刘少奇等人力主国家经济恢复工作何罪之有?他难道不清楚被他打压的彭德怀说出了事实和真理,是正确的?也是冤枉的?他难道不知道他的三面红旗运动已经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远远超出了社会发展阶段,因而实施战略退却如农村实施“三自一包”正如当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样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他难道不知道中国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没有经历过,又何来“资本主义复辟”之说?他难道不知道整倒刘少奇等一批党的高层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无辜者要跟着陪绑,备遭迫害,他将制造遍布全国的冤狱,掀起一场惨绝人寰的血风腥雨?是的,所有这些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就是要这样干。至于他这样干的动机,只要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斯大林几乎将列宁在世时俄共核心层所有杰出的领袖人物悉数按上各种罪名枪决,难道真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党的利益?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难道这些政治局委员真的堕落成反党集团,不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就无以挽救党,挽救革命?人们应该切记,当列宁式政党核心层领袖们的内斗以残酷迫害、血腥杀戮的方式进行时,千万不要相信其中的迫害狂、杀人者的动机是为了什么“革命利益”、“美好理想”,这些动机无一例外是个人私欲权欲的恶性膨胀,乃至践踏了良知和人性的底线。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党的核心层成员的大规模迫害,其真实动机难道和斯大林屠杀政治局委员们的动机没有异曲同功之妙?说什么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重点目标放在党内高层,是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云云,委实对毛泽东的政治道德有粉饰之嫌,恐怕“党内高层”对他权位的致命威胁才是主要原因吧?其实,从三面红旗运动导致的巨大灾难来看,就完全能看清毛泽东用同样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方向和悲剧性结局了。我想,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的后果是清楚的,而他本人也非常清楚文革的后果肯定不是什么“公平社会”、“美好理想”,否则他就不会说他干的生平第二件大事——文革,弄不好就会搞得“腥风血雨”。

  实质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言之凿凿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充斥了大量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理论作秀。说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么“修正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难道真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吗?难道就没有包藏一点私心?他是否有和苏共争夺列宁主义的正统地位、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政治野心?他如此仇恨苏共,是否和赫鲁晓夫尖锐批评他的三面红旗运动是左倾错误有着直接关联?而赫鲁晓夫难道批评得不对吗?而更关键的“私心”,恐怕和他暗藏在心底的最大一块心病有关,即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尿不到一只壶里,但毛泽东和斯大林为争夺和保卫自己在各自党内的最高领袖权位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方面,恐怕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吧?比如在党内“党同伐异”的冷酷,在党外严厉镇压的血腥。而这些账总有一天会被历史人民清算的。因此,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焚尸扬灰”,毛泽东难免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之感,他之所以如此警惕、憎恨、防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正是出于这种自私且病态的心理吗?

  还有,他主持的针对苏联“变修”的九评之中,抨击了苏联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集团问题,并在文革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观点。然而,毛泽东反对党内官僚特权的思想决没有超出朱元璋的水准,更不用说在制度实践上作出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贡献。其实,毛泽东对现代宪政民主理论极为熟悉,他在四十年代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发表的那些文章和阐明的观点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有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统治集团中的特权阶层和吏治腐败,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清楚楚的,但毛泽东肯结束一党制吗?他的至高权威不正是拜一党制所赐吗?可以说,文革除了清剿毛泽东的政敌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度上的举措来解决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问题。如果说文革前中共核心层已经像苏联那样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集团,那么这个集团的总代表就是毛泽东,而不是刘少奇。因为毛泽东享受的各地“行宫”,比中共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多,毛泽东享受的各种特权,比如专为他制作特供香烟、特供瓷器等等,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常委都多。文革之中,毛泽东是否将自己享受的各种特权取消一部分,以身作则带动全党对高中层干部享受的特权进行制度性改革?恐怕没有吧?大家知道,今天这样的深度的吏治腐败,它最初的“发轫”是利用各级权力“拉关系走后门”。那么,拉关系走后门这一腐败之源在中国的什么时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呢?是从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后期。这一点,是毛泽东本人承认的。实质上,文革后期通过关系后门,借助权势人物的帮忙参军,上学,提干,安排、调动工作,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时打点权势人物只需要送点东西,或者东西也不送,只凭着老关系或私人感情就可搞定。记得那时侯通常两瓶好酒一条好烟就算不错的“礼”了。但不管如何,这就是“权力寻租的初级阶段”。如果不果断刹住,堵住其源头,那么其发展趋势将是“新生资产阶级”大量从党的权力阶层中产生。我们今天的贪官们贪污受贿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正是从“两瓶酒一条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果毛泽东真的能从反贪的百年大计着眼,堵住党内“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的源头,那么就必须决绝地将走后门现象堵死,以未雨绸缪,堵大堤之蚁穴。然而,在文革后期“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坦然大度地“放了”开后门一马。请看他在1975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怎样说:“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其一,说毛泽东时代清廉,实质上到文革后期,已有“成百万人在走后门”,其向贪污腐败、收礼受贿发展的“苗头”和“势头”已经十分严重;其二,毛泽东对这一状况非常清楚,并承认自己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百万走后门”中的成员之一,如果提倡反对走后门,岂不要反到他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吗?其三,毛泽东不仅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根本不想从这个源头去清除“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相反,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怕有人纠缠“走后门”而转移“斗争大方向”。那么,他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就是如何坚守他的文革路线,并且能够在他身后延续下去。因此,谁反对他的文革路线他就整谁;其四,他不仅承认自己也走后门,而且发明了一个奇怪的逻辑:只要是好人,走后门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亲不亲,路线分”。难怪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骄奢淫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毛泽东评判党内官员的标准根本不是什么廉洁不廉洁,贪腐不贪腐,而是是否忠于他的政治路线。至于他在文革中发出的“五七指示”、“关于一大二公新社会的构想”等等,也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做做表面文章,为他的文革路线装点门面。正如上文所说,他是绝对不敢把“三面经旗”那一套再演一遍的。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1949年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经过四十年发展的中国,所展示的“中国方向、命运、前景”,和1952年开始毛泽东用他“原教旨列宁主义”理论依据指导的二十四年政治实践所展示的“中国方向、命运、前景”,在生产力的束缚、破坏还是解放、推动;在普通公民基本权利、自由的践踏、摧残还是有限度的维护、尊重;在精神文化学术理论的禁锢、压制、凋敝还是开放、丰富、繁荣;在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扭曲、恶化还是有了较大的进步和良性发展,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共建政后是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经过“十五年到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阶段”,历史已经给出了客观公允的答案。而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真有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话,那么这两条路线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也已经见了分晓。当然,中共走错的这一段弯路的责任不全在毛泽东,许多现在已经变化的历史条件,是当年促成中共和毛泽东犯错的客观因素,而且不可逾越。但毛泽东无疑负有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集大成者,它的邪恶性和不可持续性已昭然若揭。如果真像毛泽东所坚持的那样文革“七八年来一次”,那么中国大陆将是一幅怎样冤狱遍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命运,将是万劫不复,永无宁日。如果认为毛泽东亲眼目睹他亲手制造的这一幕幕人间悲剧和灾难后果还自以为出于“建立美好社会”的“纯洁动机”,那么究竟是你看错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侮辱了自己的人格和智商?

  杨继绳先生认为,不能将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归因于个人的道德。这似乎是一条客观评判历史人物的普遍标准。但是,历史上政治人物诸多政治道德的表现,却会形成某些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却是由其中的政治规律或政治权力规律支配着的。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诸多君主、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最高权位的一已权欲,往往弃“王室命运”、“朝廷大局”而不顾,这种最高掌权者堕落到家的政治道德,往往恰恰在“王室江山”面临危局时表现得格外典型和突出。遗憾的是,这种为一已权势宁顾“小局”而舍“大局”的“君皇道德”,已经成为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哪怕这个“大局”关系到“朝廷江山”的生死存亡。因此,掌握这个“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不仅是解开中国专制政治形态下最高掌权者重大政治行为的谜底之钥,也是一贴免于今后被最高当权者的各类“美好理想”、“崇高动机”蒙骗而误判历史、贻误后人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