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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人性回归为什么是当前社会的“当务之急”?
2019-02-14 17:56:00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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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时代、国家、民族的具体道德都不可能成为衡量人性善恶或人兽之分的标准尺度,这个标准尺度只需用一句话概括,即对于人仅仅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
  颇有兴味地读完了孙立平教授关于人性的两篇短文,一篇是《扼腕长叹,那被扭曲的人性与人伦》,另一篇是《关于人性几个问题的再澄清》。两篇短文有连续性,后文是对前文的补充说明。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颇令人回味再三:“首先要说明,这里说的人性,不是说人的本性。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说法的人性,是和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泯灭人性’相对应的。因此,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不是这里所关心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弄不清什么是人性的时候,先弄清楚什么叫‘没有人性’就行了……不妨这样试一下:如果有人骂你没人性,这时候你会生气吧?这说明你理解的人性是好的,没有人性是坏的。这时候你理解的人性就是我这里讨论的人性。”孙教授这段话,引发我对三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第一,什么是人性?人性的善恶边际和人性与非人性的边际在哪里?第二,我们当前这个社会缺人性吗?缺到什么程度?第三,人性怎样才能“回归”?笔者不才,想就这三个问题谈谈看法,作为孙教授两篇短文的读后感。
 

  一、什么是人性?人性善恶边际、人性非人性边际在哪里?

  如果把人性定义为“人类才具备的、区别于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而独有的特性”的话,那么人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太博大、太丰富、太复杂、太气象万千、太变幻莫测了,恐怕一万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们也不可能把它们一一罗列清楚。但人性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大层面,一个层面是人类的生物属性,另一个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所谓生物属性,即人类区别于其他动植物所独有的生物属性,比如“食色性也”,即人类独有的饮食、性爱方式。一般而言,人性中的生物属性和动物的生物属性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人性的主要层面或起主导作用的层面则是其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才是人性和“兽性”的本质区别所在。一些高等动物的群居生活虽然也能产生低级的或原始的社会属性,但这种社会属性则仍然是由其动物性本能支配的,因而动物世界永远摆脱不了弱肉强食和互为食物链的丛林生存法则。而人类的社会属性则属于高等层面,其主要构成或本质构成是由人类组成社会的各种动物所不具备的要素组合而成,比如人类由劳动组成的高等社会关系: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劳动的管理和分配等等;再比如由人类独有的语言、文字、情感、理性、意识、思维等高等要素组合而成的人类之间交流、互动的关系和属性,等等。

  道德需求和道德生活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属性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重大事件。所谓道德,就是规制和调理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人类道德规则的不断变动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互害模式逐渐走向平等、和平、互惠甚至互爱模式的主要载体。而正是道德准则,将人性中的所有内涵甚至包括生物属性都由“善恶”这杆标尺区分开来:所谓人性之善,就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平等、互惠和互爱;所谓人性之恶,就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因极端自利而产生的互损、互害。然而,任何一个时代、民族或国家具体的道德标准,都不可能成为人性善恶之分终极的标准尺度,只能作为那个时代善恶的标准尺度。而一个时代或社会具体的道德标准由于渗杂进太多的利益尤其是统治集团的利益考量,因而其中在人性善恶问题和人性兽性问题上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现象颇多。比如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宦官制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的,因为这是保证君主王(皇)位在直系后代中传承时血统纯正的重要制度。但这样的制度恰恰超出了人性之恶的底线,进入了兽性的邪恶深渊。因为阄割是人类为了驯服禽畜为我所用的手段,把这种手段用在人的身上,就等于将宦官当禽兽看待了。

  因此,任何时代、国家、民族的具体道德都不可能成为衡量人性善恶或人兽之分的标准尺度,这个标准尺度只需用一句话概括,即对于人仅仅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这把尺度不仅是人性之恶最后的底线,而且也是人性和兽性之分的边际。那么“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是哪些呢?这个权利和自由也是有层次的。它的最底层,是生命权。即作为一个人类社会之中的“人”,他的最低权利就是其生命不得被无辜剥夺。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任意剥夺,那么和可被任意宰杀的鸡鸭猪牛又有什么区别呢?往上推进的大致还有如下层次:身体不受暴力伤害和虐待的权利;人身不受任何非法限制、羁押的自由;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人格权利,包括不受侮辱、诋毁、诽谤、中伤的名誉权、肖像权等等;个人财产不受无辜剥夺的权利;言论自由;各类思想创造和精神活动的自由;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等等。 对于这个呈金字塔型的人权分层,必须作出如下说明:第一,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人类社会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漫长过渡中,人权每达到一个分层,都代表着人类社会相应的发展阶段,都标志着人类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进步;第二,如果人权的最底层被向下突破,那么底层以上的所有分层人权,都不复存在,尤其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文明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被侵犯的仅仅局限于人权最底层以上的各个分层,则意味着两种情形:一种,被侵犯的这个分层以下的各个分层,已经受到保护;第二种,被侵犯的人权层次越高,则被侵犯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性质和程度就越轻,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保护的比例就越大;第三,对人权最底层的大面积、大规模的深度突破,一般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或野蛮时期,包括现代政治文明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但是,在人类步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并不能保证此类悲剧不会发生,尤其是大规模发生,因为或许在人类生存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人性之善肯定会不断成长壮大,但并非就此断定人性之恶或兽性之恶会相应不断地枯萎消亡。人性之恶和兽性之恶就像魔瓶放出来的魔鬼,它同样会在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的某些节点上肆虐张狂,大显身手。也就是说,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之间,人性和兽性之间,并非是严格的此长彼消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由此界定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的性质及其关系,界定人性和兽性的性质及其关系,并由这两重性质和关系中推导出人性指数的概念。所谓人性之善,其内涵即人类社会关系中和谐共处、平等互助、互惠互爱等要素,显然具有上不封顶的广阔发展空间,也是整个人类前途的希望所在;而所谓人性之恶,其内涵即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互争互斗、互损互害等负面要素,虽然会随时随地恶性膨胀,但其扩张的空间并不大,因为一旦突破“将人还作为人来对待”这根底线,就进入到“兽性之域”,所谓“人性之恶”即刻转化为“兽性之恶”了。因此,看一个时代、民族、国家的人性指数有多高,一要看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的比例如何,二要看人性和兽性的比例如何。无疑,人性之善之于人性之恶所占比例越高,人性之于兽性所占比例越高,则人性指数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当然,作为人性的“第一”指数,是看人性和兽性的比例。当人性之恶的最底线被大规模突破,尤其“人权金字塔”的最底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个人财产权被大规模践踏时,兽性与人性之比已达压倒优势,在这样的时代、国家、民族和社会中,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已经处于猪狗不如的非人状态,其人性指数已降到冰点,这样的人类社会,还不如说仍处于动物世界,甚至连动物世界都不如。因此,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标尺,在本质上就是人性指数,其他任何涂抹着浓厚理想色彩的标准,都是不作数的。

  如果说,人性兽性之比根本颠倒的最典型的表现方式,是对人的生命大规模的屠戮和践踏的话,那么这种兽性之恶大多数发生在人类的政治生活领域中。而人性指数往往在人类社会属性的三个领域中得到集中表现,形成主体架构。一是政治领域,二是物质利益领域,三是伦理道德(宗教)领域。一般而言,人类政治领域大规模屠戮和践踏有如下四种情形:一,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已的政权,对被统治者进行大规模的屠戮和生命践踏,无论被统治者反抗也好,不反抗也好,这样的对生命的屠戮和践踏都可能发生;二,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政权的残酷政治斗争或战争引发的各种类型的大屠戮大践踏;三,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因侵略、征服、吞并引发的大屠戮;四,因独裁者的暴政使大批人民死于各类人身奴役、横征暴敛和自然灾害。

  中国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因各类政治斗争和战争引发的对生命大规模的屠戮和践踏直到近现代以来,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基本上结束了这种状况。因此,应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文明在人的社会属性评价上,“人性”的水平并不高,或者“兽性”至少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始终占强势地位;更令人羞耻的是:在人性和兽性的比例中,不仅兽性占据优势地位,而且人性和兽性的这种颠倒比例,长时期处于“固化”状态。也就是说,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的推进,在一些国家、民族或政治共同体中,人的社会属性中人性和兽性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人性的比例不断增加,兽性的比例不断缩小,而人类文明水平提升的根本指标,恰恰是这种人性比例的增加不断压倒兽性比例的这种变化上,而绝不是在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上。

  支撑上述评价的证据很多,据文欢主编的《历史不忍细看》一书中《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一文披露,秦统一后中国“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就有14次,几 乎每次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争和大屠杀中,全国人口损失都达数千万人。比如秦末农民战争至西汉初建,全国原先两千多万人口损失70%,达一千四百万左右;.而三国鼎立时期,原先全国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此类大悲剧几乎贯穿于中国整个文明史过程中,实在惨绝人寰,触目惊心。

  需要补充的是,即便到了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时代,中国因“外战”和“内战”损失的人口数量也非常惊人。比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次内战包括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死亡的军民,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绝对不会少于一千万之上。不仅如此,即便到了中共建政的和平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屠杀、被迫害、被摧残致死的无辜者,至少达数百万人,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饿死达三千多万人。

  另外,衡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性指数”和“兽性指数”高低的尺度不仅要看其突破人权最底线即屠戮、践踏生命的横向规模和广度,而且要看其纵向突破的深度和残忍度。其实,在动物世界,所谓“同类相残”固然残忍,但残忍到什么程度都是由各种动物的本能决定的,比如动物之间的相互伤害和相互吞噬,通常是由它们的安全自保和食物需求的本能支配的,因而其“残忍度”大致局限在其本能的范围内。而人类是理性动物,其强烈的情感活动和仇恨情结以及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的“想像力”和“智能手段”可以将对同类的践踏、蹂躏、摧残发挥到极致,将“人性的灭绝”演绎到极致,远超出动物的暴虐、残忍百倍、千倍。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同类进行蹂躏、摧残的手段和酷刑都无所不用其极,以至在全人类的同类相残行为中都能达到“独领风骚”的地步。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灭杀》中披露的那些匪夷所思、惨不忍睹的场面:“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直到文革期间,对同类摧残的残忍度和前例相比,也只是在百步和五十步之间。比如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之残忍,实在令人不敢想像。且举一例:“……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网文《文革中遭污辱、强奸迫害致死的美女们》中披露了十多名年轻女性在文革中惨遭蹂躏的案例,仅举其中一例:“黎莲,1952年生,与李九莲情况神似。因给部队服役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而判死刑,1970年枪决时年仅18岁,还是个中学生。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来不及缝合就押往了刑场。”

  也许有人会说,像道县大屠杀和黎莲这样的案例,毕竟属于极少数,所占比例极低,你不能以偏概全,拿极少数案例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性指数”定性。这样的混账话显然大错特错了。第一,文革期间突破人性底线摧残人身和生命的案例程度不等地在各地都发生着,决不是极少数现象,仅因“言论罪”被枪决的无辜者就达十几万;第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性指数”的性质绝不是由突破人性底线“案例”所占比例决定的,而是由“木桶效应“决定的。即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人性指数的水准,是由这个国家人权综合状况这只木桶的那一块最短的木板决定的,当那块短板恰恰是突破人性底线的兽行时,那么国家的人性水准则会立即降到这一兽行的水准。因此,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制度性保障的国家,即便主政者犯下了一件突破人性底线的兽行,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它会因为主政者将这个国家的人性整体水平拉回“兽性”而引发整个社会和人民的谴责、反思、检讨和“斩草除根”、“防微杜渐”式的修正和预防。同样,在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制度保障的现代专制国家,哪怕突破人性底线的兽行只是极少数,也代表了这个国家人性指数的常规水准。因为这类兽行产生的因素得到制度的默许而随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从而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连锁效应就像希特勒主政时代的德国从“水晶之夜”到对六百万犹太人流水线式的大屠杀之间的内在逻辑一样。

  因此,在中共建国后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大规模突破人权最底线的生命践踏、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几成常态,这个时代的“人性指数”还会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