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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江青其人
2019-04-01 16:05:24
来源:合传媒 作者: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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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6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大幅刊登毛泽东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有江青的照片。

  江青,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延安更名江青,并以此行名于世。

  一、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

  在江青曲折复杂的人生中,1931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一年她从济南来到青岛,通过她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做学员时的老师引介,做了青岛大学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时她17岁,名叫李云鹤,刚结束一场只维持了数月的短暂婚姻。在这里,她为大学校园的自由空气和新思想、新知识所吸引,不仅很快走出了婚姻失败的阴影,旁听讲课,学习写作,获益良多,更重要的是,遇见了俞启威——她人生的第一位领路人,从而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李云鹤家境寒微,很小的时候,母亲不堪家暴,领其离家出走,而失去父爱,缺少家庭温暖,在学校因家庭背景又常遭欺负和嘲笑,性格因而变得敏感而倔强,同时也学会了仇恨与反叛。

  俞启威出身名门,乃中共青岛大学地下组织负责人。虽然年青的李云鹤于革命懵懂不知,更不识共产为何物,但来自俞启威的反抗阶级压迫和谋求民族解放的共产革命学说,与她身上那种潜在的仇恨与叛逆精神和九一八事变所激发的爱国热情,一拍即合,擦出火花。情投意合的李云鹤和俞启威,很快就坠入情网而同居。作为主张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新潮青年,他们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和举行仪式,一方面是表示于传统多有不屑,另一方面李云鹤的低微出身,于俞家的大户门庭毕竟不配,难以获得俞家认同,也是一内在原因。

  在俞启威影响和引领下,李云鹤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加入左翼剧联,参与革命活动,演出进步戏剧。1933年2月,李云鹤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然而,其后不久,俞启威被捕入狱,迫使她不得不离开青岛,避走他乡,南下上海寻求新的生计和发展。

  初抵上海的李云鹤一度寄居于田汉家中。田汉为著名剧作家,“剧联”负责人,但其秘密身份乃是中共地下党文委委员。李云鹤曾出演过田汉的《湖上惨事》,知道田汉大名。但她并不知道田汉的真实身份,由于地下党为纵向单线联系,李云鹤出走青岛,没有组织证明,无法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她是以“剧联”进步青年的身份投奔田汉,田汉亦是因此而收留的李云鹤。

  初出茅庐的李云鹤并未引起田汉的特别关注,在这位中国戏剧界的盟主看来,或许李云鹤乃一有点舞台经验的普通青年女演员,并非天赋异禀,出类拔萃。当然,他还是尽了本职,将她介绍到陶行知创办的“晨更工学团”。这是一家集教育和演出为一体的面向社会的服务机构。尽管不能恢复组织关系,李云鹤依然表现进步,没有放弃努力。她一边教工农学生唱歌识字,一边参加街头演出。由于表现积极,她重被吸收为共青团员。

  今天人们将那些从外地来到北京寻讨生计和追求发展的人称为“北漂”,那么1933年初到上海的李云鹤无疑就是一位十足的“海漂”。在漂在上海的日子里,李云鹤生活拮据,居无定所,常常囊中羞涩,意态窘迫,但尽管如此,却也表现出了一位左翼激进青年应有的表现——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发传单、传递秘密读物。这些对抗政府而不无风险的行为,让她获得一种为革命求进步的精神满足。

  1934年10月底在与一名地下工作者接头时,李云鹤被警察跟踪,被捕入狱。但警方并不知晓其政治身份,作为嫌疑人,仅是从其身上搜到一本违禁读物。2个月后通过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出面证明,李云鹤得以保释出狱。

  这一段被捕经历,几十年后成为江青政治人生的一大疑点,引发各种猜测,甚至康生1975年去世之前曾抱病向周恩来揭发反映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康生为中共秘密警察首脑,临死之前向周恩来说出这番话,应有其原由和根据。国外研究者R.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记录了一种说法:根据当时资料记载和一位看守回忆,江青出狱,写过一份悔过书。如果康生所言据此,那么,江青狱中没有暴露身份,也未出卖同志,指为叛徒,言过其实。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并没有以此指控江青,可以说明问题。不过,江青虽未叛变,但出狱留有“尾巴”。在严酷的斗争年代,在严格的组织系统,这一“瑕不掩瑜”的“瑕疵”可以成为置人于政治死地的把柄,因而一直是江青埋于心中而不可告人的一块心病。

  二、毁誉交加的女明星

  经此牢狱,李云鹤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她把兴趣和精力更多地从社会活动转向了表演艺术。为此,特意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蓝苹,以此来重塑自己的形象。在主演话剧《娜拉》(1935年)中,江青正是以“蓝苹”之名一炮走红,成为沪上报端一时竞相报道的演艺明星。

  《娜拉》改编自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主要讲述娜拉的觉醒、反抗,摆脱婚姻家庭琐事羁绊,最终离家出走的过程。蓝苹凭藉朴素无华的本色演出,并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与体会,创造性地塑造了娜拉——一位“女性叛逆者”的角色。这一角色之大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女权主义在1920-30年代在中国的兴起,反映出女性束缚于家庭的传统道德受到质疑和挑战的社会思潮,而蓝苹的出色表演也让娜拉这一艺术形象一时家喻户晓。不过,人们通过娜拉,也看到了蓝苹本人的某种性格特征。当时沪上一位文艺界名人看了演出之后,如此评说:“这位年轻的明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妻子,谁要她谁倒霉。”

  如果说扮演娜拉让人们看到蓝苹性格的一个方面,那么,争演《赛金花》则显示出其好强争胜与极端性格的另一个方面。《赛金花》是夏衍1936年创作的一个国防剧本,夏衍把赛金花写成一个胆大的女英雄形象,引起戏剧界的很大关注。蓝苹表现出强烈兴趣,十分希望由她来扮演这一角色,甚至拿赛金花与自己进行比较,认为这一形象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点,由其担纲主演最合适不过。但最终这一角色被另一名竞争者王莹捷足先登。蓝苹闻讯,怫然色变,对赛金花的称许马上转为批判,指责剧本是为卖国妓女张目,是抹杀义和团作为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对竞争者更是满腹怨恨,耿耿于怀。

  与当时许多大牌明星如赵丹、金山等既活跃于舞台又亮相于银幕一样,蓝苹在舞台演出娜拉获得成功之后,也转而投身于具有更多观众和更广泛影响的电影世界。尽管当局对电影审查严格,中共领导的以表现反抗阶级压迫和唤起民族觉醒为主要内容的左翼电影力量,仍是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重要部分。而蓝苹担任重要角色或主演的有《狼山喋血记》(1936年)和《王老五》(1937年),内容均与阶级斗争和反抗相关,其中蓝苹的出色表演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而获得称赞。

  通过不断努力与进取,不出数年,蓝苹从一位籍籍无名的“海漂”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明星。不惟如此,在收获名声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

  如同众多演员一样,漂在上海的蓝苹,常常将台上演出的浪漫之情,移植于台下,演绎于现实生活,其间多属逢场作戏,过眼烟云。真正打动蓝苹,让其有过一段真情、爱恋和婚姻关系的,乃是唐纳。

  唐纳,蓝苹同庚,苏州才子,求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时,便在报刊发表大量影评、剧评而颇享名气,同时兼写剧本和客串演员,才艺兼具,风度翩翩。唐纳和蓝苹,男才女貌,情投意合,相恋不久便同居一起,时间约为1935年秋。经过两段婚姻,蓝苹对爱情与婚姻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她公开表示:“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在19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婚姻观无疑是相当前卫、激进和大胆的。如果说她与俞启威的同居,有男方家庭不允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因素在,那么,与唐纳的同居,则是对传统婚姻的抛弃与挑战。

  唐纳与其有所不同,没有那么激进前卫反传统,他倒是真心希望与蓝苹结婚的,因为这不仅对双方有所约束,也符合社会普遍的道德观念。1936年4月26日,唐纳与蓝苹、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演艺界知名情侣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集体婚礼,大律师沈钧儒主婚,郑君里司仪,沪上为之轰动,一时传为佳话。这别出心裁的婚礼是唐纳想出的主意。他想藉以与朋友一起举行婚礼的形式来表明他与蓝苹的夫妻关系。不过,蓝苹虽同意举行婚礼,但坚持不办理任何结婚手续。因此,三对新人中,惟唐纳与蓝苹没有婚书。

  看起来蓝苹似乎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只要两情相悦,爱情到了火候,所谓传统仪式、社会规范均可以弃之不顾。这符合她的叛逆与决绝性格。只不过蓝苹的爱情漂浮不定,很不稳固,或许很热烈,但是很短暂,更谈不上恒久,所爱对象也朝三暮四,常生变易。

  六和塔佳话不到两月,唐、蓝即现婚变危机。1936年5月底,蓝苹借济南探母之由,离沪北去,说好十天即归,却逾期不见归影。唐纳忧心如焚之际,忽得郑君里转来一封蓝苹从济南所寄“分手”信。唐纳当即登车北上,夜奔济南寻找蓝苹。由于寻人不遇,唐纳悲愤交加,心情绝望,乃吞药自杀,幸被发现,得以救活。蓝苹姐姐闻讯,心有愧疚,遂以实相告,说出蓝苹真实去处。

  原来,此前不久,改名黄敬的俞启威,作为北京学联代表,来沪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期间,俞启威与蓝苹有过密会。据《姚依林——百夕谈》(姚依林为当年黄敬好友)披露,蓝苹一见黄敬,旧情难舍,便随其一道离沪北行。是故,俞、蓝5月见面,引出蓝苹离家出走;蓝苹以探母为由,在济南停留数天后,通过郑君里转给唐纳这封分手信,随俞启威去了天津。

  唐、蓝爱恋期间,蓝苹没有说过其婚姻史,同居之后,唐纳才从别处得知有俞启威此人。当从蓝苹姐姐口中再次听到俞启威的名字,唐纳不啻如雷轰顶,惊得口瞪目呆。“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其实蓝苹早在同居之时就把丑话说在了前头,也难怪她不愿正式结婚,而只愿与他同居。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唐纳又悔又恨,愤笔疾书,写给郑君里一信,把蓝苹的欺骗及其去了天津与背后原由,以及对蓝苹的怨恨,全都倾泻于笔端,诉诸好友。

  但唐纳到底心肠软弱,性格懦弱,对蓝苹既恨又爱,爱恨交加,因此,当蓝苹闻讯唐纳自杀而从天津赶到济南与其相见时,唐纳也就原谅了蓝苹,在好友的劝和与陪同下,唐、蓝一道返回上海,重修旧好。

  然而,裂缝难弥。返沪不久,两人终因矛盾难以调和而分居。期间,蓝苹节外生枝,另寻新欢,与大其七岁的著名导演章泯好上。唐纳闻讯,气愤不过,投江再次自杀(被救获)。章、蓝关系也得以公开曝光。章泯乃有妻之夫,且已为人父,因蓝苹插足,被迫与发妻离婚,转与蓝苹同居。

  唐纳两度因蓝苹而自杀,章、蓝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同居,一时间沪上媒体竞相报道,蓝苹由是名声再次大噪。只不过,在媒体笔下和大众眼中,此时的蓝苹已是一名水性杨花、薄情寡义、破坏他人家庭的坏女人名声。

  面对舆论批评指责以及各种流言蜚语,蓝苹在《大公报》以《我的自白》为题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蓝苹自述与唐纳离合经过,坦承当初之所以同意结婚,乃是出于经济原因,可以得到唐纳家庭的一笔钱来偿还债务,结婚只是形式,没有婚书,两人早就没有关系;《自白》提到唐纳的花心与不忠,且动不动就闹自杀,蓝苹对此深感厌恶和愤怒,同时承认自己已另爱他人。面对高压,蓝苹表示“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并发出“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的誓言。

  《我的自白》多少让人们看到了媒体可能忽视了的另一面。在一个对女性不无偏见和压力的社会,蓝苹的发声显示出其无畏态度与倔强性格。

  但不管怎样,唐、蓝婚变和章、蓝绯闻,对蓝苹身心与声誉都是一场沉重打击,其事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就在此时,“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再度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上海文艺界在经历新的动荡、调整和重组。

  于是,1937年7月,蓝苹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上海——这座对她而言既是名利场又是伤心地的是非之城,而远走他乡。

  三、延安十年,漂亮优雅的毛夫人

  蓝苹离开繁华的上海,辗转来到偏僻贫瘠却是革命圣地的西北延安,时间为1937年8月底。在这里,她再次改名,易为江青——意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此,江青这一名字与其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社会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关联。

  初入延安的江青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如同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一样。因她有过被捕经历,加上她的党员身份认定,使得她的审查过程更为复杂和费时。不过,与江青一道进入延安的徐明清,乃江青“晨更工学团”领导,她的证明帮助解释了江青的上海经历;而来自黄敬(俞启威)的证明,也让江青恢复了党员身份。这样,江青得以通过审查,而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4月,经康生帮忙,又调入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

  国共二度合作,延安作为红色革命圣地,一时间吸引了大批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才俊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但像江青这样来自上海并有点名气的电影女演员,并不多见。因此,江青的到来,她的装束、举止、仪态,多少与长征过来的老干和着清一色灰布衣的红军战士有所不同,不免引起一点小小的关注。

  但延安和上海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仅环境条件别之天壤,生活方式和内容也截然不同。作为革命根据地,这里生活艰苦——吃小米住窑洞,组织严密——集体化军事化,与繁华而自由散漫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她学着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使自己与大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与大家一样学习政治思想,接受军事训练,参加集体劳动,排演抗日歌剧,很快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直到有一天结识毛泽东并走进他的生活。

  江青有幸,她是在进入延安的当天就见到了久闻其名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常委座谈会,江青与徐明清一道从西安赴延安,夜宿洛川。按照江青与美国历史学者维特克谈话回忆,第二天早晨她见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并与他们乘坐不同卡车进入(回到)延安。据《毛泽东年谱》,毛1937年8月30日从洛川返回延安。这是江青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至于毛泽东是否也注意到了江青,已无从考证。

  两个月后的11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演讲,江青再次见到毛泽东。《江青全传》记载,江青当晚就请教一些理论问题写给毛泽东一信,未及等到回音,便主动到了毛的住地,见了毛。数月后的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艺发表“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演讲结束,与毛已为熟稔的江青与其进行互动交谈。

  但迄至此时,江青之于毛泽东,还都只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青年对领袖人物的敬仰与崇拜,尚未及生发特殊意义的男女之情。一入延安,江青就有恋爱,且对象不止一人。晚近的一次就在鲁艺,与同事徐一新,只因徐后又恋上孙维世(并与之结婚)而分手。

  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心有灵犀与关系升华,在1938年5月或之后。维特克所著《江青同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毛泽东发现她就是蓝苹后,“给了她一张他在马列学院演讲的票。出于震惊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收下这张票,去听他演讲。”剔除江青的虚饰与夸张,这段话提供了可以考证两人关系发展的时间线索——5月是上限,因为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到了8月,江青调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意味着已然进入毛泽东生活。

  然而,毛、江结合,在党内却颇引争议。江青个人生活的混乱、不佳名声以及在上海的复杂经历,让不少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作为党的领袖爱人,江青不是合适人选。意见反映包括口头、书信和电报,“都汇集在张闻天那里。张不便将这些函电转给毛看,遂致函毛,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这封信毛读完后当场扯了,第三天就在合作社摆酒两桌,宣布结婚。”(程中原:《张闻天传》)时间为1938年11月20日。

  所谓摆酒结婚,乃是公开两人关系,止息他人非议耳。因为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仍为夫妻,虽说贺负气于1937年年底离开延安,辗转去了苏联治病,经年未归,但两人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而江青的乘虚而入,登堂入室,取而代之,在党内大多数同志眼中未免处于第三者的尴尬位置。所以,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力意志,藉由摆酒这种形式一则给江青正名,二则让反对者无由再说三道四。

  不算章泯,这是江青的第四段婚姻,除了第一次,其余每次结婚都没有正式的婚姻手续。江青在个人婚姻问题上的率性与打破常规,体现了江青作为叛逆者,对传统道德与社会规范的蔑视与颠覆,也说明江青确实不是为中国传统道德所规范的一般贤淑女性。江青在婚姻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或行为观念,无论好坏,影响仅限于个人;而几十年过后,当其登上国家政治舞台,执生死予夺大权之时,这种性格特征与行为观念,影响所及,已是整个民族国家与亿万生灵!

  作为演员,江青比一般演员不同之处或高出一筹的地方,是对政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与兴趣,她能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到政治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力量,虽然她日后的政治经历表明她并不具有宏广的政治眼光,更缺乏强大的政治能力。早在上海时期,当其他女演员在用心装扮自己以取悦于人之时,江青已认识到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魅力远没有权力重要。”(江青语)进入延安,政治已是一种生活日常。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当然就是延安的政治中心,也是权力中心。而在江青,既然现实生活存在着选择,存在着可以走进毛泽东的机会与可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敢想敢为而无所顾忌的江青毫不犹疑地抓住了这一机会,选择嫁给这位大其21岁的革命领袖。

  与俞启威、唐纳、章泯乃至徐一新均不同,毛泽东是红色割据的“山大王”,是战火中走出来的军事家、革命家,这对江青完全是别开生面的另一种吸引。如果说江青之于前者是爱,对毛泽东更多的则是敬,是敬爱,这敬爱之中同时也包含着对身份地位改变和对接近权力的渴盼与喜悦。

  当然,作为女人,江青也自有其迷魅之处,且不说她与范元甄、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美”(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她的热情活泼与大方主动,她不仅会演京戏并且能写文章,字也写得秀气,还有那来自大都市的“洋气”,所有这些因素集合一起,让孤独之中的毛泽东自是感到欢欣喜爱。不然,就不会有“冲冠一怒”撕信书,摆酒两桌宴宾客的情节。

  从一名普通的电影演员到万众瞩目的革命领袖夫人,江青一夜之间完成了身份的巨变,实现了千里迢迢投奔延安的愿望。但作为领袖夫人,江青自是无法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张闻天夫人刘英等相提并论,这些与其丈夫一道从长征走来的女同志,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因而受到广泛尊敬,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夫人。在讲究资历与资格的革命队伍,江青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在这些老革命面前,“小媳妇”的江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于是,婚后的江青做起了家庭主妇,一心照料毛泽东的起居与健康。这诚然为毛夫人的职责所在,又未尝不是组织的意图安排。生育李讷之后,江青更像是贤妻良母,不再如从前那样抛头露面,偶尔登台亮相,也是业余爱好,而非职业演出。与张扬的蓝苹相比,江青的温婉宛若换了一个人儿,似乎从其一向标榜的走出家庭的女性叛逆者退回到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贤惠角色。

  几年过后,当江青确定自己已是延安杨家岭毛氏窑洞主妇之后,重又恢复了从前的蓝苹本性。她不仅对服务于自己的身边人颐指气使,表现出盛气凌人,对毛泽东也时有任性斗气,遇有不如己意便发泄不满,甚至当着人面公开与毛争吵。

  但尽管如此,尽管江青时有任性使气,也还大都限于私人范域和家庭事务,是夫妻就难免矛盾与争执。在对外方面,在待人接物上,江青所表现出的仍不失一位现代都市女性的大方、雅致和得体,因而颇得外人好评。

  “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来看,她的感情都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一位有吸引力的女人,她的举手投足带有一个女演员应有的优雅。”“不是美人,但很迷人”,“看起来比大都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要漂亮优雅得多。”一些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员如此评说江青。

  在这些评论中,一位常驻延安的苏联记者的观察别具一格,在日记中他这样记下自己对江青的独到看法:“她精明、有野心,但是能够藏而不露。”“江青机智而不动声色地督促其丈夫去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家务事毫不相干。”这一观察可谓犀利而深刻,具有本质性。

  从1937年进入延安到1947年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退出延安转战西北,江青在延安正好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