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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怎样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总体历史评价?
2019-03-14 10:06:2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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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旦知青的年龄普遍达到结婚、生子、立业这些人生选择的关键路口,将对绝大部分不能返城的知青们的终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迟早要发生大事的。这表现在云南知青返城请愿等事件上。
  拜读余杰先生《孙成民研究员要澄清什么?》一文,对余先生关于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评价深以为然。在这之前,笔者读过余先生关于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和研讨文章,深为余先生探讨知青运动的真相和历史本质的执着精神所折服。笔者对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没有专门研究,只想谈谈自己一些皮毛的想法,以求教于余杰先生和孙成民研究员。

  一、知青(城镇居民)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大实验结出的一枚苦果

  先来看看孙成民研究员在其《澄清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模糊认识》一文中的“轴心”论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看不到这一全过程,或者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这是不合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出现这种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造成的。如果用‘碎片化’的方法来割裂历史,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达到全面否定这段历史,这就值得关注了。”

  孙研究员说得不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文革自身的产物,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进行的城镇居民下放“运动”的延续,只是这个“延续”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呈现出特殊的性质和情形罢了。因此,以文革被否定作为理由来否定文革中的知青下乡运动,的确是有割裂历史之嫌,就像中国古代那位大夫就把射进伤者腿里的箭剪去露出外面的那一部分就算大功告成一样。现在要叩问的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发生的以政府行政手段实施的不同时段的大规模城镇居民下放“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究竟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运动”?它的历史性质是什么?是在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是相反?因而对它的总体历史评价,是应该基本否定,还是应该基本肯定?

  我个人以为,城镇居民下放政策的实施,实质上是中共建政不久即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实验结出的一枚苦果,由于这个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大实验本身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的,从而付出了巨大的、沉重的历史代价,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了相当一段弯路,因而对这种社会大实验从总体历史评价的角度,应该持基本否定态度。当然,不是全盘否定,其中仍然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如此,对城镇居民下放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下乡运动,其总体历史评价也须持基本否定态度。当然,由于这一措施正是缓解这个大实验屡屡造成的经济困局的无奈之举,所以也不能全盘否定。所谓基本否定,是指对这个大实验本身的致命错误进行基本否定的前提下作出的。笔者不才,简要说一下作出这个基本判断的理由。

  我们知道,在工业文明时代,一个现代工业比重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农业大国,在向工业国的过渡中会有不同的路径和模式。尽管这些路径和模式如何不同,但只要基本顺从经济自然规律和经济自然形态的发展方向,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关键“路口”的交集点和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或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和经济自然形态,超出历史条件的许可而另辟一条和另创一种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那么其进程中各个关键“路口”的交集点和基本格局,就大不相同了。而中共建政后实施的这个社会大实验超出历史条件的要害就在于:在一个现代工业经济只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传统农业大国,居然要在人为地消灭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这样的大胆设想即便对马克思本人而言,也会让他匪夷所思。因为马克思一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瓜熟蒂落”地“生长”出来,而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即使“资本主义”成分,也才刚刚“怀胎”,远未分娩,何来实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呢?

  长话短说,我们直接来看看导致城镇居民下放的经济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全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维系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被消灭。因为只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格局,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各种社会文化需求,才可能形成市场需求,社会各生产单位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商品,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才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配置,各生产单位之间、消费者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换或市场交换才可能形成;意味着几乎全部生产资料、生产、社会资源及各种生产要素,都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由于市场消费需求导向的消失,实质上掌握全部资源的“国家”像瞎子,根本不知道消费者的各类需求是什么,在哪里,其走向、重点如何,因此“国家”只能根据自己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按“计划”分配资金、生产要素和各项资源。但这种“一个盘子里切蛋糕”的经济发展模式却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由于各生产领域发展的资金、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不是由市场需求引导的,仅仅按照“国家”的主观性质的计划指令强行划分的,因而盲目性极大,各生产领域发展之间的比例失调便成为常态;另一个,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生产力增长有“内生性”,而后者基本没有。在市场体制下,当某一旺盛的消费需求导致某一生产领域迅速“扩张”时,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向这个领域转移集中的过程,就是这些生产要素和资源“内生性”增长的过程,而不是从另一个生产领域挖出一块肉,来补这一生产领域的“疮”。比如生产热销的电视机需要大量塑料,便大大刺激了塑料生产行业的发展和壮大,而塑料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由国家拿出资金和资源来进行的,而是这个行业可以从电视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才靠这杯“羹”自行壮大起来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格局下,生产力在社会消费需求的引导下,其各个“源泉”可以充分流涌出来。但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一盘蛋糕中,你切一块大一点的蛋糕给某一生产领域,那么其他生产领域所分的蛋糕就相应小一点,而各个生产领域都要发展,蛋糕远远不够分,切大切小也时常顾此失彼,这个生产领域蛋糕切小了,其生产规模和产品就不能满足消费需求,那个领域蛋糕切大了,又形成产品供过于求的浪费,生产力的内生性被牢牢束缚住,生产力的各个源泉几乎被堵死,因而所谓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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