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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态模型猜想”与中国GDP增长模式
2019-11-19 09:49:2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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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已成骑虎之势,只能进,不能退。

  (文章原标题:一个门外汉的“资本生态模型猜想”)

  平生喜欢写些文章。散文、小说都写过,但都不登大雅之堂。比较擅长的体裁,可能算是“政论”了。但“政论”中,写经济题目的很少。对经济学素无认真研究,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因而即便写经济评论,也大抵从政论角度出发,其中破绽百出,贻笑大方,也就在所难免了。好在本人写文章,一不是为了立志,二不是为了立言,三不是为了立业,惟有一个目的——浇灭心中那个块垒。一篇文章浇灭一个块垒,达到上下通气,全身舒泰的效果,便知足矣。故写下这个题目,即便冒着闹出经济学常识笑话的风险而自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浇灭心中那个块垒的决心,却是万难动摇的。

  这篇文章想要浇灭的那个块垒,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数百年间,全球所有国家或民族命中注定要走的那条“现代化道路”,实质上就是统统坠入“资本”的“彀”中,而“资本”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它的生命之源,它的生命密码,它的生死规律是什么?总之,它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态模型”?这个追问,像牛黄一样在胸中积蕴了二十年,但笔者所接触到的所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均无满意的答案。这也许是鄙人孤陋寡闻之故。所以这篇文章除了道出自己的所猜所想外,还心存引出高人指路的梦想。

  一、如果“消费”是资本的“生命之源”,很可怕

  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错在哪里?》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把资本的本质归结为剥削,把资本的生命密码归结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把资本的生态模型归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错误的。资本的本质应该是“消费”,它的生命密码应该是不断拓展社会需求空间,它的生态模型应该是不断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我是这样“表述”上面的意思的:“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本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其商品在同类商品竞争中的市场份额,依赖于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依赖于能否不断更新产品以迎合、刺激、拓展新的社会消费需求。可见,资本增殖的内在冲动,如果仍然囿于“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即以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为主要手段的产品增值,已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而且经过工人的合法斗争,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也越来越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规定在生理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把这种冲动转移到增加商品的市场份额和开拓商品的消费需求上来。这种转移不仅决定资本的增殖,利润的实现,而且直接关系到个体资本的生死存亡。而这种转移更加本质的必然性则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对消费需求的开拓是资本增殖的两个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方向,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这样的表述,显然非常肤浅。如果顺着“资本”的本质是“消费”这条思路深想下去,会出现一幅相当可怕的景像。不妨举例说明。

  比如一个国家的电视机行业。我们假定将它在“自产自销”的范围内考察。毫无疑问,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电视机产业,是由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对电视机的消费需求支撑的。而这个消费需求的空间有多大,直接关系到这个产业成千上万员工的饭碗。我们不妨来看看电视机的消费空间是怎样变化的。

  第一,当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侯,它的前景仿佛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而在普及过程中,其消费空间也确实在不断地拓展扩大之中。其中至少有如下情形:其一,如果普及的目标是每个家庭至少一台电视机的话,那么,全国家庭的总数就是电视机需求量的最低基数。这个最低基数还必须加上:全国每年家庭的增长数;由电视机使用寿命决定的电视机每年的更新率;由技术革新、款式更新、功能提升等科技因素决定的电视机每年的更新率,也就是说,由于经过技术换代、款式更新的新产品不断推出,相当一部分家庭在原有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就淘汰了旧电视机,购买了新电视机;其二,随着电视机需求空间的不断拓展,电视机产业也不断壮大:生产电视机的厂家及其就业人数会成倍增加;其三,我们知道,任何消费需求,都是由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兑现的,其间,消费空间的大小,由消费者相应的购买力决定。而在电视机的普及过程中,只有在每个家庭的购买力或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拿出钱来买电视机。而全国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收入或购买力增长由如下几个主要因素促成:由全国各类产业(也包括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壮大而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增加;由每一个消费者所服务的企业、经济实体或社会机构的“利润”或总收入的增加而带来的每个员工工资的增加;各类消费品在普及的过程中因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等因素而导致价格下跌,引起购买力的相应提高;消费者通过经营、投资、理财等其他途径带来的收入等等。

  第二,当电视机在全国已经完全普及,即全国每一个家庭至少拥有一部电视机时,电视机的需求空间,就有些不妙了,它面临着停滞、萎缩的状态。原因如下:因为普及,电视机的拓展空间已无“处女地”可占,电视机在全国家庭中的拥有量已处于饱和状态;因使用周期而产生用户手中电视机的淘汰率、更新率,远远低于电视机的产量;即便加速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也许能大大缩短用户电视机的使用、更新周期,但依然敌不过电视机的产量;对每一个电视机生产企业而言,因激烈的同行竞争,为争取市场份额,它必须不断地降低成本,薄利多销,同时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它只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生产、销售更多的电视机,才能获取利润,维系企业的生存。

  第三,电视机需求的饱和,来自于电视机的普及。而当电视机需求空间和电视机的产量相比处于饱和、萎缩状态时,整个电视机产业的结局无非有如下几种:其一,相当一部分企业转行或破产;企业大量裁员或降薪,社会失业人数增加,本行员工收入减少;其二,“留守”的电视机企业的生产,只为满足用户因电视机使用周期或产品换代而产生的更新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它仍然可能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被其他更先进的产品所冲击甚至取代;比如,当前电视机的各种功能电脑都兼有,电视机市场正在受着电脑的强力冲击。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出现并流行的手提录音机,如今几成古董,其市场早已被MP3、MP4取代;另一种,通过脱胎换骨的技术创新,实现真正的“咸鱼翻身”,再创辉煌。比如用数码相机取代老式的胶卷拍摄的相机,就是这样一种“咸鱼翻身”,它迫使所有的消费者身不由已地淘汰家中的老式相机。但这样的机遇极少,即便遇上这样的机遇,也会产生大批的“时代淘汰者”。比如随着数码相机的诞生和普及,恐怕不少老式相机和胶卷的生产厂家,面临着转产甚至破产的危机吧。

  第四,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一个产业由“朝阳产业”演变成“夕阳产业”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整个社会而言,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相当严重的“连锁”作用。其一,大量的资本需要向“新兴”的行业转移,但究竟有哪些行业能接纳这些资本,分给它相应的市场份额,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其二,失业的员工需要重新找到工作,社会能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吗?其三,如果一个支柱产业的员工大量失业或降低收入,那么社会消费者的整体购买力就会降低,从而引起其他生产领域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的下行。

  由此可见,在人类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任何新兴行业或新兴产业,都有一个从朝阳产业向夕阳产业的嬗变过程,而任何传统行业或传统产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受到新兴产业的无情冲击,他们必须在不断创新中求得自保,维护传统的生产规模已属不易,扩大生产规模则更为艰难,而所谓创新,就是不断拓展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需求。

  就是说,资本的本质属性,就是带领一个一个产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条不归路上,任何产业,都必须不断地前行维系、拓展属于自身领域的消费需求以至于无穷。因为人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消费需求,其性质和规模都不会静止在一个点上,更不会退回原点,它变化无穷,深不可测。那么,资本的这种本质属性,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主要后果呢?其一,一个产业由朝阳产业向夕阳产业的嬗变过程,也是这个产业的商品普及化的过程,当绝大部分消费者拥有这种商品的消费能力时,也同时证明了绝大部分消费者的购买力有了提高;其二,当所有新兴产业集群交替完成着由朝阳变夕阳的过渡时,当所有的传统产业在不断创新中拼命挣扎时,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社会大部分消费群体的购买力空前提高,一个承载着社会主要消费需求的中等阶级出现,穷人和极富裕者变成枣核的两端;其三,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朝着奢侈化大踏步前进;其四,人类消费需求的无限膨胀和资源、生态环境、有限的消费空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其五,商品生产对社会消费需求的过度依赖和人类拓展自身消费需求空间的有限能力产生尖锐的矛盾。

  弄清了资本的本质属性,就会大致弄清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结局。下面不妨来看看。

  二、GDP是一个什么“东东”?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且假定所例举的国家是经济封闭的国家,因而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于GNP(国民生产总值)。

  可以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GDP是和这个国家的社会需求和全体常住居民的整体购买力相对应的。当然,所谓“社会需求”并非全指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它至少有两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和各类社会公共活动的需求。比如军工生产和国防开支,就不能纳入居民个人的消费空间中去,但国家或政府的各类社会公共开支都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因而也可以说,GDP和全体常住居民的整体购买力相对应,只是公民们拿出自己购买力的一部分用于纳税罢了。一般来说,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只要不发生战争等突发情况,全体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及购买力所支撑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并支配着其他部分的变化。

  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GDP是很低的,它和现代化已初步完成的国家,在“GDP”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人均GDP只224.9美元,在全世界GDP中所占比例,由1950年的5.2%下降为1978年的5.0%。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而美国1978年人均GDP已达10000美元,是中国的40多倍。但是,中国和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防和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则旗鼓相当。比如当时中国军费绝对值在140亿元(人民币)上下,占GDP比例也固定在4.5%左右。而美国当时的军费在退出越南战争以后,也占美国GDP的5%左右。再看一组数据:1978年中国的GDP总值为3201.9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7.31%;而美国在1970年初到1993年这二十年间,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在平均27%左右的水平;可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两国GDP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两国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支撑的。

  因此,如果中美两国GDP中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活动的部分相当,那么,两国之间人均GDP的巨大差距,可以从两国消费者的个人消费空间的比较中找出原因和得出答案。我们不妨试着进行一下这个比较。

  以城市普通居民为例。1978年中国城市普通居民的个人消费空间大致为:住房绝大部分是单位的公房,每月仅付极低的房租即可;衣食部分都由国家按计划配给,可以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温饱,但超出这个限度的消费,则不可想像;日用品方面:连自行车还没有普及,就别说电动车、摩托车、小汽车了;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相机、空调、电话等家用电器,仍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与绝大部分普通居民无缘,一个家庭,能有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收音机,就算相当富裕了。至于带薪休假和旅游,则更是天方夜谭。那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普通居民的消费情况如何呢?我不想一一例举,只想用两个例子说明问题。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黑白电视机就开始在美国普及,美国人当时花75美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1940年,美国古尔马研制出机电式彩色电视系统。1949年12月17日,开通使用第一条设在英国伦敦与苏登·可尔菲尔特之间的电视电缆。1951年,美国H·洛发明三枪荫罩式彩色显像管,洛伦斯发明单枪式彩色显像管。1946年美国第一次播出全电子扫描电视,从此,电视进入电子扫描时代。战时,美国只有商业电视台六家,民间使用的电视机的总数也不过一万台。战后,美国新设的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至1948年底,电视台增加到41家,电视接收机的产量也达到100万台。到了1964年,美国的彩电更是畅销,当年销售了124万台,几乎是过去十年的总和,使彩电的总数,一下子高达286万台之多。至1966年,全美彩色电视机超过了1000万台,USA的彩电普及运动就此完成。再看家用汽车的普及。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在一个国家中基本普及汽车时,大约为每千人保有250辆汽车;高度普及汽车时,大约为每千人保有500辆汽车。美国有三次汽车普及高潮。第一次汽车普及高潮在1910年至1929年,汽车产量从18.7万辆增加到533.7万辆,年均增长19%;第二次汽车普及高潮在1946年到1955年,汽车产量由310万辆增加到920万辆;第三次汽车普及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汽车年产量平均在1000万辆到1200万辆之间;到1995年,美国千人汽车拥有数为700辆,其中轿车为500辆。如此推算,在1978年左右,美国千人汽车拥有数至少达到四百辆左右。从这两个例子的比较中,就可以得出中美两国普通居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个人消费空间的巨大差距的原因和答案了。

  但反过来说,1978年在中美两国普通居民消费空间的比较中,后者超出前者太多的巨大空间,恰恰又是前者潜在的发展空间。一旦“资本”这个“魔鬼”被引入,那么这个潜在的巨大发展空间正是它神速壮大阵容、大显身手的绝妙舞台。一般来说,一个远远落后于世界消费浪潮的初始现代化国家,一旦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和大量资本,只要冲破资金、资源、观念、习俗、传统生产方式等瓶颈,普通居民个人各类现代消费品的普及就会迅速进行,由个人消费空间急剧扩大支撑起来的工业规模、产业集群、金融链条、市场体系也会迅速壮大,一个全新的国民经济体系成长起来,而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体现在GDP的高速增长上。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反差: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已经先期完成、国内居民各类现代消费已趋于饱和的国家,GDP的快速增长已经不大可能,年增长百分之一二就算不错,而下行的危机却随时可能出现,GDP一旦出现负增长,则经济衰退的阴影会立即笼罩过来,更可怕的是,往往经济领域的一个局部的“坍塌”事件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全球大面积的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如此。为什么?就是因为GDP的增长取决于社会消费空间的消长。当社会消费空间已经饱和,则GDP就会举足维艰,捉襟见肘。要拯救GDP,发达国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依靠高科技的发展开拓出全新的消费空间,以形成规模空前的“新星”企业群和巨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微软的开发和互联网的诞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但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一方面,任何现代产业由“朝阳”变“夕阳”已成普遍规律,当一个产业从巅峰上跌落下来,必须由另一个新兴产业填补上去,GDP才能保持不跌;当产业群彼起此伏地相继从巅峰上跌落下来时,填平补齐已属不易,想突破日趋饱和的现代消费空间的上限,除非发生类似互联网那样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但这样的革命越来越难,越来越少了;另一个:如果在科技创新上已经“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则可以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以拓展消费空间,拉动GDP。然而,这种法子很不靠谱,属于寅吃卯粮的投机勾当,且冒着很大的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种法子捅下的大娄子。相反,在那些现代化刚刚开始的国家,由于国内居民潜在的消费空间十分巨大,只要“资本”的操作得当,则GDP出现两位数的增长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中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出现GDP持续高速增长、且由全球倒数第二(人均GDP)跃为全球第二(全国GDP),并不奇怪。目前在中国大陆,像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数码相机、电动、摩托车等现代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手机、数字电视、电脑、MP3、MP4等“新生代”智能产品和家用轿车、奢侈品等高档消费品的普及速度也十分惊人,旅游也已经成为大众消费的常项。似乎按照这个速度,各类现代社会消费空间的饱和,在中国大陆已经为期不远。到了那时,中国的GDP怎么办?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成长路径和成长方式的不同,因而,在回答各发展中国家的各类现代社会消费空间达到饱和状态时GDP怎么办这个问题时,各国的答案也是不相同的。

  我以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和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成长的路径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效仿的“特色”,甚至是畸形的,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政体虽然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转为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主义,但其根本性质仍然是专制主义政体。因而,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改革,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尽管经济改革中执政党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为其打造了“多种所有制包括私营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但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增长方式”从来没有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占据主体地位,占据主体地位的始终是以政府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发展;第二,但是,在“政府投资式的拉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刻意限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相反,给予其比较充分的成长空间。大量中小型国营企业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就是典型例证。也就是说,用“政府投资”和“(半)自由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是中国拉动GDP增长的主要特色。而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既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一面,又有“相互制掣”、“两败俱伤”的一面。这一点,后文再讲;第三,在一个专制政体的国家,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拉动方式,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其致命弱点至少有如下几个:其一,长官意志先行,“首长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满天飞,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比比皆是,因而中国公布的GDP中有几多水分,几多泡沫,始终是一个谜团;其二,不大在乎投资后的市场回报。而没有市场回报的投资,除了必要的社会公共设施以外,都会形成巨大的空置和浪费;其三,不大在乎法律法规,各种官员意志“钦定”的粗暴“拉动”、“野蛮增长”比比皆是,由此生发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侵犯民权、短期行为的现象司空见惯;其四,导致大面积的权力寻租和吏治腐败,腐败官员不仅侵吞了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而且垄断、剥夺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发展机遇和上升途径,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其五,政府投资式的拉动,偏离了“消费需求”式拉动的方向,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逐利本能,它的投资始终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从而严重偏离整个社会正常的消费需求,背离大多数消费者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投资方式不讲究市场回报,且片面强调GDP的快速增长,因而不仅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而且导致国民经济的增长结构出现畸形;其六,政府“拉动”偏离“需求拉动”的另一个恶果,是巨大的经济(产能)浪费和两极分化,导致现代化进程接近尾声时,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仍没有出现一个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在当今中国大陆,如果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常住居民的月收入不超过两千元人民币,那么国内的分配状况就不能说形成了“枣核型”,只能说大部分居民仍处在“温饱”状态,他们并没有跃入中等阶级行列。下文,我们就来简单剖析一下中国大陆“GDP”增长的这种特色。

  三、中国特色的GDP增长模式

  对于一个国土辽阔的现代化后发国家而言,它潜在的GDP增长空间极为巨大,前景极为辽阔。但这个巨大的增长空间依然由这个国家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社会需求支撑的。上文说过,这个社会需求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全体居民个人日常生活的需求,另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和各类社会公共活动产生的需求。当然,还有一种需求,即国际消费群体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应该承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由于政府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推行了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加上中国加入了WTO,我国利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外贸产业形成支柱,出口日益扩大,产生巨额顺差,对全国GDP贡献巨大。但是,随着上述优势不断递减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全球领先的出口优势将走到尽头,很快就会回到常态。因此,指望GDP的增速依赖外贸出口,是不现实的。而国内的两项需求仍然构成了GDP的主体。本文主要剖析前两种需求。

  第一种需求:国内居民个人日常消费需求。我们假定国家现代化基本完成后,中等收入的阶层已占人口大多数,那么,一个中等阶级家庭的消费空间大致如下:营养结构合理的饮食;满足家庭成员个人审美要求的衣着;中高档出行工具,如摩托车、家用轿车;每年一到两次的带薪旅游;耐用消费品方面:宽敞舒适的私人住宅以及中高档家具;电脑、彩电、全自动洗衣机、空调、冰箱、相机、体育锻炼器械,等等;在孩子的抚养教育方面,具有培养孩子完成高等教育的经济能力。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计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夫妇要在工作十年期间达到上述消费目标,需要每人每年达到十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也就是说,当社会财富的分配已呈现枣核型、上下贫富两端的收入扯平后基本上和中等阶级收入持平时,即现代化基本完成后我国全体国内居民个人平均消费空间是每年十万元人民币,全体居民个人消费的购买力总和,就是国内居民总人数乘以十万元。

  再看第二种需求,即各类社会公共活动产生的需求。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军费等国防开支由由政府财政支付),其中包括各类税收和行政性收费。上述居民个人消费空间已经是税后的支付能力;其次是社会福利事业和各类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两项需求并非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比如各类社会保险,主要由单位和个人负担;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则需要企业的大量投入,政府财政只负担一部分或很小的一部分;其三,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巨大需求。城市化进程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修课目。一般而言,城市化是工业化进程中各种要素聚集效应的必然反应,比如,企业集群及其衍生的第三产业将大批劳动力从农村吸附到城市;市场的聚集所产生的对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需求等等。总之,城市化是工业化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一个渐进有序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当然可以大显身手,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因势利导,做好规划,据实而为,而不是拔苗助长,刻意造城。

  我们看到,在这两种潜力巨大的社会需求远景面前,1978年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化舞台,在上面可导演出各种各样威武雄壮、精彩纷呈的活剧。如果真正以市场、资本为主角,政府的导演角色主要就是为主角营造“制度化”的演出环境,那么,也许在半个世纪内达到中国现代化的“愿景”会顺利许多。然而,中国的政府是一个例外,执政党从建国伊始就以制度的优越性自诩,而在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该党十分自信的万应灵丹。于是,既当导演又当主角,构成了三十多年来这个舞台上的一幕幕活剧。

  这些活剧是正剧,抑或闹剧、悲剧?或许兼而有之吧。不管怎么说,这一幕幕由政府自导自演的活剧至少有两点聪明之处,第一,它没有重走先期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原创版本”之路,而是将其技术拿来效仿“临摩”,所以能够神速地将百年现代化的“原版”进程缩短为几十年,有些领域甚至只有十几年。当然,这个秘诀并不是它的“原创”;第二,尽管扭扭捏捏,但它终究接纳了资本和市场。正因为如此,它在改革中相当一部分重大举措,貌似愚蠢,却能“歪打正着”,“独辟蹊径”。

  我没有能力对这一幕幕活剧进行全面叙述,但可举出两例加以印证。

  第一例。我们知道,为满足或开拓第一种社会需求,即国内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实质上在于完善一个健全且充满活力的工业化过程,尤其是制造业的完善和创新。但是对1978年的中国大陆而言,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启动资金或资本积累问题,包括国外技术和整套设备的引进;第二,引进市场机制,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拉动生产的目标;第三,为此,在经济运作的整个方式路径上,必须与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接轨。

  既然经济改革全部由政府包办,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是政府的事情。而政府对此似乎也胸有成竹。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不在话下。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早已是执政党的拿手好戏,只是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和单一的“产权公有”的经济体制下,这一招往往事倍功半罢了。但在改革开放中,封闭的环境和僵化的体制都在打破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解决启动资金问题,当然是举手之劳。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从国外引进的成套技术、成套流水线或半成品,直至大量外资及技术管理人员的引进,是中国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上,政府却遇到了莫大的困扰。其一,政府把实现经济改革目标的重任,几乎全部放在国有企业身上;其二,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并不想放弃计划经济,尤其并不打算开放市场;其三,在产权问题上,政府仍然坚持公有制,即便在农村实行了大包干,但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其时,为了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主要的改革措施,围绕在“放权让利”上,即“放”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让”出一部分利润由企业自主支配,以奖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然而,针对国企的每一项措施,初时有效,随后便失效。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承包制,直到和“现代企业制度接轨”,实行了股份制试点,但只要产权问题不彻底解决,国企的“不治之症”就万难痊愈。产权改革是在大量中小国企“无可救药”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所谓产权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那些国家财政“罩不住”的大多数中小国企和一部分大型国企的身上,让公有制的魂儿进行了“安乐死”,从而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了私人企业或民营企业。20世纪末,经过二十年的生死挣扎,随着那个轰动国际商业界的著名的“98协议”——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的签定,国家罩不住的国企丧钟全面敲响。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成千上万家中小国企换了主人。

  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结局,和政府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宣告了持续二十年的有关国企的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之所以说是彻底失败,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打破了中共改革的原有框架,导致在保留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梦想破灭,敦促中共的改革不得不朝着打破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打破单一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的方向进行;其二,在改制过程中,企业“转型”并不顺利,留下了无穷隐患。之一,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之二,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由原企业领导人“瓜分”,且有不少当地党政官员染指,其中猫腻多多,黑幕重重,激发了新一轮的吏治腐败;之三,衍生了大批的下岗工人,扩充了社会低收入人群的队伍,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其三,经过“筛选”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掌控国民经济要害的行业垄断大鳄。这些大鳄由于大量同类的殒灭而更加独断专行,有恃无恐。它们掌控着上游资源,垄断着行业市场,享受着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和巨额财政补贴,在经营中抛出若干损害消费者利益和权益、肥了自己的“霸王条款”。这批大鳄在经济改革中的祸害一面在于: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形成了垄断的、畸形的市场经济形态,损害了国有企业的信誉和消费者的权益,加剧了社会分配上的不公平,在投资运营中产生了大量的国企官员腐败现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

  可以说,如果从国企改革彻底失败这个现实的单方面看,其后果无疑是不堪设想的。然而,“有意裁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政府主导的以国企改革为主攻方向的一系列改革引发的“蝴蝶效应”,则“歪打正着”,打出了一番崭新的天地。这里有两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

  一个是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的故事。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侯,安徽芜湖一个个体户年广久靠炒瓜子卖发了财,他的作坊雇工100人,赚钱一百万。当时引起极大争议,争议的核心就是,年广久雇工100人,是不是剥削?让年广久的私人小作坊合法存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在争议中,“傻子瓜子”的经营命运一波三折,年广久本人为此进了三次监狱,而每次劫难都是邓小平发了话才得到解救。傻子瓜子事件的症结何在?邓小平在第一次“建议”将“傻子瓜子事件”放一放和看一看之后,分别在4年后和12年后两次重提傻子瓜子事件。我们不妨看看邓是怎样说的。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从邓小平的后两次有关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其一,在1984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允许少量的个体经营仅仅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副产品,或者仅仅是政府一手操办的“主体改革”的补充。其二,当时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大局”和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指什么?毫无疑问,是农村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的联产承包制和国有企业在保证产权公有前提下的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其三,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在发展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方向上,执政党究竟有没有过主动的、缜密的、清晰的改革方案、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我看没有,二十世纪末的“国退民进”不过是国企改革失败后的退却,是阵脚大乱后的无奈举措。其四,从邓的1992年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问题,一个,允许个体经营或私有经济是执政党的一个改革政策问题,邓小平强调政策和人心的关系,说明当时对这个问题有反复,有一股思潮或力量企图再次将私有经济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另一个,时隔八年之后重提傻子瓜子,邓的提法已经不是私有经济是否有害“社会主义”的大局问题了,而是“影响”改革的全局问题了。这说明邓公慧眼独具,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在政府主导型改革边际蓬勃发展起来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实质上逐渐形成一支满足全体消费者各类中低档消费需求的一支生气勃勃的生力军。这支队伍对中国经济改革和“GDP”的重大意义至少有如下几点:第一,在重建中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它是主力军中的极其重要的一支;第二,它为国企改革的败局托了底,它不仅迅速填补了大批国有企业因破产、亏损、经营不善、改制而留下的市场、产品、税收等空白,维系了经济的繁荣和GDP的增长,而且接纳了大批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和自主创业,消除了因国企改革的失败而必将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第三,大批私有民营经济经营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密集性劳动和廉价劳动力。可以说,这种特点是引发大规模拓展外贸生产和吸引大量境外投资的重要历史契机。改革开放中,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私有民营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总之,尽管私有民营经济在改革中道路坎坷,举步维艰;尽管政府在改革理论中竭力将私有民营经济边缘化,支流化,将它认定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为了达到这一点,尽管政府在政策、资源、资金、市场等方面全力向垄断的国有企业倾斜,以保证国有企业的产值在GDP中占有优势地位,但是,中国的私有民营经济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中,占据的是主流地位,这一点,将越来越被时间证明。这是历史认定的,而不是政府认定的。

  另一个同样是众所周知的柳传志和他的联想故事。

  柳传志的联想集团从它初创的1984年起,已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发展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型跨国公司。吴晓波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是这样描述2007年的联想公司的:“和TCL相比,联想对IBM电脑业务的并购进展要顺利得多,不过,柳传志的忧患似乎同样深重。这年9月他宣布,从2004年底至今,新公司的业务已逐步走上正轨,营业额由并购前的29亿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46亿美元,销售数量由418万台提高到1662万台,联想开始淡化IBM的品牌,而独立使用联想Thikpad品牌。柳传志说,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和企业的国际化碰到了很大的难题,最主要的难题是我们对过去30年本土的成功经验,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认可和总结。联想并购如果成功,将第一次证明中国人也能管理好一家跨国公司。”

  可见,联想产品无疑是当今国际信息工业时代的尖端、主打产品,联想产品在国内同类产品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达三分之一左右,从2004年美国著名的IBM公司(吴晓波说,该公司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科技实力的象征和国家竞争力的堡垒)向联想提出出售它的PC业务来看,联想公司在国际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具有雄厚的竞争实力。

  有人会问,像联想这样优秀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回答是,无论联想后来改制成什么性质,至少它的前半身是国有企业。柳传志是从赫赫有名的中国权威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下海”的,刚刚成立的公司,是计算所的下属单位,公司的启动资金,也是计算所下拨的二十万元。但是,像柳传志创办的这类国有企业,和在计划经济框框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的国有企业,已经有着质的区别。我们先来看看柳传志公司所处的成长环境:“当柳传志下海的时候,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在当时的中关村,最知名的公司是‘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们的创办人无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关村,这是一群个性张扬的另类,京海的创建人王洪德是计算所的工程师,在给中科院的报告中,他毅然决然地写道:‘无论什么方式,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而创办了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则到处张扬自己是‘民办企业’和无上级主管。”(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这很有趣,引领中国信息产业群体崛起的创业者,从中国高层或核心科研单位产生,这很顺理成章,也名正言顺,和一般国营企业相比,这些创业者至少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科技人员,是本行业的行家里手,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信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无疑拥有天然的、更权威的发言权;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比起那些老牌国有企业的官僚老总来,他们更少传统因袭和官僚习气,由他们创办的企业公司在摒弃一般国有企业沉冗的官僚体制和僵化的经营机制来,显得更为干脆和彻底。毫无疑问,这两个优势是中国硅谷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内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种从中国城市改革的环境和契机中派生出来的“国有企业”,已经是和传统国有企业迥然不同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不仅在新兴的信息产业领域,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各个经济领域都在成批产生。

  这些“新版本”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成长命运一头连着公有制母体的脐带,在摇篮时代享受着母体精血的抚育,另一头连着激烈的现代市场竞争,在没有“父母”悉心“喂养”、没有“婆婆”精心“管教”的情况下奋力打拼;它们的命运像自由竞争中的任何企业一样,或自生自灭,或走向辉煌,或在失败中走向成功,或在辉煌中走向殒落。它们全然没有中国传统国有企业全套的官僚机构和僵化体制,没有“官办企业”对政府的那种“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它们像桀骜不顺的弄潮儿,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摆脱“父母”的“呵护”,“婆婆的”的“管教”,自己闯出一片新天地。因此,它们的“经营自主权”从来不是由政府在改革中“赐予”的,而是凭着自己的打拼得来的,它们的现代企业的制度和模式也从来不是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人为打造的,而是在生死存亡的市场拼搏中天然锻造的。它们成长中的每一个足迹,每一轮辉煌,都深深地镌刻着企业家的个人印记:独特的个性、意志、智慧、视野、洞察力、魄力、个人魅力以及对商战独到的敏感和直觉。

  再看柳传志。吴晓波说,柳传志走上自己的发展轨道得益于两个成果。一个,1985年初,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计算机,其中的验收、维修和培训业务交给了公司,从而带来了70万元的业务费。也正是通过这个业务,柳传志跟刚刚成立的IBM公司中国代表处搭上了线,成为后者在中国的主要代理公司。“另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说服了中科院出名的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对这两个成果的拓展,说明了柳传志对中国信息产品市场独特的发展路径,所具有的敏锐的嗅觉。其一,作为国际尖端信息产品的计算机,进入国内市场时,有一个对接的过程,这个对接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市场培育的过程,而中国市场培育的过程也就是消费需求空间拓展的过程,谁在这个拓展中抢占制高点,谁就是赢家;其二,由于作为计算机最基本的语言系统在国际研发和国内需求之间产生的矛盾,国际再尖端的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都必须解决语言系统的转换问题,而转换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再研发的过程,而且同样是一个国内市场培育和大规模拓展的过程,谁在这个过程中找准目标,抢占先机,谁就是赢家。柳传志的第一个成果,这里不须赘述,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成果为什么“更重要”。

  倪光南何许人也?他是“中国汉字信息处理的开路者”。吴晓波介绍了倪光南的背景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市场已经日渐苏醒,IBMR的计算机如潮水一样涌了进来,一台比286型还要低档的‘PC/XT’机型进入中国的口岸价就达两万元,而到中关村一倒手就要四万元,而这些昂贵的计算机又无法识别汉字和操作中文系统,于是,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汉字系统’便成了当务之急的科研项目。当时,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一研发,包括后来到深圳搞得风生水起的史玉柱等人。这些‘汉字系统’(它又被形象地通称为‘汉卡’)的原理和运作过程大同小异,而倪光南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发明了‘联想功能’,倪氏汉卡利用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识别体系,与其他汉卡技术相比,它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到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这对于计算机的汉字输入技术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以笔者亲身的体验而言,初买电脑纯粹当打字机用,打字、输入,只是电脑最基本或最低档的功能,随着对电脑各项复杂功能的逐步了解,才真正体会到绝不能小看这个“打字功能”,这是进入电脑各项功能的基本路径,或曰“敲门砖”。一个不懂英语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娴熟地进行汉字输入,那么他在进入电脑各项功能时根本不能顺利地“穿街入巷”,游刃有余。因此,无论是组装生产电脑的中国企业家,还是销售或代理销售电脑的商家,谁能更准确更快捷地在自己的产品上运用最先进的“汉卡”,谁的产品就能在市场中抢占制高点,谁就能稳操胜券地拓展计算机市场。可以这样说,中国所谓个人机算机(我的理解实际上是小型的便于个人操作的台式或笔记本计算机。实际上至少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真正的个人或家庭消费的台式机或笔记本机并没有真正普及,普及的对象主要还是政府、事业机关人员的办公和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它们都有雄厚的财力实力进行消费)市场的开拓速度和空间,是由汉字输入技术的开发速度、深度以及商家对其运用的速度和广度决定的。而“1985年初,倪光南已经完成了这项技术的所有研究,并将之命名为‘联想式汉字系统’。柳传志也正是听说了这个消息,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在当时,中科院的另一家名声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不过,最终还是被柳传志捷足先登了。柳说服倪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对于一位充满济世情怀的中国科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直指内心的一个诱惑了。”

  应该说,柳传志对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商机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和敏感,这种直觉和敏感在错综复杂的由产品飞速更新换代和国内市场需求变幻莫测造成的市场迷阵中,总能帮着柳传志找准正确的方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名声更大的”信通公司之所以没有争到倪光南,并非没有相当的实力和优裕的待遇,而是缺乏柳传志这种由直觉和敏感铸成的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决断和决心。“倪光南的加盟彻底改变了公司的航向,他的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联想’最终还成了这家公司的新的名称。需要留存一个事实是,倪光南的研究成果从实质上来说是属于中科院的,它被柳传志以零的价格转移到了自己的公司中。”其实吴晓波说的并不完全准确,此时柳传志的公司在性质上仍属国有企业,而妙就妙在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在内囊上,已经属于打上企业家个人印记、完全自主经营的股份制企业了。

  像柳传志的联想公司这种“新版”国企,是中国经济社会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产儿,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一路呵护、一路搀扶的传统国企团队面前,它们绝非是中国官方看重的所谓“共和国的长子”——即那些具有全套官僚机构、具有行业垄断实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但它们鬼使神差般的神速成长和叱咤风云的市场拼搏却将一大批“长子”们远远甩在身后,成为中国新兴企业中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对中国政府来说,一大批像联想这样支撑起中国庞大市场的主干企业的出现,委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改革初衷的意外收获。

  在结束第二个例子之前,笔者不揣冒昧,想对政府的改革心态作两点心理剖析。第一点:政府的“长子情结”。正像一个宗法大家庭一样,家长恨不得将全部家财、全部“家道”都由长子传承。改革中,政府为什么将那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大鳄”(其中央企是主体)视为“长子”,正像宗法大家庭的家长一样,其心态大抵有如下几种:第一,保证国企的绝对优势,也就是保证“公有制”的绝对优势,这符合执政党掌权立政的理论依据;第二,由国企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尤如定海神针,政府可通过国企掌控经济全局,并有效防止政治动荡、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第三,国企是政府财力、资金、人事、官位等等的蓄水池,可以自由予取,方便自如,合理合法;第四,国企既是政府的自留地,也是政府的试验田,像投资、技改、引进这类好事儿,既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正因为政府对这批“长子”的溺爱和百般呵护,导致了垄断,导致了不公平,导致了霸王条款,导致了高度腐败,导致了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在任何经济改革中,都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去垄断化,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将其纳入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中。第二点:政府的“办大事”情结。“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上已成为贯穿于经济改革中的一条主线。其典型表现主要在于:总想将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实体弄成自己一手操纵的牵线木偶;总想着建功立业,总想着留下石破天惊、青史留名的“大手笔”,从而好大喜功;痴迷于GDP神奇的增速,总想着拔苗助长,一步登天,因而总想着动手操作,亲历亲为。总之,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政府。正因为这一点,笔者才不顾文章的冗长,认为有必要举下面的例子。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政府尽管使出全身解数,但结果几乎堪称铩羽而归。然而,这个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愈挫愈勇,恨不得立即找到经济提速的把手,一把抓住飞速拉动。因此,这个政府的非凡活力就在于:总是让人在“喧嚣声处听惊雷,动辄甩出大手笔”。而这类大手笔又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行政推手,运动推动。也就是说,用行政权力的力量,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包揽改革全局。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亲手拉动经济增长就有两个大手笔,一个是开发区运动,另一个是城市化运动。对于前一个大手笔,此文只简单地说两句,后一个大手笔,要多费一些笔墨。

  所谓开发区运动,就是各级政府都创办经济开发区,各级政府都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政府各级官员,都必须亲自上阵招商引资,完成规定的指标。其目的,就是用各级行政力量吸引各路资本,集中创办企业,加速工业发展。撇开市场需求的引领,将经济建设当做政治运动来抓,层层下达经济指标,就像当年三反五反下达打老虎的指标一样,其荒谬可想而知。其间,出现了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官员腐败行为,浪费土地资源行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首长工程、烂尾工程行为,就不奇怪了。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那样,由于开发区运动的兴起正值中国私有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开发区运动同时又迎合、激发、促进了私有民营经济的发展。私有民营经济不像国有企业,后者亏损时有政府托底,而前者的整个生死存亡都维系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上。因此,借助“开发区运动”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私有民营企业,反过来为这个运动的荒谬托了底,才使这个运动没有像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那样败走麦城。

  下面我们着重看一下城市化运动。上文说过,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运动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模式的快速形成和商品生产对劳动力、社会公共设施、流通渠道、第三产业需求的不断扩大,城市化的进程也必然大大提速,政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无论城市化的速度如何加快,它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决不是一个人为的揠苗助长的过程。

  城市化为什么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首先要弄清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到一定规模,城市化才会水到渠成。而所谓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过程,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过程,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就可以促成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台湾土地制度的例子。台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开始,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在台湾城郊范围,如果一片农地被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其农用性质的,有的农地在规划中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可见,一片农业用地为什么几年十几年后才准许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就是政府在预期城市化的到来,这个等待的过程,就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的客观过程。

  然而,自新世纪伊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全然不顾这个过程,把城市化当成“集中力量”所办的一件头等大事,用摊大饼的方式,进行人为的城市扩张。在这之前,政府还屡次强调小城镇的建设,而到了新世纪,几乎各级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县级以上城市的突击扩张上。

  这个大手笔的荒谬,用一个典型的事例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一个县城,其经济发展状况是“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突出的变化,就掀起了造城运动,将旧城撇在一边,重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其黑色幽默意义就在于此。

  1992年到1998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也就是说,城市的外壳扩展了,但它的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功能却没有达到相应的规模。甚至因城市扩张而产生的几千万失地农民,这些像被吹气泡吹大的城市,都没有办法消化掉,更谈不上将农村人口大规模地转为城市居民了。相比而言,那些现代化早期完成的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吸纳农村人口却卓有成效: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另外,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导致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全国目前657座城市400多座城市是缺水的,必须依靠地下水维持生产生活,其中110座属于严重缺水,严重缺水就必须靠超采地下水维系生产生活,因而导致地面沉降。

  然而,至少从眼前的、表面的现象来看,城市化的人为提速并没有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引发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的灾难,相反,它果真成了直接拉动GDP的把手。本来,城市化理应是产业集聚的必然结果,现在反过来,动用行政手段集中一切资源,将城市化当做一个产业来做。这种为城市层层穿靴戴帽的做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结果和在一半权力一半市场的“混合”体制中的结果,是全然不同的。也就是说,恰恰又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为人为城市化托了底。那么,市场经济的活力给人为提速城市化的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是一对联体儿:异军突起的房地产和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个石破天惊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在林毅夫看来,以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丝毫不亚于市场需求拉动的增长。鉴于中国政府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取得的“奇迹”,林毅夫大胆断言,在下一个三十年中,中国GDP的增速仍可达到8%。但是林毅夫忘记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之后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是由市场经济的活力为其托底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各级政府在短短几十年内造了那么长的高速公路,堪称世界奇迹。而几乎所有高速公路都是通过“借贷筑路、收费还贷”的模式经营的。为什么那么多高速公路能够顺利地完成“收费还贷”,并且在还了贷款之后还能耍赖继续收费?就是因为被市场经济激活了的企业集群和商业活动产生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政府的筑路热情不过歪打正着,和这种需求一拍即合。但是,政府的这种筑路热情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如当年大炼钢铁的热情那样,就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筑路,国家从各行各业“调拨”的巨额资金已经将“各行各业”拖得奄奄一息,它们哪里还有在高速上走南闯北的需求和交上买路钱的能力?

  因此,政府主导打造的快速城市化之所以催生出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这两匹黑马,其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政府“集中力量”打造“水泥森林”,在半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第一,在商品经济中,土地性质的不同用途,会产生巨大的价格落差。这是常识,但这种常识引发的另一个局面就是:当政府集中资源将城市做大做美时,实质上是在打造优质生存空间,而优质生存空间和乡野小镇之间在文化、品位、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反差越大,前者的土地资源就越不可再生,就越昂贵,其升值的空间就越大;第二,由此,城市房地产业因优质生存空间地价的不断攀升而崛起,其间,由于优质生存空间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因而具有极强的保值升值功能,导致了城市房产具有双重性质:居住;作为固定资本保值升值。城市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城市房产的双重性质,决定了需求和房价的不断攀升;第三,因此,对城市房产的需求构成中,除了原居民及部分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居住、经营需求外,还有一大批属于社会富裕阶层的白领、企业家、客商、各界知名人士、官员等等,在他们的需求中,不仅通过居住享受“优质生存空间”,而且购买多处房产作为固定资产保值升值。也就是说,以房地产业的崛起为主要标志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吸纳的主要人群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中等阶层和富裕阶层。城市越大,行政级别越高,这种现象就越严重。这和以吸纳农村人口为主的一般城市化进程的预期背道而驰;第四,在土地国有制度下,土地的主人是政府。而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政府不断卖地的过程。随着土地越卖越贵,政府从巨额土地出让金中获利就越大。之所以最后形成土地财政依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超出GDP的增速,主要来自于政府土地收入的高速增长;其二,城市房地产业和各行实体经济及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互动”,大量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转向投资房地产,政府的各项税收也实现了“此消彼长”的平移。

  林毅夫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确有它的道理,政府对基础设施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投资,或者运用行政力量集中各方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确能创造巨大的社会需求空间以实现GDP的突破。那么,近二十年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需求空间,其构成如何呢?我们不妨拣主要的综合一下。第一,不断膨胀的城市购房需求。这种需求分两大块,一块是城市三产、商业网点、企业经营、行政事业、公共场所等经营性、事业性、公益性需求,另一块属于私人性质的购房需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量原住居民的购房需求,是被政府“打造”出来的,纯粹是一种“被需求”:通过强制性的大面积拆迁,迫使居民购买新房。而居民购置的不仅仅是一套新房,而且往往是一套新的家具和家用电器。比如搬进新房的原居民往往不是购买一部电视机,而是两部三部。这使电视机的社会需求量成倍翻番。以此类推,城市化进程使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拓展大大超过了常规;第二,城市房产业带动的建筑、装潢材料和钢铁、木材、电力、电器等一整个链条的产业。这个庞大产业群所带来的产值、利润、就业岗位、三产服务是惊人的,它们和房地产连为一体,在GDP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第三,这个运动式的“城市化”带来了近两亿农民工进城打工。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虽然挣得的一份收入十分微薄,但相对于在家种田,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当今农村,尽管取消了农业税,尽管有少数农民靠多种经营发了家,但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靠种几亩粮食,是基本不赚钱的。农本太高,粮价太低。因此,两亿农民进城打工挣得的“活络钱”,已经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几亿农民的购买力,扩张了社会消费总需求;第四,城市的扩张,也成倍地扩张了政府的“消费需求”。比如,城市摊大饼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各个部门“分家立户”、各自建起“豪华”办公楼的过程,而政府搬迁“新居”所带来的一系列办公设施、办公用品的更新提档,则使政府采购空间大为膨胀;比如,政府办公半径的扩大,是购买更多公车的最好理由;再比如,“打造百万人口大都市”、“打造国际大都市”等等成了多少城市当政者的口号?而这些“口号”又衍生出多少“学习、考察、取经”的理由?于是,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费吃请借着这些理由而大行其道……第五,即便过度扩张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房产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往往也能歪打正着,激活着新的消费需求。比如,城市中高档酒店的过度开发、交通设施的过度扩张,导致酒店房间的入住率和一些线路飞机航班的客流量“居低不下”,国内旅游业便见缝插针,利用酒店房间和机票大幅度打折,从而大大降低了旅游成本,一般老百姓也玩得起,从而导致了国内旅游业在短短十多年就出现了空前繁荣。

  这就是中国大陆城市化的奥秘;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一枝独秀的奥秘;这就是中国政府独特的土地财政的奥秘;这就是中国GDP几十年保持在8%以上,甚至达到两位数增速的奥秘。

  然而,依靠拔苗助长和运动式的城市化进程所达到的GDP增速,是不能持久的。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规模,是有底线的,比如,各个行政级别的城市,其规模和功能的定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它在其行政区域内“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能力的极限。试想,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地市级城市,也提出“打造国际大都市”,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有这个条件吗?因此,将每一座城市的扩展空间想像至无限,是极其幼稚的;第二,随着各级城市的扩张,其房产需求终究会达到饱和,房价终究要下跌。而且这种饱和和下跌,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由低向高漫延。因为大陆市场经济为城市化托底的力量十分有限,尽管城市房地产为中国的市场增添了不少活力,然而它同时也在消磨它的潜力,缩小它的发展空间。比如,高昂的房价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他们每月交付的“房价”透支了他们对其他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导致这些消费品生产的萎缩,与此同时,随着房价的跌落,房产的保值升值功能将趋向于无,对城市房产的第二种需求——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将大大降低,甚至趋于零;第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利甚丰,但其支出也极其巨大。城市的公共设施,高昂的城市管理费用,都要政府掏腰包。因此,几乎各级政府都负债累累。据最近《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3个省(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总览:北京土地偿债总额第一,浙江依赖度第一;23个省(市)最少的有五分之一债务要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浙江、天津三分之二债务要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分别达到66.27%和64.56%,在被审计调查的市级政府中,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的占比高达81%,县级政府也超过50%。而且往后五六年,土地财政依赖症状还难有效缓解。可见,政府的债务已经难以支撑城市的继续扩大,但偿还债务又必须不断扩大城市,以取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旦房价下跌,地价回落,政府将何以堪?

  总之,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已成骑虎之势,只能进,不能退。一旦退了,破产的就不仅仅是成千上万个房地产商,还有由房地产带动的一个产业链的衰退,还有至少一个多亿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回到农村,至于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恐怕其中的大部分将成为银行坏账,只能用印钞票来填平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的GDP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灭顶之灾。但是,如果继续前进,它还有足够的动力吗?

  这就是当今中国GDP潜伏的巨大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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