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来稿 > 字号:
从我的“抗战神剧情结”说开去
2020-05-07 11:27:4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文学作品的愚民功效是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在长期的灌输中自然而然起到支配人们情感态度立场的作用。
  都一大把年纪了,仍然是一个电视剧迷。可以说,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是看电视连续剧打发的。新闻法制等等可以到网上看,但电视剧非要从电视机上看不可:屏幕大,看得舒服。至于看啥电视剧?说起来你不要笑话,以军事片谍战片为主。什么爱情剧呀生活剧呀宫廷剧呀韩剧呀基本不沾边。而所谓军事片谍战片,如今当然是所谓“抗战神剧”唱主角了。因此,以抗战和抗战前后两个内战为题材的军事片谍战片,便成为我娱乐生活的主要精神食粮了。至于抗战“神剧”被广为诟病的那些“雷人”的胡编乱造情节,以及朋友们冷嘲热讽我艺术欣赏品位的低俗,本人一概心知肚明,一笑置之。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剧”照看不误,“情结”依旧浓烈。

  然而,这些年来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抗战“神剧”中英雄人物和剧情的离奇荒诞和胡编乱造已经到了侮辱常人智商的地步,所谓“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的雷人段子在网上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为什么“神剧”却仍然“层出不穷”,且日益“红火”?或许本人的“神剧”情结,就是一个答案?所以,我先从对本人的“神剧情结”的剖析说起。

  小时侯看电影,只要听说是“打仗的”,就像被打了鸡血,亢奋莫名,激动不已。而和我同龄的男孩,也无一例外。也许,这就是“神剧情结”的“遗传基因”吧?我发现,不仅是男孩,恐怕至少大部分男人,不分年龄,在所谓“艺术欣赏”中都有某种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是孩提时代的延续。我留意了一下网吧那些男孩们打的游戏,大部分都是有暴力内容的游戏;而在火车上,我居然看到周围数名男青年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看抗战“神剧”,而在碟片出租店里,我邂逅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居然也大都是“神剧迷”,难怪当今“神剧”是越骂拍得越欢,其剧情越“雷人”也就越火,素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横店影视城“消灭”鬼子的规模和数量每天都在成几何速度扩大和攀升,真令当今的中国“爷们”对日益猖獗的小日本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细究一下,儿时看电影男孩们的“打仗情结”究竟出于何处,还真是颇费周章。我想,当看到在“我们的”机枪手下“敌人”成片撂倒的“火爆”场景时心里那说不出的痛快、惬意、酣畅淋漓,大抵是在没有战争实景中那种死亡、痛苦、恐惧的半点亲身体验的前提下,男孩们一种独特的心理暴力渲泄的快感吧。这种心理暴力快感或许出自于动物界一切雄性动物那种原始的征服欲望,或者以强者自居亲手制造出破坏场面甚至毁灭场面时,给人以那种摧枯拉朽的激越和荡气回肠的疯狂吧。有两个儿时的游戏可佐证这种心理暴力倾向:一个,用一枚薄薄的瓦片“旋”向那成片的菜花,飞旋的瓦片瞬间折断一片花茎,飞扬的残花頹然伏地,茂密的花丛转眼“凋零”出一个窟窿,心中喷涌而出的那种“恶狠狠”的快感和“胜感”,是无以言表的;另一个,数十名小伙伴分阵“打仗”,谁都争当“解放军”,谁都争当“解放军”中的机枪手,最后猜拳:剪刀、铁锤、布搞定。并规定:在解放军机枪手的“狂扫”(通常用尖叫喊出连续的枪声)之中,扮“美国鬼子”的一方必须全部或大部捂着胸口倒地,最好同时倒地。当机枪手看着“美国鬼子”在自己的枪口下成片倒地时,那种“热血贲张”的惬意,真可谓痛哉,快哉!我想,这种制造破坏或毁灭场景所获得的暴力快感,其更深的层次恐怕包括那种虐杀生命、践踏同类的原始兽性的嗜血渴望吧。当孩提时代的我们用一瓶开水烫死成千上万聚集在一起的蚂蚁时,当我们用弹弓射杀一只只鲜活的小鸟时,所获得的感官“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这种从践踏生命毁灭生灵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和当年希特勒年轻的纳粹军官们成批屠杀犹太人时获得的心理满足,有没有共通之处呢?

  好在人类的暴力倾向和嗜血心理时刻有着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社会正义的矫正,否则,也许人类永远无法从同类相残的兽性中解放出来,向人性回归。正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托了底,儿时看“打仗”影片时获得的暴力体验和心理满足,总会伴随着价值判断或是非分界:好人和坏人,解放军和美国兵,特务和公安,共产党和国民党,等等。而儿时的所谓“英雄情结”,即对影片中、文学作品中以及媒体中宣传的英雄形象——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英雄的膜拜,实质上包含了人类“原始”心理基因中的三大要素:对世界和同类的征服欲望;对强者的心理依赖和情感寄托;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终极关怀的心理需求。所谓社会终极关怀,实质上是人类关于“大同世界”的普遍的精神梦想。我想,儿时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当时恐怕人人都有一个不同版本的英雄梦吧。而在人类的“英雄情结”上,孩子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于:孩子总会想像自己将来会成为征服世界、伸张正义的英雄,或者在童年时就已经把自己想像成甚至当成这样的英雄,而成年人的儿时英雄梦大多已破灭,他们的英雄情结转换为一种心理代偿:英雄让别人去做,并通过对英雄的心理解读和“艺术”欣赏,释放潜意识深处的不平、压抑、渴望和梦想。因此,儿时的我们总是将影片中、小说中、诗歌中和报纸上的英雄人格在梦想中“位移”到自己的血肉之躯之中,并常常在幻想中行走自己的“英雄之路”,只是叹息当英雄的机遇太少,造就英雄的现实环境太平淡,太“日常”了。然而,男孩子们的英雄情结并非仅仅从战斗影片中汲取,当时整个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都在大张旗鼓和潜移默化地培树这种情结,一位英雄的出现,经过新闻报道只须一夜之间就可传遍神州大地,感动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在各级党组织和宣传部门的策动下会掀起全国性的学习英雄的热潮。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雷锋殉职,当班主任用一堂课的时间声情并茂地读着报纸上雷锋的事迹时,班上的所有女生都情不自都唏嘘起来,男生们也脸有泪痕。记得就在之后的那个星期天,几乎全班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教室,或打扫卫生,或修理桌椅,或清理草坪,或擦洗室外的体育器械。但是,我们那一代所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其内容和方式都并非中国传统式的,诸如路见不平,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乐善好施等等,而是在新的“主义”指导下的英雄主义。其中当然保存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内容,包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见义勇为,大公无私。然而,正像人类普世性的英雄主义中都有暴力的一面一样,这种“新”英雄主义中暴力的一面,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觉悟,即对阶级敌人必须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而不是传统的“除暴安良”、“惩恶扬善”、“路见不平,锄强扶弱”。而阶级,是由整个社会分工和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划分的,“亲不亲,阶级分”,如果按“阶级”去锁定“爱”和“恨”的对象,那么人类社会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那种一般道德意义或人性底线上面的是非善恶美丑之分,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我们接受的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社会理想而必须具备的“阶级觉悟”——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阶级斗争、阶级仇恨以及对阶级敌人的冷酷无情,是可以超越一切道德伦理底线和人性底线的。当然,往往在理论和政策上讲是不好超越的,但实际“阶级斗争”过程中的你“违反政策行动过火”获得的批评,要比获得的默许和赞赏要少得多,“轻微”得多。更令人不堪的是,当时有谁能想到,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无情”,和上述人类原始兽性中的征服欲、嗜血狂,难道没有一点相通之处吗?而我们的确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了这幅血淋淋的场景:1966年仲夏的中学校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教师像狗一样在中心大道上爬着,周围十多名学生或拿着树条,或挥着皮带,没头没脸地往他身上抽着,他穿着的白衬衣上满是泥迹且血迹斑斑,系着的领带已经倒转过来,不时被人拎起,像牵着狗一样“纠正”着他爬行的方向,我们几个刚入校的初年级同学没有参加,只是跟在后面嗷嗷叫地起哄。我想不到的时侯,参加抽打老师的竟有三分之一是女孩子,她们大都拿着军用皮带,轮流跑到前面对准老师的头脸猛抽,老师的惨叫声不绝于耳。那张因极度痛苦、恐惧、绝望而扭曲的脸庞,我只看一眼就立即闪到后面,再也不敢看了。那一张脸已经血肉模糊,沾满泥灰,且像面团一样肿胀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一道哀怜的目光闪出来,令人心颤。这道绝望而垂死的目光已经永远定格在我的恶梦之中。这位老师姓什么叫什么记不得了,他没有教过我的课,只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归国任教刚刚一年,在校园内曾被誉为“最热情、最开朗、最单纯、最诚实、最天真、最正直”的“男孩儿”,所有的男女老师都喜欢他,他是抱着参加祖国建设的一腔赤诚回国的。而他的罪名,就是他出生资本家家庭,且有海外特务之嫌。我当时感到震惊的是只比我们大一二岁的女生们在抽她们的老师时,那年轻俏丽的脸庞上露出的竟然是一副残忍狰狞,眼中的凶光释放出和她们这个年龄段极不相称的狠毒和仇恨,难道这些儿时就用洋娃娃过家家扮演着温柔、爱和母亲角色的女孩子,其心灵深处同样蜇伏着渲泻暴力释放残忍的欲望?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男女生都坚信,什么叫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而我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就是为了解放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的受苦人,难道不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吗?

  是的,我们这一代人至少在文革初期,被“阶级斗争”烈火点燃的昂扬斗志和心中充斥的强烈的社会正义感是融为一体的,我们满腔的“阶级仇恨”和那个为之奋斗的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美好社会理想是相辅相成的,而整个社会正义和政治理想的化身,在我们的心目中不就是一连串闪光的英雄名字吗?雷锋,王杰,江姐,许云峰……经过几十年的痛苦反思,我今天终于明白:如果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共建国后为整个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奠定的“社会正义”,就是一个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的最高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正义所获得的社会认同和民间张扬,所主要依赖的不就是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为这个最高理想无私奋斗留下的英雄足迹吗?

  这种社会正义观和中国传统的社会正义观虽然性质迥异,但在历史特征上却有着异曲同功之处,比如中国皇权时代,“官方版”的社会正义观有“忠义两全”、“天下为公”、“内圣外王”、“爱民如子”、“舍身取义”等等,“民间版”的社会正义观有“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惩恶扬善”、“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等等,前者对应今天的“为人民服务”,后者对应“阶级斗争”、“消灭剥削和压迫”。但是,“新中国”的社会正义观绝对不是脱胎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正义观,尽管它保留了若干传统“因子”,它是从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照搬而来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理念,因而它是独特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两点,其一,它不是按照传统的、一般的真假、美丑、善恶、是非标准进行道德和正义判断,而是按照阶级的标准进行这样的判断,而阶级划分本身,就是真假、美丑、善恶、是非的标准,因此,为了伸张这样的社会正义,阶级斗争可以突破一切传统道德或人道主义底线;其二,这种社会正义所导向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

  不是吗?至少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前半期,这种社会正义观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已被激发张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似乎人们当时所施行的一切暴虐和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实现那个崇高社会理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时至今日,我要反过来问,毛泽东时代曾经在亿万民众的心灵中点燃激情和希望的社会正义观,如今还有那样的精神生活土壤吗?而毛泽东时代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和形象,在官方舆论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成为支撑这种社会正义观的精神支柱。如今,时过境迁,还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吗?英雄辈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还存在吗?即便出现这样官方舆论力挺的英雄,他们的事迹、形象、理念还会在广大的社会群体的心灵中激起强烈的共鸣吗?而这种强烈的心灵共鸣不正是当年中共官方的社会正义观得以获得社会认同和民间张扬的主要精神支撑吗?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一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温饱富足、丰富多彩的时代,一个人身自由精神自由逐步放开的时代,一个价值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然而,今天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人欲横流、对权力、金钱“全民”膜拜的时代,一个頹唐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贫富不均、官民对立、吏治腐败、为富不仁的时代,一个伦理崩溃、道德沦丧的时代,一个灯红酒绿、娱乐至死的时代,它惟独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可以说,八十后之后的一代一代年青人,已经被蜜罐式的生活奶油化了,他们迷恋、崇拜、倾心、模仿的早已不是为那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忘我奋斗的英雄们,而是歌星影星成功人士什么的青春偶像了。

  那么,对当年由一个个具体生动的英雄形象支撑起来的社会正义观和社会价值观,当今的普罗大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两个字可以基本概括:幻灭。而幻灭的两大原因无须多说了吧:一个是因认知的觉醒而对“理想”的乌托邦性质洞若观火,另一个是因人性的觉醒而对阶级斗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深恶痛绝。而在这一片幻灭带来的精神茫然之中,还有没有社会“公认”的社会正义?在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成员眼中,社会正义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以及当今中国大陆上还有没有为伸张社会正义而共同努力的社会方向?这些问题恐怕今天很难寻求一个标准统一的答案。而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在一个基本稳定且能够健康发展的政治共同体中,由统治集团主导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总会界定出具有社会共识基础的社会正义的具体内容,但随着“阶级斗争”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最高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在政治实践中已经暴露无遗、随着普罗大众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正义”感到幻灭,今天的执政集团是否与时俱进而推出新的社会正义内容呢?据说是有的,那就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然而,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真的有社会共识基础吗?我有三个理由可作出否定的回答:其一,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任何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或社会正义观,都不是一堆价值理念甚至价值名词的堆砌,更不是一些社会和个人道德规范或标准的罗列,它的“社会”指称标志着它必须是对某些与整个个人平等和社会公平密切相关的价值追求,像24字核心价值观中的后四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仅仅是个人的道德规范甚至是职业道德规范,而“富强”、“文明”、“和谐”虽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但它们和个人平等、社会公平的内在关联不大,用这些价值理念凝聚人心,踩踏社会不公和人间不平,如同隔靴搔痒,效果不大。因此,所谓社会正义观必须是时代和国家政治环境和民族心理环境的特定产物,它的社会共识基础来自这些价值理念在这种心理环境中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二十四字核心价值实质上不过是一些价值名词的无机堆砌,表面上看它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堆砌出各自层面的价值目标并汇合成国家社会的总体目标和理想状态,但实质上和文革后中国大陆独特的时代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脱节,因而并无社会大部分成员认同的共识基础;其二,实质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正义观从来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社会心理的针对性。也就是说,它所针对的是这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最容易缺失的和最容易被践踏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实践。试看中国皇权时代的社会正义观内容:“天下为公”,因为整个皇权社会都是“天下为私”,皇权私有为所欲为遍地皆是,如果皇儿“官家”不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号,那么老百姓就真的毫无希望了;“忠孝两全”,对皇帝老儿来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满朝文武宦官内戚对他本人的不忠,而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家长”而言,他最怕的就是儿女子孙三妻四妾对他的不孝,因而家国一体宗法关系的社会形态是“忠孝两全”核心价值的社会共识基础;“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因为老百姓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形同猪狗,或者当成被官员放牧的羊群,因而视民如草芥或待民如猪狗的现象太多太普遍了,所以打出这个旗号以慰民心。这些都是官方版本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正义”,而民间版的“社会正义”则不仅有着强烈的针对性,而且有着揭露社会负面现实的逆反性,因而往往能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替天行道”,因为皇家官家太无耻无道无仁无义了,很多时侯都是“逆天而为”,因此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锄强扶弱”、“惩恶扬善”——因为贫富分化恃强凌弱善恶颠倒已成为社会常态。也就是说,所谓社会正义在很大的意义上实质上是对因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某些重大缺失造成明显社会不公的一种矫正和补偿,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凝聚人心和社会共识的根本原因;其三,由此反观我们这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或社会正义观,就不仅仅是一个各种价值理念(名词)的大杂烩问题了,其中还有很多不可理喻的悖论和矛盾。比如,面对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和文革等社会灾难造成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的严重缺失,作为矫正和补偿的社会正义观的中心内容或核心价值应该是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然而地球人都知道这八个字只有在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下才可能真正实现,在任何专制政体中只是摆设,因此,当执政党宣布坚决不走的“邪路”恰恰就是现代宪政民主道路时,这八个字的价值实现问题在二十四字的总盘子中实质上处于“虚置化”状态。而由这八个字构成的“灵魂”一抽,其他的价值名词就只能是没有内在关联、缺乏针对性和凝聚力的拼盘了。

  然而今天,中共执政集团并非没有真正的“社会正义观”,问题是作为官方版本的“社会正义观”可以说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观的原版,其核心理念如出一辙,不过加了几个新名词而已。如“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不提了,但那个乌托邦性质的最高理想没有变,由一个“先锋”党带领全体社会成员进入“大同世界”的具体路径没有变,也就是执政党永久执政的神圣地位没有变,只能由党领导人民、而绝不允许人民选择党的关系没有变。这样的社会正义观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恐怕早已失去了当年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了,然而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不,主要是影视作品中却“梅开二度”,大显身手——它成了相关影视片展示社会正义观的灵魂和支柱。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中外的各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它们赖以立命和立足的社会主旨就是伸张它那个时代的社会正义,因为读者观众除了各种文学和艺术欣赏的兴趣、口味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理需求空间,即通过文学作品来代偿因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的缺失而产生的心理不平,文学作品实质上是释放因社会不公产生的巨大社会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的阀门。而对于相关文学作品,中国的读者、观众和听众自古以来都喜欢大团圆结局,这种强烈的大团圆情结说明了因社会公正严重缺失而带来的社会心理不平的严重程度:社会公正越是残破不全越是遥不可及,在文学作品中就越要求社会公正实现得至善至美皆大欢喜。这种对社会正义强烈的心理代偿需求,我想这也是当今抗战神剧“如火如荼”、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它似乎失去了或至少暂时失去了产生英雄的土壤和社会环境,它似乎也失去了对英雄的社会认同,即对英雄共同的崇拜,但是这并不说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英雄的心理需求,尤其那种以虚构中的英雄伸张心目中的社会正义、并以此作为心理代偿的需求。我想,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也不会例外。一个年轻人即使青春偶像再多,对这些偶像的膜拜再投入,对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态度再任性,只要他在自我谋生的现实生活中遭遇种种人间不平和社会不公,他就会产生那种心理代偿需求,他心目中原先的青春偶像就会悄悄地位移。

  当今的抗战神剧,包括抗战前后两场内战的军事片和谍战片,塑造的无疑是一大批英雄群体形象,这批群体形象中,共产党人占绝大多数,除此以外的其他英雄,诸如国民党中的抗战英雄、其他抗日团体中的抗日英雄,也大都受共产党的人感化或走上“正途”,或成为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真正的英雄。下面笔者不妨将自己看过的电视剧中这些英雄群像的主要特点作一个简要的归纳。

  第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和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奉献,都到了至高至圣、炉火纯青、无私忘我、至死不渝的程度,即便不是“理想之神”,也是斯大林所说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比如《突围、突围》中的主角雷五龙;《我的绝密生涯》中的地下工作者、中共党员关郁达;《左手劈刀》中的红军骑兵团长龙飞;《飞哥大英雄》中的主角梁飞、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景怡等等;

  第二,几乎所有的这些中共英雄都神勇无比,智慧过人。他们的智慧、才能、勇气、机智、魄力以及各项作战本领及技能,当然远远超出了对手,绝大部分也超出了国民党和其他民间抗日组织中的佼佼者,也就是说,天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共聚中共党内,岂能不无往而不胜。其中最重要的道理,就在于中共的政治信仰正确,奋斗目标正确,这是囊括所有天下豪杰最雄厚的资本,最神奇的纽带,这一点,在《飞哥大英雄》中梁飞的转变、成长过程最为典型;

  第三,这样一个阵容强大的中共英雄群体,又是一个视野最开阔、胸襟最宽广、精神最无私、人性最彰显、大局最顾全、一切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的群体,他们的形象代表了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的性质和形象。这一点,在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瞩目。正因为这些英雄们摒弃党派偏见,以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为重,虚怀若谷,雍容大度,忍让为先,自我牺牲,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大好抗战局面,甚至感化了同一抗战阵营中的国民党人和其他民间抗日团体。这一点,在《左手劈刀》和《飞哥大英雄》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红军骑兵团长龙飞和国民党韩家军黑马团团长韩德功之间的兄弟情谊,以及龙飞对韩德功的引导、教育、感化,都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地步;而《飞哥大英雄》中梁飞的政治信仰和人格魅力居然能将国民党军统特别小组的老牌特务陈彩霞、凯文感化,前者最后改换门庭,投入中共阵营,后者也背叛了军统局,为保护邢亚萍中枪身亡。而在将中共英雄群体的大局意识、宽广胸怀、人性至情、自我牺牲渲染得至善至美的同时,却将同一抗战阵营中的国民党描写得腐败黑暗、破坏大局、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党同伐异、信仰丧失、道德不彰。《左手劈刀》中韩家军的“大帅”、“少帅”对红军战士的迫害、对龙飞的阴险算计,《飞哥大英雄》中军统特战局长董鹏是一个贪腐分子,特战局情报科科长胡克居然是隐藏的日本特务,特战局骨干特工凯文前期不顾抗战大局多次算计梁飞,甚至要置梁飞于死地,而扒手出身的特工陈彩霞一方面由胡克授意,另一方面自己不自重,也百般勾引梁飞,而特战局元老邢广义是剧中为数极少的清廉、正直、抗战立场坚定的国民党人之一,竟然遭到董鹏胡克的陷害致死。总之,这个国民党军统特战局真是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编剧的意图大约以国民党特战局的内部腐败和勾心斗角来象征整个国民党的败象和不妙前途或反衬中共的崇高伟大和光明前途吧;

  第四,中共的英雄群体,由于其政治信仰的崇高和奋斗精神的无私,因而注定他们人人都是冰清玉洁的道德楷模,超凡入圣的人伦典范。这一点,只要看看男英雄对女人的态度、女英雄对爱情的态度就足够了。《左手劈刀》中的龙飞,《飞哥大英雄》中的梁飞,谁不受到多名美女的垂青追求?但他们偏偏不为所动,胜过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而龙飞为了坚守对簪珥的一份婚姻承诺,竟一度拒绝生死相恋的女战友温俪涵。至于《我的绝密生涯》中关郁达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坚守更富有传奇色彩,也更加圣洁崇高。在女英雄中,《飞哥大英雄》中的刘景怡在爱情上的纯洁和高尚已近于圣女,令一般女人望尘莫及。至于中共英雄群体那种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政治胸怀,凡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将牺牲留给自己、将生路留给别人,为了天下人的解放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道德情操,真是高山仰止,世间一绝,无人可比。

  第五,中共英雄群体的形象,与文革八个样板戏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相比,在“高、大、全”的文革英雄标准方面,有过之而不及,而这些英雄的塑造所全力衬托的主题,则可用如下几个关键词高度概括:中国共产党;延安;党中央;组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苏区;根据地;解放区等等。毛泽东虽然因历史题材的限制而提得不多,但实质上却是统领这几个关键词的灵魂。而所有这些关键词在每一个斗争时段所透露出来的大量信息,都于无形之中勾勒出一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如同大救星一般所带给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未来和希望,则是空前绝后,无比美好,如同天堂般令人无限神往,以此来印证中共以全人类的最后解放为己任的神圣使命和崇高担当。

  应该承认,文学作品不仅允许、而且需要虚构,而文学作品中对英雄人物的拔高甚至“神化”,也并不会脱离“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条老掉牙的创作标准太远。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历史题材的影剧片可以在具体的人物、情节上“任性”拔高、虚构,但却不能和历史运动真实的主题和真相相去甚远,大相径庭。而所有这些影视作品几乎以同一模式渲染的历史主题和政治主题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真正的脊梁、灵魂和希望,只有一个党的信仰、理想、目标和政治实践,才是将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从数千年的奴役压迫中最后解放出来的惟一道路,因此,这个党的精英群体如同救世主一般高瞻远瞩、法力无边;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如同圣人一般玉洁冰清、天下情怀;高风亮节、至善至美,芸芸众生除了跟着这个党朝着美好的未来无限的希望朝前走,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我们看到,观众们往往将抗战神剧之“神”指称为英雄们超出常识的“神技、神勇”,却忽略了所有这些抗战神据的真正之“神”则在于制造了同一个早已被历史证伪了的政治神话,即关于一个政党的政治神话。先不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所作所为是否真像这些“神剧”竭力渲染的那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大同世界,就是这些神剧全力打造的中共在战争年代救世主般的政治形象,在历史的真相中也极为失真,洗去油彩,其真面目也实在平常,令人不敢恭维。本文不可能引用大量史料去详细证伪这个政治神话,却可以略举几例洗一洗这种政治形象脸上的灿烂油彩。

  其一,一个政治团体的政治信仰的确可以凝聚起一大批人,不管这些政治信仰是什么,而且其中的确能产生为这种政治信仰牺牲个人一切的优秀分子。但是将这种政治信仰抬高到“解放全人类”的高度,且断言这个团体不可能产生自己特殊的政治私利、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会成为为信仰牺牲自己一切的优秀分子,则是痴人说梦。王彬彬先生2011年1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的《1933-1934年: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为何高达95%》一文披露:“1927年后,国民党已是执政党。一个执政党,老是胡乱杀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对付共产党人,决定采用怀柔政策,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想方设法软化之,于是,有了《共产党人自首法》的出台……《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可见,中共中有一个忠于信仰牺牲个人的优秀分子群体,或许中共的政治信仰比国民党的政治信仰更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这不假,但国民党从同盟会组建后的几十年间也出现了一个忠于信仰勇于牺牲的优秀分子群体,可见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说中共的优秀分子占党的大多数,且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政治神话,上述引文中的数据已经粉碎了这个政治神话;

  其二,在“神剧”所描绘的战争年代,国民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中共内部的腐败或许比国民党要轻得多。个中原因,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一语中的。她对赴延安考察的美国记者团提出的延安清廉问题的回答是:“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其实,宋美龄并没有全部说对,中共当时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因而产生了腐败和特权的苗头,只是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没有滋生蔓延开来罢了。当时赴延安的王实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延安供给制中的特权苗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即使在敌占区,中共地下党的各级领导们因掌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权力,也有腐败的倾向。比如中共夺取政权前夕关在重庆国民党狱中的中共党员,在牺牲前拟出了准备向上级报告的渣滓洞《狱中八条》,其中竟有四条和党的上级领导的“腐败”倾向有关: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可见,以狱中中共党员的亲身体验,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也已经深切感受到党内尤其是领导层的腐化现象的严重性了。可见,神剧中对中共各级领导层群体中除极个别道德品德有问题或极个别叛徒败类之外,其他皆加以神化,使这一群体的整体形象几成贤男圣女,道德楷模、人伦典范,实在与历史真相差之远矣!

  其三,说抗战中的国民党不顾民族大义和抗战大局,对共产党同室操戈,手足相残,党同伐异,豆箕相煎,而共产党却顾全大局,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委屈求全,这不是历史真相。真相是,国共两党都有一己私心,都有兄弟阋墙,同室操戈,明保实力、暗争地盘,拳来脚去,你来我往之举,都曾干出了亲痛仇快的事情。比如苏北地区的黄桥战役,就是国共两党在苏北敌后争夺地盘产生矛盾和对抗的总爆发,而毛泽东于1940年5月对新四军发出的所谓第二个《五四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并以黄桥战役动了国民党的“奶酪”,哪有数月后国民党报复的“皖南事变”?平心而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不是汉奸,也不是伪军,恰恰相反,他在苏北对日军的抗击是给力的,是有功的,而且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你新四军一脚插进他的地盘,他能不“感冒”吗?而新四军这一仗竟然以少胜多,消灭了他韩德勤万余人马,国民党岂能甘心!同样,黄桥战役之后,经国共两党交涉,中共同意安徽南部新四军调往江北,并已逐步落实调离部署,你顾祝同有再多的理由,也不应该在抗战处于困难时期,包围这支抗日队伍一举全歼,这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举、恶举!

  其四,古今中外,所有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治团体,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自己的政治私利,而这政治私利所围绕的核心,就是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和攫取。只是在人类走进现代政治文明的时代,在民主政体下,这种政治私利因遵循宪法程序和接受选民裁决而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团体以暴力夺取并想永久霸占所有政治权力为目标,它为霸占和永久保住政治权力而产生的政治私利,就不可避免地会以牺牲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以及牺牲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与此同时,它以暴力相向的对外权力倾轧,同样也会在内部重演。因此,这种性质的政治团体或政党即便它的政治信仰的字眼再高尚,它的优秀分子为信仰牺牲得再无私,它作为整体的自利逻辑和内部派系的权力倾轧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抗战神剧所渲染的中共那种以民族利益为担当、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虚怀若谷、雍容大度、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在夺取政权的时期,因为要利用其他力量对付主要敌人,中共的确建立起过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容纳了一部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但其内部的外部的权力倾轧并没有停止,只是不那么大张旗鼓罢了。比如抗战紧要关头和最困难的时期,中共在延安干了些什么?大规模地整肃内部的所谓政治异已分子,成千上万怀着满腔抗战热情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却被打成了特务、托派、叛徒,不死也被整得脱掉一层皮,神剧中几乎处处以“延安”为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的圣地,简直是绝妙的讽刺,这个“圣地”连投奔而来的热血青年都容纳不了,还谈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夺取政权之后,更是一阔脸就变,放下武器的昔日政敌它容纳不了,一个镇反就杀了七十万,关了数百万,曾和它同一战壕战斗的文化人容纳不了,只因为其人在敌占区工作或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文学观点和领袖相左,便被批判或打入冷宫,如俞平伯、胡风,接着连战争年代全力支持中共的各民主党派也容纳不了了,一个反右,就打掉几十万、殃及几百万昔日的同盟军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连党内的“异见分子”也容纳不了了,文革中整的那些人,不全是身经百战和领袖一同打天下的同僚吗?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是神剧中为张扬中共政治神话的主角,居然在中共核心层眼中也被视为异类。穆广仁 先生《“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一文披露,“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全国胜利后的使用问题却有另一个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是否存在,经过多名当事人的回忆,都证实确有其事。经反复调查,“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这个批示大有卸磨杀驴的味道。但为什么要这样干?难道真的因为地下党犯了不少错误?难道党的其他战线没有犯过错误?后来“邓小平1949年9月17 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才道出了“原委”:“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也就是说,革命成功,要像梁山好汉那样分官职排座次了,这个座次的排法应该以党中央为老大,以解放军为老二,地下党只是小三。接着开始对“小三”的整肃:“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结果如何?“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 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这大概就是“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的执行结果吧。我想,像陈彩霞之类从国民党军统被感化而加入中共的“女特务”,在这样的“整党”中恐怕不死,也要脱掉三层皮吧。

  在神剧中变本加厉地制造毛泽东时代式的政治神话,是作家编剧严重犬儒化的结果。他们对文学的使命没有担当,对作家的责任和良知没有担当,对读者观众没有担当,对历史责任没有担当。一来这样的神剧(或小说,大量的神剧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尽管荒诞离奇,但却可刺激观众的感官,可以赢得收视率,有大利可图,二来神剧所制造的政治神话很合当政者的口味,可以取悦当政者;三来因为取悦了当政者,很容易通过审查,省去了诸多麻烦;四来这样的神剧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不需对读者观众负责,不需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可胡编乱造,粗制乱造,从而“批量生产”,名利双收。

  而文学家最大的耻辱,则在于对文学使命的背离和践踏。文学作品中故事可以虚构,情节可以夸张变形,人物可以美化或丑化,但举凡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是不可以背离生活的本真和历史的本质与真相的。因为文学使命尤其是严肃文学使命的重大社会价值,就在于它的认知功能和终极人文关怀,就在于它能解剖生活,直面历史,唤醒人心,张扬人性。而文学的认知功能和终极人文关怀这两样东西,是离不开文学作品对生活本真和历史本质的揭示的。文学作品背离它的使命,就等于歪曲生活,颠倒历史,后果就是欺骗读者,欺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不妨试析一下文学使命的另一项功能,即政治功能。文学的政治功能或者很少被人提及或者被相当一部分文学家竭力否认,他们实在是被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吓怕了。然而不管你如何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都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开创了资产阶级启蒙时代,而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所张扬的人文主义,则是将人性从封建专制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先声。然而,人的解放,或者人性的解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实质上是从人的政治解放开始走上社会实践的,也就是说,在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文学的政治功能也非常显著,即它在唤醒人心的同时,也为人的政治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对于人类的社会进步而言,这是文学正向的政治功能。那么,文学有没有反向的政治功能,即为阻碍人类进步事业的政治势力站台的文学?当然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颂圣”文学。颂圣,也就是为政治统治者歌功颂德,中国的颂圣文学,大约和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长。但我并不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颂圣文学中的所有内容,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都具有反向的政治功能,没有正向的政治功能。不能这样武断。实质上,人类社会的进步,在许多重大历史场合,都是由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的领军人物、优秀人物推动的,对这些人物和事迹的正面讴歌,并不为过,这样的文学作品,当然有它正面的历史价值。但是,就整个而言,颂圣文学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其核心功能却是为统治集团长期垄断国家政权大唱赞歌,它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愚民作用是长效的,巨大的,几乎和那些政治理论家、哲学家们为专制制度提供合法性理论来源的政治效果等量齐观。因此,至少在中国,颂圣文学留下来的历史价值含量很高的“传世”作品,非常罕见。

  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和国家政治统一以及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我不赞成全盘否定中共统治时代的所有“颂圣”文学作品,但是,中共建国后实行现代专制主义、因而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历史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如果一部“颂圣”作品中的讴歌超出了中共历史贡献合理的那一部分界限,转而对中共现代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进行歌功颂德,则这样的“颂圣”文学所产生的愚民作用和对历史进步的反向作用,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中共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逐步进入“清一色”的颂圣文学,而其一路超越“合理历史价值范畴”朝着为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张目的极端走去,终于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而当广大大陆民众终于从文革的魇梦中清醒过来之时,也就是宣告中共统治时代的颂圣文学走进死胡同之日。

  然而,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到,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共的“颂圣”文学居然以“神剧”这种别致的方式卷土重来,且炙手可热,日益红火?我最想不通的是:中共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明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中共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且已成历史铁案,而那些作家和编剧对此也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为什么在抗战神剧中还要将中共的政治理想和中共以暴力斗争赢得的“明天”渲染得至善至美,意淫得“崇高壮丽”,他们难道不怕读者掌嘴,不怕观众唾弃吗?他们的底气和胆量究竟从哪儿来?难道他们的无耻、奴性和贪婪已经将他们最后一点的文学良知和文学尊严抛弃了吗?

  但是,神剧中毕竟有合理的历史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和作家、编剧(当然包括导演)们竭力渲染的政治神话相比,相形见绌,甚至微不足道,比如,在抗战中不少中共党员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的确奋勇御敌,勇于牺牲,且多有壮烈之举,这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功绩留存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含量是不会被人们和历史忘记、抹杀掉的。因而至少以我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钟情神剧,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冲着这一部分历史价值而去的,哪怕这样的价值含量只占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只要是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中的正义,它都有足够的吸引力。个中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当前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中英雄主义产生、存活并自由成长的空间或机率实在太逼仄太渺茫了(不是说没有英雄),因而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几无在描写现实英雄的文学作品中寻求心理代偿的信心。以我为例,对于“打仗、破案”的电视剧,我有三不看:现代公安侦破剧不看,数年前还比较喜欢看,现在断然不看,主要原因是对公检法系统人员的整体印象欠佳,甚至不相信这些人中会出现真正的英雄。其实心里明明白白,这支队伍中依然有好人,甚至大部分是好人,好人中也有特别优秀的,特别优秀之中也有英雄,但这个群体的形象被相当一批文强式的蛀虫破坏了,就是不信;军事演习剧不看,一来其中的“打仗”不是真的,哪有真枪实刀的过瘾,二来对当前部队的真实情况略知一二,剧中现代军人的先进理念和“崇高”形象被作秀、矫情得实在令人肉麻、喷饭;现代反腐片不看。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官场,连一名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清官”都难以立足了,而官官相护恐怕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纪委的人怎样?检察院的人怎样?他们的屁股就干净了?大家不说也心知肚明。总之不相信“反腐”部门能出英雄,一个两个可能,成批出现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此,只有从神剧中寻求心理代偿了,至少本人相信,在那个年代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抗战英雄是很多的,而且的确非常壮烈;二是神剧的红火,大抵是作家、编剧、导演的犬儒主义和读者、观众的犬儒主义“惺惺相惜”、彼此互动的结果。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历来是普罗大众为自己的社会正义诉求寻找心理代偿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社会正义在整个社会现实中伸张无望的时侯,这个载体格外重要,它往往成为几近爆炸的社会政治高压锅上的出气孔和减压阀。而文学艺术的另一大魅力,就是它的催眠功能,催眠中它能将所有的读者观众听众变成十足的“犬儒主义”者和自欺者。期间,读者观众听众的情感完全被剧情牵着鼻子走,作家、编剧、导演的爱,就是他们受众的爱,他们的恨,就是受众的恨,他们设置的“是”,就是受众认可的“是”,他们设定的“非”,就是受众接受的“非”,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他们指定怎样,受众心目中的就是他们指定的那样。我有亲身体验,看神剧时明明知道某一位中共英雄让众人憧憬着的那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情感上就是愿意相信他的憧憬,愿意他的党取得胜利去实现那个新社会。因为这位英雄的崇高精神和无私牺牲我已经当成真的,因而也相信他的理想他的承诺是真的。就这样,一次一次被那些作家、编剧、导演牵着鼻子走,在他们的催眠和忽悠中一次一次感动着,激动着,悲愤着,憧憬着,最后总能得到一次心理自慰:好,正义伸张,邪恶灭亡,扬眉吐气,痛哉快哉!

  然而,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心理代偿毕竟只是一种虚幻的心理释放,而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则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现实利益的冲突和社会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因此,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并不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和精神上的向往,它同时还是一种物质的力量,或者说这种诉求仅仅以心理上的释放和安慰是无法解决的,它还必须用物质的方法或现实利益实现的方式加以释放。而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像神剧这样的“颂圣”文学(艺术)所产生的愚民功效,恐怕也不仅仅是人们在电视机前一次次心理渲泄之后就忘之脑后,上文说过,文学作品的愚民功效是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在长期的灌输中自然而然起到支配人们情感态度立场的作用。

  近期网上热传的两件事似乎可以印证我这两个判断,一件,是2015年12月28日发生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十三岁女孩超市偷巧克力遭索赔跳楼身亡,事发后超市遭上千愤然不平的市民围观“抱不平”,市长前去处理遭到围观群众殴打。事实经过已经清楚,但其中某些情节或细节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澄清,这件事围观群众是否理性暂且不论,但超市老板是否有点“为富不仁、恃强凌弱”、围观群众的心态是否出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认的。近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有逐年增多趋势,而这一类与参与者利益无关、以不平泄愤为契机的群体事件,于建嵘先生将其归类为“社会泄愤事件”,而社会泄愤事件越来越多,爆发的燃点也越来越低,已经充分说明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已经导致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因找不到现实的释放通道和发泄缺口而内压大增,一有导火索便会引起“爆炸”。对这一事件要多说两句: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成人世界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社会公共场所和每一个私人领域,对所有的孩子(未成年人)都应该开辟一个“特区”,即以每一个成年人都具备的“父母心”来对待“闯进”你的“特区”中的每一个孩子。这应该成为整个成人世界对待整个孩子世界的社会共识。比如这家超市的保安和老板对待这位十三岁“不速之客”的“特区政策”就是:温言了解情况,温言批评教育,或者和家长一起边批评边安慰,如果了解女孩家庭贫穷,送上两块巧克力给女孩解解馋也很必要。我看到网上这件事的报道的第一个产生的念头就是觉得超市老板应该这样做,而且我身临其境也一定会这样做,如果每一个成年人都把对待别人的孩子看成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必然会这样做。问题是,如今成人世界中各类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趋火附势,早已大举入侵孩子们的世界,两个世界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混为一团了。因此,面对家境贫寒犯下过失的孩子不依不饶地“罚款”,在我看来实在是为富不仁的恶行。即便孩子不死,这种恶行在孩子心灵播下的种子,也一定是“恶”,而不是“善”。

  另一件,从前些天纪念毛泽东122年诞辰群众活动说起。清华许章润教授一篇题为《天公长把人戏》的短文在网上流传,其中写道:“朋友传来一段现场视频。夜幕笼罩,灯光摇曳,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位女青年领头,舞旗挥膊,大家齐和,动情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这才恍惚,此处是圣地,今夜是毛诞。漏夜挑灯,不避风寒,群趋若过江之鲫,只为贺诞。”许先生由此感慨道:“毛爷爷当年不让唱的歌,今日毛粉们为他贺诞大唱特唱,不知老人家听了怎么想。还有,更挂念的是,夜幕下引吭高歌的青年,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这洋歌往昔曾经是禁歌,要是这么唱,都要抓起来!人间事,倒杖柱颐斜,天公长把人戏。——宋人打仗差点儿劲,词填得好,没法超越,至今吟诵不倦。”参加“毛诞”纪念活动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如何表达对毛的感情旁人也无权干涉。但是,“天公长把人戏”,许教授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据说当今中国大陆的“毛粉”中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或文革的中青年顶了整个毛粉的“半边天”,他们崇拜毛泽东,当然也赞同甚至讴歌文革。这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和畸形的政治心态是否和神剧之类的“颂圣”文学作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长期功效有关,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