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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循环”的信号
2020-07-24 17:32:07
来源:维舟(微信公号) 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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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内循环”的强调,所释放的信号至少有三点:对外部环境的判断较为悲观;依靠自身为主,自力更生,从以往的“与世界接轨”立场后撤,转向“脱钩”;注重内部的整合,以应对外部挑战。

 

  “内循环”一词,近日来频繁见诸媒体。这无疑是因为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最高指示:“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利好解读,诸如《打通内循环》、《市场温和放量展强韧性,内循环成市场核心》之类的标题不时可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的一篇时评甚至看标题都能闻到那种亢奋的硝烟味:《打响中国经济内循环人民战争》。

  这其实并不是刚出现的提法。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已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曾在中美贸易战中作为中方代表的副总理刘鹤明确提出:“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当然,确切地说,这里都没有只谈“内循环”,而是“双循环”,只不过要求“相互促进”的同时,“以内循环为主”。但这已足够引发震撼,尤其是日前的发言中还谈到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内循环经济表现优秀”的国家,这自然不能不让人产生诸多联想。

  何谓“内循环经济”?一言以蔽之,这大体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更多依靠内部驱动,而不依赖国际市场。就此而言,对“内循环”的强调,所释放的信号至少有如下三点:对外部环境的判断较为悲观;依靠自身为主,自力更生,从以往狂热的“与世界接轨”立场后撤,转向“脱钩”;注重内部的整合,以应对外部挑战。

  

 

  很自然地,这让很多人感到更深的失望乃至绝望,“内循环”看起来像是“闭关锁国”的委婉语,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表明未来形势更不容乐观,似乎我们都将成为“改开遗民”了。很多人还经历过那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记忆。

  但我也怀疑,这并不只是主政者一时愚蠢的开倒车,而是一种深植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孤立主义倾向。事实是,早在今年政治风向转变之前,这几年的国内互联网巨头就都在谈论“闭环营销”,去年底以来最热门的话题则是所谓“私域流量”,这都倾向于打造一个垄断、封闭、自己能全面掌控而不假外求的圈子——只不过以前更注重的是垄断取利,而现在则更注重圈地抵抗风险。

  也正因此,这些年来微信公众号、微博、百家号,都纷纷禁止外链,用户变得只能转发、分享这个平台上的内容。作为搜索引擎,百度本来最需要一个开放的网络环境,但它却也是中国“局域网”的最大获利者,最终连它也意识到,竞争对手的“反介入”策略,到最后如果百度不生产自己的内容、培植自有资源,将陷入险境。“私域流量”的概念之所以成了热门,说到底就是在市场环境恶化时,企业发现外部开放共享的资源都靠不住,而自己圈起来的自有资源才能得心应手,予取予求,指望靠这来撑过寒冬。

  为什么连互联网这样最前沿、新兴,按说也最应当拥抱开放、联网思维的领域,在中国市场竞争演化的结果竟然不是走向开放、合作、共赢,而变成彼此圈地自利,各自靠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里割韭菜?

  我以前曾说过,这是一种“闭环思维”,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其设计的目的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下,让人即便面临极其不利的条件也没得选择、无法逃脱。现在可以增加一点:这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市场竞争,实际上是抗拒市场竞争,那个自己无法掌握的、动态多变的外部市场,对身处其中的主体而言意味着不可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使它为了追求安全感而更加紧坚壁清野式的囤积。

  

 

  虽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经常标榜“开放的中国”,并乐于将“开放”与“强盛”划等号,而“封闭”则与“落后”并列,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其顽强的传统,注重在封闭的结构下实施完全的控制,尤其当外部风险不可控的时代,更近乎本能地对外挖沟筑墙。南北朝时的坞壁、闽南的土楼、广东的碉楼、淮北的村落土围,都可说是对战乱频发的外部环境的建筑学反应。

  王铭铭在《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中曾谈到,“在不同时代,儒学体系总是兼有开放与封闭的两种取向”,这一思想性格的两面可以随时势而有所取舍,此消彼长。因此,宋元时代的泉州士子即便也有反对外来文化,但客观上却无法将之排除,这奠定了当时泉州的繁荣与文化多元;然而,此时已渐渐兴起的“内圣之学”到明代终于成为官方主流,朝廷和上层精英以正统的名义,“推行一种国家一体化的思想文化改造模式”,“进而延伸朝廷正统的支配”。

  以此为开端,泉州港市逐渐式微。原先对边陲地区的政治宽容逐渐萎缩,代之以一种崇尚秩序、排斥社会差异的生活方式,这种正统观念使人在处理对外关系的“夷夏之辨”问题上采取了对立的极端化态度,使原先一度存在的文化多元面貌遭受毁坏而面目全非。以此换来的,则是世界主义的泉州被完全嵌入国家正统秩序之中,将当地百姓改造成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同质性臣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看起来通过排斥“夷狄”,强化了中国的优越感,但到头来,这种自我固守的本土主义观念“把中国分离于世界之外,为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在后几个世纪的膨胀消除了一个本可能存在的障碍”。

  经济学家王亚南曾说过,中国自古一统天下的权力集中,可以消除内部壁垒,便利商业流通设施,减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拓展市场空间,但矛盾的是,“统一政治权力固然会在交通、市场、税制、货币诸方面便利商业,但那种政治力量集中在专制者手中,也极可能在这些方面打击商业”。在此值得补充的是,对中国历来的国家权力而言,经济是服从于政治的,而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文化多元、世界主义这些在今天看来值得褒扬的存在,在本质上都隐含着离心力。

  在全球化时代,商品、人员、资本、思想的流动,冲击着不同的边界,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模糊起来,至少是可渗透的。但它在让一些人在开放中收获良多的同时,也让另一些人感受到威胁——有时这甚至是同一群人。从权力政治的视角而言,对外开放也意味着自己有求于人乃至受制于人,被置于屈从的地位,这在被人卡住脖子的时候,想必尤为痛切。

  我不清楚未来的走向会如何,但本能地怀疑中国能走向完全封闭——即便这在技术上做得到,对自己也没好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即便以中国之大,那种完全“自力更生”的“内循环”,到头来只能是一个“死循环”。到头来,还是会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被迫再度转向。

  当然,任何一个大国其实最终都要靠内部市场驱动,不可能像小国那样依赖外部,不带贬义地说,美国也可说是“内循环经济为主”。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这个“度”在哪里,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现实:如果真要实现自主研发、内部驱动,那应该做的不是不断地加大力度管制、收紧,相反,倒应该向下放权,释放民间活力,极大地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这样才能带来“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现在,这些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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