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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乱象——今日再无周恩来
2020-03-24 11:30:3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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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捍卫中共高层在本次疫情应对中有功无过、英明伟大的结论便成为“爱国行为”,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戴在国内问责者的头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推文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令美国等多个国家侧目,其严重后果正在日益显现。问题是,赵立坚推文的内容并非外交部代表整个中国立场的统一口径,其他外交部官员在不同重要场合下对新冠病毒来源问题的回答,和赵立坚的推文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外交话语和政策已经出现了令人极为担忧的乱象,这种乱象不仅导致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极为尴尬窘迫的境地,而且甚至会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拖进十分可怕的泥潭。

  先来看看赵立坚在他的推特上是怎样说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周三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看到,这个推文充满逻辑荒谬:第一,患了流感之后或同时患上新冠肺炎,完全可能,而因新冠病毒检测手段不到位,把新冠患者死因当成流感死因,也完全可能;第二,已有多篇文章揭示:在美国众议院议员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问答中,双方明明是用英语中的“现在进行时”语法讨论目前有没有错将新冠病人当成流感病人的病例,而不是用“过去进行时”或“迄今为止”的时态去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讨论的是“目前”、“现在”、“今天”即新冠病毒入境之后会不会发生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两种疾病的患者。而赵立坚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可能不精通英语,他也不可能疏忽美方两人对话中的时间状态,因此,赵立坚的推论完全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严重违背了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必须恪守的国际政治道德;第三,即便美国疾病中心主任以过去进行时时态用语承认有患者两病同患的现象,你也不能由此断定这种病例发生在美国疫情出现之前,因为美国第一例新冠患者出现已有一月有余。要证实双病患者在美国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大量出现,必须经过由世卫组织参与的缜密调查和被证实的大量病例为依据,才可以向美国提出这样的质询。而作为中国外交官的赵立坚居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提出这样的质询,真是胆大妄为,信口雌黄。

  而赵立坚这段推文最大的要害,就在“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一句上。我们知道,在国与国之间有关重大事件尤其在敏感节点上的重大事实的指证上,“可能”这一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诸如“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词所表达的对象显然是还没有构成事实,大量掺杂着用词者的主观推测,而国家之间任何涉及某些事实的外交辞令中是绝对禁止这一类用语出现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国际信誉和国际形象,也就是说,以主观推测代替事实真相,是外交话语的大忌,谁触犯这个大忌,谁就要被外交纪律严厉处分。因此,当赵立坚在推文中用了“可能”这个字眼并引发了恶劣的国际影响时,就表明他作为外交人员的基本政治素质和职业操守已荡然无存,必须立即受到外交纪律的严厉处理,必须立即下课,脱离外交岗位。

  而赵立坚的违纪,是有证据佐证的。就在赵立坚推文发表的次日,即3月13日,引来了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当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提交抗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向中方提出严正交涉。而崔天凯就新冠病毒源头问题回应美国国务院抗议时说:“我觉得病毒源头的问题还是应该让科学家来回答,其他人妄加猜测没有意义,而且对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帮助,可能会制造一些恐慌、歧视,甚至传播谣言。”而3月11日即赵立坚发表推文的前一天,同样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耿爽在主持当天例行记者会答记者问时表示:“关于病毒源头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借此做文章,也不要借此对其他国家污名化,这不利于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可见,同是外交官的崔天凯和耿爽,在病毒源头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理性的,符合外交规范的。更重要的是,崔耿两人在赵立坚推文发表前后仅一天所提出的关于“不要在病毒源头上做文章”、此举会引起种种不良后果的忠告,实际上是对赵立坚推文中的“可能”啪啪打脸。如果说耿崔两人代表了中国在病毒源头问题上的国家立场,那么赵立坚的推文所表达的“个人立场”以及涉嫌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的严重影响和后果,无疑是对病毒源头问题上的中国立场的亵渎和玷污,是严重违反外交纪律的重大错误,是置国家利益和中国国际信誉不顾的渎职犯罪行为,理应立即调岗处分,甚或撤职查办。

  然而诡异的是,其一,赵立坚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调岗处理,而且继续在外交部发言人的位置上以推文发声,继续和崔耿的上述立场唱反调;甚至还有新的外交官员加入这个合唱;其二,像耿爽、崔天凯这样的中国外交官尽管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承认必须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解答,但对唱反调的赵立坚不仅没有作任何批评和反省,反而对赵采取了极为奇怪的辩护态度,比如美国外交官员或媒体向这两位外交官追问:赵立坚将病毒源头的“锅”甩给美国参加武汉运动会的军人是不是中国立场时,这两位外交官员不仅没有加以否认、没有表示任何歉意,反而反问美国外交官,称美国一些政府官员或议员也有诸多将病毒源头的祸甩给中国的言论,他们是不是也代表了美国立场?这种反问是荒唐的。在国际关系的对话上,除了国家首脑、政府最高领导人和指定的外交官员外,任何其他官员和各界人士都不能代表国家立场,除非受国家最高当局的授权。因此,美国其他官员和议员包括媒体的相关言论当然不能代表美国国家立场。而赵立坚不同,他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立场,他在所有自媒体尤其在公共媒体上的任何发声都不能有个人立场,这是身为外交官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外交纪律。如此,让赵立坚继续发声,无论是不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都表明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外交立场:一种,承认病毒源头必须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解答;另一种,新冠病毒“可能”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进中国的。而“可能”二字,已经将美国“污名化”。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出现并允许两种彼此矛盾的不同的立场和声音时,当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出现严重的失职行为而不被处理、反而受袒护时,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外交过失一味遮蔽推诿、并将这种过失的责任一味推到别国的身上时,当一个国家的外交过失影响或损害了其他国家、却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道歉、即便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道歉时,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外交立场和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乱象。一般而言,这种外交乱象的根源,往往出于国内最高决策层在应对国际特殊形势和国际重大事务上的能力危机、决策错误、权力分裂、政见分歧、政出多门、顾此失彼等状况,或者包藏转嫁国内政治危机的祸心。还有一种情况,即被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浪潮的裹挟或反过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狂热达到统治者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政治需要。这种国家的外交乱象在中国晚清、二战期间的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出现过。

  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部是中央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而无论是内阁制政体还是集国家元首和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于一身的总统制,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制定和顺利实施,都取决于国家元首的权力和分管国家外交工作的行政长官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即国家元首参与制定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拿大主张,但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施行,以及所有国际公约和外交惯例的遵守、外交纪律的监督,必须由分管外交部的最高行政长官全权负责。而一旦出现外交乱象,往往首先事出于国家元首和分管外交部的最高行政长官之间权力秩序的倒错和失范。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国家元首逾越权限直接干涉外交工作的具体实施,抑或随意打破国际外交惯例,破坏外交纪律;另一种,分管外交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架空国家元首,我行我素,逾权而为,随意改变既定的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般而言,前者发生的情况较多。

  说到这一点,令人油然想起文革中的周恩来。文革期间,尤其是中前期,中国的外交乱象频繁出现,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部因群众运动的冲击和内部造反派的夺权声势,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上受毛泽东极左外交路线和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及驻各国使馆官员的言行荒唐怪诞,四面树敌,造成极坏国际影响,一些极左的外交行为在国际上“千夫所指”,国家形象和国家声誉一落千丈,几乎处于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境地。但是,文革十年,中国外交并没有酿成重大国际冲突和如同当年八国联军攻打首都的那样不可收拾的政治局面,尚能维持正常运行,且顺利完成了由反美反苏向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的转变。其中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就是分管外交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各种外交乱象所进行的“拨乱反正”的不懈努力、他对外交工作基本规则、国际惯例和外交纪律的坚守、他在处理和毛泽东在外交权力关系上的理性、睿智、巧妙及分寸感,既妥协让步也坚持外交原则。而周恩来对文革初期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处理,堪称体现周恩来罕见外交政治品格的典范。

  现按这一重大涉外事件的主要脉络展开:“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工人们进行游行示威时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镇压,开枪打死一人、逮捕数人。中国外交部对此事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无条件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群众大会,抗议港英当局的暴行。在中国与港英当局矛盾日益激化时,《人民日报》以“血腥大屠杀”为题,报道港英警察开枪打死打伤二三百人,有意夸大只死一人的事实。《人民日报》6月3日发表社论,号召香港市民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推翻港英当局的反动统治。周恩来总理针对发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开了外交部、外办、港澳工委等单位的会议,强调同港英当局斗争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左的做法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国内红卫兵做法,行不通。周总理还质问有关单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外交部造反派头目姚登山策划外交部夺权。

  “造反派夺权后,立即策划并组织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当时港英当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几家左派报纸《夜报》、《新午报》、《田丰报》,并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限令48小时内解除对报纸的封查令和释放记者、报社工作人员的最后通牒,否则后果自负。外交部的一批反陈毅追随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联络站’,与北京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联合,预备8月22日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总理获知消息后,立即找来‘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想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未能如愿。最后在得到该组织者不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承诺后,周总理才结束这次艰难的对话,那时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8月22日下午,反帝反修联络站策动清华大学“414”红卫兵组织近万人围住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光华路使馆区内的英国驻华人代办处,“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呼口号、唱歌、念抗议书。天黑下来后,架起了探照灯,雪白的灯柱划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离最后通牒还有×小时,你们到底何去何从?’一遍又一遍的质问声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声和抗议的口号声使宁静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清华大学‘414’的高衡庆见到l0点钟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虽然周总理说了不让冲英国驻华代办处,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晚10点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挥与鼓动下,代办处正门开始躁动起来。先是向院内投掷墨水瓶等杂物,后来人群开始冲击有8排赤手空拳的解放军组成的人墙。有人试图从解放军人墙上爬过去,有的人爬上铁栅栏试图翻进去。几经反复冲撞,解放军组成的人墙给冲破了,人群涌人院内。在冲击正门时,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从代办处西墙翻人院内,10分钟后又有人突破北墙。冲进办公楼的人将桌椅及一些用品从窗户扔出。晚11点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车库开始点燃大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里的门窗、地板、汽车房及7辆汽车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被火烧着。不一会儿,呼啸的救火车赶来,在解放军战士的奋力协助下,大火被扑灭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十几位外交官躲在办公楼地下室的一间密室中,外面的烟沿着风口灌了进来,在解放军战士的抢救、护送下,他们来到院子里,在这里他们挨了打。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有几名女士曾经想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他们关上了使馆大门。两位姑娘进入了荷兰使馆,受到保护。”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火烧起来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并断然否定了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单独召见了刚从上海毛主席那里回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最近北京发生的大事和对形势发展的担忧。并将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让他立刻回上海交给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并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众所周知,驻外大使馆象征着所属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践踏国际公约、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却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件让中国蒙受耻辱的悲剧。为此,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以上内容均引用于网文《文革中荒唐外交闹剧: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我们从中看到,无论是香港外交事件的暴发还是中国外交部内部夺权风潮的兴起直至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发生,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极左思潮和所谓红卫兵运动的副产品,很难说没有经过毛泽东的默许,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直接插手外交部的夺权,显然不能排除毛泽东本人的旨意。对于这一切,周恩来尽管内心极度不满,但也力不从心,无法阻止。但是,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虽然“柔顺”,但内里却很坚忍倔强。尤其是作为大国“开国”总理的外交担当,尽管面临着毛泽东淫威的高压,但周恩来至少从主观上却没有丝毫推卸、诿责的意思。在火烧代办处这一重大涉外事件上,周恩来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告了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的“御状”,是他果断出手的凛然一击。尽管这一“逆龙鳞行为”极有可能惹得毛泽东“龙颜大怒”,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却毫无畏惧,胸有成竹。因为他看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严重外交事件如果不及时处理,其引发的重大国际冲突很可能导致中国文革这列高速运行的列车越轨颠覆。尤其是一旦外交部造反派夺权成功,文革小组成员插手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胡闹行为将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中国将面临各种外交事件的重重危机之中。这一点,他相信作为这场文革运动掌舵人、大国命运操纵者的毛泽东不会不看到这一点。而周恩来作此“豪赌”的筹码,则是毛泽东虽然可称得上一个“暴君”,但他绝不是一个昏君,毛和周一样,是一个清醒精明的大政治家。毛泽东绝不会像当年的慈禧一样在外交政策上受国内“义和团运动”的诱惑甚至“绑架”而干出天大蠢事。周恩来赌对了,毛泽东从“火烧”中看到了和周恩来看到的同样的外交危机和政治危机,面对咄咄逼人的周恩来,毛泽东不得不以忍痛斩断他的文革小组的几只爪牙来平息事端,安抚周恩来。而周恩来通过告赢这一“御状”如愿以偿:终止了外交部内部的夺权危机,并举一反三,借机清除外交工作中的种种乱象,整肃外交纪律,在国内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将外交工作尽量走上正轨和进入常态。

  这里顺便说一下作为中国国家政权“一把手”的毛泽东和作为中国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周恩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形成的特殊关系。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强势的君主,且刚愎自用,支配欲极强。中国外交战略、路线、政策的制定始终围着他的政治路线转,中共建政以来逐步形成的反美反苏的外交格局就是他一手造成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屡屡越线直接插手具体的外交工作,所导致的外交工作的失误和出错并不在少数。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无能为力的,他阻止不了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全盘主政中国外交工作的格局和权威,毛泽东也是无法撼动的,在中国外交上,他毛泽东也无法离开周恩来。因此,毛泽东在周恩来一贯坚守外交原则的执着面前,往往也退避三舍,适可而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深谙国际战略外交的真谛,在处理外交问题中遇到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大是大非上,他绝不糊涂。比如文革中因处理中苏关系的珍宝岛事件中,毛泽东因过于轻率、自负和骄狂而人为激化矛盾,差点引发中苏全面战争,甚至是核大战,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接受了美国的“调停”,并在不久主动谋求和美国和解,邀请美国总统访华,实现向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的转移,并为1979年中美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这个外交战略转移中,周恩来在和基辛格博士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以及在和尼克松的直接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外交才华和近乎完美的工作能力,居然“功高盖主”,引起了毛泽东的忌嫉和猜疑,周恩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敲打。但总的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在谋划中国外交“大格局”和处理中国外交重大事务上的权责关系,还算“拎得清”,且大致默契和协调。

  我在此说当年的周恩来,是针对眼下中国的外交乱象说的。可惜,当今中国再无周恩来。上文说过,赵立坚推文中用“可能”这个国际外交上极为忌讳的字眼将新冠病毒源头之“锅”甩给美国,是一种极为反常的外交现象,因为赵立坚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就是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违反外交工作常识和纪律,他连发五推竟没有人制止,足以说明赵的后台很硬,底气很足,而这种严重违反外交纪律行为是必须有人管的,谁管?如果外交部长管不了,那么国务院总理就应该管,奇怪的是,在中国近期的外交平台上,却鲜见中国总理的身影和声音。媒体上大量出现的、声音最响亮的、最引起万众瞩目的外交人士,除了外交部长,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再往上,就是“核心”了。总理在哪里?所谓“中美贸易战”以来在许多重大且关键的外交场合,只有副总理,却没有总理,而赵立坚的严重违纪,从外交部长到其他外交部发言人及相关驻外大使,居然没有一个对之表示哪怕些微的批评态度,除了竭力为之辩解之外,恐怕还带有某种赏识的成分吗?那么主管外交部的总理呢?他不应该站出来批评、制止赵立坚,将他“绳之以纪”吗?他不应该代表中国向被赵立坚“污名化”的美国进行哪怕礼节上的道歉吗?当年的周恩来总理能向英国道歉,今天的总理为什么不能向美国道歉呢?

  中共建政之后所坚持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所建立的现代专制主义性质的一党制,由于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道路,其所奉行的外交路线必将在国际社会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走进历史的死胡同。苏联解体后更是如此。而毛泽东身后最有价值的外交遗产,就是打破了中美交往的壁垒,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埋下了伏笔。中国改开之后,邓小平对列宁主义理论实践的致命要害,是非常清楚的,他也十分清楚如果仍然坚持以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石的外交路线,那么中国除了回到闭关锁国之外,是走不进国际社会的,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但是,他又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这是中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通灵宝玉”,不能丢,一丢中共的政治统治就不保。因此,在中国外交上,邓小平几乎完全放弃了意识形态因素,大量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和经验,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之中,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韬光养晦、不当头、向国际社会开放、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今国际秩序、抓住世界和平的窗口期发展中国经济等等,一直是一条主线。也就是说,实质上,在邓小平的外交路线中,已经将毛泽东时代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世界争锋的做法完全搁置一边,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在于维系中共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和中共统治集团特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狂妄到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去引领世界的未来,因为邓小平深知一党制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滚滚浪潮中是不会有前途的,但他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又必须坚守一党制,这或许正是邓小平的矛盾纠结之处。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尽管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之间的外交冲突仍时有发生,但双方在搁置意识形态交锋方面已心照不宣,这些冲突总能安然化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未受到根本影响,尤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仍抱有相当期待,这是中国最终能加入世贸、并被当成发展中国家享受优惠国待遇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的根本原因。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和加入世贸组织密不可分的,尽管在十多年的过渡期中中国有若干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有悖国际市场竞争法则的举动,但美国和国际社会并没有说什么,基本采取了包容态度。

  然而,事情终于有了变化。中共党内重树“核心”之后,“核心”有志解决邓小平时代留下的诸多深层社会矛盾和体制性弊病,从而结束邓小平时代,创造一个新时代。然而,“核心”在着手实施这个“伟大梦想”时犯了三个致命的方向性错误:其一,要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必须集中更多的权力在手中,因而斗胆修改宪法,无限制延长国家主席任期,这是将中国未来的宪政道路堵死的大忌;其二,他要解决的这些体制性深层矛盾,不是从体制本身着手进行政治改革,而是试图向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回归,而当前所有深层体制性弊病的源头,恰恰出自于毛泽东式的极权体制;其三,“核心”要创造一个新时代,其所采取的思想资源当然不能再从“邓小平理论”中去找,而无论从其所受的传统教育而言还是从其一生成长的知识积累及政治视野而言,他都不可能从西方现代宪政理论和中国百年宪政运动积累的思想资源中去找,从而必然回归毛泽东的精神遗产,这就意味着,在其实现“伟大梦想”的政治实践中,祭起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旗”乃是必由之路。千万不要忽视意识形态冲突在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两个大国在国家利益范围内引发的对立和冲突,无论就其性质、范围还是严重程度、后果而言,都是无法和两国之间因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相反引发的冲突和对抗相比。因此,这就可以解释,“核心”为什么要放弃邓小平的外交路线,为什么要放弃“韬光养晦、不当头、搁置意识形态之争”的外交战略,为什么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为什么要对周边国家“秀”第二大国肌肉,为什么要大力宣扬“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

  这三大方向性错误,是美国对中国抱有走现代宪政之路的期待彻底落空的根本原因。而不久后上台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极具个性,他蔑视前任历届总统所恪守的美国式“政治正确”,他兼具政治家的直言不讳、“睚眦必报”和商人的精明与斤斤计较于一身。对内,他立志改变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的现状,让流出去的资本回归美国本土,重振制造业,给美国人民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对外,重新将美国利益置顶,反对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让别国揩美国的油。实质上,特朗普虽出身于商人,但并非市井逐利之徒,他对美国的核心价值或许有着更具个性的理解、关切和执着。而特朗上台不久为什么对中国突然发起贸易战,其主要理由是: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守国际“规矩”,在国际贸易中多方“揩油”;二,中美贸易同样如此,在双方进出口交易中出现关税政策的严重不对等,中国从中美进出口交易中每年获顺差达上千亿美元,因而必须大幅提高美国关税。实质上,特朗普对中国的发难,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的倒退行为。

  而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诸多“不守国际规矩”的外交行为,多半是由其一党制体制造成的,要想让它一朝一夕之间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它彻底变更政治制度。因此,在事关中美贸易的多轮谈判中,中方虽有苦衷,但却无法明说,在特朗普和“核心”都表示“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前提下,中方在被对方逼到无法退却和妥协的境地时,在诸多外交场合下往往不得不用罔顾事实、颠倒是非、“顾左右而言他”、强词夺理等“牛二话语”应对,中国外交乱象由此而生,中美两国长期“外交怒怼”态势终于形成。

  这一次由中国武汉首发、终于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一事关人类命运(我并不赞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口号提出来,因为它根本做不到)的重大国际性事件理应成为中美共同抗疫、加深理解、冰释前嫌、消除对抗的绝佳良机,然而尽管疫情前期两国做得甚好,不料变生腋肘,中美两国在疫情发展中期再次发生外交“怒怼”。这次围绕新冠疫情的怒怼毫不讳言地说,是由中方挑起的,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外交部春节后首次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在2月初中国疫情还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刻,“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事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平心而论,华女士的指责毫无道理,违反常情常理。试问,武汉封城以后国内各省各市各乡各村都对武汉来客严加防范,该拒绝的拒绝,该隔离的隔离,连从日本返回上海的客机中上海旅客都不愿与武汉旅客同机,武汉有些小区内居民甚至将回家的医护人员拒之于小区大门之外,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尚且如此,那么美国为保证本国人民安全从武汉撤侨和外交人员,并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又有何错?又有何罪?如果美国这个“头”真带动了全球各国的防疫意识和国际隔离措施,恐怕也不会导致今天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吧?

  而更蹊跷的则是这次中国外交人员赵立坚在病毒源头问题上对美国的“外交怒怼”。众所周知,这次中国挑起的外交“怒怼”正值中国疫情防控接近尾声、美国因疫情全面“沦陷”的时刻出现,显得格外微妙而诡异。而关于病毒源头的争执之前虽然在中美两国的民间、媒体和部分官员中间有所发生,但这些议论、猜测和埋怨并不代表两国外交立场,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获悉赵立坚推文内容之后,在病毒源头问题的上表态仍很含蓄,他说:“他们知道病毒来自哪里,我们都知道是哪里来的。”,但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赵辩解开脱、并倒打一耙之后,被激怒的特朗普才“以牙还牙”,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改称为“中国病毒”。

  我个人以为,这一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推文怼美,大概率是为中共高层“核心”“甩锅”。因为在中国疫情尾声之时,也是中国内部民众和各界人士问责之声逐步向中共最高决策层“挺进”之日。而中共最高领袖鲜有“当庭认错”之举。面对如此尴尬,向外甩锅以转移国内问责视线或许是一良策。而一旦由外交人员出面将“病毒源头之锅”甩向美国,则会起到“一箭双雕”之效应:一方面给国内毛左红粉打了一针鸡血,使之以病毒之源来自美国的谣传、攻击更加甚嚣尘上,从而打压、淹没国内向中共高层问责的理性声音;另一方面,激怒特朗普和美国政府,诱之“反怼”,而在美方的“反怼”中必然追究中共最高决策层在武汉疫情中失职行为,如此,国内向中共高层问责的声音一旦转换成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的声音,则意义大变,捍卫中共高层在本次疫情应对中有功无过、英明伟大的结论便成为堂而皇之的爱国行为,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戴在国内问责者的头上。请看,这一招果然灵验,这不,今天(3月23日)网传《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新闻:“美国政府下发文件统一口径,发起舆论战甩锅给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北京的官员,尤其有责任告诉他们的人民和全世界新冠病毒的危险,因为他们是最先知道疫情的,可他们却对自己的人民隐瞒疫情长达数周,并打压发出警报的医生和记者。共产党在乎自己的声誉多过在科人民的生死’,这份文件中这样指控道。”可见,其一箭双雕的效果完全达到了。

  其实,当“核心”在某次接待外宾时自负地说他一开始就对疫情防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时,我就为他捏了把冷汗,如果说他在一月上旬就开始对武汉疫情的防控“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那么,明明由于错过了最宝贵的二十天黄金防控窗口而导致了武汉疫情的失控,其中他又是如何“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如此重大的失误于他的两个“亲自”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他不是在主动“背锅”吗?其实,一个单位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出了事,由一把手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这是通常的惯例,也在常理之中,连毛泽东都承担过这样的责任。关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这样的举国灾难,毛泽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主动承担过领导责任,不过他只承担“一个指头”的责任,然后仅几年就将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他变相问责的刘少奇等人打入冷宫。不管如何,作为中共最高决策者为这次武汉疫情的重大失误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向武汉和全国人民道一声歉,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毕竟后来的“亡羊补牢”可圈可点,功效显著,人民一定会原谅的。当然,我并非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成什么好人,他对美国疫情判断失误、举措迟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样必须担责,而且其中是否包藏争取连任的私心,是令人大为生疑的。

  总之,如果真为推卸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责任而利用外交阵地发起这场关于病毒源头的“国际大甩锅”,尤其是中方利用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狂热通过这次国际大甩锅打压国内理性的问责声,是一种下三滥的卑鄙行为、宵小之举,是根本违背国际外交规则和国际道义的,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会惹出大麻烦,引发国际对抗,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妄之灾。

  因此,我坚信,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世,他是绝对不允许将这种下三滥的流氓行为搬上中国外交舞台的,他一定会向“上”力陈将赵立坚这样中国外交的害群之马绳之以纪,甚或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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