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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需要“经典”吗?——与吴展良先生商榷
2020-07-01 16:40:20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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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中国的未来将产生什么样态的文化体系,如果靠一群自以为是的学者像化学配方那样用各种“元素”拼凑而成,那就是一个小儿办家家的笑话。
  在爱思想网上读了吴展良先生《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经典?》一文,总感到有些话要说。吴展良先生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现任台大历史系教授,名副其实的学术大腕。相比自己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仅处于“业余水平”的籍籍无名之辈,委实有自惭形秽、不知量力之感。然思忖之间,不过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说出来的东西如何幼稚,如何可笑,如可荒谬,本人已多次出过这样的洋相,脸老皮厚,满不在乎了。因而也真应了那一句老话——“无知才能无畏”吧。
 

  一、必须弄清中华文明作为“超级的国家型文明”形成的内在历史逻辑

  中华文明是惟一延续至今的世界轴心文明,这一点,在学界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所谓延续,是指文明实体的延续,而不是指某种文明的观念、精神、灵魂的延续。而所谓文明实体的延续,其核心或主要的载体,即政治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以国家政治制度或国家政治统治模式作为文明实体延续的主要载体。那么,既然让中华古代轴心文明实体延续至今的载体是国家政治制度,那么,支撑国家政治制度的生命密码,同时也就是今天中国文明实体在迥然不同的世界体系中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密码。这个生命密码是什么呢?在吴先生的眼中,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就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主体构成的“经学”。而以经学和国家制度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政教体系”,便是中国实体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在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中能够被反复重建的基石。

  在吴文的这一段论述中,贯穿了这一根“经学”和“政教体系”的主线:“ 第一期的华夏文明,是经的诞生时期,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经学。依清代章学诚的说法,所谓的‘经’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记录。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所以后世尊此大业之记录为经。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后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氏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我以为,尽管经学及其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结合是秦以后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一块重要基石,但不是中国传统国家制度的全部基石,尤其不能视其为主导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演变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三千多年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有着自己内在的历史逻辑,而这样的历史逻辑,是根本不能用中国传统儒家的经学在和国家政治的结合中的演变轨迹来解释的。

  那么,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三千多年演变的内在历史逻辑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条历史逻辑是由中华文明数千年政治生活的独特本质和特殊属性所生成的,而不是取决于经学的生成、演变及其和政治生活的结合,相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本质和特殊属性决定了经学的历史演变和所谓“政教体系”的形成和作用。下面,我们不妨按照吴先生对中国政治历史的三分式来探讨一下这个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至秦以前的三代是吴先生关于中华文明历史的第一分段。按吴先生认同的观点,在这一阶段“经”已经产生,但“经学”还有没形成。而所谓的“经”,就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记录。”

  不错,三代时期的“经”,的确是对历代有“道”君主“内圣外王”、建功立业、政治品德、政治理想进行歌功颂德的“记录”,尤其对当时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生活领域还是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都以血缘关系中亲疏远近、高低贵贱分成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和人伦等级的宗法关系提供全套文化理论支撑和道德伦理规则,的确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教体系”。但是,如果以这个“政教体系”的文本来解释当时的政治逻辑,诸如“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么,三代时期国家政治制度演变中真实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呢?说来话长,我们可以用几条主要的历史经纬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概貌。

  第一,中华文明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进入氏族社会晚期、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形态是: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形成了成百上千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共同体,各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政治构成上,有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已经形成国家的基本架构,有的连这样的基本架构还没有形成,但其政治管理模式已经出现国家统治的萌芽。但是,所有这些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管理模式,都有着共同的政治基因,即政治权力在最高掌权者的直系血亲后代中传承,这是中国绝对君主制直接从氏族社会血缘关系中脱胎而来的典型特征。

  第二,由于各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政治共同体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需要,这些政治共同体即所谓“方国”之间的征战兼并,已成常态。同时,各政治共同体内部和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权斗争,也日趋激烈。也就是说,各方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君权的斗争不仅在君权合法继承范围内进行,而且蔓延到权力合法继承范围之外,这也是各政治共同体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君主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一个是各政治共同体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产生的征战兼并,另一个是各政治共同体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垄断全部政治权力为模式的君主制的日趋成熟,就产生了维持“天下秩序”的政治需要。而这种政治需要,就产生了以一个社会各个领域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政治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趋向成熟的大政治共同体为轴心,其他各方国围绕这个轴心按距离远近辐射强弱形成朝贡关系的大的、以“天下”为名的松散型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基本政治模型。

  第三,但是,这个以“宗主国”为轴心、以和宗主国形成朝贡关系的诸多“附属国”相环绕的松散型的“天下”政治共同体,却时时处于战争、动乱甚至崩溃的政治危机之中。有两个根本原因导致了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秩序。一个是各“附属国”之间的征战和兼并;另一个是一些迅速发展、坐大起来的“附属国”对宗主国的觊觎和颠覆。因此,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动荡且不稳定的局面,便有了西周的政治巨变——大分封。西周大分封的核心举措,就是把中华文明独特的血亲宗法关系,全面地贯彻到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形成的全部政治关系之中。即按“宗主国”最高政治权力的掌控者——君王直系亲属后代血缘关系中亲疏远近、高低贵贱的等级序列,将土地、权力、财产、人民层层分封给他们。这样,原先围绕宗主国的各附属国,就成为由宗主国君主血缘、姻亲关系中的家庭、家族成员主宰、控制的诸侯国。从理论上看,西周大分封所针对的上述两个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是应该有成效的。其一,由于被分封的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直系后代和血缘关系中的晚辈和家庭家族成员主政一方,按照中华文明宗法社会组织的政治等级和人伦道德规则,所谓“忠于君、孝于亲”理应是各诸侯国严格遵守的政治道德信条,因而各诸侯国是不会觊觎、颠覆或篡夺宗主国君主的权位的,如果这样做,背叛的不仅是君王,而且是自己的父辈,属于大逆不道之罪;其二,在王室的血缘关系中进行分封,使得几乎所有诸侯国的“国君”之间不是兄弟手足,就是叔侄至亲,不是血脉同种,就是姻亲裙带,且辈份有序,尊卑自分,怎好手足相残,同室操戈,至亲征战,同种兼并呢?

  第四,也就是说,西周的大分封几乎完全是按照“经”的政治理想蓝图设计的,它立足于中华文明整个宗法组织血亲关系中各个等级各遵其职、各安其分、各守其德、各尽忠孝和等级差序中的仁义互爱的社会设想,来规划、构建、实施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然而,这样的大分封试图建立的理想政治社会,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其一,大分封形成的各诸侯国,之间尽管都是“至爱亲朋”和“手足骨肉”,但并没有实现诸侯国之间的永久和平,相反,各诸侯国之间为扩大生存统治空间而进行的战争和兼并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从竞相争霸到争夺天下,整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就像一场优胜劣汰的淘汰赛,各诸侯国之间你存我亡、不共戴天的征战兼并不到只剩最后一个胜出者,绝不罢休。也就是说,三代或者西周分权状态的分封君主制向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的演变,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这种演变则是通过各诸侯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征战兼并的方式实现的;其二,西周大分封后在各诸侯国数百年的征战兼并中,周王室的权势日渐衰微,不断被一时坐大的诸侯国霸主排挤、要挟、利用、羞辱、打压,实际上到最后已经名存实亡,形同傀儡。可见,贯穿于整个三代尤其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条颠扑不破的政治逻辑是绝对的丛林法则,即在扩大政治统治空间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一条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存就是我亡。至于骨肉手足,至爱亲朋,血脉姻亲,在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中根本不足一哂,完全可以踩脚下任意践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君主制的分封体制和分权状态根本就是一个长时期的过渡,它的必然归宿就是“一君临天下”的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因而“经”的政治理想以及儒家学说创建的整个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贯穿于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的那一条政治逻辑的,因而它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蓝图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其三,而西周大分封将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模式建立在王室血亲关系中的等级差序和人伦尊卑上,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中的近亲繁殖,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是短命的。也就是说,是以君主血亲关系中亲疏远近和高低贵贱来决定哪些人进入统治集团执掌国家政权,还是以才能品德功过是非作为选拔国家治理人才的标准,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前者必然导致的近亲繁殖会使整个国家政权因利益集团的迅速膨胀、权力被肆无忌惮地寻租和滥用而速朽、崩溃,后者则因国家治理人才的正确选拔、并以功过评奖罚、以业绩论是非、以法律为公器,因而能够彰显国家政权的正当性,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和规范性,公共管理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我们看到,西周大分封之后各诸侯国之间征战兼并的淘汰赛越接近尾声,那些越来越少的胜出者就越注重国内的政治改革和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理理念,恰恰是由上述第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向第二种国家治理模式演变,即由分封制向郡县制演变,由与君主没有血缘关系、因才而选或论功行赏产生的官僚集团取代和君主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贵族集团来行使国家政权,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越来越多地用六亲不认、一视同仁的法律制度来取代宗法组织中的血亲等级和血亲制度。而这些重大的社会政治改革,主要是由“法家”主导的。这些改革除了能够迅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且各诸侯国各类改革措施的集大成者,恰恰在于纠正西周分封制在权力运行和国家治理中的致命缺陷,为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奠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以为,其一,所谓“经”,是整个中华文明独特的血亲社会宗法关系最全面、最经典、最准确、最真切的观念形态,它既可以为封建形态的君主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中央集权形态的君主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合法性来源,尤其它一整套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中华文明血亲家庭人伦关系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有着极大的亲和力,因而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教化功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匡扶社会价值取向、凝聚人心、规范人们社会行为、彰显社会道德功能和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其他任何“观念形态”都不可代替的作用;其二,但是,“经”除了在为君主制提供合法性理论来源的“君权天授”这一点上形成整个中国君主制的“道统”力量之外,它的几乎所有政治理想、道德理论和人伦价值,都和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围绕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整个总规则、生存法则、内在逻辑格格不入,因而在三代封建君主制向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过渡或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经”所倡导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生活规则,实质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而主导这一历史巨变的内在历史逻辑和政治实践,恰恰是建立在法家理论揭示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残酷的、六情不认的、你死我活的真相和生存法则上的。因此,三代的历史真相根本不是所谓“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恰恰相反,而是分权状态的分封制一步一步走向分崩离析、征战兼并愈演愈烈、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治分裂,社会动荡,诸侯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已经到了所谓“天下体制”不彻底终结,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存便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连孔子也悲叹他那个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这才是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产生的根本历史原因和政治逻辑。至于三代期间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空前的繁荣局面,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三千多年历史中真正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往往并不是出现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控制极严的““太平盛世”,而是出现在政治分裂、军阀混战、意识形态控制因此放松的动荡年代。而三代期间诸子百家横空出世的重要历史原因至少有三条:其一,因政治分裂、思想控制放松而导致“士”这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空前活跃;其二,因各诸侯国内部的改革急需大量人才提供“富国强兵”和各项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学说以及治国、外交战略和政治策略的理论思想,从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带动了理论探索和学术繁荣;其三,更重要的,是这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分裂动荡且不可持续的政治局面,诱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在如何终结这种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这个具有终极历史价值和意义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探讨和学术建树。

  那么,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作为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政治统治的基石之一——由“经”成“学”的“经学”,是否像吴先生所说,成为“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的不二法宝呢?我们不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二、应客观、准确界定“道统”在稳定皇权政体中的历史作用

  关于“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的结论,出现在吴先生这样一段论述之中:“ 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后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氏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我觉得,吴先生的这段论述中,是有值得商榷的不严谨的地方的。这就是“政教”和“政局”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的问题。所谓经学究竟是让皇权体制中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还是让皇权大一统天下的“政局”稳定了两千年?这看似属同一个问题,但我以为这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何为“政教”?我的理解,是指被皇权政体尊为国家学说的儒家学说。说白了,就是中国皇权时代统治集团的“官方意识形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所谓“经学”自被汉武帝抬上国家学说的至高地位之后,的确将皇家官方的意识形态稳定了两千年之久。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两千年稳定,并不等于皇家王朝的政局稳定了两千年。当然,吴先生始终说的是“政教”稳定,而非“政局”稳定。但上文中这一句“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使上述问题产生了歧义:吴先生这一句话的意思,仿佛是说秦因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道家也产生诸多问题,而最终使王朝稳定下来的,还是儒家,即由经学构成的“政教体系”。而政教体系的稳定,当然也就是“大一统天下”的王朝稳定。王朝的稳定,自然也就是“天下”的稳定,或者是王朝政局的稳定。

  其实,这个歧义的产生,大有偷换概念之嫌:即“政教”的稳定被偷换成“政局”的稳定。而我认为“政教”和“政局”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且不能相互混淆,是有如下理由的:第一,无论就两千年皇权时代的总体“政局”而言,还是就其中各个王朝具体的“政局”而言,从来没有长期稳定过。就两千年皇权“政局”的总体而言,改朝换代就不必说了,就是“一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政局”,也不是接力赛跑般地不间断地延续了两千年,它是和“天下”崩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交替出现的,尽管“天下”一统的局面或许在两千年的皇权时代占据了一大半时间。因此,如果说儒学为主构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曰“政教体系”让皇权政体“稳定了两千年”,那是无稽之谈。第二,导致秦王朝短命的原因有多种且非常复杂,如果将某一种原因定为根本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就应该有充分的证据。说秦速亡的根本、主要原因是用法家,未免太轻率了。难道将李斯换成儒生,就不会屈从于赵高的淫威而和赵勾结篡改秦始皇的传位遗诏吗?当然,秦统一后没有形成“政教体系”,没有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没有形成摆得上台面的解释自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学说和价值取向,是其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说秦统一前后用了法家的理论,才导致其速亡,则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正是商鞅、韩非、李斯的法家理论和政治实践,为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第三,那么,应该怎样界定“政教体系”在整个皇权政治统治中的客观地位呢?我以为,只要厘清了支撑皇权政治统治的几块主要基石,就能大致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央集权制的皇家王朝,无论其命长还是寿短,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王朝的寿命,基本上取决于这项系统社会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如何。那么,这项系统社会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哪些呢?其一,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利益冲突的协调、化解乃至“暴力”解决得如何,尤其在最高政治权力即皇权的传承上是否得当、顺利、平和。其二,整个必须的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进行得如何;在维系社会各个领域生活诸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等方面是否基本协调、有序、具有一定的活力,并获得一定的发展。其三,在处理各个社会群体以及阶级、阶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中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的公平、有序及平和。其中尤其在民生方面,是否能够让社会最底层的大部分百姓获得起码的温饱和“保护”。

  问题是,中国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实质上是用暴力将原先各“诸侯”、军阀割据的“领土”强行兼并、统一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因而其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政体的所有“纽带”,都是强行捆绑的暴力绳索,具有剧烈的强权和专制性质。金观涛刘青山将这些“强行捆绑”的纽带梳理为三条主要纽带,即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支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也可以说,这三条主要纽带同时也是皇权政体赖以奠基的三块基石。我们不妨大致剖析一个这三块基石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来界定一下吴先生所说的“政教体系”在这三块基石中的客观地位。

  第一块基石: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官方意识形态。上文说过,吴先生所说的“政教体系”,也可以称为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当儒学被皇家统治者选为国家学说或“官方意识形态”时,必须分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即作为皇帝国家学说的儒学文本是一回事,皇帝统治集团用儒学提供的国家学说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却是另一回事。正可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以为儒学既然成为皇帝的国家学说,那么皇帝就必须按照儒学文本提供的那些政治理想道德信条去治理国家,因而王朝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是儒学文本中的政治理想道德信条被统治者努力实践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皇帝集团将儒学奉为国家学说,决不是为了追求儒学文本提供的那些“内圣外王”、“以德治国”、“仁者爱人”、“以民为本”之类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信条,而是如何利用这种学说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因而其利用儒家学说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后面的动机,有着重重的利益考量,其中的残酷、自私、卑劣、阴险是儒学文本中的那些政治理想道德信条远远想像不到的。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利益考量主要有哪些:之一,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霸占全部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撑,为整个皇族统治提供价值理念、政治旗号和道德依据。这一点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凝聚民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为这个政权服务的所有“公职人员”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问题。让整个官僚集团披上“天下为公”的华丽外衣,对皇族政权获得神圣不何侵犯的“正当性”极为重要。而正是在这些冠冕堂皇充满“正能量”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的旗号下,皇族集团和皇帝个人,将自已日益膨胀不可一世的私利,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整个民众和社会利益之上。之二,关于皇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论学说和漂亮旗号无论吹得如何神圣庄严,天经地义,其真相和实质就是一个弥天大谎。用谎言垄断、控制全体民众的精神生活,无疑是政权获得民众拥护、消弭反抗意识的最佳方法。这就是古今中外任何专制制度惯用愚民之术的奥妙所在。之三,所谓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和控制,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实质上是知识分子阶层。因为真正形成理性、深刻、系统的思想意识活动的,不是作为“劳力者”的底层百姓,而是作为“劳心者”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最大的危险性和对朝廷构成的最大威胁,不仅在于极可能戳穿关于皇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弥天大谎,更重要的在于任何异己政治力量都是在对立于官方的思想意识温床上产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给反抗皇权统治的各类政治力量提供必须的思想理论武器。因此,用官方意识形态垄断所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实质上是杜绝任何异己社会政治力量产生的釜底抽薪之法。之四,在整个皇族统治集团中,为了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以处理皇族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矛盾和弹压集团内部各个政治派系对皇权的觊觎、冒犯、篡夺,皇帝手中需要训化、教化内部家族成员的政治武器、思想武器、道德武器和伦理武器。而这些武器往往又是教化全体臣民对皇帝定于一尊的不二法宝。之五,皇族统治必须进行的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尽管以皇权最高政治利益为轴心,但在台面上依然需要彰显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或社会理念为旗号。而被奉为国家学说的儒学经典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理念。还有其他一些利益考量,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可见,从一个方面来说,用“国家学说”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垄断,实质上是把皇帝家族的私利和特权里里外外地包装起来,以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连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思考能力都被严厉禁锢和任意阉割,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政治权利及自由不能被堂而皇之地剥夺殆尽呢?而这样一群失去人类思考能力、形同猪狗的臣民,还有什么理由不齐刷刷地跪拜在皇威之下,五体投地地山呼吾皇万岁呢?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黑色幽默:被皇族奉为国家学说的儒学经典充满慷慨激昂、正气凛然、大仁大义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信条,然而利用这种国家学说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垄断的动机和政治实践后面,却是统治集团为了自己赤裸裸的政治物质利益而奴役整个社会的狰狞面目和血腥真相。

  如此,被奉为国家学说的儒学经典在中国皇族集团利用其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多种重大政治社会功能和巨大作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中国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在两千年的历史延续中的“道统”力量。而能够形成“道统”力量的皇家国家学说,不是任何一个流派的理论学说都可以胜任的。儒家学说之所以有资格成为皇家的国家学说,正如上文所说,它是中华文明独特的血亲宗法社会最全面、最经典、最准确、最真切的观念形态。

  第二块基石:一支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这块基石和上块基石相比,对于皇家王朝同样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上文说过,西周大分封之后的各诸侯国为什么纷纷改革,为什么要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为什么统治集团或治理国家的队伍要用和君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官僚取代和君主血统关系密切的贵族或皇族成员,有两个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其一,对皇族至亲成员层层分封,导致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称霸一方,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权机关、司法体系和财政,根据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特殊的规则和生存法则,这些诸侯国之间必然产生永无止息的弱肉强食、征战兼并,甚至坐大到无视、要挟、威胁、篡夺“天子”的最高君权。其二,如果以与君主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为选拔统治集团成员和国家治理队伍的准则,并将这个准则延伸到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行事规则中去,那么就会产生两个相互贯通的恶果:一个,血亲关系在权力磁场中衍生出来的利益膨胀,将使整个统治集团在近亲繁殖中速朽、糜烂、堕落、崩溃;另一个,整个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将被血亲关系织成的权力、利益网络彻底绑架,一切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和行事规则只根据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高低贵贱定夺,毫无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社会规则和律法制度可言,这种没有公平公正、社会正义的社会,是没有前途无法持续的。因此,用官僚队伍取代皇族血亲集团实施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委实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它不仅将国家统治和治理模式从氏族社会原始的血亲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且规模性地开拓了社会公共生活的空间。而人类政治生活中国家的进步,往往是通过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和扩大为主要标志的。当然,这支官僚队伍虽然大部分与皇家无亲无故,但必须绝对忠于皇家,这就是“统一的政治信仰”这个绝对前提的作用。然而,既然是“政治信仰”,那么对于皇帝个人和家族的忠诚而言,就有了某种超越的意义,这种超越意味着对更高政治境界和政治理想的追求,比如对“精忠报国”、“天下为公”、“执法不阿”、“爱民如子”等政治境界的精神追求。虽然这种超越仅仅发生在极少数优秀的精英官员身上,但这种政治境界和精神追求,对于皇家王朝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第三块基石: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这种行政控制是由中央政府率领下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层层级级严密实施的。这块基石的原始蓝本,就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制。我们知道,商鞅变法形成的严酷的律法、君主的绝对权威、军功爵制、连坐制、废井田、重农抑商、郡县制等,恰恰是为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商鞅变法中的重点的重点,实质上就是国家或曰中央政府对社会各个生活领域进行严密的行政控制。这样的控制对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政体的稳定,至少有三大作用:其一,保证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监控、信息监控、财政监控,将地方政府的分权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以防地方坐大,割据一方。其二,将全国资源牢牢掌控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以保证皇帝集团对全国民众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和榨取,保证皇家权威对各级地方一贯到底。其三,严密控制民情舆情,防止和及时铲除任何政治异动,一俟发生民众反抗政府的行为或任何民变、兵变或宫廷政变,皇族最高权力核心可在第一时间将其扑灭。可见,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才是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掩藏在各色“皇帝新衣”下的“庐山真面目”,才是意识形态垄断、官僚体制围绕其间的“基石中的基石”,才是中央集权暴力捆绑中的那根最重要最得力的纽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作为皇权政体国家学说的儒学经典在整个皇权统治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进行如下概括:第一,作为皇权合法性正当性理论来源、作为整个皇族(包括官僚)统治集团政治信仰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构成、作为社会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集大成者以及作为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理念的思想载体,儒学经典无疑是皇权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第二,儒学经典的理论文本中充斥的并非是那些崇高空洞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说教,恰恰相反,它是中华文明宗法社会最精准、最深刻、最全面、最本质的观念形态,因而当它成为皇家的国家学说时,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皇室内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驯化和教化作用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第三,但是,皇家核心权力集团在进行政治统治、国家治理包括统帅整个政治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和生存法则,绝对不是按照儒学经典文本上那些政治理想和道德说教去构建并实践的,恰恰相反,这些基本出发点和政治生存法则,往往和儒学经典文本中的“道统理念”格格不入,截然相反。如果秦王李世民不诛兄杀弟、逼父退位、当上皇帝,哪有大唐王朝的贞观之治、长治久安和“太平盛世”?而诛兄杀弟、逼父退位这种行为,对于儒学经典文本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而言,难道不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理应千刀万剐吗?但是,当时及后世的皇皇大儒们,又有谁对李世民进行过这样的谴责呢?第四,因此,在中华文明政治生活领域里,在围绕政治权力这个轴心进行的一切政治斗争和政治博弈中,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政治派别、一个政治集团甚至一个王朝,决定其胜败存亡的第一因素,不是政治理想道义理念,而是对中国政治斗争明潜规则和内在逻辑的深刻洞悉;不是正义民心,而是权谋机断;不是道德良知,仁礼智信,而是铁石心肠、六亲不认;不是宅心仁厚,而是脸厚心黑,不是光明磊落,而是阴谋诡计;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杀伐决断,斩草除根;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不是儒家经典,而是法家权术。当然,作为第二位的因素如道义理念、仁礼智信、道德民心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作为政治斗争的辅助因素和“教化”功能,或者作为当事者利用的工具、幌子、旗号和行头。也就是说,对于皇权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实践而言,法家理论才是它的内囊,儒家学说只是它的行头。因此,历来有两种说法:内儒外法(和内圣外王相通),内法外儒。而皇权统治的真相和本质,是后者,即内法外儒。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中华文明一部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所有围绕政治权力这个轴心产生的各种类型的政治斗争中,没有一个人、一个政治派别、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不是将争得或夺得部分权力乃至全部权力作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谈所谓信仰理想、道义良知、社会正义等东西。而任何政治力量一旦将政治权力当成第一目标时,它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于所有“崇高”的道义目标之上,并且为之不择手段了。这就是形成中国政治生活中恶劣政治生态的初始源头。

  因此,把儒家学说的经典文本——也就是皇家的行头、旗号、幌子、招牌当成皇权统治两千年绵绵不绝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把中华文明实体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历代皇族统治集团履行、实践了儒学经典文本中那些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信条,因而形成了权威的“政教体系”,委实是痴人说梦、可笑之极。

  然而,中国的君主制——无论是秦以前的封建君主制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确是中国古代轴心文明延续至今的政治载体,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解释这个事实?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以及皇权政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能够反复重构的根本原因或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样的原因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绝对不是因为中华文明有一个儒学经典构成的“政教体系”。下面,笔者斗胆谈谈自己对这一原因的几点设想。

  三、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起源问题的几点设想

  关于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性,吴先生用“国家性文明”或“超级国家型文明”这个概念来表述。但笔者冒昧,认为这个概念并不能很准确地表达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独特本质。总体而言,人类自跨入文明时代时起,作为国家形态的政治共同体就随之产生了,或者这样说:人类最早文明实体的产生,就是以其政治共同体或曰国家为载体的。也就是说,任何古代文明实体,都可以称为“国家性文明”。区别似乎在于:有些实体文明是由几个或多个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组成,而有些文明实体的国家规模巨大,一个文明实体就是一个国家。中华文明似乎就属于这样规模超大、文明实体规模和国家规模一样大的古典文明。但这样说也并不准确。不仅三代期间中华文明虽然形成一个松散的政治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内实际上是分成若干国家的,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根本不同:前者由一个“宗主国”对各诸侯国进行分封,后者往往是一国君主对其臣属层层分封。再者,即便秦以后的皇权时代,只有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大一统时,中华文明实体才被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覆盖”,而当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破裂,则仍然是群雄并起,诸国并列。也就是说,每当政治分裂、群雄割据的政治局面出现时,中华文明实体似乎和欧洲差不多,是由多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共同承载的。

  当然,如果吴先生提出的“国家性文明”这个概念是将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和其他古典文明实体的国家形态的不同本质进行区分的话,那也是能够成立的。那么,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和其他文明的国家形态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我以为,第一,三代期间,由一个宗主国“统帅”若干“朝贡国”所形成的一个大的松散的政治共同体,且达到千年以上的历史,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古典文明是没有的。第二,秦以后,以皇权政体为标志的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能够在改朝换代中反复重构,这在其他世界文明中也是没有的。第三,上述中华文明延续的两个大时段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三代期间的方国割据,诸侯争霸,其内在的逻辑走向就是走向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胚胎,就是在争霸兼并中的各诸侯国的内部改革中孕育的。因而,皇权体制实质上就是三代分封制的产儿。

  那么,中华文明政治载体或国家形态演变延续的动力和纽带,究竟是什么呢?吴先生给出的答案似乎就是经学为基石的“政教体系”。且看他是怎么说的:“不同于中国文明,所谓西方文化并非一个一体的‘国家型文明’,而由多个国家与文明结合在一起,亦缺乏统管‘国家政教’的经或经学的传统……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形态,一般趋于分散。各期与各国的政教也融合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所以并非一‘国家型文明’……在各大人类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国家型文明首先必须处理的课题,必然是稳定国家的体制。因此,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主要皆聚焦于处理建国与立国问题——《诗》、《书》、《礼》、《乐》、《易》、《春秋》皆与立国体制和政教大端密切相关,均为当时建国、立国的重大文献或相关记载。汉人法古更化、体儒用法,此后中国历代立国的体制,尤其社会礼教文化,大体渊源于此,是以后人尊之若天。入宋以后,士人对于经典的解释较偏于人伦义理与教化,然而宋元以降政治之积弊日深。民国以来,传统大衰,提倡传统的学人多只能侧重于阐发经典之哲理。若深入考察中华经典的根本,六经与四书均带有高度的政治性与教化性,不可偏废,故知宋以下之经学实有所偏。”

  我的理解,是否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最初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在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之上的,而由此产生的“政教体系”犹如中华文明国家载体的血脉,“经典”正则血脉通,血脉通则国运旺;经典偏则血脉阻,血脉阻则国运衰;至于“经典”废,则血脉断,血脉断则国家亡。我当然不敢断定吴先生完全就是这个意思,但吴先生将华夏之根本性经典抬高到中华文明建国立国的至高境界,这却是确定无疑的。

  人类任何古典文明初始国家制度的形成,都是这个文明之前氏族社会的政治实践的延续。而无论是氏族社会的政治实践还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制度,都是由人类的政治观念指导的。按照吴先生的说法,如果作为华夏“根本性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就是这样的政治观念,那么由此指导三代期间国家制度的建立,也能说得通。但问题在于,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可以指导各种各样的政治实践,但它们却不是这些政治实践的源泉和“本体”,这些政治观念本身就是某种“本体”或源泉的产物。因此,要找到中华文明国家形态演变延续的真相,就必须找出产生这种演变和延续的“本体”和源泉,而不是将这些古典文明初始国家建立前后的观念形态当成这样的“本体”和源泉。

  那么,中华文明国家形态产生的“本体”和源泉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中华文明在氏族社会就开始孕育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中华文明在氏族社会就已经形成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正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生存方式内部的基因排列和遗传密码,产生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政治载体和国家形态,决定了这种政治载体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和延续。

  下面是我对中华文明独特生存方式所产生的这种政治载体和国家形态的几点粗略的设想:

  第一,中华文明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区域,四周有着不易侵入的自然屏障。

  第二,在这个地理区域逐步繁衍起来的人类初始社会,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分散的、无数不同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虽然这些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内部的发展极不均衡,但它们有着同质的生存方式,即生产方式、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和社会组织形态、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或前者向后者的转化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习俗等观念形态。

  第三,在这些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上,也就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用的方式上,和其他一些人类文明的同期政治形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比如摩尔根认为:“当社会的发展趋近于文明之域时,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头脑中,遽然出现了一个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在这种观念面前,氏族和部落行将消灭。在实现第二种政治方式时,必须以乡区和市区来代替氏族——以地域制代替氏族制。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摩尔根:《古代社会》)就是说,在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的产生、掌控和运作方式,经历了由氏族社会时代以家庭、血缘关系为背景到以乡区和市区取代氏族社会的地域和财产为背景的过渡和演变。因此,摩尔根认为,在古希腊的历史上,原始的民主政治制度早在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并一直延续、演化至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而中华文明似乎没有经历过这种由乡区和市区取代氏族社会、由区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取代以血缘和家庭为基础的政治形态的过渡和演变,或者说,中华文明国家的初始形态是直接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血亲政治”母腹中产出的,因而中华文明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产生过像古希腊那样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或军事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在由氏族社会或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过渡之中,中华文明圈中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政治共同体,其最高政治权力的掌控和传承,都是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垄断的,尤其王权的延续,都是在这个家庭或家族的直系后代中进行的。所谓的禅让,不足为信。

  四,正是这种神秘的、内在的、经过漫长历史遗传下来的政治同构性,致使中华文明圈中的每一个政治共同体,在生存空间的对外扩张上,都具有无穷的潜力——它们的最终命运只有两个:或者在征战兼并别人中胜出争霸,或者被别人征战兼并掉而“亡国”。虽然为维护中华文明圈的秩序不断有“宗主国”胜出而号令天下,但并不能阻止这种每个政治共同体都卷入征战兼并中的历史趋势,直到最后一个胜出者消灭了所有的对手实现“一君临天下”的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

  五,那么,中华文明实体及其国家形态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惟一延续至今的古代轴心文明呢?我以为有如下几点关键因素:其一,中华文明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组织实体的巨大规模。其二,由于这个巨大宗法社会组织实体是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历史演变和族群融合中形成的,因而其产生的观念形态即文化传承及发展极为强势,极为深厚,极具同化能力,它的规模、厚度、影响力及当时的先进性都无法被外来文化轻易征服。其三,先进的农耕文明占据的历史制高点而生成的扩张和融合能力,因其体量巨大历史悠久而不可能被野蛮民族征服或消灭。其四,上千方国和数百诸侯国经过近两千年的兼并融合而形成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且统领的“天下”土地广袤,国家规模巨大,说明了其政治同构能力极其罕见,且区域性极强,这就形成定律:任何外来者即便征服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但如果它不用这块土地上传承了数千年的政治制度、统治方式和文化传统继续统治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它的政权是不可能延续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外族入侵者为什么总是被本土文化同化、皇权政体及其制度模式为什么在历次改朝换代中总是被反复重构的根本原因。

  可见,巨大的规模和体量,特殊的地理区域和地理屏障,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成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治理模式,各族群之间内在的政治本质同构和以暴力方式出现的强大的凝聚力,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社会习俗心理及人伦道德体系及其焕发出来的难以估量的融合能力和同化能力等,才是中华文明实体及其政治载体得以延续至今的“本体”、“源泉”和根本原因。

  四、今天,我们需要“经典”吗?

  吴先生此文的核心论点,就是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典”和“政教体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侯,我提出的质疑是:吴先生的这个核心论点是否能够成立?

  吴先生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现代史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三期。他认为:“如果将中华民国视为第三期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与第二共和的政教体制皆不甚稳定。中国作为如此巨大、举世无双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教体系才能稳定。从汉至清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经学即在此一时期负担了稳定政教体系的功能。如今中国文明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以‘主义’取代了经与经学,但未来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否则恐难以维系此一文明之政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那么,所谓第三期中华文明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经典体系”或“政教体系”呢?吴先生对这一个问题有诸多论述,将要点梳理如下:第一,中华文明新经典体系必须纳入代表现代性的经典,即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治与社会正义”等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如何纳入,由历史选择。第二,同时必须吸收“现代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传统型或融合型的经典”,如“康有为、后期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大家,乃至一些新儒家的学人”的经典思想。此外,传统“儒释道三家,未来都需要有人择其可传与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为中华现代经典”。第三,另外,“中国人自著的经典中宜特别注意三民主义”,因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第四,马、列、毛的社会主义经典也很重要,必须纳入中华文明新经典,因为社会主义“经典”解决了中国近现代重新立国、建国以及现代化这两个重大问题。第五,“就中华文明而言,根本性经典仍是六经与四书。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老庄和佛家,今天也当进一步吸收西学。只要凿井及泉,掌握根本义,随顺时代因革,自然能够吸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具有价值的现代与西方思想文化”。其理由是:“只有西学恐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人生的价值、意义、道德与伦理问题,以及中国许多根本性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只用西学难以解决。其次,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实无法只靠西方政治学来解决。如果不懂得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独特性,以及中国政治社会运作的方式,其实难以处理。中国当今的政治形态高度继承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政治型态,其中问题并非只依靠西方的政治学就能解决,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学问。就其大者而言,中国之为中国,依据六经、四书与诸史,首先是一个以高超的伦理与文化所抟成的国家。若其伦理与文化衰败,则危机四伏”。

  看来,吴先生的高论不过是晚清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而已,在“为用”的西学中虽然增添了“自由、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等内容,但同样规避了制度变革这个要害。

  因此,我以为,吴先生关于所谓中华文明三期文明的“经典体系”和“政教体系”的设想,如果离开了制度变革这块基石,则无论在立论上还是在学理上,都难以立足。而吴先生的这个设想的致命要害,则在于对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真相和本质的无视。这些重大历史事实如下:

  第一,由于辛亥革命试图建立的西式共和政体的失败和眼下中共一党制仍然是传统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延续和变形,吴先生就断言西方共和政体及民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统治模式因为适合国情将永久在中国延续下去,这是无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历史大趋势的错误看法。是的,像中国这样历经两千多年绝对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在现代宪政民主运动中经历一两次失败甚至多次失败并不奇怪,但总有成功的一天。因为西式宪政民主运动的核心理念有两个,一个由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以从根本上杜绝统治集团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而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不仅是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根本原因,而且是人类一切暴力行为和政治灾难的根本原因。无论中华文明的“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因统治集团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而导致的王朝更替和政治灾难,不计其数,罄竹难书。中华文明要继续发展,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融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潮流,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个是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做“人”的起码政治权利和自由,从而将人们从猪狗不如的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比如剥夺了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等于剥夺了他做人的起码权利,将他等同于猪狗。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争取自已做人的起码权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吴先生无视的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即眼下的中国,早已由农耕文明过渡到了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而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至于“党国体制”和其他类型的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尽管是人类工业文明不成熟的政治产物,但毕竟是临时的,终究要被不断觉醒的民众抛弃。而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才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正宗和主流。认为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已经跨入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但在政治生活上却依然可以停留在“内圣外王”、“君主专制”形态,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立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认为中国人的“人生的价值、意义、道德与伦理问题”和“政治形态”等“根本性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仍然必须由“六经、四书与诸史”等中华文明“根本性经典”解决,则是无视于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儒学经典之所以发挥了那么大的“教化”作用,除了统治集团的利用之外,其根本的原因,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就是宗法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各个政治等级的血亲序列和家庭生活中的血亲秩序本身就是儒学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的社会“本体”。恰恰是这个“本体”决定了儒学的屡试不爽,长久不衰,而不是相反。因此,当中国数千年宗法社会的“本体”在过渡到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进程中全面解体时,仍然津津乐道于“中国”乃依据于“六经、四书与诸史”等“高超的伦理与文化所抟成的国家。若其伦理与文化衰败,则危机四伏”,这不是食古不化吗?再重复一遍:不是“高超”的经典“抟成”中华文明的宗法社会,而是中华文明的宗法社会抟成了“经典”。宗法社会解构,附着其上的“经典”也随是解构。举一个极简单的事实:关于“孝”,在中国古代家庭和家族中有一整套礼法制度,强迫人们遵守其中的伦理道德。因此,古人对父母长辈的“孝”,是没得说的。然而,当中国进入工业文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中国古代的宗法家庭面临着全面解构和颠覆,附着其上的各类礼法制度和极端观念,也随之解构和颠覆。难道今天青年人的恋爱婚姻,还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难道今天父母去世,还需要“丁忧守制”吗?难道“卧冰求鲤”、“闻雷泣墓”式的“孝道”离今天的生活远去,真会产生什么人伦危机和社会危机吗?吴先生如此石破天惊之说,是否有点儿危言耸听?

  第四,任何人类文明都会产生自己的文化经典,这一点当然不言而喻。然而,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将某种文化经典提升为国家学说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严厉控制,那就根本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专制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当某种理论学说在整个思想界和理论界被定于一尊、并强行进行全社会的“教化”之后,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就基本歇菜了。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只有在自由竞争、平等互动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化境。吴先生也承认,正因为儒学被统治者定于一尊,中国文化才止步不前,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无缘。而吴先生痛心疾首呼吁的中国第三期文明的经典,显然是和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吴先生恐怕认为这个第三期文明的经典,仍然应该像儒家学说那样,理应被统治集团钦定为“国家学说”而统领百家,定于一尊吧!这种顽固反动的思维方式如果继续变现,其结果除了万马齐喑,只有政府一个声音在恬噪的局面外,还会有什么呢?因此,如果中国真正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那么任何执政集团被选民选上台,他都不会将某一理论学说定为国家学说。这一条将被写进宪法。因为将任何一家理论学说定为国家学说,就意味着思想禁锢和精神专制,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被囚于牢笼之中。

  第五,不错,上文所说的三条纽带是维系中国皇权时代大一统王朝国家政体稳固或长期稳固的基石,但是,这三条纽带同时也是导致大一统王朝周期性走向分裂和覆灭的根本原因。且看,高度垄断的意识形态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愚民政策,不仅因思想禁锢而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失去活力,而且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无法表达和释放而形成高压,最终引发不可逆转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所谓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因为权力的腐败而必然迅速分化,其中大部分甚或绝大部分官员堕入权力寻租或权力滥用泥潭,只有极少数精英还坚守信仰保持清廉,大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最终将王朝的根基彻底沤烂,这是王朝大厦倾覆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无所不包的行政控制,果真能将各种社会矛盾及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类矛盾、冲突捂严实吗?所谓“箍紧必炸”,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随着其腐败程度不断加剧而日益递减;另一方面,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各类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膨胀和复杂化,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越来越难,从而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力走向土崩瓦解。我们看到,中国皇权时代任何一个王朝,哪怕是长命王朝,如果将被外族入侵颠覆这一因素排除掉,那么它的自行崩溃总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不断衰减到极致的情况下形成的。而这三条纽带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到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主权国家或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倒退和反动。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禁锢和愚民政策,不仅和现代政治文明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在争取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类人的基本权利的潮流背道而驰,而且对于以知识经济科技创新为生产力主要源泉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在中国皇权时代,什么是官员们统一的政治信仰?那就是皇帝集团至高无上的政治利益,就是为皇权的合法性来源提供理论依据的全套谎言,就是皇权代代相传、万世一系的神话。而这一套东西在由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的现代宪政民主时代,则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最大政治障碍,成为一切官员由公民选举、一切官员向选民负责这一现代政治文明机制的反面教材;至于政府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大忌,是堵塞生产力活的源泉的魔掌。因此,中华实体文明要想在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继续并长久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抛弃用暴力维系一个专制政体的三条纽带,实现现代民主宪政。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果实施现代民主宪政,那么也有三条主要纽带:一条:各省或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或邦联制。二条:普选制,对各级政府官员自下而上的选举及各届各级政府的任期制。三条,全体公民拥有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只有这三条纽带,才能维系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或现代主权国家巩固稳定,长治久安。

  最后一点:我早就说过,关于中国的未来将产生什么样态的文化体系,如果靠一群自以为是的学者像化学配方那样用各种“元素”拼凑而成,那就是一个小儿办家家的笑话。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思想文化形态的产生,包括吴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家佛教等文化元素的吸收,都是那个社会肌体本身功能的产物,尽管其中包含了众多学者的努力。而学者们所有这些努力,是由社会机理的自发功能来筛选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学者应在把握社会发展的真正脉博上下功夫,并以此发见真理创造学说,而不是一厢情愿地玩化学配方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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