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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由主义的“包容性”问题和周枫教授商榷
2020-02-27 11:58:5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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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教授列举的那些应被自由主义“包容”的“主义”,真的和自由主义同在一个“反专制、反极权”的阵营吗?它们究竟是和专制主义为敌,还是与专制主义为伍?

  从合传媒网站读到了周枫教授的《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下文简称《争取》)一文,读完后的总体感觉一是非常在理,二是总觉得在哪个地方不对劲。反复看了两遍,才发现问题出在所谓自由主义的“超脱性”和“包容性”上。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自由主义的“超脱性”和“包容性”问题谈谈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周教授和广大网友。

  一、自由主义的原则底线和不包容性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在周教授看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它和其他任何“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超脱性”,因而它比其他“主义”更具有“包容性”,也更能包容其他“主义”。《争取》一文的开场白就是这样一句话:“自由主义如秦晖所言,它在所有的主义中,大概是最没有什么可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优先于主义,它天然地就不想去驳倒其他的主义。”而“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则是指:“自由主义的唯一敌人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它不应有其他的敌人……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它意味着,只要反对专制主义,你就是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但一定是专制主义的反对者。”

  我个人以为,周教授和秦晖赋于的自由主义的那种“超脱性”并不存在。古往今来,人类在思想领域中的耕耘产生出无数理论硕果,它们分属于诸多成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有一部分思想理论体系是以人类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其政治目标的,而人类思想领域所产生的所有思想理论体系无论有其政治目标还是没有政治目标,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学理特征。这些学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每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原则底线、主体框架和内容边际;其二,即便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和另外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内容、知识、逻辑、观念上有重叠之处,但它强调的是这些重叠部分围绕它的核心理念、原则底线和主体框架所构成内在联系的自成一体,而不是强调用这些重叠部分和其他理论体系包容共存,组成“统一战线”。就像当年中共和国民党虽然有政治实践上的统一战线,但绝无思想理论上的统一战线,中共的革命阶段论虽然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理论在内容、知识、逻辑和观念上有重叠之处,但中共坚称自己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和孙中山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作为中共最低政治纲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和中共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念、原则底线、主体框架血肉相连,自成一体;其三,如果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中能够和其他思想理论体系重叠的那一部分内容和理念脱离了它的核心理念及其原则底线,它只能视这部分内容和理念已成为丧失了并被论敌占领了的阵地,或成了别人的俘虏和战果。因此,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生存本质或存在方式,都是牢牢坚守自己的核心理念、原则底线和主体框架,它不可能降低甚至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底线去和其他思想理论体系讲“包容”,讲“认同”,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尽管这样的包容、认同和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实践中的策略是可行的,因而任何思想理论都不可能将包容别人或被别人包容当成道义上的追求,当成和其他异已的甚至敌对的思想体系之间关系处理的准则;其四,一言以蔽之,人类各种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说,是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

  因此,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不是为了“驳倒其他主义”去建立的,如果与“其他主义”产生争论,那完全是因为两者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双方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底线而战;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它的各种核心立论都需要大量的论证,尤其是那些有着政治目标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上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立论都是在其数百年的发展中通过各国自由主义理论家大量的论证确立起来的,并且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任何思想理论体系在自己的理论拓展中,都不可能避免和其他敌对思想理论体系发生的争论和冲突,在这种争论和冲突中,往往不“驳倒”对方,就无法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底线,同时也无法继续拓展自己的理论空间。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和众多“论敌”的论战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举凡所有对它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发起挑战的其他“主义”,它从不姑息,也从不“包容”,因此,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和其他任何“主义”一样,不具有也不应具有特殊的超脱性和包容性。

  周教授将“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定义为“自由主义惟一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这就很奇怪,既然自由主义的惟一敌人就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且成为“最低限度自由主义”的主要政治特征,那么言下之意,莫非还有“最高”自由主义或“中等”自由主义之分,而这两种自由主义和“最低限度”相比是否在“惟一敌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那么这个“惟一”又作何解释?“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惟一敌人”这个政治特征究竟是对整个自由主义的全称判断,还是对“最低限度自由主义”的特称判断?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是的,周教授并没有明确说除“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之外还有“最高限度”或“中等限度”的自由主义,但既然他提出“最低限度”这个分类概念,那么从逻辑上推理就必然还有诸如“最高限度”和“中等限度”这样同类性质的分类概念了。

  实质上,周教授的本意无论怎样,将自由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限度”的分类,是非常荒谬的。不错,自由主义惟一的敌人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但是作为有其政治目标和政治实践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是从政治制度这个根本上解决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问题。恰恰是从对人类一切传统的或现代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进行彻底的制度转型这个根本上,自由主义构建了自己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主体框架和原则底线。不错,古今中外,的确有一支庞大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理论同盟军,但除了现代自由主义外,这支同盟军中几乎任何一支力量,其理论逻辑和实践归宿不是以专制主义反对专制主义,最后回归专制主义制度,就是从反对一切专制主义的初衷中导引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在本质上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吧?但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归宿却是为“君权天授”的中国君主专制提供合法性来源和道统力量;中国古代历代农民起义的理想和口号都有均田地和人人平等的理想色彩,都激烈反抗当朝的专制统治,但成功的农民起义者又有谁没有继承了皇帝的权位和宝座?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下文专谈。

  由此,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现代自由主义才是将所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制度转型作为自己核心理念和政治目标的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现代自由主义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它争取和保障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这里强调一下,所有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是可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通约”的,这种“通约”意味着人人都可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自由,彼此之间不会发生冲突。这种“通约”的深层学理就在于,对于人类社会中任何不可通约的“平等”和“自由”的追求,都是产生另类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新源头;另一个,就是建立一套保证由广大被统治者选择监督统治者的完备的宪政体制。自由主义的这两个核心要素,就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彼此不可分割且互为一体。因为如果没有或不能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就无法形成被统治群体选择监督统治者的“民主”力量,同理,如果没有宪政体制的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样会得而复失。而之所以必须由被统治者来选择监督统治者,原因十分简单:人类社会任何专制制度和极权政治的产生,都是由少数人高度垄断、独霸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结果。

  现在不妨拿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比较。不错,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反对一切人类的专制主义制度,尤其在反对各类奴隶制封建制专制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有诸多内容和理念上的高度重叠之处。但是,在保障所有公民起码的人权自由和以被统治者选择监督统治者这对自由主义核心理念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则必然要走到与之冲突的地步,同时也具有走向新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必然性。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轮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阶级和国家将会消亡,人类的政治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将悉数消灭,私有制被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取代,全体社会成员的分配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马克思认为,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还没有消亡,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统治方式,应该是无产阶级整个地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周教授为马克思作了辩解:“实际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正如秦晖、金雁所论证的,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因此根本不具有太多的意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尤其在德国,宪政民主尚未实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不可避免,马克思只能如此设想。后来的恩格斯就根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和平环境下的议会民主追求道路。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过渡环节,所以马克思才会将其极端化。”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白纸黑字地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马克思对自己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理念的高度概括。在这个概括里,“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重大历史过渡时期的政治统治任务,又何来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你无论有多少论据和多少理由,对照马克思这段原话,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整个“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过渡时期的国家统治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降格为“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都是荒唐的,严重歪曲甚至颠覆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原意。而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理论体系,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最主要的指导理论,它必须对自己指导下的整个政治实践负责,并且应该承担因为理论失误所导致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周教授为马克思本人推卸一切责任的所有理由,都是更加站不住脚的。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政治实践上为什么必然导致新的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第一,无产阶级整个阶级都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样的论断有悖起码的政治常识,众所周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之后,国家政权的掌控者永远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仅如此,人类社会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政治诉求,它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包括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而它和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构成或政治倾向,是一个变数,完全视自己的统治需要和特殊政治经济利益而定;第二,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声称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的专政。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则必然发展到列宁主义的政治实践: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专政。而且列宁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根本不是由无产阶级通过普选产生出来的,而是由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自己组建起来的;第三,上文说过,由少数人组成的国家统治集团如果长久垄断和独霸全部国家政权,其制度模式必然是专制主义的。而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专制统治集团是不可能逃脱“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腐败”这个铁律的。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恰恰为“共产党的专政”提供了所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其一,马克思所指“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这样一个“过渡”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恐怕数百年上千年也不为过,而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实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这就必然形成由少数统治集团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永久垄断和独霸所有国家政权的政治结局,这也是一战之后出现若干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权的理论渊源和政治渊源;其二,在所有的共产党一党制国家,执政党不受任何来自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底层的有效监督,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为其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正因为如此,各国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才把自己定位为“领导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救世主和“大救星”,从而拒绝来自一切方向的有效监督;第三,上文说过,任何专制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特殊的政治利益和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它必然利用自己生杀予夺大权对广大被统治群体竭尽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能事,剥夺被统治群体作为“人”的起码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使他们处于非人状态。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被统治群体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的所有“剥削阶级”,诸如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封建贵族阶级,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过应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而是将他们视为“毒蛇猛兽”(国际歌),要“剥夺剥夺者”,不仅剥夺他们合法的私人财产,还要剥夺他们所有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试问,在“阶级专政”之下,还允许“反动阶级”公开陈述出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言论吗?

  周教授说:“……中国,自由主义者深深卷入到(有时是激烈的)主义之争中去,而仍然要不断地为自己作论证。如果说社会主义者一定要证明公有制优越,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一定要证明私有制的优越,从而论证公有制的不行。人们看到的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并非是无需论证、无需辩护的,自由主义带有过于浓厚的派别色彩,自由主义优先于自由而非相反,自由主义者缺乏应有的宽容胸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争论,真的仅仅是狭隘的“派别之争”,仅仅是无谓的“抬杠”吗?难道这场争论不是因为列宁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将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整体的颠覆和践踏,自由主义才奋起反击以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吗?请看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是怎样“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请问,在这样的“宪法”下,中国大陆的亿万人民,还有不“选择”“社会主义”和选择其他社会制度的任何自由吗?而中共建政之后的三十年间,自由主义的那些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即上述的人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几乎被执政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颠覆、蹂躏、践踏得干干净净。借问:几亿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数百万“资本家阶级”的私有财产(以生产资料为主),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名义下几乎被“一扫而光”?有多少人和家庭在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名义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中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仅生命权不保,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吧?至于那个时代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中,人们除了和执政党和“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外,还有任何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吗?更不用说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被选举权了。

  中共执政前三十年以列宁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对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的践踏和颠覆,是自由主义的奇耻大辱,是一笔难以算清的大账。请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自由主义者们认真洗刷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吗?或者认真从理论上清算过这笔大账吗?而当今的“社会主义”无论怎样“特色”和变脸,只要它骨子里还在剥夺人民对社会制度的选择自由,只要它还在以各种“社会主义”或“公有制”的名义掠夺任何公民的合法财产,只要它还在以各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义继续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国内自由主义者就有义务有责任与之抗争,就有义务有责任捍卫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就没有任何理由以“超然物外”的“宽容大度”去和这些挑战自由主义底线的“主义”“化敌为友”,握手言欢。

  二、“自由权利”是“人皆可欲”的吗?

  周教授说:“就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而言,由于它只关乎人们的自由权利,而无关乎选择了什么,这就大大降低了产生敌我之争的可能性(卡尔·施米特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攻击自由主义的),从而最可以赢得广泛的共识。自由权利是人皆可欲的,它不涉及可欲的内容,因此它仅仅具有形式价值,这就保证了它作为规范的普遍适用性。……正是这种公正性或普适性,使平等的自由权利原则就如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不证自明。……这里的道理并不在于它是人定的(因而随人们的处境变化而变化),而在于它蕴含于理性之中:首先,自由为我所欲;其次,推己及人,自由为我所欲也为他人所欲,故应同等地施于所有人。这种蕴含于理性中的道理是人类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否则我们就只能过着人对人像狼一样的生活。”

  可见,在周教授和秦晖看来,自由主义就是一堆为人类理性公认的常识。诸如“思想是可以争论的,任何观点都必须通过辩论来维护,因而它不应该通过垄断而免于被批评;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应该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来解决,压制不同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思想是多元的,真理是不可以被垄断的,因此,我们对思想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随时准备接受批评,等等”这样的自由主义常识,就像“人总是要死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之类的“绝对真理”一样,是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必须认同的常识,因而无须论证,也无须争论,更无须和其他“主义”分个高低上下,它浑然天成,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然而,“自由权利人皆可欲”仅仅是一个幻像,一遇现实,便大谬不然。不妨举几个例子。如果你在网上发一个段子,说毛泽东是可以批评的,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应该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来进行是非判断,我有批评毛泽东错误的自由权利等等。那么结果会如何呢?你会立马遭到成千上万“毛粉”们的围攻,这些“毛粉”会一致认为,你根本没有批评毛泽东的自由权利,你批评毛泽东,就是“汉奸”、“卖国贼”、“西方敌对势力的走狗”。那么,当今具有这种“毛左”思维倾向的人在中国大陆人口中会占多大比例呢?可能会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百分之八十的“公民”不仅不允许别人拥有“批评领袖”的“自由权利”,而且他们自己也绝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自由。由此,至少在中国大陆上,你还能说批评的自由尤其是批评“领袖”的自由是“可以赢得广泛的共识”,是“人皆可欲”的吗?再举个例子。马克思本人绝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专制制度干涉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深恶痛绝。然而,当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宣布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实质上就是变相垄断了真理。因为人类发展规律作为被发现了的“真理”只能有一个,与这种“真理”相悖或对立的其他思想理论,显然只能沦为谬误了。但马克思完全可以辩解,即便我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惟一规律,但我并没有垄断真理呀,尤其没有剥夺你们批评的自由权利呀。你们完全可以用“公共讨论”和“平等对话”来和我继续探讨或批评我的理论发现呀。然而,马克思的这种胸襟或大度一旦进入具体的政治情境,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了。如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的一系列具体举措真正进入政治实践时,情形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具体举措是什么:“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试问,如果作为指导运动领袖的马克思本人亲临其境,他还会允许那些被剥夺的资本家、地主、“流亡叛乱分子”或他们的代理人在“公共”场合“平等”地批评所有这些“革命举措”,还允许他们拥有任何思想言论自由和“反抗”这些暴力举措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吗?实质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这些“革命实践情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二战后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再现了,在这些革命过程中不仅对“阶级敌人”而且对全体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剥夺,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了吗?而马克思、列宁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不是要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高出一百倍”吗?

  可见,只关乎人的自由权利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是否“赢得广泛的共识”,是否“人皆可欲”,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政治情境。说白了,自由权利“人皆可欲”,目前只有在少数宪政民主制度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才成为真正的政治现实,而在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各类专制国家、威权国家和宪政民主制度尚不成熟的国家,还是极不靠谱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教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说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可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并不认同自由主义?难道他们拒绝自己的理性,顽固地不承认自由主义的简单明白道理,固执于偏见?或者说,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由其所存在的社会关系、环境和利益决定的,对自由主义的拒绝有这方面的根源?但是,如果这么解释(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那么自由主义自身又有何种这样的根源?它的这种根源又是如何保证它就一定是人们共享的、共识的?将自由主义反对者的观点归结为偏见固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这与马克思将一切不认同其思想的观点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偏见一样,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如此解释与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都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把人的意识视为阶级利益或社会存在的传声筒,那么秦晖所认定的自由主义的无须论证的、简单明白的理性道理又有何意义呢?”

  按照周教授的意思,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居然有这么多人不认同自由主义,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因他们各自的社会关系、环境和利益而反对自由主义“简单明白的道理”,而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派别色彩”,“树敌过多”,“缺乏应有的胸襟”,从而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么借问,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为什么有同样多的人不认同自由主义?难道也是这些国家的自由主义缺乏胸襟和树敌过多吗?

  自由主义是一种价值观,而任何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主义”,也同样是一种价值观,而所有不同的价值观后面都有不同的现实利益构成和文化历史背景,在这个框架中,没有任何“主义”或价值观是超脱的,是可以被所有“主义”和价值观认同的“一堆简单的常识”。也就是说,即便自由主义再降低自己的姿态以取悦于、示好于其他“主义”,也根本无法消除人家和你在价值观上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不可能消除人家对你的敌意。而中国大陆之所以大多数人不认同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被诸多“其他主义”反对,是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群体中从来没有被真正地“广泛共识”过,而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更没有被“人皆可欲”过。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政治生态中,无论是知识群体还是普通民众,秉持带有中国传统及现代专制色彩的价值观的人恐怕在大部分时段还占据多数地位。

  那么,所谓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我个人以为,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就是对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向往,并且这种向往往往会贯穿于人类各类斗争的诉求之中。而每一种价值观尽管总能折射出藏在其身后的利益链条,但也充满了人类精神追求中各类美好纯洁的梦幻色彩。因此,说任何价值观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它后面的现实利益,是不对的,它充满了对人类终极正义和美好理想的追求。而人类对终极正义或终极价值的追求,则源于人类社会成员之间各种差异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国家的差异,民族的差异,种族的差异,阶级的差异,个能才能和体能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社会职业的差异,个人性格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财产的差异,性别的差异,等等等等。要想实现人类社会的绝对平等,就意味着消除所有这些差异,因而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中只有极少数差异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消除,从而实现一个极小范围的“人人平等”。但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绝大部分差异,恐怕是永远消除不了的。而消除极少数差异所实现的“平等”,仅仅是可以在人类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通约”的平等,即可以“人人享受”的平等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在人类关于“终极正义”的价值追求坐标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它仅仅是一个处于中端的、务实的、具有可行性、可以实现的价值体系,它在这个坐标上没有占据任何带有理想和道德色彩的制高点,而从它整个理论体系的学理层面来说,它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而是给它的论敌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反击空间。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学理空间是什么。

  自由主义核心理念所彰显的所谓“人权”,实质上旨在消除的只是人类社会中那种“把人不当人”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消除人类社会中“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所谓“人权”,不过是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作为一个“人”,而不是被当成猪狗不如的动物对待那样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而人类社会中被当成“人”的那些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都是可以在所有社会成员中“通约”的、可以人人享受的自由和权利,即这些自由和权利可以人人享受而不会影响他人。比如生命权,就是“人权”中的最基本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可被任意剥夺,以区别于可以被任意剥夺其生命的鸡鸭猪牛等动物,而人的生命权可以人人享受而不相互冲突,这就是可以通约的权利和平等。 再比如财产权,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不得任意剥夺,这是“人权”中另一项可以通约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说明在以劳动为生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拥有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得被任意剥夺,如果被任意剥夺,那和牛马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可以“通约”的“人权”所彰显的不过是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毫无疑问,“人权”所彰显的各项可以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通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只能消除人类社会成员之间极少数的差异,所实现的也是一个极小范围的“人人平等”。它对于人类社会成员之间那些无法消除的差异和不平等,往往束手无策。比如它可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权,但却无法消除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私人财产上的不平等,同时也无法消除贫富差异,实现个人财产上的“人人平等”;它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它却根本无法消除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农夫之间在“思想自由空间”和“社会话语权”方面的极端不平等;还有所谓“出版自由”,实质上它只对少数知识精英和文化人有意义,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它根本无法消除社会成员之间在受教育程度和享受社会文化空间上的不平等。但它却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即便对于那些没有这种表达条件和需求的人来说,这项权利也具有为他们预留成长空间的意义。

  可见,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彰显的“人权”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可以通约的几项权利和自由,所能实现的“人人平等”也少得可怜,它根本无法消除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绝大部分的差异和不平等,因而这样的“人权”根本无法满足人类追求终极正义完美理想的无穷愿望,而人类对大同世界向往的终极价值,往往是企图消灭人间的所有差异和不平等。也就是说,人类对终极正义的向往,在绝大部分历史场合是企图消除人类社会成员之间那些不可通约的差异和不平等。因此,在人类追求的整个价值坐标中,自由主义彰显的“人权”因其清晰且狭窄的边际而给它的各类论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批评、挑战甚至颠覆的空间。有人或许奇怪,那些有着更高理想的价值诉求,为什么不可以和“人权”重叠,或者在“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它的价值空间呢?笔者不才,不妨举出几例,看看这些超出“人权”的价值诉求为什么不能和“人权”重叠,甚至反而将“人权”当成实现其终极社会理想的绊脚石。

  我们不妨首先拿“自由主义”前面的那个“自由”为例。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但人类自由的向度太纷繁、太庞杂、太变幻莫测了。可以这样说,由于人类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太多太大,因而每个人享受的自由空间和自由向度是极不相同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且绝大多数的自由是不可通约的,甚至相互冲突,此消彼长。比如一个烟鬼享受着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自由,那么他就剥夺了别人在公共场所拒绝“被动吸烟”的自由。而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自由”,不过是那些人类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的、可以通约的极少数自由。正因为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这种极少数人人共享的自由,它往往会遭致两个相反方向的抨击和颠覆。一个方向,是那些因掌握甚至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智力资源而拥有巨大自由空间的社会群体会责难自由主义赋予所有社会成员广泛的自由,从而大大蚕食和缩减了他们的自由空间,因为他们享受的这个巨大的自由空间的一部分,恰恰是剥夺了多数人起码的、基本的自由的结果,同时他们认为居于他们统治之下的芸芸众生连那些可以通约的自由也不配享受;另一个方向:则来自那些被剥夺了起码自由的社会群体的责难。他们认为,应该剥夺剥夺者,索回他们应得的自由,同时,他们认为按照那些剥夺者的“原罪”,应该同样剥夺他们起码的自由,让他们回到被剥夺者曾经的状态,这是一种同态复仇的思维。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思维。记得托克维尔举过这个例子,大意是一个贵族的男女仆人听到“革命”的消息非常兴奋,私下议论道:这下可好了,夺了富人的财富分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穿连衣裙和吃童子鸡了。其实这对仆人的诉求并无大错,他们连吃童子鸡和穿连衣裙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讨回这些被剥夺的自由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但是他们夺回的这些自由是以剥夺“富人”的财产权利为前提的,这就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了,“任何公民的合法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条可以在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通约的基本权利,在这对仆人眼中,很可能就成为“富人的自由”而遭到他们的仇视了。

  好了,我们着重来看一看来自第一个方向的责难。其实,认为芸芸众生不配享受人的起码自由的理论,是有很深的思想渊源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人类的本质属性就是自由,这是和一般存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作为“此在”的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的展开,就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可能性筹划和选择自身”,从而可以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下产生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人生状态,这和其他生存物的固定形态是根本不同的。然而,在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中,这种自由本质的展开并不是能够在所有“此在”的生存状态中实现的:“虽然此在是存在在此存在出来的境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此在存在就能够使存在显现。因为此在作为可能性,它可能使存在显现,也可能使存在不显现。当然,所谓‘不显现’也是一种显现,即它不显现自身而是显现为别的样子。所以,此在的存在就有了‘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别。……当此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始终处在去存在之中的存在者,因而立足于自身而面对可能性开放地生存的时候,它的存在就是‘本真的’。如果此在把自己看作与所有在者一样有着固定的本质因而是一种现成存在的在者时,它的存在就是‘非本真的’。”(张志伟《海德格尔哲学》)也就是说,“面对可能性筹划和选择自身”是“此在”展现人类世界独特存在方式的“本真状态”,也是“此在”所获得的自由。但是,如果“此在”放弃“筹划和选择自身”的自由,甘愿“从众而为”、随波逐流,实质上就是放弃人类世界独特的存在方式,如同其他存在一样,成为其中某种“凝固化”的、“现成”的“存在者”了。这就是所谓“此在”存在的“非本真状态”。而处于“非本真状态”的“此在”,又如何能够去设计自己的人生筹划自己的未来,从而展现人的自由本性呢?可见,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人类世界中有相当一部分“此在”由于自身的惰性、愚昧和其他原因而封闭自己的自由本性,丧失了人类应有的自由意志,在生存境域中被动地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已经和草木石金这类具有“固定本质”的一般存在物无异,这种处于“非本真状态”的“此在”于人类天性的“自由”又有何意义呢?

  海德格尔对人类自由本性的追根溯源实质上是对叔本华和尼采思想的最深刻的哲学总结。而尼采的超人哲学则将海德格尔笔下人类自由本性展现的“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间的对立演绎到极致。是的,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的断喝,颠覆了迄今为止所有对人的命运起支配作用的传统价值体系,包括理性、宗教、道德、信仰等等。他直言宣告,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他非理性的生命本能,包括冲动、激情、冒险、狂想、创造,这种生命本能的无限扩张可表达为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不断超越自我的“权力意志”。尼采将这类能够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发挥到化境的人称为“超人”,于是“超人哲学”应运而生。但是,能够达到“超人”状态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则是懦弱无能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因此,尼采对大多数平庸的普通人极为鄙视,将他们称为“畜群”,并认为他们奉行的是一种奴隶道德,因而不配享受任何权利和自由。“这些人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没有奋发有为的生活理想和自我创造的愿望,他们把获得功利当作生活和行为的准则,把怜悯、同情、仁慈、宽恕等品性赞为美德,把强者和具有独立的个性的个人当作危险人物、恶人。他们害怕、嫉妒、仇视强者,企图通过把他们自己所遵奉的畜群道德原则当作绝对的东西来对抗强者,要求强者接受这种道德原则,抑制自己的旺盛的生命力,怜悯、同情、爱护弱者,而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去压迫和牺牲弱者,也就是消灭强弱之间的差别,实现普遍的平等。而理性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等原则正是据此提出的。以这种道德为标准的文化必然是颓废的文化,而欧洲文明的堕落、颓废也正是这种道德原则支配的产物。他所偏爱的主人道德,则是高级的人、上等人所奉行的道德。他们的生命和本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们不受任何确定的、被认为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的约束,超出于奴隶道德的善恶标准之外。他们完全以自己的意志为尺度来创造价值、制定道德观念。高贵的人把一切高尚的、威严刚毅和值得骄傲的东西,即一要能发挥个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本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能动性的东西当作善,把一切卑劣的、柔弱平庸循规蹈矩没有创新精神的东西,一切乞求同情、怜悯之类的东西当作恶。因此,上等人、强者应当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整个社会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即充当上等人、贵族提高其地位,履行其职责的基础和脚手架。基于这种信念,尼采认为必须重建等级制,‘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把抬高下等人的一切活动‘整个个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拉到法庭上去’。”(百度文库:《尼采的哲学思想》)

  从上述对尼采超人哲学的介绍,可以得出哪些要点呢?一,尼采把整个人类社会分成少数“强者”和多数“弱者”两个对立的群体,并公然将后者视为非人的“畜群”;二,尼采公然认为“弱者”作为非人的“畜群”不配享受任何平等和自由,他们的“使命”只是供“强者”奴役和驱使,因而他横扫那些主张给“弱者”以平等自由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当然,主张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在内;三,在尼采看来,整个人类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都是“强者”创造的,因而整个社会是为“强者”而存在并充当他们提高其地位和覆行职责的基础和脚手架,那些给弱者以平等自由的文化标准只能创造出颓废堕落的文化。

  毫无疑问,尼采将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强力意志”确立为人类价值主体的思想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它对于人类如何创造自己的未来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的超人哲学对自由主义力挺的那些“普世价值”的挑战,却多有荒谬之处,并成为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重要的思想资源,已经酿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恶果。问题是,尼采超人哲学所无情解剖、抨击的所谓“弱者”、“畜群”,却是一个真实而巨大的存在,这对于自由主义认为自已的价值观只是一些“人人都理应接受的常识”的乐观态度,委实是一个迎头痛击。就拿中国大陆的“毛左”来说吧。毛左在尼采哲学中显然属于“弱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伟大领袖”视为整个人类命运包括自己命运的主宰,甘愿做“伟人”脚下俯首贴耳五体投地的奴仆,却对自己“做人”的起码权利和自由不屑一顾。比如他们狂热崇拜讴歌领袖“两弹一星”、文化革命的“丰功伟绩”,但对那个时代毙命于领袖暴政之下的数千万冤魂却不置一词,或竭力为领袖辩护开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毛左”在大陆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且遍布各个年龄段。

  可见,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那些“人人可欲”、天经地义、维系做人的起码尊严的个人自由权利,在成千上万的“毛左”眼中却是“敌对势力”宣扬的“那一套”,是“负能量”,甚至是煽动“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阴谋”。更可怕的是,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毛左”并非不知道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维系做人尊严的这个“常识”,而是在故意装睡,故意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沉浸在奴性的泥潭之中。实质上,恐怕大部分“毛左”对“自由主义”的抗拒出自于一种“犬儒”式的人生价值和生存策略,出自于一种根本的生活态度。他们“爱国”、“爱党”、“爱领袖”、“爱社会主义”,一贯听“党的话”,听“领袖的话”,他们仇视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憎恶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一听到“民主、自由、宪政”这些名词就立马联想到敌对势力策动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他们相信“党、政府、领袖”正在带领他们走向幸福和光明,他们从来不传播“负能量”,积极传播“正能量”,但他们又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去欧美享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机会。那个央视著名主持人倪萍当人大代表时关于“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表白,就是这种生存策略和生活态度的典型表现。

  实质上,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非本真状态”的“此在”和尼采极为痛恨的“弱者”们,他们往往并非没有能力和觉悟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创造自己的人生,而是采取了一种极为苟且的人生态度,他们宁愿像猪狗一样偷生,也不愿像人一样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尤其一种病态的奴性人格,他们对权势的人身依附已经到了“如胶似漆”、“如蛆附骨”的“化境”,没有主子的主宰、恩赐和鞭子,他们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现代国家或民族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采取了这种苟且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策略,那么形成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其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制传统极深、极顽固;其二,民众受专制统治者的“国家主义”教育和熏陶极深,在民众中已经形成一种强力的精神磁场;其三,人性中的惰性和弱点在专制恐怖的高压之下铸成了一种高度奴化的人格。

  试想,如果人类社会中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社会成员因人性的惰性而甘愿将自己的人格“畜群”化,将放弃自由权利、依附专制强权当成一种基本的人生价值、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那么自由主义还会被当成一堆“理性常识”而被广泛认同,“人皆可欲”吗?

  同理,举凡不满于自由主义主张实现人类社会成员之间可以通约的极为有限的权利和自由、并追求实现那些不可通约的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同样将自由主义视为障碍和绊脚石。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和自由”就是一个典型。显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述,几乎消除了人类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一切差异,比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民族差异、国家差异、贫富差异等等,当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境界时,连人的能力差异、道德差异也被消除了。然而,举凡要消除不可通约的不平等的政治诉求,一方面要通过强制性的甚至暴力的政治手段实现,另一方面要对这些不平等中强势的一方进行强行打压甚至暴力铲除。比如个人财富的不平等,很大程度来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在私有制下是一种不可通约的不平等,而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必须用强制性的社会手段甚至暴力手段剥夺少数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实现所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从而实现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的财富平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就成为这种“罪恶的不平等”的祸首,成为被强制性剥夺其个人财产的对象。因而在马克思的眼中,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公民个人财产不容侵犯这种可以通约的权利,就被当成维护资本家生产资料财富和剥削的“资产阶级权利”,而自由主义在不触动私有制前提下所主张的政治民主,也被看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了。在这样的价值观面前,自由主义关于“公民个人财产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显然就成为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革命障碍”了。事实上,在更高的价值坐标上消除人类社会那些不可通约的不平等的政治诉求和社会诉求,比自由主义主张的那些极为有限的可以通约的权利和自由,有着更大的诱惑力。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及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知识群体中引起了强烈且广泛的共鸣和认同,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齐刷刷地向“左”转,将原先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弃如敝帚。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消除那些不可通约的不平等,只能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和对国家权力的高度垄断实现,一方面它切断了人类社会自然的历史进程而适得其反,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革命的结果总是造就了新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导致整个社会堕入强权者生杀予夺肆意施虐的可怕轮回,广大被统治者连自由主义主张的那几项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丧失殆尽。

  三、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和理论空间

  也许,我和周教授之间的分歧,出于对“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通观周教授《争取》一文,给人深刻的印象是对自由主义所下的如下几条定义:自由主义是一些简单的常识;这些常识人皆可欲,对于理性思考具有广泛的认同性;自由主义惟一的敌人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因而自由主义不应在政治领域之外树敌;自由主义可以由厚磨薄,以最低限度的常识认同争取反对专制主义的同盟军。

  而我以为,这些针对自由主义概念所下的定义是不完全的,这些定义只有在自由主义为坚守自己的思想阵地而和敌对的思想理论流派进行博弈时才具有“全称的”、突出的意义,因为彼此敌对、冲突的思想理论流派之间的论争实质上是彼此核心理念或核心价值之间的对决。但自由主义的“全称”概念决不能停留在“一堆简单的常识”上。我个人对自由主义应如何定义的看法有如下几点:其一,自由主义是一个具有政治目标和政治实践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其二,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作为“人权”的那些可以通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三,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只有在制度载体——人类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框架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建立和发展这种社会政治制度是自由主义惟一的政治目标;其四,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是通过它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来实现的,但理论指导和政治实践是彼此互动的,政治实践每发展一步,都推动理论指导更新、丰富、拓展一步;其五,尽管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同一的,但自由主义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其制度目标的路径、方式是不同的,因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政治实践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当然,其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是不变的;其六,由于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持续和发展,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一个变幻莫测的历史纵深,都会遇到因国情和和社会人际关系及各种群体利益纷繁复杂的演变而产生的诸多矛盾、阻力、困难甚至危机,因而宪政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或民族都将面临各种考验和反复,必须进行各种制度性的纠错、修正、改革和创新,这一切都需要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各国各民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未知世界有一个无穷的理论探索过程,因而自由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将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对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比如,对于中国现代一百多年的宪政运动这个重大课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否进行过全面、深入、细致、缜密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其中的诸多重大问题,是否有了明确的思考和答案?比如为什么只有辛亥革命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为直接目标?而以后的历次所谓革命都不能算真正的宪政运动,都是以建立集权体制为其政治目标?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局面不但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宪政运动,反而倒退到各方政治势力用武力争夺国家政权、实现新一轮政治统一的“大一统”的局面?这和中国政治传统有什么内在联系?为什么这种以西方现代思想理论武器实现的政治大一统,却必然地走上现代专制甚或现代极权主义道路,而不会走上现代宪政民主道路?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为什么能够战胜中国的现代宪政运动,在其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要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和精神土壤进行斩草除根式的剿灭?中共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没有走上宪政之路,但却有若干“宪政因子”?“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处于怎样的现状?有没有形成一定的政治力量?如果已经形成,有没有领导新的宪政运动的政治实力和历史条件?

  中国大陆当前现代宪政运动的希望在哪里?路径在哪里?力量在哪里?历史契机在哪里?我以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认真思考,并且作出理论探索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自由主义和其他“主义”的思想交锋这个问题上来。周教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新儒学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这些“主义”在政治上都反对专制主义,因而除政治领域之外,自由主义应该在其他领域包容这些“主义”,不要和它们争论。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核心价值和理念的那一些“人尽可欲”的“常识”根本包容不了这些以自由主义为敌的“主义”,这些“主义”至少在“原则”问题上也绝不包容自由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和这些“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必然牵连到诸如“价值观”、“历史观”、“对真相和真理的认知”、“学术探讨”这样的“非政治领域”,而自由主义和任何系统的思想流派一样,是不可能在这些“非政治领域”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相反,如果它不在思想平台的所有领域反击“敌对”思想的攻击,就无法展示自己的认知渊源和思想功力,也就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近些天读了汪晖的几篇文章,很有一些感慨。汪晖不愧是学术大家,他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想令我高山仰止由衷叹服,尤其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辉煌的理论建树是我等之辈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将汪晖冠于“大陆新左派代表人物”之名,委实贬低了他,汪晖的学术建树和思想成就远远超出了“新左派”的所有定义和框架。但是,我最深的感慨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类针对人类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认知功能真是太复杂,太微妙,太深奥也太难以把握了,往往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其中为解读历史真相和人类社会发展脉络而构建的任何话语体系,只要稍微偏离人类社会行进的真实轨迹,则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人文学家的理论大厦也会因基础不实大梁错位而留下无尽的谬误和遗憾。

  我以为,汪晖就是这样一位因话语体系偏离历史真实轨迹而留下诸多遗憾的学术大家。当然,我个人以为,汪晖并没有构建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价值观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和框架,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的致命软肋,恰恰在于他为“人类最后解放”所设计的历史路径充满了乌托邦幻想,因而围绕这一路径所作出的所有价值判断和理论思考都会留下“无尽的谬误和遗憾”。

  我们不妨来看看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是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将这个革命理解为对上个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 未来的方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到先锋政党的周围。‘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反现代’的取向不仅导因于人们所说的传统因素,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有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包含着反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但更需要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后果的反思)中解释。”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汪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语境”中蕴含着“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的理论叙述,实质上根植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种种理论批判的话语体系之上。不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批判和预测有诸多深刻的真知灼见,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历史行程和未来的结局的整个理论分析和预测判断,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社会化大生产和其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必然走向灭亡、并被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取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向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过渡的政治统治形式等等,都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真相大相径庭的,或者说从根本上悖离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

  那么,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为什么严重偏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支撑这个话语体系的基础理论发生了若干根本性错误。我个人以为,这些根本性的错误可简要地归结为如下几点。第一,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错误:我们知道,资本的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脉。资本增值的可持续性,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增值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榨取。由此推断,随着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断榨取,工人阶级走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趋势将不可逆且每况愈下,因而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不断激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最后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取而代之。然而,剩余价值规律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资本增值的奥秘根本不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榨取,而是通过不断降低成本、拓展社会需求、增加商品的市场份额来实现的,而没有社会全体成员消费需求和购买力的持续提高,就没有资本持续增值的根本动力。而工人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能否持续提高,能否普遍摆脱贫困,和资本的持续增值有着直接的正向关系;

  第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其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所有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来自于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即由少数人高度垄断所有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少数统治者对广大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人类压迫剥削的主要载体、主要源头和主要方式;其二,在人类私有制下,专制体制下的政治统治集团并非是占据生产资料阶级的“全权代表”,占据生产资料的阶级在政治上同样是被统治阶级,而所有专制体制下的统治集团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并时时将这种特殊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其三,阶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占有生产资料阶级和非占有生产资料阶级同样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压迫是有的,但这种剥削压迫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统治集团和整个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其四,人类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阶段的发展并不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而是由生产力本身推动的,是生产力推动了生产资料内容和占有方式的更新,阶级斗争尤其是占据生产资料阶级之间的斗争不过是这种更新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人类文明社会中大量的“阶级斗争”是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博弈,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更新并无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五,在每一个新的生产发展阶段上,由生产力的推进所产生的社会分工、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更新形态,如果由“阶级”来“代表”,则是由多阶级的“群组”所代表,但这些阶级群组之间的利益交织和利益冲突本身却不是生产力持续更新的主要动力,这个主要动力乃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因此,认为由一个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并由这个阶级带领全人类抵达人类最后解放的至高社会境界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和社会群体,人类社会的任何政治团体和政党,都不可能成为“人类最后解放”的救世主;其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文明社会自然经济发展的模式,它是一种调动生产性分工中各个阶级劳动、管理积极性的最古老也最有效的经济制度,私有制不是人类各类专制制度的根源,也不会随着人类专制制度的消失而消失,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有充分的道德动力和地球有充足的资源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对私有制的取代,来实现分配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来消灭私有制则更加荒谬离谱;

  第三,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其一,“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论断本身就有悖政治常识,之一,人类社会自产生国家以来,任何国家政权的掌控者或政治统治集团,都不可能是某个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是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殊的政治集团,它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包括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统治集团和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构成及政治倾向,是一个变数,完全由统治集团视自己的统治需要和特殊的政治利益而定,之二,没有整整一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说法,掌控国家政权的运行永远是少数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当这个政治集团产生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时,它不可能全权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诉求;其二,人类社会任何统治集团的产生,都是由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决定的,但统治集团产生的方式却多种多样,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产生直接关联:它或者是人类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产物,或者是被统治社会群体反抗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的产物,或者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或者是宗教斗争的产物,甚或是某种政治理念、政治理论的产物;其三,人类社会的任何政治统治集团,只要广大被统治社会群体无法对之进行有效监督,就必然会产生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必然会对广大被统治群体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然走向各种类型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而广大被统治群体对统治集团的有效监督,是在资本主义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实现的,因而说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及其执政集团仅仅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同样有和资本家阶级平等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的权利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各个社会阶层、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才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走向缩小甚至消除。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的诸多根本性错误,导致后来列宁主义政党在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一例外地走向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

  第四,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包括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无生产资料阶级之间的斗争、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和代表旧生产关系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实质上,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是根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千变万化、复杂无常、目不暇接的具体社会形态之间内在链接的基本规律的。不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但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还有其他多种决定性要素,而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形态都是由多种决定性要素的组合形成的,而这种组合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每一个时代或具体历史阶段都是各不相同且变化无穷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或许有轨迹可寻,但人类社会变幻莫测的具体社会形态的发生和链接,却无具体规律可寻,因而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历史进程,也无根本规律可把握,尤其这个进程中将出现的无数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因为人类根本无法掌握各种决定性社会要素无穷的组合方式而不可预测,前途未卜。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某种单一的历史决定性要素来推演人类社会根本性的发展规律和人类未来的具体历史进程及结局,是荒唐的,根本不靠谱的。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这个理论流派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不无真知灼见。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即几乎所有的理论体系都试图发现和解释人类社会根本的发展规律和全部历史真相,而其中的一些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企图根据自己的“发现”和“解释”以政治实践去改造世界,拯救人类。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的全部真相和根本的规律。于是,举凡声称发现了人类根本发展规律并立志用实践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体系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削足适履地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强行地纳入他们的理论或话语体系中,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或话语体系努力地去适应人类变幻无穷的历史形态和社会现实。因此,一旦这类理论将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政治实践活动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那么,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及政治实践活动就会变形,成为一种幻像,而脱离了它们的本真。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毛泽东将他亲手制造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极为奇葩的社会形态全部纳入他的话语体系中,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本真面目绝不是这种性质的“殊死斗争”,在毛泽东话语体系这个模具中被塑造出来这个“殊死斗争”,不过是一种“革命的幻像”而已。

  也就是说,由此类推,二战前后由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或列宁主义话语体系中被表述的那个样子,实质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幻像,而不是列宁主义政党所有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本真”,即列宁主义话语体系对自己政治实践活动的“表述”,和这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的“本真”,是大相径庭的。

  那么,列宁主义政治实践的“本真”是什么呢?这个“本真”,当然是人类认知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是需要长期的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才可能找到答案。依我个人所见,或许这个“本真”有如下几点本质性的历史特征。第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深层矛盾和弊端的一种规模巨大的“反噬”和“矫正”,比如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对工人的榨取;资本增值的本性导致的对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垄断资本需求产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全球市场和殖民地进行的世界性战争等等;第二,在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潮流中起到某些正向的推动作用;第三,在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工业化进程中,主要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方式起到某种正向的推动作用;第四,其根本的政治性质是超越人类社会现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和客观进程而人为进行的“社会大实验”;第五,这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大实验在走现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屡屡突破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底线,向人类的兽性返祖,因而造成了若干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政治祸害。总而言之,列宁主义的政治实践在人类整个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既不是主流,也不是支流,而是一股不可持续、反相吞噬、瞬消即逝的逆流;第六,列宁主义政治实践造成的灾难和恶果,向人类现代文明昭示了一个沉重而严厉的警告:在人类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所提供的丰厚优渥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以追求人类终极价值为名、超越现阶段历史条件和人权底线、带有极端主义强烈倾向的思想理论或政治理念,一旦形成政治力量,则会大概率地爆发出空前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动员能力,尤其在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之后,往往会形成摧毁人类现代文明的种种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甚至导致毁灭人类的空前悲剧。比如希特勒第三帝国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和对犹太民族大规模的屠杀;苏联时期对人民大规模的迫害、奴役、监禁和杀戮;柬埔寨共产党为铲除工农、城乡差别和一切“剥削阶级”而实行的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大迫害、大监禁、大屠杀,等等。

  由此,两相对比,汪晖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历史定位,无疑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上的。其一,他仍然把列宁式社会主义看做人类未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主流和客观行程,而这种“取代”实质上是列宁主义话语体系所表述的历史“幻像”;其二,汪晖把毛式社会主义定位于具有反资本主义弊端和“现代化意识”双重性质的、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因而实质上“是对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而历史真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毛式革命”从夺取全国政权到展开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大实验,实质上是将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拦腰切断,尽管“毛式革命”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家独立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在实现政治统一后用粗暴和霸王硬上弓的原始积累方式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总体而言,毛式社会主义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拦腰切断之后,在政治上将中国拉向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将中国拉向所谓“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在思想文化上将中国引入思想专制主义的绝境,因而实质上是将中国现代文明进程拉向后退的一股历史逆流;其三,汪晖言下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诸如“帝国主义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主体部分都是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和纠错机制解决的,比如二战后关于殖民主义扩张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通过《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的成立而逐步得到解决,沦为西方资本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相继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除了那些不可通约的,举凡可以通约的也逐步得到了解决,比如美国的种族歧视是在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得到逐步解决的。而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对于中国而言,也完全可以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实践解决,比如对于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和主权侵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针锋相对的思想武器,而事实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的,其时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已经基本实现。抗战胜利之后,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大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还是由传统皇权专制社会带来的,因而无论是传统专制还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都可以通过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加以逐步解决。然而,正当中国有望建立这样的制度时,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尽管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但“毛式社会主义”却打断了中国现代宪政民主这个中国现代性中最重要的历史进程,把中国大陆整个地拖回到专制主义的泥潭中去。而毛式社会主义试图消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种种“社会不平等”的诸多重大举措,往往适得其反背道而驰,不仅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平等,而且酿出了滔天巨祸。比如将刚分得土地的全体农民悉数剥夺其土地和生产资料,纳入集体所有制,形成了整个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再比如,全体被统治群体因被剥夺了几乎所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处于被任意宰割和“生杀予夺”状态,他们和中共统治集团之间处于普遍的、极端的政治不平等状态,正是这种被统治群体没有任何话语权和个人权利的不平等状态,才导致了像反右、文革、三年大饥荒这类成千上万无辜者被迫害、摧残、饿死的奇灾巨祸。因此,“毛式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皇权传统和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乌托邦世界的双重专制性质。

  可见,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走向人类现代文明之路,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才是中国现代性的首要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式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一种反动,是一股逆流,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尽管“毛式社会主义”在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可否认,但“毛式社会主义”所导致的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走出专制主义深渊、大大延缓了中国现代民主进程方面,无疑负有无法逃脱的历史罪责。

  当然,汪晖的学术理论根植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语体系,更加集中和典型地表现在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一文中。一个学者的最大悲剧,就是他在一个对世界的表述仅仅是一种历史幻像的话语体系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因篇幅关系,本文不想对此文作出具体的评析,只想引用其中的一段“经典”,看看汪晖学术悲剧的真正痛点在哪里。汪晖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近于消失。如果说政党国家化是人民战争传统逐渐丧失活力的产物,那么,探索克服政党国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主义地讨论党政分离和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从那个逐渐丧失的传统中探索参与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等级)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级)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

  在我看来,这一段通篇都是呓语和昏话。文革之前的几年,正是中共“一线常委”全力补救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所造成的三千多万百姓饿毙、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社会危机的黄金时段,这个时段也是“党和国家”官僚主义最少、调查研究最多、最“亲民”、最脚踏实地地干实事的时侯,而之前的十多年,正是毛泽东在党内实行个人独裁、运用国家机器接二连三地发动残酷的政治运动、从而将“国家这个祸害”(恩格斯语)演绎到极致的十多年。而三面红旗运动闯下的滔天巨祸导致毛泽东的至高权威受到了致命的挑战。毛泽东发动文革,不过是为了恢复他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和绝对权威罢了。我们知道,文革的十年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现代极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十年,当八亿人口的大国只允许一个脑袋在思考;当八亿人民全部匍匐在一个“伟大领袖”的脚下山呼万岁;当成千上万无辜者遭受着空前绝后的政治迫害、忍受着令人发指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蹂躏;当对“伟大领袖”及其同僚稍微出言不逊就会引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当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被一扫而光、只能“颂圣”、严禁批评;当“红色恐怖”弥漫于每一个人的心头——在这样残酷恶劣、黑暗至极的政治生态中,汪晖教授还在企图从中找出人民群众“参与性民主”和“大众民主”的路径!难道汪教授对现代政治文明定义下的“民主”一无所知?没有每一位公民平等的、得到保障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没有全体公民对政府、执政集团、国家领导人进行批评、监督、直至撤换的权利和自由,则任何民主都是假民主、伪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

  实质上,汪晖关于文革“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重构一种包含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的理论叙述,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前置条件,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列宁主义政党永远不可能被权力腐蚀,永远不可能蜕变为一个将自己特殊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的专制统治集团,这个党永远会有一个或数个像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来试图进行“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重构包含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的探索,因而在这样的探索中人民会永远有希望。奇怪的是,这种“包含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是毛泽东在文革之中建立的那一套权力体系吗?这个权力体系和中共建政十七年的那个权力体系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这个权力体系和“社会体制”不就是依然以毛泽东为救世主般的绝对权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党和国家”永远的指导思想、将“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地永远轮回下去吗?而这样的“绝对权威”、这样的“指导思想”、这样频率的“革命”动荡真能防止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真能重构一种包含自我否定的社会体制吗?奇怪的是,还有什么“包含自我否定的社会体制”能和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相比?还有什么方式能够比由全体公民选择执政集团、并对他们进行全方位批评、监督、撤换更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官员的腐败?把列宁主义政党及其领袖想像成在权力的侵蚀下仍能百毒不浸、永远自律且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实在是一个极其愚蠢极其荒谬的神话!

  人们总是在为那些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思想理论及其创始人开脱,似乎罪责不在他们,而在于那些掌权者利用这些理论滥用权力以逞一已之私。然而,当一个国家,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最高领袖”所犯下的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的滔天大罪,只有在找到某种“正当性理由”、即某种打着人类终极正义招牌的理论学说的支撑和教唆之下才成为可能时,这种理论学说及其创始人无论当初的动机多么“善良纯洁”,都必须为这种灾难性后果承担第一责任。从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两个最重要的结论:第一,举凡其政治实践导致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无论它怎样打着“人类最后解放”或人类终极正义的招牌,它的任何实践后果都不可能抵达它所承诺的那个光明美好的“极乐世界”,其中十有八九会适得其反——坠落到黑暗至极的“阿鼻地狱”。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这样,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这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波尔布特铲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理由”也是这样;第二,举凡深溺于这类为规模性反人类罪行提供“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的理论学说的“正义性”的专家学者,当他们千方百计为这种理论学说的罪错和失误辩解、并一再强调这种理论学说的“正义性”对人类前途多么重要时,他们对那些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场景——希特勒对六百万犹太人工业流水线式的大规模屠杀;列宁斯大林治下波及千万无辜者的大清洗、大监禁、大迫害、大屠杀;毛泽东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冷宫的反右运动、人为饿毙三千多万的大饥荒、文革中波及近亿人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对普通民众旷日持久、血腥恐怖的酷刑和屠杀等等,则采取了有意无意的淡化处理,甚至采取了掩耳盗铃般的选择性失明。请切记,当你实质上选择了和恶魔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时,无论你的学问有多高深,也无论你如何坚信你所坚持的理念多么符合人类的“终极正义”,你都会因此于无形中变得冷血、冷酷、冷漠,甚至丧失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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