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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军:中国传统与当代文武关系模式比较
2018-12-30 08:59:43
来源:合传媒 作者:李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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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文官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成为大多数政治体的选择,形成了“以文驭武”的文武关系模式,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模式也不例外。

  (编者注:本文首刊于2016年10月。李月军,政治研究者。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是当代政治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之一,政治学中的文武关系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使其在提供以国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的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到政治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说,以文官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成为大多数政治体的选择,形成了“以文驭武”的文武关系模式,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模式也不例外。不过,这种传统文武关系存在军队私专性强而公共性弱、文武倒置等难以克服的问题,是导致政治体系不稳定和政权更替的直接因素之一。随着近代[1]中国从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传统文武关系模式失效,以政党控制军队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文武关系模式得以建立。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历史比较和结构功能理论,并辅之以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上述两种文武关系的特征及二者之间的传承性与变异性,进一步解析导致传承与变异的若干因素与机制。

一、传统与当代文武关系可比较性与适用方法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比较方法这一术语的标准含义“是仅对少量案例进行系统分析的方法”。在案例选择上,“除了横跨地理单元的比较外,亦可在相同一个政治单位内进行跨时间比较。……跨时间研究法着眼于个别单元中的变量在不同时段中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同一政治单位内进行跨时间比较能够避免政治或文明体系之间因不同地理空间产生的差异因素给比较研究带来的不便,同时更加容易观察比较对象历时的延续性与变异性。本文选择的比较对象是中国传统与当代文武关系,属于同一地理空间政治中的跨时间(历时/历史)比较,在操作上它们具有可比性,而中国文明与政治的连续性,更便于我们从大历史角度对二者进行观察与比较。

  就具体方法而言,本文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一般来说,“比较研究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来展开:统计的、实验的以及定性的/历史的方法”,其中,定量与统计分析的优势在于解释已经存在的关系,但在解释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支撑动力方面存在不足。打比方说,定量分析能说明发动机失灵与飞机失事之间存在很大关联性,但不能告诉我们准确的原因。本文选取的比较对象属于同一政治地理空间中不同时段的文武关系模式,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与变异性很难用定量与统计方法来展示。而比较方法倾向于重视演绎性理解(interpretation)与背景(context),这部分地意味着比较方法一开始就假定“历史是重要的”,而历史重要……包括准确说明历史过程与实践,比如,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对决策制定、事件展开、权力斗争所处的当前环境的影响与塑造作用。换言之,这意味着要解释过去与当下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连续性。本文比较研究的目的恰恰是要说明两种文武关系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延续性(关联性)与变异性,因而更适合用背景叙事与演绎性解释的方法。

  就历史比较法而言,本文尝试着眼于宏观,把两种文武关系模式放在长时段中研究,观察分析二者的关联性与变异性。“长时段”概念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他把“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événements),或是分别对应着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其中微观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是一种“喧嚷一时的新闻”事件,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对短时段的研究尽管可能非常详实可靠,也只是类似于摄影过程中的一个“快照点”,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像剃须刀那么薄。相比之下,长时段可以冲刷掉这些“不重要的”繁复混乱的微观事件,凸显和展示社会政治宏观结构的存在,这些结构是在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深刻而长期不变的因素,支配着长时段的种种问题,决定着事物发展的“长时段”规律。相应地,“要理解和探索这些基本结构,人们就得以一种挥霍的方式研究巨大的时间段”。不过布罗代尔也指出了其不利或危险之处,“它使人沉溺于更加图像化的某些历史哲学的概括中,而不再去探索和证实”。如果仅限于长时段研究,忽视或放弃忽视中时段和短时段内的重大事件如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行动细节,没有重大事件与具体的人物,历史结构的变迁就没有动力、主体与过程;没有短时段内的细节行动,长时段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毕竟无数短时段才构成了长时段,细节与重大事件变迁的过程中,体现出结构的存在与变迁。近年来,国内历史研究中“微观史”日隆,“碎片化”趋势显著,具体到文武关系研究来说,对某个朝代或历史阶段(短时段)的文武关系分析较多,对长时段内的文武关系研究很少,宏观比较研究更是罕见。这些微观史和短时段研究在丰富历史细节、发现历史突变与剧变的同时,却容易漠视潜存于剧变表层下的历史深层结构,不易察觉历史的“渐变”和“不变”。因此,本文以长时段观察为主,同时以短时段微观文武关系的文献为基础,使对传统与当代中国文武关系的比较研究既能透视出宏观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延续性与变异性,又能具有比较坚实的微观基础。

  当然,以短时段、中时段及相应的微观、中观研究为基础,只是必要的第一步,“并不是比较分析的根本”,因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述,就永远不会真正深入进行比较分析,也不可能告诉别人任何关于政治现象的意义或洞见”。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导致两种文武关系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延续性与变异性的若干原因或机制,超越描述性比较,揭示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本文尝试从长时段观察,把结构带回到(bring structure back in)对传统与当代中国文武关系模式的描述、分析、比较中,运用结构-功能理论,为前述问题提供部分可能的答案。

  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但并没有揭示支配长时段的结构是如何发挥支配功能的,而这一问题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所致力解决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宏观理论,认为仅仅或主要从个体属性或单个行动者行为,不足以理解或解释社会现象,而必须研究“构成某种体系各部分之间的诸多网络、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关系”[2],这一理论特别强调特定的结构会发生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需求也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构,构成结构与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一致、均衡和渐进性变迁。[3]

  如果说布罗代尔是从历史纵向流变角度观察文明的深层结构,那么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则从横向切面角度分析整体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二者所指称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前者更加抽象,主要是某种文明中恒久不易改变的实在[4];而后者相当具体,指某种社会或组织结构。不过二者也并非没有相通或重叠之处,例如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布罗代尔就将世界各地的农作物与当地的社会结构、历史演变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所要比较的传统与当代中国文武关系属于二者的重叠交叉部分,既是一直延续而来的中华文明体的一个纵向复线流变的组成部分,是其深层结构之一;又是具体的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结构的次级结构,本身也具有相应的功能,其功能需求与结构形成之间存在紧密而强大的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两个层面的结构主义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对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它过度侧重宏观静态层面分析结构与系统及其稳定性,这虽然是其优势所在,但缺乏微观和中观基础,也没有为变迁留下足够的空间,忽视了结构、系统中的矛盾与冲突,无助于分析或预测变迁,无助于解释政治发展为什么发生、怎么样发生和在哪个方向上发生等议题。不过,结构功能主义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有助力于本文的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大历史角度和结构、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角度,分析不同文武关系模式的各自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延续性、各自结构上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实际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全排斥行为与变迁。社会结构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这说明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构“对社会过程和重复性既有行为施加限制”,结构的再生产也需要人们做出行动。在决定性历史时刻,政治能力(包括组织、意志和意识形态)对实施或改变结构情势来说是必要的。对既定情势与(要做什么的)观念的知识评估在政治中非常关键。同时,结构本质上会产生矛盾与社会紧张,“从而开启社会运动与意识形态变迁的可能”。特别是在比较政治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大多持历史视角,认为结构本身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变化或转变成非常不同的东西。换言之,结构及其必需的具体关系是能够而且的确是变迁的,这与理解结构变迁为何发生、如何发生都非常重要。结构功能主义的变迁性有助于本文在历史流变中分析两种文武关系模式之间的关联、差异与变迁。尽管如此,上述批判还是提醒我们在比较分析两种文武关系模式时,需要辅之以相关个体的观念、行动来观察文武关系的运行规则、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这与前述从中时段、短时段微观史实中比较文武关系是相通的。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文明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实例,而不应仅仅依赖任何文明理论。”

  总之,本研究主题属于比较政治学中的跨时纵向比较,具有可比较性,适合用长时段、结构功能主义,辅之以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文武关系的前提是把“文”与“武”区分开来,因为军队是一个社会的亚系统,从属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政治领域把军事组织/权力与政治组织/权力区分开来[5],便于观察狭义上的文武关系,即主要(但不仅仅)指军队(主要是军官阶层)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武装力量与合法建立的国家公共权威机构之间所存在的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在社会领域,则把军事组织/权力与经济组织/权力、文化(意识形态)组织/权力区分开来,便于观察广义上的文武关系,即社会与军队之间的物质、人力、文化资源的生产、提取、交换等关系,以及“一般公众和武装力量成员相互间的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下文中,我们从上述两个层面,来分析比较中国传统与当代文武关系模式的各自特征,并初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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