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来稿 > 字号:
文人们的身后事
2020-06-29 10:38:08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不同领域或专业的精神遗产被传承范围的大小和受众群体的众寡,并不影响这些精神遗产的价值,也不可作为评判这个等级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精神遗产价值大小的统一尺度。

  童文祥既是我的文友,也是我的亡友。他在家乡一家医院做办公室主任,之前当化验员。那时我在家乡报社当一名副刊编辑,老童常写一些医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投稿,都在千字之内,称为“豆腐块”,内容大都是防癌治癌方面的,因而很受读者欢迎。但老童真正的兴趣不在他的专业,而在文学,尤其在古典诗词的欣赏和创作上,颇有心德,且造诣也很不一般。当然,会写古诗词的文人,散文也必然写得不错,老童的散文,很入我这个编辑的“法眼”,自然刊发的也不少。老童死于晚期胃癌,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一辈子打鹰,却被鹰啄了眼。不过,生死之间,老童还算从容。手术方案是他亲自制定的,手术非常成功,之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了四年。他癌病复发前我去探望了一次,他说他想在身后留下一点东西,一样是已经送给我的诗词集,非正式出版物,请人印刷了一下;还有一样是一本散文集,正在筹化之中,买了书号,已送出版社,是自费的那一种。当时我很受震动,这毕竟是他将自己的遗愿向我和盘托出,但内心深处又有点不以为然:两本小册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真的那么重?

  弹指间,老童去世已有十年了,按年龄推算,抑或是阎王爷的恩典,我比老童已经多活了近十年。但今年连做三次不大不小的手术,虽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也元气大伤,去了半条命,死神的脚步声分明越来越近了,这时才猛然有了一个想法:该为身后留下些什么了。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便恍然理解了老童当年的那个遗愿。我想,举凡舞文弄墨的文人们,临终前最大的心愿,大抵恐怕都是为身后留下一点文字的或精神层面的东西,但究竟出于一种怎样的动机,我总感糊涂,有一种找不到北的迷茫。

  翻找老童的遗存,竟然一无所获,大概是几年前搬家时弄丢了。两本集子,记得诗词集叫《童文祥诗词选》,散文集叫《真情永远》。想起老童的遗愿,不由泛起一缕凄然和愧疚:那本诗词集中曾读了几首诗词,但因我不懂古典诗词,便扔在了一边,但那本散文集呢?我真的没读过几篇,读过的,印象也非常模糊了。而老童赠送我这两本集子,其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希望我将它们读完,并从中得到一些愉悦甚或一些启迪吗?

  然而,我想弄清楚的是:“该为身后留下点什么”,是否是文人们在对死亡的预期中一种刻意的想法?比如当年的老童,今天的我。既然是一种“刻意”,那么必有“刻意”的举措?比如将生平写的文章,作的诗或小说,择要编成书,正式出版,就是一种很好的举措,因为你“留下”的这个“什么”,经过你的刻意包装,已经系统化精粹化了,颇能代表你一生精神层面生活中的“精华”。我在想,当今的文人墨客早已不局限于书斋中或象牙塔中那帮人了,一来归功于教育的普及,文字的掌握已经大众化;二来资讯的发达,网络的普及,写作发表平台的“雨后春笋”,能够写几篇文章的“文人”已经遍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行业和职业,尽管或许大部分人的写作都是业余的,通常发表作品的平台也大多以网络为媒,但出书,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这不,我的书橱用一层来收藏朋友、同学、同事、业余作者赠送给我的书,其中有买了书号自费出版的,也有出版社计划出版还拿了稿费的那一种。对他们而言,出书的欲望,当然是一种现时的荣耀,但其中是否也有“为身后留下点什么”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还敢确定,举凡对自己精神生活的质量、品位特别看重,而不是那种纯粹以文换钱或者以文媚权的文人们,为自己身后留下一些精神层面的遗产,是他们所有遗愿中处于核心地位且庄重如山的遗愿。然而,实现这个遗愿并不难,而最让文人们感到纠结的,则是自己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的“价值”或“含金量”究竟如何。

  那么,文人们是如何判定他们精神遗产的“价值”和“含金量”呢?以我本人的猜度,这种判定的标准或许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如果深究下去,或许越说越说不清楚,甚至再也无法说清楚。我用三句话归纳我对这种判定标准的猜度:第一,我死后还有人看我的东西吗?第二,有多少人在看?或者有多大范围的人在看?第三,我的东西在后人中有影响力吗?如果有,有多大?在我死后能持续多久?其实,在我看来,这三条标准并非判定一个人精神遗产的“价值”或“含金量”的惟一标准,正像我从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样。为什么是“惟一”的标准呢?实践只有在特定的科学领域或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检验“事实”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比如水烧到一百度就会沸腾仅仅是你用实践检验到的一个“事实”,而不是关于水在任何气压下沸点变化的真理,尽管这个事实包含着部分真理。在许多场合,逻辑也是检验真理的一种标准。因此,你身后留下的那些东西是否有人看,是否有影响力,是否能够传承,并不是判定你的精神遗产的价值或含金量的惟一标准。或许你的精神遗产很有价值,只是没有被人发现,没有被人认知,没有被人承认,因而如沧海遗珠,被永远埋没罢了。

  但是我想,上述的那三句话,仍然是文人们衡量自己精神遗产的价值和含金量的坚定不移的标准。他们之所以抱着这个标准不放,或许出于他们的功利欲和虚荣心。然而,这种功利欲和虚荣心非常地特殊,它们往往被演绎到极致。因为它们出于对生命短暂的无限遗憾,对永不生还的极度恐惧。一些文人们,他们对自已精神遗产被永远埋没的恐惧和绝望,往往比对自己生命终结的恐惧和绝望,还要抓狂,还要变本加厉,还要痛彻肺腑。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人们对自己精神遗产的价值判断,往往始终处于一种不敢直面的模糊、迷茫、胆怯、畏缩、逃避的尴尬状态,并将他们对此的恐惧和绝望掩饰起来,努力给人以淡定、谦逊、通达、超脱、不以为意甚至不屑一顾的印象。这一点,即便文人中的名牌大腕们,往往也难以免俗。读鲁迅《写在坟后面》,便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情结:“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可见,鲁迅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和刘伶同样一种心态,不过不像刘伶那样刻意矫饰罢了。然而,对死后精神遗产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其影响力究竟会有多大,能够存在多久,鲁迅的迷茫、恐惧和绝望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他是鲁迅而真的那样淡定和超脱,这一点,鲁迅表达得虽然含蓄委婉却仍然直白,且看此文的结语:“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瞧,流淌在这结语中的情感深沉且复杂:几分自谦,几分自恋,几分期许,几分沧然,几分绝望。当然,鲁迅在此流露的绝望是双重的,一重是对中国自古以来人性的绝望,他生怕这绝望的心态和文字成了扑灭青年所谓“革命”热情的毒果,另一重则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文字和精神可能永远湮灭的绝望。然而,这恐惧和绝望中的潜台词真的是宿命式的认命吗?非也,非也!这潜台词就是极大的不甘心,以我个人的猜度,鲁迅对自己的才华、潜质及其未来精神遗产的价值,至少有五成的自信,至于另五成,就让位于纠结、迷芒、孤独、恐惧、绝望吧,最多在上面再缀上一点自谦、超脱、淡定的光环。

  实质上,即便才能再平庸的文人,对自己身后精神遗产价值的判断,无论他表面上如何自谦、淡定和超脱,意识深处还是有着很高的期许。说他身后留下的那点精神层面的东西必将无人问津,销声匿迹,形同垃圾,很快会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他的内心深处是决不会认同的,也是决不愿意相信的,尽管对于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来说,事实就是如此;然而,即便一个生前就已功成名就、著作等身、卓尔不凡的名牌大腕,他们或许对自己身后留下的那份精神遗产的价值和含金量有着十二万分的自信,但这份精神遗产对于后人究竟能产生多大、多久的影响,在时代、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积淀中处于什么样的档次、“段位”和坐标,他们却心里没有什么底,且显得不那么自信、感到难以捉摸以至困惑、焦虑和恐慌。古人言人贵自知之明,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文人却很难做到自知之明。我想,如果文人们身后精神遗产的价值和含金量,用其在后人中的影响力和传承的范围和时间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话,那么,这个尺度本身是有档次和等级的。我们是否首先要把这把尺度上的刻度弄弄清楚呢?笔者斗胆,借此文不妨谈谈自已对这把尺度上那些“刻度”的个人看法,难免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只求起个参考作用。

  第一等级,也是这把尺度的最高等级,即文人们的精神遗产可以穿越千年时间跨度传世。但达到这一最高等级的精神遗产在传世的空间范围上却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不仅能够在千年时间跨度、而且能够在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跨种族、跨宗教的整个人类精神生活范围中传世,这样的精神遗产,当然属于顶级的,就像皇冠上的明珠;第二层次,虽然能够跨越千年时间,但只能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文明共同体中的文化积淀或文化传承中传世,这样的精神遗产,在层次上稍逊于前者。那么,处于第一等级两个层次的精神遗产,它们具有哪些共同的典型的本质特征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点:其一,它们在一代一代后来人的反复阅读、欣赏、研究中被奉为经典,其影响力很难终结;其二,它们在人类一部分或整个人类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三,它们在人类一部分或整体精神生活的分类史形成的链条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或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里,这些精神遗产在一代代后来人中被阅读、欣赏、研究、传承的范围和群体的大小,除了这些精神遗产本身的影响力和魅力的差异因素外,还有这些精神遗产所属领域、性质之间的差别。比如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的精神遗产被后来人解读、研究、传承的范围和群体就有很大的不同,哲学家的精神遗产主要在哲学研究领域被传承,而传承这种哲学遗产的群体除了后来的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这样一个不大的群体之外,普通人并不置喙;而一个文学家的作品就不同了,它们在一代一代后来人中不仅拥有数量不菲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这样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还有大量的普通读者。可见,不同领域或专业的精神遗产被传承范围的大小和受众群体的众寡,并不影响这些精神遗产的价值,也不可作为评判这个等级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精神遗产价值大小的统一尺度。当然,在评判同一领域、同一性质、同一类型的精神遗产时,传承范围和受众群体的大小是具有尺度功能的。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这个最高等级两个不同层次的精神遗产的区别。

  我们先看第二个层次精神遗产的主要本质特征及其和第一层次的区别,下面仅是个人的看法,以供参考。我以为,文人们身后的精神遗产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文明共同体中穿越千年时空得到传承,应由如下几个主要因素决定的:这种精神遗产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足以构成其所在民族、国家、地区、文明共同体文化母本中的核心部分。这种高度和境界包括:其一,对本民族、本地区、本文明共同体的生存方式、社会本质、历史进程、民族个性、价值取向、灵魂核心有着深刻且丰富的认知;并在解读中充满原创性的发挥和张力,以和时代节拍和社会需求对接。其二,表达中卓越的、近乎完美的语言、逻辑、道义、情感、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范式和方式。比如,儒家学说和老子的道德经,都是对中华民族独特的制度文明和社会关系形成的“本原”的卓越的解读,尤其是儒家学说,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社会宗法关系的观念形态,并原创性地构建了一整套适应这个社会需求的政治道德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这是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母本构成中的核心部分和观念载体的根本原因。再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及其他经典史书,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观念形态,因而同样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母本中的核心要素。其三,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能够忠实记载、而且能够参与一个民族独特生活方式的创造。比如陆羽的《茶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卓越地记载并参与了中华民族不同领域独特生活方式的创造,因而终成经典,拥有了穿越千年时空且永载史册的资格和魅力。其四,这种精神遗产,往往以天才的智慧、想像力、艺术魅力和表达方式,激活、张扬一个民族独特的认知规律、道德理念、心理活动、情感生活和审美体验中那些一以贯之、可以通约的因素,从而引起强烈的共振和共鸣,并超越时空,经久不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堪称激活中华民族独特性格中各种要素的文学大典,这些要素包括全体中国民众可以通约的那些心理信息、正义诉求、情感需要、艺术欣赏偏好、审美情趣和道德理念。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部《张祠部诗集》,实质上是靠一首扛鼎之作《枫桥夜泊》传世千年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四句诗句一气呵成勾勒出来的意像和意境,委实达到了大美的境界:乌啼、钟声、渔火、霜天、古刹等静动相间、水墨如画的夜景,可以激起一位游子无限的遐思和美妙、复杂、深沉的情感体验:沧桑、落寞、静思、感怀、回忆、禅想、远虑、牵挂、乡愁、憧憬、人间烟火中那虽然恬淡却意兴盎然的独特况味……我们知道,格律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文学载体,而中国古典诗词一个最典型的文学特征,就是往往以政治理想(个人抱负)、人文情怀和自然景观为“三位一体”,个中奥妙,远非一句“寄情于山水”便可囊括。而这类诗词在诗人画龙点睛之笔之下再现的自然景观之所以美不胜收、回味无穷,尤其能够将作者胸臆抒发得淋漓尽致、妙到毫颠,实在取决于中国奥秘无穷的文化密码。中国古典文字虽然简练到极致,但意蕴却丰厚复杂,变化无穷。每一字、每一个词组都可多维表达各种意蕴和意境。而中国古典文字在中国古典诗词韵律、格律中的互动组合所达到的意像构成效果,更是点石成金,美轮美奂,奥妙无穷。比如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看似只是几句大白话,但他在中国古典格律诗的“律动”中寥寥几笔勾勒出来的夜景,我想在任何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都能激起无限的意蕴、想像、生活况味和情感体验;其五,这种精神遗产能够在其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中最大限度地揭示、张扬人性的本质和人性千姿百态的表现形态,且挖掘极深,独树一帜,终成经典。这一条,《红楼梦》表现得极为卓越、极为典型。这也是《红楼梦》完全可以跻身世界文学名著的主要依据。可惜,由于翻译的原因,任何外国文字,都无法将《红楼梦》中那独特的情境、意蕴、况味原汁原味翻译过去,这也是中国诸多顶级文学作品无法跻身世界名著和融进世界读者阅读生活的主要障碍之一。

  了解了第二个层次精神遗产的本质特征之后,就可以对第一个层次精神遗产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了。毫无疑问,第一层次的顶级精神遗产拥有第二层次精神遗产的所有本质特征,但要加上如下决定性的内容:其一,这种精神遗产对人类整个认知进程作出了卓越的、不朽的贡献,并成为人类认知规律、步骤、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核心。比如就哲学而言,中国远古文明产生的杰出的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其价值、地位及对整个人类认知进程的贡献,堪和古希腊最卓越的那一代哲学家们比肩,他们都属于人类最早对宇宙本原进行思考并作出天才猜想的第一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为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奠了基。问题是,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似乎至今没有获得世界哲学家的地位,尤其是没有融入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近现代世界哲学发展的洪流中去,因而很难在当前国际哲学界中获得应有的认同和传承。我个人以为,造成这种状况应有如下几点原因:之一,中华文明和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千年隔绝,导致中国和西方及世界全面的文化交融直到近代才开始,这是中国古典哲学长期被西方和世界不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之二,仍有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一部道德经如果翻译成外文,其中国古文字中蕴含的哲学思考的原汁原味恐怕会流失殆尽,很难获得异国哲学界学者们的认真解读和普遍认同;之三,老子《道德经》对宇宙本原的天才猜想,虽然为中国哲学的发轫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起点,但后面却没有了下文。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在老子之后并没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中真正展开,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中断了的,没有接续下去的环节,没有连贯性和可持续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则是无论对自然界的有效认知还是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有效认知,在老子之后的中国社会都处于徘徊甚至止步不前的状态,而哲学是对人类认知进程的观照、探索和总结,人类的认知进程直接决定了哲学的发展进程。而古希腊哲学的起点要高得多,哲学家的队伍和实力也雄厚得多,尤其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各个领域的认知、研究、探索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也决定了古希腊哲学事业的繁荣。如此高的起点,不仅为人类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经过西方中世纪思想黑暗的停滞,古希腊的哲学遗产终于和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轫对接成功,成为推动整个人类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原始动力。因此,古希腊哲学成为整个人类哲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和核心部分,理所当然,当之无愧。其二,这种精神遗产,必须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各类哲学思考、政治理念、思想成果、精神建树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核心部分。这里要特别提一句,这种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变革、经济发展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必须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政治共同体向人类现代文明迈步的必由之路。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代的文人们的精神遗产对整个人类向现代文明推进的贡献极少,即便像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谈不上做出了什么贡献。在孔子的所有政治哲学、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其核心思想就是把中国的君主制封建制当成人类社会的终极政治理想,可以这样说,正是儒家学说中这个终极的政治理想,将中国社会向近现代人类文明之路推进的思想路径堵死了。如果孔子和他的学说有一天在人类世界文化的历史中被奠定了重要地位,那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巨大存在所致,而不是其为推动人类世界文明的近现代发展作出的贡献所致,因而儒家学说很难在人类普世价值成果中获得一席之地,也很难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因此,孔子的精神遗产在人类精神遗产的最高等级中恐怕只能屈居于第二层次,很难提升到第一层次。其三,这种精神遗产,必须对人类的终极命运抱有终极关怀,必须在剖析人性的本质上拥有独特的慧眼、深刻的思考和卓越的洞见,尤其在如何将人性从兽性和奴性中解放出来的探索、启蒙、推进中提供丰硕的思想成果、坚定的理论支撑、杰出的文学解读、卓越的审美诣趣、深挚的人文关怀。当然,所有这些精神遗产必须带有原创性。我个人以为,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中,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鲁迅的作品可望摘取人类精神遗产最高等级最高层次的桂冠。因为至少目前来看,这两位文学巨匠精神遗产中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剖析和对人性解放的呼唤,以及他们在文学造诣上的成就,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还无人能出其右。

  第二等级,文人们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其本质特征应怎样表述呢?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那首脍炙人口的名句:“李杜诗篇百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话,文人们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至少可以在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周期里得到关注、记忆和传承。上面赵翼说得并不对,李白杜甫的诗篇属于第一等级的精神遗产,已经跨越千年时空,至今仍然万口相传。问题是,什么叫做“时代周期”?时代如何划分?其周期的长短如何界定?我个人以为,人类社会时代的划分和周期的长短,取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生产方式、文化模式、思想潮流发生重大嬗变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以社会各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为旧时代的终点和新时代的起点。而一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时间段,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周期。当然,评判人类社会时代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多重的、多视角的,这样可以对人类历史根据不同的依据和标准划分不同的时代,因而这些时代划分的性质和周期也是不同的。比如你可以把中国三代以来到晚清为止的历史划定为农耕时代,这是以生产方式的嬗变为主要依据和标准的,因而这个漫长的时代以经济性质为主,其周期跨度达三千多年;同样,你也可以将中国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始终划定为中国皇权时代,这个时代则是以政治性质和政权模式为主,其周期的历史跨度也达到了两千多年;你还可以将皇权历史周期中每一个王朝划定为一个时代,还可以将人类军事史上的冷兵器、热兵器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等等。但是,文人们“第二等级”精神遗产的时代传承中的这个“时代”,应以什么依据或标准划分呢?我以为,这个依据和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但依然有其大致的性质界定和本质特征,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形态、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形态以及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学、学术形态发生重大嬗变为旧时代的终点和新时代的起点。对中华文明一部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而言,上述这些精神文化层面的嬗变往往和政权的更迭及社会制度的嬗变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政权的更失和社会制度的嬗变往往引发整个社会精神文化形态的嬗变,而社会精神文化的嬗变也可能引发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嬗变,两者是互动关系。因此,至少对中国而言,文人们精神遗产第二等级的时代传承,在相当多甚至在多数历史场合,往往是以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政权更迭及其社会制度的嬗变为边际的。我想,赵翼所说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抵也是以中国皇权时期改朝换代的一般周期为依据划分文人们“各领风骚”的时代的。当然,近代以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西文明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激烈碰撞和相互交融,使各种类型和性质的政权更迭及社会制度嬗变的周期大大缩短,一个政权、一个王朝统治数百年的历史,恐怕已经成为过去。因此,中国文人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引领”时代的周期,也会大打折扣,“各领风骚数十年”也就相当不错了。

  那么,作为文人们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有哪些本质特征呢?和第一等级的精神遗产相比,其差别和差距有哪些?以笔者个人的看法,有如下几点:其一,这种精神遗产,往往完全应时代而生,它们在呼应、记录、解读、阐释、彰显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时代主题上,发挥了极大的热情、才华和原创性思维,因而诸多成果成为时代经典;其二,即便在才华、造诣、学养、原创能力、学术水平等方面可以和第一等级精神遗产比肩,但在对人性、社会、政治、文化本质的认知和挖掘上,比起第一等级精神遗产显然要肤浅得多,这也是这类精神遗产无法突破时代局限、历史局限、认知局限的根本原因;其三,在漫长的专制政体时代,这类精神遗产尽管也有诸多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及专制社会种种丑恶现象的质疑、批评、不满甚至抗争,但总体而言,它们无法突破专制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思想藩篱,或最终被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所绑架,沦为统治集团的帮闲或工具;其四,如果排除认知原因,那么这类精神遗产在个人才能、学养、知识储备、造诣、学术水平和原创能力等方面处于二流位置;其五,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尤其对于一个专制社会的时代来说,文人们第一等级的精神遗产,在本质上和骨子里是这个时代的叛逆,而文人们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则至少其大部分是这个时代的呼应者、拥护者、追随者,而不是真正的叛逆者。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是否也有层次之分呢?当然有层次之分。我以为,大体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以引领整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它们有两个主要标志:之一,它在它的专属领域一直处于领衡和中坚地位,直到这个时代终结时,它才开始“式微”;之二,它的若大一个读者、受众或研究群体,在整整一个时代中都一以贯之,经久不衰。比如中共建政之后,至少在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像《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经典小说整整影响了中共建政前后的几代年轻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成长过程中,这些小说都成为他们精神培树的重要文学营养,直到七零后八零后这一代人,这些小说才逐步淡出他们的阅读视野。第二个层次:这种精神遗产虽然能在时代弄潮中一炮打响,领衔一时,但还没有等这个时代结束,就开始呈进行性地“式微”,其读者、受众、研究群体也在呈进行性下降,直到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像改革开放之初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等就属于这样的文学作品,可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四零后至六零后的大陆人对这样的文学作品还保持着记忆,但七零后之后的中青年人,至少绝大部分对这样的作品闻所未闻,更不要谈阅读理解了。造成这类作品“短命”现象的原因我以为有如下主要几点:之一,完全是踩在时代节点上的应景之作;之二,是对最高当权者主导的各类改革的政策性方向性的呼应,因而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认知上缺乏对所述故事社会背景的深层探索和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之三,文学造诣和表达方式比较浅显和粗糙。

  当然,在这个等级中,无论是第一层次还是第二层次的精神遗产,至少在这个时代的相应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要载入这个时代的“断代史”中的,同时尽管其传承的渠道、受众、范围、影响力会逐渐枯竭,直至“断流”,但后来人举凡研究这个时代相应领域的少数专家、史家们,还会光顾这些精神遗产的。

  第三等级。精神遗产处于第三等级的文人们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中间的分层同样是以知名度和作品影响范围的大小及受众的多寡为依据的。这个等级精神遗产总体性质,就是不能传世。根本原因,就是这类精神遗产无论在认知程度、学养造诣还是识见视野、表现手法等都逊第二等级的精神遗产一筹。笔者不才,以个人看法将第三等级精神遗产的各个层次划分一下,当然恐怕谬误甚多,不尽准确,仅供参考。

  第一层次:其为数不菲的作品在国内正规出版物甚至顶级出版物出版过,获过奖甚至大奖,有一定知名度,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受众和读者,在其所属的那个圈子里是被挂上号的。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或许能被各类地方的、区域的、圈子内的分类史记上一笔。问题是,他们的作品被重复阅读的概率非常低。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这类文人们一旦沉寂一段时间,或者去世,无论在其受众、读者群中还是在其所属的那个圈子里,很快就会被人淡忘,他们的作品也极少被人提及、重复阅读和评价。还有一部分网络大V、意见领袖们也属于这个层次。这些大V或意见领袖们的网络作品或者时评,或者杂文,或者政论,或者博客,虽然名噪一时,风光无限,登高一呼,应者如云,拥有粉丝以万计,但其蹭热点、驭人气的光环褪去之后,其作品的生命力如何,就要看各人的“修行”和功底了。就像流行歌曲或服装的流行款式一样,大部分是轰动一时,很快就销声匿迹,如昙花一现,只有很少的“精品”才能流传下来。在这一点上,“科班”出身的大V们显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一来他们高居庙堂之上,其“名气”和“牌头”自然水涨船高,远非“民科”、“民哲”可比,而一般芸芸众生是相当迷信专家学者们的“名气”和“牌头”的;二来庙堂之上的他们在学术训练、见识、思想视野、认知深度、学养造诣、表现手法等等方面确实身手不凡,“道高一丈”,因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遗产能够跻身第二等级甚至第一等级。而其作品身居第三等级第一层次的网络大V们即便粉丝再多,名头再响,人气再旺,但只要小试一番,就可知其精神遗产能否“传世”了:即他是否必须不间断写作才能够维系他的知名度和人气,一旦中断写作,哪怕是短时间的,马上就会被其粉丝们以最快的速度淡忘,而他的粉丝们也多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只喜欢感情宣泄而不会理性思考的网民;他的作品即便能够收获一片一片喝彩声,但却像一次性用杯那样,被用过一次便扔,即使他最忠实的粉丝,也极少再看第二遍;他去世后其作品很快就销声匿迹,连同他本人,极少再被人提起和回忆。也就是说,他作品中的精华并不能在其受众和读者的精神生活深处驻足,并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如果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他的精神遗产不能传世便已经命中注定了。

  第二层次:散布在民间的所谓“民科”和“民哲”们的精神遗产。所谓“民科”和“民哲”是指那些被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组成的所谓的科学、学术“共同体”拒之门外的一批做学问的人。这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特征是: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学历教育和科学、学术训练,主要靠“单打独斗”自学成“才”,也没有相应的学历和文凭;志向高远,目空一切,总想解决其所属专业领域的“高、精、专”的重大课题,并向相应领域“庙堂”之上的科学、学术权威们叫板、挑战,且十分自信自己已经在科学或学术上作出了重大的发现,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前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个群体中都是一些非常有想法的人,且不乏有一定才能和潜质的人,但由于其基础训练太差和性格过于偏执自信,因而他们的“科研成果”或“学术成果”往往很成问题,往往和他们的自我标榜恰恰相反,所以他们成为被“庙堂”之上的那些学者、专家们嘲笑的对象,很难取得专业领域和社会的认同。我之所以将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遗产列为第二层次,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在科学和学术各个领域进行个人探索的思考群体,他们付出的努力肯定要比那些业余爱好者要多得多,他们的思考也会比常人要深入得多,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人的探索之路会走入死胡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打了水漂,付之东流,但他们的思考毕竟是人类思想潮流中的一部分,在世界和中国建制性的科学、学术共同体出现之前,大批人类最优秀的科学、学术成果和各个科学学术领域大师级人物正是从这个思想潮流中涌现出来的。因此,只要给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平等的施展、交流平台,其中出现少数或极少数杰出的“大师级”人物,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从总体上来说,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遗产基本没有传世的可能,即便其中真有真金白银者,也会因为没有施展平台、被“庙堂之上”打压、缺乏同行和社会认同而被永远埋没。第三层次,围绕在各个学科和领域周围的大量的业余爱好者们的精神遗产。人文群体中等级和层次的结构是一个正金字塔,等级和层次越高,其人数越少,而这个庞大的业余爱好者群体则是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这些业余爱好者也会在报刊、网络及各类媒体和自媒体发表作品,也会成本成本地出书,也会受到专业人士重视,也会获奖,被邀参加各类专业研讨会,但其作品毕竟处于业余水平,因而很难得到普遍认同,也很难传世。但这一部分小有成就的人人仅仅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只是自娱自乐,以获得朋友、同事、亲友的认同和赏识为炫耀,以满足一下虚荣心。由于他们的作品离“专业”水准相差很远,他们的精神遗产离“传世”的标准距离当然更加遥远。问题是,这个层次的整个群体,即便是那些以爱好为自娱自乐者们,他们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将自已的作品作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留给后人,并梦想自己的作品至少能在亲友这个小圈子里传承下去,抑或能够让更多的人阅读、记住、流传他们的作品。

  总而言之,我以为文人们精神遗产中各个等级、层次的区分,是天意所定,不可违逆,其中可传世和不可传世的精神遗产在其品质、品相、品位上的差距,泾渭分明,形同峰川,不可混淆,不可置换。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你的精神遗产无论在品质、品相还是在品位上,都能居之上乘,但由于你没有在科学、学术共同体的“庙堂之上”占据一席之位,没有足够高的学历、文凭和学术地位,故而你那足以传世的精神遗产难免会不见天日,永远埋没。叔本华的幸运不会降临到每一个遭冷遇、被埋没的“大师级”学人头上,尤其在今天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如果你拥有大师级的资质、潜质和才华,当务之急就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挤进“庙堂之上”。

  话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问我:你对文人们的精神遗产是否能够传世分出了那么多的标准、等级和层次,那你说说看,你的“精神遗产”属于哪个等级和层次,是否能够传世?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太搞笑了。我的那些文字,在网络上或自己博客上发表的,大概也有百万字左右,但它们却影响甚微,一文不名,可想而知,在我活着的时侯就已经无人问津,备受冷落,所有“粉丝”凑起来不超过五十个,指望身后“传世”,岂非让人把大牙笑掉!虽然本人内心深处也颇不服气,但事实就是事实,你不服气也没有用。因此你说我的这些文字垃圾也好,废品也罢,我全不在意。曾有两位大学教授对我的文字做过评价,一位说“不值一提”,另一位说“民科”水准,我已感到受宠若惊了。因为前者虽说“不值一提”,但他毕竟还用千字篇幅将我的文字重重“提”了一下;而后者说我是“民科”,真是抬举我了:我一没“民科”的钻研精神,二没“民科”的远大理想,三没“民科”的书本知识,委实够不上“民科”的档次。如果我还算个勉强的“文人”的话,那么我的文字能够忝列第三等级第三层次那自娱自乐的业余作品之中,也就谢天谢地了。

  但是,我的文字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们有一个不算优点的优点,那就是里有稍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思想,拾人牙慧的不多。以此为据,我自认为自己的文字虽不能“传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却可以为身后留下一段墓志铭。不怕网友见笑,在此也露一下丑:“偶然从一堆‘蚁民’中成为一名思者,生平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心中所有的疑问统统留在上面,一个也不要带到下面。逝者。”在我死后让亲属将这墓志铭刻在墓碑上,也算对自己生平所有的垃圾文字画上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