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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宪派”的政治学软肋在哪里?
2020-01-03 15:43:4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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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宪法总纲中“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句含混不清的“原则”,可以为那些乱扣乱打的政治帽子和政治棍子提供宪法支撑。
  著名学者童之伟先生的《近年来中国宪政道路之争评说》一文,可谓当今大陆“社会主义宪政派”的政治宣言。此文中,童先生将中国大陆数十年来所谓反宪政派、社宪派和泛宪派形成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各自的核心理念、它们之间的较量条分缕析,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图景。但此文的核心,则在于通过围绕宪政问题形成的三个派别之间的比较,得出了社宪派无论在核心理念还是在具体政治实践的路径上,都更贴近中国大陆眼下的现实,更能凝聚人心,更易于为执政党和民众所接受,因而也更易于实现。然而,事情是否真像童之伟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正是笔者在此文中所要质疑的。为此,不妨先看看童先生关于社宪派优于反宪政派和泛宪派的核心论点是什么:“社宪派主张走一条妥协的中间路线,即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中走出第三条道路。一个极端是老路,即斯大林、毛泽东式全面专政的道路,这是当今反宪政派不愿明白承认、但实际上偏爱的道路。另一条极端是通向欧美政治模式的路,其要点是多党平等竞争和国家权力配置方面的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模式。社宪派是在反宪政派与泛宪政派之间进行调和,寻求妥协的一种表现。社宪派全部主张中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两点:承认或不挑战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正当性,以宪法逐项列举的方式明确党权范围,同时通过立法具体规范党权行使程序。”

  我以为,“承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正当性”和“通过立法规范党权”这两个社宪派理念中的核心要点,无论就其理论意义还是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都缺乏中国政治学的“学理”支撑,因而和所谓“泛宪派”一样,同样存在着“现实短板”。这里要作一个说明,所谓“中国政治学”,当然是笔者为写此文的“临时用词”。何谓政治学?百度一下有如下解释:“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那么所谓“中国政治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指以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律”为主要对象了。而中国的政治和世界各国政治相比,可谓颇具特色,独一无二,所以社宪派核心理念中的两个要点,如果没有中国政治学的学理支撑,是很难立足的。下面,笔者就童先生为这两个要点给出的依据出发,分析一下这两个要点为什么难以立足。

  关于实现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载体问题

  针对社宪派核心理念中上述两个要点,本文也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一个是实现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载体问题,另一个是宪法规范“党权”的现实边际问题。先谈第一个问题。且看童先生为其第一个要点提供的理论、现实的依据是什么。“1.中共的领导或执政地位写进宪法与否,是由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这种力量对比短期内不会有变化。所以,中共领导或执政与否,是政治问题、客观事实,不是宪法问题。宪法学者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只能基于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愿望讨论相关事务的处理原则或规则。3.抽象地说,一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体制确实很难说是非常优良的政制,但是这种体制在中国还有很强的活力。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的总体来说显著改善等事实,也可以支持这个论点。”在童先生所列举的五点依据中,第一、二、三点所说的是中国宪政的政治载体问题,第四、五点所说的是党权规范问题。而第一、三点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剖析,第二点是说具体的腐败问题,故先将第一、三点合并讨论。

  实质上,人类近现代史中,任何民族或国家任何时代发生的现代宪政事件,都面临着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载体上实现宪政的问题。而所谓政治载体,就是现实存在的国家政治实体,也可以说现实存在的国家政体。一般而言,现代宪政运动,总是试图将它直接面临的那个时代的国家或民族的现存国家体制作为政治载体,只有在此路不通之后,才试图打碎旧的国家体制构建新的宪政政体。当然,利用旧的国家体制进行宪政改革,其成功的范例一般是通过改良的方式,通过宪政因子嵌入旧政治肌体进而逐步生长、扩张方式进行,此种方式和平多而流血少。比如英国数百年的宪政实践,所选择的政治载体就是英国的君主体制,通过上述步骤一步一步将英国的实君君主制改造为具有完全宪政性质的虚君立宪制。但是,像英国君主制这类宪政因子可直接在上面移植成功的政体并不多见。比如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上还是在历史文明类型上都和英国息息相通的法国君主制,就最终没有成为法国现代宪政成长的政治载体。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试图将改造后的路易十六王朝政体作为实现君主立宪的载体,但因法国君主路易十六的不配合而宣告失败。后来法国大革命虽历经帝制、君主王朝复辟,但最终还是彻底打碎君主制政体,重构共和政体。法国君主制和英国君主制何以有如此历史区别?皆因两者禀赋不同。而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近现代各个时代的政体,其传统、特质、禀赋更是千差万别,迥然不同,因而现代宪政运动在各国各时代面临的载体决择,至关重要,是宪政运动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宪政运动从辛亥革命前发轫,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它的轨迹尤如一个大圆圈,几乎又回到了原点。中国的宪政运动为什么总是一波三折,功败垂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政因子成长的载体有问题。比如晚清王朝,作为中国宪政运动先驱的立宪派和改良派们就试图像英国那样将它作为实施宪政的政治载体。结果数次尝试,归于失败。为什么?就是因为晚清王朝这样的政治载体根本不能和英国的君主政体同日而语,两者的特质、传统、禀赋截然不同。或者说晚清王朝对宪政因子的亲和性、兼容性极小。当然,晚清王朝作为一个气数已尽、自身难保的朽败王朝,实际上已经走近“周期率”的尾声,它也无法承载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负。那么辛亥革命后在晚清王朝废墟上重建的中国第一个共和政体——北洋政府呢?不错,借着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北洋政府将西方现代宪政政体像小孩过家家那样玩得像模像样,有声有色。然而,北洋政府这个政治载体,和它之后出现的其他政府或国家政体,都是在晚清王朝终结后重演中国历代王朝兴替之间的那种由政治分裂、“诸侯”割据、军阀混战重新走向政治统一的历史底色上产生的,因而无不打上中国政治传统的烙印,从而对宪政因子有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排异”功能。那么,北洋政府这个重新构建的政治载体,为什么没能让宪政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反而让它中途夭折呢?我看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没有一个完整的、先进的、符合国情的实施宪政的理论纲领和政治纲领,同时没有现代政党意识,从而没有领导实施宪政政治实践的强有力的核心组织力量;其二,北洋政府的军事力量无法完成重建中国政治统一的能力,相反自己内部发生分裂和混战,沦为新军阀。而北洋政府时期自己的各路军阀为争夺中央政府权力而开打,则使北洋政府彻底失去承载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资格。试想,北洋政府那些像走马灯一样的头面人物如果还停留在运用颇具中国特色的军阀割据思维——即地盘子,枪杆子,钱袋子——去指导中国的宪政运动,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局岂不成了命中注定!其三,北洋政府虽祭起共和宪政的大旗,但那些首脑人物往往自己就不遵守共和宪政的规矩。其中有称帝闹剧,有复辟闹剧,有贿选闹剧,有府院之争闹剧,虽然其中有宪政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多种客观原因,但北洋政府缺少一位实施宪政的灵魂人物,则是北洋政府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北洋政府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国大陆实际上只相继存在着两个政府或两个政体,一个是国民党为执政党的国民政府,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该说,这两个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政体,是两个在特质、理念、禀赋、本质上只有少许近似和相似、但大部迥然的政体。而这两个政体对宪政因子的相容度和亲和度,也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就拿两个执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具体路径这两点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看出宪政因子在这两个政治载体上的命运的差别了。国民党政治理念的核心价值是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立宪纲要的现代民主宪政国家。而为达到这一政治目标的政治实践的具体路径,则是由军政进而训政,再由训政进而宪政。可见,在国民党的政治实践中,无论经历多少曲折、挫折、失败甚至荒唐,其最终走向现代民主宪政目标在其理念和信仰层面上都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也就是说,宪政因子在国民党国民政府这样的政治载体上,无论遭遇何种不测和历史悲剧,但其成活、生长直至长成参天大树的机遇要大得多。然而,国民党的政治实践及其建立的政体毕竟是在上述那个政治分裂、“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底色上进行的,因而其实践步骤和政治肌体中携带诸多中国传统政治基因,也在所难免。不妨简单分析一下。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接纳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上比北洋政府占据了许多关键的历史政治优势。其要点如下:有着系统的理论学说、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基本切合国情的实践路径; 有着孙中山这样的灵魂人物和蒋介石这样的领袖人物; 有着比较严密、具有一定社会动员能力和先进政治理念的现代政党组织;在军事力量上,和北洋政府不同,它不是由原来的“国家”常备军瓦解为或“返祖”为传统的军阀,而是将各路带有传统基因、又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新军阀收服、整合为国家军队,尽管这是一个命途多舛、反复无常、光怪陆离、充满闹剧的历史过程。但是,上述那个历史底色又给这个政党及其政体留下了诸多致命的政治烙印。要点如下:其一,可以说,国民党是从中国传统会党模式发展为现代政党的,因而它难以摆脱“会党”的政治色彩。另外,它的党员成分非常庞杂,党的权力核心层和高层的众多党员,相当一部分都是晚清或北洋时期上层社会的政要名流、达官贵人,商贾大亨。这一部分人将晚清北洋时期上流社会的腐败因子带了过来。而由于党内社会阶层利益和各路地方实力派利益错综复杂,勾心斗角,彼此冲突,因而这个党在政治信仰、组织程度和社会动员能力上,处于不专一、不统一、松散、薄弱状态,这是国民党最终在大陆失败的致命原因之一;其二,收服、整合各路地方军阀力量谈何容易,用政党政治的先进理念对其进行改造更是异想天开,这些地方实力派只认地盘子,枪杆子,钱袋子,要整合它们,慢慢改造他们,那些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以毒攻毒,即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等中国传统政治谋略中的方法加以征服。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在这方面费尽苦心,大约中国传统的“三十六计”被他玩得差不多了吧。当你用军阀的方法对付军阀,用流氓的逻辑对付流氓时,你自己也就身不由已地堕落至军阀和流氓的境界。都说蒋介石那一碗水总是倾向自己的嫡系部队,而把各地方实力派的非中央杂牌军当后娘养的,其实对蒋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蒋介石就处于这样的二律背反之中,如果你不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并让它强大到足以摆平所有党内的异已武装力量,那么你就会被他人吃掉,就会无一寸立足之地,如此,又何能收服、整合各路地方实力派?而如果他蒋介石不站出来,又有谁能有如此威望和能力来替代他收服这些军阀?而不收服这些军阀,宪政三部曲中的“军政”这第一“曲”又如何完成?然而,当他倾心培植自己的嫡系军队,并以此压服那些不听话的军阀,又必然背负着培植亲信、厚此薄彼、党同伐异、不公不义的骂名,尤其当他用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传统谋略权术对付那些处处发难的地方实力派时,便连自己也降身于军阀和流氓的境界,成为一代枭雄了。但是,蒋介石是有政治胸襟的,尤其当他决定国民政府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并和多年的宿敌中共联手抗日时,率先将自己大量的嫡系部队投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却凝聚了全体中国军队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八年抗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改造旧式军阀军队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洗礼,在付出数百万将士牺牲的惨重代价之后,蒋介石基本达到了整合、改造旧军队的目标,实现了军队“党国化”的初衷,而军队“党国化”则是军队国家化的第一步。当然,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上层的腐败因历史因袭和官员们大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财而越发不可收拾了。其三,国民党成立的国民政府实质上是一个奇怪的两面体,它的一面,的确存在着诸多宪政因素,但它的另一面,却是专制甚至独裁性质的政府,而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实际领袖蒋介石个人的专权和独裁倾向则更为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上述那个历史底色赋予这个党和政府的必然的历史内涵。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实现的仅仅是全国表面的政治统一,而并非实质的政治统一。一方面,各路地方实力派随时可以跟中央政府翻脸,公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而实质上各路地方军阀依然割地而据,只是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国民党权力核心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复杂和激烈,随时可能酿成党内的政治分裂并进而形成全国的政治分裂和军事对抗;一方面,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划分依然存在,而这些外来势力操纵中国地方各路军事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中共的红色割据和军事力量始终没有被消灭,其烈火燎原、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依然存在。在政敌环伺、危机四伏的政治处境中,即便出于自保,采用专权和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也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以宪政为最后目标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不得不被中国传统的政治生存法则所左右,而它的专制和独裁不仅为全国民主志士诟病,而且成为其主要政治对手中共对其展开凌厉的政治攻势的口实。遗憾的是,专制和独裁,居然成为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最大的负面政治遗产,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然实施了长达三十年的戒严令,进行了更加严厉的专制统治。而蒋介石至死也没有想到向宪政的目标——还政于民哪怕挪一小步,这也是他本人的政治悲剧。但国民党及其政府经后来蒋经国之手实现的转型,则使台湾政体最终走向现代宪政,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国民党最终的政治目标——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尽管这个目标仅仅在中国一省的台湾实现。

  那么,中国共产党最终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是什么呢?这是小学生都能答出的答案: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的最后解放。而指导中共所有政治实践的核心理念则是:第一,在争取人类最后解放的阶级斗争中,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才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步,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人民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实施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并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向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第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政治实践分两步走,第一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第二步,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第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系列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我们看到,中共政治理想中的核心理念,和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理念是截然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性。这种对立和冲突表现为:第一,前者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而这个未来的实现,只有通过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其他阶级通过人类最后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而后者则认为,人类也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只是人类因分工形成的各个社会等级逐步走向平等和自由的过程,其间,没有任何阶级和政治团体可以领头打造一个人为的大同世界,而人类各阶层走向自由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每一个成员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起码的人身自由及社会自由,这一切,都需要一部人类文明宪法加以保证;第二,前者认为,先进阶级及其政党要带领全人类进入大同世界,首要条件就是这个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共产党不和任何阶级和政治团体共享政治权力,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无论这个时期有多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必须牢牢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通过阶级斗争达到人类大同的整个过程和最后目标,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人类最后解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惟一的领导者和掌权者,其他任何阶级和政党都无法胜任这个历史使命;后者却恰恰相反,认为任何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政治统治者后,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都会发生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的行为,都会产生剥夺广大被统治者和因以权谋私和权力滥用而引发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的现象;而实现现代民主宪政,正是试图从根本上杜绝或遏制人类政治生活中这种灾难的发生。因此,从任何垄断国家政权的掌权者都是不靠谱的这个基本原理出发,现代民主宪政的核心原则是:任何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集团,必须由全体被统治者通过普选选出,并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和撤换;任何一届的执政团体,都必须有严格而统一的任期,任期一到,必须下台;符合条件的全体公民都拥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因而符合执政条件的各个政党,可以在宪法提供的合法程序中平等、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因此,由一个政治团体或政党连届执政或永久执政,是不允许的,是违背宪政原则的;第三,前者认为,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成熟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剥夺一切剥削阶级的私有财产,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从而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然历史阶段;而后者则认为,任何公民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其中无论是属于生产资料性质的还是属于生活资料性质的。当私有制还是激发生产管理者和生产劳动者的管理、劳动积极性的有效经济制度时,它就仍然具有存在的历史理由。而掌握生产资料阶级和无生产资料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可以通过双方对等的谈判和协商加以解决,国家通过建立关于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制度、实行二次分配以及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来逐步消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社会财富配置的不平等现状。

  实质上,自第一国际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就分流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第二国际中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右、中派思想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个分支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从第二国际分裂出去并成立第三国际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和政治纲领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并不冲突,在数十年的政治实践中,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不用暴力夺取政权、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政治目标、不以人为地消灭私有制为政治纲领、并在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框架中竞争执政地位、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第三国际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就其理论学说还是政治实践,都如上文所述,与现代民主宪政原则发生剧烈的冲突和对抗。因此,说马克思理论学说及其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在本质上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水火不容,这种说法并不客观,或是以偏盖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水火不容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中的一个分支,即列宁主义的政治实践。

  我们看到,仅仅以中共信奉的理论学说和指导实践运动的政治纲领而言,其建立的国家政体,就必然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格格不入,它和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亲和力和相容度是无法和国民党及其政府相提并论的。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加致命的是:中共以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实质上完成的正是中国皇权时代历代“成熟”王朝完成的历史宿命——重建政治统一。因而中共建立的政体,必然带着中国历代成熟王朝进行长期统治的历史烙印,而它奉行的政治规则,不仅仍然脱胎于皇权时代政治生活和权力斗争的政治规则,甚至青出于蓝而更甚于蓝。我们知道,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重建政治统一的手段是用暴力或武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而一个王朝最后瓦解时也是被其内部或外部崛起的异已政治力量用暴力手段或军事手段所推翻或并陷于新的政治分裂、群雄割据状态。因此,一个新王朝在重建政治统一后维系其政治统治和政治统一局面的基本政治逻辑,就是铲除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一切领域中可能产生异已政治力量的所有土壤,因为任何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坐大,都可能构成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威胁。那么,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用以铲除一切社会领域内异已政治力量可能产生的土壤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提出中国皇权社会维系其政治体制超稳定结构的三大“纽带”,我以为正是这种具体方式的典型表现。这三大“纽带”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一支庞大的、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对社会各个领域生活的无所不包的行政控制。

  然而,如果在经历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的中国实现政治统一还需要这三大纽带的话,那么它必须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第一,实现这个政治统一的新政权,真的和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王朝一样,面临着任何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和成长,都会构成以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威胁吗?第二,在大变局之后,还可能重建这三大纽带吗?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从辛亥革命以降不到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似乎证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请看,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本来在同一面“革命”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政治力量,最后都以双方翻脸并以武力争夺全国政权而告终。比如,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党,曾联合在同创共和的旗帜之下,结果区区数年便武力开打,并发展到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不共戴天的地步;而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曾联合在推翻北洋政府、实行“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然而这两党“蜜月”也只短短数年,双方便大开杀戒,武力开打,且依然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仅如此,如北洋军事力量内部和国民党军事力量内部之间也为争地盘争权力武力开打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内部虽没有武力开打过,但因“政争”或为清扫内部异已政治力量成百成千地杀自己人,却也并非偶然现象。因此,中共重建政治统一后产生的政治异已力量会构成武力推翻现政权威胁的推理,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地重构“三大纽带”,全在于这三条纽带是一个具有传承性的有机整体。三大纽带的灵魂是第一条纽带——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有了灵魂,躯壳和四肢则“水到渠成”。那么,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历代王朝国家学说的儒家学说。而所谓社会意识形态中决定性的核心力量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但中国皇权时代的中国儒学,能统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精神生活和个人意志吗?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之所以用“几乎”这个字眼,是因为并非中国除儒学之外就没有其他学派,而是因为儒学作为“国学”,作为统摄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要想“报效国家”,投入社会政治生活,尤其要想“修身齐家平天下”,就必须投身儒学门下。当儒学统摄了几乎全部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和精神生活之后,当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独尊儒术”,并以儒学为蓝本和教材开创“天下”教育体制时,当儒学作为国家学说和中华文明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时,尤其当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并一个王朝一个王朝传承下去时,对于历代王朝的皇帝而言,以儒学为核心掌控、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而从儒学为蓝本的官方教育体制中培养一支“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而“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的行政控制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比拥有这样一支官僚队伍进行实施更无孔不入,也更令人放心的吗?因此,每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重建这三大纽带根本不算难事:传统文化没有断档,传统国家学说没有断档,传统教育体制没有断档,旧王朝留下的或“乱世”中产生的大批儒生们正急着一展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呢!

  然而,近代中国经过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后,情形完全变了。就拿垄断社会意识形态这件事来说,比之皇权时代的历代王朝,就不知要难多少倍。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西方近现代各种思想流派蜂拥而入,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尤其令人揪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儒学传统的忠君信念中解脱出来,转而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义,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造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恰恰是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

  因此,当中共用暴力实现中国大陆的政治统一、并试图重建“三大纽带”,首先在意识形态的垄断上,就遇到了极大的历史难题。因为几十年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中共自然培养了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就全国而言,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仍占着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说,和皇权时代历代王朝面对现成的国家学说和大批的儒生而言,中共和毛泽东所面对的所谓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它对人性和社会正义的阐发和张扬,对人类平等和自由的推崇,是任何思想体系都无以伦比的。它还是催生马克思主义的母腹。特别到了二十世纪,它在人类认知空间达到的覆盖面是空前的,人类社会对它的认同也是空前的。而中共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也处于它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和毛泽东要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征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每一个人洗脑,让他们放弃原先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转而信奉“马列主义”,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但是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却真的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一场预演,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霸王硬上弓式地对全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刺刀见红”式的思想改造,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效。不仅如此,此举还“举一反三”:铲除了异已政治力量滋生之源——思想界中的一切可能的土壤,将所谓“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修正主义”等一切异已政治力量的思想资源一锅端;将建国之初的“政治遗产”——几个合法的民主党派,通过建国后一系列的“修理”动作和反右运动,将其彻底“降身”为中共财政供养的、政府序列中的几个政治花瓶,并将他们“参政议政”、企图从中共权力盛宴中分得一杯羹的念头彻底打趴;居然将马列主义的思想灵魂,强行嵌入整个教育体制之中,一切大中小学,一切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无论是教学活动还是科研活动,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则为蓝本,让孩子从小就受到强制性的思想灌输。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机制不能像流水线一样培养出大批“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员队伍才怪呢,而皇权时代的科举制和它相比真是小巫见到大巫。至于建国后中共各级官员队伍在“统一的政治信仰”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被“千锤百炼”的,中共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行政控制是怎样做到无所不包、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的,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此文就用不着一一赘述了吧。总之,这就是第三国际革命模式显示出来的巨大政治能量和精神魅力。而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也就是在对知识分子的“修理”上,中共至少在三个方面开创了中华民族思想专制的先河:一、高度控制、垄断了国内所有公开的媒体,真正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舆论一律”,这一点,同样独裁过的蒋介石显然望尘莫及;二、国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网罗在各自的“单位”中,而“单位”则是在消灭私有制后中共张开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网络中的一个个网结,因此,知识分子思想的任何公开“出格”,都会由本单位或上一级“单位”的行政领导或党组织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理,直到你低头认输为止。就是说,知识分子思想自由(以在公开出版物上自由发表自己看法或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主要标志)和人身自由(可以自主地选择职业和迁移)已基本丧失。三、知识分子的所有精神创造和思想产品都被四面而来的强大政治压力挤压在统治者提供的精神“模具”中,知识分子独立特行和独立思索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

  可见,中共建国后无论是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三十多年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时代,只要中共依然坚持“防止一切异已政治力量产生”这条建国和维护政治统一传统政治原则,其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在这一原则的范围之内走出多远,其政治体制的本质就仍然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格格不入,这个政治载体就不可能让宪政因子嵌入其中并让它存活成长成参天大树,除非在颠覆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童先生却认为:“基于学理和原则,我至今不认为执政党已经否定了其在未取得全国性政权前表达的宪政理想。因为,当年追求民主宪政的言论,是中共最高层反复重申过的政治主张,应该视为或至少在外界看来表达了全党共识。如果其后要放弃这种主张,应该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或以中共中央集体的名义进行正式论述,慎重地说明必要性和理由。”

  童先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太书生气了。中共在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最低政治纲领正是保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宪政原则并不冲突,但当时中共一方面以民主或宪政口号来争取民主党派和“民心”的支持,以反衬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独裁”,将其视为一种政治策略也未尝不可,但另一方面它也公开表明党的最高政治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到了这个阶段,执政党则非共产党莫属,这也可视为届时“翻脸不认宪政的账”当属“有言在先”。因此,当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在建国短短几年后就迫不及待地“走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实践社会主义改造时,则一步一步将《共同纲领》中体现的那些宪政原则毫不留情地抛到爪哇国去了。那么,中共领导核心对于宪政的态度究竟如何呢?网上曾流传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一番讲话,后章立凡先生证伪其是杜撰,笔者虽然认可章立凡先生的证伪,但认为这类的杜撰并非空穴来风,可视为毛泽东本人对宪法看法的一种参照。现将这段“杜撰”摘录如下:“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或者说毛泽东当时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段话,或者说毛泽东在某一个特殊场合说过意思接近的话,但原话不是这样。但是,1970年毛泽东接见老朋友斯诺时的确调侃过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当时说这个话,恐怕其中也包含着他对宪法的态度吧。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动机和行为,就表明他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儿,否则,他就不会口出狂言:他动一个小拇指头就能把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打倒。当然,毛泽东蔑视宪法或法律的底气还来自于其“导师”列宁的宏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而中共建立的政体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格格不入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以及实施这种理念和目标的政治实践的本质、特质决定的,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那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总在一治一乱中轮回而形成的政治历史逻辑,也就是说,只要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土壤中产生的以政权为目标的政治力量之间还不能在同一部现代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而是仍然以暴力和军事力量争夺政权,那么宪政因子就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成活生长。因此,现在笔者要追问一句,如果中共“党禁”一开,当下中国大陆的那些左派们右派们一旦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是否能够和平共处在同一部宪法之下?是否能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是否能避免恶言相向、武力开打并为争权而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战火纷飞?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弄清楚中共政体的政治本质和历史特质之后,为什么说童先生的社宪论缺乏中国政治学的学理支撑。说“中共的领导或执政地位写进宪法与否,是由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因而,“中共领导或执政与否,是政治问题、客观事实,不是宪法问题。宪法学者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只能基于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愿望讨论相关事务的处理原则或规则。”我以为,这是典型的和稀泥作法,或者是变相的政治犬儒主义。宪政就是宪政,专制就是专制,两者的政治原则本身就是对立的,无法兼容的。如果一方向另一方转化,那么发生转化的一方就意味着一下子放弃或逐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自己决定自己永久执政,并把自己永久执政的理由和决定写进宪法,这是它在宪法的外衣下实现一党制的一种政治策略,和真正的现代民主宪政原则截然对立,毫不相干的。也就是说,一党制的宪法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制定的宪法,根本就是两回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能因为两者都称为宪法,就把它们当成一回事,更不能因为名称相同就在两者之间“拉郞配”。而中共将自己永久执政地位写进宪法,为其寻找合法性,实质上就是根本拒绝履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任何执政集团都必须由广大选民选出,并有一定的任期。在这个情况下,硬要把现代民主宪政的因子“嫁接”在一党制宪法或政体的枝干上,而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那就是自作多情,就是一厢情愿,甚至就是强人所难,最后的结局难免碰一鼻子灰,弄出个“自寻其辱”。我觉得,正视中共宪法及其政体中的一党制原则,正视一党制原则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之间的对立和不兼容,正视前者向后者转化的首要前提是前者彻底或逐步放弃一党制原则,接纳后者的原则,这不仅是正视现实,正视真理,而且是对双方宪法原则和政体存在的起码尊重。而既承诺中共保留其永久执政,又要它接纳现代民主宪政原则的约束,这不要说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两千多年绝对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度了,就是对于当年的英国宪政运动,也是万难做到的。因为英国的宪政运动在承诺保留英国王室在国家政体中的至尊地位和荣誉的首要条件,就是英国王室必须逐步向民意机构让渡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由实君立宪过渡到虚君立宪。那么,中共会逐步让渡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吗?童先生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把握来为中共作出他们将让渡这些权力的承诺?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社宪派们将现代民主宪政因子“嫁接”到中共一党制政体之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就是像童先生所说,一党制政体在中国还有很强的活力,还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理由。证据就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的总体来说显著改善等事实,可以支持这个论点”。童先生这个观点有两层意思,一层,由于中共一党制在现实中还有长期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因此现代宪政因子眼下只能依附这个政治载体成长;另一层,中共在一党制下的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比之毛泽东时代让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有理由相信,中共的改革会必然地向现代宪政体制靠拢。但我以为,这仍然是社宪派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其理由也有两个。一个,说一党制因为仍然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就认定它的历史可持续性,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是,中共的一党制依然是在三大纽带的基础上建立的,从而难逃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率。也就是说,因历史因袭太重和政治包袱太沉,实质上有诸多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解脱的困境,而一党制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到了难以化解的程度。因此,一党制政体的历史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它羁绊重重,负重前行,在挣扎自救中恐怕难以承担社宪派们期许的“宪政”任务;另一个,同一性质的专制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其权力垄断的程度和对民众控制的程度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极大,比如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朱元璋的明朝初创之间的差别极大,李世民从不滥杀功臣,连原太子东宫的谋臣也信任重用有加,而朱元璋则对开国功臣滥屠滥杀,几乎无一幸免;再比如,唐朝对知识分子以及思想文化的宽松环境和明清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唐朝和明朝政体的君主专制性质,却是一样的,如果假定唐朝的政治宽松环境是连接宪政运动的政治契机,那就弄错了。这样的契机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即专制政体中掌权集团在政治压力下向其他政治集团在法律上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比如英国的君主制,在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历史中,英国君主制就有向贵族政治集团、教会和代表市民阶层的政治集团让渡权力的传统。但中国至今都没有这样的传统和先例。此处先简单说说我认为中共一党制不可持续的这第一个理由,而认为中国目前政体不可能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这第二个理由放到下一个题目中说。

  我们不妨来看看,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正面临着哪些自身难以化解的历史困境。第一,党的政治信仰面临着全面解构的精神危机。中共建国之初或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初,中共的政治信仰,具有构建“三大纽带”基石的重大和多重功能。之一,为中共永久垄断全部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来源。上文说过,中共的最高政治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并由社会主义社会向人类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可见,中共永久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中共是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人类最后解放的惟一政治集团;之二,以中共的政治信仰及其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施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其中包括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之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是中共实施一党统治的政治基石,而这一基石的牢固程度则取决于中共的政治信仰能否成为这支队伍中每一个成员个人的政治信仰;之四,作为中共进行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目标指南和精神指南。我们看到,当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血腥内幕还没有公开披露、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后果还有待实践加以揭晓时,中共的政治信仰的确极大地发挥了上述功能,即使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运动迫害、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无辜民众,即使所谓共产主义的实验饿死了数千万人,到了文革时期,仍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几乎举国一致地对中共的政治信仰表达了狂热的忠诚。然而,一梦醒来是早晨。文革的失败使全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逐步回归理智和理性,中共建国后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比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更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然而真相恰恰相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会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然而真相却恰恰相反;说是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消灭了剥削,人民会过上普遍富裕的生活,然而真相是: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让人民收获了普遍的贫穷。而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说出了大实话: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是什么。如果连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是什么,那么更遥远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如何去实现?这些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在实践中得不到坚实的回应,那么,中共的整个政治信仰及其理论基础就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幻灭。事实上,这种幻灭感不仅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在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中,而且在中共的各级官僚队伍中都在不可阻挡地蔓延着。有人说,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说明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欺骗中国。那是天大的笑话。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正是因为中共从资本主义世界盗取了市场经济之火为我所用,才歪打正着地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要素,如私人资本、市场、私有制、商品交换等等,不正是马克思和列宁当年口口声声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消灭的对象吗?它们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没有半点正相关系,只有反相关系。如果一个执政党宣示的政治理想居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这个党在带领人民奔赴这个空中楼阁的过程中却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灾难,那么的个党的政治信仰还靠谱吗?还会有多少人相信吗?这个党永久执政的理由还能够成立吗?眼下中共宣传部门的一些官员们或某些学府教授们仍然拿着阶级斗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理论来死扛,总是引来网民一片嘘声,足以说明历史真相的披露和理性思考的回归已经使大部分民众和三十多年前天安门广场万众齐呼“万岁”时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中共面临的深刻的信仰危机和理论危机,是它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怎样自圆其说?怎样找出新的理由?所有这些用一句“特色社会主义”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第二,党自身面临的政治生存危机。童先生拿“政治力量对比”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实力,令人油然勾连出人们心目中关于中共政治实力的一个普遍概念:一个拥有八千万之众党员的执政党的“巨无霸”规模;几乎将社会所有精英和人才囊括殆尽的党的骨干队伍和官员队伍;自上而下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党组织网络;举国体制、一竿到底的领导方式等等。然而,一个党的政治实力和生存潜质,不在于它的党员数量和社会规模,不在于它有多少精英和人才,也不在于它的政治纲领和实施口号如何完美和漂亮,而在于它的灵魂是否雄健,它凝聚广大党员的政治共识是否能达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效果。不用说,中共在夺取政权的年代,党员人数虽少,但其灵魂和政治共识显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事到如今,党的灵魂还如此雄健吗?什么是党的灵魂?就是党的政治信仰。如果一个党有一大半党员忠诚于坚守于党的政治信仰,那么这个党的政治实力和生存潜质就相当了不起了。否则,无论这个党的党员有多多,规模有多大,精英人才有多众,实乃外强中干,一盘散沙而已。试问,如今这拥有八千万党员之众的执政党,究竟有多少党员在忠诚地坚信、坚守着党的政治信仰?究竟有多少党员在为这个政治信仰无私地奋斗着?不仅如此,这个政党以外的所有群众,所有人民,对这个党的政治信仰有多少人相信?有多少人不相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党的大多数党员在为这个政治信仰忠诚地奋斗?有多少人认为这个党的大多数尤其是官员党员的大多数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政治信仰,只是在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奋斗?不妨再试问一下,一个八千万党员的大党,如果其中起灵魂作用和脊梁作用的核心层已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官僚集团,如果这个官僚集团按照权力大小已形成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如果各个掌权等级的所有党员或绝大部分党员都在暗中奉行“权力至上”的潜规则,如果这个党的凝聚力已从一个堂而皇之的政治信仰堕落为众多党的骨干对权力的崇拜和对私利的追逐,如果这个党的大部分无权无势的普通党员和党内的权力阶层已经离心离德,产生社会层级层面上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分野,这个党的政治实力和未来前途会是怎样一个情形?我想这不难回答吧?那么,中共眼下的现状和真相究竟如何,是否出现了上述那些情形?我想,恐怕任何一位在中共官场混熟了的党员官员,心中都会有一个明晰的答案吧?

  第三,执政党的腐败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童先生关于社宪派观点的五点依据中的第二点说得很明白:“尽管中共的机构和其领导的国家机关体系中腐败现象很严重,但远非世界上最严重的。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在当今世界只是处于中等偏高程度,在亚洲处在中等程度。况且,中共现在正在大规模展开的肃贪风暴,廉政效果比较明显。”以腐败的严重程度来推论一个政体的可持续性,又是对历史不负责的表现之一。中共官场的政治腐败,是专制性质的腐败,且打上中国君主专制传统的历史烙印。这样的腐败,不仅具有难以逆转甚至不可逆转性,而且是解构“三大纽带”的最有效的腐蚀剂。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长命王朝最后的崩溃,尽管有多种主要原因和多种政治方式,但普遍的、深度的、不可逆转的全面吏治腐败,则是其致命的症结。为什么?因为中国式的君主政体的整个基石,就是这样一支对皇帝或皇室忠诚的官僚队伍。而官僚队伍的整体腐败,即绝大部分官员都忙着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则这块基石对于君权而言,则由向心力转为离心力,由凝聚功能转为崩塌功能。至于为什么中国皇权时代的吏治腐败越到后期越不可逆转,则因为这种腐败在整个官场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在这个磁场的强力作用下,清官的政治生存空间几乎不复存在。那么,这样的磁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在其住所查获的财富仅百元人民币现金的重量就达一吨多,还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唐、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一大堆。而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其亲属贪腐的财产至少达10亿人民币,约合1.6亿美元。如果将徐才厚、周永康贪腐的巨额财富统统还原为两人敛财过程中行贿受贿的全部人际关系及其遍及官场的“现行公关活动”,就足以了解大陆官场这个巨大腐败磁场的强大威力和惊人能量了。而这种政治生态中的“物理”磁场,通过抓老虎、拍苍蝇,固然会收敛一些,但它对执政党理想信念的解构,对执政集团公信力的解构,对民心的解构,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解构,尤其对执政集团社会公共活动的行政能力的解构,都是不可逆的,致命的。

  第四,“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共传统的行政风格,且被戴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环。这种行政风格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就是以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正是用老一套的发展模式取得了连续三十年高增长的经济成就。这就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依据。实际上,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举国模式”并不可持续。中共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就是采取这种模式试图创造钢铁生产的奇迹,结果以惨败告终。那么,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模式为什么取得了经济高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开放了的国内国际市场和包括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为其托了底,否则,在清一色的“公有制”体制下,这样的“举国模式”非要碰得头破血流不可。然而,这样的“托底”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那么同样的经济灾难同样会卷土重来。而几乎倾全部国力追求GDP这一单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最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投机心理和逐利倾向,尤其当各级政府卷入经济发展的投机和逐利漩涡,后果则更可怕。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由上至下层层级级下达GDP增长指标?而下级政府为了完成指标,不惜弄虚作假,或在上报数字中大量掺杂水分?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将“招商引资”的任务和指标层层分解,甚至下达给普通机关干部、教师、记者?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敢于不顾居民的意愿和财产权,对成片的区民区大拆大建,并在强拆中闹出了那么多侵权维权事件?有哪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把宝押在房地产上,从中猎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来支撑所谓的土地财政?要知道,二十多年来城市化和房地产狂潮,像黑洞一样将大部分社会资源卷入其中,连广大农村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都被抽空了,而如果农村经济一路凋敝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人们不会不清楚吧?

  上述这些,只是想说清一个道理,任何专制政体,由于对权力的高度垄断和没有任何外来的有效监督,因而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是不可持续的。蒋经国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就是这个意思。而现代民主宪政原则之所以提出执政集团的轮换制、任期制和普选制,正是针锋相对解决这个问题。而社宪派政治主张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既然该派冠于“社会主义”行头,就意味着仍然承认有一个列宁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时期,从而有一个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这一历史过渡的漫长过程,有一个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人类大同世界的政治实践过程。而社宪派的核心理念,就是确认在一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前提下实行宪政原则。然而,真正的宪政原则不正是要解决由一个政治集团长期垄断政权所产生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吗?而这些困境的解决却只有在结束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怎么可能在保持专制的前提下做到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令人油然想起约瑟夫·海勒笔下的那个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同时又规定,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属头脑清醒者,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可见,除非两种情况才能避免这样的尴尬:一种,社宪派所要实施的“宪政”,是中共将自己永久执政地位写进宪法的此“宪政”而非现代民主政体以执政集团的轮换制、任期制和普选制为立宪原则的彼“宪政”,如果这样,就请不要将两种宪政混为一谈;另一种:像英国君主制那样,君主和王室在接受宪法约束的情形下一步一步向民意机构让渡权力。如此,君主和王室长久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前提就不能成立。而第三条路:既让君主和王室永久垄断权力,又让被垄断的权力接受宪法的约束,这样的“宪政”,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假宪政,另一种是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出现的政治怪物。我想,社宪派所指的大概是第二种情况吧?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宪法如何“规范”党权?

  宪法规范党权,是社宪派的核心观点。且看童先生关于社宪派“依据”中的第五点:“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改革者都是社宪派或潜在的是社宪派,构成党政官员队伍的主流,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这么看来,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改革所必须的几乎所有资源,只要他们有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并不困难。例如,把中共党权入宪,形成党权清单,这是最难的一步,但又是完全可以想象和能够做到的事情。”

  实质上,中共党权已经入宪,但很抽象,而在关于权力归属的具体条文中却又没有中共的踪影,所以这一部宪法确实给人们留下偌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先看1982年宪法中中共是如何“入宪”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段文字出现在宪法的序言部分。也就是说,既然中共是“领导党”、执政党,那么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自然非中共莫属。然而在宪洗正文总纲第二条关于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却是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总纲第三条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既然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民意机构,同时还是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载体,那么,中共的领导权又如何通过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来体现、来实现呢?在这关键之处,宪法却语焉不详,且具体条文中没有中共的半点踪影。为什么?没有必要绕圈子了,实质上,中共的领导权凌架于整部宪法之上,而非受制于宪法之中,也就是说,中共领导权的实施,是在整个宪法权力运行程序之外进行的,也可称为“体外循环”,所以这个“体外循环”的理由、法理、程序、过程,怎么可能入宪呢?中共建国以来,一贯如此。如今中国大陆上连引车卖浆者都知道这样一个“政治常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和国家所有政治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由不到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而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如此,宪法中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权力机关的负责人包括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都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而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定程序直选出来的,或者仅仅走一下宪法程序。不仅如此,各级地方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中共各级地方党组织的核心层——党委常委会。连国有或集体性质的单位中的党组织,也有相当大的决策权。而从中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及其成员到地方各级政权中党组织的决策机构及其成员的产生,和宪法中关于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选举程序,没有任何关系,即便中共党内各级核心层的产生,也不是广大党员“海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权中的党委书记,基本上是由上级任命,而中共中央委员及其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虽然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但参加代表大会的党代表的来源,却不是由普通党员“海选”出来的,或由一级党组织指定,或由担任一级地方、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中产生。而中央核心层的成员,如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总书记,通常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基本框定。

  我们看到,中共这样的政体非常奇特,作为执政党执掌的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运行,并不具体入宪,但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和运行程序,在整个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仅处于被支配或橡皮图章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有宪法无宪政”。可见,这样的政体的专制程度比一般的君主立宪制,甚至比实君立宪制还要厉害。因为即便实君立宪,君权运行的法定内容、法定程序和法定边际,也要明明白白地写进宪法之中。实际上,举凡二十世纪由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其政体都是这样的模式。也就是说,党权统领着国家政权的一切领域,而具有西方宪政文本样式的宪法,仅仅是摆投或被支配的政治程序。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体模式呢?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即正是列宁主义学说本身,给出了“充足”的理由。上文说过,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实质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改造或社会实验运动,这场运动只有一个政治集团可以领导,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而既然是社会改造和社会实验运动,那么其中的每一个目标、计划、设计、步骤,都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如此,如果党不能统领国家政权的一切领域,或者掌握国家的所有政治权力,则这样的社会实验运动根本无法顺利进行。这是党权高于一切、或“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第一层理由。而第二层理由则是:由于社会改造运动会使整个社会制度不断处于动态之中,因而社会各个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边际以及其中的个人利益边际、包括财产的法定边际都会处于动态之中,因此当宪法将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个人的利益诉求权利和法定利益边际框定下来之后,实质上是和共产党领导的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相冲突的。比如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要没收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如果私有制或私有财产被宪法所保护,那就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比如,中国大陆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就将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入社或充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总而言之,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的、自命为领导人类最后解放斗争的政治集团,它需要的政治权力必须是完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让渡和分割的、没有边际或边际不确定、具有很大伸缩性的绝对权力。否则,这个党领导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是不可能的。而童先生虽然意识到党权入宪并列出清单这件事是最难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这是可以做到和完全可以想象的。这里,我们不妨先“想象”一下,然后再来看看是否能够“做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宪政”历史已经有数千年,而“宪政”的精髓,则在于将一切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没有边际的政治权力变成相对的、可以分割的、有清晰法定边际的权力。共产党的党权也是一样,一旦具体入宪,便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我们姑且想象一下,党权具体入宪碰到的第一个矛盾,就是如何保证中共在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法定程序中成为连届连任的执政党。我们知道,中共执政的模式,完全超出了宪法的法定程序。即中共每一届产生的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物,经过“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议”,也就“天然”地、或“天经地义”地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领导人。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人同时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并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真正的法定程序,只是形式上“走”一下程序。而一旦党权具体入宪,那么,如何保证党的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同时又担任国家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呢?如果通过宪法规定的真正的法定选举程序,是不可能做到两者的高度重叠的,因为党的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物,是通过另一条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程序完全无关的渠道产生的。两条渠道不可能如此高度重合。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在宪法中强行规定党的领导人具有不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即可同时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天然法权,以此来保证执政党的永久法定位置。如果这样,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情何以堪?它作为一切权力归人民的政治载体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它所代表的人民意志又在哪里?人民手中的权力又在哪里?中共会在宪法中写下这一条如此自相矛盾且愚蠢混账的条文吗?或者中共以另一种方式来行使执政权力: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一切有关国家治理和管理事务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机关必须郑重考虑通过并执行。那么,两者的位置又尴尬起来,究竟是党发令,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呢?还是党提议,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机关不是仍然回到现在的状况了吗?如果是后者,或双方是协商平等的关系,那么,民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必须根据民意和自己的法定职责对“党的决议”进行郑重权衡和筛选。如果一旦否决了党的重大决议,那会怎么样呢?一次两次否决,也无关大局,如果多次否决,那么就产生一个严重问题,这社会主义究竟由谁领导?如果党的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那还有社会主义吗?如此,中共会在宪法中写上这一同样自相矛盾、愚蠢混账的条文吗?肯定不会!

  可见,党权凌驾于宪法之上和党权的运行在宪法程序“体外循环”,正是共产党保持永久执政地位的惟一可选择的政体。党权一旦进入宪法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条文,它被制衡被分割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它的法定边际就必须清晰。而那样一来共产党就是不共产党了,党权的绝对性就会被解构,而被解构的党权,是几乎没有政治生存空间的,认为党权可以像君权那样受制于宪法,并一步一步让渡给民意机关,那仅仅是一种天真的想象。苏联的解体,已经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个命题。

  不仅如此,党权凌驾于宪法之上及其运行的“体外循环”,还有一个重大政治功能,即保证党权边际的不确定性和伸缩性,这同样极为重要,几乎是党的另一条政治生命线。比如,对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党权就具有相当大的收放自由度和裁量权。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依据的第四条中这样说:“在中国现行宪法架构下,政治和法律制度还有不小的改良空间,进一步限制公权力和改善基本人权保障状况的可能性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存在,我也相信现今中共领导核心也在努力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前行。但我认为,至少在目前的情形下,这种改良空间,仍然只局限于上述党权高高在上的对公民权利的收放自由度和载量权之内。比如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放到什么程度和范围,收到什么程度和范围,党权只有在居于宪法之上或边际模糊化的态势中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因为对应制衡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党权”一旦入宪形成具体条文,它的收放边际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因而就会被宪法限死,这对于执政党地位的稳固是会构成很大威胁的。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在八二宪法中的总纲中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这是一条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的最有力的入宪条文。但这一条文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但其政治内涵又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尤其在界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违宪行为和制裁这种行为的法定边际十分模糊,因而执政党才有可能为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对相应的公民政治权利拥有收放自如的裁量权。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推敲一下,这一条文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其一,由学者在书斋里设想和推演出来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科学性和可行性根本不靠谱,怎么可以强加于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呢?况且,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已遭受根本性的挫折,酿成了诸多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它究竟有什么理由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且神圣不可侵犯呢?其二,既然宪法规定所有国家权力归人民所有,那么,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理应是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一个党,有什么权力为人民作主呢?其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上,执政党还没有真正搞清楚,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的,如此,一个连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社会制度,怎入可以如此不慎重地就写进了宪法的总纲了呢?其四,即便是由学者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一种很美好很理想的社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定选择它,也有一个在实践中试错的过程。如果其中有小错,就纠小错而保持其主体部分,如果其中有大错或根本性错误,那么就应该将其主体部分抛弃。比如中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半个多世纪,其中大错和根本性的错误国人有目共睹,即便修正后保持它,也还有一个继续纠错的过程,干吗还要把它弄得那么高高在上不可批评呢?其五,最要命的,是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党的各届最高领导人手中,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届党的领导是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截然相反。比如毛泽东理解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在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岂止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在邓小平眼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超码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社会主义”,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言出法随”,一锤定音。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对社会主义言出法随的解释和实施,一旦酿成政治灾难和社会祸害时,那些在灾难和祸害中抗争或发出质疑、反对声音者,往往就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祸从天降。比如大跃进中的彭德怀,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数百万对造成大饥荒的共产主义实验不满、反对、抗争的基层党员干部,不就是被戴上了这样的大帽子而倒了大霉了吗?而“破坏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可以视情形任意收放,胡乱加扣。毛泽东时代,分田到户,三自一包,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到了文革,连农民养了几只鸡,也成了破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尾巴,至于眼下司空见惯的贩买贩卖,在那时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奸大恶行为,叫“投机倒把罪”,是要蹲监狱的,严重的还可能杀头。当“反对、破坏社会主义”成为党的领袖手中的一根政治棍子的时侯,有多少无辜的人被这根棍子打得头破血流妻离子散甚至命丧黄泉。如今这等离奇古怪的罪名是不多见了,但谁能保证这“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和大棍子,今后不会变着花样乱扣乱打呢?而宪法的具体条文对这种乱扣乱打的政治帽子和政治棍子不仅没有任何具体制衡的法定边际,相反,宪法总纲中“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句含混不清的“原则”,则可以为这些政治帽子和政治棍子提供宪法支撑。可见,还是那句话,从书斋里推想出来的社会制度再完美,在实践中也有局部出错和根本出错的可能,如果允许试错,就必须允许人们从局部或整体上批评这一制度,如果一旦批评就是反对破坏这个制度,那么人民还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我说这些,你可以扣我一顶反对宪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把我抓起来,我认栽。但你们得扪心自问:就凭这一条写进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宪法总纲的条文,它禁得住人民、时间、历史、法理和人类理性思考的考验吗?况且,世界上最完美的现代宪政宪法,其中都有劣款善款之分,都有善款驱逐劣款或劣款排挤善款的可能,因而修宪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如八二宪法,不也经过了多次修正吗?

  总之,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奥妙就在于: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之所以迟迟难以在中国落脚,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什么国民素质低,历史条件不成熟,国情特殊,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没有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等等,而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各方政治力量,还没有“学会”如何在同一部宪法下共生共存、和平地竞选执政地位,或者还根本不把所谓的“选民”当回事情。因此,只要这些政治力量或政治领军人物还一天不能达成上述共识,养成上述政治素质,中国的政治局面就仍得在分裂-统一、战乱-和平的往复循环中轮回。同时,只要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现存的政治力量还是潜在的政治力量,只要一天还没有拥有上述政治共识和政治素质,则维系政治统一局面的执政集团就有继续实行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威权主义的历史理由,同样,只要这样的执政集团还在一天用上述那“三大纽带”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则它在“周期率”中兴替存亡的宿命就一天无法逃避,最终的结局仍然是政治统一体的解构和崩散。因此,最终解决中国持久的政治统一局面这一两千多年的难题,只有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才能真正做到。而既要维持“三大纽带”的一统政治局面,又要执政集团受宪法的制约,恐怕是异想天开,缘木求鱼。至于童先生说泛宪派的政治理念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并无实现的具体路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弄清社宪派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和历史传承中有无具体路径的可能,对此问题不作他论。当然,本文所论仅是一家之言,其中谬误也许多多,如能起抛砖引玉之作用,笔者也甚感慰之,故还望方家多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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