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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解读
2020-02-17 15:15:2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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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排除武汉市卫健委的瞒报撒谎受他人授意、为别人背锅的可能。……让科学家不说真话只说假话大话空话或者干脆不说话的政治生态,才是最可怕的,它是造成武汉疫情失控的根本原因。
  看了《合传媒》网站发表的来自第一财经的《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2019.12.1-2020.1.23)》一文,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然,笔者既不是防疫专家,对病毒的相关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是知情人,对武汉疫情发生的这条时间轴线后面的重重内幕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正能量”宣传中反复强调的各级党政官员及专家学者们“权系人民、情系人民”的良知和责任感,我这样的“吃瓜”百姓还是耳熟能详的。因此,在对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的解读中,伴随的当然还有面对疫情的各级党政官员及疾控专家们的良知和职责的解读。解读如下。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论文中武汉首例新冠病例当日发病(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解读:无疑,这是真正的首例武汉新冠病例,但它只是在《柳叶刀》论文的“回顾性调查”中事后发现的病例?还是当日发病当日发现的病例?按逻辑推理,应该是后者。因为如果不是发病的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因诊断失误而混同于其他普通病毒肺炎,事后的“回顾性”调查又是如何确定它为“首例”?问题是,如果这个“首例病例”当日发现,接诊医院有没有第一时间上报各级疾控中心?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曾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CDC创建了一套网络直报体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天下,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体系”……“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也就是说,只要接诊医院将这一首例病例“点击”这套网络直报体系,则中疾控理应在12月1日当天获知这个病例,尽管这单个病例还没有达到“主动触发核查机制”的五例病例,中疾控还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派人前往武汉,但至少应引起高度警觉,责成武汉疾控中心严查这个病例,及时获取病人样本,速送当地病毒研究所研究,展开对病人接触史的外围调查,寻找病源的蛛丝马迹,在治疗中建立包括各种观察数据的缜密的病历档案和相关资料,这对后来可能蔓延的疫情的认知和防控将起到极大的参照作用。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而在7天之后武汉“首例冠状病毒病例”才出现在武汉疾控中心的通报之中。显然,12月1日的“首例病例”并没有上报中疾控的“网络直报体系”,被忽略过去了。从12月1日病例到12月8日病例之间这一个星期的延误,错过了第一时间对武汉全市疫情和病源及早筛查和预警的宝贵先机。而诡异的是,这“首例病例”却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从而埋下了病毒传播源头不止华南海鲜市场一处的伏笔。

  12月8日:武汉卫健委通报中首例新冠病例当日发病。

  解读:如果说,12月1日的首例病例已被忽略,那么12月8日的“首例病例”出现在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中,说明接诊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对疫情的上报是及时的,以此类推,湖北疾控中心和湖北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也理应在第一时间获悉这个消息。问题是,尽管这仅是第一个病例,武汉卫健委是否向武汉市委市政府汇报了初始疫情?是否提出了采取相应调查防控措施的建议?如果汇报并提出了建议,武汉党政领导的回应是什么?武汉卫生防疫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在首例病例出现之后究竟有没有采取实质性的主动调查防控措施,抑或只是坐等病例增加后相机采取对应措施?这一切,在12月8日至20日之间的十二天时间中,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党政部门对疫情出现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还没有向全国人民作出任何交待,同时对每日新增加病例也没有任何通报。要知道,当新增病例达到五例时,国家疾控中心就会主动触发核查机制,国家疾控中心就必须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观察、病人的访视、接纳样本等。然而,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卫健委在12月8日到12月31日的二十多天时间内,却没有新增病例尤其是新增五例以上病例的任何通报,即便12月29日湖北武汉两级卫健委组织到武汉中西结合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时,也没有关于武汉全市新增病例的任何具体数字。而从两天之后武汉卫健委通报的新增病例达27例来看,超过五例病例的时间肯定在12月29日之前,也就是说,在12月29日之前的某一天,当武汉新增病例达到五例之后,武汉、湖北、国家三级疾控中心和卫健委并没有主动触发核查机制,也没有在武汉本市进行流行病学观察、病人的访视、接纳样本等工作。也就是说,三级疾控和政府部门有严重的渎职行为,造成了贻误第一时间疫情筛查及病源防控战机的严重后果。

  12月20日:稳健医疗取消在湖北召开高管年终会议。

  解读:笔者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或企业,也许是医疗业内企业吧。该单位取消在湖北的高管年终会议,是否是在得知武汉疫情的情况下取消的?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他们所了解的疫情已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能这样理解,已远远不是个案,而此时疫情的真相恐怕还处于保密状态,只在业内有所流传,说明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在防控疫情上还不想搞出公开的“动静”。

  12月25日,武汉第五医院吕小红主任听说两家医院有医护感染。

  解读:哪两家医院?吕小红主任作为业内主管怎么才是“听说”?从哪个渠道“听说”的?这个“听说”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如果是谣言,那么在外界民众对疫情和防疫专业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种专业性很强的“谣言”只能从业内渠道传到吕小红的耳朵里,且肯定不会空穴来风。但如果是事实,武汉疾控中心肯定不会不知道,除非两家医院故意隐瞒。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两家医院没有必要瞒报,他们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况且这个消息已流传出去。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感染是事实,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卫健委显然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报告,他们恐怕也没有那个胆子向省、国务院两级疾控中心和卫健委瞒报吧?如果汇报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就非常严重,医护人员感染,大概率是此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可靠证据,因为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最多的就是病人,只要他们近期没有“亲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那么传染源直接来自病人或“人体”即可几成铁证。可见,如果吕小红主任这个“听说”确是事实,如果武汉市疾控中心对这个事实经过缜密调查最后确认并层层上报,那么就意味着从武汉到国家的各级疾控中心和卫健委在12月下旬就已经掌握了病毒可以人际传播的确凿证据。然而,这一连串的“如果”,只能将吕小红主任这个“听说”的真相继续埋在层层铁幕之后。

  12月26日,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省新华医院)向区疾控中心上报4例反常病例,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样本。

  解读:一家三甲医院一天上报4例“反常病例”,意味着什么?如果这“反常病例”就是指新冠病毒感染,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疫情已经开始扩散,尽管规模有限,但其密集度和速度已经十分可怕,足以引起高度重视,就考虑采取对所有发热病人采取拉网式筛查并分层隔离、诊断、治疗等重大举措。而同一天上海收到武汉发热病人样本,这件事同样值得玩味。是武汉疾控中心或卫健委主动向上海同行送去发热病人样本?委托他们对病毒样本进行研究?如果这样,说明武汉已经采取行动试图弄清这种病毒的“本来面目”了。这当然是好事。然而,笔者当然不懂发热病人样本的临床研究和对病毒内部结构和性质的“微观”研究有什么区别,因而有这样一个疑问,发热病人的样本是否也同时送到武汉顶尖的国家病毒研究所,委托他们进行病毒的“微观”研究?

  12月29日,武汉中西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湖北、武汉卫健委组织到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解读:该医院不是26日已经将病例上报区疾控中心了吗?相信区疾控中心也及时逐级上报了吧,或许是进一步向上级疾控中心反映。只是湖北武汉两级卫健委在同日派员到中西结合医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这件事有点费解。在这根时间轴线上,12月26日之前并无两级卫健委组员前往发病所在地进行相关调查,而中疾控规定一地区出现五例病例就应启动核查机制,如上文分析,相信早在26日之前,武汉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五例,如此解释起来,两级卫健委启动核查机制滞后的原因,该不是误将一个地区出现五例病例的规定当成一个医院出现五例病例吧?而且一个地区超过五例病例,按规定国家疾控中心或卫健委应该派员前往调查,但国家专家组却没有及时赶到武汉。

  12月30日,8人通过微信群传播不明肺炎相关信息。湖北省新华医院一名护士出现轻微感染。

  解读:是的,是的,这一天李文亮等8名医生在微信群里转发了有关感染病人的信息,而且李文亮作为眼科医生,已经从相关渠道判断出这种“不明肺炎”和2003年的“非典”同类,问题是,这8名医生转发的病人发病、诊断情况的真相,难道武汉湖北两级疾控中心和卫健委一无所知?他们难道连李文亮还不如,竟然哪怕凭经验也没有判断出这种“不明肺炎”和“非典”极为相似?这个极其严重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向国家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及时报告?如果报告了,那么国家卫健委有没有向国务院领导直至党中央报告?而同日新华医院即武汉中西结合医院一名护士的“轻微感染”如果是确诊出来的,那么即可认定此病毒的人际传播已经是大概率的事,这个更为严重的情况,从武汉到国家的各级疾控中心和卫健委是否知道?国务院领导是否知道?党中央是否知道?如果不知道,这个基本判断即新病毒和非典相似并可人传人被遮敝或隐瞒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如果知道,武汉疫情极可能和2003年非典相似这个基本判断摆在从武汉到国家各级党政领导面前,是假以时日进一步调查确证?还是在进一步调查确证的同时采取重大举措,果断扑灭疫情扩散源头,对疫情蔓延势头进行全力围歼?众所周知,这才是和疫情真正的赛跑,因为病毒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再及时,再快捷,和疫情的扩散速度比起来,都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期,只有采取快速行动将病源和疫情蔓延态势圈死、困死、扼死,才有战胜疫情的决胜把握。我个人以为,一旦新病毒和非典类似的基本判断被确认,对疫情态势的全面堵截就应该和流行病学调查同步展开,这个“展开”不是后者“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是举一反三全面包围,即对已经出现的疫情区域和可能蔓延的方向、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包围,即对武汉市郊及周边城市进行全方位的包围,这个“围歼战役”可“超前”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常规程序、步骤和最后结果,而不受其任何牵制。

  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武汉某医院收到排查华南市场密切接触者的文件类指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27例“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华南海鲜市场大规模消毒。

  解读:只是武汉协和医院设立隔离区?其他医院呢?难道武汉市卫健委和相关党政领导对疫情可能扩散的规模没有任何预警意识?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27例病例,是否因为国家专家组的到来才通报的?在此之间除第一例通报外,为什么一直未见通报?如果说开始发现的病例绝大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那么最早作出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源头的判断是在12月几日?我想,最迟不应该迟于12月26日武汉中西结合医院上报四例“反常病例”吧?那么为什么到31日才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大规模消毒?要知道,只要海鲜市场还开着,那么该市场所有现场人员时时刻刻都有被感染和变成感染源的风险,关闭市场拖延一天,流动感染源的基数就会扩展一次,而连病毒宿主都没弄清,这种大规模的消毒管用吗?而对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进行排查的“指令”,为什么只有“某医院”收到?难道这个位于市区中心位置的大型市场的日常流动人员,不会遍布全市乃至更大的范围?难道不应对全市各医院发出这样的指令?至于通报中“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这个说辞,就显得暧昧和心虚了。未见“明显”人传人,就说明已见“不明显”人传人,那么“不明显”人传人,是否是“人传人”的事实存在?而“未见明显的医护感染”,则更显得荒谬,相对而言,“不明显的医护感染”能否说明医护感染的事实存在?一个护士发病轻微,你能借“轻微”、“不明显”这样含混的措词否认她染上这种病的事实存在吗?而“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无论“明显”还是“不明显”,弄清人传人是否是一个事实存在恰恰是疾控中心专家们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各级政府责成疾控中心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而用“未见明显”这样的混帐措词来模糊甚至掩盖“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这样事关一座城市千万生灵命运的重大事实存在,实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渎职和耻辱!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停。“平安武汉”称8名散布谣言者已被依法惩处。

  解读:我想,华南海鲜市场12月31日全面消毒,1月1日果断关停,应该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督促的结果,武汉公安对8名医生在微信群里散布有关疫情真相的查处,实质上已经传递了这样的信号:武汉抑或湖北两级卫生防疫机构和党政领导显然已经在疫情信息管控上统一口径,作出部署:至少在病毒人际传播、和非典相似这两个要害问题上掩盖部分真相,或模糊全部真相;严控各大定点医院接诊病例的各类信息通过医护人员之口在社会上流传,以稳定人心,保持社会安定。令人困惑的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在武汉主政者的这个舆情控制决策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推波助澜,还是袖手旁观?抑或晓以利害,竭力劝阻、提出建议?无论专家组做了什么,但我以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专家组对病毒可人际传播、类似非典这两个基本事实是清清楚楚的,对8名医生泄露的疫情真相以及他们受了冤枉也是清清楚楚的,如果这两点他们不清楚,就愧对他们的岗位职责和专业知识了。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既然对上述两个基本事实清清楚楚,他们就不会不想到武汉当局管控舆情举措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疫情的公开程度和防控举措的力度强弱、“动静”大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关系,你对疫情真相控制得越严密,则对防控措施展开的限制作用就越大。道理很简单,疫情管控是“保密”,防控举措是“泄密”。也就是说,在疫情真相严格保密的态势中,应该迅速采取的规模防控举措是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而“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之类的小打小闹是根本无法阻止疫情的快速蔓延的,如此,后果不堪设想。可见,无论就专家组此次来鄂的使命职责来说,还是就他们的专业知识来说,武汉当局对疫情真相的部分遮敝和对舆情的封杀,都是一座让他们困坐其中的“愁城”。然而,他们是否真的“愁”过?是否将疫情真相和武汉当局在防控举措上“不作为”、在舆情管控上“乱作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过?是否向国务院领导提出过责成武汉湖北两级党政领导立即全面铺开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建议?尽管这些谜团也许永远无法解开,但是在之后二十天疫情防控的黄金时段武汉湖北两级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终于酿成大祸,国家卫健委相继派出的前两批专家组,是否应该承担其中的一份责任呢?

  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开会检视针对武汉疫情的预防措施。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

  解读:请看清楚,香港特区政府开会不是对武汉疫情一般的预警,而是对具体预防措施的“检视”。这个动作至少传达出两个信息:其一,武汉疫情的跨地区蔓延已成“势头”;其二,武汉疫情的信息公开度,在全国范围已经相当“透明”。两相对比,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对疫情真相的包裹却像个闷葫芦。我不知道在一月上旬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武汉湖北两级党委政府是否像香港一样召开过专门会议全面研究部署落实疫情的防控?如果召开了,清洁华南海鲜市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项举措?这项举措虽属亡羊补牢之举,但已明显滞后,病毒的“宿主”已由野生动物换成了“人”,应该针对“人”这个感染源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和病毒赛跑”就是一句空话;

  1月3日,湖北省新华医院出现3例CT异常。中国开始向美国、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飞抵新加坡的旅客需接受体温检测。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签下训诫书。

  解读:也许是一个讽刺:那边由国家出面向美国和世卫组织、周边国家通报疫情,这边却让泄露疫情真相的医生签下“训诫书”,果真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如果我理解的不错,所谓“飞抵”是指中国旅客抵达新加坡后接受新加坡方的体温检测,那么在“飞往”新加坡之前,中国旅客是否必须接受中国海关的体温检测呢?此处语焉不详,不作判断。如果武汉机场对中国出境旅客测体温,当然是天大好事,但这一重大举措如果实有其事,但却和此后20天武汉市民大部分不戴口罩这个“黑色幽默”格格不入,相映成“怪”,此处蹊跷,不说也罢。疫情方面虽然增至44例,但“老调”依旧:“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级别应变。武汉卫健委当日无通报。

  解读: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这边疫情边缘地带的香港百爪挠心,如临大敌,那边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却“处乱不惊”,安之若素,两相对照,令人扼腕!

  1月5日,武汉同济医院急诊医生陆俊肺部CT异常。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59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解读:从1月3日的44例到1月5日的59例,两天之内新增15例,还不包括未确诊的,这个传染速度已经相当可怕了。想必陆俊医生肺部病变的消息此日还没有报到武汉市卫健委,即便报到,是否陆俊的“肺部CT异常”也属于“不明显”的医护感染?我不是医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属于,我也无话可说。

  1月6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重症肺炎病人,即刻隔离改造ICU病房。吕小红的门诊接收很多疑似病例。湖北省新华医院内部强调不造谣不传谣,该院一名医生CT异常。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两会开幕。武汉卫健委当日无通报。

  解读:一边疫情日趋严重,一边加码对医护人员的“封口”;一边是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一边武汉卫健委对疫情“当日无通报”。谜底终于揭开:疫情防控必须为武汉、湖北两会让路!

  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人大政协)两会在年初定期召开,是中国大陆一项极其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制度。两会制度,非同小可,定时召开,雷打不动!它的政治重要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性质。它既是中共“制度模式”优越性的政治象征,也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党委)总结上年工作、展开当年工作——包括财政预算、人事变动、政府机构调整、全年社会规划和政府工作计划等一揽子工作通过合法程序的开局之基。让疫情为两会让路,武汉湖北两级党政领导的思路并没有错。试想,让两会为疫情防控逾期举行,可能吗?有过先例吗?即便2003年非典猖獗之际的北京广州两地的两会,也是雷打不动,按时召开。地方两会因疫情延期召开所造成的政治震动,一定撼山动岳,难以想像,它对于执政党制度优越和政治形象的破坏和影响,对执政集团来说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两会延期这个念头是武汉湖北两级党政领导想也不敢想的,这个极其重大的政治责任,不要说这些地方官员了,就是党的核心层领袖也未必敢于承担。那么,是否可以两者兼顾,一边召开两会,一边全力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两者是有很大冲突的。两会必须在喜庆、祥和、民主、团结、安定的政治氛围中召开,刻意营造这样的政治氛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两会召开所特别强调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而大规模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和非常措施所带来的恐慌、混乱氛围,比如强制性实行高危人群隔离,取消所有聚集性的社会公共活动、社会娱乐活动和私人聚会活动,约束全市居民的外出活动自由等等,这些对于两会来说无疑是大煞风景,将两会所需要的政治氛围破坏殆尽。也许有人说,并行不悖地开展两会和防疫这两项工作,需要政治智慧。但这种政治智慧是什么?武汉湖北两级党政领导拥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吗?

  1月7日,武汉同济医院医生陆俊感染确诊。武汉市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无通报。

  解读:陆俊医生感染确诊,是医护感染的铁证,只要陆俊医生本人近期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也可作为病毒人际传播的铁证。陆俊医生至少可作为1月7日1例确诊病例未获通报,而这个特殊病例可推翻先前卫健委关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的全部结论。这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病例应该在第一时间获得通报,它将意味着防控举措面临着重大逆转——向针对病毒人传人方向逆转。然而,当日武汉卫健委却无通报。

  1月8日,香港将武汉不明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国家卫健委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源。武汉市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无通报。

  解读:香港将“武汉不明肺炎”纳入法定监管和国家卫健委确认新冠病毒病源这两件事在同一天发生,颇有些意味深长。香港是在获知新冠病毒被确认为病源的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入法程序,还是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前就把一种基本没有弄清楚的病毒感染入法?两件事情同一天发生纯属巧合?如果是前者,那么香港动作真快,如果是后者,则说明香港当局对武汉疫情蔓延的预警太心急,恐怕超出了常规程序。但不管如何,这个“巧合”说明了香港政府和国家卫健委相继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导致武汉疫情的新型病毒和2003年的非典病毒类似,一旦蔓延,其遗祸无穷,非同小可!奇怪的是,国家卫健委明明知道这种类似非典的新寇病毒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对武汉在遏制疫情源头的关键时段按兵不动却无所作为,隔岸观火?难道他们不知道一旦武汉疫情失控酿成大祸自己要承担那一份比山还重的责任吗?至于武汉卫健委在国家卫健委确认新冠病毒的同一天却对疫情“无通报”,实在无话可说。

  1月9日,新冠出现首个死亡病例(当日无通报)。武汉市召开两会。

  解读:出现首个死亡病例,说明疫情展现重大危机——这个不明来源不明传染渠道无药可治的新冠病毒是会致人于死地的,是会出现病死率的,是需要全面预警并立即采取非常防控举措的。然而,武汉卫健委面对疫情出现的这个重大转折却仍然是“无通报”,看来,武汉的防控已经完全为“两会”让道,处于不可理喻的麻木状态了。

  1月10日,湖北省新华医院出现30例CT异常。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16张床位住满,科主任指出诊断标准过严。黄冈出现疑似病例。李文亮出现感染症状。国家卫健委专家王广发称没有医护感染。春运开始。武汉市两会闭幕。武汉卫健委当日无通报。

  解读:新华医院出现集群病例、中南医院重症监护病床全部住满、科主任指出诊断标准过严、黄冈出现疑似病例等疫情出现的诸多重大变化,实际上已经昭示了疫情发展的可怕前景:在没有对所有发热病人采取分层隔离、分层诊断、分层治疗的非常举措之前,即便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平均值按钟南山的推测在2.2之间,即每个病人平均可传染两个健康人,在武汉核心疫区也会因病毒在人体的潜伏期出现波浪式的规模越来越大的病情集群爆发,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引发大面积的恐慌情绪,发热病人一窝蜂地扎堆医院,加上这些病人没有隔离自由流动,那么医院将成为病毒交叉感染成几何级指数迅速扩张的温床。只要将所有发热病人实施分层隔离、分层诊疗的非常举措拖延一天,病毒交叉感染指数成倍翻番就会延续一天,病情集群爆发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疫情中心区域向外输送的“流动传染源”就会越来越多,越到最后,对所有发热病人采取分层隔离分层诊疗的难度就越大,成本就越高,所需要的物理空间和医疗资源就越难以满足,当核心疫区的发热病人加感染患者达到数万、十数万甚至数十万时,以一城医疗资源和相应的物理空间是万难支撑如此压力,在没有举国支援的情况下,全市整个医疗体系将面临彻底崩溃。而疫情在疫情中心全面失控的情况下,尽管封城等各项极端举措能够有效遏制感染源的对外输出,但被封在城内的数百万市民将面临灭顶之灾,感染指数成倍翻番,病死率大幅上升,武汉人民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将难以估量,不堪设想!

  而1月10日武汉的种种反常征兆所预示的,正是疫情开始朝这个恐怖前景“长驱直入”的凶险态势。其中两个象征性的事件值得玩味,一个是曾在12月底就对疫情真相进行“私下预警”、从而被武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李文亮医生在救治一线受病毒感染,另一个就是赴鄂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王广发再次公然宣称没有医护感染,这分明是瞒报疫情,当众撒谎。责任在谁?是武汉卫健委对王广发有意隐瞒,王毫不知情?还是王知情后和武汉当局配合默契,共演双簧?春运的开始,对武汉这个面对疫情几乎“不设防”的超大规模城市更是雪上加霜,它的“滚滚洪流”将把武汉大量的“病毒流动传染源”通过这个全国交通大动脉上的重要枢纽输送到全国各地;

  1月11日,CT显示李文亮双肺磨玻璃样病变。国家疾控中心向武汉提供PCR检测试剂。湖北省两会开幕。武汉卫健委通报41例新冠肺炎确诊,称1月3日后无新感染病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解读:武汉市“两会”这只“靴子”刚落下,湖北省两会的“靴子”又抬起。而武汉湖北“两会”相继召开,似乎表达了“会佑武汉”这份“天意”。这不,这一天武汉卫健委在通报武汉41例新冠肺炎确诊之后不是宣称1月3日后无新感染病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吗?那么,就在前一天新华医院出现的30例CT异常的病例中是否有新冠感染病人?医生李文亮双肺磨玻璃样病变是不是新冠肺炎“明显”的、典型的发病征状?这分明是公然地撒谎。如果这撒谎是“两会”的必须,那么武汉湖北“两会”期间的诡异氛围,是否可以用“疫情与封口齐飞,两会与谎言共色”表达?国家疾控中心向武汉提供的PCR检测试剂,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为新冠肺炎病人的确诊提供了检测手段和更高标准。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其一,确诊标准太严;其二,试剂盒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诊断需求之间的缺口太大;其三,送检程序过于繁琐,诊断速度太慢。诊断是防控治疗新冠疫情的极其关键的一环,全面、快速、精准、有效的诊断是遏制疫情最重要的武器。但武汉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样,试剂盒的奇缺和送检程序的繁琐加上检测时间的缓慢,导致大批染上病毒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确诊和收院治疗,处于到处求医的流动状态,而他们在和家人、亲友及医院发热病人的接触中又成为新的传染源。可见,诊断手段、技术、程序和资源所处的困境在武汉疫情一波比一波更大的集群爆发中起到了推波助澜、恶性循环的作用。由此,每天通报的新增确诊人数和当天实际发病人数误差极大,这个“确诊人数”实际上就是全市各个医疗单位极为有限的诊断能力范围之内被确诊的病例。因此,整个武汉市每天都在“积压”和累加没有得到及时诊断、及时确诊、及时收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这也是武汉疫情在一时段处于“加速度失控”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

  1月12日,李文亮入院,后于2月1日确诊,2月7日去世。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无新增。

  解读:11日李文亮胸部CT已显示双肺“磨玻璃样病变”的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次日及时入院,但二十天之后才被确诊,紧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去世,令人无比痛惜。从中看到了什么?诊断周期太长,延误了对症治疗,等到确诊之后,轻症已变成重症,增加了死亡风险。李文亮是医生,尚能得到及时诊断和收院治疗,但那些被拒之于医院门外的普通新冠患者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整个武汉市究竟有多少还没有等到医院病床就病死在家中的患者呢?应该有一个大致精确的统计吧?应该对他们有一个起码的交代吧?对于当天召开湖北两会、卫健委的“无新增病例”通报,无语。

  1月13日,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各一名护士感染确诊。港澳台地区专家组前往武汉调查。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市内无新增确诊、泰国新增一例确诊。

  解读:武汉卫健委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同济、中南医院被确诊的两名护士难道不是当天新增病例吗?是两医院瞒报呢?还是“官家”刻意隐瞒呢?武汉本市无新增,远在境外的泰国却新增一例,这个通报够无耻的。然而,港澳台地区专家组竟然在湖北省两会期间前往武汉调查疫情,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近乎打脸的行为,恐怕不仅武汉湖北两级防疫机构和党政领导不快活,而且国家疾控中心和卫健委也不快活吧?这种大煞风景的疫情调查分明是对武汉及大陆疫情的防控举措、信息披露的不信任,是有损湖北及国家各级防疫机构、防疫专家和党政领导面子的事。当然,这种“不快活”也有心虚的成分,因为武汉的疫情防控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经验供港、澳、台的防疫工作借鉴,相反,恐怕还有不少破绽被他人揭穿并作为教训吸取。

  1月14日,卫健委专家徐建国对《科学》杂志表示763名密接者无一感染,如下周无新增病例疫情将结束。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无新增确诊,称尚未发现明确人传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解读:先是卫健委官员对民众撒谎,后有卫健委专家对专业杂志撒谎,并痴人说梦般宣告“疫情如无新增病例将结束”。可见,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这位专家撒谎没底线,吹牛更无边,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学者专家的职业操守何在?一个国家权威部门的专家撒下弥天大谎,吹下惊天牛皮,就不怕日后被人拉清单吗?这次武汉疫情令人体会极深的是这样一个道理,面对肆虐的病毒,专学们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就像一柄威力无穷的神剑,可破敌十万而一往无前,而专家们的良知和奉献精神则是一道最有力的防线,可以保护百万民众生命安全而免遭涂炭。那么,那些丧失良知、依附权势、贪得无厌、满嘴谎言且占据重要岗位的专家呢?他们像不像敌方潜伏在我方阵营中的内奸卧底呢?他们巧设迷局谎报军情引“狼”入室贻误战机造成的恶果,武汉人民可谓深刻领教了!而更加令人叹服的则是武汉卫健委玩弄文字游戏的高超水准:把先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中的“明显”换成了“明确”,也就是说,人传人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但还没有“明确”,但如何才算“明确”当然由他们说了算,后面一句则更加精彩: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不排除”是否指已经有?但已经有算不算“明确人传人”?但即便如此,这种“人传人”也很有限。那么这个“有限”是指人传人的传播范围“有限”?还是指新冠病毒只传播特定的、有限的人群?前者说不通,疫情是会扩散的,一旦扩散,且“有限”就会向“无限”方向发展;后者更荒谬,新冠病毒针对的感染对象是一定年龄段的人群?还是和性别、肤色、体质、嗜好、人种有关?如此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委实厚颜无耻,是在毫无底线地耍流氓。

  1月15日,长江航运总医院一名医生感染确诊。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无新增确诊。

  解读: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针对的不就是武汉这个疫区中心疫情的发展吗?而所谓应急响应是紧急启动各项应急措施的行动信号,而不是预警信号。然而,武汉卫健委却对之置若罔闻:没有新增病例应什么急,纯属杞人忧天,滚他妈的蛋!

  1月16日,武汉亚心总医院一名医生感染确诊。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无新增确诊。

  解读:一边是医护人员确诊,一边是“当日通报无新增病例”,无语。

  1月17日,黄冈医生听说市中心医院有医护感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书面报告高福和广东疾控中心警惕人传人和无症状感染的风险。美国CDC将对中国游客做入境筛查。湖北省召开两会。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无新增确诊。

  解读:看来,国家卫健委某些专家终于忍受不了良知的煎熬,按捺不住要讲真话了。“高级别专家”袁国勇是好样的。由此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根由12月1日到次年1月23日的时间轴线上,武汉疫情的通报似乎在绝大部分时段由武汉卫健委这一必须通过上级授权才能公开发布疫情信息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出面,而湖北省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却鲜有发声,尤其关于武汉具体疫情只在最后几天发过声,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武汉疫情通过春运向全国蔓延,国家及各省、市、县卫健委才陆续建立每日通报当地疫情的制度。从这个角度看,由于当时疫情集中在武汉,湖北其他县市和全国各省还没有出现或出现很少新冠病例,因而由国家或湖北两级卫健委授权武汉市卫健委公布当日辖地疫情,也是说得通的。然而,新冠病毒不是一般传染病,2003年的“非典”创巨痛深,令全世界记忆犹深。武汉疫情虽然集中在一个城市,但却非同小可,事关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宁、政治稳定、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武汉卫健委对辖区疫情的通报不仅是向本市市民通报,向湖北人民通报,而且是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通报,因而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立场、策略考量和防控通报口径。如果是这样,那么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武汉市卫健委在被授权的同时,会不会被“授意”?或怎样“被授意”?授了什么样的“意”?是如实通报,还是曲意掩饰?上级部门由武汉市卫健委自作主张,“信口开河”,在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其官员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因此,不排除武汉市卫健委的瞒报撒谎受他人授意、为别人背锅的可能。

  1月18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再次向上反映确诊标准过高。武汉3家医院共4名医护人员确诊。湖北省两会闭幕。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

  解读:湖北两会闭幕,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于是武汉卫健委关于1月3日以来无一例新增病例的神话终于可以结束——当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然而,这4例新增确诊居然全部是医护人员,竟无一例普通患者,不知道在这4名医护人员在他们接诊的若干非新冠感染病人中,他们是如何被感染的?

  1日19日,武汉协和医院9名护士确诊。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国家卫健委宣布开始下放检测试剂盒。武汉当日通报17例新增确诊。

  解读:我想,一名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医护人员和他所接触过的新冠病毒患者人数之间,一定有一个概率性的比例。也就是说,一名医护人员只有在平均接触数名或多名感染患者的情况下,才有大概率被感染的可能。因为医护人员虽然直接接触患者较多,但他们自身的防护也做得好,当然,也有防护用品不足产生的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例外。如此,一个医院9名护士确诊感染,那么她们平均接触多少患者才有这样大的群体感染概率?换句话说,武汉协和医院接诊了多少新冠感染患者,才会在一天之内确诊9名护士被感染?可见,仅协和医院一家,恐怕感染患者已不是一个小数目,加上国家卫健委宣布下放试剂盒和市卫健委通报中确诊病例由前一天的4例跃升到当日的17例,这三条信息所传达的市内疫情集群爆发的态势,已经非常严峻了。然而,正是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武汉百步亭社区却按原计划举办了“万家宴”,武汉主政官员面对灾难性的疫情蔓延究竟怎么想的,想的是什么,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1月20日,3名医护人员确诊。国务院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钟南山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2日内共计136例新增确诊。

  解读:纸,终于包不住火了。钟南山一马当先宣告新冠病毒人传人,相信这个重大的逆转意味着真正的决策者已如梦初醒,意识到武汉疫情的拖延可能酿成大祸。随即,国务院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这个举措是否和此前香港将不明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属于同一性质?如果是,国务院将新冠病毒入法比香港已经迟了12天。而武汉市卫健委竟然通报2日内新增确诊病例为138例,这已经是不打自招,证明了自己在此前十多天内瞒报了大量的确诊病例。然而,武汉卫健委这种自取其辱的“变脸”,真的是良知发现,心甘情愿的吗?

  1月21日,湖北卫健委当日通报称武汉、黄冈各有15位及5位医务人员感染。湖北卫健委当日通报省内72例新增确诊。

  解读:瞧,湖北卫健委终于出面通报疫情了。在1月20日这个转折点上,武汉、湖北两级卫健委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脸——对医护人员感染的公开通报,恐怕是首例病例出现以来的第一次吧?而由湖北卫健委于1月21日出面通报全省新增的72例病例,恐怕还是第一次向公众披露新冠病毒已经在省内蔓延的事实吧?

  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湖北卫健委当日通报省内105例新增确诊。

  解读:国家疾控中心已于1月15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湖北卫健委在全省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00例以上的严重疫情下,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是为疫情评估的急转直下提供一个缓冲、留下一点颜面吧?

  1月23日,武汉当日上午10点起“封城”。

  解读:说到武汉的封城,网上曾一片唏嘘。武汉于23日上午10时正式封城,但封城令已于当日凌晨两点多钟下达,给武汉市民预留了近八个小时的空档,导致近三十万人在封城之前逃离武汉。此为题外话,不说也罢。我想说的是,武汉封城已算极端举措,展现了武汉疫情防控断崖式的逆转,和两天前全市对疫情蔓延“顺其自然”、麻木不仁的现状形成强烈对比,由此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测,决策者受到了当头棒喝,且“幡然醒悟”,“顷刻”意识到武汉疫情必将造成灾难性后果,才壮士断腕般地果断出手。如果真是这样,那当头棒喝者是谁?封城的最高决策者又是谁?

  在此我想说说香港病毒专家管轶。当然,我说管轶,并不是指管轶就是那位当头棒喝者,而是引发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1月21日,管轶带领他的团队来至武汉进行新冠病毒调查,但他被武汉的防疫现状惊呆了,吓慌了。他在授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我和我的团队到武汉来,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无力,悲从心来。’”他说:“我是21日到达武汉,下午3时到了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叫小东门市场,看到场景一片祥和,好多人还忙着置办年货,我对此极其惊讶。……我观察市场里的民众只有不到10%的人戴上口罩。第二天在机场,让我再次惊讶到掉了下巴。机场人流已明显下降,而机场居然还有个别旅行团在出游。更让人不解的是,机场的地面没有消毒,只有人手握体温计监测体温,我观察了武汉的候机厅内,只有零星的地方比如星巴克放上了消毒液。当我过安检的时侯,拿着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只戴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我说:丫头,你的口罩质量不行,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她说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戴,这是她自己准备的。这说明即使前两天中央已经发话高度重视,但当地卫生防护根本没有升级。我当时就想,这都要‘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百姓好可怜,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完全对疫情无感哪。时间上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我并不乐观……”管轶说:“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我选择了做逃兵……”

  原来我以为,武汉疫情防控错失黄金档,也许有其客观原因。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或许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对病毒的研究、病源和中间宿主的寻找、病例样本的分析、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如何采取对策、怎样进行有效防控等复杂过程之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延误,因此疫情防控错过黄金档或许在对病毒的认知、调查、定性、对策的复杂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上难免付出的代价。然而,管轶的出现完全推翻了我这个猜想。像管轶这样一流的病毒防疫专家在大陆大有人在,管轶对武汉新冠病毒的研判速度内地一流病毒防疫专家也完全可以达到,管轶对武汉疫情如何及时应对及其防控预期,内地专家也完全能够想到。因此,管在来武汉之前的设想中,武汉疫情一级应急响应机制应全面启动多日;除日常必需品外的所有公共集聚场所已经关停,那些没有关停的也执行了严格的消毒措施和进出人员的体温防护检查,所有的家庭、单位聚集活动已经取消,所有的发热病人被分层隔离、观察、诊断和治疗,全市的定点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剑拔弩张,全力以赴,防疫宣传全面铺开,紧锣密鼓,居民除必要的采购外,已经全部自觉地居家隔离,街上行人稀少,全部戴口罩,车站、机场已经严控人员外流和进出,实施严格的消毒措施……这些也许就是管轶所说的“战争状态”。然而,管轶预期的这幅图景并没有在武汉出现,反而出现了让管轶匪夷所思、“惊掉下巴”的一幕。而管轶仅在武汉呆了一天就迅速“逃离”后对武汉疫情灾难性后果的预判:“是SARS的十倍起跳”果然在20天后“精准言中”。

  武汉疫情时期管轶一直呆在香港,他对武汉疫情的现场认知只有一天时间,而内地疾控中心和卫建委的一些一流防疫病毒专家却有亲临武汉一线多日的现场认知,实际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和管轶一样,对病毒传播的理解及其后果,在如何采取针对性的防控举措及如何紧紧抓住黄金档果断决策,早已一目了然成竹在胸。而全部问题就在于,管轶将他心中想的和盘托出,内地的一流专家除少数敢于“有限发声”,大部分却不说。“不说”的原因恐怕有如下几种:其一,说了,但没有用;其二。说了,怕被严厉打压,丢掉职位荣誉饭碗,甚至会被当做“造谣者”被抓起来,因而想说又不敢说;其三,故意不说,甚至反话正说,隐瞒真相,欲盖弥彰,以“正能量”取悦领导,攀附权势,捞得好处;其四,以明哲保身为人生第一要义,良知麻木,苟且偷生,充愣装傻,保持沉默。

  他们不说,实质上出于一种恶劣丑陋的政治生态。就像管轶到达武汉一天便勿匆逃离后惊魂未定地说了一番“心里话”,便被大陆成千上万的“爱国红粉”们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管轶在内地官场混几年仍如此这般地“说实话吐真言”,他的下场会如何?你猜!

  让科学家不说真话只说假话大话空话或者干脆不说话的政治生态,才是最可怕的,它是造成武汉疫情失控的灾难性恶果的根本原因。

  如果大陆连钟南山、袁国勇这样敢于“有分寸、有限度”地说实话真话的科学家越来越少,“说假话、不说话”的科学家越来越多,那么,下一次瘟疫来临时,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走进可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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